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美的bodybalance像猫，自己做自己的，完全可以无视他人。

莱美的shbam像一条热情的小狗，跑遍全场，要high大家一起high。

莱美的barre是猫与狗的结合，自顾自的美与炼，欢迎加入，到了escape track，我们一起美。

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猫，从来不考虑狗的陪伴，但现在心态变了，一直想，以后孩子离开了，养个狗狗。我当初是因为bodybalance迷上莱美的，现在shbam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早已经胜过其他一切团课。我爱上大家来健身房一起跳舞的感觉，这样的互动比自己美自己辛苦自己流汗的感觉更吸引我，那些平时不会用到的身体语言，在音乐的引领之下，被无论内向外向的人快乐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冲破了很多很多的自我的顾虑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障碍。

这一期48等得我好辛苦，深夜终于看到时却什么不爽都没了，明天要开始在家跳起。我已经等不及去健身房和大家共舞的那一天。

我有想过无数次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发生什么样关于爱情的情节。可偏偏故事情节总是与我设想的相差悬殊，完全不同的出场方式，而你已经在我心里占据重要位置的时候，我才刚刚开窍，发现自己早就在某一刻 我没有意识的时候爱上了你。你的重现出现，转变了新的身份在我身边，到现在回头去看，还是那么让我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实发生的。哪怕，某一天，这个故事走向尾声，我依然很开心，很开心你重新回到我身边，带给我快乐，带给我幸运，带给我勇气，带给我陪伴，带给我温暖，体会什么是被爱的感觉。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人，遇见更好的人。有些人很好，可是相爱 在一起 和 可以谈未来 是三件事。我曾爱过你，感受到你的爱，就是遇见你这件事本身最大的意义了。夏天真的要结束了，等到秋天真正来临，枫叶肆意，就真的是分别的时候了吧。

#心烦罚抄书# 汉娜·阿伦特《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责任与判断) 中译版——反抗『平庸之恶』：思考与道德关切——致 W.H.奥登

三
苏格拉底是个热衷于困惑的人，在他曾作出的极少的肯定论述中，有两个互相紧密联系着的命题处理了我们的问题。它们都出现在《高尔吉亚篇》中，这篇对话与修辞学(作为一种向大众致词、说服大众的艺术)有关。《高尔吉亚篇》不属于早期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它写于柏拉图主持学园之前不久。而且，它的主题看来是在处理那种如果陷入困境将没有任何意义的对话形式。然而，这篇对话仍然陷入了困境；只有在那些苏格拉底要么消失了，要么不再处于讨论的核心的后期柏拉图对话中，这种[陷入困境的]特征才完全消失。《高尔吉亚篇》像《理想国》一样，以一个善恶报应的柏拉图式来世神话结束，很显然，这种神话讽刺性地消解了一切困难。它们的严肃纯然是政治性的；它存在于其向大众宣讲这种形式中。这些显然不属于苏格拉底的神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尽管它们以一种非哲学的方式呈现，但它们包含着柏拉图对下述观点的承认：人能够并且确实自愿地为恶。更重要的是，还包含着这一隐含的承认：他，而不是苏格拉底，知道怎样哲学地对付这个烦扰人的事实。我们可能不知道苏格拉底是否相信无知导致恶，相信美德可以传授；但我们确实知道，柏拉图认为依赖威慑是更明智的。

那两个肯定的苏格拉底式命题是：第一，“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对于这个命题，对话人物卡利克勒斯按照所有希腊人都会说的话回答：“遭受不义根本不适用于公民，而只适用于那些奴隶们，对他们来说，死了比活着要好；就像它也适用于那些人，当那些人遭受不义时，他们不能自助，当他们在意的人遭受不义时，他们也不能助人。”第二，“对于我来说，相比于我，作为一(being one)，要与我自己不协调，与我矛盾，我更情愿我的七弦琴或我指导的合唱跑了调子，满是噪音，并因此使多数人与我不一致、矛盾。”这话使得卡利克拉勒斯告诉苏格拉底，“他的雄辩使他发了疯”，如果他肯抛弃哲学的话，那将对他和所有其他人都更好。

在此，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苏格拉底触及了问题的实质。确实是哲学、或者毋宁说是思考活动的经验，引导苏格拉底作出了这些断言——当然，尽管他不是为了实现哲学而开始他的事业的。因为，把它们理解为一些关于道德的知识，在我看来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们是一些洞见，当然，是关于经验的洞见，而且就思考活动本身而论，它们最多只是偶然的副产品。

要理解第一个命题在它被提出时听起来那么荒谬，对我们有些困难；经历数千年的使用和误用，它读起来就像廉价的道德说教。而现代心灵要理解第二个命题的实质是多么困难，其最好的例证是这个事实：“作为一”(being one)这个关键词，总是在翻译“对我来说，与我自己矛盾比与多数人矛盾要糟糕得多”这句话时被略去。至于第一个命题，它是一个主观的陈述，意思是，对我来说，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而它总是被其相反的、同等主观的、当然听起来也更合理的那个陈述所反驳。然而，如果我们从世界的观点(与那两位绅士的观点不同)来审视这个命题，我们就不得不说，重要的是，一个恶行已经犯下，歹徒和受害者哪个状况更好已经没什么关系。作为公民，我们必须阻止恶行，既然我们的世界，即歹徒、受害者和旁观者共同分享的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既然城邦被侵犯了。(因此，我们的法律会区分被强制控告的犯罪和一般的侵犯，在后者那里，只有个人被侵犯，受害者可以申诉，也可以不申诉。而在犯罪的情形下，相关者心灵的主观状态是无关的——受害者可能想宽恕，歹徒可能完全不可能再犯——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被侵犯了。)

换句话说，苏格拉底在此不是作为一个公民在谈话，因为人们一般认为，公民相比于他自己更关心世界。他毋宁好像对卡利克勒斯说：如果你像我一样，爱上了智慧，有一种审查的需要，并且，如果世界像你描述的那样——划分强弱，其中“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修昔底德)——以致除了作恶和遭受不义之外别无选择，那么你会同意我，即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前提假设是，如果你思考，如果你同意“未经审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