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高鼻子”世界级#数学家# #华为#去年基础研究投入超280亿
12月7日晚间，华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法国数学家、2002年菲尔兹奖得主洛朗·拉福格（Laurent Lafforgue）的一段视频采访。三个月前，这位世界级数学家进入了华为巴黎研究所工作。
“华为准备在拓扑斯理论领域进行投入，从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景来看，拓扑斯理论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坦诚地讲，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在华为实现这一切。”洛朗·拉福格在视频中表示，他目前所参与的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项目，即拓扑斯理论的发展与其潜在的应用。
尽管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华为依然保持着在基础研究领域的“饱和投入”。
2020年10月9日，华为拉格朗日数学计算中心在法国巴黎揭牌，这是华为继芯片、数学、家庭终端、美学以及传感器和软件研发五大研发中心之后，在法国设立的第六个研发中心，也是华为在法国设立的第二个数学计算中心。
在此前的采访中，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表示，每年150亿到200亿美元的研发费用中，20%到30%将用于基础研究工作。根据2020年财报数据显示，华为当年研发投资为1419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华为去年在基础领域的研究投入在283亿元到425亿元之间。
引入“高鼻子“人才
生于1966年的拉福格是一位“天才”数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8岁时就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获得银牌，35岁时因对数论和代数几何的突出贡献，获得菲尔兹奖，他被认为是破解了关于数学本质最重要的猜想，为现代数学研究最大的单项项目“朗兰兹”做出巨大贡献。
拉福格在视频中表示，他与华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四年半前的一场数学应用会议上，他被邀请去参会作一个拓扑斯理论研究的讲座，而现在，一些华为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已经开始研究这个课题。
“在华为，我发现一种战略的思考，这种战略思考在学术界很难达到同样的水平，华为所关注的包括产品的维度、技术的维度以及能够支持技术发展的相关理论的维度，这也是三个预测事物的维度，这三个维度是跨领域的，也是相互影响的。”拉福格表示，拓扑斯理论是深度神经元网络一般理论发展的一部分，例如，它可以用于服务人工智能的计算机架构，也可用于开发辅助数学家工作的自动化系统，以方便验证定理、发现定理，甚至是推动新的数学理论的发展。
“基础研究探索属于华为长远规划的一部分，在华为，有许多（岗位的）人士基于10年或20年的远景来思考的。”拉福格在视频中表示，加入华为对他来说，是一个新世界的发现。
从华为的战略部署来看，拉福格的加入，是其吸引“高鼻子”人才战略的一次落地。在今年8月12日的一场工作会议上，任正非表示，“公司处在战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敞开胸怀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任正非认为，强调科学家作用是希望能在华为主航道的范围内，更积极大胆地向纵深研究。“没有产业技术的深根探索和核心控制，怎么会有产品与产业的控制力？所以，华为发展到现在，更需要各位发挥科学家的研究与探索作用。”
“过去产、学、研分工模式不适应现代社会，我们不可能等到科学家们按照这个程序做完，所以我们自己培养了大量的科学家。我们公司至少有七百多个数学家，八百多个物理学家，一百二十多个化学家，还有六千多位专门做基础研究的专家，还有六万多工程师，构建成这么一个研发系统，使我们快速赶上人类时代的进步，抢占更重要的制高点。”任正非说。
每年20%到30%投入基础研究
过去十年，华为累计研发投入约7200亿元。在困难的2020年，华为研发投入1418.93亿元，同比增长7.8%。
从研发方向上看，除了鸿蒙、欧拉、5G以及一系列“补洞”措施外，华为还将研发的一部分经费投向了基础理论赛道。
“我们要加强基础研究的投资，希望用于基础研究费用从每年总研发费用150-200亿美金中划出更多的一块来，例如20%到30%，这样每年有30到40亿美金左右作为基础研究投入。”任正非称，基础领域的突破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是数十年的默默无闻，辛苦地耕耘。
任正非曾在与“Polar码之父”Erdal Arika的一场对话中提到一个故事，“我跑百公里不行，在我小时候如果你跑不过就不及格。我那时候是农村孩子，晚上几乎是没有灯光的，老师拿着秒表在终点线看，看着跑到终点。我们同学就帮我的忙，让我悄悄往前走30米至40米。”
任正非说，“教育不要输在终点线上，什么时候起跑无所谓。”
华为对基础研究的核心观点是，只有长期重视基础研究，才有国家和工业的强大，没有基础研究，产业就会被架空。
以5G为例，2009年，华为开始5G研究，选定极化码信道编码技术为主攻方向。2016年，在3GPP会议5G短码方案讨论中，以中国华为公司主推的Polar Code（极化码）方案，成为5G控制信道eMBB场景编码方案。这也是中国公司第一次从概念研发介入到标准、产品全链条参与的通信标准。
“当时我们决定选择了风险比较高的技术，甚至从工程角度不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早期做出这样的决策并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华为首席科学家童文曾对记者表示，一旦做出决策，华为就不打算在一两年就获得收益。
从Polar码的论文到标准的距离大约是10年。在华为来看，基础理论到应用的转化过程中需要克服众多工程化难关，三代信道编码技术从学术发现到成为产业标准都经历了10到20年的产业转化过程。
某种意义上看，伟大技术的诞生，也是一场科学家与工程师持续努力的接力赛。
12月7日晚间，华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法国数学家、2002年菲尔兹奖得主洛朗·拉福格（Laurent Lafforgue）的一段视频采访。三个月前，这位世界级数学家进入了华为巴黎研究所工作。
“华为准备在拓扑斯理论领域进行投入，从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景来看，拓扑斯理论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坦诚地讲，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在华为实现这一切。”洛朗·拉福格在视频中表示，他目前所参与的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项目，即拓扑斯理论的发展与其潜在的应用。
尽管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华为依然保持着在基础研究领域的“饱和投入”。
2020年10月9日，华为拉格朗日数学计算中心在法国巴黎揭牌，这是华为继芯片、数学、家庭终端、美学以及传感器和软件研发五大研发中心之后，在法国设立的第六个研发中心，也是华为在法国设立的第二个数学计算中心。
在此前的采访中，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表示，每年150亿到200亿美元的研发费用中，20%到30%将用于基础研究工作。根据2020年财报数据显示，华为当年研发投资为1419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华为去年在基础领域的研究投入在283亿元到425亿元之间。
引入“高鼻子“人才
生于1966年的拉福格是一位“天才”数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8岁时就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获得银牌，35岁时因对数论和代数几何的突出贡献，获得菲尔兹奖，他被认为是破解了关于数学本质最重要的猜想，为现代数学研究最大的单项项目“朗兰兹”做出巨大贡献。
拉福格在视频中表示，他与华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四年半前的一场数学应用会议上，他被邀请去参会作一个拓扑斯理论研究的讲座，而现在，一些华为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已经开始研究这个课题。
“在华为，我发现一种战略的思考，这种战略思考在学术界很难达到同样的水平，华为所关注的包括产品的维度、技术的维度以及能够支持技术发展的相关理论的维度，这也是三个预测事物的维度，这三个维度是跨领域的，也是相互影响的。”拉福格表示，拓扑斯理论是深度神经元网络一般理论发展的一部分，例如，它可以用于服务人工智能的计算机架构，也可用于开发辅助数学家工作的自动化系统，以方便验证定理、发现定理，甚至是推动新的数学理论的发展。
“基础研究探索属于华为长远规划的一部分，在华为，有许多（岗位的）人士基于10年或20年的远景来思考的。”拉福格在视频中表示，加入华为对他来说，是一个新世界的发现。
从华为的战略部署来看，拉福格的加入，是其吸引“高鼻子”人才战略的一次落地。在今年8月12日的一场工作会议上，任正非表示，“公司处在战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敞开胸怀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任正非认为，强调科学家作用是希望能在华为主航道的范围内，更积极大胆地向纵深研究。“没有产业技术的深根探索和核心控制，怎么会有产品与产业的控制力？所以，华为发展到现在，更需要各位发挥科学家的研究与探索作用。”
“过去产、学、研分工模式不适应现代社会，我们不可能等到科学家们按照这个程序做完，所以我们自己培养了大量的科学家。我们公司至少有七百多个数学家，八百多个物理学家，一百二十多个化学家，还有六千多位专门做基础研究的专家，还有六万多工程师，构建成这么一个研发系统，使我们快速赶上人类时代的进步，抢占更重要的制高点。”任正非说。
每年20%到30%投入基础研究
过去十年，华为累计研发投入约7200亿元。在困难的2020年，华为研发投入1418.93亿元，同比增长7.8%。
从研发方向上看，除了鸿蒙、欧拉、5G以及一系列“补洞”措施外，华为还将研发的一部分经费投向了基础理论赛道。
“我们要加强基础研究的投资，希望用于基础研究费用从每年总研发费用150-200亿美金中划出更多的一块来，例如20%到30%，这样每年有30到40亿美金左右作为基础研究投入。”任正非称，基础领域的突破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是数十年的默默无闻，辛苦地耕耘。
任正非曾在与“Polar码之父”Erdal Arika的一场对话中提到一个故事，“我跑百公里不行，在我小时候如果你跑不过就不及格。我那时候是农村孩子，晚上几乎是没有灯光的，老师拿着秒表在终点线看，看着跑到终点。我们同学就帮我的忙，让我悄悄往前走30米至40米。”
任正非说，“教育不要输在终点线上，什么时候起跑无所谓。”
华为对基础研究的核心观点是，只有长期重视基础研究，才有国家和工业的强大，没有基础研究，产业就会被架空。
以5G为例，2009年，华为开始5G研究，选定极化码信道编码技术为主攻方向。2016年，在3GPP会议5G短码方案讨论中，以中国华为公司主推的Polar Code（极化码）方案，成为5G控制信道eMBB场景编码方案。这也是中国公司第一次从概念研发介入到标准、产品全链条参与的通信标准。
“当时我们决定选择了风险比较高的技术，甚至从工程角度不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早期做出这样的决策并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华为首席科学家童文曾对记者表示，一旦做出决策，华为就不打算在一两年就获得收益。
从Polar码的论文到标准的距离大约是10年。在华为来看，基础理论到应用的转化过程中需要克服众多工程化难关，三代信道编码技术从学术发现到成为产业标准都经历了10到20年的产业转化过程。
某种意义上看，伟大技术的诞生，也是一场科学家与工程师持续努力的接力赛。
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对魏启后先生书法的认识
.
我感到自己有时候非常矛盾。
在书法上，受魏启后先生影响的，我怕是比较多的一位。魏老去世的时候，我在外地，我本该尽快赶回济南和众人一起送魏老最后一程，但我却选择了独自一人的默默思念。直到第三天才写了篇文字——《魏启后不死》，算是给自己有了个交代。
我是不喜欢在热闹场合凑热闹的，因而才有了这种情感上的矛盾。
还有就是艺术上的矛盾。魏老那么多的书画作品，没有不想看的理由，但是，看多了又怕自己不能自拔。有朋友说：面对着魏老的五指关，且留意砚庄怎样去跳（孙悟空不就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嘛）。好歹，这几年我算是有了点自信心。这点自信心，是建立在个人对魏老书法艺术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个人有那么一点点不同于魏老的艺术追求的基础之上的。
师从魏老后，我是充分认识了魏老的这样一个观点，亦即——
一、王羲之以后的书法从“中庸”走向了两个极端
一是所谓的“正格”，一是所谓的“破格”。
“正格”更多的是法度，个人情性受到抑制，帖派书法多有此弊。康有为说“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又说唐楷“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浇淳散朴、古意已漓”。因此，他推崇南北朝之碑，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甚至推崇民间造像墓志书法。
但“破格”的书法往往任意夸张、扭曲，是一种逆反心理的表现，碑派书法多有此弊。实则“正格”和“破格”两者都是心灵的扭曲。
理想状态还是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这种状态最理想的描述词汇还应该是“中庸”，这个“中庸”不是世俗的“中庸”，而是“尽万物之理而不过”的“中庸”。王羲之为“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提供了一个典型阐释。
好像人性从此就完全分裂了，再也回归不到“中庸”的理想状态了。
王羲之后的书法——
一是向法度与放达两极冲闯。
唐楷较之魏晋楷书更加收敛，馆阁体是其极端。明代大字书法更多的是情感宣泄。
二是向时间与空间两极冲闯。
王献之更多地注重笔画时间上的因果关系，唐代怀素推向极端。黄庭坚以及八大、金农、伊秉绶等清代碑派书法更倾向于拓展空间美感。
三是向雅化和丑化两极冲闯。
赵孟頫、董其昌是典型的雅化的代表。而傅山、八大、蒲华，还有更多的画家，他们的书法完全不在乎二王一系的典型运笔和结体。
四是出现碑帖之争。
碑帖之争的原由既有审美方面深化的需要，也有获得正确笔法的需要。
如果把上述四个方面看作矛盾的双方，那么，在王羲之以后，似乎很少出现矛盾双方新的调和。当然，调和不是回到王羲之的调和，而是在于矛盾冲突达到异常激烈状态下的新的平衡。
二、魏启后书法的形式分析
粗略说来，魏老深受汉简以及王羲之、米芾书法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是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来的。总地来说，汉简书法对魏老影响的是它的开放性，对魏老书法的总体气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米芾书法给魏老的启示主要是在笔画的丰富性和节奏感，它决定了书写过程的快感；如果说汉简和米芾书法给魏老提供的是一种精神和意志，是一种推动性的能量，那么王羲之书法则是提供了约束性的力量，使得运笔和结体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1、运笔的开放性使得作品更具宏伟的气象
不同于二王以及二王以后的书法笔画两端大多往字内收敛，汉简书法，由于常常将很多笔画向外延伸，因而在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上，汉简书法具有开放性。在汉简书法里，我们能感受到这些笔画具有一种召唤力和感应力，它们时时都在发送某种信号等待对方的接受，同时也在接受对方发出的信号。所以，在汉简书法的字外空间里，我们总能感受到一种场的存在。静静地注视着它们，你能听到一种声音，它们超越二维空间的形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价值。
吸收汉简书法这种开放性运笔，使得魏老不仅写大字书法时能有一种势的驱动力，而且，就是他的小字放大了，也同样气象宏伟。
2、主笔画和笔势对字形空间的调整起着关键作用
和汉简书法一样，魏老书法中多数字里都出现一个或两个主笔画。主笔画的出现，使得单字内部出现结构疏密（开合）的明显变化，或者说，单字内部易出现一个甚至多个较大的空白。由于主笔画的安排有一定的灵活性，所以，空白在单字内部的位置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这有利于整幅作品样式的调整。
魏老一方面借鉴汉简的笔势与空间关系处理手法，另一方面借鉴米芾的运笔节奏与空间关系处理手法。
这样，魏老书法字形外廓是多样性的，没有什么方块的约束。内部空间性状对比强烈，随机应变。
这样的书法的个体特征更强，这需要我们具有更高的智慧才能驾驭。驾驭得好，使得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笔画都表现得异常出色，更重要的是，所创造的意象能较二王为代表的传统书法更加鲜明、生动、感人！
如果说魏老书法有时代精神的话，那么，这应归功于他那化汉简和米芾书法的“腐朽”为“神奇”的高超手段。无疑，现代人的空间审美需求较古人更为强烈。
3、边走边转的运笔使得笔画更加丰富而有质感
汉简书法、楼兰残纸书法、王羲之书法（唐摹本诸帖）、孙过庭书法、颜真卿行书，以及米芾书法，它们的运笔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我个人称之为“边走边转”，魏老也是这种运笔。
这种运笔主要是针对笔画中段而言的，不是指笔画的两端或起落转折处。所谓转，是指笔毫相对于笔管的角度在行笔过程中的变化，笔毫整体转动造成笔画出现的形态特征是，笔画弯曲、粗细有变化、两边边缘线不对称。
相对于边走边转的运笔方式是两种，一种是中锋直行或中锋转笔；一种是侧锋直行。一般而言，侧锋转笔，再加上笔杆作垂直于纸面方向的起落，就是边走边转的运笔。
这种边走边转的运笔过程具有很强的不可逆性和随机性，其笔画关系也是机动性的。
中锋直行、中锋转笔和侧锋直行的书法，总的感觉比较直白、浅显、单调，而边走边转的书法，笔画更加丰富而富有质感。
4、运笔过程的合理性
康有为为了寻求正确的笔法，把目光投向了墓志、造像、摩崖等石刻书法。
魏老无疑比康有为幸运，他接触到了汉简、残纸等墨迹书法，把它们与王羲之、米芾等名家书法相结合，从狼毫硬笔运转的合理性出发，完成了向羊毫软笔的合理性运笔的转化。这样，运笔的自由度加大了，但运转的合理性又得到了继承。
如果没有这种运笔的合理性（因笔势造空间），那就是纯粹的安排了，过了份，就是造作。
5、书法作品的整体协调性
魏老书法作品整体协调性同样来自其对二王一脉书风的正确理解和继承发扬。
这样，运笔的天真浪漫和婀娜多姿丝毫没有成为一种炫耀，丝毫没有变得过分甚至多余。相反，在整体气息上，魏老的书法却表现出一种“老鱼跳波瘦蛟舞”的美感。
相比而言，汉简书法虽然在单字的笔势与空间上往往有奇特之处，但整幅作品的协调性较差。
三、“中庸之道”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总而言之，魏启后先生正确地继承了魏晋精神，因而它的哲学指归是“中庸”；
在空间造型上有独到之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小字展为大字，既没有时人写大字造作的弊病，又与现代精神相合拍；
对于墨迹书法特别是汉简书法有超前意识，并成功运用。
我认为，魏启后书法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尝试。在法度与放达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之间、在雅化与丑化之间、在碑和帖之间，把矛盾突出出来，而不是回避，并使之在冲突过程中达到新的平衡状态。表面上是空间的、视觉的，实质上是时间的、听觉的。这是“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所以，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分析虽然是静态的、形式的、技巧的，但归结到魏老书法的指向却是运动的、精神的，是哲学层面的。#弘耑纪录#
——对魏启后先生书法的认识
.
我感到自己有时候非常矛盾。
在书法上，受魏启后先生影响的，我怕是比较多的一位。魏老去世的时候，我在外地，我本该尽快赶回济南和众人一起送魏老最后一程，但我却选择了独自一人的默默思念。直到第三天才写了篇文字——《魏启后不死》，算是给自己有了个交代。
我是不喜欢在热闹场合凑热闹的，因而才有了这种情感上的矛盾。
还有就是艺术上的矛盾。魏老那么多的书画作品，没有不想看的理由，但是，看多了又怕自己不能自拔。有朋友说：面对着魏老的五指关，且留意砚庄怎样去跳（孙悟空不就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嘛）。好歹，这几年我算是有了点自信心。这点自信心，是建立在个人对魏老书法艺术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个人有那么一点点不同于魏老的艺术追求的基础之上的。
师从魏老后，我是充分认识了魏老的这样一个观点，亦即——
一、王羲之以后的书法从“中庸”走向了两个极端
一是所谓的“正格”，一是所谓的“破格”。
“正格”更多的是法度，个人情性受到抑制，帖派书法多有此弊。康有为说“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又说唐楷“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浇淳散朴、古意已漓”。因此，他推崇南北朝之碑，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甚至推崇民间造像墓志书法。
但“破格”的书法往往任意夸张、扭曲，是一种逆反心理的表现，碑派书法多有此弊。实则“正格”和“破格”两者都是心灵的扭曲。
理想状态还是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这种状态最理想的描述词汇还应该是“中庸”，这个“中庸”不是世俗的“中庸”，而是“尽万物之理而不过”的“中庸”。王羲之为“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提供了一个典型阐释。
好像人性从此就完全分裂了，再也回归不到“中庸”的理想状态了。
王羲之后的书法——
一是向法度与放达两极冲闯。
唐楷较之魏晋楷书更加收敛，馆阁体是其极端。明代大字书法更多的是情感宣泄。
二是向时间与空间两极冲闯。
王献之更多地注重笔画时间上的因果关系，唐代怀素推向极端。黄庭坚以及八大、金农、伊秉绶等清代碑派书法更倾向于拓展空间美感。
三是向雅化和丑化两极冲闯。
赵孟頫、董其昌是典型的雅化的代表。而傅山、八大、蒲华，还有更多的画家，他们的书法完全不在乎二王一系的典型运笔和结体。
四是出现碑帖之争。
碑帖之争的原由既有审美方面深化的需要，也有获得正确笔法的需要。
如果把上述四个方面看作矛盾的双方，那么，在王羲之以后，似乎很少出现矛盾双方新的调和。当然，调和不是回到王羲之的调和，而是在于矛盾冲突达到异常激烈状态下的新的平衡。
二、魏启后书法的形式分析
粗略说来，魏老深受汉简以及王羲之、米芾书法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是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来的。总地来说，汉简书法对魏老影响的是它的开放性，对魏老书法的总体气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米芾书法给魏老的启示主要是在笔画的丰富性和节奏感，它决定了书写过程的快感；如果说汉简和米芾书法给魏老提供的是一种精神和意志，是一种推动性的能量，那么王羲之书法则是提供了约束性的力量，使得运笔和结体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1、运笔的开放性使得作品更具宏伟的气象
不同于二王以及二王以后的书法笔画两端大多往字内收敛，汉简书法，由于常常将很多笔画向外延伸，因而在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上，汉简书法具有开放性。在汉简书法里，我们能感受到这些笔画具有一种召唤力和感应力，它们时时都在发送某种信号等待对方的接受，同时也在接受对方发出的信号。所以，在汉简书法的字外空间里，我们总能感受到一种场的存在。静静地注视着它们，你能听到一种声音，它们超越二维空间的形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价值。
吸收汉简书法这种开放性运笔，使得魏老不仅写大字书法时能有一种势的驱动力，而且，就是他的小字放大了，也同样气象宏伟。
2、主笔画和笔势对字形空间的调整起着关键作用
和汉简书法一样，魏老书法中多数字里都出现一个或两个主笔画。主笔画的出现，使得单字内部出现结构疏密（开合）的明显变化，或者说，单字内部易出现一个甚至多个较大的空白。由于主笔画的安排有一定的灵活性，所以，空白在单字内部的位置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这有利于整幅作品样式的调整。
魏老一方面借鉴汉简的笔势与空间关系处理手法，另一方面借鉴米芾的运笔节奏与空间关系处理手法。
这样，魏老书法字形外廓是多样性的，没有什么方块的约束。内部空间性状对比强烈，随机应变。
这样的书法的个体特征更强，这需要我们具有更高的智慧才能驾驭。驾驭得好，使得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笔画都表现得异常出色，更重要的是，所创造的意象能较二王为代表的传统书法更加鲜明、生动、感人！
如果说魏老书法有时代精神的话，那么，这应归功于他那化汉简和米芾书法的“腐朽”为“神奇”的高超手段。无疑，现代人的空间审美需求较古人更为强烈。
3、边走边转的运笔使得笔画更加丰富而有质感
汉简书法、楼兰残纸书法、王羲之书法（唐摹本诸帖）、孙过庭书法、颜真卿行书，以及米芾书法，它们的运笔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我个人称之为“边走边转”，魏老也是这种运笔。
这种运笔主要是针对笔画中段而言的，不是指笔画的两端或起落转折处。所谓转，是指笔毫相对于笔管的角度在行笔过程中的变化，笔毫整体转动造成笔画出现的形态特征是，笔画弯曲、粗细有变化、两边边缘线不对称。
相对于边走边转的运笔方式是两种，一种是中锋直行或中锋转笔；一种是侧锋直行。一般而言，侧锋转笔，再加上笔杆作垂直于纸面方向的起落，就是边走边转的运笔。
这种边走边转的运笔过程具有很强的不可逆性和随机性，其笔画关系也是机动性的。
中锋直行、中锋转笔和侧锋直行的书法，总的感觉比较直白、浅显、单调，而边走边转的书法，笔画更加丰富而富有质感。
4、运笔过程的合理性
康有为为了寻求正确的笔法，把目光投向了墓志、造像、摩崖等石刻书法。
魏老无疑比康有为幸运，他接触到了汉简、残纸等墨迹书法，把它们与王羲之、米芾等名家书法相结合，从狼毫硬笔运转的合理性出发，完成了向羊毫软笔的合理性运笔的转化。这样，运笔的自由度加大了，但运转的合理性又得到了继承。
如果没有这种运笔的合理性（因笔势造空间），那就是纯粹的安排了，过了份，就是造作。
5、书法作品的整体协调性
魏老书法作品整体协调性同样来自其对二王一脉书风的正确理解和继承发扬。
这样，运笔的天真浪漫和婀娜多姿丝毫没有成为一种炫耀，丝毫没有变得过分甚至多余。相反，在整体气息上，魏老的书法却表现出一种“老鱼跳波瘦蛟舞”的美感。
相比而言，汉简书法虽然在单字的笔势与空间上往往有奇特之处，但整幅作品的协调性较差。
三、“中庸之道”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总而言之，魏启后先生正确地继承了魏晋精神，因而它的哲学指归是“中庸”；
在空间造型上有独到之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小字展为大字，既没有时人写大字造作的弊病，又与现代精神相合拍；
对于墨迹书法特别是汉简书法有超前意识，并成功运用。
我认为，魏启后书法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尝试。在法度与放达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之间、在雅化与丑化之间、在碑和帖之间，把矛盾突出出来，而不是回避，并使之在冲突过程中达到新的平衡状态。表面上是空间的、视觉的，实质上是时间的、听觉的。这是“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所以，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分析虽然是静态的、形式的、技巧的，但归结到魏老书法的指向却是运动的、精神的，是哲学层面的。#弘耑纪录#
#散文# 【烟云落纸黄鹤楼】
在荆楚大地的诸多古老传说中，黄鹤楼的起源是故纸堆里格外美丽的一个故事。
故事里讲到，早在黄鹤楼兴建之前，有商人在附近开了家酒肆。某天，酒肆里来了位陌生的来客。客人喝完酒没钱付账，店家不计较，酒客就在酒肆的墙壁上画了只栩栩如生的黄鹤，用来抵扣酒资。此后，每当丝竹声响起，黄鹤便随着乐音翩翩起舞，众人感叹不已，酒肆的生意也因此日渐兴隆。不知过了多久，商人已经变得十分富有，昔日的客人再一次来到店里，在商人的连连道谢中，客人对鹤吹笛而歌，顷刻间，黄鹤破壁而出，载着客人一同飘然飞去。
店家大气慷慨，酒客知恩图报，仙人乘鹤而去的故事和着浓墨重彩的神秘，把流淌的脉脉温情赋予了黄鹤楼。为了纪念天外仙客的神迹和江城凡人的善意，黄鹤楼得以拔地而起，兼具了砖土筑成的血肉与浪漫凝聚的魂魄。传说中的黄鹤楼蕴藏着百姓心向往之的生活精神，但现实世界里的黄鹤楼也绝不比民间想象中的逊色。
作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关于这座楼的名字来自何处，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依仙而得，一是依山而得。其中，仙人与鹤的种种奇闻轶事散见于刘向《列仙传》、应邵《风俗演义》等古籍，不再一一赘述;山则是指黄鹤楼最初的故址——武汉蛇山的黄鹄矶头，“鹄”“鹤”古意相通，楼阁雄踞于山巅之上，并因此得名。但让黄鹤楼真正驰名华夏的却并非仙与山，而是人。这其中的第一人，则是盛唐诗人崔颢。
众所周知，崔颢写下的七律《黄鹤楼》，是关于黄鹤楼的所有诗歌中最为著名的一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是开元年间的进士，素有俊才。这首诗韵律悠扬、意境恢弘，共三次提到黄鹤，用意俱不相同，回旋空灵、深化主题，却未失之重复，从而备受后人称道。当李白来到武昌城，登黄鹤楼文思泉涌之际，却看到了崔颢的题诗，不禁叹赏并感慨：“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崔颢赋诗，李白搁笔，盛唐气象下两位天才作家交相辉映，为黄鹤楼带来了极大的荣耀与光环。李白是个可爱的诗人，他一面推崇前辈的文采，一面暗搓搓地较劲，借崔颢《黄鹤楼》的体韵，转战南京，写下了同为诗家绝唱的《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从此，崔颢有黄鹤楼，李白有凤凰台，真可谓棋逢对手、遥相呼应，成就了一番文坛佳话。
可即便如此，李白仍没有放下对于武昌黄鹤楼的情结。他一生未曾直笔聚焦黄鹤楼，却在十二首作品中频频呈现了这一意象：“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黄鹤楼前月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东望黄鹤山，雄雄半空出。”“黄鹤楼前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都是乱人心曲的惊鸿一瞥，也都是念念不忘的意切情深。黄鹤楼何其有幸，它不单拥有了崔颢写得最好的一首诗，还拥有了诗仙在“余生也晚”遗憾下的青眼与钟情。
平心而论，黄鹤楼堪称命运多舛的一处名胜。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曾多次毁于战争和大火，又多次在废墟之上被再度重建。清辞丽句付流水，只见文章不见楼——黄鹤楼不复存在的那些或长或短的光阴罅隙里，人们没有把它忘掉，是因为精诚的文字化作的纸上烟云看似脆弱又缥缈，其持久的坚固性却远胜过那些最为庞大巍峨的建筑。清代建造的最后一座黄鹤楼在光绪十年(1884年)被意外焚毁，依旧有爱楼之人前来遗址处凭吊，里面就包括青史留名的康有为、黄遵宪、张之洞等人。
1985年，一座重檐展翼、红柱黄瓦的五层楼阁再现武昌蛇山。以岁数论，年轻的黄鹤楼尚且比不过大多数武汉市民，但没人否定它底蕴的厚重与深沉——为那些被民众口口相传而载进史册的诸多传奇，也为前辈先贤含英咀华遗留下的锦绣文章。当江上梅花与楼中玉笛的流韵成为昨日的过往，荟萃三楚精神的黄鹤楼在新时代里又将延续出何等精彩的篇章——
纸早已铺好，而笔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手中。https://t.cn/A6xaAHNr
在荆楚大地的诸多古老传说中，黄鹤楼的起源是故纸堆里格外美丽的一个故事。
故事里讲到，早在黄鹤楼兴建之前，有商人在附近开了家酒肆。某天，酒肆里来了位陌生的来客。客人喝完酒没钱付账，店家不计较，酒客就在酒肆的墙壁上画了只栩栩如生的黄鹤，用来抵扣酒资。此后，每当丝竹声响起，黄鹤便随着乐音翩翩起舞，众人感叹不已，酒肆的生意也因此日渐兴隆。不知过了多久，商人已经变得十分富有，昔日的客人再一次来到店里，在商人的连连道谢中，客人对鹤吹笛而歌，顷刻间，黄鹤破壁而出，载着客人一同飘然飞去。
店家大气慷慨，酒客知恩图报，仙人乘鹤而去的故事和着浓墨重彩的神秘，把流淌的脉脉温情赋予了黄鹤楼。为了纪念天外仙客的神迹和江城凡人的善意，黄鹤楼得以拔地而起，兼具了砖土筑成的血肉与浪漫凝聚的魂魄。传说中的黄鹤楼蕴藏着百姓心向往之的生活精神，但现实世界里的黄鹤楼也绝不比民间想象中的逊色。
作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关于这座楼的名字来自何处，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依仙而得，一是依山而得。其中，仙人与鹤的种种奇闻轶事散见于刘向《列仙传》、应邵《风俗演义》等古籍，不再一一赘述;山则是指黄鹤楼最初的故址——武汉蛇山的黄鹄矶头，“鹄”“鹤”古意相通，楼阁雄踞于山巅之上，并因此得名。但让黄鹤楼真正驰名华夏的却并非仙与山，而是人。这其中的第一人，则是盛唐诗人崔颢。
众所周知，崔颢写下的七律《黄鹤楼》，是关于黄鹤楼的所有诗歌中最为著名的一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是开元年间的进士，素有俊才。这首诗韵律悠扬、意境恢弘，共三次提到黄鹤，用意俱不相同，回旋空灵、深化主题，却未失之重复，从而备受后人称道。当李白来到武昌城，登黄鹤楼文思泉涌之际，却看到了崔颢的题诗，不禁叹赏并感慨：“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崔颢赋诗，李白搁笔，盛唐气象下两位天才作家交相辉映，为黄鹤楼带来了极大的荣耀与光环。李白是个可爱的诗人，他一面推崇前辈的文采，一面暗搓搓地较劲，借崔颢《黄鹤楼》的体韵，转战南京，写下了同为诗家绝唱的《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从此，崔颢有黄鹤楼，李白有凤凰台，真可谓棋逢对手、遥相呼应，成就了一番文坛佳话。
可即便如此，李白仍没有放下对于武昌黄鹤楼的情结。他一生未曾直笔聚焦黄鹤楼，却在十二首作品中频频呈现了这一意象：“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黄鹤楼前月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东望黄鹤山，雄雄半空出。”“黄鹤楼前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都是乱人心曲的惊鸿一瞥，也都是念念不忘的意切情深。黄鹤楼何其有幸，它不单拥有了崔颢写得最好的一首诗，还拥有了诗仙在“余生也晚”遗憾下的青眼与钟情。
平心而论，黄鹤楼堪称命运多舛的一处名胜。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曾多次毁于战争和大火，又多次在废墟之上被再度重建。清辞丽句付流水，只见文章不见楼——黄鹤楼不复存在的那些或长或短的光阴罅隙里，人们没有把它忘掉，是因为精诚的文字化作的纸上烟云看似脆弱又缥缈，其持久的坚固性却远胜过那些最为庞大巍峨的建筑。清代建造的最后一座黄鹤楼在光绪十年(1884年)被意外焚毁，依旧有爱楼之人前来遗址处凭吊，里面就包括青史留名的康有为、黄遵宪、张之洞等人。
1985年，一座重檐展翼、红柱黄瓦的五层楼阁再现武昌蛇山。以岁数论，年轻的黄鹤楼尚且比不过大多数武汉市民，但没人否定它底蕴的厚重与深沉——为那些被民众口口相传而载进史册的诸多传奇，也为前辈先贤含英咀华遗留下的锦绣文章。当江上梅花与楼中玉笛的流韵成为昨日的过往，荟萃三楚精神的黄鹤楼在新时代里又将延续出何等精彩的篇章——
纸早已铺好，而笔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手中。https://t.cn/A6xaAHNr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