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学期的课下周就要开始，老师给的reading literature里有一份是吉登斯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吉登斯在里面说韦伯的文字里，透露着一种pathos（悲伤的基调）。对这个点特别有共鸣：不管是本科时候读经济与社会第三卷的选本，还是上半年读新教伦理，都能感受到他除了明确表达人们将生活在一个iron cage的困境以外，还在字里行间透露着的一种对人的整体的未来命运的隐忧。
印象深刻的一些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大多文字风格鲜明，尼采是充满着呓语和有些病态的激情，弗洛伊德是一种男性气质的父亲语气，阿伦特则像是我年长的、温柔的女性老师，鲍曼是一种要和你把道理讲清楚的认真、皱眉头的样子，读他们的书，总是能让我想象出他们在现实生活里的场景，自然有一种亲切感。
前天秋学期一门课程结课，授课老师说，“囿于课程安排，我只能和大家分享这个领域的前沿进展，而不能和大家分享对我影响很深的人的作品，比如以赛亚·伯林。”一瞬间，脑子里就跳出来以赛亚·伯林在书里呈现出的一种有自我操守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形象。
这些作者的学术贡献不是我要评价的内容，而是想说，这种融入在文字作品里的人格气质，让人们即使和作者素未谋面，也能感受到他们的独特魅力。这或许就是阿伦特说的，技艺人因自己的作品而不朽。不朽的前提是每个人在作品中融入了和他人相区别的东西。

但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多时候，性格鲜明是一件明面上从未禁止但暗地里却不被允许的事情。这种在阳面和阴面得到不同待遇的事情有很多，整个社会神经兮兮的，好像非得把自己正常的、规范的一面演给什么别的存在看，而人身上自然的（natural）和自发的（spontaneous）品质，反而要潜在地底下。于是，文字作品作为一种明面上的东西，就得故作客观、故作中肯，写作者还得试图保持一种科学家的身份以不偏不倚的腔调来写作；写出来的东西，要么像是个外星人在俯瞰地球有一种陌生感，要么像个残疾的上帝居高临下地教训人，这实在是无趣得要命。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说，“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待的这个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到，这可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

吉登斯解释说，韦伯是从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情结出发，去考量现代社会发展与西方传统价值观之分野给人类带来的隐忧。他是一个明明强调搞研究应该“价值中立”的伟大思想家，却仍然有一种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悲悯心和极其诚恳的体谅。
时代在变化，我们处在在一个被压缩了的现代化进程里，困惑的、纠葛的、悬浮的、迫切的、焦虑的，是这个时代的频率；但在今天，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身居高位就想摁着别人的头听自己说话的已经太多了，韦伯的pathos显得格外珍贵。

下午状态不好特地去找了王楚钦去年的比赛看
因为一句“不能放弃”而看了整场比赛
在考研这条路上
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
我一个人走了很久也很累的时候
谢谢王楚钦突然闯进了我的世界
每天早上的闹钟铃声是王楚钦唱的歌
听他唱的歌起床不会有怨气甚至心里一丝甜蜜
“梦里面呓语 轻风微起
思念怎限于三言两语
梦里梦外都是你”

喜欢叫你王楚钦而不是大头
因为这三个字好浪漫

入夜了，天还没有那么凉。我行走在幽都，自己呓语着孤独的夜话。

出了门，狭窄的胡同没有灯光，连星星也零零散散的。路上遇见了几只寻食的野猫，我们一样。

走了一段路，看见了两家灯火通明的商家，而我却不能驻足，我们不一样。

我似乎想起我的家不在这里，又似乎将这里当成了家。我为刚刚租到的房子能够得到微弱的阳光而感到开心，我会驻足在灯火通明的公园边，享受着他们成群结队的快乐，深秋留下来的那些花儿，也和我一样享受着他们成群结队的快乐，我没有那么开心，也没有那么伤感，也许就是因为我融入不到他们的热闹，可是他们的热闹却又感染到了我。也许还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一个人以为我会非常孤独，却又不知道因为他们的热闹而我却又没有那么孤独。而这一刻，我仿佛成为了丢弃了灵魂，我的灵魂似乎也在寻觅他真正的归宿，就像我穿越大街小巷，只是为了寻找家乡的味道，而满足味蕾的需求。

我知道我不能驻足了，我也不能寻找了，这看似矛盾却才是真正问题的所在。

我才知晓每一次出走，总是想着在这样的幽都，找到一个赖以生存的角落。

这是我的夜话，也是每一个半生出走的人的心声。热闹时忘却得孤独，总在世界里只剩下半窗星月，半支香烟，满屋孤独重新上门，每一次将他乡变成故乡，每一次陌生的城市也变得熟悉，每一次以为找到了一个安家的角落就以为证明了存在，却又一次出逃……

谨以此文送给那些半生出走的人，祝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叫做家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