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两大分支揭示重要疫源地和重症化信息】研究人员一直想知道哪些人类因素或病毒因素会让COVID-19感染者向重症发展。如今，关于两个病毒谱系的临床证据，为解开这一谜题带来了关键信息。
2019年底，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突如其来。到目前为止，病毒引发的疾病——COVID-19的某些方面依然让许多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感到费解。据估计，SARS-CoV-2已经在全球感染了900多万人，夺去了45万多人的宝贵生命，持续扩散的疫情也让世界经济受到重挫。张小楠等人[1]在《自然》上发表的论文报道了SARS-CoV-2的两个主要分支的演化数据，并通过分析上海326名SARS-CoV-2感染者，明确了会影响疾病严重性的人类宿主因素。
让所有人措手不及的SARS-CoV-2起初被认为是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宿主体内“跑”到人类身上的。武汉在2019年12月底首次出现“不明原因的严重肺炎”时，最初的大部分病例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市场。人们据此推测，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突破了种间屏障，从海鲜市场在售的某种受感染的活体动物传给了人类。一时间，之前默默无闻的马来亚穿山甲被指为造成这场混乱的罪魁祸首，但其实当时尚不清楚海鲜市场是否交易过这种受保护的动物（点击阅读：《是穿山甲把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给了人吗？》《也可能不是穿山甲？新冠病毒动物来源扑朔迷离》）。此外，2019年12月初出现的一些武汉病例与该海鲜市场并无明显关联[2]。
张小楠等人收集了2020年1月至2月到医疗机构就诊的上海人群样本，并对其中94例SARS-CoV-2全基因组序列进行了分析，再将这些数据与另外221 例新冠病毒序列做了比较。研究结果支持之前的观察结果[3]，即中国在病毒暴发早期存在两个SARS-CoV-2的主要系统发育谱系（phylogenetic lineage）。这两个分支（clade）在两个核苷酸上存在不同，说明导致传播到上海的人类感染源有多个（上海距离武汉约800公里）。
两个谱系被称为分支I和分支II（图1）。研究人员推断，这两个分支是从一个共同祖先那里独立演化而来的，但它们的亲缘关系并不明确，因为两个分支只在两个基因组位点有差异。一个差异涉及编码病毒蛋白ORF8第84位氨基酸残基的序列中的一个特定核苷酸。如果这个核苷酸有一个胸腺嘧啶碱基（分支I），序列就编码亮氨酸；如果有一个胞嘧啶碱基（分支II），序列就编码丝氨酸。另一个差异涉及ORF1ab基因的一个核苷酸，或含有胞嘧啶（分支I）或含有胸腺嘧啶（分支II）；这两种核苷酸序列最后都编码丝氨酸。
图1|评估新冠病毒谱系与COVID-19严重程度的关系。张小楠等人[1]研究了2020年初上海的新冠病毒SARS-CoV-2感染者。a，与此前研究[3]相符，张小楠等人鉴定出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属于两个谱系：分支I和分支II。这两个分支在两个核苷酸上有差异，很有可能是从同一个祖先那里独立演化而来的。分支I与部分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例有关，该市场最初曾被认为是疫情暴发的源头；但作者发现分支II的有些病例无海鲜市场接触史。两个谱系可能是同时独立扩散的。b，张小楠等人将所有个体依据疾病轻重分为四组，从无症状组到重症组（需要人工通气辅助呼吸）。两个分支导致不同疾病症状的能力相同。病情加重伴有免疫细胞CD3+T细胞耗竭以及促炎症细胞因子蛋白IL-6和IL-8增加。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会引起强烈的免疫反应，也称细胞因子风暴。
张小楠等人将病毒基因组学与人群可能的感染途径的流行病学证据相结合，表明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6人的病毒基因组属于SARS-CoV-2谱系树的分支I，而已知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3人的病毒基因组属于分支II。这些数据支持了海鲜市场可能不是疫情发源地的观点。相反，数据显示分支I和II起源于一个共同病毒祖先，并同时发生了独立传播：分支I通过海鲜市场传播，而分支II在其他地方传播。可以说，病毒从动物到人的转移可能先在其他地方发生，形成了传播链后抵达了海鲜市场，市场内密集摆放的摊位和易感人群加速了病毒向不受控的方向扩散，并最终蔓延到海鲜市场之外。
认为当前流行的SARS-CoV-2可分为不同“类型”一直是个带有争议的话题，这来源于病毒研究中观察到的不同系统发生谱系。但是，病毒间出现遗传差异并非意料之外，特别是对“未免疫”（immunologically naive）的人类宿主（之前从未遇到过这种病毒的人）来说。这可以用“奠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来解释，这种效应在病毒暴发中很常见，它假设一定数量的病毒变体随机进入了一个新的地区，且该地区存在易感人群，这种情况下，病毒之后在当地的传播会促进它们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不过，与其他地区的患病率相比，这些变体在该特定人群中的患病率差异并不等同于它们在病毒复制和传播方面的适应性更强[4]。与这一观点一致，张小楠等人也未发现有证据显示这两个分支中有任何一支或是亚支的任何突变，与他们用来给COVID-19严重性分类的临床评价指标存在任何关联。这一结果并不意外，毕竟在SARS-CoV-2整个基因组约3万个核苷酸中，这两个分支只在2个核苷酸上有差异；但这也强调了一点，即存在不同的系统发生谱系并不表示不同毒株必定会导致不同的疾病症状。
在这两个SARS-CoV-2谱系的临床感染表现中未发现任何差异后，张小楠等人又分析了人类宿主免疫系统功能的不同指标，寻找会影响疾病严重性的因素。
作者将疾病程度分为四类，对每一类的临床表现进行了详细定义。受影响最小的病例无症状、不发热、没有呼吸问题、肺部X光片也无受损迹象。轻症病例有发热，肺部X光片有炎症迹象，有肺炎表现。重症病例呼吸困难、肺部X光片可见“毛玻璃阴影”损伤特征。危重症病例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需要机械通气辅助呼吸。与之前研究[5]一致的是，张小楠等人也发现年龄偏大、有基础疾病（称为共病）、性别为男性，是与重症化概率高相关的几个主要因素。
根据血液样本分析，作者给出了COVID-19重症危重症病例特征出现变化的证据。这些病例的一个特征是淋巴细胞减少——血液中淋巴细胞（参与免疫反应的一类白细胞）计数异常偏低。张小楠等人将这归因于CD3+T细胞的耗竭，可能反映出这些T细胞在从血液向感染位点的移动。
重症危重症病例的另一个特征是细胞因子IL-6和IL-8水平异常升高，IL-6和IL-8是两种能促进炎症反应的小蛋白。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会引发剧烈的免疫反应，常被称为细胞因子风暴。肺部的巨噬细胞能产生IL-6和IL-8，这些免疫系统细胞通常也是其他呼吸系统感染出现细胞因子风暴的早期细胞介质。不过，导致部分COVID-19病例出现细胞因子风暴持续不退的具体细胞群体依然不甚明确。
IL-6或IL-8水平升高与淋巴细胞水平下降之间的负相关暗示了可能与这些病例特征有关的潜在机制。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从而导致淋巴细胞减少的可能性符合之前的观察结果——此前发现，COVID-19患者在接受能阻断IL-6介导的信号传导的托珠单抗药物治疗后，血液中淋巴细胞水平恢复到接近正常水平[6]。不过，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实验和机制研究，才能确定这些细胞因子水平与淋巴细胞减少的联系背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指标发生变化的时间并不一致——T细胞耗竭从发病第一周就开始了，而细胞因子风暴的出现时间较晚，一直到COVID-19发展为重症了才开始。
此外，淋巴细胞减少或细胞因子风暴都不是COVID-19的独有症状，许多严重呼吸系统感染都有这两大特征，比如禽流感病毒造成的人类感染，以及SARS-CoV-2的近缘冠状病毒SARS导致的疾病。为了描绘 COVID-19的特异性免疫特征，还需开展更仔细的细胞和分子研究。
SARS-CoV-2演化的溯源工作是制定疫情防控公共卫生政策的理论基础。厘清免疫反应受到干扰（比如CD3+T细胞耗竭和促炎症反应增强）的背后原因和机制，剖析COVID-19的关键的临床和分子特征，对于制定治疗策略以及开发特效疫苗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张小楠等人的工作为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人类若要遏制住当前疫情，预防未来疫情，就要对他们研究中提出的重要问题作出解答。
参考文献：
1. Zhang, X. et al. Nature https://t.cn/A6yhwBkw (2020).
2. Li, Q. et al. N. Engl. J. Med. 382,1199–1207 (2020).
3. Tang, X. et al. Natl Sci. Rev. 7, 1012–1023 (2020).
4. McLean, O. A. et al. Virus Evol. 6, veaa034 (2020).
5. Huang, C. et al. Lancet 395, 497–506 (2020).
6. Giamarellos-Bourboulis, E. J. et al. Cell Host Microbe 27, 992–1000.e3 (2020).
原文以A race to determine what drives COVID-19 severity为标题发表在2020年6月 29日的《自然》新闻与观点版块
来源：Nature自然科研
2019年底，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突如其来。到目前为止，病毒引发的疾病——COVID-19的某些方面依然让许多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感到费解。据估计，SARS-CoV-2已经在全球感染了900多万人，夺去了45万多人的宝贵生命，持续扩散的疫情也让世界经济受到重挫。张小楠等人[1]在《自然》上发表的论文报道了SARS-CoV-2的两个主要分支的演化数据，并通过分析上海326名SARS-CoV-2感染者，明确了会影响疾病严重性的人类宿主因素。
让所有人措手不及的SARS-CoV-2起初被认为是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宿主体内“跑”到人类身上的。武汉在2019年12月底首次出现“不明原因的严重肺炎”时，最初的大部分病例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市场。人们据此推测，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突破了种间屏障，从海鲜市场在售的某种受感染的活体动物传给了人类。一时间，之前默默无闻的马来亚穿山甲被指为造成这场混乱的罪魁祸首，但其实当时尚不清楚海鲜市场是否交易过这种受保护的动物（点击阅读：《是穿山甲把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给了人吗？》《也可能不是穿山甲？新冠病毒动物来源扑朔迷离》）。此外，2019年12月初出现的一些武汉病例与该海鲜市场并无明显关联[2]。
张小楠等人收集了2020年1月至2月到医疗机构就诊的上海人群样本，并对其中94例SARS-CoV-2全基因组序列进行了分析，再将这些数据与另外221 例新冠病毒序列做了比较。研究结果支持之前的观察结果[3]，即中国在病毒暴发早期存在两个SARS-CoV-2的主要系统发育谱系（phylogenetic lineage）。这两个分支（clade）在两个核苷酸上存在不同，说明导致传播到上海的人类感染源有多个（上海距离武汉约800公里）。
两个谱系被称为分支I和分支II（图1）。研究人员推断，这两个分支是从一个共同祖先那里独立演化而来的，但它们的亲缘关系并不明确，因为两个分支只在两个基因组位点有差异。一个差异涉及编码病毒蛋白ORF8第84位氨基酸残基的序列中的一个特定核苷酸。如果这个核苷酸有一个胸腺嘧啶碱基（分支I），序列就编码亮氨酸；如果有一个胞嘧啶碱基（分支II），序列就编码丝氨酸。另一个差异涉及ORF1ab基因的一个核苷酸，或含有胞嘧啶（分支I）或含有胸腺嘧啶（分支II）；这两种核苷酸序列最后都编码丝氨酸。
图1|评估新冠病毒谱系与COVID-19严重程度的关系。张小楠等人[1]研究了2020年初上海的新冠病毒SARS-CoV-2感染者。a，与此前研究[3]相符，张小楠等人鉴定出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属于两个谱系：分支I和分支II。这两个分支在两个核苷酸上有差异，很有可能是从同一个祖先那里独立演化而来的。分支I与部分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例有关，该市场最初曾被认为是疫情暴发的源头；但作者发现分支II的有些病例无海鲜市场接触史。两个谱系可能是同时独立扩散的。b，张小楠等人将所有个体依据疾病轻重分为四组，从无症状组到重症组（需要人工通气辅助呼吸）。两个分支导致不同疾病症状的能力相同。病情加重伴有免疫细胞CD3+T细胞耗竭以及促炎症细胞因子蛋白IL-6和IL-8增加。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会引起强烈的免疫反应，也称细胞因子风暴。
张小楠等人将病毒基因组学与人群可能的感染途径的流行病学证据相结合，表明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6人的病毒基因组属于SARS-CoV-2谱系树的分支I，而已知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3人的病毒基因组属于分支II。这些数据支持了海鲜市场可能不是疫情发源地的观点。相反，数据显示分支I和II起源于一个共同病毒祖先，并同时发生了独立传播：分支I通过海鲜市场传播，而分支II在其他地方传播。可以说，病毒从动物到人的转移可能先在其他地方发生，形成了传播链后抵达了海鲜市场，市场内密集摆放的摊位和易感人群加速了病毒向不受控的方向扩散，并最终蔓延到海鲜市场之外。
认为当前流行的SARS-CoV-2可分为不同“类型”一直是个带有争议的话题，这来源于病毒研究中观察到的不同系统发生谱系。但是，病毒间出现遗传差异并非意料之外，特别是对“未免疫”（immunologically naive）的人类宿主（之前从未遇到过这种病毒的人）来说。这可以用“奠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来解释，这种效应在病毒暴发中很常见，它假设一定数量的病毒变体随机进入了一个新的地区，且该地区存在易感人群，这种情况下，病毒之后在当地的传播会促进它们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不过，与其他地区的患病率相比，这些变体在该特定人群中的患病率差异并不等同于它们在病毒复制和传播方面的适应性更强[4]。与这一观点一致，张小楠等人也未发现有证据显示这两个分支中有任何一支或是亚支的任何突变，与他们用来给COVID-19严重性分类的临床评价指标存在任何关联。这一结果并不意外，毕竟在SARS-CoV-2整个基因组约3万个核苷酸中，这两个分支只在2个核苷酸上有差异；但这也强调了一点，即存在不同的系统发生谱系并不表示不同毒株必定会导致不同的疾病症状。
在这两个SARS-CoV-2谱系的临床感染表现中未发现任何差异后，张小楠等人又分析了人类宿主免疫系统功能的不同指标，寻找会影响疾病严重性的因素。
作者将疾病程度分为四类，对每一类的临床表现进行了详细定义。受影响最小的病例无症状、不发热、没有呼吸问题、肺部X光片也无受损迹象。轻症病例有发热，肺部X光片有炎症迹象，有肺炎表现。重症病例呼吸困难、肺部X光片可见“毛玻璃阴影”损伤特征。危重症病例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需要机械通气辅助呼吸。与之前研究[5]一致的是，张小楠等人也发现年龄偏大、有基础疾病（称为共病）、性别为男性，是与重症化概率高相关的几个主要因素。
根据血液样本分析，作者给出了COVID-19重症危重症病例特征出现变化的证据。这些病例的一个特征是淋巴细胞减少——血液中淋巴细胞（参与免疫反应的一类白细胞）计数异常偏低。张小楠等人将这归因于CD3+T细胞的耗竭，可能反映出这些T细胞在从血液向感染位点的移动。
重症危重症病例的另一个特征是细胞因子IL-6和IL-8水平异常升高，IL-6和IL-8是两种能促进炎症反应的小蛋白。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会引发剧烈的免疫反应，常被称为细胞因子风暴。肺部的巨噬细胞能产生IL-6和IL-8，这些免疫系统细胞通常也是其他呼吸系统感染出现细胞因子风暴的早期细胞介质。不过，导致部分COVID-19病例出现细胞因子风暴持续不退的具体细胞群体依然不甚明确。
IL-6或IL-8水平升高与淋巴细胞水平下降之间的负相关暗示了可能与这些病例特征有关的潜在机制。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从而导致淋巴细胞减少的可能性符合之前的观察结果——此前发现，COVID-19患者在接受能阻断IL-6介导的信号传导的托珠单抗药物治疗后，血液中淋巴细胞水平恢复到接近正常水平[6]。不过，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实验和机制研究，才能确定这些细胞因子水平与淋巴细胞减少的联系背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指标发生变化的时间并不一致——T细胞耗竭从发病第一周就开始了，而细胞因子风暴的出现时间较晚，一直到COVID-19发展为重症了才开始。
此外，淋巴细胞减少或细胞因子风暴都不是COVID-19的独有症状，许多严重呼吸系统感染都有这两大特征，比如禽流感病毒造成的人类感染，以及SARS-CoV-2的近缘冠状病毒SARS导致的疾病。为了描绘 COVID-19的特异性免疫特征，还需开展更仔细的细胞和分子研究。
SARS-CoV-2演化的溯源工作是制定疫情防控公共卫生政策的理论基础。厘清免疫反应受到干扰（比如CD3+T细胞耗竭和促炎症反应增强）的背后原因和机制，剖析COVID-19的关键的临床和分子特征，对于制定治疗策略以及开发特效疫苗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张小楠等人的工作为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人类若要遏制住当前疫情，预防未来疫情，就要对他们研究中提出的重要问题作出解答。
参考文献：
1. Zhang, X. et al. Nature https://t.cn/A6yhwBkw (2020).
2. Li, Q. et al. N. Engl. J. Med. 382,1199–1207 (2020).
3. Tang, X. et al. Natl Sci. Rev. 7, 1012–1023 (2020).
4. McLean, O. A. et al. Virus Evol. 6, veaa034 (2020).
5. Huang, C. et al. Lancet 395, 497–506 (2020).
6. Giamarellos-Bourboulis, E. J. et al. Cell Host Microbe 27, 992–1000.e3 (2020).
原文以A race to determine what drives COVID-19 severity为标题发表在2020年6月 29日的《自然》新闻与观点版块
来源：Nature自然科研
【#驻加拿大使馆强调孟晚舟事件才是任意拘押#：中方#敦促加方停止搞麦克风外交对华施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使馆官网今天登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就孟晚舟事件以及康明凯案、迈克尔案发表谈话》：近来，加拿大领导人多次就中国依法处理康明凯案、迈克尔案说三道四。加拿大媒体也作了一些歪曲报道。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强调以下几点立场：
第一，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经依法审查，近日，加拿大籍被告人康明凯、迈克尔被中国检察机关正式起诉。二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根本不存在所谓“任意拘押”的情况。中国司法机关将继续严格依法处理上述案件，同时保障有关加公民合法权利。
第二，孟晚舟事件是美国为了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和华为公司而策划的一起严重政治事件。加方充当了美方帮凶，这才是“任意拘押”。孟晚舟事件同康明凯案、迈克尔案的性质完全不同。6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美国记者关于孟晚舟事件和康明凯案、迈克尔案的提问时，引述了康明凯妻子的话。但加拿大媒体故意把康明凯妻子的话报道为发言人的表态，并声称中方将孟晚舟事件与康明凯案、迈克尔案相联系。这种作法居心叵测，严重误导公众，违背职业道德。
第三，中方再次敦促加方认真对待中方严正立场，切实尊重法治精神和中国司法主权，停止就康明凯、迈克尔案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通过搞“麦克风外交”对华施压。同时，加方应反省自身在孟晚舟事件上的错误，停止政治操弄，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并让她平安回到中国。
第一，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经依法审查，近日，加拿大籍被告人康明凯、迈克尔被中国检察机关正式起诉。二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根本不存在所谓“任意拘押”的情况。中国司法机关将继续严格依法处理上述案件，同时保障有关加公民合法权利。
第二，孟晚舟事件是美国为了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和华为公司而策划的一起严重政治事件。加方充当了美方帮凶，这才是“任意拘押”。孟晚舟事件同康明凯案、迈克尔案的性质完全不同。6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美国记者关于孟晚舟事件和康明凯案、迈克尔案的提问时，引述了康明凯妻子的话。但加拿大媒体故意把康明凯妻子的话报道为发言人的表态，并声称中方将孟晚舟事件与康明凯案、迈克尔案相联系。这种作法居心叵测，严重误导公众，违背职业道德。
第三，中方再次敦促加方认真对待中方严正立场，切实尊重法治精神和中国司法主权，停止就康明凯、迈克尔案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通过搞“麦克风外交”对华施压。同时，加方应反省自身在孟晚舟事件上的错误，停止政治操弄，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并让她平安回到中国。
【中新社马尼拉6月20日电】
（记者 关向东）6月20日，菲律宾英文报纸《MANILATIMES》《MANILABULLETIN》，中文报纸菲律宾《世界日报》、《商报》、《联合日报》、《菲律宾华报》、《菲华日报》等，刊登了中国驻菲大使黄溪连就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答记者问。
近日，菲外长洛钦多次表示香港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反对其他势力干预；总统府发言人洛克也表示香港的长期繁荣对在港菲劳是有利的。黄溪连对此表示赞赏，认为这是正义的立场，也符合菲律宾人民的利益。
黄溪连表示，国家安全是一国安身立命之本，制定国安立法是一国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发生在香港特区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严重触犯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严重背离了“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初心。中国中央政府对维护香港特区的宪制秩序负有最大责任，对“一国两制”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和特区基本法的正确实施负有最大责任。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央政府经过反复、慎重研究，作出了在国家层面进行涉港国家安全立法的重大决定，实属形势所迫。
黄溪连表示，国安法将主要针对四类行为和活动，即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勾结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活动。
对于菲媒关注的香港进行国安立法会影响“一国两制”方针、会影响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地位和香港与外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等问题，黄溪连表示，全国人大推进涉港国安立法完全符合“一国两制”的初心，旨在补足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漏洞和制度短板，最大限度扫除香港发展道路上的障碍、陷阱和威胁，最大限度确保香港在坚守“一国”之本的同时更好发挥“两制”之利，最大限度维护港人的根本利益和依法享有的广泛权利和自由。香港国安立法后，“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变，高度自治不会变，特区法律制度不会变。
黄溪连表示，立法祗会有利于优化香港与各国交流合作的社会氛围，保障各国企业依法经营和商务往来；立法祗会有助于为外国投资者营造法治更加健全、预期更加稳定可靠的营商环境。国家安全有保障，“一国两制”的落实才会全面准确、运行顺畅，香港的发展才会更美好、更稳定、更繁荣，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国际社会所有“持份者”的利益才会更有保障。
黄溪连表示，菲律宾有数十万侨民在港工作和生活，他们是“一国两制”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受益者。近期菲律宾政府高官多次就香港国安立法做出积极表态，认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他国无权干涉；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有利于保持香港特区的长治久安；希望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也希望在港菲公民遵守香港国安法。我们对此表示赞赏，认为这是正义的立场，也符合菲律宾人民的利益。
黄溪连表示，注意到极个别菲律宾政客就香港局势发表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认为，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不仅罔顾事实、扭曲是非，不尊重中国内政，而且更多出于自身政治私利，全然置广大在港的菲侨民利益于不顾。
（记者 关向东）6月20日，菲律宾英文报纸《MANILATIMES》《MANILABULLETIN》，中文报纸菲律宾《世界日报》、《商报》、《联合日报》、《菲律宾华报》、《菲华日报》等，刊登了中国驻菲大使黄溪连就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答记者问。
近日，菲外长洛钦多次表示香港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反对其他势力干预；总统府发言人洛克也表示香港的长期繁荣对在港菲劳是有利的。黄溪连对此表示赞赏，认为这是正义的立场，也符合菲律宾人民的利益。
黄溪连表示，国家安全是一国安身立命之本，制定国安立法是一国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发生在香港特区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严重触犯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严重背离了“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初心。中国中央政府对维护香港特区的宪制秩序负有最大责任，对“一国两制”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和特区基本法的正确实施负有最大责任。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央政府经过反复、慎重研究，作出了在国家层面进行涉港国家安全立法的重大决定，实属形势所迫。
黄溪连表示，国安法将主要针对四类行为和活动，即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勾结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活动。
对于菲媒关注的香港进行国安立法会影响“一国两制”方针、会影响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地位和香港与外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等问题，黄溪连表示，全国人大推进涉港国安立法完全符合“一国两制”的初心，旨在补足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漏洞和制度短板，最大限度扫除香港发展道路上的障碍、陷阱和威胁，最大限度确保香港在坚守“一国”之本的同时更好发挥“两制”之利，最大限度维护港人的根本利益和依法享有的广泛权利和自由。香港国安立法后，“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变，高度自治不会变，特区法律制度不会变。
黄溪连表示，立法祗会有利于优化香港与各国交流合作的社会氛围，保障各国企业依法经营和商务往来；立法祗会有助于为外国投资者营造法治更加健全、预期更加稳定可靠的营商环境。国家安全有保障，“一国两制”的落实才会全面准确、运行顺畅，香港的发展才会更美好、更稳定、更繁荣，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国际社会所有“持份者”的利益才会更有保障。
黄溪连表示，菲律宾有数十万侨民在港工作和生活，他们是“一国两制”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受益者。近期菲律宾政府高官多次就香港国安立法做出积极表态，认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他国无权干涉；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有利于保持香港特区的长治久安；希望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也希望在港菲公民遵守香港国安法。我们对此表示赞赏，认为这是正义的立场，也符合菲律宾人民的利益。
黄溪连表示，注意到极个别菲律宾政客就香港局势发表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认为，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不仅罔顾事实、扭曲是非，不尊重中国内政，而且更多出于自身政治私利，全然置广大在港的菲侨民利益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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