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查与民争利！7785名公职人员清退村级分红3545万元】“涉及公职人员11人，共清退资金14.8万元……”日前，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尚田街道，公开栏里张贴的《村集体经济分配清理情况公示》引起当地村民关注，表格里这些公职人员的姓名、单位、享受分红金额、已清退分红金额列得一清二楚。违规享受的分红退回来了，村民们高兴之余也不免议论：“为什么这些公职人员能参与领村里的分红？”
近年来，伴随城镇化进程，部分地区农村集体经济日益壮大，当地村民的福利待遇越来越好，少数公职人员以各种理由，继续违规享受村民福利待遇，遭到群众诟病。
巡视发现公职人员参与村级分红问题
“他都已经吃公家饭了，怎么还能到村里拿宅基地？”2019年8月，浙江省委第五巡视组在宁波市镇海区巡视期间，澥浦镇一位村民的话引起了巡视组的警觉。
村民口中的“他”，是镇海区某区直单位事业编制人员林某。2012年8月，林某以户主身份，与他人合户申请宅基地100平方米。然而早在1992年，林某作为一名事业编制人员，就已经享受了房改房福利待遇，得到一套57平方米的房改房。
宅基地、村级分红关系着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巡视组经过深入了解，发现这一问题确实存在。于是，“存在部分公职人员违规享受原农业户口相关待遇的问题”被正式列入这次巡视反馈的主要问题之一，并要求镇海区深入排查，认真整改。
该问题是否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宁波市在推动镇海区解决相关问题的同时，也对其他区展开了摸排。
宁波市级单位某公职人员，从十余年前就开始每年领取村级分红，总计70余万元；
奉化区某机关在职干部，在其老家有一处面积近200平方米的宅基地；
……
排查显示，此类问题在全市其他地方也一定程度存在。“公职人员参与村级分红，不仅是与民争利，而且违反了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的原则，必须予以制止！”宁波市下发关于开展党员领导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违规领取及侵占村级分红、违规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房整治等工作方案，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部分党员干部违规享受农村村民待遇问题专项整治。市纪委监委在督促公职人员主动申报清退的基础上，积极推动自然资源规划和农业农村等部门横向协同、各县（区、市）和各乡镇（街道）纵向联动，严明纪律要求，严肃执纪问责，保障专项整治有力有效深入推进。
利益驱动部分公职人员违反规定
对于“城里履公职村里拿分红”“公职人员购置农村宅基地”等与民争利行为，浙江省曾发文严肃禁止。
《浙江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工作方案》明文规定，对使用国家行政编制，经县（市、区）组织、人事部门批准，并已办理人员过渡手续，享受公务员相关待遇的乡镇（街道）机关聘用制干部，在办理农转非手续后，符合公务员登记条件的予以登记，享受公务员相关待遇，不得再享受原农业户口相关待遇。
既然明文禁止，为何会出现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村级分红、在农村购置宅基地等现象？
“随着村集体经济的扩大，农业户口的‘含金量’越来越高。”镇海区蛟川街道棉丰村党支部书记的一番话点出了问题的关键。以该村为例，村集体土地出让后盖起了写字楼、店铺、厂房，仅2019年，这些资产的年租金收入就有1717.84万元，发放分红约722.65万元，其中大部分用于给社员分红。
宁波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举例说，“江北区某单位一名公职人员姚某，自其所在村庄2009年实施了股份制改革后分得366股人口股，每年年底都可以拿到村级分红3000余元。”
可观的利益让部分公职人员忽视了规定。调查发现，公职人员与民争利，主要包括在村里有股份有分红、有股份无分红、违规占用农村集体土地等几类。
除了利益驱动外，一些历史原因也给部分公职人员违规享受农村村民待遇提供了条件。
“我当时是农业户口，申请宅基地是符合规定的。”面对镇海区专项清理工作组工作人员的询问，在省委巡视期间被发现的林某表示，按照当时的条件，其申请宅基地合法合规，如今被“揪出来”也很委屈。
当事人不主动上报信息变动，村里就无法及时进行更新。同时，相关制度也不明确，“以事业单位为例，之前曾出台过政策，要求进入事业单位后必须转户口，但户籍制度改革后可以不转。这就给村里及时掌握这些人的动态带来了难度。”宁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相关制度表述上并没有明确要求社员在转成公职人员后必须清退。另外，责任单位不明确，也造成了一些单位在公职人员入职时审核不够严格。
“一些村干部也是有私心的。他们看中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只要对方不提退出农业户口，他们也不催促询问，彼此心照不宣，就是为了村里有事相求的时候，这些公职人员能提供照顾。”一位村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另一种情况。
瞄准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接到通知后，我就主动与村合作社进行联系，并及时向组织汇报。”专项整治开始后，宁波市纪委监委教育引导公职人员主动申报清退，该市某区卫生院中层干部周某接到通知后，将违规享受的30余万元分红全数上交。
宁波市纪委监委发挥各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探头”作用，督促1103名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完成股份和分红清退。同时，还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全面摸排，确保不漏一人。
经年累月的问题并非一天可以解决，专项整治在推进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
“我之前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农龄股还能不能持有？”
“我户口一直在村里，几年前在村里建了一幢房子，是不是都得清退？”
……
自去年11月宁波市纪委监委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和驻在单位相关科室一起成立工作组后，两个月内，接到了600余个咨询电话。
“必须一碗水端平。”该纪检监察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多次牵头和各相关部门反复磋商，梳理政策、划出红线，最终出台了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方案，党员领导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持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的，在成为领导干部或其他公职人员后，应由本人主动无偿退还人口股；成为公职人员前按实际在册年限享受相对应的农龄股可予以保留，身份转变为公职人员后，超出相对应年限的农龄股及股份分红，由本人主动无偿退还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继承的可不清退。
此外，党员领导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领取村级分红或收益分配的，在成为领导干部或其他公职人员前领取的分红或收益分配可以保留，之后领取的分红或收益分配应由本人主动无偿退还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有了统一的政策“硬杠杠”，各县（区、市）纪检监察机关和各派驻纪检监察组全力协调、保障政策落实。
奉化区纪委监委联合相关责任部门（单位）召开联席工作例会，明责任、厘边界，要求全区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北仑区纪委监委针对部分分红权益变动情况复杂导致清退难等问题，采取“一对一”督办，解释相关政策、强调纪律要求，从具体问题具体人的突破，带动面上问题解决；象山县纪委监委牵头建立农林部门、乡镇（街道）和股份经济合作社等股权、分红信息联动审核机制；江北区纪委监委从村级分配源头着手，建立与公职人员所在单位双向排查清退制度。截至目前，宁波市已排查17.6万余名公职人员，7785名公职人员完成股份分红清退工作，共清退股份125.98万股、分红3544.65万元，整改违规占用农村集体土地问题79起。
倒查责任扎紧制度篱笆
发现问题，必须倒查责任。在专项整治过程中，宁波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违纪违法行为进行严肃问责。
“我们当时就是形式上审批一下，没有对申请人员的身份和是否享受过住房优惠等情况进行详细的核实，看到申报的材料比较齐全就批了。”宁波市镇海区原国土资源分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今年3月，该区原国土资源分局2名公职人员因在宅基地审批过程中不认真履职，致使澥浦镇一公职人员违规侵占农村宅基地，分别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两名镇（街道）城建办工作人员也因此事被诫勉谈话，两名村干部也受到了批评教育。
专项整治工作必须将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建立长效机制。“严明纪律的同时，也要标本兼治。一些公职人员违规享受农业户口待遇，也暴露出制度上的短板，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整合相关职能部门力量，出台相应制度规范，从根本上杜绝此类问题，推动公职人员还利于民。”浙江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傅夏仙说。
针对在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宁波市从制度入手，推动组织、人社等部门把好公职人员入口关，完善新招录公职人员前置审查机制，新进人员须填写宅基地和股权清理自查表、签订承诺书，经业务部门核实通过后方能正式录用。同时，推动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建立与组织、人社部门的疑难问题会商机制，定期开展农村宅基地审核比对工作，完善公职人员违规享受农村宅基地通报制度，加强宅基地的动态清退；推动农业农村部门制定专门模板，指导推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修订股权管理章程、修改相应条款，开展股权管理相关章程修订工作，完善股权管理制度。
“我们将继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把制度的篱笆扎得更紧，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践行纪检监察机关的初心和使命。”宁波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链接: https://t.cn/A6L0P9Kh
近年来，伴随城镇化进程，部分地区农村集体经济日益壮大，当地村民的福利待遇越来越好，少数公职人员以各种理由，继续违规享受村民福利待遇，遭到群众诟病。
巡视发现公职人员参与村级分红问题
“他都已经吃公家饭了，怎么还能到村里拿宅基地？”2019年8月，浙江省委第五巡视组在宁波市镇海区巡视期间，澥浦镇一位村民的话引起了巡视组的警觉。
村民口中的“他”，是镇海区某区直单位事业编制人员林某。2012年8月，林某以户主身份，与他人合户申请宅基地100平方米。然而早在1992年，林某作为一名事业编制人员，就已经享受了房改房福利待遇，得到一套57平方米的房改房。
宅基地、村级分红关系着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巡视组经过深入了解，发现这一问题确实存在。于是，“存在部分公职人员违规享受原农业户口相关待遇的问题”被正式列入这次巡视反馈的主要问题之一，并要求镇海区深入排查，认真整改。
该问题是否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宁波市在推动镇海区解决相关问题的同时，也对其他区展开了摸排。
宁波市级单位某公职人员，从十余年前就开始每年领取村级分红，总计70余万元；
奉化区某机关在职干部，在其老家有一处面积近200平方米的宅基地；
……
排查显示，此类问题在全市其他地方也一定程度存在。“公职人员参与村级分红，不仅是与民争利，而且违反了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的原则，必须予以制止！”宁波市下发关于开展党员领导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违规领取及侵占村级分红、违规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房整治等工作方案，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部分党员干部违规享受农村村民待遇问题专项整治。市纪委监委在督促公职人员主动申报清退的基础上，积极推动自然资源规划和农业农村等部门横向协同、各县（区、市）和各乡镇（街道）纵向联动，严明纪律要求，严肃执纪问责，保障专项整治有力有效深入推进。
利益驱动部分公职人员违反规定
对于“城里履公职村里拿分红”“公职人员购置农村宅基地”等与民争利行为，浙江省曾发文严肃禁止。
《浙江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工作方案》明文规定，对使用国家行政编制，经县（市、区）组织、人事部门批准，并已办理人员过渡手续，享受公务员相关待遇的乡镇（街道）机关聘用制干部，在办理农转非手续后，符合公务员登记条件的予以登记，享受公务员相关待遇，不得再享受原农业户口相关待遇。
既然明文禁止，为何会出现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村级分红、在农村购置宅基地等现象？
“随着村集体经济的扩大，农业户口的‘含金量’越来越高。”镇海区蛟川街道棉丰村党支部书记的一番话点出了问题的关键。以该村为例，村集体土地出让后盖起了写字楼、店铺、厂房，仅2019年，这些资产的年租金收入就有1717.84万元，发放分红约722.65万元，其中大部分用于给社员分红。
宁波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举例说，“江北区某单位一名公职人员姚某，自其所在村庄2009年实施了股份制改革后分得366股人口股，每年年底都可以拿到村级分红3000余元。”
可观的利益让部分公职人员忽视了规定。调查发现，公职人员与民争利，主要包括在村里有股份有分红、有股份无分红、违规占用农村集体土地等几类。
除了利益驱动外，一些历史原因也给部分公职人员违规享受农村村民待遇提供了条件。
“我当时是农业户口，申请宅基地是符合规定的。”面对镇海区专项清理工作组工作人员的询问，在省委巡视期间被发现的林某表示，按照当时的条件，其申请宅基地合法合规，如今被“揪出来”也很委屈。
当事人不主动上报信息变动，村里就无法及时进行更新。同时，相关制度也不明确，“以事业单位为例，之前曾出台过政策，要求进入事业单位后必须转户口，但户籍制度改革后可以不转。这就给村里及时掌握这些人的动态带来了难度。”宁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相关制度表述上并没有明确要求社员在转成公职人员后必须清退。另外，责任单位不明确，也造成了一些单位在公职人员入职时审核不够严格。
“一些村干部也是有私心的。他们看中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只要对方不提退出农业户口，他们也不催促询问，彼此心照不宣，就是为了村里有事相求的时候，这些公职人员能提供照顾。”一位村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另一种情况。
瞄准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接到通知后，我就主动与村合作社进行联系，并及时向组织汇报。”专项整治开始后，宁波市纪委监委教育引导公职人员主动申报清退，该市某区卫生院中层干部周某接到通知后，将违规享受的30余万元分红全数上交。
宁波市纪委监委发挥各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探头”作用，督促1103名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完成股份和分红清退。同时，还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全面摸排，确保不漏一人。
经年累月的问题并非一天可以解决，专项整治在推进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
“我之前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农龄股还能不能持有？”
“我户口一直在村里，几年前在村里建了一幢房子，是不是都得清退？”
……
自去年11月宁波市纪委监委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和驻在单位相关科室一起成立工作组后，两个月内，接到了600余个咨询电话。
“必须一碗水端平。”该纪检监察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多次牵头和各相关部门反复磋商，梳理政策、划出红线，最终出台了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方案，党员领导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持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的，在成为领导干部或其他公职人员后，应由本人主动无偿退还人口股；成为公职人员前按实际在册年限享受相对应的农龄股可予以保留，身份转变为公职人员后，超出相对应年限的农龄股及股份分红，由本人主动无偿退还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继承的可不清退。
此外，党员领导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领取村级分红或收益分配的，在成为领导干部或其他公职人员前领取的分红或收益分配可以保留，之后领取的分红或收益分配应由本人主动无偿退还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有了统一的政策“硬杠杠”，各县（区、市）纪检监察机关和各派驻纪检监察组全力协调、保障政策落实。
奉化区纪委监委联合相关责任部门（单位）召开联席工作例会，明责任、厘边界，要求全区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北仑区纪委监委针对部分分红权益变动情况复杂导致清退难等问题，采取“一对一”督办，解释相关政策、强调纪律要求，从具体问题具体人的突破，带动面上问题解决；象山县纪委监委牵头建立农林部门、乡镇（街道）和股份经济合作社等股权、分红信息联动审核机制；江北区纪委监委从村级分配源头着手，建立与公职人员所在单位双向排查清退制度。截至目前，宁波市已排查17.6万余名公职人员，7785名公职人员完成股份分红清退工作，共清退股份125.98万股、分红3544.65万元，整改违规占用农村集体土地问题79起。
倒查责任扎紧制度篱笆
发现问题，必须倒查责任。在专项整治过程中，宁波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违纪违法行为进行严肃问责。
“我们当时就是形式上审批一下，没有对申请人员的身份和是否享受过住房优惠等情况进行详细的核实，看到申报的材料比较齐全就批了。”宁波市镇海区原国土资源分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今年3月，该区原国土资源分局2名公职人员因在宅基地审批过程中不认真履职，致使澥浦镇一公职人员违规侵占农村宅基地，分别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两名镇（街道）城建办工作人员也因此事被诫勉谈话，两名村干部也受到了批评教育。
专项整治工作必须将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建立长效机制。“严明纪律的同时，也要标本兼治。一些公职人员违规享受农业户口待遇，也暴露出制度上的短板，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整合相关职能部门力量，出台相应制度规范，从根本上杜绝此类问题，推动公职人员还利于民。”浙江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傅夏仙说。
针对在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宁波市从制度入手，推动组织、人社等部门把好公职人员入口关，完善新招录公职人员前置审查机制，新进人员须填写宅基地和股权清理自查表、签订承诺书，经业务部门核实通过后方能正式录用。同时，推动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建立与组织、人社部门的疑难问题会商机制，定期开展农村宅基地审核比对工作，完善公职人员违规享受农村宅基地通报制度，加强宅基地的动态清退；推动农业农村部门制定专门模板，指导推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修订股权管理章程、修改相应条款，开展股权管理相关章程修订工作，完善股权管理制度。
“我们将继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把制度的篱笆扎得更紧，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践行纪检监察机关的初心和使命。”宁波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链接: https://t.cn/A6L0P9Kh
【冲刺90天·打赢歼灭战】坚守入警初心，勇当扶贫先锋——记七星关公安分局派驻普宜镇摆盖村第一书记朱晓彦
头顶警徽，胸佩金盾，面对脱贫攻坚这个艰巨任务，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在驻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1000多个日夜里，他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脱贫攻坚任务扛在肩上，摆在心里，抓在手上，为七星关区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就是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民警朱晓彦，现任七星关区普宜镇摆盖村第一书记。
真抓实干，做群众致富领路人
朱晓彦能吃苦、不怕累，他深知摆盖村是一个具有贫困山区特点的村。为了及时熟悉了解全村村情、贫情，担任第一书记后，他及时转变角色，理清思路，踏踏实实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在得知摆盖村村集体合作社自成立以来，因没有启动资金，一直未落实生产经营后，为解决合作社“空壳”问题，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脱贫致富，朱晓彦与其他驻村干部和村居“两委”干部深入走访调研，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积极引导贫困户发展“短平快”产业项目。同时努力争取相关部门政策支持，最终筹集资金60万元，注入“摆盖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大棚蔬菜种植产业100亩，解决25人就业问题，为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237户1012人稳定脱贫奠定了坚实基础。
注重实效，做同步小康贴心人
深入贫困户走访调查是脱贫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为了解普宜镇摆盖村的贫困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朱晓彦团结同事齐心协力抓各项脱贫攻坚工作，深入村村寨寨、一家一户了解情况，摆盖村的土地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朱晓彦带领干部遍访全村1010户4221人，涉及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方面的大小工作，朱晓彦都亲自抓，亲自过问，逐一认真审核。
在调查走访中，朱晓彦了解到摆盖村有4个组地理位置偏远，贫困发生率高，且不通公路，只能步行，来去一趟需要一个多小时，修建组组通公路又不具备条件，群众生活出行十分不便。他从相关扶贫政策中寻找解决办法，觉得可以通过搬迁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于是，朱晓彦详细了解搬迁政策后，积极与负责搬迁的部门沟通协调，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将这4个组纳入整组搬迁范围，共计搬迁63户307人，让异地扶贫搬迁政策落到实处，彻底解决贫困问题。
在走访慰问贫困户的过程中，朱晓彦还了解到，摆盖村上组贫困户王某平、王某才两家人生活条件较差，没有安全住房。为了让两户稳定脱贫，朱晓彦积极联系有关部门，将两户纳入未脱贫户进行对口帮扶，最终落实两户的危旧房改造项目，由政府出资，第三方承建，按照每户40个平方的标准进行修建安全住房。2019年5月，经验收合格，王某平、王某才两家人搬迁入住了新房子。朱晓彦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以来，通过危房改造政策，共计解决了26户人的安全住房问题。
身先士卒，做党员模范践行者
因超负荷工作，2018年8月15日，朱晓彦感觉胸部左侧剧烈疼痛，后到重庆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检查，经诊断为左侧肋骨骨肿瘤，必须立即进行手术，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在手术切除肋骨后，朱晓彦住院期间躺在病床上还对脱贫攻坚相关工作进行统筹安排。身体还未完全康复，他就迫不及待回到了驻村工作岗位。“住院这么长时间啊，我还有那么多的工作等待处理，村里还有很多事情根本走不开！”医生叮嘱他至少要在家休息一个月时，朱晓彦就这样回答道。
“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务实的人，工作认真，责任心强......”在朱晓彦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及敬业爱岗的优良作风感召下，摆盖村所有参加脱贫攻坚战人员工作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工作作风扎实，工作成效显著。通过大家的努力，全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5%,在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清零。
落实责任，做复工复产先锋员
为促进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稳定就业大局，巩固脱贫攻坚成效，今年2月，朱晓彦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带领全体脱贫攻坚工作人员提前收集了摆盖村农民工健康、文化程度、特长等相关信息，积极将返岗务工人员信息上报党委政府，把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易地扶贫搬迁家庭、零就业家庭劳动力作为就业优先服务对象，周密细致做好信息统计、组织动员、健康监测、运送保障等工作，为600余名外出的摆盖村农民工引导协调好工作岗位，帮助他们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企业顺利实现就业。
全省“冲刺90天，打赢歼灭战”号角吹响后，朱晓彦组织驻村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全覆盖、督死角、查问题、抓整改”的要求，“过筛子”找问题，“对靶心”补短板，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就业、易地扶贫搬迁等工作推进情况，对全村贫困户返贫和脱贫的“风险点”逐一进行分析，对脱贫攻坚工作开展自查自纠，查缺补漏，对推进过程中的困难问题、难点瓶颈建立台账、列出清单、逐一销号，确保脱贫工作保质保量完成。
朱晓彦担任七星关区普宜镇摆盖村第一书记以来，走村串户，了解寨情民意，遍访全村群众，针对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237户1012人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劳动力外出务工1523人，解决公益性岗位就业39人。增加劳动就业技能，培训农民154人，发放补助金11.5万元。他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发展生产资金困难问题，帮助贫困户20户落实特惠贷89.6万元，用于发展种养殖业；认真开展产业结构调整，流转土地571.5亩种植刺梨；引进企业，发展种植猕猴桃660亩，带动贫困户89户353人增加收入；为群众提供种子，引导种植大豆210亩，南瓜120亩，调减玉米种植400余亩。
从一名民警转变为驻村第一书记，这是朱晓彦人生中的一次新挑战，奔走在脱贫攻坚路上，朱晓彦用倾心倾力的实际行动，为七星关区脱贫攻坚贡献了智慧、付出了心血、洒下了汗水，践行了新时代党员民警的担当与忠诚。
头顶警徽，胸佩金盾，面对脱贫攻坚这个艰巨任务，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在驻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1000多个日夜里，他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脱贫攻坚任务扛在肩上，摆在心里，抓在手上，为七星关区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就是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民警朱晓彦，现任七星关区普宜镇摆盖村第一书记。
真抓实干，做群众致富领路人
朱晓彦能吃苦、不怕累，他深知摆盖村是一个具有贫困山区特点的村。为了及时熟悉了解全村村情、贫情，担任第一书记后，他及时转变角色，理清思路，踏踏实实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在得知摆盖村村集体合作社自成立以来，因没有启动资金，一直未落实生产经营后，为解决合作社“空壳”问题，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脱贫致富，朱晓彦与其他驻村干部和村居“两委”干部深入走访调研，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积极引导贫困户发展“短平快”产业项目。同时努力争取相关部门政策支持，最终筹集资金60万元，注入“摆盖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大棚蔬菜种植产业100亩，解决25人就业问题，为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237户1012人稳定脱贫奠定了坚实基础。
注重实效，做同步小康贴心人
深入贫困户走访调查是脱贫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为了解普宜镇摆盖村的贫困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朱晓彦团结同事齐心协力抓各项脱贫攻坚工作，深入村村寨寨、一家一户了解情况，摆盖村的土地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朱晓彦带领干部遍访全村1010户4221人，涉及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方面的大小工作，朱晓彦都亲自抓，亲自过问，逐一认真审核。
在调查走访中，朱晓彦了解到摆盖村有4个组地理位置偏远，贫困发生率高，且不通公路，只能步行，来去一趟需要一个多小时，修建组组通公路又不具备条件，群众生活出行十分不便。他从相关扶贫政策中寻找解决办法，觉得可以通过搬迁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于是，朱晓彦详细了解搬迁政策后，积极与负责搬迁的部门沟通协调，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将这4个组纳入整组搬迁范围，共计搬迁63户307人，让异地扶贫搬迁政策落到实处，彻底解决贫困问题。
在走访慰问贫困户的过程中，朱晓彦还了解到，摆盖村上组贫困户王某平、王某才两家人生活条件较差，没有安全住房。为了让两户稳定脱贫，朱晓彦积极联系有关部门，将两户纳入未脱贫户进行对口帮扶，最终落实两户的危旧房改造项目，由政府出资，第三方承建，按照每户40个平方的标准进行修建安全住房。2019年5月，经验收合格，王某平、王某才两家人搬迁入住了新房子。朱晓彦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以来，通过危房改造政策，共计解决了26户人的安全住房问题。
身先士卒，做党员模范践行者
因超负荷工作，2018年8月15日，朱晓彦感觉胸部左侧剧烈疼痛，后到重庆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检查，经诊断为左侧肋骨骨肿瘤，必须立即进行手术，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在手术切除肋骨后，朱晓彦住院期间躺在病床上还对脱贫攻坚相关工作进行统筹安排。身体还未完全康复，他就迫不及待回到了驻村工作岗位。“住院这么长时间啊，我还有那么多的工作等待处理，村里还有很多事情根本走不开！”医生叮嘱他至少要在家休息一个月时，朱晓彦就这样回答道。
“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务实的人，工作认真，责任心强......”在朱晓彦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及敬业爱岗的优良作风感召下，摆盖村所有参加脱贫攻坚战人员工作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工作作风扎实，工作成效显著。通过大家的努力，全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5%,在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清零。
落实责任，做复工复产先锋员
为促进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稳定就业大局，巩固脱贫攻坚成效，今年2月，朱晓彦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带领全体脱贫攻坚工作人员提前收集了摆盖村农民工健康、文化程度、特长等相关信息，积极将返岗务工人员信息上报党委政府，把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易地扶贫搬迁家庭、零就业家庭劳动力作为就业优先服务对象，周密细致做好信息统计、组织动员、健康监测、运送保障等工作，为600余名外出的摆盖村农民工引导协调好工作岗位，帮助他们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企业顺利实现就业。
全省“冲刺90天，打赢歼灭战”号角吹响后，朱晓彦组织驻村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全覆盖、督死角、查问题、抓整改”的要求，“过筛子”找问题，“对靶心”补短板，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就业、易地扶贫搬迁等工作推进情况，对全村贫困户返贫和脱贫的“风险点”逐一进行分析，对脱贫攻坚工作开展自查自纠，查缺补漏，对推进过程中的困难问题、难点瓶颈建立台账、列出清单、逐一销号，确保脱贫工作保质保量完成。
朱晓彦担任七星关区普宜镇摆盖村第一书记以来，走村串户，了解寨情民意，遍访全村群众，针对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237户1012人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劳动力外出务工1523人，解决公益性岗位就业39人。增加劳动就业技能，培训农民154人，发放补助金11.5万元。他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发展生产资金困难问题，帮助贫困户20户落实特惠贷89.6万元，用于发展种养殖业；认真开展产业结构调整，流转土地571.5亩种植刺梨；引进企业，发展种植猕猴桃660亩，带动贫困户89户353人增加收入；为群众提供种子，引导种植大豆210亩，南瓜120亩，调减玉米种植400余亩。
从一名民警转变为驻村第一书记，这是朱晓彦人生中的一次新挑战，奔走在脱贫攻坚路上，朱晓彦用倾心倾力的实际行动，为七星关区脱贫攻坚贡献了智慧、付出了心血、洒下了汗水，践行了新时代党员民警的担当与忠诚。
世界大瘟疫启示录丨甲型H1N1流感：金融海啸中的致命飓风
2020-05-07 10:00:53 来源: 科技日报 作者: 操秀英
流感病毒从未消失，它在不停改头换面。
相比于被历史铭记的1918年大流感，虽然2009年是个并不遥远的年份，但关于那一年甲型H1N1流感（即更为人们熟知的猪流感）的记忆似乎已模糊。
是的，如今的甲流在人们看来就是一种普通流感。事实上，初暴发时的它也曾面目狰狞。
自当年三四月份在美国等地暴发后，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家相继被该病毒席卷，法新社称之为“杀手”，美联社说它是“致命怪病”……10多天内，病毒蔓延至世界四大洲23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感染人数太多，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当年6月直接放弃了对病例的统计计数，并将疫情上升至最高等级6级。
人类似乎又嗅到了1918年大流感的气息。
直到2010年8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这次流感“大流行”结束。
该组织的数据显示，这次大流感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持续了一年多，出现疫情的国家和地区逾200个，造成超过1.8万人死亡。实际上，由于无法统计等因素，死亡人数远远大于这一数字。
“防控”与“失控”一线之隔
2009年3月底，一种新型流感病毒在北美地区暴发。4月15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加州10岁患儿送检样本中，发现了新型甲型流感病毒。
与大部分流感病毒株通常只会在儿童、老人及免疫力低下的人中产生严重病症不同，甲型H1N1流感病毒主要攻击年轻健康的成年人，潜伏期也能造成传染，疫情较难防控。确诊死亡的主要是25—45岁的年轻人，并出现症状危重的多重病患者和死亡病例，患者在感染后潜伏期隐性感染率高。
美国首个因感染该病毒而死亡的病人是一名不到两岁的幼儿。这引发了美国民众广泛关注。
在得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市，戴口罩市民的人数显著增加。经营一家药店的汤姆·尼尔森说，当天早上一开业，4箱20个装的口罩迅速被一抢而空，“店里要安排4个人才能忙得过来”。而之前两天，他们总共才卖出不到30个口罩。
美国政府如何应对呢？发现病例，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开始研发疫苗，宣布美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按照美国应对法案，流程走完了，该做的也做了，大家就等吧。等美国人民适应病毒，等疫苗研发成功，等病毒自己消失。没有封城，没有“禁足”，没有停工，没有停课，没有延长假期，全美人民该干嘛干嘛，怕死就别出门，感染了就上医院。
没有人知道，在这场大流感中，美国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唯一可查的数据是，在2011年，美国疾控中心运用模型估计，从2009年4月12日到2010年4月10日，美国出现了6080万例感染，27.4万例住院治疗，12469例死亡。
美国的一系列“佛系”操作导致甲型H1N1流感病毒迅速流窜到全球。
当时，全球多数国家都在积极防控疫情，而美国机场和边境却不“设防”：对入境人群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进行有关甲型流感的额外检查。中国内地出现的第一例确诊病例，也正是来自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时任疾控中心代理主任贝瑟认为，美国最初对病毒的检测和发现并不及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一国失控，全球遭殃。
一项2012年发表于《柳叶刀·传染病》的研究则提出，根据模型推算，在2009年4月至2010年8月间，甲型H1N1流感可能造成约15.17万—57.55万人死亡，约为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确诊死亡人数的8倍—31倍。
全球恐慌：大流感叠加金融危机
更不幸的是，甲型H1N1流感这股飓风，撞上了肆虐的金融海啸，让本已脆弱的全球经济摇摇欲坠。
随着雷曼公司破产，发端于华尔街的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海啸，并向全世界深度蔓延。彼时，这场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海啸让全球经济风雨飘摇。
在这场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整个世界都改变了模样。“华尔街神话”伴随着高盛和大摩的转型而灰飞烟灭，全球经济也随之陷入二战以来最深的衰退，全球股市崩盘，巴西、德国、印度、日本、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英国被重创，冰岛等多个国家濒临破产。
中国同样未能幸免：出口锐减，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的合俊集团旗下两工厂倒闭，约6500名员工失业，这是美国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倒闭第一案，也只是冰山一角。
日本一家主要证券公司根据调查估计，美国次级房贷风波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造成总额可能高达5.8万亿美元的损失，远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等宣布的预估数值。
甲型H1N1流感让当时在全球金融危机阴霾下艰难爬升的世界经济又跌入深谷。航空、旅游、生猪贸易等产业再次受重挫，亚太股市纷纷下挫。就在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应对流感疫情之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大流感叠加金融危机，恐慌笼罩全球。
众多经济学家担忧，鉴于美国及全球经济已经脆弱不堪，再一次严重冲击会颠覆在缓解衰退方面取得的任何进展。世界银行2008年发表的一份报告预测，如果全球范围内暴发一次流感疫情，整个世界将为此“埋单”3万亿美元，随之而来的是所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近5％的萎缩。
不幸的是，仅一年后，这一预测成为现实。
甲型H1N1流感同样给中国带来严重冲击。中国被感染人数超12万人，死亡600多人，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专项资金，地方各级财政纷纷拨出专款抗击流感。
如今回首，惨烈之至。
如果要有人来为这些惨剧负责的话，那么该是谁？这笔账该怎么算？在金融海啸中濒临破产的国家、被重挫的经济体、失业的个体，因甲型H1N1流感失去亲人的人们，为抗击疫病付出巨大代价的国家，会列出一个怎样的天文数字？
与其追责不如合作
事实上，没有人这么做。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病毒没有国界，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但总有一小部分人别有用心。当病毒不带任何立场地无差别攻击人类时，这些人却将其作为攻击某国或某些人的工具。这种攻击的杀伤力，甚于病毒本身。而这种攻击通常会假以科学的外衣，以病毒命名、溯源等形式出现。
因此，每当一种新传染病出现时，关于其来源总是众说纷纭。甲型H1N1流感暴发后，情况同样如此。有人说该流感病毒来自猪，有的说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结论，更有甚者认为，甲型H1N1流感病毒来自实验室泄漏。
一开始，研究发现该病毒的许多基因组与通常发生在北美的猪身上的流感病毒基因组类似。人们最早称之为“猪流感”。
仓促之下，在一些国家，猪成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在埃及尚未出现流感病例之时，当地卫生部门就打算杀光境内饲养的30万头生猪。这激起了动物保护主义者和埃及非穆斯林族裔的强烈抗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对此名称也提出了质疑，建议改名为“北美流感”，另一些国家则建议叫“墨西哥流感”。
2019年4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从当日起，该组织不再使用猪流感一词指代此次疫情，而开始使用“A（H1N1）型流感”一词；我国卫生部也于当天发表公告说，猪流感的称谓将改为甲型H1N1流感。“给疾病和病毒命名的确很难。世卫组织总是试图避免任何形式的、对任何人的伤害，避免任何形式的恐慌，并让公众真正明白所指的疾病和病毒。”世卫组织时任发言人托马斯·亚伯拉罕说。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近日重申了这一宗旨：“病毒没有国界，它影响的对象也不分种族、肤色、财富多少，所以应避免将病毒与某些人联系起来，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始于北美，但人们也没有称它为‘北美流感’。”
与命名密不可分的是追溯病毒来源。由于被报道的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来自墨西哥，一开始，墨西哥的养猪场成为关注的重点。但该养猪场所属史密斯菲尔德公司发言人基拉·乌尔里奇表示，在养猪场的猪身上没发现该病毒，工作人员也没有出现感染甲型H1N1流感的症状。
2009年5月，《华盛顿邮报》在题为《侦查甲型H1N1病毒》的文章中称，早在3月30日，与墨西哥山水相连的加州圣地亚哥县的一名10岁男童染病就医，这是美国最早发现的甲型H1N1流感病例，而此时，墨西哥疫情尚未暴发。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时任发言人斯科特则表示，不排除病毒源头在加州。
口水仗解决不了问题，病毒源头的答案只能由科学来给出。
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甲型H1N1病毒8个染色体基因序列之后，全世界的科学家开始就病毒的来源展开研究。
科学家们发现，甲型H1N1流感病毒是分别来自禽、人和猪（两种）的4种病毒的复杂重组产物。它的两个基因片断疑似来自欧亚大陆猪流感病毒，另外6个基因片断则来自1998年出现的北美猪流感病毒。因此，有人分析，甲型H1N1流感病毒虽然最早在墨西哥流行，但很可能首先出现在美国的某个养猪场，只是当初没有引起注意而已。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病毒无国界。病毒从哪里来要靠科学回答，而回答这个问题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病毒，对付病毒，这是且只是个科学问题，而不是所谓追责或索赔的“筹码”。
相比之下，更为现实的考量是人类在病毒面前该如何齐心协力。面对甲型H1N1流感，没人顾得上索赔，也没人指责某些国家防控不力，而是通力协作抗击病毒。这也是日后人们认为2009年这场流感阻击战留给人类的重要启示之一。
2019年8月8日，在缅甸仰光的一个市场，一名护士张贴预防甲型H1N1流感宣传单。图片来源：新华网（图一）
2009年10月21日美国马里兰州罗克维尔的一家卫生所外人们排队等待接种甲流疫苗。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图二）
2009年7月23日，在英国首都伦敦，一名男子查看英国政府开通的有关甲型H1N1流感信息的网站。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图三）
2020-05-07 10:00:53 来源: 科技日报 作者: 操秀英
流感病毒从未消失，它在不停改头换面。
相比于被历史铭记的1918年大流感，虽然2009年是个并不遥远的年份，但关于那一年甲型H1N1流感（即更为人们熟知的猪流感）的记忆似乎已模糊。
是的，如今的甲流在人们看来就是一种普通流感。事实上，初暴发时的它也曾面目狰狞。
自当年三四月份在美国等地暴发后，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家相继被该病毒席卷，法新社称之为“杀手”，美联社说它是“致命怪病”……10多天内，病毒蔓延至世界四大洲23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感染人数太多，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当年6月直接放弃了对病例的统计计数，并将疫情上升至最高等级6级。
人类似乎又嗅到了1918年大流感的气息。
直到2010年8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这次流感“大流行”结束。
该组织的数据显示，这次大流感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持续了一年多，出现疫情的国家和地区逾200个，造成超过1.8万人死亡。实际上，由于无法统计等因素，死亡人数远远大于这一数字。
“防控”与“失控”一线之隔
2009年3月底，一种新型流感病毒在北美地区暴发。4月15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加州10岁患儿送检样本中，发现了新型甲型流感病毒。
与大部分流感病毒株通常只会在儿童、老人及免疫力低下的人中产生严重病症不同，甲型H1N1流感病毒主要攻击年轻健康的成年人，潜伏期也能造成传染，疫情较难防控。确诊死亡的主要是25—45岁的年轻人，并出现症状危重的多重病患者和死亡病例，患者在感染后潜伏期隐性感染率高。
美国首个因感染该病毒而死亡的病人是一名不到两岁的幼儿。这引发了美国民众广泛关注。
在得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市，戴口罩市民的人数显著增加。经营一家药店的汤姆·尼尔森说，当天早上一开业，4箱20个装的口罩迅速被一抢而空，“店里要安排4个人才能忙得过来”。而之前两天，他们总共才卖出不到30个口罩。
美国政府如何应对呢？发现病例，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开始研发疫苗，宣布美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按照美国应对法案，流程走完了，该做的也做了，大家就等吧。等美国人民适应病毒，等疫苗研发成功，等病毒自己消失。没有封城，没有“禁足”，没有停工，没有停课，没有延长假期，全美人民该干嘛干嘛，怕死就别出门，感染了就上医院。
没有人知道，在这场大流感中，美国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唯一可查的数据是，在2011年，美国疾控中心运用模型估计，从2009年4月12日到2010年4月10日，美国出现了6080万例感染，27.4万例住院治疗，12469例死亡。
美国的一系列“佛系”操作导致甲型H1N1流感病毒迅速流窜到全球。
当时，全球多数国家都在积极防控疫情，而美国机场和边境却不“设防”：对入境人群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进行有关甲型流感的额外检查。中国内地出现的第一例确诊病例，也正是来自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时任疾控中心代理主任贝瑟认为，美国最初对病毒的检测和发现并不及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一国失控，全球遭殃。
一项2012年发表于《柳叶刀·传染病》的研究则提出，根据模型推算，在2009年4月至2010年8月间，甲型H1N1流感可能造成约15.17万—57.55万人死亡，约为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确诊死亡人数的8倍—31倍。
全球恐慌：大流感叠加金融危机
更不幸的是，甲型H1N1流感这股飓风，撞上了肆虐的金融海啸，让本已脆弱的全球经济摇摇欲坠。
随着雷曼公司破产，发端于华尔街的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海啸，并向全世界深度蔓延。彼时，这场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海啸让全球经济风雨飘摇。
在这场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整个世界都改变了模样。“华尔街神话”伴随着高盛和大摩的转型而灰飞烟灭，全球经济也随之陷入二战以来最深的衰退，全球股市崩盘，巴西、德国、印度、日本、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英国被重创，冰岛等多个国家濒临破产。
中国同样未能幸免：出口锐减，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的合俊集团旗下两工厂倒闭，约6500名员工失业，这是美国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倒闭第一案，也只是冰山一角。
日本一家主要证券公司根据调查估计，美国次级房贷风波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造成总额可能高达5.8万亿美元的损失，远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等宣布的预估数值。
甲型H1N1流感让当时在全球金融危机阴霾下艰难爬升的世界经济又跌入深谷。航空、旅游、生猪贸易等产业再次受重挫，亚太股市纷纷下挫。就在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应对流感疫情之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大流感叠加金融危机，恐慌笼罩全球。
众多经济学家担忧，鉴于美国及全球经济已经脆弱不堪，再一次严重冲击会颠覆在缓解衰退方面取得的任何进展。世界银行2008年发表的一份报告预测，如果全球范围内暴发一次流感疫情，整个世界将为此“埋单”3万亿美元，随之而来的是所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近5％的萎缩。
不幸的是，仅一年后，这一预测成为现实。
甲型H1N1流感同样给中国带来严重冲击。中国被感染人数超12万人，死亡600多人，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专项资金，地方各级财政纷纷拨出专款抗击流感。
如今回首，惨烈之至。
如果要有人来为这些惨剧负责的话，那么该是谁？这笔账该怎么算？在金融海啸中濒临破产的国家、被重挫的经济体、失业的个体，因甲型H1N1流感失去亲人的人们，为抗击疫病付出巨大代价的国家，会列出一个怎样的天文数字？
与其追责不如合作
事实上，没有人这么做。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病毒没有国界，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但总有一小部分人别有用心。当病毒不带任何立场地无差别攻击人类时，这些人却将其作为攻击某国或某些人的工具。这种攻击的杀伤力，甚于病毒本身。而这种攻击通常会假以科学的外衣，以病毒命名、溯源等形式出现。
因此，每当一种新传染病出现时，关于其来源总是众说纷纭。甲型H1N1流感暴发后，情况同样如此。有人说该流感病毒来自猪，有的说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结论，更有甚者认为，甲型H1N1流感病毒来自实验室泄漏。
一开始，研究发现该病毒的许多基因组与通常发生在北美的猪身上的流感病毒基因组类似。人们最早称之为“猪流感”。
仓促之下，在一些国家，猪成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在埃及尚未出现流感病例之时，当地卫生部门就打算杀光境内饲养的30万头生猪。这激起了动物保护主义者和埃及非穆斯林族裔的强烈抗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对此名称也提出了质疑，建议改名为“北美流感”，另一些国家则建议叫“墨西哥流感”。
2019年4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从当日起，该组织不再使用猪流感一词指代此次疫情，而开始使用“A（H1N1）型流感”一词；我国卫生部也于当天发表公告说，猪流感的称谓将改为甲型H1N1流感。“给疾病和病毒命名的确很难。世卫组织总是试图避免任何形式的、对任何人的伤害，避免任何形式的恐慌，并让公众真正明白所指的疾病和病毒。”世卫组织时任发言人托马斯·亚伯拉罕说。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近日重申了这一宗旨：“病毒没有国界，它影响的对象也不分种族、肤色、财富多少，所以应避免将病毒与某些人联系起来，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始于北美，但人们也没有称它为‘北美流感’。”
与命名密不可分的是追溯病毒来源。由于被报道的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来自墨西哥，一开始，墨西哥的养猪场成为关注的重点。但该养猪场所属史密斯菲尔德公司发言人基拉·乌尔里奇表示，在养猪场的猪身上没发现该病毒，工作人员也没有出现感染甲型H1N1流感的症状。
2009年5月，《华盛顿邮报》在题为《侦查甲型H1N1病毒》的文章中称，早在3月30日，与墨西哥山水相连的加州圣地亚哥县的一名10岁男童染病就医，这是美国最早发现的甲型H1N1流感病例，而此时，墨西哥疫情尚未暴发。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时任发言人斯科特则表示，不排除病毒源头在加州。
口水仗解决不了问题，病毒源头的答案只能由科学来给出。
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甲型H1N1病毒8个染色体基因序列之后，全世界的科学家开始就病毒的来源展开研究。
科学家们发现，甲型H1N1流感病毒是分别来自禽、人和猪（两种）的4种病毒的复杂重组产物。它的两个基因片断疑似来自欧亚大陆猪流感病毒，另外6个基因片断则来自1998年出现的北美猪流感病毒。因此，有人分析，甲型H1N1流感病毒虽然最早在墨西哥流行，但很可能首先出现在美国的某个养猪场，只是当初没有引起注意而已。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病毒无国界。病毒从哪里来要靠科学回答，而回答这个问题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病毒，对付病毒，这是且只是个科学问题，而不是所谓追责或索赔的“筹码”。
相比之下，更为现实的考量是人类在病毒面前该如何齐心协力。面对甲型H1N1流感，没人顾得上索赔，也没人指责某些国家防控不力，而是通力协作抗击病毒。这也是日后人们认为2009年这场流感阻击战留给人类的重要启示之一。
2019年8月8日，在缅甸仰光的一个市场，一名护士张贴预防甲型H1N1流感宣传单。图片来源：新华网（图一）
2009年10月21日美国马里兰州罗克维尔的一家卫生所外人们排队等待接种甲流疫苗。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图二）
2009年7月23日，在英国首都伦敦，一名男子查看英国政府开通的有关甲型H1N1流感信息的网站。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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