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朋友的聊天：

“我不看个案，我只看死亡和重症数据。因为这些数据是要靠医疗系统去消化的，包括拒诊，也是一种消化方式。

“omicron死亡和重症的数据，超出了我们医疗系统的承受能力。说别的都没意义，除非告诉我数据是假的。你身边的人全得过了没死也跟医生没关系，医生见到的就是会死的人。

“我妈接诊过一个病人，北京远郊的，半夜突发胰腺炎，坐了一个多小时车来社区定点医院开转诊，理由是报销比例高……且不说这种病发作时非常非常痛，路上耽误的这一个多小时，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来说足够致死。但是老百姓第一不懂医学，第二没钱。

“所以20条政策一出来我就哭了。当时你问我是政治信念动摇了吗，我说我只是难过很多人要死了。”

*
补充几组数据：

1.1. 根据台湾卫福部疾管署数据，截至今天，台湾因新冠累计死亡13562人，死亡集中于过去6个月。

1.2.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年末，中国大陆人口约14.13亿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约2.67亿人，65岁及以上人口约2.01亿人。

——台湾人口约2300万，略多于北京常住人口，略少于上海常住人口，约为中国大陆总人口的1/60。所以将台湾死亡人数放大60倍，中国大陆在6个月内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3562*60≈81.4万人，日均死亡人数超过400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老年人。可能每400位老年人中就有1人将在6个月内死于新冠。

2. 综合最近3年不同来源的数据，乐观估计，整个中国大陆的每10万人ICU床位数为4张左右。上海的ICU床位共1000张左右。

——换言之，在极端理想情况下（如不考虑重症医学科发生院感），整个中国大陆只能有5万人左右同时使用ICU床位。而众所周知，“只有新冠会死人吗”。

看的过程是一边不适，一边好奇，反正挺痛苦的。
提供了些很新鲜的视角来看待男女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些东西讲的太片面，她所说的我也都看到了，书里只是陈述了些现在社会的模样，让人去思考，却没说怎么破局。如果让那些看了书还在上学心智不成熟的女生去思考搞女权，只会让她们自己头破血流。看完能做的就是多提升自己，多认识世界，多帮助和鼓励周围女性朋友，不要撕逼，走极端。

王小东：再好的政策，如没有好的吏治，也会损民害民！

这话说得很中肯！

大到国家，小到民间社团，如果没有好的监督纠偏体系，让不合格的人去执行事关集体和成员福祉的事情，必定会搞坏气氛，或拉帮结派，或损公肥私，或荼毒生灵......

如果不能及时消除问题及其带来的影响，
问题累积下来，积重难返，
最后只能归咎到组织者头上，或者归到某种组织体系身上。

历史上的王安石，是一个大学问家，也是官至丞相的高级公务员，学问和人品都很受推崇。但是，王安石主导的变法行动，初衷很好，却以惨败收场。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没有用好人，太急了，他的队伍中有太多拍马溜须和阳奉阴违的人，因而容易落败。

王安石的境界，一般人都比不过。
但是，事情的逻辑是一样的，防疫工作，不是变法，但是依然要一帮人来完成。

很多地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层层加码的事情，被发现和举报的越来越多。
郑州富士康事件，一部分原因就跟郑州市疫情管控加码有关。
黑龙江也曝光了几件奇葩的事情。
一件是市场监督局的人进店查访的，网上能看到视频的，店主先说欢迎光临之类的，然后这个人问一件东西多少钱，店主回说，先扫一下码，结果被批评为“说晚了”，被要求关店一天.....
还有一件事，店主在店铺里睡觉，被监管人员叫起来，然后被问为什么没戴口罩，他们的理由倒是简单——这是店铺.....

这还只是公开的调查，被曝光出来的部分；其它没有曝光的，业务能力跟不上的，没素质的，甚至借机违法和捣乱的，一定存在。
都是社会人，结合身边的和听闻的故事，这样的推导逻辑，应该没有什么可诧异的吧？

笔者就曾经组织过一件公益事务，事情还在继续，但是中间经受的风雨并不小。
在执行过程中，没有鉴别出阳奉阴违、表里不一的人，所以气氛一度很不好。最后只能刹车，果断冷落相关人。
当然，这当中，我的责任肯定是大头，能力、水平、投入、人才吸引机制、鉴别用人办法等，都存在瑕疵，所以效果很不好——就是徒有公益想法，最终没有帮到太多人。

我们这些事是小事。
国家范围内的事情牵涉到更多人的利益，影响更多人的生活，理应广开言路，接受全民监督，以真正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维持人们的生活秩序。

现在网上总有那么一拨人，喜欢打压基于事实的批评声音，这绝对不是好事。笔者反对极端，极左和极右都会让人们失去理智，盲目站队和彼此倾轧，这绝不是文明社会所应该提倡的。

笔者也认为，鼓励人民讲真话，完善监督和处理机制，这个社会才能有效对抗腐败和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