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案例解析】
临河或者湖，虽景美，但未必是一件好事，尤其是靠得非常近的话。三年前，一位溧阳的客户邀请我帮他勘测风水。
客户别墅后有靠山，前面临河，但场地后山到前湖的面积不大，纯属开挖山体形成了一块宅基地。到现场后，我发现阴气特别重（后山有脉被水界住而全聚在阳宅）。我说此地不好，极阴之地，建阴宅还行，建阳宅而不开阳，不是上佳之地，久居不利健康，有损人丁。
客户听我这样说，脸色不是太好。说他自己喜欢道教，有很多道教的朋友，他们看了都说好，你却说得如此不好？真是这样吗？我说我坚持自己的判断，至于别人如何判断那是他们的事。
三年过后的上个月，他打电话给我，说自己的女儿在外面被前男友打成重伤，自己和爱人身体也明显出问题，问我怎么办?
怎么办？房子都已经建好了，把我当神仙啊[呲牙]
临河或者湖，虽景美，但未必是一件好事，尤其是靠得非常近的话。三年前，一位溧阳的客户邀请我帮他勘测风水。
客户别墅后有靠山，前面临河，但场地后山到前湖的面积不大，纯属开挖山体形成了一块宅基地。到现场后，我发现阴气特别重（后山有脉被水界住而全聚在阳宅）。我说此地不好，极阴之地，建阴宅还行，建阳宅而不开阳，不是上佳之地，久居不利健康，有损人丁。
客户听我这样说，脸色不是太好。说他自己喜欢道教，有很多道教的朋友，他们看了都说好，你却说得如此不好？真是这样吗？我说我坚持自己的判断，至于别人如何判断那是他们的事。
三年过后的上个月，他打电话给我，说自己的女儿在外面被前男友打成重伤，自己和爱人身体也明显出问题，问我怎么办?
怎么办？房子都已经建好了，把我当神仙啊[呲牙]
火红的风炉，飞溅的铁花
烧红铁块，抡起锤子，千锤百炼……
通红的铁器放进清水中淬火，
“嗤”的一声，冒起一丝青烟……
这是在界埠镇老街的一间打铁铺里，
67岁的杨桂根铁匠仍在坚守着打铁这门老手艺，
“叮当叮当……”的铁锤敲打声，
成为了界埠老街上一种动听的韵律。
三代传承
锤炼出吃苦耐劳的打铁精神
“ 我爷爷，我爸，再轮到我，都打铁，三代人，传承了100多年。”杨桂根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打铁的手艺是传了三代的，爷爷辈就是挑着火炉走街串户打铁补锅的老铁匠。他15岁就被家里安排当上了打铁匠，听话地继承祖业，“ 我打了52年铁了”。
年近古稀的杨师傅虽然一头银发，但看上去精神矍铄，容光焕发，熊熊炉火之光照亮那张通红的脸庞，更显得他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
他身上那一块块结实的肌肉完全可以与年轻人媲美，穿着露肩背心的健硕与硬朗，俨然浑身是劲，让人不禁想起那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话语。
“学会打铁就等于有一门吃饭的本事。”杨桂根告诉记者，自己打造的铁器范围很广，也见证了社会发展的变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多是菜刀、镰刀、锄头等农具，后来演变至建筑用具、工厂里的机器零部件等。
凭借祖传的娴熟技艺，工艺不断改良，杨家打铁生意多年来都比较红火，也锤炼出了杨桂根吃苦耐劳、专心专注的打铁精神。
杨桂根所打造的无论是刀具还是其他农具等，都深受当地人赞誉。“熟悉的人都知道，我们十里的，还有好多神政桥山里的都过赣江来找他打铁，你说好不好。”采访中，熟客金川镇十里村的村民傅月兰这样评价杨桂根的打铁手艺。她今天特意邀着朋友一起带来几把锄头，要杨师傅帮忙修理一下。
千锤百炼
体力与技术的结合
打铁是门知之非难、行之不易的手艺，里面蕴藏着大学问。
杨桂根说，打铁的流程工序多，总结起来包括选材、生火、加热、锻造、再加热、再锻造……直至成型、淬火。要锻造出一件好铁器，完备的设施和工具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是火炉，要锻打的铁器先在火炉中烧红以便锻打。
二是铁砧，烧红的铁器被移到大铁砧上锻打，大铁砧即锻打的工作平台。
三是风箱，与炉膛相通，风进火炉，炉膛火苗直窜，便加速铁器的烧制。
四是小锤，锻打时，铁匠一般会用右手握小锤，以特定的击打方式锻打。
“这些年，最大的改变是有了空气锤和电动磨光机，有了电动工具，打铁也轻松一些，不用再使蛮力抡大锤了。”杨桂根说。
只见杨桂根挑选出一块铁块，丢到生着火的炉火中，打开鼓风机，用火钳夹好柴火，一会儿就烧得通红，随后将铁块放到空气锤上，一边踩着脚踏控制着空气锤锤打的节奏，一边配合着翻转铁块锻打，然后又回炉烧红……如此重复多次，柴刀的雏形就出来了。
其中，每次锤打必需在一两分钟内完成，否则铁块一凉，软性尽失，无法成型，这就是所谓的“打铁要趁热”。
在雏形基础上，继续通过不断回炉，在铁墩上用小锤进一步锻打，反复多轮精细化，最终成型，其间还需锻打刀柄，并通过烧焊来焊接。“打造成型后，经过淬火和磨出刀刃，之后就算完全打好了。”杨桂根说。
工序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非常需要经验和技术，可以说，是体力与技术的结合。
“铁烧得太红会熔断，太黑了打不动，又比如在锻打成型的过程中，看起来只是简单的敲打和翻转，如果不懂方法，稍微弄错，就成不了型，需要重新把铁烧红锻打。而淬火的过程，看起来只是把成型后的刀具烧红，放到水中淬炼，但是如果火候掌握不好，打出来的铁器就会不耐用或者很钝而不好用。”
杨桂根说，打铁不仅是力气活儿，也是技术活，打铁时铁器烧的程度、敲打的力度、节奏以及淬火的时间都有技巧，否则就达不到理想中的效果。
一把柴刀从无到有， 历经千锤百炼，遭受高温冷凝，这是铁器的重生，也凝聚着铁匠的心血。
传承难续
心血气量尽付一器中
俗话说：“世上活路三行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自春秋时期有了冶炼生铁技术以来，打铁匠做铁器一直是门养家糊口的手艺，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传统至今。
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机器化、自动化的飞速发展，现代工业产品慢慢替代了传统打铁手工技艺，打铁的市场变“小”了。
“现在可能全县都不超过十家铁匠铺了，界埠街只剩下我这间打铁铺了。”杨桂根感慨，以前新干有大大小小几十家铁匠铺，随着社会的发展，铁匠铺的生意越来越冷清，很多铁匠铺关门转行。
还有就是，许多人都觉得打铁很累，是个寂寞枯燥的行当，每天重复的事情几乎一样，利润也低。“像刚才修的那把铁耙，10元一把还加钢，你觉得赚得多吗？”问完，杨桂根又像在自问自答，“现在打工有的每个月能挣到四五千元，确实比打铁强吧！带的几个徒弟做了三四年，都转行了。”
工作环境也让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一年四季，杨桂根都要呆在小小的打铁铺里，围着几百摄氏度高温的火炉谋生计。
寒冬时节尚能取暖，酷暑时分却是煎熬，在熊熊烈火旁挥动着大锤小锤，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干的。此外，铁锤此起彼伏地锻打，铁花四溅，经常烫伤肌肤，留下深深的印迹。
打铁这门手艺，要像它的成品那样经过千锤百炼，此外烧焊、机修等十八般武艺也要样样精通。
杨桂根一直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将自己的手艺一代代传承下去的徒弟，然而先后带过四个徒弟，都没干多久就转行了，被问及老手艺面临失传怎么办时，杨桂根满脸无奈。
行业的辉煌属于过往，随着年纪增长，杨桂根也开始限量接单，主要做一些定制的柴刀、锄头、耙犁、铲子等各式农具。“现在是能干多少算多少，能赚多少是多少，最重要的是有人喜欢我打的东西。”他说。
亲手打造出的铁器就像是铁匠的孩子。小小的铁铺间，每件出品的铁器里都是有关生活的磨练，汗水、辛酸，苦与甜，尽付一器之中，杨桂根的心血与气量，也都在里面了。
杨桂根说：“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苦，都不愿意学打铁这门活。现在我也老了，但只要还在，能坚持打一年就打一年，一直打到打不动为止。”其实，他更希望这份事业后继有人，铁匠铺燃烧百余年的炉火才永不熄灭。
界埠老街附近的邹家小学的几个学生，被校长杜敬群带来上了一堂特别的传统文化课。“今天让孩子来看打铁的传统手艺，其实是提醒他们关注很多正在消失的传统手艺就在我们身边。关注非遗，让孩子们看得见，摸得着，涨知识，零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杜敬群说。
看铁匠打铁时，孩子的眼睛里满是专注。也许在他们心里，这种三代传承的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打铁精神，“做一行，爱一行”的坚持热爱，会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
烧红铁块，抡起锤子，千锤百炼……
通红的铁器放进清水中淬火，
“嗤”的一声，冒起一丝青烟……
这是在界埠镇老街的一间打铁铺里，
67岁的杨桂根铁匠仍在坚守着打铁这门老手艺，
“叮当叮当……”的铁锤敲打声，
成为了界埠老街上一种动听的韵律。
三代传承
锤炼出吃苦耐劳的打铁精神
“ 我爷爷，我爸，再轮到我，都打铁，三代人，传承了100多年。”杨桂根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打铁的手艺是传了三代的，爷爷辈就是挑着火炉走街串户打铁补锅的老铁匠。他15岁就被家里安排当上了打铁匠，听话地继承祖业，“ 我打了52年铁了”。
年近古稀的杨师傅虽然一头银发，但看上去精神矍铄，容光焕发，熊熊炉火之光照亮那张通红的脸庞，更显得他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
他身上那一块块结实的肌肉完全可以与年轻人媲美，穿着露肩背心的健硕与硬朗，俨然浑身是劲，让人不禁想起那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话语。
“学会打铁就等于有一门吃饭的本事。”杨桂根告诉记者，自己打造的铁器范围很广，也见证了社会发展的变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多是菜刀、镰刀、锄头等农具，后来演变至建筑用具、工厂里的机器零部件等。
凭借祖传的娴熟技艺，工艺不断改良，杨家打铁生意多年来都比较红火，也锤炼出了杨桂根吃苦耐劳、专心专注的打铁精神。
杨桂根所打造的无论是刀具还是其他农具等，都深受当地人赞誉。“熟悉的人都知道，我们十里的，还有好多神政桥山里的都过赣江来找他打铁，你说好不好。”采访中，熟客金川镇十里村的村民傅月兰这样评价杨桂根的打铁手艺。她今天特意邀着朋友一起带来几把锄头，要杨师傅帮忙修理一下。
千锤百炼
体力与技术的结合
打铁是门知之非难、行之不易的手艺，里面蕴藏着大学问。
杨桂根说，打铁的流程工序多，总结起来包括选材、生火、加热、锻造、再加热、再锻造……直至成型、淬火。要锻造出一件好铁器，完备的设施和工具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是火炉，要锻打的铁器先在火炉中烧红以便锻打。
二是铁砧，烧红的铁器被移到大铁砧上锻打，大铁砧即锻打的工作平台。
三是风箱，与炉膛相通，风进火炉，炉膛火苗直窜，便加速铁器的烧制。
四是小锤，锻打时，铁匠一般会用右手握小锤，以特定的击打方式锻打。
“这些年，最大的改变是有了空气锤和电动磨光机，有了电动工具，打铁也轻松一些，不用再使蛮力抡大锤了。”杨桂根说。
只见杨桂根挑选出一块铁块，丢到生着火的炉火中，打开鼓风机，用火钳夹好柴火，一会儿就烧得通红，随后将铁块放到空气锤上，一边踩着脚踏控制着空气锤锤打的节奏，一边配合着翻转铁块锻打，然后又回炉烧红……如此重复多次，柴刀的雏形就出来了。
其中，每次锤打必需在一两分钟内完成，否则铁块一凉，软性尽失，无法成型，这就是所谓的“打铁要趁热”。
在雏形基础上，继续通过不断回炉，在铁墩上用小锤进一步锻打，反复多轮精细化，最终成型，其间还需锻打刀柄，并通过烧焊来焊接。“打造成型后，经过淬火和磨出刀刃，之后就算完全打好了。”杨桂根说。
工序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非常需要经验和技术，可以说，是体力与技术的结合。
“铁烧得太红会熔断，太黑了打不动，又比如在锻打成型的过程中，看起来只是简单的敲打和翻转，如果不懂方法，稍微弄错，就成不了型，需要重新把铁烧红锻打。而淬火的过程，看起来只是把成型后的刀具烧红，放到水中淬炼，但是如果火候掌握不好，打出来的铁器就会不耐用或者很钝而不好用。”
杨桂根说，打铁不仅是力气活儿，也是技术活，打铁时铁器烧的程度、敲打的力度、节奏以及淬火的时间都有技巧，否则就达不到理想中的效果。
一把柴刀从无到有， 历经千锤百炼，遭受高温冷凝，这是铁器的重生，也凝聚着铁匠的心血。
传承难续
心血气量尽付一器中
俗话说：“世上活路三行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自春秋时期有了冶炼生铁技术以来，打铁匠做铁器一直是门养家糊口的手艺，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传统至今。
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机器化、自动化的飞速发展，现代工业产品慢慢替代了传统打铁手工技艺，打铁的市场变“小”了。
“现在可能全县都不超过十家铁匠铺了，界埠街只剩下我这间打铁铺了。”杨桂根感慨，以前新干有大大小小几十家铁匠铺，随着社会的发展，铁匠铺的生意越来越冷清，很多铁匠铺关门转行。
还有就是，许多人都觉得打铁很累，是个寂寞枯燥的行当，每天重复的事情几乎一样，利润也低。“像刚才修的那把铁耙，10元一把还加钢，你觉得赚得多吗？”问完，杨桂根又像在自问自答，“现在打工有的每个月能挣到四五千元，确实比打铁强吧！带的几个徒弟做了三四年，都转行了。”
工作环境也让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一年四季，杨桂根都要呆在小小的打铁铺里，围着几百摄氏度高温的火炉谋生计。
寒冬时节尚能取暖，酷暑时分却是煎熬，在熊熊烈火旁挥动着大锤小锤，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干的。此外，铁锤此起彼伏地锻打，铁花四溅，经常烫伤肌肤，留下深深的印迹。
打铁这门手艺，要像它的成品那样经过千锤百炼，此外烧焊、机修等十八般武艺也要样样精通。
杨桂根一直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将自己的手艺一代代传承下去的徒弟，然而先后带过四个徒弟，都没干多久就转行了，被问及老手艺面临失传怎么办时，杨桂根满脸无奈。
行业的辉煌属于过往，随着年纪增长，杨桂根也开始限量接单，主要做一些定制的柴刀、锄头、耙犁、铲子等各式农具。“现在是能干多少算多少，能赚多少是多少，最重要的是有人喜欢我打的东西。”他说。
亲手打造出的铁器就像是铁匠的孩子。小小的铁铺间，每件出品的铁器里都是有关生活的磨练，汗水、辛酸，苦与甜，尽付一器之中，杨桂根的心血与气量，也都在里面了。
杨桂根说：“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苦，都不愿意学打铁这门活。现在我也老了，但只要还在，能坚持打一年就打一年，一直打到打不动为止。”其实，他更希望这份事业后继有人，铁匠铺燃烧百余年的炉火才永不熄灭。
界埠老街附近的邹家小学的几个学生，被校长杜敬群带来上了一堂特别的传统文化课。“今天让孩子来看打铁的传统手艺，其实是提醒他们关注很多正在消失的传统手艺就在我们身边。关注非遗，让孩子们看得见，摸得着，涨知识，零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杜敬群说。
看铁匠打铁时，孩子的眼睛里满是专注。也许在他们心里，这种三代传承的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打铁精神，“做一行，爱一行”的坚持热爱，会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
“合村并居”并不是新概念，作为一个政策范式至少已经流行了十几年，其中所涉的学理与政策问题也已经有过深入讨论。这个时候突然又被热炒，从我们学者角度看，多少有些“始料未及”。“合村并居”是一个通俗说法，本质上讲是城镇化过程中对乡村人口布局和空间布局的调整。这一政策就其本身而言是价值中立的，不能简单地说好与不好。但就目前的一些观点，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空间布局调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从世界范围看，各种规模的居民点都是因人的聚集而兴起，也因人的疏散而废弃；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个村庄，概莫能外。我们大可不必为之伤感。
目前，全国有50多万个行政村，300多万个农村居民点，任由多大的投入，要让这300多万个居民点都振兴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必要。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势必有一些空心村和小规模村庄要进行调整归并，这是大势所趋。中央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就对“搬迁撤并类”村庄作了专门规定。
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坚持认为应该让村庄“自然演化”，而不宜采取“行政推动”措施。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这种观点恐怕站不住脚。单纯依靠自然演化，一些村庄哪怕只有几个人居住，演化过程至少与这几个人的自然生命等长。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保证他们的公共服务甚至实现村庄的振兴，其投入将无比高昂。更重要的是，如果不采取适度的干预措施任由村庄自然演化，很大一部分村庄可能数百年也不会有多少进步和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讲，适度推进人口布局和空间布局的调整不但具有合理性，而且正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科学适度的“合村并居”具有正面意义
从各地实践看，科学适度的“合村并居”具有正面意义。山东的“合村并居”已经搞了十多年，总体效果是有目共睹的。
第一，乡村空间布局明显优化。山东村庄规模小、密度大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例如，2008年德州市有8300个村庄，村均547人，500人以下的村庄占57%，最小的村只有29人。如今，德州村庄数量减少到了3300个，撤并比例达到60%。通过村庄规模调整，公共服务资源实现集中投放，德州市民政、计生、就业、社会保障等行政审批服务职能全部延伸到农村社区，乡村振兴具备了坚实基础。
第二，群众居住条件大幅改善。近年来，各地农村房屋的空置率、损毁率都比较高。我们去年在山东部分地区搞过调查，发现不少村庄空置率超过40%。鲁西北部分县市地处盐碱涝洼地，房屋损毁比较严重，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对若干新型社区的问卷和访谈显示，群众对于住房条件的改善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
第三，村庄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合村并居”之后，新型社区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择优选任村干部，摆脱了农村宗派势力影响；一部分规模较大或者靠近城市的社区，由政府派出机构进行管理，将乡村治理体制转变为了城市治理体制。总体看，社区的组织建设、工作能力、干部素质都得到了提升，离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当然，网上一些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当地一些地方在工作推进中确实存在急躁冒进的做法。一是个别地区为尽快获得土地指标人为定进度、定时限，把“合村并居”搞成了“弄地”项目。二是部分项目补偿标准偏低，农户存在“负债上楼”的情况。三是部分地区存在先拆后建、边拆边建的情况，使得部分农户为节省费用租住集装箱、简易板房，基本生活水平得不到保障。可以说，这些做法十分恶劣，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急躁办坏事，适得其反，也欲速不达。面对这些问题，要求地方政府要坚决把群众工作做实做细，切实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利，并对错误的方式及时纠正。
“合村并居”所涉深层问题的讨论
针对“合村并居”这项政策，有一些深层问题需要作一简要讨论。
第一，新型社区的规模多大才合适？国内外研究的共识是，居民点规模至少要达到8000-10000人，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才能够有效率。今年6月，山东省9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积极做好村庄规划有关工作的意见》，其中要求原则上按照3000-8000人的规模，构建城乡生活服务圈。从通行规律看，这个标准低了一些。如果能将规模下限规定到5000甚至8000人以上，这项工作将更能经得住时间检验。
第二，新型社区的区位有什么要求？有人说，考虑到搬迁群众的农业生产需求，社区要尽量靠近农户承包地。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实际上，当前绝大部分社区居民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而少部分专业农户出于生产需要选择直接在地头居住。大多数居民更多的就业机会其实是在城市。从公共服务效率角度讲，社区选址应该要靠近城市或者保障道路与城市的连通性。至于专业农户的生产需求可以通过设施用地等政策协调解决。不可能依靠一项政策措施包打天下，那样只会捉襟见肘。
第三，增减挂钩政策到底有没有错？有人说，一些地方出现了强拆，归根结底是增减挂钩政策出了问题。在我看来，增减挂钩政策本身并没有错，关键要看怎么用。如果用好了这个政策，不但能够增加政府收入，还能够帮助农民把宅基地转变成可以上市流通的房屋，让农民财产权利更加“硬核”。如果用不好，那错不在政策，而在庸碌的官员。不能因噎废食，这个是非应该讲清楚。
空间布局调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从世界范围看，各种规模的居民点都是因人的聚集而兴起，也因人的疏散而废弃；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个村庄，概莫能外。我们大可不必为之伤感。
目前，全国有50多万个行政村，300多万个农村居民点，任由多大的投入，要让这300多万个居民点都振兴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必要。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势必有一些空心村和小规模村庄要进行调整归并，这是大势所趋。中央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就对“搬迁撤并类”村庄作了专门规定。
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坚持认为应该让村庄“自然演化”，而不宜采取“行政推动”措施。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这种观点恐怕站不住脚。单纯依靠自然演化，一些村庄哪怕只有几个人居住，演化过程至少与这几个人的自然生命等长。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保证他们的公共服务甚至实现村庄的振兴，其投入将无比高昂。更重要的是，如果不采取适度的干预措施任由村庄自然演化，很大一部分村庄可能数百年也不会有多少进步和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讲，适度推进人口布局和空间布局的调整不但具有合理性，而且正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科学适度的“合村并居”具有正面意义
从各地实践看，科学适度的“合村并居”具有正面意义。山东的“合村并居”已经搞了十多年，总体效果是有目共睹的。
第一，乡村空间布局明显优化。山东村庄规模小、密度大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例如，2008年德州市有8300个村庄，村均547人，500人以下的村庄占57%，最小的村只有29人。如今，德州村庄数量减少到了3300个，撤并比例达到60%。通过村庄规模调整，公共服务资源实现集中投放，德州市民政、计生、就业、社会保障等行政审批服务职能全部延伸到农村社区，乡村振兴具备了坚实基础。
第二，群众居住条件大幅改善。近年来，各地农村房屋的空置率、损毁率都比较高。我们去年在山东部分地区搞过调查，发现不少村庄空置率超过40%。鲁西北部分县市地处盐碱涝洼地，房屋损毁比较严重，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对若干新型社区的问卷和访谈显示，群众对于住房条件的改善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
第三，村庄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合村并居”之后，新型社区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择优选任村干部，摆脱了农村宗派势力影响；一部分规模较大或者靠近城市的社区，由政府派出机构进行管理，将乡村治理体制转变为了城市治理体制。总体看，社区的组织建设、工作能力、干部素质都得到了提升，离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当然，网上一些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当地一些地方在工作推进中确实存在急躁冒进的做法。一是个别地区为尽快获得土地指标人为定进度、定时限，把“合村并居”搞成了“弄地”项目。二是部分项目补偿标准偏低，农户存在“负债上楼”的情况。三是部分地区存在先拆后建、边拆边建的情况，使得部分农户为节省费用租住集装箱、简易板房，基本生活水平得不到保障。可以说，这些做法十分恶劣，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急躁办坏事，适得其反，也欲速不达。面对这些问题，要求地方政府要坚决把群众工作做实做细，切实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利，并对错误的方式及时纠正。
“合村并居”所涉深层问题的讨论
针对“合村并居”这项政策，有一些深层问题需要作一简要讨论。
第一，新型社区的规模多大才合适？国内外研究的共识是，居民点规模至少要达到8000-10000人，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才能够有效率。今年6月，山东省9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积极做好村庄规划有关工作的意见》，其中要求原则上按照3000-8000人的规模，构建城乡生活服务圈。从通行规律看，这个标准低了一些。如果能将规模下限规定到5000甚至8000人以上，这项工作将更能经得住时间检验。
第二，新型社区的区位有什么要求？有人说，考虑到搬迁群众的农业生产需求，社区要尽量靠近农户承包地。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实际上，当前绝大部分社区居民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而少部分专业农户出于生产需要选择直接在地头居住。大多数居民更多的就业机会其实是在城市。从公共服务效率角度讲，社区选址应该要靠近城市或者保障道路与城市的连通性。至于专业农户的生产需求可以通过设施用地等政策协调解决。不可能依靠一项政策措施包打天下，那样只会捉襟见肘。
第三，增减挂钩政策到底有没有错？有人说，一些地方出现了强拆，归根结底是增减挂钩政策出了问题。在我看来，增减挂钩政策本身并没有错，关键要看怎么用。如果用好了这个政策，不但能够增加政府收入，还能够帮助农民把宅基地转变成可以上市流通的房屋，让农民财产权利更加“硬核”。如果用不好，那错不在政策，而在庸碌的官员。不能因噎废食，这个是非应该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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