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之分享[超话]##冰之读书摘记#
……在一般情况下，记载在前的史料、形成较早的史籍，篡改较少，往往比较信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也有记载在前的史料反而不如记载在后的翔实可信，这是因为史料和史籍的形成往往要受到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今天利用前人留下的史料确实需要下一番去伪存真的考证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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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所创新，一直就是困扰和挑战古典学学者的问题。陈寅恪先生曾提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先生指出向上一路，陈义甚高。“新材料与新问题”确是极为重要的，两者结合自然是治学最上乘的境界。比如近代以来的敦煌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都是有赖于新材料而兴起的。像敦煌石窟与甲骨文等这类“新材料”的发现而引发的“新问题”，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如果古典学者一定要等“新材料与新问题”才进行研究，那就不免要守株待兔了。不过，我们也不必因此而悲观踌躇。回顾一下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思想史，多数重要成果的取得并不是因为“新材料与新问题”的出现，而是由于新思想与新理念的引入。陈寅恪先生本人的成就也并不都是甚至主要不是来自“新材料与新问题”，他的高妙之处，是在常人熟见处发现新问题，即是在传统的学术领域中用新的眼光和见识发现和解决问题。这是更具魅力和挑战性的。

就古代文学而言，新的观念和见识固然可以借鉴外来的文学理论研究成果，但更应该从中国丰富的文学实践中提炼出来，将思想和研究的立足点回归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原始语境，回归到中国传统典籍内部所呈现的自然脉络，在中国本身的历史丰富性之中去不断发现和创造。…

宪法学者欧文•费斯（Owen Fiss）曾形象地概括“街角发言者”（the street corner speaker）范式：在都市热闹的街角，一个人站在肥皂箱上向听众发表他的批判性观点。
发言者为什么一定要站在闹市街头而不是其它地点？——因为闹市街头是一个低配版的“公共对话”，它满足了对言论“公共性”最起码的要求。在不少人看来，保护表达自由就是保护公共对话。
#读书摘记#
国庆读这本[微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