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共识,但在过去几年间,数字化转型难、成功率低一直是困扰企业的一大难题。来自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率仅有20%。这固然与数字化转型仍处在初级阶段密切相关,但怎么转、转什么、靠什么来转,这些转型的细节,才是影响数字化转型成功率的关键所在。
要跨越这一鸿沟,就必须探索一条更为根本的数字化转型之“道”。Know-How,这一最早形容中世纪手工作坊师傅向徒弟传授的“技术诀窍”,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如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根本路径。如果用一个中国企业都耳熟能详的词来描述,那就是——“懂行”。
作战有“道”,才能带领队伍驶出转型深水区。为此,华为中国政企业务在2021年4月正式启动懂行中国行2021,现已走过武汉、石家庄、南宁、南昌、成都、海口、南京、长春、黄山、天津等地,通过不断深入行业、下沉地市,与各地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建设者和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数字化转型的道与功,达成了基于转型战术之上的“懂行”共识。
“新数字鸿沟”显现,数字化转型迎来新考验
今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碳达峰”、“碳中和”、“新基建”、数字乡村等多项政策的落实,正在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注入新内涵;同时,智慧城市建设深入、产业数字革命升级、数字乡村蓝图绘就,推动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以高质量发展启航新征程等更是被写入到经济向前跃动的脉搏里。
不过,新征程也带来了新挑战。尤其在迈入智能时代的今天,联接、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不断下沉,已经融入到城市、产业、行业以及个体的日常生活与衣食住行中,“新数字鸿沟”已然出现在产业行业转型升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里。对此,华为中国政企业务总裁吴辉指出,“新数字鸿沟”一方面是行业与信息化、数字化之间的鸿沟,另一方面是从个体到组织的数字普及率与发展差距的鸿沟。换句话说,“新数字鸿沟”也同时意味着懂行业的人不懂技术,懂技术的人不懂行业。
尽管转型是共识,但面对“新数字鸿沟”,数字化转型路径也并非意味着“条条大路通罗马”。企业在转型之初如若不能想清楚转型之“道”,久而久之,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纵使不少企业不断打破原有的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但是大量数据仍然未能被有效发掘和应用。由各个部门先后建立起的数字化转型系统与平台也因为缺乏统一规划设计和统筹运营,反而在打破信息孤岛的过程中,再次形成新的数字壁垒。
可以说,没有转型之“道”的指引,在“新数字鸿沟”不断扩大、转型需求和实现路径不明晰的背景下展开数字化转型,无疑是在消除烟囱的道路上,建立起了新的“烟囱”。这也会成为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道路上的新瓶颈,致使数字化转型投资回报不尽如人意。
跨越新数字鸿沟
“懂行”共识才是转型之“道”
那么,转型之“道”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实现“力往一处使”?为了应对和跨越“新数字鸿沟”这一挑战,“懂行”就变得尤为重要。
千行百业要达成“懂行”共识,就要构建既懂行业又懂技术的“能力型”生态,不断将联接、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最新数字技术与业务场景深度融合,以“懂行”共识驱动各行各业不断扩大价值空间,在企业内部、行业之间、产业上下游之间形成广泛的同频共振,进而反哺“懂行”价值的创造与传递,才能不断助力千行百业客户数字化转型成功,迈向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不断传递“懂行”价值,达成“懂行”共识,这也正是懂行中国行2021的使命之一。在此期间,“懂行”共识的形成和发酵更是进一步在企业、行业、产业之间卷起共振效应,推动企业内技术与业务、产业链上下游、不同行业之间技业融合日益深入,由此所产生的“懂行”价值正在区域经济发展和行业转型升级中逐步显现。如今,一个持续创造新价值的“懂行”共识循环已经形成。
扎根祖国大地,更扎根千行百业:
跟随“懂行”闯四方
伴随着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的“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已成为当下各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懂行中国行2021已经走过的各地来看,统一共识、凝心聚力,加速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已是各区域发力的锚点。
6月,在壮美广西云数字峰会暨懂行中国行2021峰会现场,北港集团作为广西国企数字化转型典型代表,深入分享了如何将云、联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全面融入到业务场景中,推进北港数字化转型。
在此基础上,7月,北港集团OCC数字化运营管控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的打造正是基于港口实际业务场景,以实现业务数字化;并通过数字平台沉淀数据资产。北部湾港调度中心副主任杨远明说,通过集装箱实时可视平台,包括锚地有多少船、他们等了多少时间、指标是多少、谁超了目标、什么原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实时移动情况下对所有的业务及时了解,并且可以及时干预把控。目前,通过OCC数字化运营平台可以对集装箱实现全程动态跟踪,及时发现堵塞并进行预警,提醒运营人员及时干预,协同各方联合处理,有效缩短了运输全程周期。
在吉林,一汽集团通过与华为建立高性能计算联合创新实验室,一方面为集团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在帮助集团进一步探索汽车产业在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在此基础上,一汽集团也在借鉴华为自身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上的“懂行”特质,合作共建数字化平台,并基于华为5G工业互联网在车联网领域进行联合应用创新。
可以看到,如今“懂行”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地,而是成为各行各业实现高价值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共识、新引擎。唯有“懂行”,才能真正实现数字技术与丰富应用场景的融合;更好地释放数字技术价值助力客户业务创新;为行业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升级保驾护航。
从懂行中国行所走过的这些区域的实践可以看出,在各地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中,“懂行”作为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共识已经初步形成,由此带来的企业、行业、产业的共振效应也正在显现,进而加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从“懂行”共识形成,到共振效应显现,数字化转型最快、最稳、最有效的路径已经显现。
亮点推荐:
雷点吐槽:
十月,懂行中国行2021将继续远航。10月13日,相约第十六届榆林国际煤炭暨高端能源化工产业博览会,华为将携懂行中国行2021·华为榆林碳中和能源峰会,为所有参会嘉宾献上更多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案例!
要跨越这一鸿沟,就必须探索一条更为根本的数字化转型之“道”。Know-How,这一最早形容中世纪手工作坊师傅向徒弟传授的“技术诀窍”,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如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根本路径。如果用一个中国企业都耳熟能详的词来描述,那就是——“懂行”。
作战有“道”,才能带领队伍驶出转型深水区。为此,华为中国政企业务在2021年4月正式启动懂行中国行2021,现已走过武汉、石家庄、南宁、南昌、成都、海口、南京、长春、黄山、天津等地,通过不断深入行业、下沉地市,与各地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建设者和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数字化转型的道与功,达成了基于转型战术之上的“懂行”共识。
“新数字鸿沟”显现,数字化转型迎来新考验
今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碳达峰”、“碳中和”、“新基建”、数字乡村等多项政策的落实,正在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注入新内涵;同时,智慧城市建设深入、产业数字革命升级、数字乡村蓝图绘就,推动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以高质量发展启航新征程等更是被写入到经济向前跃动的脉搏里。
不过,新征程也带来了新挑战。尤其在迈入智能时代的今天,联接、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不断下沉,已经融入到城市、产业、行业以及个体的日常生活与衣食住行中,“新数字鸿沟”已然出现在产业行业转型升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里。对此,华为中国政企业务总裁吴辉指出,“新数字鸿沟”一方面是行业与信息化、数字化之间的鸿沟,另一方面是从个体到组织的数字普及率与发展差距的鸿沟。换句话说,“新数字鸿沟”也同时意味着懂行业的人不懂技术,懂技术的人不懂行业。
尽管转型是共识,但面对“新数字鸿沟”,数字化转型路径也并非意味着“条条大路通罗马”。企业在转型之初如若不能想清楚转型之“道”,久而久之,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纵使不少企业不断打破原有的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但是大量数据仍然未能被有效发掘和应用。由各个部门先后建立起的数字化转型系统与平台也因为缺乏统一规划设计和统筹运营,反而在打破信息孤岛的过程中,再次形成新的数字壁垒。
可以说,没有转型之“道”的指引,在“新数字鸿沟”不断扩大、转型需求和实现路径不明晰的背景下展开数字化转型,无疑是在消除烟囱的道路上,建立起了新的“烟囱”。这也会成为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道路上的新瓶颈,致使数字化转型投资回报不尽如人意。
跨越新数字鸿沟
“懂行”共识才是转型之“道”
那么,转型之“道”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实现“力往一处使”?为了应对和跨越“新数字鸿沟”这一挑战,“懂行”就变得尤为重要。
千行百业要达成“懂行”共识,就要构建既懂行业又懂技术的“能力型”生态,不断将联接、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最新数字技术与业务场景深度融合,以“懂行”共识驱动各行各业不断扩大价值空间,在企业内部、行业之间、产业上下游之间形成广泛的同频共振,进而反哺“懂行”价值的创造与传递,才能不断助力千行百业客户数字化转型成功,迈向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不断传递“懂行”价值,达成“懂行”共识,这也正是懂行中国行2021的使命之一。在此期间,“懂行”共识的形成和发酵更是进一步在企业、行业、产业之间卷起共振效应,推动企业内技术与业务、产业链上下游、不同行业之间技业融合日益深入,由此所产生的“懂行”价值正在区域经济发展和行业转型升级中逐步显现。如今,一个持续创造新价值的“懂行”共识循环已经形成。
扎根祖国大地,更扎根千行百业:
跟随“懂行”闯四方
伴随着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的“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已成为当下各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懂行中国行2021已经走过的各地来看,统一共识、凝心聚力,加速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已是各区域发力的锚点。
6月,在壮美广西云数字峰会暨懂行中国行2021峰会现场,北港集团作为广西国企数字化转型典型代表,深入分享了如何将云、联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全面融入到业务场景中,推进北港数字化转型。
在此基础上,7月,北港集团OCC数字化运营管控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的打造正是基于港口实际业务场景,以实现业务数字化;并通过数字平台沉淀数据资产。北部湾港调度中心副主任杨远明说,通过集装箱实时可视平台,包括锚地有多少船、他们等了多少时间、指标是多少、谁超了目标、什么原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实时移动情况下对所有的业务及时了解,并且可以及时干预把控。目前,通过OCC数字化运营平台可以对集装箱实现全程动态跟踪,及时发现堵塞并进行预警,提醒运营人员及时干预,协同各方联合处理,有效缩短了运输全程周期。
在吉林,一汽集团通过与华为建立高性能计算联合创新实验室,一方面为集团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在帮助集团进一步探索汽车产业在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在此基础上,一汽集团也在借鉴华为自身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上的“懂行”特质,合作共建数字化平台,并基于华为5G工业互联网在车联网领域进行联合应用创新。
可以看到,如今“懂行”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地,而是成为各行各业实现高价值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共识、新引擎。唯有“懂行”,才能真正实现数字技术与丰富应用场景的融合;更好地释放数字技术价值助力客户业务创新;为行业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升级保驾护航。
从懂行中国行所走过的这些区域的实践可以看出,在各地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中,“懂行”作为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共识已经初步形成,由此带来的企业、行业、产业的共振效应也正在显现,进而加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从“懂行”共识形成,到共振效应显现,数字化转型最快、最稳、最有效的路径已经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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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懂行中国行2021将继续远航。10月13日,相约第十六届榆林国际煤炭暨高端能源化工产业博览会,华为将携懂行中国行2021·华为榆林碳中和能源峰会,为所有参会嘉宾献上更多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案例!
如今,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共识,但在过去几年间,数字化转型难、成功率低一直是困扰企业的一大难题。来自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率仅有20%。这固然与数字化转型仍处在初级阶段密切相关,但怎么转、转什么、靠什么来转,这些转型的细节,才是影响数字化转型成功率的关键所在。
要跨越这一鸿沟,就必须探索一条更为根本的数字化转型之“道”。Know-How,这一最早形容中世纪手工作坊师傅向徒弟传授的“技术诀窍”,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如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根本路径。如果用一个中国企业都耳熟能详的词来描述,那就是——“懂行”。
作战有“道”,才能带领队伍驶出转型深水区。为此,华为中国政企业务在2021年4月正式启动懂行中国行2021,现已走过武汉、石家庄、南宁、南昌、成都、海口、南京、长春、黄山、天津等地,通过不断深入行业、下沉地市,与各地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建设者和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数字化转型的道与功,达成了基于转型战术之上的“懂行”共识。
“新数字鸿沟”显现,数字化转型迎来新考验
今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碳达峰”、“碳中和”、“新基建”、数字乡村等多项政策的落实,正在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注入新内涵;同时,智慧城市建设深入、产业数字革命升级、数字乡村蓝图绘就,推动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以高质量发展启航新征程等更是被写入到经济向前跃动的脉搏里。
不过,新征程也带来了新挑战。尤其在迈入智能时代的今天,联接、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不断下沉,已经融入到城市、产业、行业以及个体的日常生活与衣食住行中,“新数字鸿沟”已然出现在产业行业转型升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里。对此,华为中国政企业务总裁吴辉指出,“新数字鸿沟”一方面是行业与信息化、数字化之间的鸿沟,另一方面是从个体到组织的数字普及率与发展差距的鸿沟。换句话说,“新数字鸿沟”也同时意味着懂行业的人不懂技术,懂技术的人不懂行业。
尽管转型是共识,但面对“新数字鸿沟”,数字化转型路径也并非意味着“条条大路通罗马”。企业在转型之初如若不能想清楚转型之“道”,久而久之,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纵使不少企业不断打破原有的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但是大量数据仍然未能被有效发掘和应用。由各个部门先后建立起的数字化转型系统与平台也因为缺乏统一规划设计和统筹运营,反而在打破信息孤岛的过程中,再次形成新的数字壁垒。
可以说,没有转型之“道”的指引,在“新数字鸿沟”不断扩大、转型需求和实现路径不明晰的背景下展开数字化转型,无疑是在消除烟囱的道路上,建立起了新的“烟囱”。这也会成为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道路上的新瓶颈,致使数字化转型投资回报不尽如人意。
跨越新数字鸿沟
“懂行”共识才是转型之“道”
那么,转型之“道”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实现“力往一处使”?为了应对和跨越“新数字鸿沟”这一挑战,“懂行”就变得尤为重要。
千行百业要达成“懂行”共识,就要构建既懂行业又懂技术的“能力型”生态,不断将联接、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最新数字技术与业务场景深度融合,以“懂行”共识驱动各行各业不断扩大价值空间,在企业内部、行业之间、产业上下游之间形成广泛的同频共振,进而反哺“懂行”价值的创造与传递,才能不断助力千行百业客户数字化转型成功,迈向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不断传递“懂行”价值,达成“懂行”共识,这也正是懂行中国行2021的使命之一。在此期间,“懂行”共识的形成和发酵更是进一步在企业、行业、产业之间卷起共振效应,推动企业内技术与业务、产业链上下游、不同行业之间技业融合日益深入,由此所产生的“懂行”价值正在区域经济发展和行业转型升级中逐步显现。如今,一个持续创造新价值的“懂行”共识循环已经形成。
扎根祖国大地,更扎根千行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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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的“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已成为当下各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懂行中国行2021已经走过的各地来看,统一共识、凝心聚力,加速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已是各区域发力的锚点。
6月,在壮美广西云数字峰会暨懂行中国行2021峰会现场,北港集团作为广西国企数字化转型典型代表,深入分享了如何将云、联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全面融入到业务场景中,推进北港数字化转型。
在此基础上,7月,北港集团OCC数字化运营管控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的打造正是基于港口实际业务场景,以实现业务数字化;并通过数字平台沉淀数据资产。北部湾港调度中心副主任杨远明说,通过集装箱实时可视平台,包括锚地有多少船、他们等了多少时间、指标是多少、谁超了目标、什么原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实时移动情况下对所有的业务及时了解,并且可以及时干预把控。目前,通过OCC数字化运营平台可以对集装箱实现全程动态跟踪,及时发现堵塞并进行预警,提醒运营人员及时干预,协同各方联合处理,有效缩短了运输全程周期。
在吉林,一汽集团通过与华为建立高性能计算联合创新实验室,一方面为集团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在帮助集团进一步探索汽车产业在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在此基础上,一汽集团也在借鉴华为自身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上的“懂行”特质,合作共建数字化平台,并基于华为5G工业互联网在车联网领域进行联合应用创新。
可以看到,如今“懂行”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地,而是成为各行各业实现高价值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共识、新引擎。唯有“懂行”,才能真正实现数字技术与丰富应用场景的融合;更好地释放数字技术价值助力客户业务创新;为行业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升级保驾护航。
从懂行中国行所走过的这些区域的实践可以看出,在各地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中,“懂行”作为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共识已经初步形成,由此带来的企业、行业、产业的共振效应也正在显现,进而加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从“懂行”共识形成,到共振效应显现,数字化转型最快、最稳、最有效的路径已经显现。
十月,懂行中国行2021将继续远航。10月13日,相约第十六届榆林国际煤炭暨高端能源化工产业博览会,华为将携懂行中国行2021·华为榆林碳中和能源峰会,为所有参会嘉宾献上更多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案例! https://t.cn/RxBNO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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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有“道”,才能带领队伍驶出转型深水区。为此,华为中国政企业务在2021年4月正式启动懂行中国行2021,现已走过武汉、石家庄、南宁、南昌、成都、海口、南京、长春、黄山、天津等地,通过不断深入行业、下沉地市,与各地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建设者和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数字化转型的道与功,达成了基于转型战术之上的“懂行”共识。
“新数字鸿沟”显现,数字化转型迎来新考验
今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碳达峰”、“碳中和”、“新基建”、数字乡村等多项政策的落实,正在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注入新内涵;同时,智慧城市建设深入、产业数字革命升级、数字乡村蓝图绘就,推动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以高质量发展启航新征程等更是被写入到经济向前跃动的脉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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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转型是共识,但面对“新数字鸿沟”,数字化转型路径也并非意味着“条条大路通罗马”。企业在转型之初如若不能想清楚转型之“道”,久而久之,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纵使不少企业不断打破原有的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但是大量数据仍然未能被有效发掘和应用。由各个部门先后建立起的数字化转型系统与平台也因为缺乏统一规划设计和统筹运营,反而在打破信息孤岛的过程中,再次形成新的数字壁垒。
可以说,没有转型之“道”的指引,在“新数字鸿沟”不断扩大、转型需求和实现路径不明晰的背景下展开数字化转型,无疑是在消除烟囱的道路上,建立起了新的“烟囱”。这也会成为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道路上的新瓶颈,致使数字化转型投资回报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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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懂行中国行所走过的这些区域的实践可以看出,在各地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中,“懂行”作为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共识已经初步形成,由此带来的企业、行业、产业的共振效应也正在显现,进而加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从“懂行”共识形成,到共振效应显现,数字化转型最快、最稳、最有效的路径已经显现。
十月,懂行中国行2021将继续远航。10月13日,相约第十六届榆林国际煤炭暨高端能源化工产业博览会,华为将携懂行中国行2021·华为榆林碳中和能源峰会,为所有参会嘉宾献上更多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案例! https://t.cn/RxBNOWw
【亿元“对赌”:河流保护能否“双赢”】近日,四川、甘肃两省签订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按照1:1的比例共同出资1亿元,用于黄河干流四川、甘肃段流域内污染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环保能力建设等。协议指出,若玛曲水质监测断面当年未达到国家考核Ⅱ类水质标准,一方能举证为对方污染造成,则由污染方向举证方支付补偿资金。
这是继此前河南与山东签订黄河流域1亿元“生态补偿协议”后的又一“对赌协议”。
面对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双重考验,生态补偿资金如何核定?处在下游的省份是否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对赌”能否实现“双赢”?
由“简”至“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目标是到2025年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基本完备。
流域生态补偿是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以及调节上游生态保护者与下游受益者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政策手段,对于调和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矛盾意义重大。
2020年4月,财政部等4部门向黄河流域流经的9省(自治区)发布了《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旨在探索建立具有示范意义的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模式,保障黄河长治久安。
这并非我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实施方案。
早在2011年,我国首个跨省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在新安江启动。新安江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当年,中央财政拨款3亿元补偿金,安徽和浙江两省也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约定年度水质达标(以断面水质为考核点),浙江拨付安徽1亿元;反之,安徽拨付浙江1亿元。后来,两省出资提高至2亿元。
10年来,新安江水质不断改善,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评估为全国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邵全琴告诉《中国科学报》,新安江之后,我国目前已有15个跨省流域建立起生态补偿机制。“地方实践的速度非常快,省内的市与市、乡与乡之间都在推动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地方层层落实责任,上下游协同治理。”
目前,我国基本聚焦于横跨两个或少数几个省份的流域或大河支流进行生态补偿探索,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两省或三省之间的上下游关系相对明晰,以下游最在乎的要素作为考核指标,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节,同时也易于判断利益关系,补偿资金和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靳乐山告诉《中国科学报》。
“补偿资金是各利益相关方反复协商后确定的,并不一定真实反映生态服务价值。若按流域上游的生态价值计算,补偿金额巨大,上下游难以达成一致。”靳乐山说,“讨价还价”的方式比生态估值更具操作性。
近两年,我国开始探索建立长江和黄河全流域、跨越多省份的更为复杂的生态补偿机制。
那么,多省份的考核指标如何制定?补偿金额又如何核算?“上游”“下游”能否达到生态与经济的相对平衡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关键
近两年,我国相继出台了《支持长江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方案》《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提出要追求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探索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在靳乐山看来,这些政策的出台旨在以奖励性的措施鼓励建立长江、黄河干流横向跨省的生态补偿机制。
“全流域的情况的确比较复杂。”他直言,目前可操作的是,比邻的两省之间互签协议。“比如山东与上游河南签,河南再跟它的上游山西、陕西签,以此类推。同时,以跨省交界断面水质为考核标准。而涉及河流左右岸的情况会更复杂一些。”
经历10年的探索,我国已开展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为生态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专家们坦承,在流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
在我国,流域上游往往生态脆弱、经济贫困。“上游百姓脱贫致富的愿望十分强烈。”邵全琴在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中开展了很多调研,她坦言,出于对水质的保护,上游牺牲了很多的发展机会。
以流经广东、广西的九洲江为例,上游陆川县集中了很多传统畜禽养殖农户,带来严重的水污染。为保护九洲江,广西关停或改造升级了养殖产业,建设污水处理厂。
与此同时,尽管有补偿,原以养殖为生的村民的收入或多或少会蒙受损失。在邵全琴看来,生态补偿资金在用于水污染治理的同时,更应该体现其主要功能,即补偿发展机遇的损失,提高当地民众的收入水平,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势产业生态化是受偿区环境治理的治本之策。
此外,邵全琴还提到,补偿不能仅限于“补偿才保护”,对于那些原本水质就保护得很好的地区,也应该有补偿。
“生态服务功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凡是稀缺的资源都可以商品化,可以用货币来体现,用货币补偿是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陆大道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同时表示,补偿的合理性关键在于水的用途,越重要的产业、收益越多,对上游的补偿自然也应更多。
鼓励多元化补偿方式
生态补偿实践开展十年来,我国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量不断加大。据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国生态补偿资金投入约1800亿元。
靳乐山介绍,目前,流域生态补偿以政府主导为主,资金也基本来源于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跨省之间协商补偿。
邵全琴也表示,目前仍缺乏科学的生态价值测算。此外,现有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等。而针对流域内农牧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价值实现,未进行有效的生态补偿,对产业转型和技术引导方面的补偿也欠缺,“造血”功能严重不足,不仅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容易导致治理效果反复。
“建议科学设置生态补偿考核目标,科学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受偿区传统优势产业,协同推进生态补偿、生态价值实现与稳定脱贫成果长效机制建立。”邵全琴说。
靳乐山说,我国的生态补偿类型可简单分为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两大类型。在一些流域生态补偿的设计中,将惩罚性赔偿和奖励性补偿相结合。政府补偿除了资金补偿外,还有对口协作、异地开发、园区共建等方式。比如沱江流域,上游为阿坝州,下游为成都,为避免阿坝州建立工厂污染水源,成都开辟区域建设开发区,阿坝州将工业企业引入成都工业园区并招商引资,双方按比例投入、营收分成。
“市场化的补偿方式还是一个缺口。”靳乐山表示,在这方面,国外有一些有益经验值得借鉴。
国际上的生态补偿通常称为“生态服务付费”,比如法国威泰尔矿泉水公司水源地补偿、澳大利亚水资源保护与补偿——水权交易、日本水源地补偿等。
近年来,我国也逐步推动补偿市场化,在长江、黄河的相关方案中都提到了鼓励地方加快建立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意见》第四条提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推进多元化补偿,合理界定生态环境权利,按照受益者付费的原则,通过市场化、多元化方式,促进生态保护者利益得到有效补偿,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靳乐山说,结合中国特色,可以由政府等出资,通过市场化的工具和手段分配使用资金。例如,设立“水基金”,在政府财政之外,吸收来自企业等利益相关方的资金,既可设置公益类的生态保护项目,也可开展生态农业等营利性项目,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基金,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利用现有财政资源,另一方面也可提高水资源使用者、私营企业等的投资意愿。
“生态保护的受益者是每个人,我们都是利益相关方,除了政策制度手段,更多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是今后值得关注的方向。”靳乐山说。https://t.cn/A6Mhyn6D
这是继此前河南与山东签订黄河流域1亿元“生态补偿协议”后的又一“对赌协议”。
面对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双重考验,生态补偿资金如何核定?处在下游的省份是否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对赌”能否实现“双赢”?
由“简”至“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目标是到2025年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基本完备。
流域生态补偿是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以及调节上游生态保护者与下游受益者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政策手段,对于调和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矛盾意义重大。
2020年4月,财政部等4部门向黄河流域流经的9省(自治区)发布了《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旨在探索建立具有示范意义的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模式,保障黄河长治久安。
这并非我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实施方案。
早在2011年,我国首个跨省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在新安江启动。新安江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当年,中央财政拨款3亿元补偿金,安徽和浙江两省也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约定年度水质达标(以断面水质为考核点),浙江拨付安徽1亿元;反之,安徽拨付浙江1亿元。后来,两省出资提高至2亿元。
10年来,新安江水质不断改善,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评估为全国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邵全琴告诉《中国科学报》,新安江之后,我国目前已有15个跨省流域建立起生态补偿机制。“地方实践的速度非常快,省内的市与市、乡与乡之间都在推动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地方层层落实责任,上下游协同治理。”
目前,我国基本聚焦于横跨两个或少数几个省份的流域或大河支流进行生态补偿探索,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两省或三省之间的上下游关系相对明晰,以下游最在乎的要素作为考核指标,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节,同时也易于判断利益关系,补偿资金和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靳乐山告诉《中国科学报》。
“补偿资金是各利益相关方反复协商后确定的,并不一定真实反映生态服务价值。若按流域上游的生态价值计算,补偿金额巨大,上下游难以达成一致。”靳乐山说,“讨价还价”的方式比生态估值更具操作性。
近两年,我国开始探索建立长江和黄河全流域、跨越多省份的更为复杂的生态补偿机制。
那么,多省份的考核指标如何制定?补偿金额又如何核算?“上游”“下游”能否达到生态与经济的相对平衡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关键
近两年,我国相继出台了《支持长江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方案》《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提出要追求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探索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在靳乐山看来,这些政策的出台旨在以奖励性的措施鼓励建立长江、黄河干流横向跨省的生态补偿机制。
“全流域的情况的确比较复杂。”他直言,目前可操作的是,比邻的两省之间互签协议。“比如山东与上游河南签,河南再跟它的上游山西、陕西签,以此类推。同时,以跨省交界断面水质为考核标准。而涉及河流左右岸的情况会更复杂一些。”
经历10年的探索,我国已开展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为生态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专家们坦承,在流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
在我国,流域上游往往生态脆弱、经济贫困。“上游百姓脱贫致富的愿望十分强烈。”邵全琴在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中开展了很多调研,她坦言,出于对水质的保护,上游牺牲了很多的发展机会。
以流经广东、广西的九洲江为例,上游陆川县集中了很多传统畜禽养殖农户,带来严重的水污染。为保护九洲江,广西关停或改造升级了养殖产业,建设污水处理厂。
与此同时,尽管有补偿,原以养殖为生的村民的收入或多或少会蒙受损失。在邵全琴看来,生态补偿资金在用于水污染治理的同时,更应该体现其主要功能,即补偿发展机遇的损失,提高当地民众的收入水平,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势产业生态化是受偿区环境治理的治本之策。
此外,邵全琴还提到,补偿不能仅限于“补偿才保护”,对于那些原本水质就保护得很好的地区,也应该有补偿。
“生态服务功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凡是稀缺的资源都可以商品化,可以用货币来体现,用货币补偿是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陆大道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同时表示,补偿的合理性关键在于水的用途,越重要的产业、收益越多,对上游的补偿自然也应更多。
鼓励多元化补偿方式
生态补偿实践开展十年来,我国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量不断加大。据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国生态补偿资金投入约1800亿元。
靳乐山介绍,目前,流域生态补偿以政府主导为主,资金也基本来源于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跨省之间协商补偿。
邵全琴也表示,目前仍缺乏科学的生态价值测算。此外,现有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等。而针对流域内农牧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价值实现,未进行有效的生态补偿,对产业转型和技术引导方面的补偿也欠缺,“造血”功能严重不足,不仅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容易导致治理效果反复。
“建议科学设置生态补偿考核目标,科学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受偿区传统优势产业,协同推进生态补偿、生态价值实现与稳定脱贫成果长效机制建立。”邵全琴说。
靳乐山说,我国的生态补偿类型可简单分为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两大类型。在一些流域生态补偿的设计中,将惩罚性赔偿和奖励性补偿相结合。政府补偿除了资金补偿外,还有对口协作、异地开发、园区共建等方式。比如沱江流域,上游为阿坝州,下游为成都,为避免阿坝州建立工厂污染水源,成都开辟区域建设开发区,阿坝州将工业企业引入成都工业园区并招商引资,双方按比例投入、营收分成。
“市场化的补偿方式还是一个缺口。”靳乐山表示,在这方面,国外有一些有益经验值得借鉴。
国际上的生态补偿通常称为“生态服务付费”,比如法国威泰尔矿泉水公司水源地补偿、澳大利亚水资源保护与补偿——水权交易、日本水源地补偿等。
近年来,我国也逐步推动补偿市场化,在长江、黄河的相关方案中都提到了鼓励地方加快建立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意见》第四条提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推进多元化补偿,合理界定生态环境权利,按照受益者付费的原则,通过市场化、多元化方式,促进生态保护者利益得到有效补偿,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靳乐山说,结合中国特色,可以由政府等出资,通过市场化的工具和手段分配使用资金。例如,设立“水基金”,在政府财政之外,吸收来自企业等利益相关方的资金,既可设置公益类的生态保护项目,也可开展生态农业等营利性项目,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基金,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利用现有财政资源,另一方面也可提高水资源使用者、私营企业等的投资意愿。
“生态保护的受益者是每个人,我们都是利益相关方,除了政策制度手段,更多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是今后值得关注的方向。”靳乐山说。https://t.cn/A6Mhyn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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