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木集 | 明十六/ 十七世纪 黄花梨六足高面盆架
手巾挂杆与面盆架两者构成中国古代达官贵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洗漱陈设。但在留存至今的古代黄花梨家具中，却出乎意料地罕见。面盆架基本有两类：一类较高，搭脑可挂手巾，另一类则较矮，仅有一面盆位。两类均体量轻巧，常见于内室佈置之中。
大量古代画作、木刻版画甚至墓葬壁画中均有描绘面盆架与手巾挂杆。在北宋元符二年（1099）修筑的白沙宋墓一号墓穴中，后室墙壁上绘有闺房场景，其中便可见到面盆架。此画中之例搭脑两头翘起，呈如意纹，下有挂牙，与本件拍品式样类似。关于此种面盆架的研究，可见Sarah Handler著，《Ablutions and Washing Clean: The Chinese Washbasin and Stand》，JCCFS，1991年秋季，23-36页，作者在其中列举了数个类似例子。更详尽的研究可见Sarah Handler另一著作《Austere Luminosity of Chinese Classical Furniture》，伯克利，2001年，332-44页。
建造于元代1265年的一座墓穴中，亦有发现面盆架与手巾挂杆分离的例子，其外观与上文提及的白沙宋墓壁画中面盆架非常相似。见《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十期。此件以及明代墓穴中所发现的陶製模型，证明数个世纪以来面盆架的形制并无甚变化。以搭脑作为手巾挂杆的高面盆架款式极有可能从明代后期才兴起，譬如在1587年的潘氏墓中所发掘的例子。这一件出土的微型面盆架在架腿顶端圆雕仰俯莲纹，搭脑两端则饰以灵芝纹，均与本拍品十分相似。关于考古发掘中的微型面盆架，以及它们与现存黄花梨家具的关系，可见Sarah Handler著，《Ablutions and Washing Clean: The Chinese Washbasin and Stand》，JCCFS，1997年秋季，26-27页。
柯惕思：“盥洗在中国古代的重要性，从中国早期文字记录的严格规定以及商朝（公元前1600-1100年）与周朝（公元前1100-256年）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脸盆中可见一斑。高型面盆架则对应著唐宋时期引进的高型坐具。在出土的文物中，不乏各种款式的面盆架和挂巾架。然而，面盆架和挂巾架合而为一的架子相对少见，早期存在证据为福建宋朝（公元960-1279年）古墓出土、形似官帽椅的陶瓷模型。福建明朝（1368-1644年）古墓出土的锡合金模型则更为华丽，搭脑有如意雕饰，中牌子有镂空雕花，足部则为具有华丽吞头雕饰的弯腿。然而，江南地区晚明墓室出土的两件木製模型，才是在形制上与现藏的明式硬木架子最为类似。
曾氏收藏的挂巾面盆架即是如此，既富传统明式特色，又蕴藏大师级雕工。两端搭脑雕刻的灵芝看似鲜嫩清新，恍若甫冒出的新灵芝。挂牙为细腻的镂空卷草雕饰，中牌子雕有玉兰花来象征璧人，而外露的种荚则代表生育能力。中牌子的下方有个窄小的横架，四周有装饰造型的边条，可用于承放装有肥皂或化妆品的小瓷器。承托面盆的前腿顶端均雕有莲花苞。
此件挂巾面盆架是同类古董家具中最为人所知的上乘代表作之一。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于1989年自香港古董商伍嘉恩手中购得，1996年于纽约佳士得拍出后，便一直由曾氏收藏。”
尺寸：178*55cm
来源：佳士得2022秋拍《卓木沁香：曾氏收藏中国古典家具》；华艺 蒋念慈，香港 ；嘉木堂，香港，1993 年
#这就是中国风# #拍卖资讯#
手巾挂杆与面盆架两者构成中国古代达官贵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洗漱陈设。但在留存至今的古代黄花梨家具中，却出乎意料地罕见。面盆架基本有两类：一类较高，搭脑可挂手巾，另一类则较矮，仅有一面盆位。两类均体量轻巧，常见于内室佈置之中。
大量古代画作、木刻版画甚至墓葬壁画中均有描绘面盆架与手巾挂杆。在北宋元符二年（1099）修筑的白沙宋墓一号墓穴中，后室墙壁上绘有闺房场景，其中便可见到面盆架。此画中之例搭脑两头翘起，呈如意纹，下有挂牙，与本件拍品式样类似。关于此种面盆架的研究，可见Sarah Handler著，《Ablutions and Washing Clean: The Chinese Washbasin and Stand》，JCCFS，1991年秋季，23-36页，作者在其中列举了数个类似例子。更详尽的研究可见Sarah Handler另一著作《Austere Luminosity of Chinese Classical Furniture》，伯克利，2001年，332-44页。
建造于元代1265年的一座墓穴中，亦有发现面盆架与手巾挂杆分离的例子，其外观与上文提及的白沙宋墓壁画中面盆架非常相似。见《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十期。此件以及明代墓穴中所发现的陶製模型，证明数个世纪以来面盆架的形制并无甚变化。以搭脑作为手巾挂杆的高面盆架款式极有可能从明代后期才兴起，譬如在1587年的潘氏墓中所发掘的例子。这一件出土的微型面盆架在架腿顶端圆雕仰俯莲纹，搭脑两端则饰以灵芝纹，均与本拍品十分相似。关于考古发掘中的微型面盆架，以及它们与现存黄花梨家具的关系，可见Sarah Handler著，《Ablutions and Washing Clean: The Chinese Washbasin and Stand》，JCCFS，1997年秋季，26-27页。
柯惕思：“盥洗在中国古代的重要性，从中国早期文字记录的严格规定以及商朝（公元前1600-1100年）与周朝（公元前1100-256年）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脸盆中可见一斑。高型面盆架则对应著唐宋时期引进的高型坐具。在出土的文物中，不乏各种款式的面盆架和挂巾架。然而，面盆架和挂巾架合而为一的架子相对少见，早期存在证据为福建宋朝（公元960-1279年）古墓出土、形似官帽椅的陶瓷模型。福建明朝（1368-1644年）古墓出土的锡合金模型则更为华丽，搭脑有如意雕饰，中牌子有镂空雕花，足部则为具有华丽吞头雕饰的弯腿。然而，江南地区晚明墓室出土的两件木製模型，才是在形制上与现藏的明式硬木架子最为类似。
曾氏收藏的挂巾面盆架即是如此，既富传统明式特色，又蕴藏大师级雕工。两端搭脑雕刻的灵芝看似鲜嫩清新，恍若甫冒出的新灵芝。挂牙为细腻的镂空卷草雕饰，中牌子雕有玉兰花来象征璧人，而外露的种荚则代表生育能力。中牌子的下方有个窄小的横架，四周有装饰造型的边条，可用于承放装有肥皂或化妆品的小瓷器。承托面盆的前腿顶端均雕有莲花苞。
此件挂巾面盆架是同类古董家具中最为人所知的上乘代表作之一。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于1989年自香港古董商伍嘉恩手中购得，1996年于纽约佳士得拍出后，便一直由曾氏收藏。”
尺寸：178*55cm
来源：佳士得2022秋拍《卓木沁香：曾氏收藏中国古典家具》；华艺 蒋念慈，香港 ；嘉木堂，香港，1993 年
#这就是中国风# #拍卖资讯#
姑熟画派（明末清初）
1⃣️
姑孰画派始于明末清初，以江苏姑孰地区为名的，萧云从为这个画派的创始人。
2⃣️
萧云从的作品《离骚图》、《太平山水图》等，是其人物画和山水画的代表作，在国内独树一帜，影响及于日本。学其画者居多，后形成"姑孰画派"，尊萧为始祖。
3⃣️
在绘画创作理念上，一方面主张从传统汲取养分，光耀前辈画家的优秀表现技法；另一方面提倡“师法造化”，摹写身边的真山真水，抒发对大好河山的诚挚之爱。
在表现技巧上，他们主张不拘一格，大胆突破，形成自身之风格。
4⃣️
创始人萧云从初学倪云林（倪瓒）、黄公望，晚年放笔，遂成“清疏韶华、笔墨爽利”而独树一帜的姑孰画派。
5⃣️
他擅画山水，在山水画中创造了横、纵、斜三种直线之画法。横线富于平稳之感，纵线顿生矗仰之势，斜线蕴有冷峻之意。三种技法交互运用，画面生意盎然。
6⃣️
萧云从代表作
《山水图》（图1）
《秋山图》（图2，局部）
《秋山行旅图》（图3，局部）
1⃣️
姑孰画派始于明末清初，以江苏姑孰地区为名的，萧云从为这个画派的创始人。
2⃣️
萧云从的作品《离骚图》、《太平山水图》等，是其人物画和山水画的代表作，在国内独树一帜，影响及于日本。学其画者居多，后形成"姑孰画派"，尊萧为始祖。
3⃣️
在绘画创作理念上，一方面主张从传统汲取养分，光耀前辈画家的优秀表现技法；另一方面提倡“师法造化”，摹写身边的真山真水，抒发对大好河山的诚挚之爱。
在表现技巧上，他们主张不拘一格，大胆突破，形成自身之风格。
4⃣️
创始人萧云从初学倪云林（倪瓒）、黄公望，晚年放笔，遂成“清疏韶华、笔墨爽利”而独树一帜的姑孰画派。
5⃣️
他擅画山水，在山水画中创造了横、纵、斜三种直线之画法。横线富于平稳之感，纵线顿生矗仰之势，斜线蕴有冷峻之意。三种技法交互运用，画面生意盎然。
6⃣️
萧云从代表作
《山水图》（图1）
《秋山图》（图2，局部）
《秋山行旅图》（图3，局部）
西方物理理论的源头之一：春秋墨经、东汉论衡，这里发现好多自然科学知识。
王充（元始27年-约元始97年），字仲任，出生于会稽上虞（今属浙江绍兴），东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其出身“细族孤门”，自小聪慧好学，博览群书，擅长辩论，成年后曾赴京师洛阳，入太学，拜儒学大家班彪为师。
中年在县、郡皆任功曹小吏，入州为从事、治中诸官。晚年辞官居家，专门从事著述。
王充家境清寒，辞官后竟至“贫无供养”。可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著述不辍，居贫贱而志不倦，追求“声与日月并彰”，“文与扬雄为双”。王充一生撰写了《论衡》、《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著作，遗憾的是唯有代表作《论衡》流传下来，其余皆已失传。
那么，《论衡》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呢？
流传下来的《论衡》已非完书，其目八十五篇，其中《招致》有目无书，实为八十四篇。
以今日的眼光来审视，《论衡》中不但有中国古代最光辉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且还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对当时科学成就的论述，其涵盖的科学知识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天文、数学、农学、生物、地理、医学、物理、化学等诸多学科内容。仅就物理而言，又涉及力学、热学、声学、电磁学等等。
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发明，例如“司南”，便是通过《论衡》的记述才为今人所知的。
“司南”一词出现得很早，早在战国末年成书的《韩非子有度》中，就有“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之记载。然而，关于司南究竟是什么？派什么用场？其形状如何？《论衡》之前的诸多古籍皆没有详细记载。
得益于《论衡》“是应篇”的记载与描述，我们今天才知道“司南”的具体模样：
“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
其中，“杓”便是勺子，“地”即指下方那块光滑的地盘，而“柢”指的则是勺的长柄。把勺子状的司南，放置在坚硬光滑的“地盘”上，它的长柄会自动指向南方。显然，这是一种磁性指向器。
《论衡》之“率性篇”中，有关于人工珠玉熔炼的记载：
“《禹贡》曰‘璆琳琅玕’，此则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阳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此真取火之道也。"
以阳燧取火于天，消炼五石，经过一番精细打磨，再对着太阳，居然可以取火，这是什么？
所以，很多学者和认为这是中国冶炼玻璃的最早文献记载，而且打磨制造的器物很可能是放大镜。
《论衡》“效力篇”中，对力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力独多矣！……长巨之物，强力之人乃能举之。重任之车，强力之牛乃能挽之。是任车上阪，强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逾。如牛羸人罢，任车退却，还堕坑谷，有破覆之败矣。”
王充特别指出，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载重的车在斜面上必须有强力在前面拉或后面推，才能向上运动；倘若一旦失去了这种力的作用，运动就会发生变化。在斜面上，如果没有牛拉人推（即没有外力支持），车本身就会向下运动，还堕坑谷。
在实际观察中，王充还认识到人和物体存在的内力并不能使人和物体本身发生运动状态的变化，所以，他又指出：
“力重不能自称，须人乃举”；
“古之多力者，身能负荷千钧，手能决角伸钩，使之自举不能离地。”
在“状留篇”中，王充对运动的快慢进行了论述：
“是故湍濑之流，沙石转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轻也。"
这段话说明，在一定的外力作用下，物体重量轻，运动起来就比较容易，物体重量大，则运动起来相对困难，——有意思的是，这恰恰与牛顿（1643-1727年）的惯性定律不谋而合。
有人肯定会说，这仅仅只是停留在经验状态，尚未上升到理论高度，不是定律。
但是，要注意一点，王充（约元始27年-约元始97年）可是比牛顿早了大约1700年，而从观察现象到总结理论，是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的。没有任何一条理论、定律，可以一蹴而就，从天而降。
有西方科学史学者一直宣扬一种论调，认为华夏古代只有静力学而没有动力学，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墨家便有著述《墨经》，书中《墨子》的《经下》和《经说下》两篇内容不仅体现了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的思想，还详细阐述了光学和力学知识。
《墨经》代表了先秦时期光学的最高水平，记载了影子理论和小孔成像原理、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光学现象，并且对圆形、正方形、平面、平行线等基本几何概念进行了归纳定义，涵盖了数学、几何、力学、光学等多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
关于力学，《墨经·经下》：
“衡而必正，说在得。”
“衡：加重于其一旁必捶，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
翻译过来其大意便是，平衡必然端正平稳，是因为彼此契合的结果。对一个平衡状态的杠杆，任意对一端施加重力，这一边就必然会下垂，因为原来杠杆两端物体的力矩相等，处于平衡状态，对一端加力就打破了平衡。如果杠杆处于平衡状态，两边物体离支点距离不相等，一短一长，那么两边同时加相同的重量，那么离支点较远的物体就必然会下垂，因为离支点较远的物体力臂更长，产生的力矩更大。
《墨经·经下》又云：
“挈与收反，说在薄。”
“挈，有力也。引，无力也。不必所挈止于施也，绳制挈之也，若以锥刺之。挈，长重者下，短轻者上；上者愈得，下者愈亡。绳直，权重相若，则止矣。收，上者愈丧，下者愈得。上者权重尽，则遂挈。”
上述两段话的理解，主要有两个观点，一方学者认为其阐述的是定滑轮原理：将物体提起来不一定要向上用力，可以通过绳子穿过定滑轮，在绳子上挂重物就可以将物体提起；
另一方学者认为，这是杠杆原理的具体应用，其阐述的是用长的力臂和轻的物体（或力），可以将短的力臂重的物体提起。
不管是哪个观点，皆与力学相关。
由此可见，从春秋时期的《墨经》到东汉王充的《论衡》，华夏的力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有了对运动的论述，产生了动力学的萌芽。
除了力学以外，王充在《寒温篇》在热学方面也有论述：
“夫近水则寒，近火则温，远之渐微。何则？气之所加，远近有差也。”
大意是说，热的传导乃是“气"的作用，近火则温，是因为距离短，通过气的传导作用明显；而当距离増大，热量通过气的传导作用就减弱了。
电磁学方面（最初的电磁学主要是指“电”和“磁”两方面），王充在《论衡》中除了对司南作了具体的描述外，还利用阴阳之气的观点对自然界中存在的雷电现象进行了阐述和解释。
《论衡》“雷虚篇”：
“实说，雷者太阳之激气也。何以明之？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五月阳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阳衰，故秋冬雷潜。盛夏之时，太阳用事，阴气乘之。阴阳分〔争〕，则相校轸。校轸则激射。激射为毒，中人辄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坏。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何以验之？试以一斗水灌冶铸之火，气激{敝衣}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体。”
王充认为，“雷者，火也”，雷电是阴阳两气相争的产物。隆隆雷声，是阴阳两气“校轸之音也”，阴阳两气“校轸”时会产生闪光，中人辄死，中木木折，中屋屋毁。
空气中的声波，是发声体使空气振动而成的。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是由发声体振动引起的，这种振动通过空气或其它媒介传播到人的耳朵，人就听到声音。
在声学方面，王充的《论衡》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
王充研究了声音的发生和传播问题，阐述了语声形成的原因，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水面波来比喻、解释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并指出声波在传播过程中存在衰减（声音大小与传播远近的关系），这是世界上对声波最早的认识。
《论衡》“变虚篇”：
（1）“鱼长一尺，动於水中，振旁侧之水，不过数尺，大若不过与人同，所振荡者不过百步，而一里之外淡然澄静，离之远也。
（2）“今人操行变气，远近宜与鱼等；气应而变，宜与水均。”
第一段话描写了游动的鱼搅起水面浪花及水波传播距离的远近；
第二段话指出，人的言语行动也使空气发生变化，其变动之情与水波一样。
王充在此处表达了一个重要的科学思想，——声音的强度随传播距离的增大而衰减：鱼激起的水波不过百步，其声音在一里之外消失殆尽；而人声和鱼声一样，也是随距离而衰减的。
因此，王充是世界上最早向人们描述肉眼不可见的声波图景的人，也是最早指出声强与传播距离关系的人。
《论衡》“论死篇”，是世界上第一次解释人声是因为喉舌鼓动空气而发出的结果，箫笙之声也是使空气振动的结果。
“生人所以言语吁呼者，气括口喉之中，动摇其舌，张歙其口，故能成言。譬犹吹箫笙，箫笙折破，气越不括，手无所弄，则不成音。夫箫笙之管，犹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犹人之动舌也。人死口喉腐败，舌不复动，何能成言？然而枯骨时呻鸣者，人骨自有能呻鸣者焉，或以为秋〔气〕也，是与夜鬼哭无以异也。”
《论衡》“说日篇”，针对云、雾、雨、露、霜、雪等自然现象，王充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和科学的解释，初步涉及到了蒸发、凝结与温度的关系。他认为，云、雾、雨、露、霜、雪本质相同，只是在不同的温度和不同的条件下，才产生了不同形式的表现。
《论衡》“书虛篇”，针对潮汐现象，王充在前人注意到潮汐周期性涨落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潮汐涨落周期性与月亮盈亏变化存在联系，即：
“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
这便是后世“月生潮汐论”的起源与先河。
除此之外，王充还阐述了钱塘江大潮形成的原因，对日出入和日中时日轮大小的差异进行了说明，对昆虫生长条件和生活史进行了考察和撰述……诸如此类，在东汉那个时代都是极富独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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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元始27年-约元始97年），字仲任，出生于会稽上虞（今属浙江绍兴），东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其出身“细族孤门”，自小聪慧好学，博览群书，擅长辩论，成年后曾赴京师洛阳，入太学，拜儒学大家班彪为师。
中年在县、郡皆任功曹小吏，入州为从事、治中诸官。晚年辞官居家，专门从事著述。
王充家境清寒，辞官后竟至“贫无供养”。可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著述不辍，居贫贱而志不倦，追求“声与日月并彰”，“文与扬雄为双”。王充一生撰写了《论衡》、《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著作，遗憾的是唯有代表作《论衡》流传下来，其余皆已失传。
那么，《论衡》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呢？
流传下来的《论衡》已非完书，其目八十五篇，其中《招致》有目无书，实为八十四篇。
以今日的眼光来审视，《论衡》中不但有中国古代最光辉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且还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对当时科学成就的论述，其涵盖的科学知识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天文、数学、农学、生物、地理、医学、物理、化学等诸多学科内容。仅就物理而言，又涉及力学、热学、声学、电磁学等等。
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发明，例如“司南”，便是通过《论衡》的记述才为今人所知的。
“司南”一词出现得很早，早在战国末年成书的《韩非子有度》中，就有“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之记载。然而，关于司南究竟是什么？派什么用场？其形状如何？《论衡》之前的诸多古籍皆没有详细记载。
得益于《论衡》“是应篇”的记载与描述，我们今天才知道“司南”的具体模样：
“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
其中，“杓”便是勺子，“地”即指下方那块光滑的地盘，而“柢”指的则是勺的长柄。把勺子状的司南，放置在坚硬光滑的“地盘”上，它的长柄会自动指向南方。显然，这是一种磁性指向器。
《论衡》之“率性篇”中，有关于人工珠玉熔炼的记载：
“《禹贡》曰‘璆琳琅玕’，此则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阳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此真取火之道也。"
以阳燧取火于天，消炼五石，经过一番精细打磨，再对着太阳，居然可以取火，这是什么？
所以，很多学者和认为这是中国冶炼玻璃的最早文献记载，而且打磨制造的器物很可能是放大镜。
《论衡》“效力篇”中，对力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力独多矣！……长巨之物，强力之人乃能举之。重任之车，强力之牛乃能挽之。是任车上阪，强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逾。如牛羸人罢，任车退却，还堕坑谷，有破覆之败矣。”
王充特别指出，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载重的车在斜面上必须有强力在前面拉或后面推，才能向上运动；倘若一旦失去了这种力的作用，运动就会发生变化。在斜面上，如果没有牛拉人推（即没有外力支持），车本身就会向下运动，还堕坑谷。
在实际观察中，王充还认识到人和物体存在的内力并不能使人和物体本身发生运动状态的变化，所以，他又指出：
“力重不能自称，须人乃举”；
“古之多力者，身能负荷千钧，手能决角伸钩，使之自举不能离地。”
在“状留篇”中，王充对运动的快慢进行了论述：
“是故湍濑之流，沙石转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轻也。"
这段话说明，在一定的外力作用下，物体重量轻，运动起来就比较容易，物体重量大，则运动起来相对困难，——有意思的是，这恰恰与牛顿（1643-1727年）的惯性定律不谋而合。
有人肯定会说，这仅仅只是停留在经验状态，尚未上升到理论高度，不是定律。
但是，要注意一点，王充（约元始27年-约元始97年）可是比牛顿早了大约1700年，而从观察现象到总结理论，是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的。没有任何一条理论、定律，可以一蹴而就，从天而降。
有西方科学史学者一直宣扬一种论调，认为华夏古代只有静力学而没有动力学，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墨家便有著述《墨经》，书中《墨子》的《经下》和《经说下》两篇内容不仅体现了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的思想，还详细阐述了光学和力学知识。
《墨经》代表了先秦时期光学的最高水平，记载了影子理论和小孔成像原理、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光学现象，并且对圆形、正方形、平面、平行线等基本几何概念进行了归纳定义，涵盖了数学、几何、力学、光学等多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
关于力学，《墨经·经下》：
“衡而必正，说在得。”
“衡：加重于其一旁必捶，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
翻译过来其大意便是，平衡必然端正平稳，是因为彼此契合的结果。对一个平衡状态的杠杆，任意对一端施加重力，这一边就必然会下垂，因为原来杠杆两端物体的力矩相等，处于平衡状态，对一端加力就打破了平衡。如果杠杆处于平衡状态，两边物体离支点距离不相等，一短一长，那么两边同时加相同的重量，那么离支点较远的物体就必然会下垂，因为离支点较远的物体力臂更长，产生的力矩更大。
《墨经·经下》又云：
“挈与收反，说在薄。”
“挈，有力也。引，无力也。不必所挈止于施也，绳制挈之也，若以锥刺之。挈，长重者下，短轻者上；上者愈得，下者愈亡。绳直，权重相若，则止矣。收，上者愈丧，下者愈得。上者权重尽，则遂挈。”
上述两段话的理解，主要有两个观点，一方学者认为其阐述的是定滑轮原理：将物体提起来不一定要向上用力，可以通过绳子穿过定滑轮，在绳子上挂重物就可以将物体提起；
另一方学者认为，这是杠杆原理的具体应用，其阐述的是用长的力臂和轻的物体（或力），可以将短的力臂重的物体提起。
不管是哪个观点，皆与力学相关。
由此可见，从春秋时期的《墨经》到东汉王充的《论衡》，华夏的力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有了对运动的论述，产生了动力学的萌芽。
除了力学以外，王充在《寒温篇》在热学方面也有论述：
“夫近水则寒，近火则温，远之渐微。何则？气之所加，远近有差也。”
大意是说，热的传导乃是“气"的作用，近火则温，是因为距离短，通过气的传导作用明显；而当距离増大，热量通过气的传导作用就减弱了。
电磁学方面（最初的电磁学主要是指“电”和“磁”两方面），王充在《论衡》中除了对司南作了具体的描述外，还利用阴阳之气的观点对自然界中存在的雷电现象进行了阐述和解释。
《论衡》“雷虚篇”：
“实说，雷者太阳之激气也。何以明之？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五月阳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阳衰，故秋冬雷潜。盛夏之时，太阳用事，阴气乘之。阴阳分〔争〕，则相校轸。校轸则激射。激射为毒，中人辄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坏。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何以验之？试以一斗水灌冶铸之火，气激{敝衣}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体。”
王充认为，“雷者，火也”，雷电是阴阳两气相争的产物。隆隆雷声，是阴阳两气“校轸之音也”，阴阳两气“校轸”时会产生闪光，中人辄死，中木木折，中屋屋毁。
空气中的声波，是发声体使空气振动而成的。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是由发声体振动引起的，这种振动通过空气或其它媒介传播到人的耳朵，人就听到声音。
在声学方面，王充的《论衡》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
王充研究了声音的发生和传播问题，阐述了语声形成的原因，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水面波来比喻、解释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并指出声波在传播过程中存在衰减（声音大小与传播远近的关系），这是世界上对声波最早的认识。
《论衡》“变虚篇”：
（1）“鱼长一尺，动於水中，振旁侧之水，不过数尺，大若不过与人同，所振荡者不过百步，而一里之外淡然澄静，离之远也。
（2）“今人操行变气，远近宜与鱼等；气应而变，宜与水均。”
第一段话描写了游动的鱼搅起水面浪花及水波传播距离的远近；
第二段话指出，人的言语行动也使空气发生变化，其变动之情与水波一样。
王充在此处表达了一个重要的科学思想，——声音的强度随传播距离的增大而衰减：鱼激起的水波不过百步，其声音在一里之外消失殆尽；而人声和鱼声一样，也是随距离而衰减的。
因此，王充是世界上最早向人们描述肉眼不可见的声波图景的人，也是最早指出声强与传播距离关系的人。
《论衡》“论死篇”，是世界上第一次解释人声是因为喉舌鼓动空气而发出的结果，箫笙之声也是使空气振动的结果。
“生人所以言语吁呼者，气括口喉之中，动摇其舌，张歙其口，故能成言。譬犹吹箫笙，箫笙折破，气越不括，手无所弄，则不成音。夫箫笙之管，犹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犹人之动舌也。人死口喉腐败，舌不复动，何能成言？然而枯骨时呻鸣者，人骨自有能呻鸣者焉，或以为秋〔气〕也，是与夜鬼哭无以异也。”
《论衡》“说日篇”，针对云、雾、雨、露、霜、雪等自然现象，王充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和科学的解释，初步涉及到了蒸发、凝结与温度的关系。他认为，云、雾、雨、露、霜、雪本质相同，只是在不同的温度和不同的条件下，才产生了不同形式的表现。
《论衡》“书虛篇”，针对潮汐现象，王充在前人注意到潮汐周期性涨落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潮汐涨落周期性与月亮盈亏变化存在联系，即：
“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
这便是后世“月生潮汐论”的起源与先河。
除此之外，王充还阐述了钱塘江大潮形成的原因，对日出入和日中时日轮大小的差异进行了说明，对昆虫生长条件和生活史进行了考察和撰述……诸如此类，在东汉那个时代都是极富独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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