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军“两线作战”理论是印度“灾星”
印军高层以乔杜里上将为代表，高调喧嚣“两线作战”理论，集中反映出印度的“南亚霸主”图谋及“历史怨妇”心态，缺乏对世界政治军事格局的冷静研判，必将成为印度“灾星”。
1.“外援”靠不住。美国主导的“亚版北约”改变不了亚洲力量格局，佬美的目的不在于“强印制华”，印度人对此心知肚明，都在打着“借风装疯”的鬼主意，彼此心存戒备，注定尿不到一个壸里。
2.“强敌”吓不倒。邻居“龙王爷”自然被印度视为“最大威胁”和“最强对手”，尤其是印军62战败是心中最大的“痛点”，挖空心思都想“再战一回”“扳回一局”，但无奈是“小姐的心思丫鬟的命”。不论是国力对比，还是军力较量，六十年前的优势早已荡然无存。六十年前有优势都是惨败收场，今天全面劣势还想跟“龙王爷”玩心跳“翻盘”？纯属春秋大梦！
3.“飞刀”耍不开。拉达克icon紧邻阿克赛钦icon，自大唐王朝即为中土，清代失控沦为印帮“飞地”，有喀喇昆仑山天然相隔，毫无战略纵深依托，斗拉机场、楚舒勒机场等战术要点及列城icon等战役要地均在解放军战役火力覆盖范为之内，战端一起立马消失，战术价值仅存于和平状态的地图上。印军想把这块“飞地”变“飞刀”，玩“偷袭”战术，毫无疑问是想多了。
4.“龙”“象”是搬不走的近邻，搁置争议，和睦相处，携手发展才是正道。“两线作战”绝不是印度平原繁荣强盛的“救星”，只能是印北屏障山崩地裂的“灾星”。
印军高层以乔杜里上将为代表，高调喧嚣“两线作战”理论，集中反映出印度的“南亚霸主”图谋及“历史怨妇”心态，缺乏对世界政治军事格局的冷静研判，必将成为印度“灾星”。
1.“外援”靠不住。美国主导的“亚版北约”改变不了亚洲力量格局，佬美的目的不在于“强印制华”，印度人对此心知肚明，都在打着“借风装疯”的鬼主意，彼此心存戒备，注定尿不到一个壸里。
2.“强敌”吓不倒。邻居“龙王爷”自然被印度视为“最大威胁”和“最强对手”，尤其是印军62战败是心中最大的“痛点”，挖空心思都想“再战一回”“扳回一局”，但无奈是“小姐的心思丫鬟的命”。不论是国力对比，还是军力较量，六十年前的优势早已荡然无存。六十年前有优势都是惨败收场，今天全面劣势还想跟“龙王爷”玩心跳“翻盘”？纯属春秋大梦！
3.“飞刀”耍不开。拉达克icon紧邻阿克赛钦icon，自大唐王朝即为中土，清代失控沦为印帮“飞地”，有喀喇昆仑山天然相隔，毫无战略纵深依托，斗拉机场、楚舒勒机场等战术要点及列城icon等战役要地均在解放军战役火力覆盖范为之内，战端一起立马消失，战术价值仅存于和平状态的地图上。印军想把这块“飞地”变“飞刀”，玩“偷袭”战术，毫无疑问是想多了。
4.“龙”“象”是搬不走的近邻，搁置争议，和睦相处，携手发展才是正道。“两线作战”绝不是印度平原繁荣强盛的“救星”，只能是印北屏障山崩地裂的“灾星”。
#每日一道# 〖《度人经》与宋元道教〗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慧明法师【一日禅】
大家若了心即是佛，则不待言说
有为无为之不二
诸同学！心即是佛，不贵口说；有无不二，更不可说。姑且方便说之。究竟何心是佛，有为心耶？无为心耶？何名有为心？即生灭心。何名无为心？即真如心。若云有为心是佛，则有为心是生灭妄心，乃凡夫心，何名为佛？若云无为心是佛，则无为心是真如妙心，如同虚空，本来无相，了不可得，无相无得，何者是佛？当知有为无为等心，本来不二。不二之心，便是自心，是名为佛。所以者何？一切万法，皆真如一心所现。吾人妄心，本是真心。故常住真心，是生灭妄心之体；生灭妄心，是常住真心之用，故名不二。法身是体，报身是用。法身报身，原是一身。真心妄心，同归一心。不过吾人真心法身是无为，妄心报身是有为。无为是体，有为是用。用不离体，体不离用。故名不二。
佛法真如门，不生不灭是无为；生灭门，有生有灭是有为。然说有说无，说生说灭，说不生不灭，都是方便对治之说。当知有生有灭，即落于有；不生不灭，又落于无。真如本心，生而不生，灭而不灭，即是真如不变，不变真如，不可说有，不可说无。薛简问六祖曰：“不生不灭，何异外道？”祖日：“将灭止生，以生显灭，为外道说。我说不生不灭，本自无生，今亦不灭，不同外道。”此理微奥，殊不易知，姑取明镜为喻。
镜体本明，以喻真如。明能显色，以喻生灭。镜照物时，明体不动，照红现红，照绿现绿。当照红时，虽现红色，镜不染红。当照绿时，虽现绿色，镜不染绿。现红现绿，即是生灭。虽然生灭，镜体未动。未动之体，即是真如。色离镜时，镜不留色，即是前念不生。后色临镜，镜复显色，即是后念不灭。如前念不生，当体空寂，我执一破，则无住真心现前，即是无非无我。如后念不灭，斯真空不空，从体起用，则由无住而生其心，即是无我利他。镜之能照能现，即是生灭不灭之利他；镜之不染不留，即是不生不灭之无非。真如与镜，一理不二。物来则应，事去不留。光明自在，应用如如。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但镜蒙尘垢，光明不现，物在当前，不能显照。若经磨擦，尘垢净时，光明顿复。亦如众生，业障真如本心，遂至真妄颠倒。若发心真修，则业障消除，真心复显。真如与镜，理本不二；磨擦修持，事亦相同。是故究竟智，称为大圆镜智。
又以天地为喻：天体本空，即是无为，与真如法身同。地生万物，即是有为，与妄心报身同。然地无天之日月照耀，雨露滋润，种种妙用，何能生长万物？天无地之高原旷野，山川丘陵，种种综错，又何能显化育之功？于此可知天地互相为用。吾人无为法身、有为报身，亦复如是，故为不二。
凡成佛者，即此妄心，转为无量真心，即是法身，非将报身变成法身。然由报身始可修成，故又非舍报身，而后能成法身。盖法身无为，报身有为，离开有为，不显无为；一切有为，皆本无为。吾人假我，不离真我；众生妄心，不离真心。真我假我，本来一我；妄心真心，即是一心。故名不二。
小乘佛法，偏于空寂，因其著于无为，而失于有为。著一失一，即名为二。大乘佛法，自利利他，故名不二。心地法门，以“心地无非，利他无我”两句为体用。云何体用？心地无非是体，利他无我是用。若不立心地无非之体，决不能起利他无我之用。若只知心地无非之体，而不起利他无我之用，则有体无用，落于无为。偏执起用利他，不立心地无非之体，则有用无体，而又著于有为。皆非不二。必须体立用宏，不落有无，方名不二。复次，又如明暗。无明何以见暗？无暗又何以显明？惟明与暗，互相为用，利他无我，亦复如是。
佛说诸法空相，又说真空不空。既说诸有是有，又说诸有非有。说有是幻，说幻亦真；说空是真，说空亦幻。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又说修一切善法，即得正等正觉。方说有为，又说无为；方说出世，又说入世。既已说法四十九年，又云未曾道出只字；既说无量法门，又云不可说，无实无虚，即非即是。佛法道理难知，即在于此。然佛法真理，真实不虚，岂不可说？！如修行人，依法起修，以假修真，修到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即假成真，以证无为，是名曰体。以真应幻，现示有为，是名曰用。依体起用，即相离相。即相是用，离相是佛。本此佛心，随缘度生，不著有为，不落无为。有为无为，本来不二，一切一切，皆是如此。只因众生执著太深，说有著有，说无著无，说一著一，说二著二。所以佛又说有无不二，真妄兼说，随说随扫，以显不二。其实皆是权巧方便，引人入胜。说到归元，不二法门亦不可说。所以者何？圆妙一心，尚不可得，岂可说乎？昔文殊菩萨，以不二法门问维摩诘，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不二之法，如是如是。
诸同学！禅宗本无言说，密法更不可说。慧明自愧悟理不深，前以大家再四请求，未便佛意。开讲之初，即阻记录；大家固请，只好随缘。而远地同学，未来听讲，近复纷函，索求印阅。本非王膳，大家乃存分食之心，止之不可，更滋惭作。前后所说一十五次，不过贡献大家，作临时修持参考之用，理非精深，言亦粗俗。大家必欲刊行，望切勿多印，以免流行于世，益我罪过。一切法门，言贵了义。大家若能忘言取义，则说等不说，印等未印，此篇言说，即同废纸。大家若是执文遗义，亦说等不说，印等未印，此篇言说，亦同废纸。大家若了心即是佛，则不待言说，此篇言说，更成废纸。望诸同学，三致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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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若了心即是佛，则不待言说
有为无为之不二
诸同学！心即是佛，不贵口说；有无不二，更不可说。姑且方便说之。究竟何心是佛，有为心耶？无为心耶？何名有为心？即生灭心。何名无为心？即真如心。若云有为心是佛，则有为心是生灭妄心，乃凡夫心，何名为佛？若云无为心是佛，则无为心是真如妙心，如同虚空，本来无相，了不可得，无相无得，何者是佛？当知有为无为等心，本来不二。不二之心，便是自心，是名为佛。所以者何？一切万法，皆真如一心所现。吾人妄心，本是真心。故常住真心，是生灭妄心之体；生灭妄心，是常住真心之用，故名不二。法身是体，报身是用。法身报身，原是一身。真心妄心，同归一心。不过吾人真心法身是无为，妄心报身是有为。无为是体，有为是用。用不离体，体不离用。故名不二。
佛法真如门，不生不灭是无为；生灭门，有生有灭是有为。然说有说无，说生说灭，说不生不灭，都是方便对治之说。当知有生有灭，即落于有；不生不灭，又落于无。真如本心，生而不生，灭而不灭，即是真如不变，不变真如，不可说有，不可说无。薛简问六祖曰：“不生不灭，何异外道？”祖日：“将灭止生，以生显灭，为外道说。我说不生不灭，本自无生，今亦不灭，不同外道。”此理微奥，殊不易知，姑取明镜为喻。
镜体本明，以喻真如。明能显色，以喻生灭。镜照物时，明体不动，照红现红，照绿现绿。当照红时，虽现红色，镜不染红。当照绿时，虽现绿色，镜不染绿。现红现绿，即是生灭。虽然生灭，镜体未动。未动之体，即是真如。色离镜时，镜不留色，即是前念不生。后色临镜，镜复显色，即是后念不灭。如前念不生，当体空寂，我执一破，则无住真心现前，即是无非无我。如后念不灭，斯真空不空，从体起用，则由无住而生其心，即是无我利他。镜之能照能现，即是生灭不灭之利他；镜之不染不留，即是不生不灭之无非。真如与镜，一理不二。物来则应，事去不留。光明自在，应用如如。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但镜蒙尘垢，光明不现，物在当前，不能显照。若经磨擦，尘垢净时，光明顿复。亦如众生，业障真如本心，遂至真妄颠倒。若发心真修，则业障消除，真心复显。真如与镜，理本不二；磨擦修持，事亦相同。是故究竟智，称为大圆镜智。
又以天地为喻：天体本空，即是无为，与真如法身同。地生万物，即是有为，与妄心报身同。然地无天之日月照耀，雨露滋润，种种妙用，何能生长万物？天无地之高原旷野，山川丘陵，种种综错，又何能显化育之功？于此可知天地互相为用。吾人无为法身、有为报身，亦复如是，故为不二。
凡成佛者，即此妄心，转为无量真心，即是法身，非将报身变成法身。然由报身始可修成，故又非舍报身，而后能成法身。盖法身无为，报身有为，离开有为，不显无为；一切有为，皆本无为。吾人假我，不离真我；众生妄心，不离真心。真我假我，本来一我；妄心真心，即是一心。故名不二。
小乘佛法，偏于空寂，因其著于无为，而失于有为。著一失一，即名为二。大乘佛法，自利利他，故名不二。心地法门，以“心地无非，利他无我”两句为体用。云何体用？心地无非是体，利他无我是用。若不立心地无非之体，决不能起利他无我之用。若只知心地无非之体，而不起利他无我之用，则有体无用，落于无为。偏执起用利他，不立心地无非之体，则有用无体，而又著于有为。皆非不二。必须体立用宏，不落有无，方名不二。复次，又如明暗。无明何以见暗？无暗又何以显明？惟明与暗，互相为用，利他无我，亦复如是。
佛说诸法空相，又说真空不空。既说诸有是有，又说诸有非有。说有是幻，说幻亦真；说空是真，说空亦幻。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又说修一切善法，即得正等正觉。方说有为，又说无为；方说出世，又说入世。既已说法四十九年，又云未曾道出只字；既说无量法门，又云不可说，无实无虚，即非即是。佛法道理难知，即在于此。然佛法真理，真实不虚，岂不可说？！如修行人，依法起修，以假修真，修到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即假成真，以证无为，是名曰体。以真应幻，现示有为，是名曰用。依体起用，即相离相。即相是用，离相是佛。本此佛心，随缘度生，不著有为，不落无为。有为无为，本来不二，一切一切，皆是如此。只因众生执著太深，说有著有，说无著无，说一著一，说二著二。所以佛又说有无不二，真妄兼说，随说随扫，以显不二。其实皆是权巧方便，引人入胜。说到归元，不二法门亦不可说。所以者何？圆妙一心，尚不可得，岂可说乎？昔文殊菩萨，以不二法门问维摩诘，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不二之法，如是如是。
诸同学！禅宗本无言说，密法更不可说。慧明自愧悟理不深，前以大家再四请求，未便佛意。开讲之初，即阻记录；大家固请，只好随缘。而远地同学，未来听讲，近复纷函，索求印阅。本非王膳，大家乃存分食之心，止之不可，更滋惭作。前后所说一十五次，不过贡献大家，作临时修持参考之用，理非精深，言亦粗俗。大家必欲刊行，望切勿多印，以免流行于世，益我罪过。一切法门，言贵了义。大家若能忘言取义，则说等不说，印等未印，此篇言说，即同废纸。大家若是执文遗义，亦说等不说，印等未印，此篇言说，亦同废纸。大家若了心即是佛，则不待言说，此篇言说，更成废纸。望诸同学，三致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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