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自己做的选择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
二湘的七维空间 武汉日记二月初一 2月23日
现在的疫情，尽管缓慢，尽管难熬，但总还是在向好转。
自己做的选择，自己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
文／方方
今天仍然是大晴天。想起小时候，家里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大晴天》。内容说什么，早已经忘光了。前阵以为梅花已都谢尽，不料，昨天突然发现，院子里的红梅正怒放着。而且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开得如此明丽鲜艳，一种隆重的在场感。
转眼正月已过。我们已经不再细数封城有多少天了。反正就是在家安静地、抱以忍耐心地、尽可能平心静气地等待。不是等待拐点，而是等待何时可以出门。在我看，拐点来不来，似乎已不重要。它行踪难寻，又何必苦苦去求？或许正如雷神医院王院长所说，拐点已经过去。毕竟，武汉最恐惧最悲惨也是最痛苦的日子，已然远去。现在的疫情，尽管缓慢，尽管难熬，但总还是在向好转。
只是，我们还没有摆脱死亡的纠缠。今天早上，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殉职，像前两天去世的彭银华医生一样，也只有29岁，她叫夏思思。扔下她两岁的孩子撒手人寰。而晚上，又有一位男医生离世，四十出头而已，他叫黄文军。叹息和哭泣。很多声的叹息和哭泣。然后大家默然地转发这些信息。这已是第几位殉职的医生呢？
今天我在想，不是说，体质差的人更容易被击倒吗？不是说，早期得不到治疗，才容易转成重症而导致死亡吗？以29岁到40岁的他们，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为什么扛不过去呢？带着这种疑惑，我问医生朋友。医生朋友说，是的，老年人中，有基础病的，很容易死亡。医护人员感染，的确会有很好的医疗条件。至于为什么还会死亡，这跟个人体质的差异有关。每个人的敏感度不同。医生朋友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只是再次强调了他过去所说的：这个病毒很诡异。昨天我看到消息说，一位97岁老人治愈出院，当时便想，医护人员死亡率如此之高，会不会还存在别的可能？
今天在同学群里，我大学时的小组长老杨对我和另一同学老夏进行了文字表扬。因为我们俩当年都是他的组员。老杨尽管京城当官，在我们这里，他仍然只是小组长。大学同学多数皆已退休，只有很少的几个六零后尚在工作。老夏便是其中之一。1978年入学时的老夏，只十七八岁，一张娃娃脸，看上去更像十四五岁。不知什么原因，从那时起，大家就叫他老夏。
老夏是媒体人，毕业后就在媒体工作，一直到现在，从没挪窝。老夏说，疫情爆发以来，整个报社就进入战时状态。记者都冲到了一线，哪里有焦点，就冲到哪里。除了做报道，还派有下沉社区的任务。他分管四个社区，严防死守，外加为居民服务，买菜买药之类，真心不易。在我们所有同学中，老夏是唯一一个在疫情前线奔忙的人。他自己调侃道，我代表老八舍去作贡献。老八舍，是我们当年在武大上学时居住的学生宿舍。有同学提议，把今年感动老八舍人物的称号颁发给他。
说到媒体人，据我所知，这次来武汉采访疫情的记者，有三百来个。加上各大网站或自媒体记者，恐怕比三百人更多。正是靠了他们的四处奔走，细致访问，勤奋写稿，才让我们得以足不出户地阅读到许多有现场感、又有深度的报道。有些调查记者，刨根问底，既不放过细节，也不放过关键的时间节点，由此也让越来越多的症结和问题，呈现出来，更让无数英雄人物和事件，为人所知。
其实在武汉，和当年的汶川地震现场还不一样。这里是传染病疫区。你经常会不清楚哪里有危险。你面对的受访人，是不是一个感染者，你可能也不知道。更或者，你已知道，你仍然要前去相见。听说，好多记者都很年轻，非常有职业精神，不怕苦，又拼命。我自己年轻时也在电视台干过，外出采访有多劳累，有多麻烦，实在深有体会。
只是，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文字相当尖锐，也让我颇感刺痛。我要摘录其中一段，留给自己反思。文中说：“非常看不起湖北和武汉这些媒体的老总，有些官员固然有责任，难道你们就问心无愧吗？和几千万本省人民的安危相比，自己的仕途和待遇，真有这么重要吗？你们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难道不知道这种病毒的危害？为什么不敢抗争一下，把真实的情况报道出来？”
话说得很重，但这是值得反思的事。只是撰文者也应知道：具有基本常识，专业水准、外加职业精神的媒体领导还有吗？长年的优汰劣胜，导致优秀的媒体人大量流失。矮子中间拔长子，把媒体当官场用来混位置的人应该更多吧？他们当然不会冒天大之大不韪，在元月这个时间段里去为民疾呼。元月要做什么，每个媒体人都知道吧？若提及人民，人民在他们眼里是个零。他们只需对上司负责就可以了，因为他们的位置是上司决定的，跟人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而湖北或是武汉，勇敢的富有职业精神的记者，多的是。张欧亚不还爆喊了一声换将吗？只可惜，他的领导对这种声音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对病毒的敏感。他们常常会第一时间处理喊出不同声音的人，却将病毒这恶魔全然不当回事。
离病毒最近的，除了医护人员，正是这些记者。记者们可以在病毒面前那样无畏无惧，却在疫情前期选择了缄默无语。这是件悲哀的事。话又说回，媒体人也可怜。可谓两头受气。上面不要他们讲真话，下面要求他们讲真话。他们经常无从选择。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听上面的。既然如此，当下面的人骂他们时，他们大概也只能承担。我一向认为，只要是自己做的选择，自己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
今天，我家门前好像又消了毒。呆在家里，并不知外面动静，倒垃圾时才看到纸条。晚上，又收到负责这一片管理员小周的短信，说有“爱心蔬菜”放在了我家门口。跑出去一看，是两大袋“上海青”，非常新鲜，也非常有看相。不知道是哪里捐赠的，但这正是我需要的菜。
二湘的七维空间 武汉日记二月初一 2月23日
现在的疫情，尽管缓慢，尽管难熬，但总还是在向好转。
自己做的选择，自己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
文／方方
今天仍然是大晴天。想起小时候，家里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大晴天》。内容说什么，早已经忘光了。前阵以为梅花已都谢尽，不料，昨天突然发现，院子里的红梅正怒放着。而且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开得如此明丽鲜艳，一种隆重的在场感。
转眼正月已过。我们已经不再细数封城有多少天了。反正就是在家安静地、抱以忍耐心地、尽可能平心静气地等待。不是等待拐点，而是等待何时可以出门。在我看，拐点来不来，似乎已不重要。它行踪难寻，又何必苦苦去求？或许正如雷神医院王院长所说，拐点已经过去。毕竟，武汉最恐惧最悲惨也是最痛苦的日子，已然远去。现在的疫情，尽管缓慢，尽管难熬，但总还是在向好转。
只是，我们还没有摆脱死亡的纠缠。今天早上，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殉职，像前两天去世的彭银华医生一样，也只有29岁，她叫夏思思。扔下她两岁的孩子撒手人寰。而晚上，又有一位男医生离世，四十出头而已，他叫黄文军。叹息和哭泣。很多声的叹息和哭泣。然后大家默然地转发这些信息。这已是第几位殉职的医生呢？
今天我在想，不是说，体质差的人更容易被击倒吗？不是说，早期得不到治疗，才容易转成重症而导致死亡吗？以29岁到40岁的他们，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为什么扛不过去呢？带着这种疑惑，我问医生朋友。医生朋友说，是的，老年人中，有基础病的，很容易死亡。医护人员感染，的确会有很好的医疗条件。至于为什么还会死亡，这跟个人体质的差异有关。每个人的敏感度不同。医生朋友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只是再次强调了他过去所说的：这个病毒很诡异。昨天我看到消息说，一位97岁老人治愈出院，当时便想，医护人员死亡率如此之高，会不会还存在别的可能？
今天在同学群里，我大学时的小组长老杨对我和另一同学老夏进行了文字表扬。因为我们俩当年都是他的组员。老杨尽管京城当官，在我们这里，他仍然只是小组长。大学同学多数皆已退休，只有很少的几个六零后尚在工作。老夏便是其中之一。1978年入学时的老夏，只十七八岁，一张娃娃脸，看上去更像十四五岁。不知什么原因，从那时起，大家就叫他老夏。
老夏是媒体人，毕业后就在媒体工作，一直到现在，从没挪窝。老夏说，疫情爆发以来，整个报社就进入战时状态。记者都冲到了一线，哪里有焦点，就冲到哪里。除了做报道，还派有下沉社区的任务。他分管四个社区，严防死守，外加为居民服务，买菜买药之类，真心不易。在我们所有同学中，老夏是唯一一个在疫情前线奔忙的人。他自己调侃道，我代表老八舍去作贡献。老八舍，是我们当年在武大上学时居住的学生宿舍。有同学提议，把今年感动老八舍人物的称号颁发给他。
说到媒体人，据我所知，这次来武汉采访疫情的记者，有三百来个。加上各大网站或自媒体记者，恐怕比三百人更多。正是靠了他们的四处奔走，细致访问，勤奋写稿，才让我们得以足不出户地阅读到许多有现场感、又有深度的报道。有些调查记者，刨根问底，既不放过细节，也不放过关键的时间节点，由此也让越来越多的症结和问题，呈现出来，更让无数英雄人物和事件，为人所知。
其实在武汉，和当年的汶川地震现场还不一样。这里是传染病疫区。你经常会不清楚哪里有危险。你面对的受访人，是不是一个感染者，你可能也不知道。更或者，你已知道，你仍然要前去相见。听说，好多记者都很年轻，非常有职业精神，不怕苦，又拼命。我自己年轻时也在电视台干过，外出采访有多劳累，有多麻烦，实在深有体会。
只是，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文字相当尖锐，也让我颇感刺痛。我要摘录其中一段，留给自己反思。文中说：“非常看不起湖北和武汉这些媒体的老总，有些官员固然有责任，难道你们就问心无愧吗？和几千万本省人民的安危相比，自己的仕途和待遇，真有这么重要吗？你们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难道不知道这种病毒的危害？为什么不敢抗争一下，把真实的情况报道出来？”
话说得很重，但这是值得反思的事。只是撰文者也应知道：具有基本常识，专业水准、外加职业精神的媒体领导还有吗？长年的优汰劣胜，导致优秀的媒体人大量流失。矮子中间拔长子，把媒体当官场用来混位置的人应该更多吧？他们当然不会冒天大之大不韪，在元月这个时间段里去为民疾呼。元月要做什么，每个媒体人都知道吧？若提及人民，人民在他们眼里是个零。他们只需对上司负责就可以了，因为他们的位置是上司决定的，跟人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而湖北或是武汉，勇敢的富有职业精神的记者，多的是。张欧亚不还爆喊了一声换将吗？只可惜，他的领导对这种声音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对病毒的敏感。他们常常会第一时间处理喊出不同声音的人，却将病毒这恶魔全然不当回事。
离病毒最近的，除了医护人员，正是这些记者。记者们可以在病毒面前那样无畏无惧，却在疫情前期选择了缄默无语。这是件悲哀的事。话又说回，媒体人也可怜。可谓两头受气。上面不要他们讲真话，下面要求他们讲真话。他们经常无从选择。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听上面的。既然如此，当下面的人骂他们时，他们大概也只能承担。我一向认为，只要是自己做的选择，自己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
今天，我家门前好像又消了毒。呆在家里，并不知外面动静，倒垃圾时才看到纸条。晚上，又收到负责这一片管理员小周的短信，说有“爱心蔬菜”放在了我家门口。跑出去一看，是两大袋“上海青”，非常新鲜，也非常有看相。不知道是哪里捐赠的，但这正是我需要的菜。
方方授权发布——
二月初一：自己做的选择，自己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2月23日）
今天仍然是大晴天。想起小时候，家里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大晴天》。内容说什么，早已经忘光了。前阵以为梅花已都谢尽，不料，昨天突然发现，院子里的红梅正怒放着。而且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开得如此明丽鲜艳，一种隆重的在场感。
转眼正月已过。我们已经不再细数封城有多少天了。反正就是在家安静地、抱以忍耐心地、尽可能平心静气地等待。不是等待拐点，而是等待何时可以出门。在我看，拐点来不来，似乎已不重要。它行踪难寻，又何必苦苦去求？或许正如雷神医院王院长所说，拐点已经过去。毕竟，武汉最恐惧最悲惨也是最痛苦的日子，已然远去。现在的疫情，尽管缓慢，尽管难熬，但总还是在向好转。
只是，我们还没有摆脱死亡的纠缠。今天早上，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殉职，像前两天去世的彭银华医生一样，也只有29岁，她叫夏思思。扔下她两岁的孩子撒手人寰。而晚上，又有一位男医生离世，也不过四十出头，他叫黄文军。叹息和哭泣。很多声的叹息和哭泣。然后大家默然地转发这些信息。这已是第几位殉职的医生呢？
今天我在想，不是说，体质差的人更容易被击倒吗？不是说，早期得不到治疗，才容易转成重症而导致死亡吗？以29岁到40岁的他们，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为什么扛不过去呢？带着这种疑惑，我问医生朋友。医生朋友说，是的，老年人中，有基础病的，很容易死亡。医护人员感染，的确会有很好的医疗条件。至于为什么还会死亡，这跟个人体质的差异有关。每个人的敏感度不同。医生朋友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只是再次强调了他过去所说的：这个病毒很诡异。昨天我看到消息说，一位97岁老人治愈出院，当时便想，医护人员死亡率如此之高，会不会还存在别的可能？
今天在同学群里，我大学时的小组长老杨对我和另一同学老夏进行了文字表扬。因为我们俩当年都是他的组员。老杨尽管京城当官，在我们这里，他仍然只是小组长。大学同学多数皆已退休，只有很少的几个六零后尚在工作。老夏便是其中之一。1978年入学时的老夏，只十七八岁，一张娃娃脸，看上去更像十四五岁。不知什么原因，从那时起，大家就叫他老夏。
老夏是媒体人，毕业后就在媒体工作，一直到现在，从没挪窝。老夏说，疫情爆发以来，整个报社就进入战时状态。记者都冲到了一线，哪里有焦点，就冲到哪里。除了做报道，还派有下沉社区的任务。他分管四个社区，严防死守，外加为居民服务，买菜买药之类，真心不易。在我们所有同学中，老夏是唯一一个在疫情前线奔忙的人。他自己调侃道，我代表老八舍去作贡献。老八舍，是我们当年在武大上学时居住的学生宿舍。有同学提议，把今年感动老八舍人物的称号颁发给他。
说到媒体人，据我所知，这次来武汉采访疫情的记者，有三百来个。加上各大网站或自媒体记者，恐怕比三百人更多。正是靠了他们的四处奔走，细致访问，勤奋写稿，才让我们得以足不出户地阅读到许多有现场感、又有深度的报道。有些调查记者，刨根问底，既不放过细节，也不放过关键的时间节点，由此也让越来越多的症结和问题，呈现出来，更让无数英雄人物和事件，为人所知。
其实在武汉，和当年的汶川地震现场还不一样。这里是传染病疫区。你经常会不清楚哪里有危险。你面对的受访人，是不是一个感染者，你可能也不知道。更或者，你已知道，你仍然要前去相见。听说，好多记者都很年轻，非常有职业精神，不怕苦，又拼命。我自己年轻时也在电视台干过，外出采访有多劳累，有多麻烦，实在深有体会。
只是，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文字相当尖锐，也让我颇感刺痛。我要摘录其中一段，留给自己反思。文中说：“非常看不起湖北和武汉这些媒体的老总，有些官员固然有责任，难道你们就问心无愧吗？和几千万本省人民的安危相比，自己的仕途和待遇，真有这么重要吗？你们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难道不知道这种病毒的危害？为什么不敢抗争一下，把真实的情况报道出来？”
话说得很重，但这是值得反思的事。只是撰文者也应知道：具有基本常识，专业水准、外加职业精神的媒体领导还有吗？长年的优汰劣胜，致优秀的媒体人大量流失。矮子中间拔长子，把媒体当官场用来混位置的人应该更多吧？他们当然不会在元月这个时间段里去为民疾呼。元月要做什么，媒体人都知道吧？若提及人民，人民在他们眼里是个零。他们只需对上司负责就可以了，因为他们的位置是上司决定的，跟人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而湖北或是武汉，勇敢的富有职业精神的记者，多的是。张欧亚不还爆喊了一声换将吗？只可惜，他的领导对这种声音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对病毒的敏感。他们常常会第一时间处理喊出不同声音的人，却将病毒这恶魔全然不当回事。
离病毒最近的，除了医护人员，正是这些记者。记者们可以在病毒面前那样无畏无惧，却在疫情前期选择了缄默无语。这是件悲哀的事。话又说回，媒体人也可怜。可谓两头受气。上面不要他们讲真话，下面要求他们讲真话。他们经常无从选择。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听上面的。既然如此，当下面的人骂他们时，他们大概也只能承担。我一向认为，只要是自己做的选择，自己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
今天，我家门前好像又消了毒。呆在家里，并不知外面动静，倒垃圾时才看到纸条。晚上，又收到负责这一片管理员小周的短信，说有“爱心蔬菜”放在了我家门口。跑出去一看，是两大袋“上海青”，非常新鲜，也非常有看相。不知道是哪里捐赠的，但这正是我需要的菜。
二月初一：自己做的选择，自己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2月23日）
今天仍然是大晴天。想起小时候，家里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大晴天》。内容说什么，早已经忘光了。前阵以为梅花已都谢尽，不料，昨天突然发现，院子里的红梅正怒放着。而且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开得如此明丽鲜艳，一种隆重的在场感。
转眼正月已过。我们已经不再细数封城有多少天了。反正就是在家安静地、抱以忍耐心地、尽可能平心静气地等待。不是等待拐点，而是等待何时可以出门。在我看，拐点来不来，似乎已不重要。它行踪难寻，又何必苦苦去求？或许正如雷神医院王院长所说，拐点已经过去。毕竟，武汉最恐惧最悲惨也是最痛苦的日子，已然远去。现在的疫情，尽管缓慢，尽管难熬，但总还是在向好转。
只是，我们还没有摆脱死亡的纠缠。今天早上，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殉职，像前两天去世的彭银华医生一样，也只有29岁，她叫夏思思。扔下她两岁的孩子撒手人寰。而晚上，又有一位男医生离世，也不过四十出头，他叫黄文军。叹息和哭泣。很多声的叹息和哭泣。然后大家默然地转发这些信息。这已是第几位殉职的医生呢？
今天我在想，不是说，体质差的人更容易被击倒吗？不是说，早期得不到治疗，才容易转成重症而导致死亡吗？以29岁到40岁的他们，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为什么扛不过去呢？带着这种疑惑，我问医生朋友。医生朋友说，是的，老年人中，有基础病的，很容易死亡。医护人员感染，的确会有很好的医疗条件。至于为什么还会死亡，这跟个人体质的差异有关。每个人的敏感度不同。医生朋友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只是再次强调了他过去所说的：这个病毒很诡异。昨天我看到消息说，一位97岁老人治愈出院，当时便想，医护人员死亡率如此之高，会不会还存在别的可能？
今天在同学群里，我大学时的小组长老杨对我和另一同学老夏进行了文字表扬。因为我们俩当年都是他的组员。老杨尽管京城当官，在我们这里，他仍然只是小组长。大学同学多数皆已退休，只有很少的几个六零后尚在工作。老夏便是其中之一。1978年入学时的老夏，只十七八岁，一张娃娃脸，看上去更像十四五岁。不知什么原因，从那时起，大家就叫他老夏。
老夏是媒体人，毕业后就在媒体工作，一直到现在，从没挪窝。老夏说，疫情爆发以来，整个报社就进入战时状态。记者都冲到了一线，哪里有焦点，就冲到哪里。除了做报道，还派有下沉社区的任务。他分管四个社区，严防死守，外加为居民服务，买菜买药之类，真心不易。在我们所有同学中，老夏是唯一一个在疫情前线奔忙的人。他自己调侃道，我代表老八舍去作贡献。老八舍，是我们当年在武大上学时居住的学生宿舍。有同学提议，把今年感动老八舍人物的称号颁发给他。
说到媒体人，据我所知，这次来武汉采访疫情的记者，有三百来个。加上各大网站或自媒体记者，恐怕比三百人更多。正是靠了他们的四处奔走，细致访问，勤奋写稿，才让我们得以足不出户地阅读到许多有现场感、又有深度的报道。有些调查记者，刨根问底，既不放过细节，也不放过关键的时间节点，由此也让越来越多的症结和问题，呈现出来，更让无数英雄人物和事件，为人所知。
其实在武汉，和当年的汶川地震现场还不一样。这里是传染病疫区。你经常会不清楚哪里有危险。你面对的受访人，是不是一个感染者，你可能也不知道。更或者，你已知道，你仍然要前去相见。听说，好多记者都很年轻，非常有职业精神，不怕苦，又拼命。我自己年轻时也在电视台干过，外出采访有多劳累，有多麻烦，实在深有体会。
只是，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文字相当尖锐，也让我颇感刺痛。我要摘录其中一段，留给自己反思。文中说：“非常看不起湖北和武汉这些媒体的老总，有些官员固然有责任，难道你们就问心无愧吗？和几千万本省人民的安危相比，自己的仕途和待遇，真有这么重要吗？你们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难道不知道这种病毒的危害？为什么不敢抗争一下，把真实的情况报道出来？”
话说得很重，但这是值得反思的事。只是撰文者也应知道：具有基本常识，专业水准、外加职业精神的媒体领导还有吗？长年的优汰劣胜，致优秀的媒体人大量流失。矮子中间拔长子，把媒体当官场用来混位置的人应该更多吧？他们当然不会在元月这个时间段里去为民疾呼。元月要做什么，媒体人都知道吧？若提及人民，人民在他们眼里是个零。他们只需对上司负责就可以了，因为他们的位置是上司决定的，跟人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而湖北或是武汉，勇敢的富有职业精神的记者，多的是。张欧亚不还爆喊了一声换将吗？只可惜，他的领导对这种声音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对病毒的敏感。他们常常会第一时间处理喊出不同声音的人，却将病毒这恶魔全然不当回事。
离病毒最近的，除了医护人员，正是这些记者。记者们可以在病毒面前那样无畏无惧，却在疫情前期选择了缄默无语。这是件悲哀的事。话又说回，媒体人也可怜。可谓两头受气。上面不要他们讲真话，下面要求他们讲真话。他们经常无从选择。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听上面的。既然如此，当下面的人骂他们时，他们大概也只能承担。我一向认为，只要是自己做的选择，自己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
今天，我家门前好像又消了毒。呆在家里，并不知外面动静，倒垃圾时才看到纸条。晚上，又收到负责这一片管理员小周的短信，说有“爱心蔬菜”放在了我家门口。跑出去一看，是两大袋“上海青”，非常新鲜，也非常有看相。不知道是哪里捐赠的，但这正是我需要的菜。
方方：自己做的选择，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
方方武汉日记二月初一（2月23日）
今天仍然是大晴天。想起小时候，家里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大晴天》。内容说什么，早已经忘光了。前阵以为梅花已都谢尽，不料，昨天突然发现，院子里的红梅正怒放着。而且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开得如此明丽鲜艳，一种隆重的在场感。
转眼正月已过。我们已经不再细数封城有多少天了。反正就是在家安静地、抱以忍耐心地、尽可能平心静气地等待。不是等待拐点，而是等待何时可以出门。在我看，拐点来不来，似乎已不重要。它行踪难寻，又何必苦苦去求？或许正如雷神医院王院长所说，拐点已经过去。毕竟，武汉最恐惧最悲惨也是最痛苦的日子，已然远去。现在的疫情，尽管缓慢，尽管难熬，但总还是在向好转。
只是，我们还没有摆脱死亡的纠缠。今天早上，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殉职，像前两天去世的彭银华医生一样，也只有29岁，她叫夏思思。扔下她两岁的孩子撒手人寰。而晚上，又有一位男医生离世，四十出头而已，他叫黄文军。叹息和哭泣。很多声的叹息和哭泣。然后大家默然地转发这些信息。这已是第几位殉职的医生呢？
今天我在想，不是说，体质差的人更容易被击倒吗？不是说，早期得不到治疗，才容易转成重症而导致死亡吗？以29岁到40岁的他们，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为什么扛不过去呢？带着这种疑惑，我问医生朋友。医生朋友说，是的，老年人中，有基础病的，很容易死亡。医护人员感染，的确会有很好的医疗条件。至于为什么还会死亡，这跟个人体质的差异有关。每个人的敏感度不同。医生朋友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只是再次强调了他过去所说的：这个病毒很诡异。昨天我看到消息说，一位97岁老人治愈出院，当时便想，医护人员死亡率如此之高，会不会还存在别的可能？
今天在同学群里，我大学时的小组长老杨对我和另一同学老夏进行了文字表扬。因为我们俩当年都是他的组员。老杨尽管京城当官，在我们这里，他仍然只是小组长。大学同学多数皆已退休，只有很少的几个六零后尚在工作。老夏便是其中之一。1978年入学时的老夏，只十七八岁，一张娃娃脸，看上去更像十四五岁。不知什么原因，从那时起，大家就叫他老夏。
老夏是媒体人，毕业后就在媒体工作，一直到现在，从没挪窝。老夏说，疫情爆发以来，整个报社就进入战时状态。记者都冲到了一线，哪里有焦点，就冲到哪里。除了做报道，还派有下沉社区的任务。他分管四个社区，严防死守，外加为居民服务，买菜买药之类，真心不易。在我们所有同学中，老夏是唯一一个在疫情前线奔忙的人。他自己调侃道，我代表老八舍去作贡献。老八舍，是我们当年在武大上学时居住的学生宿舍。有同学提议，把今年感动老八舍人物的称号颁发给他。
说到媒体人，据我所知，这次来武汉采访疫情的记者，有三百来个。加上各大网站或自媒体记者，恐怕比三百人更多。正是靠了他们的四处奔走，细致访问，勤奋写稿，才让我们得以足不出户地阅读到许多有现场感、又有深度的报道。有些调查记者，刨根问底，既不放过细节，也不放过关键的时间节点，由此也让越来越多的症结和问题，呈现出来，更让无数英雄人物和事件，为人所知。
其实在武汉，和当年的汶川地震现场还不一样。这里是传染病疫区。你经常会不清楚哪里有危险。你面对的受访人，是不是一个感染者，你可能也不知道。更或者，你已知道，你仍然要前去相见。听说，好多记者都很年轻，非常有职业精神，不怕苦，又拼命。我自己年轻时也在电视台干过，外出采访有多劳累，有多麻烦，实在深有体会。
只是，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文字相当尖锐，也让我颇感刺痛。我要摘录其中一段，留给自己反思。文中说：“非常看不起湖北和武汉这些媒体的老总，有些官员固然有责任，难道你们就问心无愧吗？和几千万本省人民的安危相比，自己的仕途和待遇，真有这么重要吗？你们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难道不知道这种病毒的危害？为什么不敢抗争一下，把真实的情况报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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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家门前好像又消了毒。呆在家里，并不知外面动静，倒垃圾时才看到纸条。晚上，又收到负责这一片管理员小周的短信，说有“爱心蔬菜”放在了我家门口。跑出去一看，是两大袋“上海青”，非常新鲜，也非常有看相。不知道是哪里捐赠的，但这正是我需要的菜。 https://t.cn/ELT0h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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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正月已过。我们已经不再细数封城有多少天了。反正就是在家安静地、抱以忍耐心地、尽可能平心静气地等待。不是等待拐点，而是等待何时可以出门。在我看，拐点来不来，似乎已不重要。它行踪难寻，又何必苦苦去求？或许正如雷神医院王院长所说，拐点已经过去。毕竟，武汉最恐惧最悲惨也是最痛苦的日子，已然远去。现在的疫情，尽管缓慢，尽管难熬，但总还是在向好转。
只是，我们还没有摆脱死亡的纠缠。今天早上，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殉职，像前两天去世的彭银华医生一样，也只有29岁，她叫夏思思。扔下她两岁的孩子撒手人寰。而晚上，又有一位男医生离世，四十出头而已，他叫黄文军。叹息和哭泣。很多声的叹息和哭泣。然后大家默然地转发这些信息。这已是第几位殉职的医生呢？
今天我在想，不是说，体质差的人更容易被击倒吗？不是说，早期得不到治疗，才容易转成重症而导致死亡吗？以29岁到40岁的他们，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为什么扛不过去呢？带着这种疑惑，我问医生朋友。医生朋友说，是的，老年人中，有基础病的，很容易死亡。医护人员感染，的确会有很好的医疗条件。至于为什么还会死亡，这跟个人体质的差异有关。每个人的敏感度不同。医生朋友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只是再次强调了他过去所说的：这个病毒很诡异。昨天我看到消息说，一位97岁老人治愈出院，当时便想，医护人员死亡率如此之高，会不会还存在别的可能？
今天在同学群里，我大学时的小组长老杨对我和另一同学老夏进行了文字表扬。因为我们俩当年都是他的组员。老杨尽管京城当官，在我们这里，他仍然只是小组长。大学同学多数皆已退休，只有很少的几个六零后尚在工作。老夏便是其中之一。1978年入学时的老夏，只十七八岁，一张娃娃脸，看上去更像十四五岁。不知什么原因，从那时起，大家就叫他老夏。
老夏是媒体人，毕业后就在媒体工作，一直到现在，从没挪窝。老夏说，疫情爆发以来，整个报社就进入战时状态。记者都冲到了一线，哪里有焦点，就冲到哪里。除了做报道，还派有下沉社区的任务。他分管四个社区，严防死守，外加为居民服务，买菜买药之类，真心不易。在我们所有同学中，老夏是唯一一个在疫情前线奔忙的人。他自己调侃道，我代表老八舍去作贡献。老八舍，是我们当年在武大上学时居住的学生宿舍。有同学提议，把今年感动老八舍人物的称号颁发给他。
说到媒体人，据我所知，这次来武汉采访疫情的记者，有三百来个。加上各大网站或自媒体记者，恐怕比三百人更多。正是靠了他们的四处奔走，细致访问，勤奋写稿，才让我们得以足不出户地阅读到许多有现场感、又有深度的报道。有些调查记者，刨根问底，既不放过细节，也不放过关键的时间节点，由此也让越来越多的症结和问题，呈现出来，更让无数英雄人物和事件，为人所知。
其实在武汉，和当年的汶川地震现场还不一样。这里是传染病疫区。你经常会不清楚哪里有危险。你面对的受访人，是不是一个感染者，你可能也不知道。更或者，你已知道，你仍然要前去相见。听说，好多记者都很年轻，非常有职业精神，不怕苦，又拼命。我自己年轻时也在电视台干过，外出采访有多劳累，有多麻烦，实在深有体会。
只是，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文字相当尖锐，也让我颇感刺痛。我要摘录其中一段，留给自己反思。文中说：“非常看不起湖北和武汉这些媒体的老总，有些官员固然有责任，难道你们就问心无愧吗？和几千万本省人民的安危相比，自己的仕途和待遇，真有这么重要吗？你们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难道不知道这种病毒的危害？为什么不敢抗争一下，把真实的情况报道出来？”
话说得很重，但这是值得反思的事。只是撰文者也应知道：具有基本常识，专业水准、外加职业精神的媒体领导还有吗？长年的优汰劣胜，导致优秀的媒体人大量流失。矮子中间拔长子，把媒体当官场用来混位置的人应该更多吧？他们当然不会冒天大之大不韪，在元月这个时间段里去为民疾呼。元月要做什么，每个媒体人都知道吧？若提及人民，人民在他们眼里是个零。他们只需对上司负责就可以了，因为他们的位置是上司决定的，跟人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而湖北或是武汉，勇敢的富有职业精神的记者，多的是。张欧亚不还爆喊了一声换将吗？只可惜，他的领导对这种声音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对病毒的敏感。他们常常会第一时间处理喊出不同声音的人，却将病毒这恶魔全然不当回事。
离病毒最近的，除了医护人员，正是这些记者。记者们可以在病毒面前那样无畏无惧，却在疫情前期选择了缄默无语。这是件悲哀的事。话又说回，媒体人也可怜。可谓两头受气。上面不要他们讲真话，下面要求他们讲真话。他们经常无从选择。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听上面的。既然如此，当下面的人骂他们时，他们大概也只能承担。我一向认为，只要是自己做的选择，自己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
今天，我家门前好像又消了毒。呆在家里，并不知外面动静，倒垃圾时才看到纸条。晚上，又收到负责这一片管理员小周的短信，说有“爱心蔬菜”放在了我家门口。跑出去一看，是两大袋“上海青”，非常新鲜，也非常有看相。不知道是哪里捐赠的，但这正是我需要的菜。 https://t.cn/ELT0h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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