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煞有吉凶，影响各不同。吉者，曰星曰神；凶者，曰杀曰煞。遇吉则更吉，遇凶则更凶。但是，吉星之为吉，必具备“吉”之条件，否则，吉亦不显，凶煞亦然。神煞之论断，是命理运气论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在命理运气论断基础五行衰旺衡偏前提下的一个辅助论断的重要参照。而七杀格和食神格的母子会受影响吗？
什么是七杀格
七杀格是偏官格中的另一种称呼，我们可以统称为偏官七杀格。古代汉族选择家、星命家认为是极凶之煞。
名称虽凶，实则有制有化可转凶为吉。有大成就之贵，七杀居多数，因为七杀格的现象是有冲劲、有毅力、有抱负、有勇气。
当月令为偏官且透出天干时，定为偏官格。所谓偏官，就是七煞有制的称谓。如果八字中同时出现偏印、偏财，身煞平衡，就是大富大贵的命。
如果七煞被制过头，或者八字中官煞混杂，那就退职离官，如遇煞旺身弱，多致凶死。又如身弱行运进入煞乡，也主不死而穷。
什么是食神格
所谓食神格就是月令（月支）本气为食神，四柱天干又有食神透出，即可称为食神格。如日主为甲木，月令为巳，巳之本气“丙”为日主之食神，四柱天干中又见丙，即为食神格。
如果月令或月支为食神的话，那么四柱八字内见十神中的财星，为食神生财格，格局纯正。若四柱透煞，也就是七杀，则食神制煞为用，也叫食神制杀，忌财党煞，故以无财为美。
若煞旺而透印，则弃食就煞，也就弃命从杀，以印化杀为用。但弃食就煞者，虽月令食神，不再以食神格论矣。四柱若见枭印夺食，则弃食就煞为真，斯亦格之成也。
七杀格和食神格的母子会受影响吗
其实七杀格和食神格的组合是很好的，因为八字中的七杀，有很强的攻击性，有小人之性，必须制服或者化解。
七杀制服化解得宜，最容易成就大富大贵，制服七杀首选食神，食神制七杀，是纯粹意义上的“制服”,就是以力量压制住，故食神制杀的人，一般没有太多的心眼，都是直肠子。
由于七杀是暴力之星，崇尚武力，好斗。而食神是利益之星，比较固执，不够灵活变通，有时甚至自以为是，加上食神与七杀要么都为阳性，要么都为阴性，同性组合，制服力量是很大。
但缺乏和谐性，所以食神制杀的格局，如果阳明之气足，阴寒之象不重的话，就容易发武贵。
反之，如果阳明之气不足，阴寒之象过重的话，就容易成为势利小人，做事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人残暴，甚至成为一方恶霸。
什么是七杀格
七杀格是偏官格中的另一种称呼，我们可以统称为偏官七杀格。古代汉族选择家、星命家认为是极凶之煞。
名称虽凶，实则有制有化可转凶为吉。有大成就之贵，七杀居多数，因为七杀格的现象是有冲劲、有毅力、有抱负、有勇气。
当月令为偏官且透出天干时，定为偏官格。所谓偏官，就是七煞有制的称谓。如果八字中同时出现偏印、偏财，身煞平衡，就是大富大贵的命。
如果七煞被制过头，或者八字中官煞混杂，那就退职离官，如遇煞旺身弱，多致凶死。又如身弱行运进入煞乡，也主不死而穷。
什么是食神格
所谓食神格就是月令（月支）本气为食神，四柱天干又有食神透出，即可称为食神格。如日主为甲木，月令为巳，巳之本气“丙”为日主之食神，四柱天干中又见丙，即为食神格。
如果月令或月支为食神的话，那么四柱八字内见十神中的财星，为食神生财格，格局纯正。若四柱透煞，也就是七杀，则食神制煞为用，也叫食神制杀，忌财党煞，故以无财为美。
若煞旺而透印，则弃食就煞，也就弃命从杀，以印化杀为用。但弃食就煞者，虽月令食神，不再以食神格论矣。四柱若见枭印夺食，则弃食就煞为真，斯亦格之成也。
七杀格和食神格的母子会受影响吗
其实七杀格和食神格的组合是很好的，因为八字中的七杀，有很强的攻击性，有小人之性，必须制服或者化解。
七杀制服化解得宜，最容易成就大富大贵，制服七杀首选食神，食神制七杀，是纯粹意义上的“制服”,就是以力量压制住，故食神制杀的人，一般没有太多的心眼，都是直肠子。
由于七杀是暴力之星，崇尚武力，好斗。而食神是利益之星，比较固执，不够灵活变通，有时甚至自以为是，加上食神与七杀要么都为阳性，要么都为阴性，同性组合，制服力量是很大。
但缺乏和谐性，所以食神制杀的格局，如果阳明之气足，阴寒之象不重的话，就容易发武贵。
反之，如果阳明之气不足，阴寒之象过重的话，就容易成为势利小人，做事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人残暴，甚至成为一方恶霸。
#南京美食[超话]#
江花谙（雨花客厅店）
人均几十！吃到正宗江浙菜
1️⃣烤鸭皮脆而不腻 肉质紧实 非常入味 一整只烤鸭应该是78
2️⃣毛血旺 好家伙 超级大份 料多 真材实料看得到 40多 可以说很划算了
3️⃣粉丝煲里边看得到的海鲜在里面 20多一份
4️⃣土豆丝必须要夸一夸了！9元一份 而且分量很大一盘 酸辣可口 超下饭！
5️⃣红烧肉 肥而不腻 软软糯糯 入口即化 肥瘦相间 配上虎皮鹌鹑蛋
6️⃣宋嫂鱼羹 一盅9元（美团有时秒杀2.5即可买到）适合老人小孩 口感细腻 真的有鱼肉在里面 还有鸡蛋碎 木耳等
Ps：这家是连锁店 去吃过别的店 味道都不如雨花客厅店 好吃 自行慎重选择[奥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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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家是连锁店 去吃过别的店 味道都不如雨花客厅店 好吃 自行慎重选择[奥特曼]
【“党参”纷争三百年（四）】#㤁惪亝药学札记#
——五加科人参派与桔梗科党参派争论述评及古典人参再考证
作者： 汤一笑
【有琴注:附图1-3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人葠(参）花图》，里面的盆栽人参显然是五加科植物。而题款云“热河产人葠，虽不及辽左，枝叶皆同，命画者图绘，因戏作七言截句记之：旧传补气为神草，近日庸医悮地精。五叶五枝含洛数，何斟当用在权衡。”热河，即今河北、辽宁和内蒙交界地带，在康熙年间尚能采集到人参，并作为盆栽，可见其五加科人参分布的广泛，而区区两百年至今，晋冀已经不见野生，又怎么能轻易说千余年前的上党没有人参呢？同时，热河人参已经被认为不如辽东所产者佳，那么汉代上党人参药效也未必就如现在辽东野山参力大，《伤寒论》用人参量大，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二、袁俊贤先生认为，党参是上党地区传统人参存续的可能性大。上党人参易名“党参”是清政府《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所致。
始编于乾隆八年（1743）的《四部丛刊•大清一统志》有如下一段文字说明：“又府志产人参，考郡故上党也，盖今所称党参者。地气既殊，质味并薄，不堪与神区灵草同名，通志不载为是。”这里“府志”指的是《潞安府志》，“神区灵草”是指清廷龙兴之地长白山的人参。这一史料是明确说上党人参就是“今所称党参者”。对于这一史料，五加科人参派孙文采先生斥之为清廷不顾人民用药传统的民族偏见。而袁俊贤先生则认为这就是上党人参正式更名为党参的依据和史实。
认为《大清一统志》的所谓“批文”直接导致上党人参更名“党参”，其实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党参”之名，在《大清一统志》之前的1726年《潞安府志》中已经正式改称，其卷八物产篇药之属71味药物，“党参”列为首位，并有注释：“古有人参……今所出惟党参，然亦不能多得也。”说明1726年《潞安府志》的编著者认为这种药材并非古典人参。而是另一种东西。《大清一统志》说上党人参就是党参，而《潞安府志》则认为党参不是人参，孰是孰非？按理应该是《潞安府志》可靠些，毕竟编著者是本地人。当然，也不排除《潞安府志》编著者不明党参来历的可能。另有一点基本可以确定，即桔梗科党参不可能是明人所谓“紫大稍扁”的上党紫团参（这个明确说的是药材干品）。
其实在1726年《潞安府志》之前，“党参”之名就已经出现，清王世祯著有《古夫于亭杂录》，赵伯陶先生考证认为成书于1708年。此书卷4就有“党参”条，下云：“王介甫云，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案紫团，上党山名也，本草及唐宋已来皆贵党参，今惟贵辽东及髙丽产，佳者每一两价至白金五两，而上党每一斤价止白金二钱，近人参禁严，价骤贵，始稍以党参代之，每一斤价至白金一两有奇，而购之亦不易也。”
由此可知，“党参”一名的出现，与1743年《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毫无关系。至少在其四十年前，“党参”一名就已经流行。
仔细分析起来，桔梗科党参派除了以上两个论据外，似乎再没有其他较有力度的论据了，其中一个还根本站不住脚。
（四）、两派的人参诗文之争
五加科、桔梗科两派都爱用唐宋有关人参的诗词佐证自己的观点，各取所需。如孙文采有《苏东坡<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注释》，袁俊贤有《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用唐宋诗词做佐证要看情况，我感觉大多都不靠谱，毕竟诗人写诗爱用典故，讲求文艺性，未必是写实。但有些曾亲自种养人参的诗人写的诗词则应是写实，较有证据价值。
唐宋诗人有亲自种养人参的，如唐代陆龟蒙《奉和袭美题达上人药圃二首》：“药味多从远客赍（送给），旋添花圃旋成畦。三桠旧种根应异，九节初移叶尚低。”诗人陪友僧游园时，僧即兴题《药圃诗》，诗人以本诗作和以谢之。诗人种养的应是远方朋友送的人参宿根，当年大概一般不会用人参种子繁殖。“三桠”应是写实，如果苗不同于人参常识则诗人必定诧异。可惜诗歌里没有交代种源来自哪里。
北宋苏轼被贬广东惠州（1093年）期间，曾说在庭院小圃里种养过人参，并写有《小圃五咏.人参》一诗。对于东坡南方惠州种参这件事情，历来就颇有议论，多认为难以置信。东坡是否真的“移根到罗浮”无法确定，又或者只是他的艺术虚构，借物咏怀。苏轼曾任定州知州（1093年3月至1094年初），时间恰是其在被贬谪南方英州、惠州之前，定州地处太行山东麓，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二记载，定州贡恒山、人参、瓷器。也就是说苏轼到过人参产地。另外，苏轼有朋友在在上党地区做官，见苏轼《浣溪沙（送梅庭老赴潞州学官）》。袁俊贤先生《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一文，从“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出发，比对五加科人参和桔梗科党参的花、实并佐以气候因素，从而推断苏轼在惠州种的是桔梗科党参，进而推论宋代上党人参是桔梗科党参。如果仔细综合分析东坡的所有人参诗，就不难发现，袁氏所论其实很难站得住脚。从文艺角度看，“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无非是表现人参“紫花”“红实”而已，同样可以认为是对宋代《证类本草》人参花果描写的艺术化：“（人参）三月、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丝，紫白色，秋后结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红，自落。”另外，此诗中又有“肩肢或具体”一句，桔梗科党参显然很难长成四肢具全者，有两腿就不错了。
其实东坡有交代自己种的是什么人参，东坡在惠州时的另一首诗《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又有：“恣倾白蜜收五棱（指杨桃），细劚黄土栽三桠。”此句后东坡原注：“正辅分人参一苗，归种韶阳。……”显然东坡明说在惠州种的是三椏五叶的五加科人参，东坡总不至于种着蔓生的党参而写成三椏五叶吧？文字表达对这种才子而言根本不成问题。这首诗东坡写于1095年重阳之后与表兄兼姐夫程正辅同游白水山之时，当时程正辅任广东提刑，居韶州，韶州唐宋有个标志建筑韶阳楼，韶阳也就指代韶州，分别时，苏东坡送给程一苗人参，所以说正辅“归种韶阳”。东坡惠州所种的五加科人参很可能就是来自太行山东麓的定州。
苏轼在《紫团参寄王定国》中对紫团参也有描写：“纤攕虎豹鬣，蹙（皱）缩龙蛇瘿。”也就是说，紫团参的须根如同虎豹颈上鬃毛一样长，而主体则收缩得如同龙蛇身上的瘤子，此形态类似野山参的特征“紧皮细纹疙瘩体”，即古人所谓“皱面还丹”。桔梗科党参药材除个别粗短品种外，显然很难与苏轼的这一体征描述相符。（注：民间传说有头上长冠或角的异蛇，冠角或瘿瘤之类）。
南宋谢翱（1249—1295）《效孟郊体》曰：“移参窗北地，经岁日不至。悠悠荒郊云，背植足阴气。新雨养陈根，乃复作药饵。天涯葵藿心，怜尔独种参。”是写种养喜阴的人参陈根。谢翱是岭南福建人，中年之后定居浙江，也是江南。不知他种养的是否五加科人参？如是，则又是一个古人南方种养人参的事例。
至于南方能否种养五加科人参，自己因未试验过，不敢妄加断言。当年东坡花甲多病之年被放逐岭南，自知难免终老蛮荒异乡，若真携带自己种养的宿根盆栽人参前往南方也合情理，南北气候相异，如果其品种原是来自定州，则应该比辽东参好养些。如今有盆栽人参当花卉出售的，如有机会我也想买盆来试验在南方能否种养东北人参
——五加科人参派与桔梗科党参派争论述评及古典人参再考证
作者： 汤一笑
【有琴注:附图1-3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人葠(参）花图》，里面的盆栽人参显然是五加科植物。而题款云“热河产人葠，虽不及辽左，枝叶皆同，命画者图绘，因戏作七言截句记之：旧传补气为神草，近日庸医悮地精。五叶五枝含洛数，何斟当用在权衡。”热河，即今河北、辽宁和内蒙交界地带，在康熙年间尚能采集到人参，并作为盆栽，可见其五加科人参分布的广泛，而区区两百年至今，晋冀已经不见野生，又怎么能轻易说千余年前的上党没有人参呢？同时，热河人参已经被认为不如辽东所产者佳，那么汉代上党人参药效也未必就如现在辽东野山参力大，《伤寒论》用人参量大，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二、袁俊贤先生认为，党参是上党地区传统人参存续的可能性大。上党人参易名“党参”是清政府《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所致。
始编于乾隆八年（1743）的《四部丛刊•大清一统志》有如下一段文字说明：“又府志产人参，考郡故上党也，盖今所称党参者。地气既殊，质味并薄，不堪与神区灵草同名，通志不载为是。”这里“府志”指的是《潞安府志》，“神区灵草”是指清廷龙兴之地长白山的人参。这一史料是明确说上党人参就是“今所称党参者”。对于这一史料，五加科人参派孙文采先生斥之为清廷不顾人民用药传统的民族偏见。而袁俊贤先生则认为这就是上党人参正式更名为党参的依据和史实。
认为《大清一统志》的所谓“批文”直接导致上党人参更名“党参”，其实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党参”之名，在《大清一统志》之前的1726年《潞安府志》中已经正式改称，其卷八物产篇药之属71味药物，“党参”列为首位，并有注释：“古有人参……今所出惟党参，然亦不能多得也。”说明1726年《潞安府志》的编著者认为这种药材并非古典人参。而是另一种东西。《大清一统志》说上党人参就是党参，而《潞安府志》则认为党参不是人参，孰是孰非？按理应该是《潞安府志》可靠些，毕竟编著者是本地人。当然，也不排除《潞安府志》编著者不明党参来历的可能。另有一点基本可以确定，即桔梗科党参不可能是明人所谓“紫大稍扁”的上党紫团参（这个明确说的是药材干品）。
其实在1726年《潞安府志》之前，“党参”之名就已经出现，清王世祯著有《古夫于亭杂录》，赵伯陶先生考证认为成书于1708年。此书卷4就有“党参”条，下云：“王介甫云，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案紫团，上党山名也，本草及唐宋已来皆贵党参，今惟贵辽东及髙丽产，佳者每一两价至白金五两，而上党每一斤价止白金二钱，近人参禁严，价骤贵，始稍以党参代之，每一斤价至白金一两有奇，而购之亦不易也。”
由此可知，“党参”一名的出现，与1743年《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毫无关系。至少在其四十年前，“党参”一名就已经流行。
仔细分析起来，桔梗科党参派除了以上两个论据外，似乎再没有其他较有力度的论据了，其中一个还根本站不住脚。
（四）、两派的人参诗文之争
五加科、桔梗科两派都爱用唐宋有关人参的诗词佐证自己的观点，各取所需。如孙文采有《苏东坡<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注释》，袁俊贤有《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用唐宋诗词做佐证要看情况，我感觉大多都不靠谱，毕竟诗人写诗爱用典故，讲求文艺性，未必是写实。但有些曾亲自种养人参的诗人写的诗词则应是写实，较有证据价值。
唐宋诗人有亲自种养人参的，如唐代陆龟蒙《奉和袭美题达上人药圃二首》：“药味多从远客赍（送给），旋添花圃旋成畦。三桠旧种根应异，九节初移叶尚低。”诗人陪友僧游园时，僧即兴题《药圃诗》，诗人以本诗作和以谢之。诗人种养的应是远方朋友送的人参宿根，当年大概一般不会用人参种子繁殖。“三桠”应是写实，如果苗不同于人参常识则诗人必定诧异。可惜诗歌里没有交代种源来自哪里。
北宋苏轼被贬广东惠州（1093年）期间，曾说在庭院小圃里种养过人参，并写有《小圃五咏.人参》一诗。对于东坡南方惠州种参这件事情，历来就颇有议论，多认为难以置信。东坡是否真的“移根到罗浮”无法确定，又或者只是他的艺术虚构，借物咏怀。苏轼曾任定州知州（1093年3月至1094年初），时间恰是其在被贬谪南方英州、惠州之前，定州地处太行山东麓，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二记载，定州贡恒山、人参、瓷器。也就是说苏轼到过人参产地。另外，苏轼有朋友在在上党地区做官，见苏轼《浣溪沙（送梅庭老赴潞州学官）》。袁俊贤先生《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一文，从“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出发，比对五加科人参和桔梗科党参的花、实并佐以气候因素，从而推断苏轼在惠州种的是桔梗科党参，进而推论宋代上党人参是桔梗科党参。如果仔细综合分析东坡的所有人参诗，就不难发现，袁氏所论其实很难站得住脚。从文艺角度看，“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无非是表现人参“紫花”“红实”而已，同样可以认为是对宋代《证类本草》人参花果描写的艺术化：“（人参）三月、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丝，紫白色，秋后结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红，自落。”另外，此诗中又有“肩肢或具体”一句，桔梗科党参显然很难长成四肢具全者，有两腿就不错了。
其实东坡有交代自己种的是什么人参，东坡在惠州时的另一首诗《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又有：“恣倾白蜜收五棱（指杨桃），细劚黄土栽三桠。”此句后东坡原注：“正辅分人参一苗，归种韶阳。……”显然东坡明说在惠州种的是三椏五叶的五加科人参，东坡总不至于种着蔓生的党参而写成三椏五叶吧？文字表达对这种才子而言根本不成问题。这首诗东坡写于1095年重阳之后与表兄兼姐夫程正辅同游白水山之时，当时程正辅任广东提刑，居韶州，韶州唐宋有个标志建筑韶阳楼，韶阳也就指代韶州，分别时，苏东坡送给程一苗人参，所以说正辅“归种韶阳”。东坡惠州所种的五加科人参很可能就是来自太行山东麓的定州。
苏轼在《紫团参寄王定国》中对紫团参也有描写：“纤攕虎豹鬣，蹙（皱）缩龙蛇瘿。”也就是说，紫团参的须根如同虎豹颈上鬃毛一样长，而主体则收缩得如同龙蛇身上的瘤子，此形态类似野山参的特征“紧皮细纹疙瘩体”，即古人所谓“皱面还丹”。桔梗科党参药材除个别粗短品种外，显然很难与苏轼的这一体征描述相符。（注：民间传说有头上长冠或角的异蛇，冠角或瘿瘤之类）。
南宋谢翱（1249—1295）《效孟郊体》曰：“移参窗北地，经岁日不至。悠悠荒郊云，背植足阴气。新雨养陈根，乃复作药饵。天涯葵藿心，怜尔独种参。”是写种养喜阴的人参陈根。谢翱是岭南福建人，中年之后定居浙江，也是江南。不知他种养的是否五加科人参？如是，则又是一个古人南方种养人参的事例。
至于南方能否种养五加科人参，自己因未试验过，不敢妄加断言。当年东坡花甲多病之年被放逐岭南，自知难免终老蛮荒异乡，若真携带自己种养的宿根盆栽人参前往南方也合情理，南北气候相异，如果其品种原是来自定州，则应该比辽东参好养些。如今有盆栽人参当花卉出售的，如有机会我也想买盆来试验在南方能否种养东北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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