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大幅削减对欧盟的供货
路透社23日报道称，按照早前欧盟与阿斯利康达成的协议，阿斯利康将在2021年4月至6月期间向欧盟提供1.8亿剂次疫苗，而在后来的协商过程中，阿斯利康表示或许只能交付不到一半（9000万剂次）疫苗。
阿斯利康此前还曾告知无法按照协议规定满足3月末的交货量，引发欧盟强烈不满。
在接受FNN采访时，阿斯利康方面称：“目前正在满负荷运转，期待能够完成接近协议规定数量的疫苗交货量。”
全文请看 日本网 https://t.cn/A6tXQHp2
#欧盟# #新冠疫苗# #阿斯利康# #关注新冠肺炎疫情#
路透社23日报道称，按照早前欧盟与阿斯利康达成的协议，阿斯利康将在2021年4月至6月期间向欧盟提供1.8亿剂次疫苗，而在后来的协商过程中，阿斯利康表示或许只能交付不到一半（9000万剂次）疫苗。
阿斯利康此前还曾告知无法按照协议规定满足3月末的交货量，引发欧盟强烈不满。
在接受FNN采访时，阿斯利康方面称：“目前正在满负荷运转，期待能够完成接近协议规定数量的疫苗交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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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疫苗专家邵一鸣接受《环球时报》专访：#中国八成人接种疫苗才能群体免疫# 】在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突破1亿背景下，疫苗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话题。27日上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截至26日，我国已接种新冠疫苗2276.7万剂次。针对疫苗接种、研制等话题，《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了一直参加中国新冠疫苗技术评审的世卫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
国产疫苗如何应对毒株变异？
环球时报：最近，英国、南非、巴西相继出现新的突变毒株。据您了解，我国新冠疫苗对于这些突变毒株是否还有保护效果？
邵一鸣：一代疫苗肯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病毒变异是个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说，疫苗针对同源（homologous）毒株（strain）——也就是与疫苗研发基于的毒株或与之极为相似的病毒——保护效果是最好的，而对于与之变异大的异源（heterologous）毒株，保护效果可能出现一定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根据我国疫苗企业和实验室的研究显示，我国新冠疫苗对于去年上半年早期出现的一些变异毒株，中和抗体效力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最近在英国流行的突变毒株，中和抗体效力变化也不大；对于近期在南非流行的突变毒株，抗体滴度滴度稍有下降。
不过，这种中和抗体效力的变化，并不直接对应疫苗的“有效”和“无效”，只是一种百分比上的变化。只要中和抗体效力还在有效保护范围内，疫苗就都可以说还是有效的。以我们熟悉的流感病毒为例，只有流感疫苗的中和滴度下降到原来的1/2以下时，才会影响疫苗的保护率，再审视突变株感染总人群比率后，可考虑更换新一代的疫苗。
而突变毒株对疫苗保护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还是要看人群实际使用的情况才能确定，因为实验室只能测试体外的情况，与体内效果是不同的。比如在两个分别主要流行原始毒株和变异毒株的区域，观察同一款疫苗对疫情控制情况是否有区别，来判断变异毒株对疫苗保护力产生的影响效果。
环球时报：如果出现疫苗对变异毒株失效的情况，我国国产疫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升级更新？
邵一鸣：在应对变异毒株方面，两条反应最快的技术路线分别是mRNA疫苗和灭活疫苗，而其他像病毒载体和重组蛋白的技术路线则要很多。
对于国内灭活疫苗来说，企业在拿到变异毒株后，只需要更换病毒培养罐中的种子病毒，其他工序无需做任何调整。而对于mRNA疫苗来说，相当于只需要在化学合成图谱上更改几处，由机器合成和修饰后即成为更新的疫苗。
我国的灭活疫苗完成应对新突变毒株的疫苗升级更新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mRNA疫苗大概只需要几周。由于mRNA是化学合成技术，灭活疫苗是生物技术，后者需要时间来培育细胞，在规模生产方面灭活疫苗需质控因素较多，比mRNA疫苗的化学工程要慢一些，但前后差距应不会超过1个月。
环球时报：升级后的疫苗是否还需要把一、二、三期临床试验和所有审批手续重走一遍？
邵一鸣：这取决于药品管理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生物制品，不经测试就大规模使用肯定不合适。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各期临床试验都可以加速走，不必像第一次申报新药那样反复地报资料、反复地审，毕竟只是极小的改动，绝大部分生产工序都一样，而且灭活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
环球时报：未来新冠疫苗是否会升级成多价疫苗，以应对不同种类的毒株？
邵一鸣：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某个区域到底会流行哪种优势株，而且有优势株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类型毒株。以后很可能是像流感或宫颈癌(HPV)疫苗那样，用多价针对同时流行的不同类型的，或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未来需要两三年就打一次？
环球时报：现在看来，未来新冠疫苗会不会像流感疫苗那样，每两三年就需要更新并重新接种一遍？
邵一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未来新冠不会像流感那样猖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类从未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对付流感，基本只是以常规状态去应对，流感疫苗也是可打可不打。而由于新冠肺炎的危害远高于流感，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规模人群检测、高强度病例治疗、隔离、追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禁足乃至封城等措施，全力应对新冠。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可能会把它压制到很低的程度，可能偶尔有局部散发，就好像埃博拉，每年在中非都会冒出来一些，但规模都不大。新冠像“非典”那样完全被消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也没机会形成像流感那样季节性大规模流行。
环球时报：近日，科兴疫苗在巴西三期试验的保护率公布：该疫苗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总体保护效力为50.4%。您曾表示，科兴疫苗在巴西试验中总体保护效力较低的原因是受试人群都是医护人员，环境暴露风险较大。但也有声音认为，环境风险只会加快试验到达终点的时间，而不会影响保护率数字，因为安慰剂组也处在同样的风险下。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邵一鸣：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按抗6级抗震标准盖的楼（疫苗组）在6级地震中完全不倒，与当地倒了楼（对照组）比较，保护率很好。但此楼移到8级震区，一遇大震就损毁了，保护率下降，并不是建筑有问题，而是场景变化、风险提高了。疫苗高风险场景下的保护率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是灭活疫苗3期临床试验，科兴疫苗要保护巴西高风险医护人员（23.26每百人年）不出现新冠症状是难度，较中生集团疫苗保护阿联酋普通人群（5.82每百人年）的更大。这就是中生集团疫苗的保护率（79.4%—86%）明显高于科兴疫苗的主要原因（50.4%）。
再举一个哈佛大学猴子疫苗试验为例：两组各12只猴子分别打疫苗和安慰剂后，用同样的病毒攻击，第一轮病毒攻击时，安慰剂组10只感染，疫苗组4只感染，疫苗的保护率是60%；第三轮病毒攻击后，，安慰剂组12只全部感染，疫苗组有7只被感染，疫苗保护率就降到42%；第6轮病毒攻击后，疫苗组只有1没感染，疫苗保护率只有8%。而在新冠病人超800万的巴西医护人员，较新冠病人只有十几万的阿联酋普通人群，受病毒攻击频率高出很多，疫苗保护率也就会降低了。
环球时报：根据我国疫苗的保护率数据，大概需要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邵一鸣：从理论上来说，群体免疫屏障的水平Y可根据公式：（1-1/R0）x 100% 来计算。其中R0为一个感染者平均把病毒传给几个人的能力，新冠病毒的R0为3，Y为66%。由于疫苗保护率低于100%，加之疫苗运输、使用中的损耗，我国大概需要80%以上的人群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两年左右。
不过，现实中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我们一般说的免疫屏障，是指阻断病毒的传播，但现在无论是国产疫苗还是西方疫苗，测定的都是制止发病，而不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3期临床试验中抽取一部分人进行核酸普测，发现尽管该疫苗对新冠发病的保护率为70.4%，但对无症状感染的保护率只有27.3%。所以，使用当前的国内外新冠疫苗，是难以建立起阻断病毒传播的免疫屏障的。
环球时报：如果如您所说，疫苗也难以防止无症状感染，那您认为未来我们有必要调整对无症状感染的认知和防控措施吗？
邵一鸣：防控策略肯定会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的。新冠病毒防治的两难状态在于，它是一种介于“非典”和流感之间的病毒：“非典”病死率高，但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我们有可能把它一次扑灭；流感病死率低，但传播能力很强，我们从未想过能把它扑灭。
接下来的防控策略，可能还是要看疫情会更向流感那个方向发展，还是更向着“非典”的方向发展。不过，鉴于新冠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程度，还是有必要采取比对付普通流感更强的手段，以对经济和社会正常生活影响更小的方式，即更低成本更高效益的新防控模式来应对它的。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并行推进传统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方法，一方面挽救生命，一方面大幅降低病毒的传播。当前通过接种疫苗建立这样的免疫屏障，即显著减少发病、大幅度降低重症和死亡，保障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80岁老人接种疫苗安全吗？
环球时报：不久前，挪威发现23例与美国辉瑞公司新冠疫苗相关的老年人死亡病例，已对其中13例死亡病例进行评估，认为死亡原因可能与疫苗引发的发热、恶心等不良反应有关。鉴于这种情况，您建议国内80岁以上的老人接种新冠疫苗吗？
邵一鸣：鉴于中国目前严格的防控措施，国内大部分地区的中国老百姓面临病毒感染风险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比较好的接种策略是：先扩大疫苗紧急使用人群的接种，尽快全面覆盖保护防治一线医护和疾控人员、保守国门的安全人员、接触进口货物的工作人员，交通运输部门人员，必须前往境外疫区或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即优先保护国内尚有感染风险的人群，而对于风险较低的人群来说，可以先等一等，再根据国家的部署，有序地接种疫苗。
具体到老年人群体，辉瑞和Moderna公司的mRNA疫苗不良风险发生的比例和不确定性确实比较高，但在欧美疫情大暴发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确是高风险人群，尤其感染病毒后病死率非常高。所以他们的科学家在平衡风险与收益后，仍然做出让超过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决定，我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国内外所有使用的疫苗来说，尽管当前疫苗较大规模人群应用的时间都在半年左右，对新冠疫苗的中长期风险的把握，还缺乏数据的支持，但由于我国的灭活疫苗是成熟技术，在人类已有上百年的应用历史，其不可预测性较首次用于人类的mRNA疫苗低很多。所以，我国健康的老年人接种灭活疫苗应该是可以的，风险是可控的。但鉴于我国疫情已被基本控制，不存在欧美那样老年人也必须马上接种的必要性，8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可以更保守一些，等一等未来将会有的保护率和安全性都更高的疫苗，也可以先给老年人周围的人员接种疫苗，如家人、保姆和养老院工作人员，为老年人增加一道防护屏障。
我国应该在第一代疫苗取得成功后，继续加大对后继疫苗的支持力度，促使我国研制的不仅预防发病、还能阻断病毒感染和传播的疫苗早日出现。到那时，将有可能使用疫苗建立我们想建立的最理想的群体免疫屏障
中美疫苗合作前景如何？
环球时报：西方许多舆论质疑中国疫苗的透明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邵一鸣：我国各疫苗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合作，是在全球最早开展新冠疫苗的1、2期临床试验，也是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新冠疫苗1、2期临床试验是数据的国家。由于我国疫情控制得好，以至于国内没有足够的新发病例，无法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我国疫苗在境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时，试验的负责单位是外方机构，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公布临床试验数据，必须由外方机构决定，中方没有决策权。
以科兴在巴西的三期试验为例，该试验的推进全权由巴西合作方进行，科兴只提供疫苗，不插手对方试验工作的进展。而巴西方面的试验也是采用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聘用了一个美国的监理公司，监督试验的总体运转。试验产生的数据还要交给另一个欧洲数据分析公司，开展第三方的独立数据分析，撰写最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报告。巴西方面何时公布、公布多少和什么数据都是由巴西决定。所以，说中国疫苗的透明度存在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美在抗疫和疫苗合作上的前景？中国和美国的疫苗是竞争关系吗？
邵一鸣：我认为疫情这场“大火”仍然是有希望扑灭的，但前提是中美必须要携手合作。地球就好像是一个村子，村里平时各家有互相吵架、打架的情况，但现在村里着火了，火势还蔓延很快，就不能村长和书记先吵起来了，而是要搁置一切争议和矛盾，带领全村齐心协力去救火，否则全村就有在大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
我还记得在美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福奇医生一开始建议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后来也受到特朗普的甩锅。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口罩存量严重不足，他们卫生部门希望把更多口罩优先供给风险更高的医护人员。但其实中国当时的口罩产能已经大幅上升，我个人也曾经帮助美国的合作大学和州市协调了若干批口罩和防护服。大学和好几个州一开始很高兴，但后来由于联邦政府从中干预，不允许他们接收。结果不仅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没有大的缓解，老百姓就更不够了！由此可见一斑，缺乏国际和国内合作，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之一。
国产疫苗如何应对毒株变异？
环球时报：最近，英国、南非、巴西相继出现新的突变毒株。据您了解，我国新冠疫苗对于这些突变毒株是否还有保护效果？
邵一鸣：一代疫苗肯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病毒变异是个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说，疫苗针对同源（homologous）毒株（strain）——也就是与疫苗研发基于的毒株或与之极为相似的病毒——保护效果是最好的，而对于与之变异大的异源（heterologous）毒株，保护效果可能出现一定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根据我国疫苗企业和实验室的研究显示，我国新冠疫苗对于去年上半年早期出现的一些变异毒株，中和抗体效力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最近在英国流行的突变毒株，中和抗体效力变化也不大；对于近期在南非流行的突变毒株，抗体滴度滴度稍有下降。
不过，这种中和抗体效力的变化，并不直接对应疫苗的“有效”和“无效”，只是一种百分比上的变化。只要中和抗体效力还在有效保护范围内，疫苗就都可以说还是有效的。以我们熟悉的流感病毒为例，只有流感疫苗的中和滴度下降到原来的1/2以下时，才会影响疫苗的保护率，再审视突变株感染总人群比率后，可考虑更换新一代的疫苗。
而突变毒株对疫苗保护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还是要看人群实际使用的情况才能确定，因为实验室只能测试体外的情况，与体内效果是不同的。比如在两个分别主要流行原始毒株和变异毒株的区域，观察同一款疫苗对疫情控制情况是否有区别，来判断变异毒株对疫苗保护力产生的影响效果。
环球时报：如果出现疫苗对变异毒株失效的情况，我国国产疫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升级更新？
邵一鸣：在应对变异毒株方面，两条反应最快的技术路线分别是mRNA疫苗和灭活疫苗，而其他像病毒载体和重组蛋白的技术路线则要很多。
对于国内灭活疫苗来说，企业在拿到变异毒株后，只需要更换病毒培养罐中的种子病毒，其他工序无需做任何调整。而对于mRNA疫苗来说，相当于只需要在化学合成图谱上更改几处，由机器合成和修饰后即成为更新的疫苗。
我国的灭活疫苗完成应对新突变毒株的疫苗升级更新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mRNA疫苗大概只需要几周。由于mRNA是化学合成技术，灭活疫苗是生物技术，后者需要时间来培育细胞，在规模生产方面灭活疫苗需质控因素较多，比mRNA疫苗的化学工程要慢一些，但前后差距应不会超过1个月。
环球时报：升级后的疫苗是否还需要把一、二、三期临床试验和所有审批手续重走一遍？
邵一鸣：这取决于药品管理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生物制品，不经测试就大规模使用肯定不合适。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各期临床试验都可以加速走，不必像第一次申报新药那样反复地报资料、反复地审，毕竟只是极小的改动，绝大部分生产工序都一样，而且灭活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
环球时报：未来新冠疫苗是否会升级成多价疫苗，以应对不同种类的毒株？
邵一鸣：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某个区域到底会流行哪种优势株，而且有优势株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类型毒株。以后很可能是像流感或宫颈癌(HPV)疫苗那样，用多价针对同时流行的不同类型的，或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未来需要两三年就打一次？
环球时报：现在看来，未来新冠疫苗会不会像流感疫苗那样，每两三年就需要更新并重新接种一遍？
邵一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未来新冠不会像流感那样猖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类从未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对付流感，基本只是以常规状态去应对，流感疫苗也是可打可不打。而由于新冠肺炎的危害远高于流感，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规模人群检测、高强度病例治疗、隔离、追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禁足乃至封城等措施，全力应对新冠。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可能会把它压制到很低的程度，可能偶尔有局部散发，就好像埃博拉，每年在中非都会冒出来一些，但规模都不大。新冠像“非典”那样完全被消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也没机会形成像流感那样季节性大规模流行。
环球时报：近日，科兴疫苗在巴西三期试验的保护率公布：该疫苗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总体保护效力为50.4%。您曾表示，科兴疫苗在巴西试验中总体保护效力较低的原因是受试人群都是医护人员，环境暴露风险较大。但也有声音认为，环境风险只会加快试验到达终点的时间，而不会影响保护率数字，因为安慰剂组也处在同样的风险下。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邵一鸣：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按抗6级抗震标准盖的楼（疫苗组）在6级地震中完全不倒，与当地倒了楼（对照组）比较，保护率很好。但此楼移到8级震区，一遇大震就损毁了，保护率下降，并不是建筑有问题，而是场景变化、风险提高了。疫苗高风险场景下的保护率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是灭活疫苗3期临床试验，科兴疫苗要保护巴西高风险医护人员（23.26每百人年）不出现新冠症状是难度，较中生集团疫苗保护阿联酋普通人群（5.82每百人年）的更大。这就是中生集团疫苗的保护率（79.4%—86%）明显高于科兴疫苗的主要原因（50.4%）。
再举一个哈佛大学猴子疫苗试验为例：两组各12只猴子分别打疫苗和安慰剂后，用同样的病毒攻击，第一轮病毒攻击时，安慰剂组10只感染，疫苗组4只感染，疫苗的保护率是60%；第三轮病毒攻击后，，安慰剂组12只全部感染，疫苗组有7只被感染，疫苗保护率就降到42%；第6轮病毒攻击后，疫苗组只有1没感染，疫苗保护率只有8%。而在新冠病人超800万的巴西医护人员，较新冠病人只有十几万的阿联酋普通人群，受病毒攻击频率高出很多，疫苗保护率也就会降低了。
环球时报：根据我国疫苗的保护率数据，大概需要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邵一鸣：从理论上来说，群体免疫屏障的水平Y可根据公式：（1-1/R0）x 100% 来计算。其中R0为一个感染者平均把病毒传给几个人的能力，新冠病毒的R0为3，Y为66%。由于疫苗保护率低于100%，加之疫苗运输、使用中的损耗，我国大概需要80%以上的人群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两年左右。
不过，现实中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我们一般说的免疫屏障，是指阻断病毒的传播，但现在无论是国产疫苗还是西方疫苗，测定的都是制止发病，而不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3期临床试验中抽取一部分人进行核酸普测，发现尽管该疫苗对新冠发病的保护率为70.4%，但对无症状感染的保护率只有27.3%。所以，使用当前的国内外新冠疫苗，是难以建立起阻断病毒传播的免疫屏障的。
环球时报：如果如您所说，疫苗也难以防止无症状感染，那您认为未来我们有必要调整对无症状感染的认知和防控措施吗？
邵一鸣：防控策略肯定会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的。新冠病毒防治的两难状态在于，它是一种介于“非典”和流感之间的病毒：“非典”病死率高，但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我们有可能把它一次扑灭；流感病死率低，但传播能力很强，我们从未想过能把它扑灭。
接下来的防控策略，可能还是要看疫情会更向流感那个方向发展，还是更向着“非典”的方向发展。不过，鉴于新冠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程度，还是有必要采取比对付普通流感更强的手段，以对经济和社会正常生活影响更小的方式，即更低成本更高效益的新防控模式来应对它的。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并行推进传统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方法，一方面挽救生命，一方面大幅降低病毒的传播。当前通过接种疫苗建立这样的免疫屏障，即显著减少发病、大幅度降低重症和死亡，保障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80岁老人接种疫苗安全吗？
环球时报：不久前，挪威发现23例与美国辉瑞公司新冠疫苗相关的老年人死亡病例，已对其中13例死亡病例进行评估，认为死亡原因可能与疫苗引发的发热、恶心等不良反应有关。鉴于这种情况，您建议国内80岁以上的老人接种新冠疫苗吗？
邵一鸣：鉴于中国目前严格的防控措施，国内大部分地区的中国老百姓面临病毒感染风险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比较好的接种策略是：先扩大疫苗紧急使用人群的接种，尽快全面覆盖保护防治一线医护和疾控人员、保守国门的安全人员、接触进口货物的工作人员，交通运输部门人员，必须前往境外疫区或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即优先保护国内尚有感染风险的人群，而对于风险较低的人群来说，可以先等一等，再根据国家的部署，有序地接种疫苗。
具体到老年人群体，辉瑞和Moderna公司的mRNA疫苗不良风险发生的比例和不确定性确实比较高，但在欧美疫情大暴发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确是高风险人群，尤其感染病毒后病死率非常高。所以他们的科学家在平衡风险与收益后，仍然做出让超过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决定，我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国内外所有使用的疫苗来说，尽管当前疫苗较大规模人群应用的时间都在半年左右，对新冠疫苗的中长期风险的把握，还缺乏数据的支持，但由于我国的灭活疫苗是成熟技术，在人类已有上百年的应用历史，其不可预测性较首次用于人类的mRNA疫苗低很多。所以，我国健康的老年人接种灭活疫苗应该是可以的，风险是可控的。但鉴于我国疫情已被基本控制，不存在欧美那样老年人也必须马上接种的必要性，8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可以更保守一些，等一等未来将会有的保护率和安全性都更高的疫苗，也可以先给老年人周围的人员接种疫苗，如家人、保姆和养老院工作人员，为老年人增加一道防护屏障。
我国应该在第一代疫苗取得成功后，继续加大对后继疫苗的支持力度，促使我国研制的不仅预防发病、还能阻断病毒感染和传播的疫苗早日出现。到那时，将有可能使用疫苗建立我们想建立的最理想的群体免疫屏障
中美疫苗合作前景如何？
环球时报：西方许多舆论质疑中国疫苗的透明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邵一鸣：我国各疫苗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合作，是在全球最早开展新冠疫苗的1、2期临床试验，也是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新冠疫苗1、2期临床试验是数据的国家。由于我国疫情控制得好，以至于国内没有足够的新发病例，无法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我国疫苗在境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时，试验的负责单位是外方机构，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公布临床试验数据，必须由外方机构决定，中方没有决策权。
以科兴在巴西的三期试验为例，该试验的推进全权由巴西合作方进行，科兴只提供疫苗，不插手对方试验工作的进展。而巴西方面的试验也是采用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聘用了一个美国的监理公司，监督试验的总体运转。试验产生的数据还要交给另一个欧洲数据分析公司，开展第三方的独立数据分析，撰写最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报告。巴西方面何时公布、公布多少和什么数据都是由巴西决定。所以，说中国疫苗的透明度存在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美在抗疫和疫苗合作上的前景？中国和美国的疫苗是竞争关系吗？
邵一鸣：我认为疫情这场“大火”仍然是有希望扑灭的，但前提是中美必须要携手合作。地球就好像是一个村子，村里平时各家有互相吵架、打架的情况，但现在村里着火了，火势还蔓延很快，就不能村长和书记先吵起来了，而是要搁置一切争议和矛盾，带领全村齐心协力去救火，否则全村就有在大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
我还记得在美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福奇医生一开始建议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后来也受到特朗普的甩锅。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口罩存量严重不足，他们卫生部门希望把更多口罩优先供给风险更高的医护人员。但其实中国当时的口罩产能已经大幅上升，我个人也曾经帮助美国的合作大学和州市协调了若干批口罩和防护服。大学和好几个州一开始很高兴，但后来由于联邦政府从中干预，不允许他们接收。结果不仅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没有大的缓解，老百姓就更不够了！由此可见一斑，缺乏国际和国内合作，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之一。
好消息！一批好药新药纳入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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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医保局、人社部公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0年）》（简称《目录》）。在本次调整中，119种药品被调入，29种药品被调出，最终《目录》有药品2800种，其中西药1426种、中成药1374种，中西药比例基本持平。新版《目录》自今年3月1日起正式执行。
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力度空前，且首次尝试对目录内药品进行降价谈判。共有162种药品进行了谈判，为历史最多的一次。新调入的药品含独家药品96种，非独家药品23种，共涉及31个临床组别，占所有临床组别的86%。专家表示，新入围药品在降价幅度和临床效果上实现了“较高性价比”。
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会对老百姓产生哪些影响？记者采访了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专家以及企业界人士。
国家医保局表示，本次《目录》调整工作，共有162种药品进行了谈判，119种药品谈判成功，成功率为73.46%，谈判成功的药品平均降价50.64%。以最受关注的抗癌药为例，2018年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了抗癌药专项准入谈判，最终17种药品谈判成功纳入目录，并于2020年底协议到期；14种独家药品按规则进行了续约或再次谈判，平均降幅为14.95%，个别一线抗癌药降幅超过60%。
“经测算，14种抗癌药降价，预计2021年可为癌症患者节省30多亿元。本次调整新增了17种抗癌药，包括仑伐替尼等新药、好药，目录内癌症用药的保障水平明显提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熊先军表示，谈判成功药品共涉及31个临床组别，占所有临床组别的86%，患者受益面非常广泛。
“2020年新增的肿瘤药物都是这一两年新上市的主流用药，有明确的临床适应症。”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远凯表示，《目录》基本覆盖了各主要器官癌症的主流治疗药物，常见的肺癌、乳腺癌药物增加了，一些不常见的肿瘤也有了可以用的药品。
谈及儿童用药情况时，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冀晓华表示，本次医保谈判共收录7种儿科用药，充分考虑到了药物的安全性与有效性，药物均以口服液、颗粒为主，易于患者服用。增补的儿童用药都是临床最常用的，由于儿科门诊呼吸系统与消化系统疾病占很大比例，本次调整用药特别针对这两种疾病做了专门收录。
国家医保局测算，新增的119种药品多数是经过谈判实现降价的独家药品，预计2021年增加的基金支出与谈判和调出药品所腾出的空间基本相当。另一方面，从患者负担情况看，通过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预计2021年可累计为患者减负约280亿元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2020年10月份到12月份，在企业申报基础上，国家医保局建立了评审药品数据库。历经专家评审阶段到谈判阶段，对拟谈判药品开展测算。期间，邀请企业进行逐一面对面沟通，充分听取企业的意见建议，组织谈判专家紧锣密鼓开展工作。
“简单说，就是在谈判规则下，引导药企给出可以接受的最低价。”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龚波说，绝不能因为个人同情而忽略了为参保人员争取最大让利的谈判职责，绝不在谈判中“点到为止”。
“我们基金测算组尽可能在测算过程中对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全面考虑，拓宽测算的广度和深度，客观地评估评价谈判药品的真实价值，同时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给出合理的谈判价格，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需求，让绝大多数患者能够享受到谈判药品的成果。”北京市医保中心主任、国家医保DRG付费技术指导组组长郑杰表示。
其实，此次药品谈判设定申报条件时就已未雨绸缪：一是要更好满足临床需求，二是更好与新药审批工作衔接，实现药品审批与医保评审“无缝衔接”，体现鼓励新药创制的导向，三是照顾临床用药延续性。
即使是在原目录内的药品，也要不断提升经济性。这次谈判的一个特点，是首次尝试对目录内药品进行降价谈判。评审专家按照程序遴选了价格或费用偏高、基金占用较多的14种独家药品进行降价谈判，14种药品均谈判成功并保留在《目录》内，平均降价43.46%。熊先军说：“我国每年都开展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工作将成为常态，在‘性价比’上拓展医疗保障的广度和深度。”
值得注意的是，为更好满足患者对新上市药品的需求，此次医保目录调整将2020年8月17日前上市的药品均纳入调整范围，有16种2020年新上市的药品被纳入《目录》。企业界人士表示，此次谈判，释放出支持新药、以患者需求为中心的鲜明导向，在确保患者用上降价药的同时，也在保障患者及时用上新药上作出了努力，进一步鼓励了企业开展新药物研发的信心。
“大家都很清楚创新有多难，尤其是做原创新药更难——药品研发周期至少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高投入、高风险、投资回报周期过长。如果不能及时进入医保，将严重影响医药企业的发展甚至生存。”桑枝总生物碱上市许可持有人——北京五和博澳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岳升表示，此次《目录》调整实施企业申报制，渠道更加畅通高效。
得益于2020年医保目录调整政策的改革，降血糖新药“桑枝总生物碱”有幸成为为数不多的当年获批、当年国谈进医保的品种。黄岳升说：“虽然产品刚上市就降价，但作为企业代表还是感受到了国家医保局及专家们对创新药给予的认可和大力支持，我们愿意以微利投入市场，推动行业良性发展。”
“医保谈判以及相关配套政策，旨在给予企业以量换价的稳定预期，在降低药品价格、减少患者经济负担、减轻医保基金压力的同时，给予企业合理利润空间，用于持续的创新和发展。”阿斯利康制药公司中国副总裁黄彬举例，阿斯利康公司的奥希替尼片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第三代靶向药物，较前代产品有明显的临床优势。在成功通过2018年和2020年针对新的适应症的两轮医保目录谈判后，奥希替尼片目前在国内的价格已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充分体现了尽最大可能惠及患者的承诺。
从药品种类持续扩围，到更加侧重儿童用药、创新药、癌症等重大疾病治疗药物，再到入围药品在降价幅度和临床效果上实现较高性价比……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扩大了用药保障范围，减轻了参保人药费负担，提升了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益，切实送上了更多民生红利。
近年来，我国持续在用药保障上下功夫，不断提升供给质量，降低用药成本。特别是在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中，不仅新增119个药品，平均降价更是达到50.64%。当然，好政策既要执行好，也要形成示范作用，不断引领整个医药行业健康发展。
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做好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落地执行，加强监督管理，督促各地做好用药衔接和保障，确保新版《目录》能尽早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另一方面，医保药品目录扩围步伐不能停，要继续通过准入谈判，让更多创新药、重大疾病治疗药物在加入医保药品目录的同时，确保价格“较高性价比”，进一步让患者用上好药、用得起好药。
此外，相关部门还要进一步引导医药企业形成合理、健康的价值趋向，最终通过支持创新、价值购买，推动我国医药行业深化供给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来源/经济日报（记者吴佳佳） https://t.cn/RJhZ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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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医保局、人社部公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0年）》（简称《目录》）。在本次调整中，119种药品被调入，29种药品被调出，最终《目录》有药品2800种，其中西药1426种、中成药1374种，中西药比例基本持平。新版《目录》自今年3月1日起正式执行。
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力度空前，且首次尝试对目录内药品进行降价谈判。共有162种药品进行了谈判，为历史最多的一次。新调入的药品含独家药品96种，非独家药品23种，共涉及31个临床组别，占所有临床组别的86%。专家表示，新入围药品在降价幅度和临床效果上实现了“较高性价比”。
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会对老百姓产生哪些影响？记者采访了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专家以及企业界人士。
国家医保局表示，本次《目录》调整工作，共有162种药品进行了谈判，119种药品谈判成功，成功率为73.46%，谈判成功的药品平均降价50.64%。以最受关注的抗癌药为例，2018年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了抗癌药专项准入谈判，最终17种药品谈判成功纳入目录，并于2020年底协议到期；14种独家药品按规则进行了续约或再次谈判，平均降幅为14.95%，个别一线抗癌药降幅超过60%。
“经测算，14种抗癌药降价，预计2021年可为癌症患者节省30多亿元。本次调整新增了17种抗癌药，包括仑伐替尼等新药、好药，目录内癌症用药的保障水平明显提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熊先军表示，谈判成功药品共涉及31个临床组别，占所有临床组别的86%，患者受益面非常广泛。
“2020年新增的肿瘤药物都是这一两年新上市的主流用药，有明确的临床适应症。”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远凯表示，《目录》基本覆盖了各主要器官癌症的主流治疗药物，常见的肺癌、乳腺癌药物增加了，一些不常见的肿瘤也有了可以用的药品。
谈及儿童用药情况时，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冀晓华表示，本次医保谈判共收录7种儿科用药，充分考虑到了药物的安全性与有效性，药物均以口服液、颗粒为主，易于患者服用。增补的儿童用药都是临床最常用的，由于儿科门诊呼吸系统与消化系统疾病占很大比例，本次调整用药特别针对这两种疾病做了专门收录。
国家医保局测算，新增的119种药品多数是经过谈判实现降价的独家药品，预计2021年增加的基金支出与谈判和调出药品所腾出的空间基本相当。另一方面，从患者负担情况看，通过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预计2021年可累计为患者减负约280亿元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2020年10月份到12月份，在企业申报基础上，国家医保局建立了评审药品数据库。历经专家评审阶段到谈判阶段，对拟谈判药品开展测算。期间，邀请企业进行逐一面对面沟通，充分听取企业的意见建议，组织谈判专家紧锣密鼓开展工作。
“简单说，就是在谈判规则下，引导药企给出可以接受的最低价。”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龚波说，绝不能因为个人同情而忽略了为参保人员争取最大让利的谈判职责，绝不在谈判中“点到为止”。
“我们基金测算组尽可能在测算过程中对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全面考虑，拓宽测算的广度和深度，客观地评估评价谈判药品的真实价值，同时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给出合理的谈判价格，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需求，让绝大多数患者能够享受到谈判药品的成果。”北京市医保中心主任、国家医保DRG付费技术指导组组长郑杰表示。
其实，此次药品谈判设定申报条件时就已未雨绸缪：一是要更好满足临床需求，二是更好与新药审批工作衔接，实现药品审批与医保评审“无缝衔接”，体现鼓励新药创制的导向，三是照顾临床用药延续性。
即使是在原目录内的药品，也要不断提升经济性。这次谈判的一个特点，是首次尝试对目录内药品进行降价谈判。评审专家按照程序遴选了价格或费用偏高、基金占用较多的14种独家药品进行降价谈判，14种药品均谈判成功并保留在《目录》内，平均降价43.46%。熊先军说：“我国每年都开展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工作将成为常态，在‘性价比’上拓展医疗保障的广度和深度。”
值得注意的是，为更好满足患者对新上市药品的需求，此次医保目录调整将2020年8月17日前上市的药品均纳入调整范围，有16种2020年新上市的药品被纳入《目录》。企业界人士表示，此次谈判，释放出支持新药、以患者需求为中心的鲜明导向，在确保患者用上降价药的同时，也在保障患者及时用上新药上作出了努力，进一步鼓励了企业开展新药物研发的信心。
“大家都很清楚创新有多难，尤其是做原创新药更难——药品研发周期至少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高投入、高风险、投资回报周期过长。如果不能及时进入医保，将严重影响医药企业的发展甚至生存。”桑枝总生物碱上市许可持有人——北京五和博澳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岳升表示，此次《目录》调整实施企业申报制，渠道更加畅通高效。
得益于2020年医保目录调整政策的改革，降血糖新药“桑枝总生物碱”有幸成为为数不多的当年获批、当年国谈进医保的品种。黄岳升说：“虽然产品刚上市就降价，但作为企业代表还是感受到了国家医保局及专家们对创新药给予的认可和大力支持，我们愿意以微利投入市场，推动行业良性发展。”
“医保谈判以及相关配套政策，旨在给予企业以量换价的稳定预期，在降低药品价格、减少患者经济负担、减轻医保基金压力的同时，给予企业合理利润空间，用于持续的创新和发展。”阿斯利康制药公司中国副总裁黄彬举例，阿斯利康公司的奥希替尼片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第三代靶向药物，较前代产品有明显的临床优势。在成功通过2018年和2020年针对新的适应症的两轮医保目录谈判后，奥希替尼片目前在国内的价格已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充分体现了尽最大可能惠及患者的承诺。
从药品种类持续扩围，到更加侧重儿童用药、创新药、癌症等重大疾病治疗药物，再到入围药品在降价幅度和临床效果上实现较高性价比……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扩大了用药保障范围，减轻了参保人药费负担，提升了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益，切实送上了更多民生红利。
近年来，我国持续在用药保障上下功夫，不断提升供给质量，降低用药成本。特别是在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中，不仅新增119个药品，平均降价更是达到50.64%。当然，好政策既要执行好，也要形成示范作用，不断引领整个医药行业健康发展。
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做好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落地执行，加强监督管理，督促各地做好用药衔接和保障，确保新版《目录》能尽早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另一方面，医保药品目录扩围步伐不能停，要继续通过准入谈判，让更多创新药、重大疾病治疗药物在加入医保药品目录的同时，确保价格“较高性价比”，进一步让患者用上好药、用得起好药。
此外，相关部门还要进一步引导医药企业形成合理、健康的价值趋向，最终通过支持创新、价值购买，推动我国医药行业深化供给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来源/经济日报（记者吴佳佳） https://t.cn/RJhZ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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