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观
1.《庄子》以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所谓“老聃死”就是证明。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之，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养生主》）
历史上有关老聃的记载，说他是西去出了函谷关，而“莫知其所终”（《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此处偏言及其死，后世的道士神化老子之流不得不做还未《庄子》此段作一番说解：“此独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泯一，凡圣之道均齐，此盖庄生寓言耳。而老君为大道之祖，为天地万物之宗，岂有生死哉？故托此言圣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也”(《庄子疏》) 。圣人亦有终期，则《庄子》认为生命必有尽头是可以想见的了。这样，养形养寿以求长生久视便是渺不可及的企望。《庄子》既知生命不能永久，因而不以养形为根本究竟，那么，面对死亡，可以言说的便只是人的态度了。
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对其用情过度，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天之所受，本无物也，犹以有情相感，则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理，背弃其情实”(林希逸《庄子口义》) 。人的生死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时’者值其时，‘顺’者顺其常”(锺泰《庄子发微》)，“安时处顺”就是知道生命有其来临之时，也应顺其天理，坦然面对它的离去：“既知其来去之适然，则来亦不足为乐，去亦不足为哀”，“知其自然而然者，于死生无所动其心，而后可以养生也”(林希逸《庄子口义》)。“哀乐不能入也”，表达的正是面对生死的态度，是了解自然之必然后坦然顺应之，与大化迁变同其节律，而不是徒然试图去改变生死的自然过程。这在《庄子》是基本态度，《德充符》的最后有一节庄子与惠施的对话：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
两人讨论的是人有情、无情的问题。显然，庄子其实并不是完全否认人有喜怒哀乐之类自然的情感反应，他所谓“无情”是顺应自然(“因自然”)，“不以好恶内伤其身”，这正是说的《养生主》中“哀乐不能入”。
2.生死可以相互转换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薪尽火传”譬喻的意思是：“薪有穷尽之时，而世间之火，自古及今，传而不绝，未曾见尽。”(林希逸《庄子口义》)由此譬喻转而言生死，则大约是指人的个体生命如脂薪，必将有穷尽之时，但大化流行如同火焰，变迁而又相续；这一自然过程如“火传”未尝断绝，个体的生死不过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已，将自己的生命置于这个自然过程中看，它便可谓是无有穷尽的。
庄子的达观，如果仅仅面对世间种种，还算不得彻底；只有勘破最后的生死大关，才完全成就其达观。《庄子》书中一再表达过死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因为世间一切都处在迁变不已之状态中：“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秋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
明了人生而必有死，这也可以只是一个依据一般生命现象作经验观察的结论，真正达观面对生死，尚待对生命存亡的根本缘由的透视。《庄子》对此有自家深切的看法。这在《至乐》篇“鼓盆而歌”一节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庄子妻死，惠施来吊唁时，见他不仅没有悲哀之色，且正敲着瓦缶唱歌；面对惠施的责难，庄子解释他的理由是：“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在庄子看来，人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自无而有，由气而成形，再回归于无形，如同四季之迭代。很明显，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关键是气的形成与变化。关于“气”在包括人在内的物种品类之生灭中的作用，《知北游》作了最简单明白的表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也就是说，人的生命之存在与结束其实不过是气的聚散活动而已。
《庄子》生死观在后世的延续
庄学对于死亡的达观，虽然具有甚高的境界，但远超常情之外，不是一时即可为人接受的。对于生命的关切是人类基本的冲动。这似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关口。汉代人对于生命的长生久视抱有强烈的企望，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古典理性精神的反拨，对于长生法术的追求乃成一时风尚。然而求仙之在现世难以应验，最终必然会引致对它的反省、疑惑。在企求破灭之后的失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古诗十九首》里即充斥了生死之感，表达得最主要的就是人生之有限的尖锐意识。“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人生非金石，焉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对此，古诗作者诉诸的法门是及时行乐、世间荣名等。这是一种执著生命的表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死亡如果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不妨专注现世的生活，然而这种专注恰恰是对于不在视野中心的死亡的强烈意识的证明。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于庄子式的视死生为一体观念，一定是不能理会的。
再后，因眷恋、执著于现世生命而对庄子的以理化情从而坦然面对生命的达观作出直接反对的是王羲之。
兰亭会时在永和九年(353)春三月三日，众名士临水修禊，饮酒赋诗，将所作诗汇集后，王羲之作《兰亭集序》。当那些名士们聚集在会稽山阴兰亭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他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相与“畅叙幽情”，“信可乐也”。一个“乐”字，突显了当时的氛围。然而，随后来临的是良辰美景难以久住的伤悲：“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岂不痛哉！”。一个“痛”字，点明了此刻的情感陡转。以此看《兰亭集序》，可认为其具有两层结构，即兰亭集会之乐以及由联想到快乐之不永而来的悲哀。在山川美景及欣悦心情下，因深感这一切不能持久而骤然转向悲哀。
然而最引人瞩目的是《序》中对庄学生死观的直接否定：“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所谓“一死生”，出《德充符》“以死生为一条”；而“齐彭殇”，见《齐物论》“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对于王羲之而言，生死之间有着截然的划界，这是一个无法解脱的困境，因而对《庄子》“寿夭生死”一致之说是无法接受的。 https://t.cn/R2Wxlyw
1.《庄子》以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所谓“老聃死”就是证明。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之，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养生主》）
历史上有关老聃的记载，说他是西去出了函谷关，而“莫知其所终”（《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此处偏言及其死，后世的道士神化老子之流不得不做还未《庄子》此段作一番说解：“此独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泯一，凡圣之道均齐，此盖庄生寓言耳。而老君为大道之祖，为天地万物之宗，岂有生死哉？故托此言圣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也”(《庄子疏》) 。圣人亦有终期，则《庄子》认为生命必有尽头是可以想见的了。这样，养形养寿以求长生久视便是渺不可及的企望。《庄子》既知生命不能永久，因而不以养形为根本究竟，那么，面对死亡，可以言说的便只是人的态度了。
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对其用情过度，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天之所受，本无物也，犹以有情相感，则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理，背弃其情实”(林希逸《庄子口义》) 。人的生死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时’者值其时，‘顺’者顺其常”(锺泰《庄子发微》)，“安时处顺”就是知道生命有其来临之时，也应顺其天理，坦然面对它的离去：“既知其来去之适然，则来亦不足为乐，去亦不足为哀”，“知其自然而然者，于死生无所动其心，而后可以养生也”(林希逸《庄子口义》)。“哀乐不能入也”，表达的正是面对生死的态度，是了解自然之必然后坦然顺应之，与大化迁变同其节律，而不是徒然试图去改变生死的自然过程。这在《庄子》是基本态度，《德充符》的最后有一节庄子与惠施的对话：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
两人讨论的是人有情、无情的问题。显然，庄子其实并不是完全否认人有喜怒哀乐之类自然的情感反应，他所谓“无情”是顺应自然(“因自然”)，“不以好恶内伤其身”，这正是说的《养生主》中“哀乐不能入”。
2.生死可以相互转换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薪尽火传”譬喻的意思是：“薪有穷尽之时，而世间之火，自古及今，传而不绝，未曾见尽。”(林希逸《庄子口义》)由此譬喻转而言生死，则大约是指人的个体生命如脂薪，必将有穷尽之时，但大化流行如同火焰，变迁而又相续；这一自然过程如“火传”未尝断绝，个体的生死不过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已，将自己的生命置于这个自然过程中看，它便可谓是无有穷尽的。
庄子的达观，如果仅仅面对世间种种，还算不得彻底；只有勘破最后的生死大关，才完全成就其达观。《庄子》书中一再表达过死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因为世间一切都处在迁变不已之状态中：“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秋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
明了人生而必有死，这也可以只是一个依据一般生命现象作经验观察的结论，真正达观面对生死，尚待对生命存亡的根本缘由的透视。《庄子》对此有自家深切的看法。这在《至乐》篇“鼓盆而歌”一节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庄子妻死，惠施来吊唁时，见他不仅没有悲哀之色，且正敲着瓦缶唱歌；面对惠施的责难，庄子解释他的理由是：“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在庄子看来，人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自无而有，由气而成形，再回归于无形，如同四季之迭代。很明显，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关键是气的形成与变化。关于“气”在包括人在内的物种品类之生灭中的作用，《知北游》作了最简单明白的表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也就是说，人的生命之存在与结束其实不过是气的聚散活动而已。
《庄子》生死观在后世的延续
庄学对于死亡的达观，虽然具有甚高的境界，但远超常情之外，不是一时即可为人接受的。对于生命的关切是人类基本的冲动。这似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关口。汉代人对于生命的长生久视抱有强烈的企望，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古典理性精神的反拨，对于长生法术的追求乃成一时风尚。然而求仙之在现世难以应验，最终必然会引致对它的反省、疑惑。在企求破灭之后的失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古诗十九首》里即充斥了生死之感，表达得最主要的就是人生之有限的尖锐意识。“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人生非金石，焉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对此，古诗作者诉诸的法门是及时行乐、世间荣名等。这是一种执著生命的表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死亡如果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不妨专注现世的生活，然而这种专注恰恰是对于不在视野中心的死亡的强烈意识的证明。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于庄子式的视死生为一体观念，一定是不能理会的。
再后，因眷恋、执著于现世生命而对庄子的以理化情从而坦然面对生命的达观作出直接反对的是王羲之。
兰亭会时在永和九年(353)春三月三日，众名士临水修禊，饮酒赋诗，将所作诗汇集后，王羲之作《兰亭集序》。当那些名士们聚集在会稽山阴兰亭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他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相与“畅叙幽情”，“信可乐也”。一个“乐”字，突显了当时的氛围。然而，随后来临的是良辰美景难以久住的伤悲：“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岂不痛哉！”。一个“痛”字，点明了此刻的情感陡转。以此看《兰亭集序》，可认为其具有两层结构，即兰亭集会之乐以及由联想到快乐之不永而来的悲哀。在山川美景及欣悦心情下，因深感这一切不能持久而骤然转向悲哀。
然而最引人瞩目的是《序》中对庄学生死观的直接否定：“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所谓“一死生”，出《德充符》“以死生为一条”；而“齐彭殇”，见《齐物论》“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对于王羲之而言，生死之间有着截然的划界，这是一个无法解脱的困境，因而对《庄子》“寿夭生死”一致之说是无法接受的。 https://t.cn/R2Wxlyw
燕窝，很古老。
据考证，燕窝在唐朝从北婆罗洲( 现马拉西亚沙巴洲) 传入中国，其中文叙述首载于元代贾铭的《饮食须知》： “燕窝，味 甘，性 平，黄黑霉烂者，有毒，勿食”。
关于燕窝的药性，“平”
首载于《饮食须知》，其认为燕窝的药为“平”，其后医家医书均以此为宗。
但《南越笔记》提出燕窝性“暖”的观点，其言: “海粉性寒而为燕所吞则暖”。药性“暖”与药性“温”意思相近，均为温和之意，而药性“平”则不寒、不热、不温、不凉之意，结合燕窝功效以润燥、滋阴为主，故燕窝性“暖”的观点不确切。
关于燕窝的药味，“淡附于甘”
亦首载于《饮食须知》，其提出燕窝的药味为“甘”，其后医家多遵循该观点。
其中《药性切用》、《本草从新》、《医略》、《本草害利》、《食物与治病》和《云南中药资源名录》提出燕窝的药味“甘、淡”的观点。
药味“淡”为淡而无味之意，多有渗湿、利尿作用，其常与“甘”味并列，称“淡附于甘”。
然而医书中无记载燕窝具有渗湿、利尿的作用，为何《药性切用》等医书将燕窝的药味归纳为“甘、淡”?
《药性切用》等医书是从味觉器官辨别味道与临床功效两个角度归纳了燕窝的药味，燕窝味“甘”是从临床功效的角度概括其“滋补、和中”的作用，味“淡”则是从味觉器官辨别味道的角度概括其味道没有特殊的滋味。
另外，《本草求真》和《本草再新》提出燕窝味“甘、咸”的观点。医书提出味“咸”的观点是从临床功效的角度概括，主要强调燕窝具有滋养肾水的功效，如《本草求真》言: “燕窝，入肾滋水，咸入肾”。因此笔者认为燕窝的药味为“甘、淡、咸”。
关于燕窝的归经
首载于《本草求真》，其言:“燕窝专入肺、脾、肾，海粉本属寒咸，得鸟咀于风高之处，而为甘平，洵可入肺生气，肺处至高之处。入肾滋水，咸入肾。入胃补中，甘入脾胃”。
之后，众多医书多认同燕窝归经为“肺”、“肾”的观点。
然而，《本草求真》认为燕窝亦归“脾”经，《本草再新》认为其亦归“心”经，而《中药大辞典》等现代医书认为其亦归“胃”经。其中，脾、胃二经的经络互相联络而构成脏腑表里配合关系，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在水谷的收纳、消化、吸收和输布的生理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因燕窝具有开胃、益气、补中等作用，被认为是调补虚劳之圣药。
另外，医书暂无记载燕窝治疗心脏相关的疾病，故燕窝是否归心经仍需进一步临床验证。
自明朝开始，燕窝的功效逐渐被人们所认知，如《露书》言: “燕窝，或曰能化痰”。至清朝，燕窝才开始被本草类书籍收录，其首载于《本经逢原》。
之后众多书籍亦有阐述燕窝的功效，但各有发挥而不尽一致。将燕窝的主要功效归纳为: 益气化痰，滋肾养肺，补脾和胃以及调补虚劳。
益气化痰
益气主要是指益肺气，肺主宣发肃降，肺气虚则宣发肃降失司，诱发咳嗽、气喘，且众多书籍强调燕窝可治咳嗽、久咳和一切肺虚不能肃降之症，故益（肺）气是燕窝的主要功效之一。
另外，肺气虚，则气机不畅，津液输布失司，痰湿乃成，且书籍多记载燕窝具有化痰的功效，可治痰疾、膈痰和痰喘等疾病，燕窝的主要功效应包括益气化痰，该功效亦符合“补而能清”的说法。
因此，燕窝益气化痰的功效主要针对病机是肺气虚兼痰湿的相关疾病。
滋肾养肺
《本经逢原》言: “燕窝，甘，平，无毒。鸟衔海粉作窝，得风日阳和之气，化咸寒为甘平，能使金水相生，肾气上滋于肺”；
《本草求真》曰: “入肾滋水，咸入肾”。由此可见，燕窝是通过滋补肾水而养肺阴、润肺燥，从而治疗水亏精气不足、阴虚咯血和秋燥咳嗽等疾病。
因此，滋肾养肺可确切地反映燕窝在滋阴方面的功效，故其亦针对病机是肾阴虚为本，肺阴虚为标的相关疾病。
补脾和胃
《本经逢原》言: “胃气亦得以安”；
《本草求真》曰: “入胃补中”以及《医略》言: “开胃气”，因此燕窝具有和胃的功效可治疗反胃久呕、吐血和噎膈等疾病的观点得到众多医家的认可。
然而为何不是补中和胃或健脾和胃，而是补脾和胃? 原因可能有三，
其一，燕窝味甘，入脾、胃二经，补脾和胃更能体现燕窝的归经；
其二，脾主运化、统血、升清，若脾气虚弱，或不能运化水谷、水湿，则易生痰、久痢、久疟，或不能统摄血液，血溢脉外而咯血、呕血，或不能升清，则脾气不升，胃气不降，而噎膈;；
其三，培土生金，脾属土，肺属金，补脾气，使脾气健运升清，可上输水谷精微于肺，以养肺气。
因此，补脾和胃亦是燕窝主要功效之一，主要针对病机是脾气虚，胃气不和的相关疾病。
调补虚劳
自《药性切用》提出燕窝是虚劳滋补良药的观点后，众多书籍将燕窝誉为调理虚损痨瘵之圣药，多用于治疗年老体虚相关疾病。
并且现代研究发现燕窝具有提高免疫功能、延缓脑组织衰老和消除氧自由基的功效。因此基于临床经验的积累和现代药理学的研究，虽调补虚劳与前三者有重复之处，但仍需单独列出，以显其功。
故燕窝调补虚劳主要用于体虚年老者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治疗。
虽有文献提出燕窝至少在唐朝已传入中国，但明清之前鲜有记载燕窝药用价值的书籍，原因可能有三：
一者，燕窝产量低，航海技术落后，价格昂贵，接触的群体少，唐、宋、元朝仅仅被君王将相所享用，至明、清朝方被官贵所享用。如《海语》言: “海燕，大如鸠，春回巢于古岩危壁葺垒，乃白海菜也。岛夷伺其秋去，以修竿接铲，取而鬻之。海燕窝随舶至广，贵家宴品珍之，其价翔矣。”；
二者，要深入认识燕窝的药用价值需要漫长的过程；
三者，草药专著始于明而盛于清，明清以前的草药专著较少。所幸，贾铭作为元末明初的养生家，曾任万户，被明太祖朱元璋召问顾养之法，并进呈《饮食须知》一书，因此《饮食须知》得以流传至今，为最早记载燕窝药用信息的书籍。
燕窝的药用认识于元朝已形成雏形，标志性著作为《饮食须知》。
于明朝，人们对燕窝的认识逐渐从一种食物过渡为一种药食同源的珍品，其功效亦被逐步发现与拓展，标志性著作为《重订本草微要》，其是目前最先收录燕窝的本草书籍，纠正了部分论著以《本经逢原》为最早记载燕窝的本草书籍的说法。
在清朝，燕窝被广泛运用于疾病的治疗，如《临证指南医案》、《吴鞠通医案》和《笔花医镜》均有记载使用燕窝的医案。
燕窝性平，味甘、淡、咸，归肺、脾、胃、肾经，主要功效为益气化痰，滋肾养肺，补脾和胃以及调补虚劳，主要运用于病机为肺气虚兼痰湿，或肾阴虚为本，肺阴虚为标，或脾气虚，胃气不和，或体虚年老者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相关疾病治疗。
目前，通过现代科技，燕窝的有效成分及各种提取物的功效、作用机理、有效路径或靶点被进一步挖掘，如最新研究发现燕窝酸可抗急性脑缺血，燕窝提取物可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免疫损伤、预防胰岛素抵抗、抗氧化、抗H5N1禽流感病毒、可提高记忆力、降血压、促进子宫修复等。
--摘自《燕窝功效考》，樊耀华等，广州中医药大学，2020年。
据考证，燕窝在唐朝从北婆罗洲( 现马拉西亚沙巴洲) 传入中国，其中文叙述首载于元代贾铭的《饮食须知》： “燕窝，味 甘，性 平，黄黑霉烂者，有毒，勿食”。
关于燕窝的药性，“平”
首载于《饮食须知》，其认为燕窝的药为“平”，其后医家医书均以此为宗。
但《南越笔记》提出燕窝性“暖”的观点，其言: “海粉性寒而为燕所吞则暖”。药性“暖”与药性“温”意思相近，均为温和之意，而药性“平”则不寒、不热、不温、不凉之意，结合燕窝功效以润燥、滋阴为主，故燕窝性“暖”的观点不确切。
关于燕窝的药味，“淡附于甘”
亦首载于《饮食须知》，其提出燕窝的药味为“甘”，其后医家多遵循该观点。
其中《药性切用》、《本草从新》、《医略》、《本草害利》、《食物与治病》和《云南中药资源名录》提出燕窝的药味“甘、淡”的观点。
药味“淡”为淡而无味之意，多有渗湿、利尿作用，其常与“甘”味并列，称“淡附于甘”。
然而医书中无记载燕窝具有渗湿、利尿的作用，为何《药性切用》等医书将燕窝的药味归纳为“甘、淡”?
《药性切用》等医书是从味觉器官辨别味道与临床功效两个角度归纳了燕窝的药味，燕窝味“甘”是从临床功效的角度概括其“滋补、和中”的作用，味“淡”则是从味觉器官辨别味道的角度概括其味道没有特殊的滋味。
另外，《本草求真》和《本草再新》提出燕窝味“甘、咸”的观点。医书提出味“咸”的观点是从临床功效的角度概括，主要强调燕窝具有滋养肾水的功效，如《本草求真》言: “燕窝，入肾滋水，咸入肾”。因此笔者认为燕窝的药味为“甘、淡、咸”。
关于燕窝的归经
首载于《本草求真》，其言:“燕窝专入肺、脾、肾，海粉本属寒咸，得鸟咀于风高之处，而为甘平，洵可入肺生气，肺处至高之处。入肾滋水，咸入肾。入胃补中，甘入脾胃”。
之后，众多医书多认同燕窝归经为“肺”、“肾”的观点。
然而，《本草求真》认为燕窝亦归“脾”经，《本草再新》认为其亦归“心”经，而《中药大辞典》等现代医书认为其亦归“胃”经。其中，脾、胃二经的经络互相联络而构成脏腑表里配合关系，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在水谷的收纳、消化、吸收和输布的生理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因燕窝具有开胃、益气、补中等作用，被认为是调补虚劳之圣药。
另外，医书暂无记载燕窝治疗心脏相关的疾病，故燕窝是否归心经仍需进一步临床验证。
自明朝开始，燕窝的功效逐渐被人们所认知，如《露书》言: “燕窝，或曰能化痰”。至清朝，燕窝才开始被本草类书籍收录，其首载于《本经逢原》。
之后众多书籍亦有阐述燕窝的功效，但各有发挥而不尽一致。将燕窝的主要功效归纳为: 益气化痰，滋肾养肺，补脾和胃以及调补虚劳。
益气化痰
益气主要是指益肺气，肺主宣发肃降，肺气虚则宣发肃降失司，诱发咳嗽、气喘，且众多书籍强调燕窝可治咳嗽、久咳和一切肺虚不能肃降之症，故益（肺）气是燕窝的主要功效之一。
另外，肺气虚，则气机不畅，津液输布失司，痰湿乃成，且书籍多记载燕窝具有化痰的功效，可治痰疾、膈痰和痰喘等疾病，燕窝的主要功效应包括益气化痰，该功效亦符合“补而能清”的说法。
因此，燕窝益气化痰的功效主要针对病机是肺气虚兼痰湿的相关疾病。
滋肾养肺
《本经逢原》言: “燕窝，甘，平，无毒。鸟衔海粉作窝，得风日阳和之气，化咸寒为甘平，能使金水相生，肾气上滋于肺”；
《本草求真》曰: “入肾滋水，咸入肾”。由此可见，燕窝是通过滋补肾水而养肺阴、润肺燥，从而治疗水亏精气不足、阴虚咯血和秋燥咳嗽等疾病。
因此，滋肾养肺可确切地反映燕窝在滋阴方面的功效，故其亦针对病机是肾阴虚为本，肺阴虚为标的相关疾病。
补脾和胃
《本经逢原》言: “胃气亦得以安”；
《本草求真》曰: “入胃补中”以及《医略》言: “开胃气”，因此燕窝具有和胃的功效可治疗反胃久呕、吐血和噎膈等疾病的观点得到众多医家的认可。
然而为何不是补中和胃或健脾和胃，而是补脾和胃? 原因可能有三，
其一，燕窝味甘，入脾、胃二经，补脾和胃更能体现燕窝的归经；
其二，脾主运化、统血、升清，若脾气虚弱，或不能运化水谷、水湿，则易生痰、久痢、久疟，或不能统摄血液，血溢脉外而咯血、呕血，或不能升清，则脾气不升，胃气不降，而噎膈;；
其三，培土生金，脾属土，肺属金，补脾气，使脾气健运升清，可上输水谷精微于肺，以养肺气。
因此，补脾和胃亦是燕窝主要功效之一，主要针对病机是脾气虚，胃气不和的相关疾病。
调补虚劳
自《药性切用》提出燕窝是虚劳滋补良药的观点后，众多书籍将燕窝誉为调理虚损痨瘵之圣药，多用于治疗年老体虚相关疾病。
并且现代研究发现燕窝具有提高免疫功能、延缓脑组织衰老和消除氧自由基的功效。因此基于临床经验的积累和现代药理学的研究，虽调补虚劳与前三者有重复之处，但仍需单独列出，以显其功。
故燕窝调补虚劳主要用于体虚年老者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治疗。
虽有文献提出燕窝至少在唐朝已传入中国，但明清之前鲜有记载燕窝药用价值的书籍，原因可能有三：
一者，燕窝产量低，航海技术落后，价格昂贵，接触的群体少，唐、宋、元朝仅仅被君王将相所享用，至明、清朝方被官贵所享用。如《海语》言: “海燕，大如鸠，春回巢于古岩危壁葺垒，乃白海菜也。岛夷伺其秋去，以修竿接铲，取而鬻之。海燕窝随舶至广，贵家宴品珍之，其价翔矣。”；
二者，要深入认识燕窝的药用价值需要漫长的过程；
三者，草药专著始于明而盛于清，明清以前的草药专著较少。所幸，贾铭作为元末明初的养生家，曾任万户，被明太祖朱元璋召问顾养之法，并进呈《饮食须知》一书，因此《饮食须知》得以流传至今，为最早记载燕窝药用信息的书籍。
燕窝的药用认识于元朝已形成雏形，标志性著作为《饮食须知》。
于明朝，人们对燕窝的认识逐渐从一种食物过渡为一种药食同源的珍品，其功效亦被逐步发现与拓展，标志性著作为《重订本草微要》，其是目前最先收录燕窝的本草书籍，纠正了部分论著以《本经逢原》为最早记载燕窝的本草书籍的说法。
在清朝，燕窝被广泛运用于疾病的治疗，如《临证指南医案》、《吴鞠通医案》和《笔花医镜》均有记载使用燕窝的医案。
燕窝性平，味甘、淡、咸，归肺、脾、胃、肾经，主要功效为益气化痰，滋肾养肺，补脾和胃以及调补虚劳，主要运用于病机为肺气虚兼痰湿，或肾阴虚为本，肺阴虚为标，或脾气虚，胃气不和，或体虚年老者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相关疾病治疗。
目前，通过现代科技，燕窝的有效成分及各种提取物的功效、作用机理、有效路径或靶点被进一步挖掘，如最新研究发现燕窝酸可抗急性脑缺血，燕窝提取物可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免疫损伤、预防胰岛素抵抗、抗氧化、抗H5N1禽流感病毒、可提高记忆力、降血压、促进子宫修复等。
--摘自《燕窝功效考》，樊耀华等，广州中医药大学，2020年。
摘【史家批顾颉刚疑史 及顾氏承认破坏历史】
1921年春，顾颉刚首次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全部著作，当时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十年春间……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
1940年代所写的《为“古史辨的解毒剂”进一解》一文中，矛头直指顾颉刚的核心主张：
王国维所谓和禹稷同样有大功德于民的服牛的王亥，东周初没有人说过，孔子时没有人说过，孟子时又没有人说过，那就是不知道王亥，也就是根本没有王亥。《山海经》突然说起王亥，依照顾先生的大理论，这是《山海经》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供他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着硬磞磞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们的法宝碰碎了！
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李季又严厉批评了古史辨派的殿军杨宽，否定他的基本理论：
什么“困民国”之人，到底还是人。再看杨先生运用他的“最厉害的武器”，根据《楚辞·天问》和《国语》《晋语》等书，说王亥即蓐收……依照他的“八股式的理论”，“此乃传说之初相”，而《山海经·大荒东经》郭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是由神话中演化而来”。可是碰着硬绑绑的龟甲兽骨的卜辞宣布“初相”是“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不是什么“金神”“刑神”。这使“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变成当面说谎，未免有点难为情罢。
李季的批判可谓釜底抽薪，试图否定顾颉刚和杨宽开展研究的“基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神话演变分化说”，而这种批判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王国维的王亥考证。此种批判是否得当，值得商榷，但至少可见王国维古史考证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具有了权威价值。
江绍原也写过一篇长文《关于殷王亥传说的研究》，在王国维之后，专门研究王亥的论著，恐怕无有出其右者。该文搜罗了历代关于王亥的各种主要观点，其中也包括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并一一辨析，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王国维和顾颉刚的研究，江绍原总结道：
王国维首先把“卜辞”和《楚辞·天问》《山海经》《古本竹书》，及其他古籍里关于王亥的材料，排比研究，大有功于史学文学。然其所得似犹浅，且为说不无疏失。……顾颉刚年前遽引王考，以释《周易》大壮旅两卦的各一条爻辞，察其所说，既与《周易》体例不合，又悖于本辞之显言本义，迹近穿凿。愚无取焉。
在王亥之外，能利用《山海经》中材料于古史研究另辟新径者，却不多见，其中胡厚宣的《四方风名考证》可视为一个精彩的创获，其研究也进一步肯定了《山海经》的史料价值。胡厚宣晚年回顾治学生涯时曾说过，自己“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它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证明《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
1944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四方风名考证》完成于1942年。书前有徐中舒、高亨的序和缪钺的题辞。高亨在序中指出该书有五点长处：取征甚详、立论不苟、匡正旧说、创获新义、证实古书。在第五点“证实古书”中，指出当时的学者往往重视新史料，而轻视旧史料，重视地下史料，轻视纸上史料，古书上的记载见于金石甲骨，则信其有，否则就疑其无。高亨认为这种对待古书和旧史料的态度是不合适的，因此特别指出：“金石甲骨每足以证实古书，而古书亦足以申疏金石甲骨。如卜辞之王亥，散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古本)、《天问》《吕览》《世本》诸古书，非卜辞无以证实其人，非古书无以申疏其事，是最昭之例也。”胡厚宣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无疑也是证明高亨观点的一个范例。在文中，胡厚宣直接利用了《山海经·大荒经》上关于四方风名的四条重要材料，(59)通过考辨，证实《山海经》中的记载与甲骨文上的四方名及风名相符合，其效果当然与王国维考证王亥见于卜辞相同。在文章最后，胡厚宣的一段话，特别能说明其对《山海经》及王国维研究的态度：
夫《山海经》者，自来多数学者所视为荒诞不雅训之言也，今人且以《大荒经》为东汉时之作品。王国维氏虽于《大荒东经》发现王亥一名，印证卜辞，有功马《纪》。然论者以此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也。……今由早期之甲骨文字，乃知此三种史料所纪四方风名，实息息相通，完全密合，岂非古史上一饶具兴会之发现耶！
注：图片1为著名的「四方风甲骨」——殷商人知道东西南北与一年四季的铁证。
从右至左，骨辞内容为：
东方曰析，风曰协。
南方曰夹，风曰微。
西方曰夷，风曰彝。
北方曰宛，风曰伇。
胡厚宣引《山海经》（图2）释：
析、夹、夷、宛四方神名也。
分别代表春生、夏长、秋熟、冬藏（图3为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上的刻符整合试译）。
协风——和煦之风。
微风——微弱之风。
彝风——大风。
伇风——烈风。
1921年春，顾颉刚首次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全部著作，当时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十年春间……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
1940年代所写的《为“古史辨的解毒剂”进一解》一文中，矛头直指顾颉刚的核心主张：
王国维所谓和禹稷同样有大功德于民的服牛的王亥，东周初没有人说过，孔子时没有人说过，孟子时又没有人说过，那就是不知道王亥，也就是根本没有王亥。《山海经》突然说起王亥，依照顾先生的大理论，这是《山海经》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供他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着硬磞磞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们的法宝碰碎了！
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李季又严厉批评了古史辨派的殿军杨宽，否定他的基本理论：
什么“困民国”之人，到底还是人。再看杨先生运用他的“最厉害的武器”，根据《楚辞·天问》和《国语》《晋语》等书，说王亥即蓐收……依照他的“八股式的理论”，“此乃传说之初相”，而《山海经·大荒东经》郭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是由神话中演化而来”。可是碰着硬绑绑的龟甲兽骨的卜辞宣布“初相”是“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不是什么“金神”“刑神”。这使“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变成当面说谎，未免有点难为情罢。
李季的批判可谓釜底抽薪，试图否定顾颉刚和杨宽开展研究的“基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神话演变分化说”，而这种批判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王国维的王亥考证。此种批判是否得当，值得商榷，但至少可见王国维古史考证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具有了权威价值。
江绍原也写过一篇长文《关于殷王亥传说的研究》，在王国维之后，专门研究王亥的论著，恐怕无有出其右者。该文搜罗了历代关于王亥的各种主要观点，其中也包括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并一一辨析，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王国维和顾颉刚的研究，江绍原总结道：
王国维首先把“卜辞”和《楚辞·天问》《山海经》《古本竹书》，及其他古籍里关于王亥的材料，排比研究，大有功于史学文学。然其所得似犹浅，且为说不无疏失。……顾颉刚年前遽引王考，以释《周易》大壮旅两卦的各一条爻辞，察其所说，既与《周易》体例不合，又悖于本辞之显言本义，迹近穿凿。愚无取焉。
在王亥之外，能利用《山海经》中材料于古史研究另辟新径者，却不多见，其中胡厚宣的《四方风名考证》可视为一个精彩的创获，其研究也进一步肯定了《山海经》的史料价值。胡厚宣晚年回顾治学生涯时曾说过，自己“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它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证明《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
1944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四方风名考证》完成于1942年。书前有徐中舒、高亨的序和缪钺的题辞。高亨在序中指出该书有五点长处：取征甚详、立论不苟、匡正旧说、创获新义、证实古书。在第五点“证实古书”中，指出当时的学者往往重视新史料，而轻视旧史料，重视地下史料，轻视纸上史料，古书上的记载见于金石甲骨，则信其有，否则就疑其无。高亨认为这种对待古书和旧史料的态度是不合适的，因此特别指出：“金石甲骨每足以证实古书，而古书亦足以申疏金石甲骨。如卜辞之王亥，散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古本)、《天问》《吕览》《世本》诸古书，非卜辞无以证实其人，非古书无以申疏其事，是最昭之例也。”胡厚宣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无疑也是证明高亨观点的一个范例。在文中，胡厚宣直接利用了《山海经·大荒经》上关于四方风名的四条重要材料，(59)通过考辨，证实《山海经》中的记载与甲骨文上的四方名及风名相符合，其效果当然与王国维考证王亥见于卜辞相同。在文章最后，胡厚宣的一段话，特别能说明其对《山海经》及王国维研究的态度：
夫《山海经》者，自来多数学者所视为荒诞不雅训之言也，今人且以《大荒经》为东汉时之作品。王国维氏虽于《大荒东经》发现王亥一名，印证卜辞，有功马《纪》。然论者以此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也。……今由早期之甲骨文字，乃知此三种史料所纪四方风名，实息息相通，完全密合，岂非古史上一饶具兴会之发现耶！
注：图片1为著名的「四方风甲骨」——殷商人知道东西南北与一年四季的铁证。
从右至左，骨辞内容为：
东方曰析，风曰协。
南方曰夹，风曰微。
西方曰夷，风曰彝。
北方曰宛，风曰伇。
胡厚宣引《山海经》（图2）释：
析、夹、夷、宛四方神名也。
分别代表春生、夏长、秋熟、冬藏（图3为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上的刻符整合试译）。
协风——和煦之风。
微风——微弱之风。
彝风——大风。
伇风——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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