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明天一早，我会陪老人去肺科医院做一年一次的大检查，前天空腹做了其中一部分，预定了明天还要完成另外一部分。可是就在昨晚，老人告知，他所在的大楼，因为24楼有一户居家隔离升级为密接者，因此大楼要封二天。
与居委会联系，不肯放行；打电话给医院，没有预约延后几天的流程，电话总机根本就不给你转接到相关科室……
有人会觉得，不就是一个检查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老人五年前得了肺癌，几经治疗，挺过难关。目前处于一个后续维护治疗，每个月需要到敦复医院进行定点免疫治疗，以维持体质状态。每年一次的检查，决定了是否可以继续使用PD1/PD-L1来维持生命。
所以老人对每月一次的免疫治疗和一年一次的检查，非常的在意和紧张。即使在上海四五二个月疫情封控期间，我也想尽办法陪他完成了免疫治疗。
而说巧不巧的是，分别因为上海近日几次的溢入，老人的全体家庭成员，除了我之外，均不同程度地被封控中，更让老人着急……
刚刚刷到了这篇文章，以及下面的评论（见图），忍不住想到了身边正在发生的这件事，说几句：
2019年上海病床使用率高达93.55%，其中绝大部分并非是上海本地市民占用，各大专科医院和三甲医院的病床，使用率实际上是满负荷的，如果走廊上、病室内的加床不算可用床位的话，这部分医院的病床使用率是超过百分之一百的。
那么，93.55%之外的空余率体现在哪里呢？
近些年，上海原著居民和社区居民，绝大多数被“分流”到了社区医院，从一开始按专科医院的药房依样画葫芦给居民配药、完成一些常规体检、中医推拿治疗等科目，逐渐发展成为有一定专科治疗能力，具备相当规模的病房病床，医疗设施检验检测完善的区域性医院。
虽然一度被上海本地市民诟病，指“把上海本地患者赶到社区医院看病”，但不得不说，这样的分流，的确解决了相当一部分的配药和简单治疗的问题，同时也给上海的流动人口“大军”一个就医的途径。
93.55%之外的空余率，就是存在于这些社区医院和区域医院，重大疾病患者是不会去占用这些医院的床位的。
这里延展开来说一件事，四五月份上海被疫情封控，整个城市处于“静默”状态，我母亲就是在这个时候病逝的。那时我在医院看到的，是大量的危重患者拥挤在医院的走廊上，甚至医院收费窗口下。他们都是前面一段时间里，因为社区封控和整个社会停顿而无法进入医院，积压了一段时间造成的。
这难道不比当年武汉突发疫情而造成的一时挤兑，更为可怕？
整个城市因为突发状况（包括疫情），如何不造成医疗机构挤兑，虽然是，但不绝对取决于有多少病床床位数。更决定于，行政部门的综合运营能力，以及社会整体应急管理水平的能力。
就拿上海四五月份疫情封控来说，上海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决定决策，因为他们所了解的信息远比我们多，我没有发言权，不敢妄议。而当时的应急管理处置，我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工作，可以举例说几句。
我们团队是在四月初，接到了给城运部门保供一日三餐的任务。因为手头有一些应急管理项目在接触，所以团队仅用了二天的时间，按照启动应急管理的方式，结合手里积累的资源，快速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保供配送体系。其中有几个大型餐饮连锁品牌的门店封闭生产提供产能，有一个包括原材料配送和餐食配送的车队，有临时搭建的下单发单小程序，有临时组建的整体运营协调指挥工作组，还有专门针对各餐饮门店合规运营组建的工作专班。最后圆满完成了相关点位的配送任务。
虽然很多事情今天回想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但绝对得益于我们当时具备的应急管理理念，以及一段时间形成的资源，行政管理部门的支持。
对于城市医疗机构应对突发情况时的保障运行能力和水平，真不能只看有多少床位数？多少医院？更不可很绝对地去比较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医疗资源的差异。
一切为了人民，要真正做到的话，有太多的事要做，何况，精准防疫说起来很容易，真正做的话，事无巨细……
#涛哥有话说[超话]#
与居委会联系，不肯放行；打电话给医院，没有预约延后几天的流程，电话总机根本就不给你转接到相关科室……
有人会觉得，不就是一个检查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老人五年前得了肺癌，几经治疗，挺过难关。目前处于一个后续维护治疗，每个月需要到敦复医院进行定点免疫治疗，以维持体质状态。每年一次的检查，决定了是否可以继续使用PD1/PD-L1来维持生命。
所以老人对每月一次的免疫治疗和一年一次的检查，非常的在意和紧张。即使在上海四五二个月疫情封控期间，我也想尽办法陪他完成了免疫治疗。
而说巧不巧的是，分别因为上海近日几次的溢入，老人的全体家庭成员，除了我之外，均不同程度地被封控中，更让老人着急……
刚刚刷到了这篇文章，以及下面的评论（见图），忍不住想到了身边正在发生的这件事，说几句：
2019年上海病床使用率高达93.55%，其中绝大部分并非是上海本地市民占用，各大专科医院和三甲医院的病床，使用率实际上是满负荷的，如果走廊上、病室内的加床不算可用床位的话，这部分医院的病床使用率是超过百分之一百的。
那么，93.55%之外的空余率体现在哪里呢？
近些年，上海原著居民和社区居民，绝大多数被“分流”到了社区医院，从一开始按专科医院的药房依样画葫芦给居民配药、完成一些常规体检、中医推拿治疗等科目，逐渐发展成为有一定专科治疗能力，具备相当规模的病房病床，医疗设施检验检测完善的区域性医院。
虽然一度被上海本地市民诟病，指“把上海本地患者赶到社区医院看病”，但不得不说，这样的分流，的确解决了相当一部分的配药和简单治疗的问题，同时也给上海的流动人口“大军”一个就医的途径。
93.55%之外的空余率，就是存在于这些社区医院和区域医院，重大疾病患者是不会去占用这些医院的床位的。
这里延展开来说一件事，四五月份上海被疫情封控，整个城市处于“静默”状态，我母亲就是在这个时候病逝的。那时我在医院看到的，是大量的危重患者拥挤在医院的走廊上，甚至医院收费窗口下。他们都是前面一段时间里，因为社区封控和整个社会停顿而无法进入医院，积压了一段时间造成的。
这难道不比当年武汉突发疫情而造成的一时挤兑，更为可怕？
整个城市因为突发状况（包括疫情），如何不造成医疗机构挤兑，虽然是，但不绝对取决于有多少病床床位数。更决定于，行政部门的综合运营能力，以及社会整体应急管理水平的能力。
就拿上海四五月份疫情封控来说，上海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决定决策，因为他们所了解的信息远比我们多，我没有发言权，不敢妄议。而当时的应急管理处置，我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工作，可以举例说几句。
我们团队是在四月初，接到了给城运部门保供一日三餐的任务。因为手头有一些应急管理项目在接触，所以团队仅用了二天的时间，按照启动应急管理的方式，结合手里积累的资源，快速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保供配送体系。其中有几个大型餐饮连锁品牌的门店封闭生产提供产能，有一个包括原材料配送和餐食配送的车队，有临时搭建的下单发单小程序，有临时组建的整体运营协调指挥工作组，还有专门针对各餐饮门店合规运营组建的工作专班。最后圆满完成了相关点位的配送任务。
虽然很多事情今天回想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但绝对得益于我们当时具备的应急管理理念，以及一段时间形成的资源，行政管理部门的支持。
对于城市医疗机构应对突发情况时的保障运行能力和水平，真不能只看有多少床位数？多少医院？更不可很绝对地去比较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医疗资源的差异。
一切为了人民，要真正做到的话，有太多的事要做，何况，精准防疫说起来很容易，真正做的话，事无巨细……
#涛哥有话说[超话]#
【这金鱼不是那金鱼】长假期间，孩子翻阅《全宋词》，翻到苏轼一首《渔家傲》，下半阕是这么写的：美酒一杯谁与共？樽前舞雪狂歌送。腰挎金鱼旌旆拥，将何用？只堪妆点浮生梦。
当读到“腰挎金鱼旌旆拥”时，他不懂了，问我。我告诉他，“旌旆”就是旌旗，腰挎金鱼旌旆拥，意思就是说做大官了，腰带上挂着金鱼，还有很多人打着旌旗，给他当仪仗队。孩子又问：“金鱼不该是放在鱼缸里养吗？为啥要挂在腰带上？挂在腰带上不就死了吗？完了不得洗裤子上的鱼鳞和脏水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有必要请宋朝另一个大名人欧阳修来给我们讲讲。
【“金鱼”前身本是虎符】
我们知道，公元1057年，苏轼在开封参加中书省主持的进士初选考试，简称“省试”，主考官是欧阳修。那回苏轼不仅通过了省试，而且还被欧阳修列为第二名，于是拜欧阳修为师。欧阳修是文坛大腕，还修过《新唐书》，属于文学家兼史学家，他既熟悉宋朝官场，又懂得历史掌故，更重要的是，他的腰带上也挂过“金鱼”，所以他一定明白是怎么回事。
先看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车服志》。在该文献里，欧阳修记载了“金鱼”的来历。简单说，古代文官武将进皇宫见皇帝，得拿出自己的通行证，跟宫门口备案的通行证做比对。在唐朝以前，国君会用金属铸成老虎形状，叫作“虎符”，它分成两半，一半交给领兵大将，另一半在宫里备案，大将进宫面君或者调兵打仗，得拿出自己那一半，跟宫里那一半合一块儿，如果严丝合缝，说明这虎符是真的，否则就是冒牌货。
可是到了唐朝，虎符不能用了，为啥？因为唐朝皇帝有个祖宗名叫李虎，文武百官们必须避讳，必须把通行证改成其它动物。又因为唐朝皇帝都姓李，“李”和“鲤”谐音，所以文官武将的通行证就被改成了鲤鱼造型。也就是说，早期的虎符在唐朝变成了鱼符。
跟虎符一样，鱼符也分成两半，是纵向分的，从头到尾剖开，每一半都是扁乎乎的，每一半的鱼头部位都留出一个小孔，可以穿绳悬挂。按《新唐书·车服志》记载，鱼符用黄金或者黄铜铸造，“亲王以金，庶官以铜”。拥有亲王爵位的宗室和勋臣使用黄金打造的鱼符，其他官员使用黄铜打造的鱼符。
问题是，黄金和黄铜颜色相近，外观上难以分辨，所以唐朝皇帝又赐给百官“鱼袋”，用鱼袋的颜色来分辨品级。用《新唐书·车服志》的说法就是：“（鱼符）皆盛以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所有鱼符都装在用丝绸制成的鱼袋里，三品以上官员的鱼袋外面用金丝绣成鱼形，四品和五品官员的鱼袋外面用银丝绣成鱼形。那么五品以下官员呢？对不起，他们地位太低，通常没机会见皇帝，没资格也没必要佩带鱼符，要鱼袋也没用。
【鱼袋象征了品级和皇帝的赏赐】
刚才说过，鱼袋都是用丝绸做的，三品以上高官的鱼袋用金丝绣鱼形，简称“金鱼”；四品和五品官员的鱼袋用银丝绣鱼形，简称“银鱼”。
在唐诗里，好多作品提到的“金鱼”并不是真正的金鱼，而是金丝鱼纹的鱼袋；同样道理，唐诗里的“银鱼”也未必是真正的银鱼，而是用银丝鱼纹的鱼袋。例如韩愈有诗：“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虽然不知道对方品级高低，但是看见腰带上有玉制的带扣，还挂着金丝绣鱼纹的鱼袋，甭问，那至少也是三品官。杜甫也有诗：“碧山学士焚银鱼，白马却走身岩居。”碧山学士焚银鱼，绝不是拿一条银鱼烤着吃，而是将腰带上悬挂的象征着四品或五品官阶的银丝鱼纹形鱼袋烧掉，从此退出官场，骑上白马当隐士去了。
欧阳修是宋朝人，宋朝走的是简化之风，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不再用黄金或者黄铜铸造的鱼符当通行证，仅仅保留了盛放鱼符的鱼袋。鱼袋在宋朝失去了盛放鱼符的实用意义，但却提升了象征意义。象征什么呢？一是象征品级，二是象征皇帝的恩赐。
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国朝之制，学士以上赐命带者，例不佩鱼，若奉使契丹及馆伴北使，则佩。事已，复去之。……唯两府之臣则赐佩，谓之‘重金’。”宋朝带“学士”衔的官员都是皇帝近臣，却不一定能佩鱼袋，只有在出使辽国或者迎接辽国使臣的时候，才能临时佩上鱼袋，表明对辽国的重视，等差使办完，还得把鱼袋缴上去。只有“两府之臣”，也就是在政事堂或枢密院主持工作的宰相级大臣，才有资格同时获得皇帝赏赐的金带和金鱼。所谓“金带”，是指带扣用黄金打造的腰带；所谓“金鱼”，自然是指绣着金丝鱼纹的鱼袋。将金带拴在腰间，将金鱼挂在金带之上，这叫“重金”，如果谁身上有这两样法宝，那往往是相臣，例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等人。
北宋前期，皇帝将金带和金鱼看得极重，极少赏赐给相臣以外的臣子，所以普通官员是很难见到“重金”的。即使只有一副金带而无金鱼，那也相当了不起，因为金带往往赐给翰林学士之类的御用智囊。当时开封官场上有一句玩笑话：“眼前何时赤？腰下几时黄？”眼前何时赤，是盼望成为翰林学士，从而得到一副金带；腰下何时黄，是盼望进入权力中枢，从而在腰带悬挂金鱼。
【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还有“算袋”】
今天看起来，金带还有点儿价值（黄金带扣可以卖掉换钱），金鱼就不值什么钱了（金丝太轻，把丝织鱼袋上的金丝全抠出来称一称，绝对不到一克），但在宋朝，那可是权力的象征，是尊贵身份的象征。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现代人花几万或者几十万买一只瑞士表，如果论时间精确度，这种机械名表连一个十块钱的电子表都比不上，但那却是品位和格调的象征，表示“大爷有钱”。
如果您了解一些计时原理，那您肯定知道，无论多么名贵的机械表，计时误差都远远超过最普通的石英钟，更加比不上手机里免费赠送的计时器。从这个意义上说，机械名表早就失去了实用价值，只剩下一些象征意义。像这样只剩象征意义的物品在古代还有没有呢？当然有，例如一千多年前曾经出现在官员腰带上的另一样东西：算袋。
据《新唐书·李靖传》记载，唐朝名将李靖李药师出征时，腰带上挂着三样东西：匕首、打火石、算袋。“算袋”是啥？其实就是装着一把小木棍儿的袋子。这把小木棍儿叫做“算筹”，是算盘出现之前的计算工具，可以用来做加减乘除，还能开平方和解方程。
李靖为什么要带算袋？是因为他喜欢做数学题吗？确实如此。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唐朝初年风俗如此——贵族们都要佩一种用皮革制成的“蹀躞（diéxiè）带”，蹀躞带上都要滴里当啷地挂着许多小玩意儿，其中包括算袋。
后来这种风俗被演变成规定。唐高宗、唐睿宗、唐玄宗，以及女皇帝武则天，多次颁布诏令，规定文官上朝和办公时，腰带上必须悬挂算袋，否则视为失仪。再后来，这项规定被辽国继承了，但是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却没有继承。
唐朝官员和辽国官员都腰挂算袋，他们数学水平高吗？不可否认会有极个别出类拔萃的数学天才，会像祖冲之那样使用算筹推算圆周率，但古代中国绝大多数官员的数学水平都远远低于现代中学生。比如说，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是啥？怎么用泰勒展开式手算三角函数？明朝以前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知道，到明朝后期才从西方引入。
文并供图/李开周（图片为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唐代古墓出土的铜鱼符）
当读到“腰挎金鱼旌旆拥”时，他不懂了，问我。我告诉他，“旌旆”就是旌旗，腰挎金鱼旌旆拥，意思就是说做大官了，腰带上挂着金鱼，还有很多人打着旌旗，给他当仪仗队。孩子又问：“金鱼不该是放在鱼缸里养吗？为啥要挂在腰带上？挂在腰带上不就死了吗？完了不得洗裤子上的鱼鳞和脏水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有必要请宋朝另一个大名人欧阳修来给我们讲讲。
【“金鱼”前身本是虎符】
我们知道，公元1057年，苏轼在开封参加中书省主持的进士初选考试，简称“省试”，主考官是欧阳修。那回苏轼不仅通过了省试，而且还被欧阳修列为第二名，于是拜欧阳修为师。欧阳修是文坛大腕，还修过《新唐书》，属于文学家兼史学家，他既熟悉宋朝官场，又懂得历史掌故，更重要的是，他的腰带上也挂过“金鱼”，所以他一定明白是怎么回事。
先看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车服志》。在该文献里，欧阳修记载了“金鱼”的来历。简单说，古代文官武将进皇宫见皇帝，得拿出自己的通行证，跟宫门口备案的通行证做比对。在唐朝以前，国君会用金属铸成老虎形状，叫作“虎符”，它分成两半，一半交给领兵大将，另一半在宫里备案，大将进宫面君或者调兵打仗，得拿出自己那一半，跟宫里那一半合一块儿，如果严丝合缝，说明这虎符是真的，否则就是冒牌货。
可是到了唐朝，虎符不能用了，为啥？因为唐朝皇帝有个祖宗名叫李虎，文武百官们必须避讳，必须把通行证改成其它动物。又因为唐朝皇帝都姓李，“李”和“鲤”谐音，所以文官武将的通行证就被改成了鲤鱼造型。也就是说，早期的虎符在唐朝变成了鱼符。
跟虎符一样，鱼符也分成两半，是纵向分的，从头到尾剖开，每一半都是扁乎乎的，每一半的鱼头部位都留出一个小孔，可以穿绳悬挂。按《新唐书·车服志》记载，鱼符用黄金或者黄铜铸造，“亲王以金，庶官以铜”。拥有亲王爵位的宗室和勋臣使用黄金打造的鱼符，其他官员使用黄铜打造的鱼符。
问题是，黄金和黄铜颜色相近，外观上难以分辨，所以唐朝皇帝又赐给百官“鱼袋”，用鱼袋的颜色来分辨品级。用《新唐书·车服志》的说法就是：“（鱼符）皆盛以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所有鱼符都装在用丝绸制成的鱼袋里，三品以上官员的鱼袋外面用金丝绣成鱼形，四品和五品官员的鱼袋外面用银丝绣成鱼形。那么五品以下官员呢？对不起，他们地位太低，通常没机会见皇帝，没资格也没必要佩带鱼符，要鱼袋也没用。
【鱼袋象征了品级和皇帝的赏赐】
刚才说过，鱼袋都是用丝绸做的，三品以上高官的鱼袋用金丝绣鱼形，简称“金鱼”；四品和五品官员的鱼袋用银丝绣鱼形，简称“银鱼”。
在唐诗里，好多作品提到的“金鱼”并不是真正的金鱼，而是金丝鱼纹的鱼袋；同样道理，唐诗里的“银鱼”也未必是真正的银鱼，而是用银丝鱼纹的鱼袋。例如韩愈有诗：“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虽然不知道对方品级高低，但是看见腰带上有玉制的带扣，还挂着金丝绣鱼纹的鱼袋，甭问，那至少也是三品官。杜甫也有诗：“碧山学士焚银鱼，白马却走身岩居。”碧山学士焚银鱼，绝不是拿一条银鱼烤着吃，而是将腰带上悬挂的象征着四品或五品官阶的银丝鱼纹形鱼袋烧掉，从此退出官场，骑上白马当隐士去了。
欧阳修是宋朝人，宋朝走的是简化之风，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不再用黄金或者黄铜铸造的鱼符当通行证，仅仅保留了盛放鱼符的鱼袋。鱼袋在宋朝失去了盛放鱼符的实用意义，但却提升了象征意义。象征什么呢？一是象征品级，二是象征皇帝的恩赐。
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国朝之制，学士以上赐命带者，例不佩鱼，若奉使契丹及馆伴北使，则佩。事已，复去之。……唯两府之臣则赐佩，谓之‘重金’。”宋朝带“学士”衔的官员都是皇帝近臣，却不一定能佩鱼袋，只有在出使辽国或者迎接辽国使臣的时候，才能临时佩上鱼袋，表明对辽国的重视，等差使办完，还得把鱼袋缴上去。只有“两府之臣”，也就是在政事堂或枢密院主持工作的宰相级大臣，才有资格同时获得皇帝赏赐的金带和金鱼。所谓“金带”，是指带扣用黄金打造的腰带；所谓“金鱼”，自然是指绣着金丝鱼纹的鱼袋。将金带拴在腰间，将金鱼挂在金带之上，这叫“重金”，如果谁身上有这两样法宝，那往往是相臣，例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等人。
北宋前期，皇帝将金带和金鱼看得极重，极少赏赐给相臣以外的臣子，所以普通官员是很难见到“重金”的。即使只有一副金带而无金鱼，那也相当了不起，因为金带往往赐给翰林学士之类的御用智囊。当时开封官场上有一句玩笑话：“眼前何时赤？腰下几时黄？”眼前何时赤，是盼望成为翰林学士，从而得到一副金带；腰下何时黄，是盼望进入权力中枢，从而在腰带悬挂金鱼。
【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还有“算袋”】
今天看起来，金带还有点儿价值（黄金带扣可以卖掉换钱），金鱼就不值什么钱了（金丝太轻，把丝织鱼袋上的金丝全抠出来称一称，绝对不到一克），但在宋朝，那可是权力的象征，是尊贵身份的象征。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现代人花几万或者几十万买一只瑞士表，如果论时间精确度，这种机械名表连一个十块钱的电子表都比不上，但那却是品位和格调的象征，表示“大爷有钱”。
如果您了解一些计时原理，那您肯定知道，无论多么名贵的机械表，计时误差都远远超过最普通的石英钟，更加比不上手机里免费赠送的计时器。从这个意义上说，机械名表早就失去了实用价值，只剩下一些象征意义。像这样只剩象征意义的物品在古代还有没有呢？当然有，例如一千多年前曾经出现在官员腰带上的另一样东西：算袋。
据《新唐书·李靖传》记载，唐朝名将李靖李药师出征时，腰带上挂着三样东西：匕首、打火石、算袋。“算袋”是啥？其实就是装着一把小木棍儿的袋子。这把小木棍儿叫做“算筹”，是算盘出现之前的计算工具，可以用来做加减乘除，还能开平方和解方程。
李靖为什么要带算袋？是因为他喜欢做数学题吗？确实如此。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唐朝初年风俗如此——贵族们都要佩一种用皮革制成的“蹀躞（diéxiè）带”，蹀躞带上都要滴里当啷地挂着许多小玩意儿，其中包括算袋。
后来这种风俗被演变成规定。唐高宗、唐睿宗、唐玄宗，以及女皇帝武则天，多次颁布诏令，规定文官上朝和办公时，腰带上必须悬挂算袋，否则视为失仪。再后来，这项规定被辽国继承了，但是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却没有继承。
唐朝官员和辽国官员都腰挂算袋，他们数学水平高吗？不可否认会有极个别出类拔萃的数学天才，会像祖冲之那样使用算筹推算圆周率，但古代中国绝大多数官员的数学水平都远远低于现代中学生。比如说，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是啥？怎么用泰勒展开式手算三角函数？明朝以前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知道，到明朝后期才从西方引入。
文并供图/李开周（图片为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唐代古墓出土的铜鱼符）
#夏的朝宫殿≈现在一个合四院#
这是夏宫朝殿的原复模型，我站它在面前了看十分钟，每一个落角都看了，感它觉放到现就在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四合院！
夏朝是一个模模糊糊朝的代，所以在现绝大多数史历书对它的描述，说说来去都是夏治禹水，那时候人的怎么怎吃么穿么怎住，基不本提，因为记太载少，能看的到东西也太少，没法提，甚有至人说根不本存在大这禹个人，他只是一条虫子；
但是，但是，我然居还能到看夏代器的皿！——从图中两这件陶器们我可以确信：夏的代工艺在实已经弱不了！
英年逝早的张麟荫在他的世传名著《中史国纲》里样这描写商代宫的殿：
“殷绝墟无砖瓦，房想顶必是用茅编草成的。古所人谓‘茅土茨阶’，大约就商是朝宫殿的写照。”
夏商在之前，又距相不远，从相似类手工艺水来平看，两的家宫殿形式许也差不太多，而我且怀疑夏宫的殿应也该有地下室，只这是个模型里有没体现出来。
这是夏宫朝殿的原复模型，我站它在面前了看十分钟，每一个落角都看了，感它觉放到现就在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四合院！
夏朝是一个模模糊糊朝的代，所以在现绝大多数史历书对它的描述，说说来去都是夏治禹水，那时候人的怎么怎吃么穿么怎住，基不本提，因为记太载少，能看的到东西也太少，没法提，甚有至人说根不本存在大这禹个人，他只是一条虫子；
但是，但是，我然居还能到看夏代器的皿！——从图中两这件陶器们我可以确信：夏的代工艺在实已经弱不了！
英年逝早的张麟荫在他的世传名著《中史国纲》里样这描写商代宫的殿：
“殷绝墟无砖瓦，房想顶必是用茅编草成的。古所人谓‘茅土茨阶’，大约就商是朝宫殿的写照。”
夏商在之前，又距相不远，从相似类手工艺水来平看，两的家宫殿形式许也差不太多，而我且怀疑夏宫的殿应也该有地下室，只这是个模型里有没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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