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舵爷发了过老下棋的图。
歙县雄村竹山书院附近，原有座“江南棋院”。
2004年6月，老张在雄村拍竹山书院，刚支起脚架，一位70多岁戴着眼睛文质彬彬的老人主动走来搭话：“你是聂（摄）影的人，你应该到我家去拍拍。我家的房子是过旭初照故宫棋院设计的，名字也是因他们两兄弟取的，叫江南棋院。“
老张听到”故宫棋院“与”过旭初“就收了脚架，跟老人走了。
一路上老人向老张介绍了自己家的情况：老人叫曹印川，雄村曹氏后裔，父亲是早年支持修建徽杭公路的领头徽商，家里的这栋宅子是很精美的，想留下来。
推开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图1的景致。
走近些，老人告诉老张：“你们不来拍，再过三天就看不见了”。
老张追问：”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拆“。
老人无奈地回答:“孙子在上海打工，找了女朋友，要结婚没有新房。”
老张从小厅上了二楼，外表看来很华丽的两层楼房，内部却已破烂不堪，只是有些结构确实独特（在此卖个关子，可以自行前往博物馆观看、了解）拍了几张照片，老张便下了楼。
在楼上，老张又听曹老提及这栋宅子是打算拆卖，他担心卖出去就不是整体了，但现在又不得不拆。
因觉拆了太可惜，老张下楼后，便又重复对曹老说：“这房子拆了太可惜！”
曹老答：“没办法，孙子和孙媳妇不愿意住。”
老张继续问：“卖给谁。”
曹老很难过的回复：“文物贩子。2万块，这石桌石凳明天就搬走了。”
老张听说明天就要搬走一部分，立刻拿出纸笔开始询问曹老家以及这栋宅子的历史，希望回去后能作为“论据”说服文化局收走，放入博物馆内。
雄村曹氏的历史自不必多说，徽班进京的联系以及备受争议的曹振镛是歙县一代“通识”。
曹老补充的家族史是最为重要的：曹老先生这支，祖辈四代经商，商号遍及杭州、上海、天津。曹老父亲在上海经营‘怡源批发’商号，这栋屋子便是父亲建的。1951年曹家家厂被统一充公。劳改4年后，父亲被释放回到徽州，此时，祖上所有房屋都已分给了农民。与棋院紧联着的一幢三层楼清代老宅便是祖屋，被分给了八户农民居住（产权问题一直是徽州古建难以顺利保护的阻力之一），此外，歙县古城的曹氏二宅也是他们家的，航步头还有曹家大院（远不止这些，不再赘述），说完老屋，曹老又告诉老张：
“我父亲曹霆声，20年代就参与了屯溪到杭州修建公路的工程，工程刚拟定的时候，他便主动出资30万大洋，随后又在1946年主动集资四千万，创办了歙县医院与紫阳书院。雄村这幢老房子是我家唯一用于居住的房子，这幢老屋应该是‘徽商’最后的历史见证。我本来是不想拆的，又有什么法子！以前，过旭初兄弟都常在这所院子里下棋。土改时，我父亲与堂兄13人将浮财、金银、玉石近百斤，商务影印《四库全书》共计一万册（120箱），一齐上缴国库”。
曹老所说的这些，确也被地方资料印证属实。
老人滔滔不绝的叙述时，神情黯然，老张立刻电话联系了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倪国华，将老屋情况简叙一遍后，倪局长当即便答应”第二天叫文物科的人来看看。“
文物科用了几天时间完成全面评估后，市博物馆根据评估，以5万元价格收购了这幢老屋，并做出计划，准备将它搬至博物馆内（现在这座江南棋院依旧被藏于博物馆中，对公众开放）。
9月的一天，曹老人带着一瓶洋酒，到屯溪找老张，两人聊了很多。
2005年老人眼疾，老张去医院看望曹老，曹人又和老张聊了很久。之后因太忙，且当时不像现在，老人们都有微信，老张与老人的联系也渐渐减少。
2008年7月，老张再次来到雄村准备拜访曹印川老人，当找到江南棋院老宅地时，发现此处已经竖起了一幢水泥造的小洋楼，大门紧锁。
老张向邻居打听，邻居告诉老张，曹印川两年前已经去世，儿子和孙子现在都在上海打工，房子空在这，没人住。
老张这才想起一年前曹老的儿子曾经给他打过一通电话，说是父亲有些东西要给老张看。但老张终年跑徽州，若非紧要的事情，是很难特意赶去特定村里的。
电话里，曹老的儿子没说曹老去世的事，大概也是曹老临终前的嘱咐。
徽州的这些老人，很怕给人添麻烦，我外公去世时也是如此，不让告知帮过自己的人，害怕说了别人要专程赶来，给人添麻烦。
这次之后，老张除了联系各村老人，还尽可能与老人邻居取得联系，避免不能送这最后一程。
曹老想让老张看的，是一套由他写的，关于他的一生的回忆录。
也许不能出版，但总有人看过，知道。
图3、4、5便是曹家祖宅，但因产权问题，多年未能成功保护。
图6是雄村竹山书院，曹振镛的父亲曹文埴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的传胪，科举二甲第一名，官至户部尚书，对于京剧形成有极大影响的“庆升班”便是由他带到京城的私家戏班。曹振镛的曾祖父曹堇饴为盐商，他临终前的遗愿只有一个：“当在雄溪之畔建文昌阁、修书院。”曹堇饴死后，两个儿子遵从父命，拿出大笔银两在雄村修建了族立书院：竹山书院。
竹山书院有一条规定：每一位中举的后人都要在书院种一棵桂花树，这些桂花树至今仍直立在书院中。
以下在曹老的回忆录里提及的，后经考证均属实：
曹老父辈于1929年出资在家乡建造了从篁墩到歙县西门外的一段长20公里的公路。
1932年，安徽、浙江两省发起建造徽杭公路。在此之前，虽有水路相通，但”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水路下浙江容易（顺风顺水也得四天），由浙江入徽则显艰难（民国年间还有大量盗匪劫财杀人，我在微博更新过不赘述），加之徽州秋冬季为旱期，两地相通只能跋山涉水走半个多月。徽商若想不被时代抛弃，必须修徽杭公路。
但民国年间，安徽省财政困难，徽州又多是山路（图8为徽州古道），修建费用极高。
歙县县长石国柱便赶到上海，求助先前独资为家乡修过路的曹氏兄弟，最终，双方就修路达成协议：
曹氏兄弟对于他们独资完成的徽杭公路路段，享有15年的专营权；
曹氏兄弟需要负责徽杭公路（杭州段已通）建造中的筹款、设计和施工等一切事宜；
除了施工工程费用外，公路路基购买费30万银元，由曹氏兄弟开设在杭州的文新恒绸缎丝织厂拿出15万，并以该厂固定资产担保向浙江兴业银行借款10万，再加上上海怡大纸号（曹家开设）的5万凑齐。
1933年顺利通车，1934年，曹家专门成立徽杭公路鸿飞汽车运输公司专营货运（客运承包给了程君瑞）。对于使用徽杭公路的其他车辆，一律实行收费通行的制度，大卡车每车5元，小包车每车2元，因此，曹氏兄弟下属鸿飞公司有了65辆汽车。
1937年7月，刚建成运营4年的徽杭公路因屡遭日寇轰炸而毁坏，鸿飞公司的65辆汽车交由国民党抗日，抗战结束后，曹家托关系才找回8辆汽车。
#流动的故乡#
歙县雄村竹山书院附近，原有座“江南棋院”。
2004年6月，老张在雄村拍竹山书院，刚支起脚架，一位70多岁戴着眼睛文质彬彬的老人主动走来搭话：“你是聂（摄）影的人，你应该到我家去拍拍。我家的房子是过旭初照故宫棋院设计的，名字也是因他们两兄弟取的，叫江南棋院。“
老张听到”故宫棋院“与”过旭初“就收了脚架，跟老人走了。
一路上老人向老张介绍了自己家的情况：老人叫曹印川，雄村曹氏后裔，父亲是早年支持修建徽杭公路的领头徽商，家里的这栋宅子是很精美的，想留下来。
推开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图1的景致。
走近些，老人告诉老张：“你们不来拍，再过三天就看不见了”。
老张追问：”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拆“。
老人无奈地回答:“孙子在上海打工，找了女朋友，要结婚没有新房。”
老张从小厅上了二楼，外表看来很华丽的两层楼房，内部却已破烂不堪，只是有些结构确实独特（在此卖个关子，可以自行前往博物馆观看、了解）拍了几张照片，老张便下了楼。
在楼上，老张又听曹老提及这栋宅子是打算拆卖，他担心卖出去就不是整体了，但现在又不得不拆。
因觉拆了太可惜，老张下楼后，便又重复对曹老说：“这房子拆了太可惜！”
曹老答：“没办法，孙子和孙媳妇不愿意住。”
老张继续问：“卖给谁。”
曹老很难过的回复：“文物贩子。2万块，这石桌石凳明天就搬走了。”
老张听说明天就要搬走一部分，立刻拿出纸笔开始询问曹老家以及这栋宅子的历史，希望回去后能作为“论据”说服文化局收走，放入博物馆内。
雄村曹氏的历史自不必多说，徽班进京的联系以及备受争议的曹振镛是歙县一代“通识”。
曹老补充的家族史是最为重要的：曹老先生这支，祖辈四代经商，商号遍及杭州、上海、天津。曹老父亲在上海经营‘怡源批发’商号，这栋屋子便是父亲建的。1951年曹家家厂被统一充公。劳改4年后，父亲被释放回到徽州，此时，祖上所有房屋都已分给了农民。与棋院紧联着的一幢三层楼清代老宅便是祖屋，被分给了八户农民居住（产权问题一直是徽州古建难以顺利保护的阻力之一），此外，歙县古城的曹氏二宅也是他们家的，航步头还有曹家大院（远不止这些，不再赘述），说完老屋，曹老又告诉老张：
“我父亲曹霆声，20年代就参与了屯溪到杭州修建公路的工程，工程刚拟定的时候，他便主动出资30万大洋，随后又在1946年主动集资四千万，创办了歙县医院与紫阳书院。雄村这幢老房子是我家唯一用于居住的房子，这幢老屋应该是‘徽商’最后的历史见证。我本来是不想拆的，又有什么法子！以前，过旭初兄弟都常在这所院子里下棋。土改时，我父亲与堂兄13人将浮财、金银、玉石近百斤，商务影印《四库全书》共计一万册（120箱），一齐上缴国库”。
曹老所说的这些，确也被地方资料印证属实。
老人滔滔不绝的叙述时，神情黯然，老张立刻电话联系了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倪国华，将老屋情况简叙一遍后，倪局长当即便答应”第二天叫文物科的人来看看。“
文物科用了几天时间完成全面评估后，市博物馆根据评估，以5万元价格收购了这幢老屋，并做出计划，准备将它搬至博物馆内（现在这座江南棋院依旧被藏于博物馆中，对公众开放）。
9月的一天，曹老人带着一瓶洋酒，到屯溪找老张，两人聊了很多。
2005年老人眼疾，老张去医院看望曹老，曹人又和老张聊了很久。之后因太忙，且当时不像现在，老人们都有微信，老张与老人的联系也渐渐减少。
2008年7月，老张再次来到雄村准备拜访曹印川老人，当找到江南棋院老宅地时，发现此处已经竖起了一幢水泥造的小洋楼，大门紧锁。
老张向邻居打听，邻居告诉老张，曹印川两年前已经去世，儿子和孙子现在都在上海打工，房子空在这，没人住。
老张这才想起一年前曹老的儿子曾经给他打过一通电话，说是父亲有些东西要给老张看。但老张终年跑徽州，若非紧要的事情，是很难特意赶去特定村里的。
电话里，曹老的儿子没说曹老去世的事，大概也是曹老临终前的嘱咐。
徽州的这些老人，很怕给人添麻烦，我外公去世时也是如此，不让告知帮过自己的人，害怕说了别人要专程赶来，给人添麻烦。
这次之后，老张除了联系各村老人，还尽可能与老人邻居取得联系，避免不能送这最后一程。
曹老想让老张看的，是一套由他写的，关于他的一生的回忆录。
也许不能出版，但总有人看过，知道。
图3、4、5便是曹家祖宅，但因产权问题，多年未能成功保护。
图6是雄村竹山书院，曹振镛的父亲曹文埴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的传胪，科举二甲第一名，官至户部尚书，对于京剧形成有极大影响的“庆升班”便是由他带到京城的私家戏班。曹振镛的曾祖父曹堇饴为盐商，他临终前的遗愿只有一个：“当在雄溪之畔建文昌阁、修书院。”曹堇饴死后，两个儿子遵从父命，拿出大笔银两在雄村修建了族立书院：竹山书院。
竹山书院有一条规定：每一位中举的后人都要在书院种一棵桂花树，这些桂花树至今仍直立在书院中。
以下在曹老的回忆录里提及的，后经考证均属实：
曹老父辈于1929年出资在家乡建造了从篁墩到歙县西门外的一段长20公里的公路。
1932年，安徽、浙江两省发起建造徽杭公路。在此之前，虽有水路相通，但”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水路下浙江容易（顺风顺水也得四天），由浙江入徽则显艰难（民国年间还有大量盗匪劫财杀人，我在微博更新过不赘述），加之徽州秋冬季为旱期，两地相通只能跋山涉水走半个多月。徽商若想不被时代抛弃，必须修徽杭公路。
但民国年间，安徽省财政困难，徽州又多是山路（图8为徽州古道），修建费用极高。
歙县县长石国柱便赶到上海，求助先前独资为家乡修过路的曹氏兄弟，最终，双方就修路达成协议：
曹氏兄弟对于他们独资完成的徽杭公路路段，享有15年的专营权；
曹氏兄弟需要负责徽杭公路（杭州段已通）建造中的筹款、设计和施工等一切事宜；
除了施工工程费用外，公路路基购买费30万银元，由曹氏兄弟开设在杭州的文新恒绸缎丝织厂拿出15万，并以该厂固定资产担保向浙江兴业银行借款10万，再加上上海怡大纸号（曹家开设）的5万凑齐。
1933年顺利通车，1934年，曹家专门成立徽杭公路鸿飞汽车运输公司专营货运（客运承包给了程君瑞）。对于使用徽杭公路的其他车辆，一律实行收费通行的制度，大卡车每车5元，小包车每车2元，因此，曹氏兄弟下属鸿飞公司有了65辆汽车。
1937年7月，刚建成运营4年的徽杭公路因屡遭日寇轰炸而毁坏，鸿飞公司的65辆汽车交由国民党抗日，抗战结束后，曹家托关系才找回8辆汽车。
#流动的故乡#
我知道有一棵苹果树，我告诉你可以去摘苹果，你却不想。我独自去摘苹果，摘的时候甚至还想要不给你也带一个苹果。可是当你看到我和我的苹果，却说怎么不早带你去摘苹果。可是我本可以不告诉你有苹果树，也可以不必给你带苹果。是不是我本就不该告诉你有苹果树，你如果知道有苹果树又会不会告诉我。我一直想选择善意，不想选择利益。可悲喜不能相通，是不是真心也不能。
圣严法师：佛教对命相风水的看法
命相、星相以及风水地理，起源很早，以星相家的传说，可以推到太古以前，天地始成之时，也就是当宇宙存在的同时，就已形成了它们的原理。
以佛教的观点看来，对于命相、风水之术，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因为他们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是绝对的真理，可信但不足以迷信，可不信，不信亦无大患;所以，释迦世尊禁止弟子们从事星相、风水、卜筮等的行为，但也没有反对他们的存在。
星相，就是天体的运行和我们所处地球位置的关系，彼此间有其一定的轨道，而产生了气候季节的变化、地理位置的配置和人物居住的环境。若配合了出生的时日年分，予以相加、相乘和相除，便成了生辰八字的命理原则。比如马年生于冬天的北方，命不会好，因为马在冬天的北方，没有草吃;如果兔年生于春天的南方，在近山靠水之处，则命运一定会好。可是从佛家的立场说，人的祸福吉凶，是由于过去世的善恶业因而感得今生的果报，这是先天的;如果加上后天的努力或懈怠，就会改变或影响这生的命运，这是后天的因素加上先天的条件，而构成所谓命运的好坏。
因为过去世所造不同的业因，所以感受到今生不同的环境。所谓环境，包括父母的遗传，文化和文明的背景，养育和教育，乃至兄弟等亲戚、师长、朋友、同事、同学，都会影响一生的命运。如果前生的业因虽坏，感得今生的环境也坏，那也未必是决定的坏;只要注意内心的修养，身体的健康，知识的增长和智慧的开发，就会改变原有的命运。所以，仅仅根据生辰八字的命理，来判断人一生的运道，对中下等人不无道理，对中上等人，特别是上上等人，是无法掌握的。
命理和相理应该分开来说：命理是到出生为止的所谓生辰八字，属于先天的。相理是从出生之后，一方面接收了父母遗传的身相，包括面相、骨相、声相、手相;另一方面由于后天的锻练或糟蹋，健康或残障以及心理的是否正常平衡，而会使得出生时的身相随着生命的过程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这才是相理的总和。所以，命理不能转，相理随时变、随心变，因此相无定相，命无定命，当然是可信可不信。
至于风水、地理是依据天体的方位和地理的形貌而决定它对于人的影响力的好坏利弊，这是属于自然，也是属于常识的。顺乎自然即可以得天时之正、获山川之利;背乎自然，则相反。这从哲学上讲，是属于形而下的应用哲学或自然科学。近代的人又以磁场、磁力的科学依据来说明风水、地理的原理;磁力集中点，磁场的顺方位，对于人体有益，也对于人的心情有助;否则，也是相反。
所谓风水，风是空气，是来自空中的活力;水是万物生长之必需，是来自地下的活力。有了这两种活力的配合，再加上能够吸收充分阳光的地理位置，那不等于近人所说的生命三要素：阳光、空气、水吗?
可是我所熟识的名地理学家李易浓先生说：要有①积功累德②生辰八字③地理风水，三个条件都配合得好，才能够富贵寿考。所谓生辰八字，就是先天的命理;所谓积功累德，就是后天的努力修养;地理、风水只占其中三分之一。如果命坏而又心恶、行为不正，不会找到好的风水;纵然已得好的风水，也会遭受水灾、地震等的自然灾变而被破坏。而且他又说：“三分风水七分做。”也就是风水必须加上人为的努力，去改善环境。因此，从佛教的立场说，风水、地理虽然有其道理，但也未必是决定的道理。
古来祖师都能在高地峻岭，深山大泽，辟草莽，建丛林，安众养道，成为后来的名山。既是名山，必占好的风水、地理，历千年而不坠，经万世而不败，这是多么好的风水、地理;但是他们都没有风水、地理的专业知识，而且往往还能够改变地理，不假以人工而有自然变化的现象。像公元一九三六年虚云老和尚复兴曹溪门庭南华寺的时候，就发生了大雨筑堤，河流改道的事实。
另外，我们佛教文化馆新馆的地理位置，只因我本人从四周环境和方位所得到的自然反应，觉得非常舒畅，所以没有请地理师之前，就已做了择地的决定，结果，由专家们勘定之时，都说：“好!好!”我可说是一个毫无地理、风水知识的人，只是知其原理，认为此理与彼理，应该理理相通才是。因此，我既信又不信;为了我自己，我不必去信;为了随俗，以慰大众，请专家勘定作为参考，也无伤大雅。所谓参考，仅止于参考，不可盲从盲信，否则反而会遭致心理上的困扰及生活上的不便。
反观，职业的星相士或被誉为卓越的星相家，很少能为他们自己找到好的风水、地理，也很少有星相学家用他们自己的学理和经验来改变他们自己的命运。因此，佛教徒应该以学佛为根本，以佛法来化导众生为根本，若以命理、星相、风水为专业，则是本末倒置。上智者不妨涉略，中下之人若研究此等杂书、外术，浪费时间，妨碍正修，宜予设限。(摘自《学佛群疑》)
命相、星相以及风水地理，起源很早，以星相家的传说，可以推到太古以前，天地始成之时，也就是当宇宙存在的同时，就已形成了它们的原理。
以佛教的观点看来，对于命相、风水之术，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因为他们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是绝对的真理，可信但不足以迷信，可不信，不信亦无大患;所以，释迦世尊禁止弟子们从事星相、风水、卜筮等的行为，但也没有反对他们的存在。
星相，就是天体的运行和我们所处地球位置的关系，彼此间有其一定的轨道，而产生了气候季节的变化、地理位置的配置和人物居住的环境。若配合了出生的时日年分，予以相加、相乘和相除，便成了生辰八字的命理原则。比如马年生于冬天的北方，命不会好，因为马在冬天的北方，没有草吃;如果兔年生于春天的南方，在近山靠水之处，则命运一定会好。可是从佛家的立场说，人的祸福吉凶，是由于过去世的善恶业因而感得今生的果报，这是先天的;如果加上后天的努力或懈怠，就会改变或影响这生的命运，这是后天的因素加上先天的条件，而构成所谓命运的好坏。
因为过去世所造不同的业因，所以感受到今生不同的环境。所谓环境，包括父母的遗传，文化和文明的背景，养育和教育，乃至兄弟等亲戚、师长、朋友、同事、同学，都会影响一生的命运。如果前生的业因虽坏，感得今生的环境也坏，那也未必是决定的坏;只要注意内心的修养，身体的健康，知识的增长和智慧的开发，就会改变原有的命运。所以，仅仅根据生辰八字的命理，来判断人一生的运道，对中下等人不无道理，对中上等人，特别是上上等人，是无法掌握的。
命理和相理应该分开来说：命理是到出生为止的所谓生辰八字，属于先天的。相理是从出生之后，一方面接收了父母遗传的身相，包括面相、骨相、声相、手相;另一方面由于后天的锻练或糟蹋，健康或残障以及心理的是否正常平衡，而会使得出生时的身相随着生命的过程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这才是相理的总和。所以，命理不能转，相理随时变、随心变，因此相无定相，命无定命，当然是可信可不信。
至于风水、地理是依据天体的方位和地理的形貌而决定它对于人的影响力的好坏利弊，这是属于自然，也是属于常识的。顺乎自然即可以得天时之正、获山川之利;背乎自然，则相反。这从哲学上讲，是属于形而下的应用哲学或自然科学。近代的人又以磁场、磁力的科学依据来说明风水、地理的原理;磁力集中点，磁场的顺方位，对于人体有益，也对于人的心情有助;否则，也是相反。
所谓风水，风是空气，是来自空中的活力;水是万物生长之必需，是来自地下的活力。有了这两种活力的配合，再加上能够吸收充分阳光的地理位置，那不等于近人所说的生命三要素：阳光、空气、水吗?
可是我所熟识的名地理学家李易浓先生说：要有①积功累德②生辰八字③地理风水，三个条件都配合得好，才能够富贵寿考。所谓生辰八字，就是先天的命理;所谓积功累德，就是后天的努力修养;地理、风水只占其中三分之一。如果命坏而又心恶、行为不正，不会找到好的风水;纵然已得好的风水，也会遭受水灾、地震等的自然灾变而被破坏。而且他又说：“三分风水七分做。”也就是风水必须加上人为的努力，去改善环境。因此，从佛教的立场说，风水、地理虽然有其道理，但也未必是决定的道理。
古来祖师都能在高地峻岭，深山大泽，辟草莽，建丛林，安众养道，成为后来的名山。既是名山，必占好的风水、地理，历千年而不坠，经万世而不败，这是多么好的风水、地理;但是他们都没有风水、地理的专业知识，而且往往还能够改变地理，不假以人工而有自然变化的现象。像公元一九三六年虚云老和尚复兴曹溪门庭南华寺的时候，就发生了大雨筑堤，河流改道的事实。
另外，我们佛教文化馆新馆的地理位置，只因我本人从四周环境和方位所得到的自然反应，觉得非常舒畅，所以没有请地理师之前，就已做了择地的决定，结果，由专家们勘定之时，都说：“好!好!”我可说是一个毫无地理、风水知识的人，只是知其原理，认为此理与彼理，应该理理相通才是。因此，我既信又不信;为了我自己，我不必去信;为了随俗，以慰大众，请专家勘定作为参考，也无伤大雅。所谓参考，仅止于参考，不可盲从盲信，否则反而会遭致心理上的困扰及生活上的不便。
反观，职业的星相士或被誉为卓越的星相家，很少能为他们自己找到好的风水、地理，也很少有星相学家用他们自己的学理和经验来改变他们自己的命运。因此，佛教徒应该以学佛为根本，以佛法来化导众生为根本，若以命理、星相、风水为专业，则是本末倒置。上智者不妨涉略，中下之人若研究此等杂书、外术，浪费时间，妨碍正修，宜予设限。(摘自《学佛群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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