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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从川西到甘南（八）
尕海湖之夏
与辽阔的草原相比，碌曲县城犹如摆放其上的积木玩具。昨晚下起了雨，隔窗听着无边无际无休无止，想尕海湖会在雨中和我们相见吗？今早起来掀帘一望，雨早已成为过去，外面的世界天清草碧，太阳已先我们而起，心中感念，再没有比上苍更善解人意的了！
尕海湖离县城不足五十公里，汽车跑来，用不了一个小时。当我们随前车依次停靠道路右边停车场，尕海湖的游客接待中心就在路的左边，可以看见一架游龙似的木栈道，从游客中心向水边延伸出去，转个弯，再随湖岸蜿蜒排开直至望不到头。我在心里暗自想着，这样的好天气这样的好地方，想必今天这尕海湖的木栈道，定将成为我们包场的T台了，不到日落黄昏，怕是收不了场的，不过，在这样的地方呆上一天，倒也不会生出丝毫的厌倦来。
正自顾想着，前车已冲上公路绝尘而去，说先乘车到前面看看，然后再回来细耍。我们依计而行，但当尕海湖真正呈现在我们面前，哪怕600公顷（9000亩）的湖面只给了我们抵近公路较窄的一头，哪怕隔着一层生硬带刺的铁丝网，我们仍被它勾了魂，车一停稳，与扛着相机的红蕃茄直奔湖边，而前面车上的人，也已下来拍照了。
尕海湖不同于我去年看过的赛里木湖，也不同于前几天看过的冶海湖，甚至不同于我看过的任何湖泊。如果说冶海的美全在于信仰的力量，那么尕海湖的美，则全部源于自然，源于自然的生动与多样性的美！
观湖观水似乎已成定式，但走近尕海湖，最先抢眼的，却是水中的草。湖中水草如睡莲团团，星罗棋布的方式，一定被上天精心设计过，大小相兼，疏密有致，留出宽窄不等的水面，既是水鸟游弋觅食的通道，也是远山云天临水而照的明镜。水草叶面多光滑，阳光照过来，反射出一片晶亮光点。这些水草不但有着多姿的形态，也有着多彩的颜色。近岸大片绿叶黄花的，象沼泽金盏，与倒映着蓝天白云的湖水联手为这短暂的夏日明媚着，既然上天给了这样的时节，谁也没有理由辜负。那些离岸浮于水中的草团草带，其上繁花点点如星辰，同染红着黄带紫的叶一道，将一湖净水装点出些许缤纷来，为入眼画面平添了油画的厚重与立体感。
尕海湖的水并不深，大约只有一米多，但因了它的清澈，也因了今天的好天气，满湖云影天光不曾带有一点色差，也不曾乱了一丝形态。蓝天将它的广博深邃投进水里，天空没有任何损失，而湖水却因此与它一同广博深邃起来，甚至完全摆脱了湖岸的束缚与湖底的阻隔，让我们的视线有机会超越它们，从而看得更深更远以至没了边际。这样的感觉，就象我们自己某天突然得到天启，人还是那个人，可生命已因此变得无限宽广。白云一半飘在空中，一半游在水里，空中有空中的轻柔，水里有水里的灵动，层叠的云影排在水下，仿佛被谁移来了无数个土耳其的棉花堡。无论多么美妙的云天，当它落进今天的尕海湖，注定只能成为背景，以它宏大的气势与纯净的色彩，只为湖中生灵烘托出一座天堂。
尕海湖是鸟类的天堂。抬眼一望手机一举，总有鸟类自觉入镜。成双成对悠游于水草间的，应是针尾鸭与绿翅鸭，它们相亲相爱的样子，以一路微波作证，真爱无需喧哗。棕头鸥在空中飞着飞着，突然就来个俯冲，将它的头颈直插水里，面上只留下散开的双翅与尾羽如莲花开放，我知道，它这并不是纯粹的特技飞行表演，而是精准捕食的一种技能，可怜了那水中的鱼儿。再往前，到了公路与侧岸夹角草地上，我看到一群群以家为单位的斑头雁，正由家长领着小雁呆萌迈步向前，随后依次滑入水中，继而排成大雁在前、数只小雁逶迤在后的标准一字队形，今天所有训练，都是日后迁徙飞行时的范本。以前每次出行，M都会象将军一样挂上他的望远镜，这次不知为何，却偏偏忘了，想找找白天鹅，可惜目力有限，看得见最远的山，却分不清湖上哪个白影是天鹅。正遗憾，放大手机上的照片，那远处湖岸边走着的、立着的不正是一群白天鹅吗？当遗憾变成惊喜，惊喜便会被无限放大，大到空间的无垠都还不够，必须再加上时间的延伸……我以为要玩一天的尕海湖，在路边隔网相望不到两小时，便被前车弃湖而去，刚得的惊喜转瞬又成了遗憾。
当原定的目标变成了路过，好在尕海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它的姿容，满湖云天、水草形成的梦幻之境与鱼跃鸟飞的自在生趣，想一个少被人类打扰的生态，却又是如此的迷人。
2020-6-28于阿坝县聚德酒店
尕海湖之夏
与辽阔的草原相比，碌曲县城犹如摆放其上的积木玩具。昨晚下起了雨，隔窗听着无边无际无休无止，想尕海湖会在雨中和我们相见吗？今早起来掀帘一望，雨早已成为过去，外面的世界天清草碧，太阳已先我们而起，心中感念，再没有比上苍更善解人意的了！
尕海湖离县城不足五十公里，汽车跑来，用不了一个小时。当我们随前车依次停靠道路右边停车场，尕海湖的游客接待中心就在路的左边，可以看见一架游龙似的木栈道，从游客中心向水边延伸出去，转个弯，再随湖岸蜿蜒排开直至望不到头。我在心里暗自想着，这样的好天气这样的好地方，想必今天这尕海湖的木栈道，定将成为我们包场的T台了，不到日落黄昏，怕是收不了场的，不过，在这样的地方呆上一天，倒也不会生出丝毫的厌倦来。
正自顾想着，前车已冲上公路绝尘而去，说先乘车到前面看看，然后再回来细耍。我们依计而行，但当尕海湖真正呈现在我们面前，哪怕600公顷（9000亩）的湖面只给了我们抵近公路较窄的一头，哪怕隔着一层生硬带刺的铁丝网，我们仍被它勾了魂，车一停稳，与扛着相机的红蕃茄直奔湖边，而前面车上的人，也已下来拍照了。
尕海湖不同于我去年看过的赛里木湖，也不同于前几天看过的冶海湖，甚至不同于我看过的任何湖泊。如果说冶海的美全在于信仰的力量，那么尕海湖的美，则全部源于自然，源于自然的生动与多样性的美！
观湖观水似乎已成定式，但走近尕海湖，最先抢眼的，却是水中的草。湖中水草如睡莲团团，星罗棋布的方式，一定被上天精心设计过，大小相兼，疏密有致，留出宽窄不等的水面，既是水鸟游弋觅食的通道，也是远山云天临水而照的明镜。水草叶面多光滑，阳光照过来，反射出一片晶亮光点。这些水草不但有着多姿的形态，也有着多彩的颜色。近岸大片绿叶黄花的，象沼泽金盏，与倒映着蓝天白云的湖水联手为这短暂的夏日明媚着，既然上天给了这样的时节，谁也没有理由辜负。那些离岸浮于水中的草团草带，其上繁花点点如星辰，同染红着黄带紫的叶一道，将一湖净水装点出些许缤纷来，为入眼画面平添了油画的厚重与立体感。
尕海湖的水并不深，大约只有一米多，但因了它的清澈，也因了今天的好天气，满湖云影天光不曾带有一点色差，也不曾乱了一丝形态。蓝天将它的广博深邃投进水里，天空没有任何损失，而湖水却因此与它一同广博深邃起来，甚至完全摆脱了湖岸的束缚与湖底的阻隔，让我们的视线有机会超越它们，从而看得更深更远以至没了边际。这样的感觉，就象我们自己某天突然得到天启，人还是那个人，可生命已因此变得无限宽广。白云一半飘在空中，一半游在水里，空中有空中的轻柔，水里有水里的灵动，层叠的云影排在水下，仿佛被谁移来了无数个土耳其的棉花堡。无论多么美妙的云天，当它落进今天的尕海湖，注定只能成为背景，以它宏大的气势与纯净的色彩，只为湖中生灵烘托出一座天堂。
尕海湖是鸟类的天堂。抬眼一望手机一举，总有鸟类自觉入镜。成双成对悠游于水草间的，应是针尾鸭与绿翅鸭，它们相亲相爱的样子，以一路微波作证，真爱无需喧哗。棕头鸥在空中飞着飞着，突然就来个俯冲，将它的头颈直插水里，面上只留下散开的双翅与尾羽如莲花开放，我知道，它这并不是纯粹的特技飞行表演，而是精准捕食的一种技能，可怜了那水中的鱼儿。再往前，到了公路与侧岸夹角草地上，我看到一群群以家为单位的斑头雁，正由家长领着小雁呆萌迈步向前，随后依次滑入水中，继而排成大雁在前、数只小雁逶迤在后的标准一字队形，今天所有训练，都是日后迁徙飞行时的范本。以前每次出行，M都会象将军一样挂上他的望远镜，这次不知为何，却偏偏忘了，想找找白天鹅，可惜目力有限，看得见最远的山，却分不清湖上哪个白影是天鹅。正遗憾，放大手机上的照片，那远处湖岸边走着的、立着的不正是一群白天鹅吗？当遗憾变成惊喜，惊喜便会被无限放大，大到空间的无垠都还不够，必须再加上时间的延伸……我以为要玩一天的尕海湖，在路边隔网相望不到两小时，便被前车弃湖而去，刚得的惊喜转瞬又成了遗憾。
当原定的目标变成了路过，好在尕海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它的姿容，满湖云天、水草形成的梦幻之境与鱼跃鸟飞的自在生趣，想一个少被人类打扰的生态，却又是如此的迷人。
2020-6-28于阿坝县聚德酒店
【贾平凹：第二部城市小说的文化态度和对女性心灵的审视——本报就长篇小说《暂坐》独家专访著名作家贾平凹】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当代文学大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暂坐》，在2020年第三期《当代》杂志推出后，无论在文学界还是社会层面，犹如平静的湖面涌起阵阵涟漪，闪烁出绚丽的光彩，好评如潮，被誉为我国当代文学又一巨著。《暂坐》以现代城市生活为背景，讲述一群中年女性在追求经济独立、个性解放、精神自由以及理想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以及困境中所展现出的复杂人性。小说在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法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贾平凹小说创作的一个新高度。6月8日，记者专题采访了贾平凹。
记者：贾老师，您好！您的新著《暂坐》，是您的第十八部长篇小说。您在后记里说，这部小说是您70岁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可见您花费了极大的心力。这部描写女性群体形象的小说，是您小说创作题材中不曾出现的“新变化”“新面貌”，您的创作思想是什么呢？
贾平凹:《暂坐》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小长篇《酱豆》的初稿，先修改整理出了《暂坐》，然后再修改整理出了《酱豆》。《暂坐》在《当代》杂志推出后，七八月份，两本书将同时出版单行本。到了这般年纪，写作应该是随心所欲的，写自己长久以来想写又没有写的东西。谈不上什么“新变化”“新面貌”，只是像一条水流着，流到哪儿是哪儿，因越往下流的地势不同，流量不同，呈现的状态、颜色、声响越不同而已。
记者：您之前的长篇小说作品多以乡土题材为主，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次，您的笔触深入到现代城市生活，而且通过这十多位美丽优雅而又各自有一段难以言说的伤痛个人史的女性人物，构成了生动鲜活的“西京”生活故事，这是您在长篇小说艺术上的一个新的突破，能讲讲您创作这部小说的心理动因吗？
贾平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以说，不了解农村就不可能了解中国。我大多数作品都是写乡土的，写近百年中国的历史演变，而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现在城乡的概念进一步模糊，大量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农民和市民无法分清，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文学当随时代、社会，文学自然也要变化。我在城市生活了四十多年，应该写写城市生活。其实也写了许多城市题材的作品，除过大量散文外，小说也不少，比如《废都》《白夜》《土门》《高兴》，但还都是写乡下人进了城的故事，而《暂坐》中虽也有从乡下进城的人物，大多已经是完全的城市人了，过的是真正的城市人的生活了。
记者：《暂坐》的创作背景很是贴近时代，您准确而深刻且艺术地反映了当下正在演进中的历史生活，这十多个女性形象非常鲜活而生动，您能讲讲您的艺术原型吗？
贾平凹:小说都是有原型的，但原型在小说写作中仅起到一种诱发写作的冲动和写作的切入，写作起来了就无关于原型。《暂坐》里的那些女子，集中糅合了我所熟悉的一群女性形象，这我在后记里已详细说过。不仅那些女子的故事，还有所在城市的街巷，都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小说是不能对号入座的，一对号入座就荒唐和尴尬了。发现和表现灵魂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才是小说的精髓。
记者：《暂坐》采用了“人物+地点”这样的“短片”局部写法，构成了波澜壮阔的“长片”完整风貌，这样的笔法使得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和立体，是一种艺术上的新突破，能谈谈您的艺术心得吗？
贾平凹:小说是怎么写都可以的，尤其现代小说。建筑因地势而赋形，小说以内容决定形式么。《暂坐》是写群像的，又是写日常的，采用“人物+地点”的写法，宜于更好地表现人物，又宜于节奏的紧凑，还可以增加作品的真实感。
记者：在长篇小说《暂坐》里，您采用散文化的艺术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具有浓厚的古典小说韵味，体现了您的审美追求。散文化的小说表现手法，在您的笔下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您是如何结构这部小说的，这样的结构艺术难度和优势在什么地方？
贾平凹:《暂坐》里人物众多，又没有离奇的故事，仅仅有个轮换去医院照顾夏自花的线索，那么，为了写好人物，就得注重日常生活，注重日常生活的细节，注重这些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和表情，这样才能使小说好看。而大量的市井描写，生活的智慧性的感悟则弥漫和充盈其间，才能使小说有一种韵味。为了结构的需要，其中冯迎的死亡、迎接“活佛”，等等，都是有其讲究的。
记者：在《暂坐》里，您塑造了俄罗斯女性“伊娃”的形象，并通过她的“眼睛”来打量当下社会生活、勾连起整个女性形象，通过这个带有“陌生”和“外来者”视角的“伊娃”，您想告诉读者什么呢？
贾平凹:伊娃的角色是小说结构的需要。伊娃的视角其实就是作者的视角。采用“外来者”或“跳出来”的视角，这样更容易表现作者的一些企图：小说并不是仅仅写写故事，也不是只有批判的元素，还应有生活的智和慧。试想，我们在阅读任何一部小说，是不是从中想受到一些思想的精神的启示和感悟、一些生活的智和慧呢？我读小说，就是这样读的，如果其中没有那些思想的精神的启示和对生活的智与慧的感悟，那有些可摘可抄的好句子也行么。否则，就把所读的书扔了。
记者：您在小说里有这么一句话“别说我爱你，你爱我，咱们只是都饿了”——婚姻与爱情的实质不单单是情感，而最重要的是生存的条件，没有生存的条件，爱情就无法附丽，您的这句话是在表达这层含义吗？
贾平凹:这句话是别人说的，之所以用在此，也是表达当下的一些婚姻爱情的实况。世上或许有纯真的爱情吧，但现在的社会里更多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即使走在一起了，也多是“饿”着，“吃了饭”便各走各的。正如此，《暂坐》里的女子追求经济独立，要自我，要自由，要时尚，要潇洒，要文艺范儿，才多是未婚或离婚后的单身。这是别一样的时代，这也是别一样时代里的一群别一样的女子。
记者：《暂坐》后记里引用了一段古文，“墙东一隙地，可二亩许，诛茅夷险，缭以土垣，垣外杂种榆柳，夹桃花其中”——您说“这是她们的生存状态，亦是精神状态”——这句话是否说，当下社会的女性生存与精神状态处在双重的矛盾之中，一是她们各自喷吐着芳华的娇娆，二是她们又处在艰难的困苦之中？
贾平凹:你说得对。《暂坐》中的女子是一群别样的小团伙，她们在美丽着奋进着，同时在凋零着困顿着。我说过，风吹风也累，花开花亦疼。这群人代表着城市的时尚，犹如道边的树，是美的风景，能标示着风向，但大风来了会断枝折股，即便是微风，那叶子也在不停地摇晃翻动。
记者：世界如若老子所说是“混沌”的，那么，“混沌”的世界里“清水出芙蓉”的女性，无论是在心理和情感上，或者是身体上，都担负着比常人或者男性更为沉重的东西，这些沉重的东西，构成了您笔下这十多个女性摇曳的姿容和难以言说的苦痛，这就是女性的两难吗？
贾平凹:是呀是呀，这也是我最初想写《暂坐》的原因。这群人看似光鲜，其实辛酸；热热闹闹簇伙，却每个人都孤独。
记者：《暂坐》与您的《秦腔》《山本》等长篇小说不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艺术手法上，走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尤其是您关注女性命运和女性生存，全然展示出一个新时代作家的风貌。可以说，这部小说勘破了当下社会女性精神与生存的真实状况，必将是您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您怎么认为？
贾平凹:也不敢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可能在以后会继续写些关于城市生活的作品。我读过一篇文章，里边写道：“城市越是现代，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越是艰难，其惶然命运的无望，失去信仰的撑持，远离存在的意义，彼此相交集，各自成障碍，表面常来往，实际不兼容，每个人都自我中心，每个人又身处边缘，不见外表的冲突，却在群体中大感不适，既虚弱又脆弱，既无力又无奈，既有所萦怀又无动于衷，情感的损伤无法疗治，精神的苍白难于慰藉。”现在的城市有太多需要我们看到的东西，然后把它表现出来。
记者：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您的这部长篇小说，既反映了这个时代昂扬奋进的主流气象，也揭示了这个时代腐朽的“坏”的一面，尤其是您的笔下被“双规”的领导，为当代文学奉献出一个“新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的特殊意义是什么？
贾平凹:那个被“双规”的领导，为此而引发的一系列事情，连同所描写的雾霾，以及所有的市井现象，都是那些女子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背景。因为那群女子只能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追求故事为什么发生，从而表达人类生存的困境，并探讨复杂的人性。
记者：除过小说的后记，您还想对广大读者说点什么呢？
贾平凹:有的书宜于快读，有的书宜于慢读，如果读《暂坐》，还是慢慢地读着为好。
来源：陕西日报 记者 柏桦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当代文学大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暂坐》，在2020年第三期《当代》杂志推出后，无论在文学界还是社会层面，犹如平静的湖面涌起阵阵涟漪，闪烁出绚丽的光彩，好评如潮，被誉为我国当代文学又一巨著。《暂坐》以现代城市生活为背景，讲述一群中年女性在追求经济独立、个性解放、精神自由以及理想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以及困境中所展现出的复杂人性。小说在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法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贾平凹小说创作的一个新高度。6月8日，记者专题采访了贾平凹。
记者：贾老师，您好！您的新著《暂坐》，是您的第十八部长篇小说。您在后记里说，这部小说是您70岁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可见您花费了极大的心力。这部描写女性群体形象的小说，是您小说创作题材中不曾出现的“新变化”“新面貌”，您的创作思想是什么呢？
贾平凹:《暂坐》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小长篇《酱豆》的初稿，先修改整理出了《暂坐》，然后再修改整理出了《酱豆》。《暂坐》在《当代》杂志推出后，七八月份，两本书将同时出版单行本。到了这般年纪，写作应该是随心所欲的，写自己长久以来想写又没有写的东西。谈不上什么“新变化”“新面貌”，只是像一条水流着，流到哪儿是哪儿，因越往下流的地势不同，流量不同，呈现的状态、颜色、声响越不同而已。
记者：您之前的长篇小说作品多以乡土题材为主，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次，您的笔触深入到现代城市生活，而且通过这十多位美丽优雅而又各自有一段难以言说的伤痛个人史的女性人物，构成了生动鲜活的“西京”生活故事，这是您在长篇小说艺术上的一个新的突破，能讲讲您创作这部小说的心理动因吗？
贾平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以说，不了解农村就不可能了解中国。我大多数作品都是写乡土的，写近百年中国的历史演变，而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现在城乡的概念进一步模糊，大量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农民和市民无法分清，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文学当随时代、社会，文学自然也要变化。我在城市生活了四十多年，应该写写城市生活。其实也写了许多城市题材的作品，除过大量散文外，小说也不少，比如《废都》《白夜》《土门》《高兴》，但还都是写乡下人进了城的故事，而《暂坐》中虽也有从乡下进城的人物，大多已经是完全的城市人了，过的是真正的城市人的生活了。
记者：《暂坐》的创作背景很是贴近时代，您准确而深刻且艺术地反映了当下正在演进中的历史生活，这十多个女性形象非常鲜活而生动，您能讲讲您的艺术原型吗？
贾平凹:小说都是有原型的，但原型在小说写作中仅起到一种诱发写作的冲动和写作的切入，写作起来了就无关于原型。《暂坐》里的那些女子，集中糅合了我所熟悉的一群女性形象，这我在后记里已详细说过。不仅那些女子的故事，还有所在城市的街巷，都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小说是不能对号入座的，一对号入座就荒唐和尴尬了。发现和表现灵魂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才是小说的精髓。
记者：《暂坐》采用了“人物+地点”这样的“短片”局部写法，构成了波澜壮阔的“长片”完整风貌，这样的笔法使得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和立体，是一种艺术上的新突破，能谈谈您的艺术心得吗？
贾平凹:小说是怎么写都可以的，尤其现代小说。建筑因地势而赋形，小说以内容决定形式么。《暂坐》是写群像的，又是写日常的，采用“人物+地点”的写法，宜于更好地表现人物，又宜于节奏的紧凑，还可以增加作品的真实感。
记者：在长篇小说《暂坐》里，您采用散文化的艺术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具有浓厚的古典小说韵味，体现了您的审美追求。散文化的小说表现手法，在您的笔下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您是如何结构这部小说的，这样的结构艺术难度和优势在什么地方？
贾平凹:《暂坐》里人物众多，又没有离奇的故事，仅仅有个轮换去医院照顾夏自花的线索，那么，为了写好人物，就得注重日常生活，注重日常生活的细节，注重这些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和表情，这样才能使小说好看。而大量的市井描写，生活的智慧性的感悟则弥漫和充盈其间，才能使小说有一种韵味。为了结构的需要，其中冯迎的死亡、迎接“活佛”，等等，都是有其讲究的。
记者：在《暂坐》里，您塑造了俄罗斯女性“伊娃”的形象，并通过她的“眼睛”来打量当下社会生活、勾连起整个女性形象，通过这个带有“陌生”和“外来者”视角的“伊娃”，您想告诉读者什么呢？
贾平凹:伊娃的角色是小说结构的需要。伊娃的视角其实就是作者的视角。采用“外来者”或“跳出来”的视角，这样更容易表现作者的一些企图：小说并不是仅仅写写故事，也不是只有批判的元素，还应有生活的智和慧。试想，我们在阅读任何一部小说，是不是从中想受到一些思想的精神的启示和感悟、一些生活的智和慧呢？我读小说，就是这样读的，如果其中没有那些思想的精神的启示和对生活的智与慧的感悟，那有些可摘可抄的好句子也行么。否则，就把所读的书扔了。
记者：您在小说里有这么一句话“别说我爱你，你爱我，咱们只是都饿了”——婚姻与爱情的实质不单单是情感，而最重要的是生存的条件，没有生存的条件，爱情就无法附丽，您的这句话是在表达这层含义吗？
贾平凹:这句话是别人说的，之所以用在此，也是表达当下的一些婚姻爱情的实况。世上或许有纯真的爱情吧，但现在的社会里更多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即使走在一起了，也多是“饿”着，“吃了饭”便各走各的。正如此，《暂坐》里的女子追求经济独立，要自我，要自由，要时尚，要潇洒，要文艺范儿，才多是未婚或离婚后的单身。这是别一样的时代，这也是别一样时代里的一群别一样的女子。
记者：《暂坐》后记里引用了一段古文，“墙东一隙地，可二亩许，诛茅夷险，缭以土垣，垣外杂种榆柳，夹桃花其中”——您说“这是她们的生存状态，亦是精神状态”——这句话是否说，当下社会的女性生存与精神状态处在双重的矛盾之中，一是她们各自喷吐着芳华的娇娆，二是她们又处在艰难的困苦之中？
贾平凹:你说得对。《暂坐》中的女子是一群别样的小团伙，她们在美丽着奋进着，同时在凋零着困顿着。我说过，风吹风也累，花开花亦疼。这群人代表着城市的时尚，犹如道边的树，是美的风景，能标示着风向，但大风来了会断枝折股，即便是微风，那叶子也在不停地摇晃翻动。
记者：世界如若老子所说是“混沌”的，那么，“混沌”的世界里“清水出芙蓉”的女性，无论是在心理和情感上，或者是身体上，都担负着比常人或者男性更为沉重的东西，这些沉重的东西，构成了您笔下这十多个女性摇曳的姿容和难以言说的苦痛，这就是女性的两难吗？
贾平凹:是呀是呀，这也是我最初想写《暂坐》的原因。这群人看似光鲜，其实辛酸；热热闹闹簇伙，却每个人都孤独。
记者：《暂坐》与您的《秦腔》《山本》等长篇小说不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艺术手法上，走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尤其是您关注女性命运和女性生存，全然展示出一个新时代作家的风貌。可以说，这部小说勘破了当下社会女性精神与生存的真实状况，必将是您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您怎么认为？
贾平凹:也不敢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可能在以后会继续写些关于城市生活的作品。我读过一篇文章，里边写道：“城市越是现代，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越是艰难，其惶然命运的无望，失去信仰的撑持，远离存在的意义，彼此相交集，各自成障碍，表面常来往，实际不兼容，每个人都自我中心，每个人又身处边缘，不见外表的冲突，却在群体中大感不适，既虚弱又脆弱，既无力又无奈，既有所萦怀又无动于衷，情感的损伤无法疗治，精神的苍白难于慰藉。”现在的城市有太多需要我们看到的东西，然后把它表现出来。
记者：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您的这部长篇小说，既反映了这个时代昂扬奋进的主流气象，也揭示了这个时代腐朽的“坏”的一面，尤其是您的笔下被“双规”的领导，为当代文学奉献出一个“新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的特殊意义是什么？
贾平凹:那个被“双规”的领导，为此而引发的一系列事情，连同所描写的雾霾，以及所有的市井现象，都是那些女子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背景。因为那群女子只能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追求故事为什么发生，从而表达人类生存的困境，并探讨复杂的人性。
记者：除过小说的后记，您还想对广大读者说点什么呢？
贾平凹:有的书宜于快读，有的书宜于慢读，如果读《暂坐》，还是慢慢地读着为好。
来源：陕西日报 记者 柏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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