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史小故事# 古代如何处置未成年人犯罪】
在冶文彪以北宋历史为背景创作的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第六部中，年仅七岁的王小槐毒死了一个假道士，正当左军巡使顾震十分为难、不知如何处置时，“讼绝”赵不尤在一旁提示道：孩童杀人，前朝有先例。仁宗年间，宁州孩童庞张儿殴人致死，审刑院先判了他死刑，但念在他只有九岁，争斗无杀心，便免了死刑，只罚铜一百二十斤给苦主家。濠州另有个孩童，也是九岁，与邻居老妇争木柴，斫伤老妇致其死亡，奏请仁宗皇上御批，免于刑罚，也罚铜一百二十斤。赵不尤说的这两个案例在史料《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反映了当时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宽大处理的法律制度。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的刑事处罚，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曲礼》中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周礼·秋官·司刺》专门规定了“三赦”的情形：“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将幼小者与老年人和痴呆者一并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一理念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明朝时，还被刑部尚书何乔新在名篇《法律》中予以引用。
汉代法律中有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前后发生过几次变化，年龄下限一般为七岁、八岁或十岁以下。经学大师郑玄在引汉律对《周礼》注释时，将未满八岁者视为“幼弱”，“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冶文彪在他另一本以汉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人皮论语》中写了一段相关的情节：督邮下令鞭打一名“有罪”的小童，他的母亲痛喊道：“国有明律，老弱幼孺均该宽宥免刑，你这是公然违反律令！”却被残暴的督邮叱道：“在这里，我就是律令！再鞭！”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更为详尽和系统的规定，具体划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的，予以“收赎”（以银赎罪）处置，所犯之罪为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除外，但即便是他们，到了发配的地方也可以“免居作”（免于服劳役）。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岁以下、十一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依律执行死刑。《旧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开元二十三年，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兄弟二人手刃杀父仇人，他们被捕后，坊间都很同情，认为他们“幼稚孝烈”，应当予以宽宥，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唐玄宗也这样认为，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雠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杀之成复雠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因而虽然知道士庶颇有喧词，还是下令处死了兄弟二人。相较而言，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死罪，可以“上请”，从而获得赦免的机会；而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加刑”，但“缘坐应配没者”除外。并且《唐律疏议》还规定，如果犯罪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也要“依幼小论”，足见唐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格外宽仁。
唐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基本都被其后各代的刑律所继承。宋代进一步完善了恤刑制度，例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禁拷讯，“违者以故失论”，这一规定也被《大明律》沿用。
清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上请”、收赎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唐代大体一致，但在立法上具有律例并行的特点，其中律文基本不做修改，例则时常发生变化，统治者亲自参与裁决时提出的法律精神也会最终形成定例，成为正式法律，它们往往是在出现“新类型案件”或特殊情况时，对律文的规定进行细化或补充，起到了弥补律文的空白和滞后性的作用。《刑案汇览三编》中收录了不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个定例“丁乞三仔案”颇有代表性：雍正十年，丁狗仔与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令其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他，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按照《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对丁乞三仔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相当于死缓），本来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有机会“上请”，但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专门下旨“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从而使该案成了可以比附援引的定例，即十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杀人犯若有类似情节，均可“上请”减免刑罚。
但由于地方官员对该案的理解不同，“上请”特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乾隆十年在定例中作出了限制，十五岁以下的杀人犯“实与丁乞三仔情罪相等者，方准援照”，即杀人犯必须在案件中受到了欺凌。乾隆四十四年，出现一起九岁幼童因讨要葫豆不得而殴打同龄人、使其摔倒毙命的案件，乾隆皇帝认为幼童因一件小事就有了杀人的冲动，危害性极大，因而不但没有宽减幼童的刑罚，反而出台新例，规定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果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至十五岁以下，因被年长者欺侮而殴毙人命的，只有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而又理屈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这个定例的演变反映出清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宽免逐渐不再单一地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宽宥。
我国古代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恤幼的法律传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和“礼治”思想，“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代法典的编制与修订往往由儒臣负责，从而“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精神被后世乃至现代刑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作为宝贵的本土法制资源，值得我们品咂和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牛犇）
在冶文彪以北宋历史为背景创作的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第六部中，年仅七岁的王小槐毒死了一个假道士，正当左军巡使顾震十分为难、不知如何处置时，“讼绝”赵不尤在一旁提示道：孩童杀人，前朝有先例。仁宗年间，宁州孩童庞张儿殴人致死，审刑院先判了他死刑，但念在他只有九岁，争斗无杀心，便免了死刑，只罚铜一百二十斤给苦主家。濠州另有个孩童，也是九岁，与邻居老妇争木柴，斫伤老妇致其死亡，奏请仁宗皇上御批，免于刑罚，也罚铜一百二十斤。赵不尤说的这两个案例在史料《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反映了当时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宽大处理的法律制度。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的刑事处罚，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曲礼》中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周礼·秋官·司刺》专门规定了“三赦”的情形：“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将幼小者与老年人和痴呆者一并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一理念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明朝时，还被刑部尚书何乔新在名篇《法律》中予以引用。
汉代法律中有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前后发生过几次变化，年龄下限一般为七岁、八岁或十岁以下。经学大师郑玄在引汉律对《周礼》注释时，将未满八岁者视为“幼弱”，“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冶文彪在他另一本以汉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人皮论语》中写了一段相关的情节：督邮下令鞭打一名“有罪”的小童，他的母亲痛喊道：“国有明律，老弱幼孺均该宽宥免刑，你这是公然违反律令！”却被残暴的督邮叱道：“在这里，我就是律令！再鞭！”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更为详尽和系统的规定，具体划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的，予以“收赎”（以银赎罪）处置，所犯之罪为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除外，但即便是他们，到了发配的地方也可以“免居作”（免于服劳役）。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岁以下、十一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依律执行死刑。《旧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开元二十三年，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兄弟二人手刃杀父仇人，他们被捕后，坊间都很同情，认为他们“幼稚孝烈”，应当予以宽宥，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唐玄宗也这样认为，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雠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杀之成复雠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因而虽然知道士庶颇有喧词，还是下令处死了兄弟二人。相较而言，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死罪，可以“上请”，从而获得赦免的机会；而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加刑”，但“缘坐应配没者”除外。并且《唐律疏议》还规定，如果犯罪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也要“依幼小论”，足见唐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格外宽仁。
唐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基本都被其后各代的刑律所继承。宋代进一步完善了恤刑制度，例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禁拷讯，“违者以故失论”，这一规定也被《大明律》沿用。
清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上请”、收赎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唐代大体一致，但在立法上具有律例并行的特点，其中律文基本不做修改，例则时常发生变化，统治者亲自参与裁决时提出的法律精神也会最终形成定例，成为正式法律，它们往往是在出现“新类型案件”或特殊情况时，对律文的规定进行细化或补充，起到了弥补律文的空白和滞后性的作用。《刑案汇览三编》中收录了不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个定例“丁乞三仔案”颇有代表性：雍正十年，丁狗仔与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令其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他，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按照《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对丁乞三仔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相当于死缓），本来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有机会“上请”，但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专门下旨“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从而使该案成了可以比附援引的定例，即十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杀人犯若有类似情节，均可“上请”减免刑罚。
但由于地方官员对该案的理解不同，“上请”特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乾隆十年在定例中作出了限制，十五岁以下的杀人犯“实与丁乞三仔情罪相等者，方准援照”，即杀人犯必须在案件中受到了欺凌。乾隆四十四年，出现一起九岁幼童因讨要葫豆不得而殴打同龄人、使其摔倒毙命的案件，乾隆皇帝认为幼童因一件小事就有了杀人的冲动，危害性极大，因而不但没有宽减幼童的刑罚，反而出台新例，规定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果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至十五岁以下，因被年长者欺侮而殴毙人命的，只有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而又理屈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这个定例的演变反映出清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宽免逐渐不再单一地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宽宥。
我国古代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恤幼的法律传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和“礼治”思想，“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代法典的编制与修订往往由儒臣负责，从而“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精神被后世乃至现代刑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作为宝贵的本土法制资源，值得我们品咂和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牛犇）
【如何成为一名新时代优秀检察官 ——朱良平检察长在这次员额检察官培训班上给出答案】
在近期举行的全市检察机关员额检察官培训班上，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朱良平为学员上了开班第一课，主题就是奋力争做新时代优秀检察官。朱良平检察长围绕新时代一个优秀检察官应该具备的信仰、品格、情怀、精神、担当和本领，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与各位学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体会分享，勉励全市检察机关广大检察官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咬定无锡检察“奋勇争做全省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目标筑牢忠诚、担当作为、炼就本领、奋力向前，为无锡检察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大的智慧和力量。
朱良平检察长指出：员额检察官是无锡检察队伍的中坚力量，是检察队伍的门面担当，员额检察官的形象影响着、决定着无锡检察队伍的形象；员额检察官是无锡检察司法办案的关键核心，抓好主责主业的核心就是司法办案，员额检察官是司法办案的主体，无锡检察业务层次、司法办案水平效果取决于广大员额检察官。员额检察官是无锡检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中流砥柱，检察工作的高质量，一定是检察业务的高质量发展，在无锡检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历程中，员额检察官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需要冲锋在前、攻坚克难，真抓实干、无私奉献。
对于如何争做新时代优秀检察官，朱良平检察长强调了七个方面：
坚定政治品格。检察机关作为党领导下的法律监督机关和司法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旗帜鲜明讲政治是第一位的。作为一名新时代检察官，必须保持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树立忠诚的政治品格，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带着忠诚守初心、担使命，带着忠诚干事业、做工作。必须自觉从政治高度认识和处理业务问题，把讲政治落实到检察具体岗位、具体职责、具体工作中，落实到司法办案各环节，无论是办理重大有影响力案件，还是办理群众身边的小案，员额检察官都要多一份敏感、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事情，力求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必须要有坚定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善于用政治智慧、政治眼光、政治视角看待问题、分析问题，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挺在最前面。
改进司法理念。实现监督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做到“融法理情于办案全过程”，必须要更新转变司法理念。必须对标对表最高检察张军检察长提出的“五个坚持”和省检察院刘华检察长关于转变司法理念的要求，深查细看，真正落实到具体的案件办理中。落实坚守客观公正立场的要求，当好犯罪的追诉者、无辜的保护者、正义的捍卫者，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认真落实双赢多赢共赢的要求，坚决摒弃我对你错的对抗式监督理念，善于运用政治智慧、法律智慧、监督智慧，建立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良性、互动、积极的工作关系。树牢“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落实好“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建议”的政策精神。
胸怀发展全局。作为一名检察官，不能只是埋头办案，还要抬头看路、登高望远。必须胸怀全局谋检察，认真研究分析中央、省市委围绕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紧密结合检察职能把这些部署要求落实到位；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在主动融入、深度融入上下功夫，找准检察机关司法办案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必须跳出检察抓办案，有更高的视野、更高的格局、更高的站位，紧紧围绕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充分履职、创新履职。
厚植为民情怀。树牢为民司法的情怀，把司法为民作为最重要的职业良知，使司法为民成为精神血脉，对人民利益尽心尽责，对百姓冷暖念兹在兹，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核心命题，始终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司法办案，使司法过程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的过程。司法为民不能挂在口头上，是要办案实践考验，要看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是不是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能不能考虑老百姓的感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注重从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的感受出发想问题、抓办案，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精准把握立法原意和司法政策；既要实现个案公平正义，又要充分回应社会关切，通过法律监督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权威的认同。要把为民情怀具体落实在持续办好为民实事上，紧盯群众所急所盼所需，用心用情办好影响群众身边的“小案”，把每一起案件当作“天大的事”；把群众的每一起信访案件、每一个诉求，当作自己家里的事来办，做到情理法相统一。
奋勇担当作为。担当就是要敢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敢于接最烫的山芋，面对难题敢闯敢试，面对矛盾敢抓敢管，面对风险敢做敢为，用恪尽职守来诠释责任，以冲锋在前成就事业。对于检察官而言，必须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中体现有力的政治担当、历史担当、责任担当。必须把担当精神体现在抓监督办案上，勇于、善于办理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有影响力的大案要案，围绕服务大局的着力点、防范风险的关键点、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加大办案力度，提高办案的质量、效率和效果；必须提高监督意识，既要敢于监督，又要善于监督，解决好不愿、不敢、不善监督问题。检察官的担当也体现在矛盾化解、社会治理、保障民生、服务发展等多个层面、多个角度，检察官的每一项履职行为都要体现出强有力的担当精神，这是使命使然、职责所在、职业精神所在。
力求极致办案。对于监督办案来讲，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好上加好。要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就需要每一位检察官以“求极致”的精神将每一起案件努力办到极致，精益求精，尽善尽美，尽最大努力，最大限度地提升办案质量、效率和效果。“求极致”是工作追求、是精神体现，既要在理念上求极致，也要在办案质效上求极致，把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办优质案件、办精品案件，以情怀履行职责，以匠心追求卓越。必须把提升本领作为“求极致”的前提和基础，力争成为司法办案的“工匠”，甚至“大师”。
守好廉洁底线。做检察官就要有一个检察官的样子，言谈举止、形象素质要修，纪律作风、行为底线更要守。必须有一颗敬畏之心，敬畏手中的权力，随时省察自己的内心，诚意明心、走正走稳。党纪国法划出的“红线”、标清的“底线”、架起的“高压线”坚决不能触碰、不能逾越。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坚决守住“第一次”，防止“被投资”，纯净“朋友圈”，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保持定力、寸步不让，牢牢守住底线，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切实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
在近期举行的全市检察机关员额检察官培训班上，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朱良平为学员上了开班第一课，主题就是奋力争做新时代优秀检察官。朱良平检察长围绕新时代一个优秀检察官应该具备的信仰、品格、情怀、精神、担当和本领，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与各位学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体会分享，勉励全市检察机关广大检察官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咬定无锡检察“奋勇争做全省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目标筑牢忠诚、担当作为、炼就本领、奋力向前，为无锡检察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大的智慧和力量。
朱良平检察长指出：员额检察官是无锡检察队伍的中坚力量，是检察队伍的门面担当，员额检察官的形象影响着、决定着无锡检察队伍的形象；员额检察官是无锡检察司法办案的关键核心，抓好主责主业的核心就是司法办案，员额检察官是司法办案的主体，无锡检察业务层次、司法办案水平效果取决于广大员额检察官。员额检察官是无锡检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中流砥柱，检察工作的高质量，一定是检察业务的高质量发展，在无锡检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历程中，员额检察官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需要冲锋在前、攻坚克难，真抓实干、无私奉献。
对于如何争做新时代优秀检察官，朱良平检察长强调了七个方面：
坚定政治品格。检察机关作为党领导下的法律监督机关和司法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旗帜鲜明讲政治是第一位的。作为一名新时代检察官，必须保持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树立忠诚的政治品格，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带着忠诚守初心、担使命，带着忠诚干事业、做工作。必须自觉从政治高度认识和处理业务问题，把讲政治落实到检察具体岗位、具体职责、具体工作中，落实到司法办案各环节，无论是办理重大有影响力案件，还是办理群众身边的小案，员额检察官都要多一份敏感、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事情，力求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必须要有坚定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善于用政治智慧、政治眼光、政治视角看待问题、分析问题，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挺在最前面。
改进司法理念。实现监督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做到“融法理情于办案全过程”，必须要更新转变司法理念。必须对标对表最高检察张军检察长提出的“五个坚持”和省检察院刘华检察长关于转变司法理念的要求，深查细看，真正落实到具体的案件办理中。落实坚守客观公正立场的要求，当好犯罪的追诉者、无辜的保护者、正义的捍卫者，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认真落实双赢多赢共赢的要求，坚决摒弃我对你错的对抗式监督理念，善于运用政治智慧、法律智慧、监督智慧，建立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良性、互动、积极的工作关系。树牢“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落实好“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建议”的政策精神。
胸怀发展全局。作为一名检察官，不能只是埋头办案，还要抬头看路、登高望远。必须胸怀全局谋检察，认真研究分析中央、省市委围绕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紧密结合检察职能把这些部署要求落实到位；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在主动融入、深度融入上下功夫，找准检察机关司法办案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必须跳出检察抓办案，有更高的视野、更高的格局、更高的站位，紧紧围绕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充分履职、创新履职。
厚植为民情怀。树牢为民司法的情怀，把司法为民作为最重要的职业良知，使司法为民成为精神血脉，对人民利益尽心尽责，对百姓冷暖念兹在兹，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核心命题，始终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司法办案，使司法过程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的过程。司法为民不能挂在口头上，是要办案实践考验，要看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是不是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能不能考虑老百姓的感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注重从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的感受出发想问题、抓办案，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精准把握立法原意和司法政策；既要实现个案公平正义，又要充分回应社会关切，通过法律监督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权威的认同。要把为民情怀具体落实在持续办好为民实事上，紧盯群众所急所盼所需，用心用情办好影响群众身边的“小案”，把每一起案件当作“天大的事”；把群众的每一起信访案件、每一个诉求，当作自己家里的事来办，做到情理法相统一。
奋勇担当作为。担当就是要敢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敢于接最烫的山芋，面对难题敢闯敢试，面对矛盾敢抓敢管，面对风险敢做敢为，用恪尽职守来诠释责任，以冲锋在前成就事业。对于检察官而言，必须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中体现有力的政治担当、历史担当、责任担当。必须把担当精神体现在抓监督办案上，勇于、善于办理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有影响力的大案要案，围绕服务大局的着力点、防范风险的关键点、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加大办案力度，提高办案的质量、效率和效果；必须提高监督意识，既要敢于监督，又要善于监督，解决好不愿、不敢、不善监督问题。检察官的担当也体现在矛盾化解、社会治理、保障民生、服务发展等多个层面、多个角度，检察官的每一项履职行为都要体现出强有力的担当精神，这是使命使然、职责所在、职业精神所在。
力求极致办案。对于监督办案来讲，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好上加好。要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就需要每一位检察官以“求极致”的精神将每一起案件努力办到极致，精益求精，尽善尽美，尽最大努力，最大限度地提升办案质量、效率和效果。“求极致”是工作追求、是精神体现，既要在理念上求极致，也要在办案质效上求极致，把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办优质案件、办精品案件，以情怀履行职责，以匠心追求卓越。必须把提升本领作为“求极致”的前提和基础，力争成为司法办案的“工匠”，甚至“大师”。
守好廉洁底线。做检察官就要有一个检察官的样子，言谈举止、形象素质要修，纪律作风、行为底线更要守。必须有一颗敬畏之心，敬畏手中的权力，随时省察自己的内心，诚意明心、走正走稳。党纪国法划出的“红线”、标清的“底线”、架起的“高压线”坚决不能触碰、不能逾越。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坚决守住“第一次”，防止“被投资”，纯净“朋友圈”，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保持定力、寸步不让，牢牢守住底线，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切实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
摘【史家批顾颉刚疑史 及顾氏承认破坏历史】
1921年春，顾颉刚首次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全部著作，当时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十年春间……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
1940年代所写的《为“古史辨的解毒剂”进一解》一文中，矛头直指顾颉刚的核心主张：
王国维所谓和禹稷同样有大功德于民的服牛的王亥，东周初没有人说过，孔子时没有人说过，孟子时又没有人说过，那就是不知道王亥，也就是根本没有王亥。《山海经》突然说起王亥，依照顾先生的大理论，这是《山海经》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供他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着硬磞磞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们的法宝碰碎了！
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李季又严厉批评了古史辨派的殿军杨宽，否定他的基本理论：
什么“困民国”之人，到底还是人。再看杨先生运用他的“最厉害的武器”，根据《楚辞·天问》和《国语》《晋语》等书，说王亥即蓐收……依照他的“八股式的理论”，“此乃传说之初相”，而《山海经·大荒东经》郭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是由神话中演化而来”。可是碰着硬绑绑的龟甲兽骨的卜辞宣布“初相”是“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不是什么“金神”“刑神”。这使“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变成当面说谎，未免有点难为情罢。
李季的批判可谓釜底抽薪，试图否定顾颉刚和杨宽开展研究的“基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神话演变分化说”，而这种批判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王国维的王亥考证。此种批判是否得当，值得商榷，但至少可见王国维古史考证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具有了权威价值。
江绍原也写过一篇长文《关于殷王亥传说的研究》，在王国维之后，专门研究王亥的论著，恐怕无有出其右者。该文搜罗了历代关于王亥的各种主要观点，其中也包括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并一一辨析，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王国维和顾颉刚的研究，江绍原总结道：
王国维首先把“卜辞”和《楚辞·天问》《山海经》《古本竹书》，及其他古籍里关于王亥的材料，排比研究，大有功于史学文学。然其所得似犹浅，且为说不无疏失。……顾颉刚年前遽引王考，以释《周易》大壮旅两卦的各一条爻辞，察其所说，既与《周易》体例不合，又悖于本辞之显言本义，迹近穿凿。愚无取焉。
在王亥之外，能利用《山海经》中材料于古史研究另辟新径者，却不多见，其中胡厚宣的《四方风名考证》可视为一个精彩的创获，其研究也进一步肯定了《山海经》的史料价值。胡厚宣晚年回顾治学生涯时曾说过，自己“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它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证明《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
1944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四方风名考证》完成于1942年。书前有徐中舒、高亨的序和缪钺的题辞。高亨在序中指出该书有五点长处：取征甚详、立论不苟、匡正旧说、创获新义、证实古书。在第五点“证实古书”中，指出当时的学者往往重视新史料，而轻视旧史料，重视地下史料，轻视纸上史料，古书上的记载见于金石甲骨，则信其有，否则就疑其无。高亨认为这种对待古书和旧史料的态度是不合适的，因此特别指出：“金石甲骨每足以证实古书，而古书亦足以申疏金石甲骨。如卜辞之王亥，散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古本)、《天问》《吕览》《世本》诸古书，非卜辞无以证实其人，非古书无以申疏其事，是最昭之例也。”胡厚宣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无疑也是证明高亨观点的一个范例。在文中，胡厚宣直接利用了《山海经·大荒经》上关于四方风名的四条重要材料，(59)通过考辨，证实《山海经》中的记载与甲骨文上的四方名及风名相符合，其效果当然与王国维考证王亥见于卜辞相同。在文章最后，胡厚宣的一段话，特别能说明其对《山海经》及王国维研究的态度：
夫《山海经》者，自来多数学者所视为荒诞不雅训之言也，今人且以《大荒经》为东汉时之作品。王国维氏虽于《大荒东经》发现王亥一名，印证卜辞，有功马《纪》。然论者以此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也。……今由早期之甲骨文字，乃知此三种史料所纪四方风名，实息息相通，完全密合，岂非古史上一饶具兴会之发现耶！
注：图片1为著名的「四方风甲骨」——殷商人知道东西南北与一年四季的铁证。
从右至左，骨辞内容为：
东方曰析，风曰协。
南方曰夹，风曰微。
西方曰夷，风曰彝。
北方曰宛，风曰伇。
胡厚宣引《山海经》（图2）释：
析、夹、夷、宛四方神名也。
分别代表春生、夏长、秋熟、冬藏（图3为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上的刻符整合试译）。
协风——和煦之风。
微风——微弱之风。
彝风——大风。
伇风——烈风。
1921年春，顾颉刚首次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全部著作，当时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十年春间……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
1940年代所写的《为“古史辨的解毒剂”进一解》一文中，矛头直指顾颉刚的核心主张：
王国维所谓和禹稷同样有大功德于民的服牛的王亥，东周初没有人说过，孔子时没有人说过，孟子时又没有人说过，那就是不知道王亥，也就是根本没有王亥。《山海经》突然说起王亥，依照顾先生的大理论，这是《山海经》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供他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着硬磞磞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们的法宝碰碎了！
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李季又严厉批评了古史辨派的殿军杨宽，否定他的基本理论：
什么“困民国”之人，到底还是人。再看杨先生运用他的“最厉害的武器”，根据《楚辞·天问》和《国语》《晋语》等书，说王亥即蓐收……依照他的“八股式的理论”，“此乃传说之初相”，而《山海经·大荒东经》郭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是由神话中演化而来”。可是碰着硬绑绑的龟甲兽骨的卜辞宣布“初相”是“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不是什么“金神”“刑神”。这使“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变成当面说谎，未免有点难为情罢。
李季的批判可谓釜底抽薪，试图否定顾颉刚和杨宽开展研究的“基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神话演变分化说”，而这种批判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王国维的王亥考证。此种批判是否得当，值得商榷，但至少可见王国维古史考证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具有了权威价值。
江绍原也写过一篇长文《关于殷王亥传说的研究》，在王国维之后，专门研究王亥的论著，恐怕无有出其右者。该文搜罗了历代关于王亥的各种主要观点，其中也包括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并一一辨析，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王国维和顾颉刚的研究，江绍原总结道：
王国维首先把“卜辞”和《楚辞·天问》《山海经》《古本竹书》，及其他古籍里关于王亥的材料，排比研究，大有功于史学文学。然其所得似犹浅，且为说不无疏失。……顾颉刚年前遽引王考，以释《周易》大壮旅两卦的各一条爻辞，察其所说，既与《周易》体例不合，又悖于本辞之显言本义，迹近穿凿。愚无取焉。
在王亥之外，能利用《山海经》中材料于古史研究另辟新径者，却不多见，其中胡厚宣的《四方风名考证》可视为一个精彩的创获，其研究也进一步肯定了《山海经》的史料价值。胡厚宣晚年回顾治学生涯时曾说过，自己“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它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证明《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
1944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四方风名考证》完成于1942年。书前有徐中舒、高亨的序和缪钺的题辞。高亨在序中指出该书有五点长处：取征甚详、立论不苟、匡正旧说、创获新义、证实古书。在第五点“证实古书”中，指出当时的学者往往重视新史料，而轻视旧史料，重视地下史料，轻视纸上史料，古书上的记载见于金石甲骨，则信其有，否则就疑其无。高亨认为这种对待古书和旧史料的态度是不合适的，因此特别指出：“金石甲骨每足以证实古书，而古书亦足以申疏金石甲骨。如卜辞之王亥，散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古本)、《天问》《吕览》《世本》诸古书，非卜辞无以证实其人，非古书无以申疏其事，是最昭之例也。”胡厚宣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无疑也是证明高亨观点的一个范例。在文中，胡厚宣直接利用了《山海经·大荒经》上关于四方风名的四条重要材料，(59)通过考辨，证实《山海经》中的记载与甲骨文上的四方名及风名相符合，其效果当然与王国维考证王亥见于卜辞相同。在文章最后，胡厚宣的一段话，特别能说明其对《山海经》及王国维研究的态度：
夫《山海经》者，自来多数学者所视为荒诞不雅训之言也，今人且以《大荒经》为东汉时之作品。王国维氏虽于《大荒东经》发现王亥一名，印证卜辞，有功马《纪》。然论者以此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也。……今由早期之甲骨文字，乃知此三种史料所纪四方风名，实息息相通，完全密合，岂非古史上一饶具兴会之发现耶！
注：图片1为著名的「四方风甲骨」——殷商人知道东西南北与一年四季的铁证。
从右至左，骨辞内容为：
东方曰析，风曰协。
南方曰夹，风曰微。
西方曰夷，风曰彝。
北方曰宛，风曰伇。
胡厚宣引《山海经》（图2）释：
析、夹、夷、宛四方神名也。
分别代表春生、夏长、秋熟、冬藏（图3为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上的刻符整合试译）。
协风——和煦之风。
微风——微弱之风。
彝风——大风。
伇风——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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