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建引领 高质量服务陕西乡村振兴战略——访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梁晓东】近年来，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好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在陕西省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坚持党建引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优势，聚焦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持续优化创新服务“三农”发展模式，为陕西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险保障。近日，本报记者就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发挥保险科技优势，全力支持陕西乡村振兴战略所取得的积极成效和创新举措，采访了该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梁晓东。
记者：平安产险作为陕西产险市场的排头兵，近年来在支持陕西脱贫攻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请您简要介绍下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
梁晓东：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提升政治站位，充分发挥“保险+科技”双重优势，坚持“输血”“造血”并举，不断创新探索产业扶贫长效模式，加快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践行造血式扶贫，帮助贫困户实现长效增收。从2018年到2020年，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在平安集团“三村工程”指引下，建立了“1+1+4”的产业扶贫闭环，通过1个“扶贫保”模式撬动扶贫产业发展、1套“1+N”机制精准带动贫困户增收、4个关键支撑即产品协销、品牌增信、扶智培训、防贫保障确保产业顺利运行，进而帮助贫困地区建立增收脱贫的长效机制。
截至2020年，平安产险为陕西省撬动扶贫资金2700万元，带动贫困户11070户；升级乡村卫生所40所，为超过4800名村民进行免费疾病筛查与义诊，培训80名贫困村乡村医生；升级40所乡村小学，建设全国科技素养实践学校和平安智慧小学；协销农产品超1300万元。
有效衔接脱贫攻坚，探索服务乡村振兴新路径。2021年，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快速启动“乡风文明100”行动，通过发动平安基层党支部、党员、农险服务队伍与乡村基层党组织开展党建共建，以“双基共建”为纽带，以“保险+”为依托，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2021年5月以来，陆续在岐山县何家村、佳县乔家枣坪村、长武县二厂村、商州区秦岭铺村、周至县仰天坪村、安塞县南沟村、白水县史官村举办“乡风文明100”行动，活动累计捐赠25.44万元，专项用于支持基层组织党群中心设施升级、组织党建活动及佳县乔家枣坪村中药材种植保险、价格保险、羊子养殖保险捐赠。
记者：农业保险是党和政府支农、惠农的重要举措。请您介绍下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在实施农业保险差异化策略，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创新做法和所取得的成效？
梁晓东：近年来，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聚焦“三农”领域，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坚持走产品、技术、服务创新之路，不断增强农险服务质效，为陕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加强基层队伍建设，提升农险服务能力。持续推进农网队伍建设，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将农业保险服务真正落实到基层。截至目前，已建成“三农”服务队伍700人，覆盖42个县区119个乡镇581个行政村。
立足农业产业发展，开展创新产品试点。结合地方特色产业发展需要，先后创新推出了小麦/玉米大数据产量保险、玉米收入保险、生猪价格保险、红枣综合保险、苹果综合保险、鸡蛋价格保险、茶叶气象指数保险、中药材价格保险、“民生保”农村居民生活成本指数保险、农家保、新就业形态用工责任保等24个创新险种。落地全国首单鸡蛋收益保险、全国首单政策性红枣期货价格保险，全国首单“民生保”农村居民生活成本指数保险。2018—2021年，创新产品为56284户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1.39亿元，累计赔付支出3778.05万元，受益农户8834户次。
坚持“科技农险”战略，加快产品服务创新。持续推进“科技农险”发展战略，全面启动农险线上化承保，打造政府一体化平台、客户服务小程序、移动作业APP和经营决策平台等前端标准化产品。依托平安集团的科技优势，创新推出“1122”模式，打造平安智慧产销溯源平台，为农村当地特色产业全链条提供科技和金融双重认证与保障，赋能全产业链发展。目前，平安农产品溯源平台已帮助安塞苹果、大荔冬枣、西乡茶叶、佳县红枣等4个产业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口碑。
佳县金融创新支持红枣全产业链项目是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重点支持项目，该项目充分运用平安集团各项资源优势：一是引入金融科技，运用平安智慧质量溯源系统，助力佳县红枣创品牌、提收益。二是提供保险保障，开展红枣综合保险，涵盖自然和价格风险。三是撬动银行贷款。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支持25万元资金用于佳县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金，助力当地涉农企业低成本获取贷款，并提供18个就业岗位。四是拓展产品销路。将产品上线平安好车主、平安好生活等平台，通过云农场各类活动引流，拓展红枣销路。目前，陕西葭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线上销售额已超过100万元。
4月20日，副省长蒿慧杰对佳县金融创新支持红枣全产业链项目情况进行调研指导，对平安产险支持乡村振兴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记者：“乡风文明100”行动，是平安产险推出的以“双基共建”为纽带，以“保险+”为依托，促进农户增收、农业发展，助力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创新举措。请介绍一下“乡风文明100”行动在陕西的开展情况？
梁晓东：“乡风文明100”行动开展以来，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以党建共建为引领，以基层队伍为辐射，借助平安资源优势，支持农村基层党建“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探索建设“四共四强”新模式。
推进组织共建，强战斗堡垒。通过“乡风文明100”行动，推动开展党建共建，建立基层党组织+基层金融组织的联动平台，健全“以党建共建为引领、以乡村经济合作社组织为致富纽带、以社会金融组织为支撑补充”的乡村振兴村级组织体系，强化基层党组织带动农村发展、带动农户增收的能力。
推进发展共谋，强增收渠道。一是打造核心产业“振兴保”模式。如：为榆林佳县投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金、在汉中佛坪推动“三下乡”工作，通过带动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当地农户增收。二是强化小型产业融资支持。通过小额贴息贷款助力相关产业融资，依托线上平台引流等方式为产业拓宽销路。
推进文明共治，强和谐稳定。发挥平安综合金融优势，联动平安好医生、平安健康等专业公司，一同推动医疗服务“出城入村”，为当地村民提供医疗便利。推动各地党支部与村党支部试点建立农村人才振兴基金，推动农业技术培训进农村，留住本地人才，吸纳外部技术，助力农村建设。
推进平台共享，强数字农村。一是构建生产平台。搭建农业灾害预警平台、区块链溯源平台并持续更新迭代。二是拓展销售平台。在拥有过亿客户的“好车主”“好生活”双好平台上，引入产业关联的多方企业入驻，打造平安品牌背书的省、市、县“一地一品”。三是升级服务平台。自主研发爱农宝服务平台，为农户农企量身定制涵盖承保理赔、长势监测及市场资讯的一站式线上农险服务方案。
今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由谋篇布局进入具体实施的关键一年，全面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是平安集团也是平安产险今后
重要工作方向。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将切实扛起政治责任，在陕西省乡村振兴局、陕西省财政厅、陕西银保监局的指导支持下，结合平安集团“保险下乡、金融下乡、医疗下乡”的“三下乡—乡村振兴计划”，在组织机制、产品服务、科技投入、多方合作方面持续夯实和优化，切实做好“三农”服务工作，持续提升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为陕西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贡献“平安力量”！（张继东）
记者：平安产险作为陕西产险市场的排头兵，近年来在支持陕西脱贫攻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请您简要介绍下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
梁晓东：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提升政治站位，充分发挥“保险+科技”双重优势，坚持“输血”“造血”并举，不断创新探索产业扶贫长效模式，加快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践行造血式扶贫，帮助贫困户实现长效增收。从2018年到2020年，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在平安集团“三村工程”指引下，建立了“1+1+4”的产业扶贫闭环，通过1个“扶贫保”模式撬动扶贫产业发展、1套“1+N”机制精准带动贫困户增收、4个关键支撑即产品协销、品牌增信、扶智培训、防贫保障确保产业顺利运行，进而帮助贫困地区建立增收脱贫的长效机制。
截至2020年，平安产险为陕西省撬动扶贫资金2700万元，带动贫困户11070户；升级乡村卫生所40所，为超过4800名村民进行免费疾病筛查与义诊，培训80名贫困村乡村医生；升级40所乡村小学，建设全国科技素养实践学校和平安智慧小学；协销农产品超1300万元。
有效衔接脱贫攻坚，探索服务乡村振兴新路径。2021年，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快速启动“乡风文明100”行动，通过发动平安基层党支部、党员、农险服务队伍与乡村基层党组织开展党建共建，以“双基共建”为纽带，以“保险+”为依托，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2021年5月以来，陆续在岐山县何家村、佳县乔家枣坪村、长武县二厂村、商州区秦岭铺村、周至县仰天坪村、安塞县南沟村、白水县史官村举办“乡风文明100”行动，活动累计捐赠25.44万元，专项用于支持基层组织党群中心设施升级、组织党建活动及佳县乔家枣坪村中药材种植保险、价格保险、羊子养殖保险捐赠。
记者：农业保险是党和政府支农、惠农的重要举措。请您介绍下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在实施农业保险差异化策略，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创新做法和所取得的成效？
梁晓东：近年来，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聚焦“三农”领域，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坚持走产品、技术、服务创新之路，不断增强农险服务质效，为陕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加强基层队伍建设，提升农险服务能力。持续推进农网队伍建设，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将农业保险服务真正落实到基层。截至目前，已建成“三农”服务队伍700人，覆盖42个县区119个乡镇581个行政村。
立足农业产业发展，开展创新产品试点。结合地方特色产业发展需要，先后创新推出了小麦/玉米大数据产量保险、玉米收入保险、生猪价格保险、红枣综合保险、苹果综合保险、鸡蛋价格保险、茶叶气象指数保险、中药材价格保险、“民生保”农村居民生活成本指数保险、农家保、新就业形态用工责任保等24个创新险种。落地全国首单鸡蛋收益保险、全国首单政策性红枣期货价格保险，全国首单“民生保”农村居民生活成本指数保险。2018—2021年，创新产品为56284户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1.39亿元，累计赔付支出3778.05万元，受益农户8834户次。
坚持“科技农险”战略，加快产品服务创新。持续推进“科技农险”发展战略，全面启动农险线上化承保，打造政府一体化平台、客户服务小程序、移动作业APP和经营决策平台等前端标准化产品。依托平安集团的科技优势，创新推出“1122”模式，打造平安智慧产销溯源平台，为农村当地特色产业全链条提供科技和金融双重认证与保障，赋能全产业链发展。目前，平安农产品溯源平台已帮助安塞苹果、大荔冬枣、西乡茶叶、佳县红枣等4个产业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口碑。
佳县金融创新支持红枣全产业链项目是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重点支持项目，该项目充分运用平安集团各项资源优势：一是引入金融科技，运用平安智慧质量溯源系统，助力佳县红枣创品牌、提收益。二是提供保险保障，开展红枣综合保险，涵盖自然和价格风险。三是撬动银行贷款。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支持25万元资金用于佳县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金，助力当地涉农企业低成本获取贷款，并提供18个就业岗位。四是拓展产品销路。将产品上线平安好车主、平安好生活等平台，通过云农场各类活动引流，拓展红枣销路。目前，陕西葭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线上销售额已超过100万元。
4月20日，副省长蒿慧杰对佳县金融创新支持红枣全产业链项目情况进行调研指导，对平安产险支持乡村振兴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记者：“乡风文明100”行动，是平安产险推出的以“双基共建”为纽带，以“保险+”为依托，促进农户增收、农业发展，助力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创新举措。请介绍一下“乡风文明100”行动在陕西的开展情况？
梁晓东：“乡风文明100”行动开展以来，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以党建共建为引领，以基层队伍为辐射，借助平安资源优势，支持农村基层党建“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探索建设“四共四强”新模式。
推进组织共建，强战斗堡垒。通过“乡风文明100”行动，推动开展党建共建，建立基层党组织+基层金融组织的联动平台，健全“以党建共建为引领、以乡村经济合作社组织为致富纽带、以社会金融组织为支撑补充”的乡村振兴村级组织体系，强化基层党组织带动农村发展、带动农户增收的能力。
推进发展共谋，强增收渠道。一是打造核心产业“振兴保”模式。如：为榆林佳县投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金、在汉中佛坪推动“三下乡”工作，通过带动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当地农户增收。二是强化小型产业融资支持。通过小额贴息贷款助力相关产业融资，依托线上平台引流等方式为产业拓宽销路。
推进文明共治，强和谐稳定。发挥平安综合金融优势，联动平安好医生、平安健康等专业公司，一同推动医疗服务“出城入村”，为当地村民提供医疗便利。推动各地党支部与村党支部试点建立农村人才振兴基金，推动农业技术培训进农村，留住本地人才，吸纳外部技术，助力农村建设。
推进平台共享，强数字农村。一是构建生产平台。搭建农业灾害预警平台、区块链溯源平台并持续更新迭代。二是拓展销售平台。在拥有过亿客户的“好车主”“好生活”双好平台上，引入产业关联的多方企业入驻，打造平安品牌背书的省、市、县“一地一品”。三是升级服务平台。自主研发爱农宝服务平台，为农户农企量身定制涵盖承保理赔、长势监测及市场资讯的一站式线上农险服务方案。
今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由谋篇布局进入具体实施的关键一年，全面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是平安集团也是平安产险今后
重要工作方向。平安产险陕西分公司将切实扛起政治责任，在陕西省乡村振兴局、陕西省财政厅、陕西银保监局的指导支持下，结合平安集团“保险下乡、金融下乡、医疗下乡”的“三下乡—乡村振兴计划”，在组织机制、产品服务、科技投入、多方合作方面持续夯实和优化，切实做好“三农”服务工作，持续提升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为陕西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贡献“平安力量”！（张继东）
#2022全国两会聚焦#【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成为近年来政策层面一大热词，2021年，浙江省被选定建设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团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实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城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认为，需要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谈共同富裕：
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北青报：高层多次提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但目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您对此怎么看？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成因是什么？
蔡继明：农民相对收入低，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相对低。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GDP的7.7%，但农业从业人员则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23.6%，二者之比为0.28，而在1952年，二者的比值为0.60，这表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在逐年扩大。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2左右，而我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5。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技术成因是户均土地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财产性收入差距高达11.65倍，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没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就堵塞了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和融资贷款的渠道。
北青报：“三农问题”成为老生常谈，乡村振兴被提上日程，如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强城乡融合发展？
蔡继明：走出三农困境，历史上曾尝试过不同的路径选择，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随着乡镇企业衰落，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这条路已经半途而废；二是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由此导致数以千万计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这条半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可持续；三是就“三农”论“三农”的新农村建设，除了村容整洁，在缓解人地矛盾等方面收效甚微。
由此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就农民谈农民、就农村论农村，只有跳出“三农”的范围，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城镇化。城镇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镇化包括农村居民的市民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并安于“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的半城市化的生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只有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即农村从业人员的减少，使农村户均土地达到50亩以上规模经营水平，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与进城务工的收入大体持平，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北青报：还有哪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蔡继明：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会愈加频繁，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应该是开放型的。农地制度的安排应该顺应这一城乡关系变革和农村传统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而不能成为阻碍这场变革的桎梏。
因此，建议在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前提下，既要允许原有的成员进城落户之后通过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成员权等方式放弃其成员权，也要允许外来的人口通过接入承包权等方式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在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同时，也要敞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门，参照城市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制定外来务农者（包括市民）进村的条款，允许他们购买当地农民的自建住房或租用宅基地建房，在土地承包转包（包括租金和期限）、惠农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推进外来务农者本地化和村民化。
谈农民进城：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
北青报：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阻碍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蔡继明：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受到务工所在城市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制约，造成无法在长期务工城市安居。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仅有17.4%，享受保障性住房（包括租赁公租房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的仅有2.9%。此外，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还将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外，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普遍存在人均面积小 、配套设施不齐全、居住环境较差、容易形成家庭成员居住隔离甚至住房贫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品质，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
所以，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只有首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才能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有所教”，也才能有助于随迁老人实现“老有所养”。
谈土地制度改革：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
北青报：您提出的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具体怎么理解？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政策方面需要有哪些突破？
蔡继明：长期以来，我国土地资源一直实行的是计划和行政配置，即使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土地资源配置例外的主张仍然在某些部门占主导地位，以至于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居然鲜见“市场”二字，而无论是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还是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物权编》，都对农村集体的宅基地和城市国有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做了不同的规定，农村宅基地并不具有与城市宅基地同等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实现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基本制度保障。
为此，建议从根本上改革土地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变行政配置为市场配置，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缩小城乡居民过高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同时为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城市各类人才下乡参与乡村振兴、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养老，提供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和生活居住条件。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农村大量闲置的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通过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降低地价进而降低房价，最终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
（北京青年报）
谈共同富裕：
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北青报：高层多次提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但目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您对此怎么看？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成因是什么？
蔡继明：农民相对收入低，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相对低。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GDP的7.7%，但农业从业人员则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23.6%，二者之比为0.28，而在1952年，二者的比值为0.60，这表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在逐年扩大。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2左右，而我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5。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技术成因是户均土地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财产性收入差距高达11.65倍，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没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就堵塞了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和融资贷款的渠道。
北青报：“三农问题”成为老生常谈，乡村振兴被提上日程，如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强城乡融合发展？
蔡继明：走出三农困境，历史上曾尝试过不同的路径选择，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随着乡镇企业衰落，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这条路已经半途而废；二是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由此导致数以千万计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这条半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可持续；三是就“三农”论“三农”的新农村建设，除了村容整洁，在缓解人地矛盾等方面收效甚微。
由此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就农民谈农民、就农村论农村，只有跳出“三农”的范围，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城镇化。城镇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镇化包括农村居民的市民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并安于“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的半城市化的生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只有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即农村从业人员的减少，使农村户均土地达到50亩以上规模经营水平，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与进城务工的收入大体持平，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北青报：还有哪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蔡继明：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会愈加频繁，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应该是开放型的。农地制度的安排应该顺应这一城乡关系变革和农村传统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而不能成为阻碍这场变革的桎梏。
因此，建议在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前提下，既要允许原有的成员进城落户之后通过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成员权等方式放弃其成员权，也要允许外来的人口通过接入承包权等方式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在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同时，也要敞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门，参照城市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制定外来务农者（包括市民）进村的条款，允许他们购买当地农民的自建住房或租用宅基地建房，在土地承包转包（包括租金和期限）、惠农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推进外来务农者本地化和村民化。
谈农民进城：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
北青报：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阻碍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蔡继明：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受到务工所在城市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制约，造成无法在长期务工城市安居。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仅有17.4%，享受保障性住房（包括租赁公租房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的仅有2.9%。此外，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还将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外，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普遍存在人均面积小 、配套设施不齐全、居住环境较差、容易形成家庭成员居住隔离甚至住房贫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品质，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
所以，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只有首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才能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有所教”，也才能有助于随迁老人实现“老有所养”。
谈土地制度改革：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
北青报：您提出的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具体怎么理解？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政策方面需要有哪些突破？
蔡继明：长期以来，我国土地资源一直实行的是计划和行政配置，即使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土地资源配置例外的主张仍然在某些部门占主导地位，以至于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居然鲜见“市场”二字，而无论是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还是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物权编》，都对农村集体的宅基地和城市国有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做了不同的规定，农村宅基地并不具有与城市宅基地同等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实现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基本制度保障。
为此，建议从根本上改革土地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变行政配置为市场配置，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缩小城乡居民过高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同时为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城市各类人才下乡参与乡村振兴、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养老，提供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和生活居住条件。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农村大量闲置的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通过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降低地价进而降低房价，最终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
（北京青年报）
【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成为近年来政策层面一大热词，2021年，浙江省被选定建设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团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实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城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认为，需要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谈共同富裕：
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北青报：高层多次提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但目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您对此怎么看？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成因是什么？
蔡继明：农民相对收入低，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相对低。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GDP的7.7%，但农业从业人员则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23.6%，二者之比为0.28，而在1952年，二者的比值为0.60，这表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在逐年扩大。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2左右，而我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5。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技术成因是户均土地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财产性收入差距高达11.65倍，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没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就堵塞了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和融资贷款的渠道。
北青报：“三农问题”成为老生常谈，乡村振兴被提上日程，如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强城乡融合发展？
蔡继明：走出三农困境，历史上曾尝试过不同的路径选择，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随着乡镇企业衰落，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这条路已经半途而废；二是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由此导致数以千万计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这条半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可持续；三是就“三农”论“三农”的新农村建设，除了村容整洁，在缓解人地矛盾等方面收效甚微。
由此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就农民谈农民、就农村论农村，只有跳出“三农”的范围，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城镇化。城镇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镇化包括农村居民的市民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并安于“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的半城市化的生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只有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即农村从业人员的减少，使农村户均土地达到50亩以上规模经营水平，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与进城务工的收入大体持平，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北青报：还有哪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蔡继明：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会愈加频繁，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应该是开放型的。农地制度的安排应该顺应这一城乡关系变革和农村传统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而不能成为阻碍这场变革的桎梏。
因此，建议在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前提下，既要允许原有的成员进城落户之后通过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成员权等方式放弃其成员权，也要允许外来的人口通过接入承包权等方式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在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同时，也要敞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门，参照城市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制定外来务农者（包括市民）进村的条款，允许他们购买当地农民的自建住房或租用宅基地建房，在土地承包转包（包括租金和期限）、惠农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推进外来务农者本地化和村民化。
谈农民进城：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
北青报：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阻碍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蔡继明：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受到务工所在城市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制约，造成无法在长期务工城市安居。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仅有17.4%，享受保障性住房（包括租赁公租房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的仅有2.9%。此外，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还将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外，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普遍存在人均面积小 、配套设施不齐全、居住环境较差、容易形成家庭成员居住隔离甚至住房贫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品质，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
所以，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只有首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才能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有所教”，也才能有助于随迁老人实现“老有所养”。
谈土地制度改革：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
北青报：您提出的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具体怎么理解？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政策方面需要有哪些突破？
蔡继明：长期以来，我国土地资源一直实行的是计划和行政配置，即使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土地资源配置例外的主张仍然在某些部门占主导地位，以至于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居然鲜见“市场”二字，而无论是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还是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物权编》，都对农村集体的宅基地和城市国有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做了不同的规定，农村宅基地并不具有与城市宅基地同等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实现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基本制度保障。
为此，建议从根本上改革土地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变行政配置为市场配置，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缩小城乡居民过高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同时为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城市各类人才下乡参与乡村振兴、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养老，提供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和生活居住条件。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农村大量闲置的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通过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降低地价进而降低房价，最终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泽伟
谈共同富裕：
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北青报：高层多次提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但目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您对此怎么看？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成因是什么？
蔡继明：农民相对收入低，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相对低。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GDP的7.7%，但农业从业人员则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23.6%，二者之比为0.28，而在1952年，二者的比值为0.60，这表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在逐年扩大。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2左右，而我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5。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技术成因是户均土地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财产性收入差距高达11.65倍，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没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就堵塞了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和融资贷款的渠道。
北青报：“三农问题”成为老生常谈，乡村振兴被提上日程，如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强城乡融合发展？
蔡继明：走出三农困境，历史上曾尝试过不同的路径选择，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随着乡镇企业衰落，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这条路已经半途而废；二是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由此导致数以千万计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这条半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可持续；三是就“三农”论“三农”的新农村建设，除了村容整洁，在缓解人地矛盾等方面收效甚微。
由此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就农民谈农民、就农村论农村，只有跳出“三农”的范围，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城镇化。城镇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镇化包括农村居民的市民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并安于“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的半城市化的生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只有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即农村从业人员的减少，使农村户均土地达到50亩以上规模经营水平，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与进城务工的收入大体持平，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北青报：还有哪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蔡继明：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会愈加频繁，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应该是开放型的。农地制度的安排应该顺应这一城乡关系变革和农村传统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而不能成为阻碍这场变革的桎梏。
因此，建议在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前提下，既要允许原有的成员进城落户之后通过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成员权等方式放弃其成员权，也要允许外来的人口通过接入承包权等方式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在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同时，也要敞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门，参照城市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制定外来务农者（包括市民）进村的条款，允许他们购买当地农民的自建住房或租用宅基地建房，在土地承包转包（包括租金和期限）、惠农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推进外来务农者本地化和村民化。
谈农民进城：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
北青报：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阻碍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蔡继明：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受到务工所在城市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制约，造成无法在长期务工城市安居。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仅有17.4%，享受保障性住房（包括租赁公租房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的仅有2.9%。此外，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还将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外，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普遍存在人均面积小 、配套设施不齐全、居住环境较差、容易形成家庭成员居住隔离甚至住房贫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品质，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
所以，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只有首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才能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有所教”，也才能有助于随迁老人实现“老有所养”。
谈土地制度改革：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
北青报：您提出的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具体怎么理解？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政策方面需要有哪些突破？
蔡继明：长期以来，我国土地资源一直实行的是计划和行政配置，即使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土地资源配置例外的主张仍然在某些部门占主导地位，以至于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居然鲜见“市场”二字，而无论是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还是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物权编》，都对农村集体的宅基地和城市国有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做了不同的规定，农村宅基地并不具有与城市宅基地同等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实现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基本制度保障。
为此，建议从根本上改革土地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变行政配置为市场配置，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缩小城乡居民过高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同时为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城市各类人才下乡参与乡村振兴、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养老，提供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和生活居住条件。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农村大量闲置的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通过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降低地价进而降低房价，最终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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