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3”计划倡导者：高瞻远瞩的战略科学家 | 数风流人物
在关键时刻，总有一群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始终胸怀祖国和人民，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面对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中国怎么办？他们勇立潮头、殚精竭虑，积极建言献策，让“发展高科技”从此成为实现我国科技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朱光亚等科学家对此建议也极力倡导。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由于促成这个计划“建议”的提出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都发生在1986年3月，因而这个计划被命名为“863计划”。
1987年3月，“863计划”开始正式实施。从此，中国的高技术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万名科学家在各个不同领域，协同合作，联合攻关，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实践充分证明，高科技是要不来、买不来的。而在“863”计划出台之前的一段时期，社会上曾有诸如“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这样的论调。
如何让中国真正拥有自己的高科技，掌握战略竞争的主动权？经历过“两弹一星”科研攻关的老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对此十分关切。
“我心里急啊！”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彼时作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杨嘉墀几乎急得夜不能寐。
“这是一次世界性的高科技发展机会，我认为中国应该把握这个机会。”在生前接受采访时，杨嘉墀曾表达了他的看法。
杨嘉墀是著名的航天专家，曾参加过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原子弹和返回式卫星、“实践1号”卫星以及“一箭三星”的研制和设计工作，尤其在卫星的自动控制方面，为祖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83年，这位老人不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从此他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世界，开始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着重思考中国空间技术的前景及高技术的发展问题。
据杨嘉墀回忆，在各种讨论会上，他与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等科学家观点相近，大家一致认为：“尽管当时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争取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
1986年年初的一个夜晚，陈芳允敲响了王大珩的家门。经过一番长谈，二人决定，由王大珩起草一份关于发展我国高技术项目的建议书。
熬夜工作，对于陈芳允和王大珩来说都不陌生。陈芳允是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和卫星测控专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测量控制系统就是由他主要负责研制的。
王大珩是我国光学事业的先行者，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决定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原子弹、导弹技术，王大珩担任大型光学弹道测量系统项目的总工程师，经过五年多努力获得成功，使我国光学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对祖国前途和命运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动着这些曾经立下不朽功勋的老科学家们，即便年事已高仍心系祖国的科技发展和进步。
“为了我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我们就得迎接这新的挑战，追赶上去，绝不能置之不顾……”王大珩曾说，我们几个人顶多是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
这份建议书王大珩前后写了一个多月，修改整理了多遍，最后形成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初稿。初稿写好后，王大珩当即交给陈芳允提意见，陈芳允在建议书中补充了高科技与国民经济的内容。随后，建议书分别送到了王淦昌和杨嘉墀的手上。
王淦昌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王淦昌就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从1961年至1978年，王淦昌为研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出于保密的需要，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京，隐姓埋名长达17年之久。
看过王大珩起草的建议书后，王淦昌和杨嘉墀表示完全赞同。在对建议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后，四位科学家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发挥现有高技术骨干的作用”“要有紧迫感，发展高技术是需要时间的，抓晚了就等于自甘落后，难以再起”……如今，当人们重读四位老科学家起草的初稿，许多重要的判断仍不过时。
“863”计划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出的一个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高技术发展计划，担负全局性的、中长期的、重大的战略任务，带动我国高技术研究领域实现由点到面、由跟踪到创新发展的跨越，已成为科技自强自立的一段重要历程，始终是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的磅礴动力。
人们应当永远铭记，35年前的那个春天，四位胸怀国之大者的老科学家高瞻远瞩的重要建议。
在关键时刻，总有一群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始终胸怀祖国和人民，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面对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中国怎么办？他们勇立潮头、殚精竭虑，积极建言献策，让“发展高科技”从此成为实现我国科技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朱光亚等科学家对此建议也极力倡导。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由于促成这个计划“建议”的提出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都发生在1986年3月，因而这个计划被命名为“863计划”。
1987年3月，“863计划”开始正式实施。从此，中国的高技术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万名科学家在各个不同领域，协同合作，联合攻关，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实践充分证明，高科技是要不来、买不来的。而在“863”计划出台之前的一段时期，社会上曾有诸如“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这样的论调。
如何让中国真正拥有自己的高科技，掌握战略竞争的主动权？经历过“两弹一星”科研攻关的老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对此十分关切。
“我心里急啊！”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彼时作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杨嘉墀几乎急得夜不能寐。
“这是一次世界性的高科技发展机会，我认为中国应该把握这个机会。”在生前接受采访时，杨嘉墀曾表达了他的看法。
杨嘉墀是著名的航天专家，曾参加过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原子弹和返回式卫星、“实践1号”卫星以及“一箭三星”的研制和设计工作，尤其在卫星的自动控制方面，为祖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83年，这位老人不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从此他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世界，开始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着重思考中国空间技术的前景及高技术的发展问题。
据杨嘉墀回忆，在各种讨论会上，他与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等科学家观点相近，大家一致认为：“尽管当时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争取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
1986年年初的一个夜晚，陈芳允敲响了王大珩的家门。经过一番长谈，二人决定，由王大珩起草一份关于发展我国高技术项目的建议书。
熬夜工作，对于陈芳允和王大珩来说都不陌生。陈芳允是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和卫星测控专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测量控制系统就是由他主要负责研制的。
王大珩是我国光学事业的先行者，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决定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原子弹、导弹技术，王大珩担任大型光学弹道测量系统项目的总工程师，经过五年多努力获得成功，使我国光学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对祖国前途和命运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动着这些曾经立下不朽功勋的老科学家们，即便年事已高仍心系祖国的科技发展和进步。
“为了我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我们就得迎接这新的挑战，追赶上去，绝不能置之不顾……”王大珩曾说，我们几个人顶多是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
这份建议书王大珩前后写了一个多月，修改整理了多遍，最后形成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初稿。初稿写好后，王大珩当即交给陈芳允提意见，陈芳允在建议书中补充了高科技与国民经济的内容。随后，建议书分别送到了王淦昌和杨嘉墀的手上。
王淦昌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王淦昌就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从1961年至1978年，王淦昌为研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出于保密的需要，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京，隐姓埋名长达17年之久。
看过王大珩起草的建议书后，王淦昌和杨嘉墀表示完全赞同。在对建议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后，四位科学家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发挥现有高技术骨干的作用”“要有紧迫感，发展高技术是需要时间的，抓晚了就等于自甘落后，难以再起”……如今，当人们重读四位老科学家起草的初稿，许多重要的判断仍不过时。
“863”计划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出的一个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高技术发展计划，担负全局性的、中长期的、重大的战略任务，带动我国高技术研究领域实现由点到面、由跟踪到创新发展的跨越，已成为科技自强自立的一段重要历程，始终是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的磅礴动力。
人们应当永远铭记，35年前的那个春天，四位胸怀国之大者的老科学家高瞻远瞩的重要建议。
师父好！大师姐二师姐好！
上午在看直播时，刚开始头脑挺清醒，后来有些迷糊，胃胀，忏悔送众生后胃不胀了，当师父说感受龙是否真实存在并让金龙来到每个人身边转三圈时，瞬间感到身体暖暖的，发热，整个人也精神了。当师父说只要心中有师父，师父就在每个人的身边，当时就流泪了，内心充满感恩感动[合十]中午又看了一会儿回放，真切感受到金龙在身边围绕，身体发热，后背出汗。
当师父说王星把四个医字顺序排错，把乘愿再来字写错时心里隐隐有些难过，也照见到自己粗心大意，看师父微博没有认真体悟，没有从起心动念处去时时观照感受一切都是因缘是众生感应，要随时送众生去师父故宫道场等待得渡。感恩师父加持引领教诲[合十]
下午看大师姐直播，轻松温暖。大师姐告诉我们回归先天心神，就能主宰健康，主宰命运，自毉毉他，自立立他就是健康中国健康全天下！感恩大师姐引领加持！
跪拜师父[合十][合十][合十] https://t.cn/RQeFDcc
上午在看直播时，刚开始头脑挺清醒，后来有些迷糊，胃胀，忏悔送众生后胃不胀了，当师父说感受龙是否真实存在并让金龙来到每个人身边转三圈时，瞬间感到身体暖暖的，发热，整个人也精神了。当师父说只要心中有师父，师父就在每个人的身边，当时就流泪了，内心充满感恩感动[合十]中午又看了一会儿回放，真切感受到金龙在身边围绕，身体发热，后背出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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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欧阳舍人书
曾巩 〔宋代〕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译文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
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积极建立功业；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曾巩 〔宋代〕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译文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
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积极建立功业；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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