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做噩梦了，嘤嘤嘤！起初梦见一片深山，没错，这里是我们生活的地方，一条山路上，有同伴和我一起玩耍，就在这时，有个陌生男人拿了张黄纸盖在木头桩上，在我们村里，有个传说，只要有人去世，就把黄纸盖在没有生命的树上，另外再杀一个人，就可以让被杀的人的灵魂，替去世的人去阴间受刑，去世之人的灵魂且永远留在阳间…这时，一个小朋友好奇的问那个陌生男人，我便伸手打断，说小孩子不可以乱问，可是，这时候，陌生男子看了眼我，眼神里充满了阴森，我感觉到不对劲，我就离开了，我骑着老式的自行车，赶着山路，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周围很安静很冷，就在这时，无意间的回头，突然发现那个陌生男人恐怖的脸就在身后，手里面还拿着镰刀样的工具！天呐！看样子他追了我好久我才发现，然后我就拼命跑拼命跑，可是，怎么跑都甩不掉他…这时。前面有一个木桥，下面是湍急的水流，我要不要跳下去呢，最后我二话不说直接跳下去了，最后，我被淹死了，因为我我不会游泳[拜拜] https://t.cn/A6cbhda6
【#书评# | “小镇做题家”何以成为“985废物”？】近两年在国内，“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词汇在网络热传，成为一些高校学生自嘲的标签。这些学生往往出身小城镇，他们埋头苦读、擅长应试，因此考入顶级高校，但又自觉缺乏一定的视野和资源，也因此在学业和工作上受到一定阻碍。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一个长期被误会的岗位——“医患办”
我叫李广学，是宁波市康宁医院的一名精神科医生，但在过去的半年里，因为工作的调度，除了门诊和病房，我最常去的一个地方叫“医患办”。
半年前刚接到通知，得知要被调去“医患办”工作时，我很是忐忑。“医患办”顾名思义，这个岗位需要与很多人和部门打交道，怕会是个“惹人嫌的难差事”，怀着忐忑的心情我走进这里。
果不其然，在这段工作期间，除了需要与患者、患者家属沟通，我还要接收、处理卫健委转来的信访件，甚至还会代表医院出席法庭，参与一些法律途径处理的案件。不时地需要向领导请示、汇报，不断地与各部门的同事沟通，不停地书写信访回复件、鉴定答辩稿、信访绩效方案等，定期组织信访工作讨论会、医疗损害鉴定会议等等，这些都是我的工作常态。
在不断沟通、整理文件和组织会议中，时光流逝，我从最初的忐忑，到如今有了新感受。即将调离这份工作，我写下这篇小结，记录我的感受，也便于让其他人更好地了解这个被误会的“岗位”。近期的一个案例，或许能很好地说明，什么是真正的“医患办”。
2021年11月，一位长期饮酒的患者出现精神行为异常，家属无法与他沟通，见此状，患者家属联系120送到了我们宁波市康宁医院的急诊。
患者被送来时平卧在急救推车上，接触没有主动反应，无法进行言语沟通，说明患者可能意识状态有问题。
我院接诊医师立刻进行了体格检查，发现患者肺部有明显啰音，说明患者可能有肺炎，压眶反应很弱，说明患者精神较差或者身体过于虚弱。
初步判断患者因长期饮酒可能存在较多的躯体疾患，躯体情况较精神情况更为危重。综合医院配备相应设备，可以对该患者进行更加详细的检查和治疗，不适宜在我院住院治疗，因此建议家属转诊至综合医院。
得知需要转院，患者的哥哥王大哥顿时急了眼。
我在医患办接到消息，赶到急诊时，家属王大哥情绪正十分激动，他不理解接诊医师的处理，认为我院在推诿患者，与急诊的医生吵了起来。
他说：“我们花了几百块坐救护车过来，现在还要我们转院，你们是不是不想收我们。”
王大哥要求医院赔偿他的路费及急救车费用。
经过一番沟通，我理解了王大哥情绪激动的原因。患者家境并不宽裕，当初王大哥下决心带着弟弟跨市就诊很不容易。如今路费已经花了、救护车的费用也要付，一心想住进我们医院，让弟弟得到专业的治疗，可到了医院却不能如愿住进康宁医院的病房。接诊医师建议他去综合医院诊治，他也不能确定未来的情况和花销，心里一时无法接受。作为医患办的工作人员，我十分理解双方的立场。
站在患者的角度，就诊的经济负担，对家人病情的担忧，对医院的不信任，我统统都能理解。
站在医生的角度，医疗的目的是给予患者最合适的治疗，医生并不是不想收病人，而是从患者的病情考虑，他此时更需要去综合医院治疗，更利于他病情的恢复。
与王大哥沟通一番后，我提出了先带患者转去综合医院治疗，留下了医患办的电话，两天后给他答复的方案。
由急诊接诊医师再次判断了患者生命体征平稳能够接受转院，在医务部沟通某医院医务部帮助协调急诊科接诊后，我们再三叮嘱120医生多加注意患者情况，王大哥同意先转至综合医院明确躯体情况。看着王大哥带着弟弟离开的背影，我的内心五味杂陈。
两天后，我准时给王大哥打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平稳了许多。
王大哥告诉我，转到综合医院后，弟弟做了一些系列的检查和化验，结果报告很不好，目前人正在ICU里治疗。
他能够明白当初我院建议转至综合医院的初衷了，但ICU的花费太高了，他们看不起病，准备回老家再治。
在电话里，他像是在问我，更像是在说服自己，“我们尽力了，弟弟他也不会怪我吧，回老家后能治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
说到最后，他再次询问我，“你们医院能不能给些补偿？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们为了看病打车都到你们医院了，却没能住进去，那车费怎么办？”
尽管我同情他的处境和患者的病情，但还是得明确地告知，我院的转科建议是基于对患者病情评估后的结果。耽误病情、危及生命那才是最大的损失，因此经过评估和初诊，建议他们转去综合医院诊治，不是推诿，而是履行了首诊负责和救死扶伤的义务，不存在补偿或赔偿。
电话那头，沉默良久。
当时我萌生出，从个人的立场给他们一些帮助的念头，感觉都很不容易。但我又隐隐担心会不会对方不理解，还要继续“投诉、信访”，最终没有说出口。
随着一声叹息，电话挂了。
......
真正的完结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但我愿意相信好人会多些吧。
思虑再三，我又拨通了电话，这一次我不是宁波市康宁医院医患办的工作人员。我是一个得知消息的李先生，我想以个人的名义给他捐些钱，帮助一下他们，更重要的是，希望他不要放弃救治弟弟。
出乎意料的是，王大哥告诉我，他建了一个群，群里都是些给他弟弟捐过款的好心人，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记录着，以后一一报答，我婉拒了加群。
又过了一个月，疫情突袭镇海，在忙碌的工作与生活中，我想起了这对兄弟。点开王大哥的朋友圈，我看到弟弟的病情明显好转了。
询问之下，得知患者回老家接受治疗后，恢复良好，已经可以自主走路和吃饭了，我又叮嘱了些话。
此时，我才感觉，这件事真正的完结了。
回想在急诊室，见到王大哥的第一面，我很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情绪上头，不直接把他当作无理取闹的人，好好沟通后建议他们转诊综合医院；我很庆幸自己又打了第二通电话，为他们治疗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我很庆幸这是对好兄弟，他们长途跋涉回家乡也坚持了治疗，最终迎得了好转的机会。
庆幸之余，我不禁思索，医患办到底是个什么的地方？
我们处理那么多纠纷和案件，解决那么多投诉的意义是什么？
这里是大家情绪的发泄出口？
这里是可以通过投诉获取利益的途径？
还是这里是一个处罚他人的契机？
这些回答，自然都是否定。
医患办全称是医患关系促进办公室。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为医患双方提供坐下来好好说话，促进大家平心静气解决问题的部门。它是中立的，是以事实和公平为导向，不倾向于哪一方的。
或许有人会质疑，医患办是医院的一个部门，怎么会公平呢？
我的回答很简单——：“医院是发展的，医院需要进步，需要变得更好，尤其是百年之龄的宁波市康宁医院，我们想做、需要做得更加宏伟，少不了积累经验教训来提升自己。医患办就是一个接受各种质疑寻找自己不足的部门，在投诉和建议的背后是医院不断的改进和提升。”
在这些一件件纠纷处理的背后，我也看到了气愤、脆弱、不甘和无奈。即将离开这个岗位，我写下这封信，给自己一些总结，让自己不要忘记在这见过的面孔和体悟。
感谢半年来吴向平副院长一字一句的教导和文稿修改，感谢刘灵江老师在工作和生活上对我的引导，感谢郑飞杰杰哥给予的帮助。感谢这个岗位让我懂得了更多，重归医生的岗位，我将立志做一名更加耐心的医生，接纳别人并接纳自己。
能解决的不需要吵闹，能改变的不需要争执。
和谐的医患关系，友好的就医氛围，这是医患共同的需求。
患者看病看得开心，医生看病看得开心，是医患共同的诉求。
希望不久的将来，医患办成为一个握手言和的聊天室，医患带着相互的信任走进这里，在这里寻求事件的最佳解决方案。更多内容点击原文链接#医患办# #医院#
https://t.cn/A6xdfvAx
我叫李广学，是宁波市康宁医院的一名精神科医生，但在过去的半年里，因为工作的调度，除了门诊和病房，我最常去的一个地方叫“医患办”。
半年前刚接到通知，得知要被调去“医患办”工作时，我很是忐忑。“医患办”顾名思义，这个岗位需要与很多人和部门打交道，怕会是个“惹人嫌的难差事”，怀着忐忑的心情我走进这里。
果不其然，在这段工作期间，除了需要与患者、患者家属沟通，我还要接收、处理卫健委转来的信访件，甚至还会代表医院出席法庭，参与一些法律途径处理的案件。不时地需要向领导请示、汇报，不断地与各部门的同事沟通，不停地书写信访回复件、鉴定答辩稿、信访绩效方案等，定期组织信访工作讨论会、医疗损害鉴定会议等等，这些都是我的工作常态。
在不断沟通、整理文件和组织会议中，时光流逝，我从最初的忐忑，到如今有了新感受。即将调离这份工作，我写下这篇小结，记录我的感受，也便于让其他人更好地了解这个被误会的“岗位”。近期的一个案例，或许能很好地说明，什么是真正的“医患办”。
2021年11月，一位长期饮酒的患者出现精神行为异常，家属无法与他沟通，见此状，患者家属联系120送到了我们宁波市康宁医院的急诊。
患者被送来时平卧在急救推车上，接触没有主动反应，无法进行言语沟通，说明患者可能意识状态有问题。
我院接诊医师立刻进行了体格检查，发现患者肺部有明显啰音，说明患者可能有肺炎，压眶反应很弱，说明患者精神较差或者身体过于虚弱。
初步判断患者因长期饮酒可能存在较多的躯体疾患，躯体情况较精神情况更为危重。综合医院配备相应设备，可以对该患者进行更加详细的检查和治疗，不适宜在我院住院治疗，因此建议家属转诊至综合医院。
得知需要转院，患者的哥哥王大哥顿时急了眼。
我在医患办接到消息，赶到急诊时，家属王大哥情绪正十分激动，他不理解接诊医师的处理，认为我院在推诿患者，与急诊的医生吵了起来。
他说：“我们花了几百块坐救护车过来，现在还要我们转院，你们是不是不想收我们。”
王大哥要求医院赔偿他的路费及急救车费用。
经过一番沟通，我理解了王大哥情绪激动的原因。患者家境并不宽裕，当初王大哥下决心带着弟弟跨市就诊很不容易。如今路费已经花了、救护车的费用也要付，一心想住进我们医院，让弟弟得到专业的治疗，可到了医院却不能如愿住进康宁医院的病房。接诊医师建议他去综合医院诊治，他也不能确定未来的情况和花销，心里一时无法接受。作为医患办的工作人员，我十分理解双方的立场。
站在患者的角度，就诊的经济负担，对家人病情的担忧，对医院的不信任，我统统都能理解。
站在医生的角度，医疗的目的是给予患者最合适的治疗，医生并不是不想收病人，而是从患者的病情考虑，他此时更需要去综合医院治疗，更利于他病情的恢复。
与王大哥沟通一番后，我提出了先带患者转去综合医院治疗，留下了医患办的电话，两天后给他答复的方案。
由急诊接诊医师再次判断了患者生命体征平稳能够接受转院，在医务部沟通某医院医务部帮助协调急诊科接诊后，我们再三叮嘱120医生多加注意患者情况，王大哥同意先转至综合医院明确躯体情况。看着王大哥带着弟弟离开的背影，我的内心五味杂陈。
两天后，我准时给王大哥打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平稳了许多。
王大哥告诉我，转到综合医院后，弟弟做了一些系列的检查和化验，结果报告很不好，目前人正在ICU里治疗。
他能够明白当初我院建议转至综合医院的初衷了，但ICU的花费太高了，他们看不起病，准备回老家再治。
在电话里，他像是在问我，更像是在说服自己，“我们尽力了，弟弟他也不会怪我吧，回老家后能治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
说到最后，他再次询问我，“你们医院能不能给些补偿？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们为了看病打车都到你们医院了，却没能住进去，那车费怎么办？”
尽管我同情他的处境和患者的病情，但还是得明确地告知，我院的转科建议是基于对患者病情评估后的结果。耽误病情、危及生命那才是最大的损失，因此经过评估和初诊，建议他们转去综合医院诊治，不是推诿，而是履行了首诊负责和救死扶伤的义务，不存在补偿或赔偿。
电话那头，沉默良久。
当时我萌生出，从个人的立场给他们一些帮助的念头，感觉都很不容易。但我又隐隐担心会不会对方不理解，还要继续“投诉、信访”，最终没有说出口。
随着一声叹息，电话挂了。
......
真正的完结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但我愿意相信好人会多些吧。
思虑再三，我又拨通了电话，这一次我不是宁波市康宁医院医患办的工作人员。我是一个得知消息的李先生，我想以个人的名义给他捐些钱，帮助一下他们，更重要的是，希望他不要放弃救治弟弟。
出乎意料的是，王大哥告诉我，他建了一个群，群里都是些给他弟弟捐过款的好心人，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记录着，以后一一报答，我婉拒了加群。
又过了一个月，疫情突袭镇海，在忙碌的工作与生活中，我想起了这对兄弟。点开王大哥的朋友圈，我看到弟弟的病情明显好转了。
询问之下，得知患者回老家接受治疗后，恢复良好，已经可以自主走路和吃饭了，我又叮嘱了些话。
此时，我才感觉，这件事真正的完结了。
回想在急诊室，见到王大哥的第一面，我很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情绪上头，不直接把他当作无理取闹的人，好好沟通后建议他们转诊综合医院；我很庆幸自己又打了第二通电话，为他们治疗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我很庆幸这是对好兄弟，他们长途跋涉回家乡也坚持了治疗，最终迎得了好转的机会。
庆幸之余，我不禁思索，医患办到底是个什么的地方？
我们处理那么多纠纷和案件，解决那么多投诉的意义是什么？
这里是大家情绪的发泄出口？
这里是可以通过投诉获取利益的途径？
还是这里是一个处罚他人的契机？
这些回答，自然都是否定。
医患办全称是医患关系促进办公室。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为医患双方提供坐下来好好说话，促进大家平心静气解决问题的部门。它是中立的，是以事实和公平为导向，不倾向于哪一方的。
或许有人会质疑，医患办是医院的一个部门，怎么会公平呢？
我的回答很简单——：“医院是发展的，医院需要进步，需要变得更好，尤其是百年之龄的宁波市康宁医院，我们想做、需要做得更加宏伟，少不了积累经验教训来提升自己。医患办就是一个接受各种质疑寻找自己不足的部门，在投诉和建议的背后是医院不断的改进和提升。”
在这些一件件纠纷处理的背后，我也看到了气愤、脆弱、不甘和无奈。即将离开这个岗位，我写下这封信，给自己一些总结，让自己不要忘记在这见过的面孔和体悟。
感谢半年来吴向平副院长一字一句的教导和文稿修改，感谢刘灵江老师在工作和生活上对我的引导，感谢郑飞杰杰哥给予的帮助。感谢这个岗位让我懂得了更多，重归医生的岗位，我将立志做一名更加耐心的医生，接纳别人并接纳自己。
能解决的不需要吵闹，能改变的不需要争执。
和谐的医患关系，友好的就医氛围，这是医患共同的需求。
患者看病看得开心，医生看病看得开心，是医患共同的诉求。
希望不久的将来，医患办成为一个握手言和的聊天室，医患带着相互的信任走进这里，在这里寻求事件的最佳解决方案。更多内容点击原文链接#医患办#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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