很久之前看到庆山在微博上给予读者的提问一些自己的见解，阅读过一些回答，与一些提问或者回答共情。后来她花了很多时间将微博上的提问与回答整理成册并且出版，书名就叫《心的千问》。

她说，这是她和读者共同组成的。“大家因为理解、关怀、信任与爱，在一千问中汇合。”
直到这个月，我才将这本书买回来，现在只是阅读了大约三分之一。

我非常认同书中的某些回答，觉得合情合理，但是其中一些问题，她好像并没有给出回答，而是用文字营造了一种很高深的境界，但询问那些问题的人，或许本身就和她所描述的境界相距较远。只是给出一个目标，没有提供解决办法。我不知道这种回答是否真的有意义。

但是，我也不否认也许是我的原因，因为年纪轻、阅历少、智慧浅，所以无法理解那些文字里隐含的智慧和指示，或许多年之后我再重新读，就会有所理解。

上中学时，我不关注娱乐八卦，不使用微博，喜欢疼痛文学，比较多地阅读夏七夕、独木舟、淡蓝蓝蓝、投我木瓜，经常攒下零用钱购买杂志和小说。但我对那些写作者的了解，只来源于她们的文字和故事，从来没有刻意搜索她们的社交账号，不关注她们的生活，不试图与她们建立实实在在的联系。

在夏七夕的故事里，经常会提到一个叫做安妮宝贝的作者，于是在网上找到安妮宝贝的几篇短篇小说来读，读的第一个故事叫《杀》。我至今不知道该如何描述阅读那个故事的感觉，恐惧？震撼？或许都不够准确。一定不仅仅是因为情节的暴力和血腥，我小学的时候就阅读过一本叫做《悚族》的恐怖杂志，连续阅读了好几期，也不会有阅读《杀》时的感觉。

那个故事非常简短，但我却读了很长时间，一边逐字逐句地读，一边震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连双手都在颤抖。之后好多天，我没有再阅读任何书籍或故事。整日郁郁寡欢，有朋友关心来询问，我也只说太可怕了，这个作者太可怕了。这样着了魔一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渐渐淡忘那种感觉，只是一直没有忘记那个故事，和那个叫安妮宝贝的作者。

后来在班级的图书角偶然看见一本绿色封面的书，书名叫《莲花》，看见书脊上作者的名字，觉得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应该已经有了比之前更大的承受能力。

《莲花》我读了两个月，非常缓慢的一次阅读，自此深深为苏内河着迷，连带着也重新对安妮宝贝感兴趣，当然她如今已经改名为庆山。
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使用微博，关注的第一个人就是庆山，她经常在微博上分享一些生活碎片、所思所想以及正在阅读的书籍片段，会和读者互动，回答读者的提问，给出自己的经验见解和指导，也会举办读者见面会，好像和读者的距离并不遥远。这是我阅读《心的千问》之前的错觉。

在千问集中，我明显感觉到她对人的疏离，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她，只是她想让读者看到的那一部分。有人问一些关于她自身的问题，比如她近期的困惑和疑问，比如她为何最终选择了写作这条路，她给出的回答理性客观，但真正涉及到自己的信息，却少之又少。

我并不觉得她这种理性的疏离有何不妥，相反我也非常想要拥有这样的理性。我已经知道我的一生中会遇见许多人，与许多人成为朋友，但能够真正抵达我心底的人，却少之又少。大部分的友谊都是阶段性的，如果能拥有一个长久陪伴共同成长的朋友，那无疑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有一段时间，我写过一些简短的小故事，每个故事只有两三千字，把它们发表在社交平台上。之后有相识的朋友阅读了这些故事，开始揣测我的心理状况，认为我是否与我故事里的人物一样，或者认为那本身就是我身上发生过的事，对我施与关心和安慰。为此我又专门在社交平台做了解释，我写的故事，来源于一部分的生活经验，以及某些时刻的思考，故事里的人物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尽管他们来源于我，但并不是我，不能完全代表我。阅读故事就好，不必阅读我。

后来有朋友不听劝，以为读过我一些零碎的文字记录就足够了解我，试图凭借一己之力改变我甚至救赎我，让我觉得非常反感。于是果断疏远这样的朋友。

《心的千问》我会继续读下去，一些暂时难以接受的观点暂且搁置，但一些与我目前的生活状况相称的解答和指导，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甚至会有顿悟，这是非常珍贵的时刻。

《寻获与失落》是勒古恩中篇的首度结集与整体性回顾，汇集十三部中篇，囊括五种世界观，由此可纵览勒古恩写作全景。
其中，《比帝国还要辽阔，还要缓慢》《赛格里纪事》《另一个故事，或<内海渔夫>》《宽恕日》《族民之子》《一名女性的解放》《古乐与女奴》属于“海恩宇宙”世界观；《寻查师》《高沼上》《蜻蜓》属于“地海传奇”世界观（部分专有名词的译法参考自蔡美玲、段宗忱译“地海传奇”系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水牛城女孩，今晚相约吧》《赫恩家的人们》与《失落的诸乐园》则分属三个不同的世界观。
该合集中的作品6次提名雨果奖，4次提名星云奖，3次提名世界奇幻奖，12次入围轨迹奖。其中《水牛城女孩，今晚相约吧》获雨果奖和世界奇幻奖；《宽恕日》《寻查师》获轨迹奖；《赛格里纪事》获否则奖；《一名女性的解放》获阿西莫夫读者选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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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十五岁的时候，音乐以简谱的方式迷惑了我，到我三十三岁那一年，音乐真的来到了。

我心想：是生活给了我音乐。生活首先要求我给自己买了一套音响，那是在1993年的冬天，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缺少一套音响，随后我感到应该有。几天以后，我就将自己组合的音响搬回家。那是由美国的音箱和英国的功放以及飞利浦的CD机组织起来的，卡座是日本的，这套像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音响就这样进驻了我的生活。

接着，CD唱片源源不断地来到了，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我买进了差不多有四百张的CD。我的朋友朱伟是我购买CD的指导老师，那时候他刚离开《人民文学》，去三联书店主编的《爱乐》杂志，他几乎熟悉北京所有的唱片商店，而且精通唱片的品质。

我最早买下的二十来张CD就是他的作为，那是在北新桥的一家唱片店，他沿着柜台走过去，察看着版本不同的CD，我跟在他的身后，他不断地从柜子上抽出CD递给我，走了一圈后，他回头看看我手里捧着的一堆CD，问我：“今天差不多了吧？”我说：“差不多了。”然后，我就去付了钱。

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迅猛地热爱上了音乐，本来我只是想附庸风雅，让音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然后在朋友们谈论马勒的时候，我也可以凑上去议论一下肖邦，或者用那些模棱两可的词语说上几句卡拉扬。

然而音乐一下子就让我感受到了爱的力量，像炽热的阳光和凉爽的月光，或者像暴风雨似的来到了我的内心，我再一次发现人的内心其实总是敞开着的，如同敞开的土地，愿意接受阳光和月光的照耀，愿意接受风雪的降临，接受一切所能抵达的事物，让它们都渗透进来，而且消化它们。

我那维和部队式的音响最先接待的客人，是由古尔德演奏的巴赫的《英国组曲》，然后是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的《夜曲》，接下来是交响乐了，我听了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海顿和马勒之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我以前不知道的人——布鲁克纳，这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第七交响曲》，我后来想起来是那天朱伟在北新桥的唱片店拿给我的，当时我手里拿了一堆的CD，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张，结果布鲁克纳突然出现了，史诗般叙述中巨大的弦乐深深感动了我，尤其是第二乐章，使用了瓦格纳大号乐句的那个乐章，我听到了庄严缓慢的内心的力量，听到了一个时代倒下去的声音。布鲁克纳在写作这一乐章的时候，瓦格纳去世了。我可以想象当时的布鲁克纳正在经历着什么，就像那个时代的音乐正在经历的一样，为失去了瓦格纳而百感交集。

然后我发现了巴托克，发现了还有旋律如此丰富、节奏如此迷人的弦乐四重奏，匈牙利美妙的民歌在他的弦乐四重奏里跳跃地出现，又跳跃地消失，时常以半个乐句的方式完成其使命，民歌在最现代的旋律里欲言又止，激动人心。

巴托克之后，我认识了梅西安，那是在西单的一家小小的唱片店里，是一个年纪比我大，我们都叫他小魏的人拿给了我，他给了我《图伦加利拉交响曲》，他是从里面拿出来的，告诉我这个叫梅西安的法国人有多棒，我怀疑地看着他，没有买下。

过了一些日子我再去小魏的唱片店时，他再次从里面拿出了梅西安。就这样，我聆听并且拥有了《图伦加利拉交响曲》，这部将破坏和创造，死亡和生命，还有爱情熔于一炉的作品让我浑身发抖，直到现在我只要想起来这部作品，仍然会有激动的感觉。

不久之后，波兰人希曼诺夫斯基给我带来了《圣母悼歌》，我的激动再次被拉长了。有时候，我仿佛会看到1905年的柏林，希曼诺夫斯基与另外三个波兰人组建了“波兰青年音乐协会”，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协会，在贫穷和伤心的异国他乡，音乐成为了壁炉里的火焰，温暖着他们。

音乐的历史深不可测，如同无边无际的深渊，只有去聆听，才能知道它的丰厚，才会意识到它的边界是不存在的。在那些已经家喻户晓的作者和作品的后面，存在着星空一样浩瀚的旋律和节奏，等待着我们去和它们相遇，让我们意识到在那些最响亮的名字的后面，还有一些害羞的和伤感的名字，这些名字所代表的音乐同样经久不衰。

然后，音乐开始影响我的写作了，确切的说法是我注意到了音乐的叙述，我开始思考巴托克的方法和梅西安的方法，在他们的作品里，我可以更为直接地去理解艺术的民间性和现代性，接着一路向前，抵达时间的深处，路过贝多芬和莫扎特，路过亨德尔和蒙特威尔第，来到了巴赫的门口。

从巴赫开始，我的理解又走了回来。然后就会意识到巴托克和梅西安独特品质的历史来源，事实上从巴赫就已经开始了，这位巴洛克时代的管风琴大师其实就是一位游吟诗人，他来往于宫廷、教堂和乡间，于是他的内心逐渐地和生活一样宽广，他的写作指向了音乐深处，其实也就指向了过去、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