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一哥”永安期货,上市前夕“怯场”：发行市盈率受关注 利息收入为何下降？
2021年12月02日 13:36
盈利能力以及综合评分多年来位列行业首位的“期货一哥”永安期货(600927.SH)拟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然而，近期永安期货却发布公告，称原定于2021年11月16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2021年12月7日，原定于2021年11月17日进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将推迟至2021年12月8日。
对于推迟发行的原因，公告显示，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确定的发行价格为17.97元/股，对应的2020年摊薄后市盈率为22.98倍，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20年平均静态市盈率，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资本市场服务(J67)”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22.16倍(截至2021年11月11日)，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除了推迟发行，记者还发现，永安期货也存在经纪业务、利息收入下降等问题。
利息收入下降
今年以来，我国期货市场规模屡创新高，期货公司整体经营水平也有所提升。根据中国期货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期协”)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149家期货公司母公司口径营业利润78.06亿元，净利润60.92亿元，同比均增长80%以上。
而据中期协11月1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150家期货公司营收净利双双大增，均已超过去年全年数据。截至9月底，期货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355.1亿元，同比增长45.84%；实现净利润99.48亿元，同比增长67.58%。
正准备登陆A股的永安期货，招股书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该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约为8.71亿元，同比增长14.66%。而永安期货今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达7.4亿元，占整个行业净利润的12%。不过，记者翻看招股书发现，利息收入作为期货公司营业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永安期货利息收入有大幅下滑风险。
报告期内，2018年全年、2019年全年、2020年全年以及2021年1-6月利息净收入分别为56,968.84万元、55,230.56万元、49,907.71万元和18,305.60万元，分别占公司各期营业收入(扣除销售货物成本)的24.93%、20.75%、17.42%和11.62%。
对于利息收入占比的变化，永安期货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公司利息收入受客户保证金规模、自有资金存款规模以及利率水平影响。“其中，客户保证金存款规模主要取决于期货市场经纪业务竞争状况及公司经纪业务开展情况，自有资金存款规模主要取决于公司业务经营情况，利率水平主要取决于国家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公司期货经纪业务除保证金利息收入以外，还包括手续费收入。未来随着期货市场的不断发展，经纪业务将继续为公司贡献重要的收益，公司利息收支出变动主要受有息负债规模变动影响。”
据了解，截至9月底，全国期货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355.1亿元，值得注意的是，300多亿元的营收中，手续费收入占比超过六成，即期货公司每10元的营业收入中，就有6.4元来自手续费收入。此外，期货行业马太效应明显加剧，头部公司净利大幅增长。从中期协公布的“2021年9月期货公司总体及分辖区经营情况”来看，全国31个辖区业绩分化延续，行业聚集效应明显。
据招股书显示，永安期货还存在期货经纪手续费收入下降风险。报告期内，公司境内期货经纪手续费净收入金额分别为13,065.56万元、10,995.90万元、11,305.54万元和6,957.90万元，占公司期货经纪业务收入(母公司口径期货经纪手续费净收入、母公司口径交易所减收手续费收入和境内保证金存款利息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2.77%、11.24%、10.44%和12.68%。
上海某投行人士表示，自2018年度开始，永安期货经纪业务成交手数和手续费率有所下降，这导致经纪手续费净收入有所下滑。2020年即使有所上升，但相较于2018年仍然处于下降态势，可以看出永安期货的经纪手续费净收入波动很大。
对此，永安期货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公司期货经纪手续费收入水平主要取决于公司代理期货交易量和向客户收取的手续费率水平。报告期内，公司代理期货交易规模不断增长，但随着我国期货行业创新业务的不断发展及期货经纪业务竞争的不断加剧，手续费率呈下降趋势。
在上市期货公司中，永安期货代理交易量、交易额市占率仅低于海通期货。2016年起至今，公司交易量市占率保持在2.5%-4%之间，低于海通期货的10%上下；交易额市占率在 2-2.6%之间，低于海通期货的4.5%-5.5%之间。A股上市的瑞达、南华，代理交易量、交易额市占率均低于永安期货。
对此，华金证券发布研报表示，海通期货是一家全国性的大型期货公司，品牌较大且经纪业务布局广、实力强，因此市占率较高。永安市占率呈逐年小幅下降态势，2020年交易量市占率为2.5%、交易额市占率为1.8%。华金证券认为，永安市占率下降的原因有，永安期货居间人数量下降较快。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公司居间人数量从2018年的219人下降到了2020年的120人。部分大券商的期货子公司(中信期货、东证期货、华泰期货、国君期货等)近年来市占率提升较快，挤占了公司市占率。另外，记者发现，永安期货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波动较为剧烈，2020年相较于2019年降幅为55.58%。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降幅达1827.61%，为何有如此大的降幅？是否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出现大的亏损导致的？
对此，永安期货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2020年度，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下降，主要系基金和资产管理计划分红冲减相应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所致。2020年度衍生金融工具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为12,157.98万元，较2019年的-8,744.02万元，增长20,902.00万元。
另外，据招股书显示，近年来永安期货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在持续上升。据2020年年报显示，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高达43.74%。然而，截至2021年6月末，资产负债率已经攀升至55.82%，即使与同行对比，其资产负债率是最高的。
近年来负债率持续上升的原因是什么？未来是否会出现资不抵债的可能？对此，永安期货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资产负债率升高主要与公司业务开展、保证金体量增大有关。公司各项主要风险监管指标均离预警线距离较远，财务状况健康，整体运行平稳。
期货子公司涉跨国诉讼
永安期货创办于1992年，是一家国有控股的期货公司，注册资本13.1亿元，于2015年10月在新三板挂牌，据公告，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基金销售。
招股书显示，永安期货子公司新永安期货公司曾收到来自Alterr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公司(以下简称ALterra公司)的律师函，要求赔偿其客户翁超颖诈骗的588， 600。 00欧元。2016年10月，Alterra公司在塞浦路斯当地法院对新永安期货公司和交通银行提起诉讼，要求赔偿上述款项。
据悉，新永安期货为此事计提了预计负债445,737.05元。
诉讼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如何？44万左右的计提是否充分？未来计提的数额是否会扩大的可能？
对此，永安期货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新永安期货已聘请香港律师和塞浦路斯当地律师进行处理，公司就此事计提了10%的预计负债，并认为对该诉讼事项败诉并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不大。
此外，记者翻阅招股书发现，永安期货的其他资产减值损失主要为存货跌价损失。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1-6月，公司其他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分别为35,474.54万元、46,286.11万元和13,187.41万元。而在2020年，公司其他资产减值损失达到4.62亿元，较上期相比增长30.48%。
对此，永安期货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2020年其他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为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损失，主要由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基差贸易业务产生。公司在各期末结合实际库存情况，对各类存货可变现净值进行分析，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若存货可变现净值小于账面成本，则以存货账面成本减去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反之不计提。
据招股书显示，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09134.24万元、163871.6万元和454471.7万元、415560.31万元。
为何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如此之大？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期相比，为何会有7.11%的降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变动比例为何高达342.22%？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大的变动？
对此，永安期货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风险管理子公司现货销售业务、投资金融资产、经纪业务及其他经营等业务产生的现金净流量相关，需要进行综合考虑。公司的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为公司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和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公司的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为公司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以及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021年12月02日 13:36
盈利能力以及综合评分多年来位列行业首位的“期货一哥”永安期货(600927.SH)拟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然而，近期永安期货却发布公告，称原定于2021年11月16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2021年12月7日，原定于2021年11月17日进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将推迟至2021年12月8日。
对于推迟发行的原因，公告显示，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确定的发行价格为17.97元/股，对应的2020年摊薄后市盈率为22.98倍，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20年平均静态市盈率，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资本市场服务(J67)”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22.16倍(截至2021年11月11日)，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除了推迟发行，记者还发现，永安期货也存在经纪业务、利息收入下降等问题。
利息收入下降
今年以来，我国期货市场规模屡创新高，期货公司整体经营水平也有所提升。根据中国期货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期协”)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149家期货公司母公司口径营业利润78.06亿元，净利润60.92亿元，同比均增长80%以上。
而据中期协11月1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150家期货公司营收净利双双大增，均已超过去年全年数据。截至9月底，期货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355.1亿元，同比增长45.84%；实现净利润99.48亿元，同比增长67.58%。
正准备登陆A股的永安期货，招股书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该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约为8.71亿元，同比增长14.66%。而永安期货今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达7.4亿元，占整个行业净利润的12%。不过，记者翻看招股书发现，利息收入作为期货公司营业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永安期货利息收入有大幅下滑风险。
报告期内，2018年全年、2019年全年、2020年全年以及2021年1-6月利息净收入分别为56,968.84万元、55,230.56万元、49,907.71万元和18,305.60万元，分别占公司各期营业收入(扣除销售货物成本)的24.93%、20.75%、17.42%和11.62%。
对于利息收入占比的变化，永安期货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公司利息收入受客户保证金规模、自有资金存款规模以及利率水平影响。“其中，客户保证金存款规模主要取决于期货市场经纪业务竞争状况及公司经纪业务开展情况，自有资金存款规模主要取决于公司业务经营情况，利率水平主要取决于国家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公司期货经纪业务除保证金利息收入以外，还包括手续费收入。未来随着期货市场的不断发展，经纪业务将继续为公司贡献重要的收益，公司利息收支出变动主要受有息负债规模变动影响。”
据了解，截至9月底，全国期货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355.1亿元，值得注意的是，300多亿元的营收中，手续费收入占比超过六成，即期货公司每10元的营业收入中，就有6.4元来自手续费收入。此外，期货行业马太效应明显加剧，头部公司净利大幅增长。从中期协公布的“2021年9月期货公司总体及分辖区经营情况”来看，全国31个辖区业绩分化延续，行业聚集效应明显。
据招股书显示，永安期货还存在期货经纪手续费收入下降风险。报告期内，公司境内期货经纪手续费净收入金额分别为13,065.56万元、10,995.90万元、11,305.54万元和6,957.90万元，占公司期货经纪业务收入(母公司口径期货经纪手续费净收入、母公司口径交易所减收手续费收入和境内保证金存款利息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2.77%、11.24%、10.44%和12.68%。
上海某投行人士表示，自2018年度开始，永安期货经纪业务成交手数和手续费率有所下降，这导致经纪手续费净收入有所下滑。2020年即使有所上升，但相较于2018年仍然处于下降态势，可以看出永安期货的经纪手续费净收入波动很大。
对此，永安期货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公司期货经纪手续费收入水平主要取决于公司代理期货交易量和向客户收取的手续费率水平。报告期内，公司代理期货交易规模不断增长，但随着我国期货行业创新业务的不断发展及期货经纪业务竞争的不断加剧，手续费率呈下降趋势。
在上市期货公司中，永安期货代理交易量、交易额市占率仅低于海通期货。2016年起至今，公司交易量市占率保持在2.5%-4%之间，低于海通期货的10%上下；交易额市占率在 2-2.6%之间，低于海通期货的4.5%-5.5%之间。A股上市的瑞达、南华，代理交易量、交易额市占率均低于永安期货。
对此，华金证券发布研报表示，海通期货是一家全国性的大型期货公司，品牌较大且经纪业务布局广、实力强，因此市占率较高。永安市占率呈逐年小幅下降态势，2020年交易量市占率为2.5%、交易额市占率为1.8%。华金证券认为，永安市占率下降的原因有，永安期货居间人数量下降较快。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公司居间人数量从2018年的219人下降到了2020年的120人。部分大券商的期货子公司(中信期货、东证期货、华泰期货、国君期货等)近年来市占率提升较快，挤占了公司市占率。另外，记者发现，永安期货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波动较为剧烈，2020年相较于2019年降幅为55.58%。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降幅达1827.61%，为何有如此大的降幅？是否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出现大的亏损导致的？
对此，永安期货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2020年度，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下降，主要系基金和资产管理计划分红冲减相应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所致。2020年度衍生金融工具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为12,157.98万元，较2019年的-8,744.02万元，增长20,902.00万元。
另外，据招股书显示，近年来永安期货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在持续上升。据2020年年报显示，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高达43.74%。然而，截至2021年6月末，资产负债率已经攀升至55.82%，即使与同行对比，其资产负债率是最高的。
近年来负债率持续上升的原因是什么？未来是否会出现资不抵债的可能？对此，永安期货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资产负债率升高主要与公司业务开展、保证金体量增大有关。公司各项主要风险监管指标均离预警线距离较远，财务状况健康，整体运行平稳。
期货子公司涉跨国诉讼
永安期货创办于1992年，是一家国有控股的期货公司，注册资本13.1亿元，于2015年10月在新三板挂牌，据公告，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基金销售。
招股书显示，永安期货子公司新永安期货公司曾收到来自Alterr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公司(以下简称ALterra公司)的律师函，要求赔偿其客户翁超颖诈骗的588， 600。 00欧元。2016年10月，Alterra公司在塞浦路斯当地法院对新永安期货公司和交通银行提起诉讼，要求赔偿上述款项。
据悉，新永安期货为此事计提了预计负债445,737.05元。
诉讼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如何？44万左右的计提是否充分？未来计提的数额是否会扩大的可能？
对此，永安期货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新永安期货已聘请香港律师和塞浦路斯当地律师进行处理，公司就此事计提了10%的预计负债，并认为对该诉讼事项败诉并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不大。
此外，记者翻阅招股书发现，永安期货的其他资产减值损失主要为存货跌价损失。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1-6月，公司其他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分别为35,474.54万元、46,286.11万元和13,187.41万元。而在2020年，公司其他资产减值损失达到4.62亿元，较上期相比增长30.48%。
对此，永安期货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2020年其他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为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损失，主要由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基差贸易业务产生。公司在各期末结合实际库存情况，对各类存货可变现净值进行分析，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若存货可变现净值小于账面成本，则以存货账面成本减去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反之不计提。
据招股书显示，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09134.24万元、163871.6万元和454471.7万元、415560.31万元。
为何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如此之大？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期相比，为何会有7.11%的降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变动比例为何高达342.22%？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大的变动？
对此，永安期货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风险管理子公司现货销售业务、投资金融资产、经纪业务及其他经营等业务产生的现金净流量相关，需要进行综合考虑。公司的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为公司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和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公司的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为公司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以及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日前教育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教师法制定于1993年，时隔近30年，中国教育在这一阶段迅猛发展，教师队伍规模、质量、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专任教师总数由1097.89万人提高到1792.97万人。对标新时代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需求，新一版教师法为广大教师和全社会期待已久，修订后会有哪些新变化也受到高度关注。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记者 李玉兰）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记者 李玉兰）
公开征意见！教师准入门槛将提高
日前教育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现行教师法制定于1993年，时隔近30年，中国教育在这一阶段迅猛发展，教师队伍规模、质量、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专任教师总数由1097.89万人提高到1792.97万人。对标新时代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需求，新一版教师法为广大教师和全社会期待已久，修订后会有哪些新变化也受到高度关注。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
来源：光明日报
日前教育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现行教师法制定于1993年，时隔近30年，中国教育在这一阶段迅猛发展，教师队伍规模、质量、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专任教师总数由1097.89万人提高到1792.97万人。对标新时代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需求，新一版教师法为广大教师和全社会期待已久，修订后会有哪些新变化也受到高度关注。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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