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线换乘王：龙阳路站】龙阳路站作为五线换乘车站，可实现2号线、7号线、16号线和18号线之间的换乘，同时可实现与磁浮线之间的转乘。乘客自18号线龙阳路站起可沿相应换乘路径依次到达16号线、2号线、7号线站厅进行换乘。首先沿18号线站厅中部的右侧换乘通道向16号线方向换乘，由东侧通道到达16号线站厅，用时约3分半，后穿过磁浮站厅可到达2号线站厅，用时约2分半，再继续沿走道前行可到7号线站厅东端，用时约2分半。乘客自7号线龙阳路站起可沿相应换乘路径依次到达2号线、16号线、18号线。首先沿7号线站厅西段走道换乘至2号线，用时约2分45秒，穿过2号线站厅沿西侧换乘通道到达16号线站厅西端，用时约1分多，此时左转为换乘16号线方向，用时约3分半，继续直行可换乘18号线，用时约1分45秒。

【共此“十” 再“启”航】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2011年12月24日，百万市民翘首以盼的崇启大桥正式通车。十年过去了，崇启大桥对启东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日前，人民网以长篇通讯回顾崇启大桥圆梦历程，对大桥开通为启东带来的“巨变”进行深度报道和全面阐释。

“跨过长江，接轨大上海”是江苏启东人祖祖辈辈的渴望。过去，地处长江入海口的启东，因长江阻隔成了江苏交通网络的神经末梢。2011年12月24日，连接上海崇明岛与江苏启东的崇启大桥正式开通，两地从隔江相望到天堑变通途。

十年过去了，这座大桥对完善区域高速公路网，改善过江交通条件，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特别是对启东经济社会的发展意义非凡。启东也由此从交通末梢升级为重要交通节点，融入上海“一小时经济圈”。

圆梦之桥

启东三面环水，形似半岛，集黄金水道和黄金海岸于一身，是出江入海的重要门户。上海是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发挥紧邻上海的优势，借力上海求发展、承接上海各类资源要素转移，启东人不知盼了多少年。

时间追溯到31年前，浦东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开发开放历程。彼时，启东的主政者通过轮渡赶赴上海，举办了一场经济发展座谈会，提出在浦东设立办事处，为加快开发吕四港争取契机。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要实现区域一体化，首先是交通的一体化。2001年，启东人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在当年上海市召开的“两会”上，传出了在长江口规划建设沪崇苏大通道的声音。当年4月，上海和江苏首次明确，沪崇苏大通道省际接口应该设置在启东至崇明之间。

2006年11月10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崇启大桥工程立项，启东人的百年大桥梦一朝走进现实。崇启大桥管理处负责人吴继森告诉记者，崇启大桥是沪崇苏跨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桥的建成通车，不仅为沿线地区提供了一条便捷的出行通道，同时也促进了南通与上海的经济交往。这对启东人来说，更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吴继森介绍，崇启大桥工程于2009年2月28日开工建设，2011年11月30日全部完工，计划工期42个月，实际工期仅33个月。截至2021年11月底，崇启大桥出入口日均车流量由开通之初的1.65万辆增长至4.69万辆，日最高流量达5.62万辆，累计流量已突破1亿辆次，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崇启大桥由苏沪双方共建共管。崇启通道自通车以来，苏沪双方运管单位通力合作，有任务一起上，有困难一起扛，共同担负起大桥的安全、保畅职责。

惠民之桥

今年33岁的盛琳琳是土生土长的启东人，也是崇启大桥的见证者和参与者。2010年10月份，刚从江苏航运学校大学毕业的她，就被招录至崇启大桥管理处工作。“那时，正值大桥如火如荼建设阶段，桥梁还没有合龙，我每天来回穿梭在大桥建设工地。”回忆当年，盛琳琳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上小学和中学时，盛琳琳常和父母一起去上海的姑妈家。“当时的交通极为不便，要经过海太汽渡摆渡才能到上海。小时候的我就常常幻想着，要是有座桥将启东和上海两地连接起来多好啊。”盛琳琳说，当听闻政府要规划建设崇启大桥时，别提有多高兴了。

据介绍，崇启大桥主桥为六跨变截面连续钢箱梁桥，185米的跨径、944米的联长均为当时国内之最。其设计采用的“整跨工厂无应力制造、滚装装船、整体架设”施工技术，对我国桥梁建设向“大型化、工厂化、装配化”迈进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2017年，崇启大桥荣获中国土木工程最高奖——詹天佑奖。

提及崇启大桥给启东人带来的便利，盛琳琳更是欣喜不已。原来，她的丈夫施向南就在上海的央企中建钢构工作。“无论是从启东开车去上海，还是从上海回来，都在一小时左右。两人虽然隔着一座跨江大桥，但并不觉得遥远。”她说。

正是因为大桥的开通，两地开通了“启沪城际快线”，停靠上海虹桥、浦东等12个站点，百万启东人成了受益者。 “每天188班次，平均每4分钟一班，一个多小时就能到上海。启东有户籍人口96万人，加上外来人口有120万人，每年乘坐启沪快线的有120万人次，相当于每个人每年都去了一趟上海。”启东市交通局客货运科科长陆健健算了一笔账。

启东市民王明清晰记得，大桥开通当日，启东市政府专门组织了一场“万人喜看崇启大桥活动”，他是其中之一。“去了一趟不过瘾，我又自驾带着全家到上海游玩多次。而在开通前，我们两三年才去一次上海。我家孩子高考第一志愿报考的也是上海高校。”

今年7月，启东开通至上海的“人才专线”，凡是从上海引进的人才可以免费乘坐。医药研发人才方明海是受益者之一。“每天两趟，工作在启东，回上海很便捷，这条温情的‘人才专线’让我们没有了后顾之忧，能够安心在启东搞科研。”方明海表示。

在民生领域，崇启大桥开通后，启东不仅实现与上海公交系统的互联互通，还推动共享上海优质医疗资源，重点医疗机构医保一卡结算。2020年，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启东分院、启东市妇幼保健院揭牌，上海优质妇幼医疗资源引入启东。

成果之桥

崇启大桥正式通车以来，历经了“十二五”“十三五”两个五年。在这期间，启东综合实力接连攀升。

数据显示，启东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中的排名，从2011年的第43位提高到2015年的第36位，再提高到2020年的第18位。2021年，当地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80亿元，总量分别是2015年、2011年的1.7倍、2.7倍，十年来年均增幅达到10%。

“崇启大桥通车十年以来，我们积极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交汇叠加的机遇，在接轨上海、跨江融合过程中取得阶段性成效。”启东市发改委综合科相关负责人介绍。

记者从启东市发改委获悉，自2011年以来，该市累计承接来自上海的亿元以上产业转移项目540个，占全市落户产业项目的比重达70%，其中来自上海浦东地区的项目占比达80%。

而在近年落户启东园区的近700家外来企业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上海。广汇能源综合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的LNG分销转运站项目位于吕四港新材料产业园。该企业负责人介绍，项目2010年签约，2014年启动，2017年6月投运，至2020年底，累计实现销售173.74亿元，上缴税收14.07亿元，而当初选择启东正是崇启大桥的“联姻”。无独有偶，江苏华峰超纤材料有限公司投资的华峰（启东）产业园项目落户于此也是看中了大桥便捷的交通优势。

崇启大桥开通的十年间，启东一方面加强产业对接，另一方面不断挖掘内在发展动力。在启东，临港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此外，当地本土电动工具、高端机械装备等传统特色产业优势不断放大，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

“作为南通发展的重要区域，启东按照南通市委赋予的‘跑好对接浦东第一棒，百强年年进两位’目标定位，以‘跑好第一棒，奋进新征程’为工作主题，坚定不移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快建设沪苏一体融合发展窗口城市，持续推进接轨上海战略，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此外，我们深入实施向海发展战略，打造江苏沿海高质量发展经济带靓丽明珠。”启东市委书记李玲指出。

“崇启大桥开通后，上海的企业成群结队落户启东，启东也大力承接上海各项资源要素的溢出效应，两地逐渐实现发展的一体化。没有这座桥，启东难以真正融入上海。”南通市委党校教授季建林分析，启东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大桥的开通不仅是交通上连通，更应该是理念和体制上的连通。南通定位为北上海，启东就是北上海的前客厅，抓住一切发展机遇，启东未来潜力无限。

【张树荣:他是保定铁路游击队的“刘洪”】“父亲生前最喜欢给我们讲打仗的故事，电视剧《铁道游击队》里讲述的扒火车、捉汉奸、地下联络等故事，他们也都经历过。”12月2日，85岁高龄的张光女士这样讲述起自己的父亲张树荣。

说起铁道游击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尤其是忘不了电影、电视剧《铁道游击队》里塑造的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等光辉形象。其实，抗战时期在我们保定也有一支活跃于铁道上的革命力量——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这支队伍成立于1938年，比枣庄的铁道游击队还早两年。他们埋地雷、割电线、扒铁路、炸桥梁，袭击日军的军车、棉车……这支以铁路工人为骨干的敌后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张树荣，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传奇人物，可谓是保定铁路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

经历“二七”大罢工，

组建铁路工人游击队

在我市的太行博物馆“燕赵儿女，全民皆兵”展区，有专门的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的展板。展柜里那枚张光捐赠的怀表，正是张树荣在抗日战争时期缴获的日军战利品。这块锈迹斑斑、饱含沧桑的怀表，见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894年，张树荣出生于博野县冯村。1911年，17岁的他到长辛店铁路机务段做小工，之后先后辗转到正定铁路机务段和顺德机务段煤台做苦工，任顺德站工人纠察队干事时，经历了“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二七”斗争后，由于军阀疯狂镇压，工运暂时转入低潮。1924年，张树荣调到保定铁路机务段煤台做苦工，继续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1925年9月，张树荣在“贤良祠”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责高碑店至定县（今定州市）间的铁路工运，先后领导了保定车站铁路工人“卧轨斗争”、河坝工人斗争和安新县新庄抗租税和抗割头税的斗争。还参加了高蠡暴动和支援二师学生斗争，两次入狱的他并没有畏惧退缩，反而意志更加坚强，出狱后继续积极开展宣传和发展组织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日军继续南侵。9月24日，日军占领保定，平汉线石家庄至保定段成了侵华日军运输兵力、武器、弹药及其给养的主要输送线。经过“二七”大罢工洗礼的保定铁路工人，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迫切希望组织起来，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线，为抗日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种形势下，保定车站的“二七”老工人、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张树荣，10月24日去完县（今顺平）常庄找到了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刘秀峰，根据中共平汉线省委的决定，指示张树荣组织铁路工人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正面战场，阻击敌人的战略进攻。

1938年1月，张树荣返回保定后，召开党员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经研究决定：地下党支部以组织工会、发展会员为名，宣传抗日主张，发动车站工人群众，积极筹建工人游击队。经过宣传发动，20多名工人组成了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张树荣任大队长。为了使这支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张树荣一面扩充队伍，派人到附近各村动员青壮年参军；一面收缴地主武装，装备自己。后来，联合兄弟部队攻打定县高就村的地主联庄会，收缴了一批枪支，扩充了队伍，游击队一度发展到200多人。

获《抗敌周报》称赞，

是一支“特殊的工人抗日武装”

在太行博物馆展柜里，陈列着几本发黄的报刊杂志，包括1987年的《保定文史资料选辑》、1993年的《保定党员通讯》和1995年的《保定市报》。这些珍贵的资料里，都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的故事。

“恰从北面开来一列运棉车，张树荣下令准备射击，说完他伸手抓过刘耀生手中步枪第一个开了火，接着，其他队员以密集枪弹射击运棉车。顷刻间，冒烟的棉包被风吹出了火苗，一时间整节车厢燃起大火。”1940年秋，晋北晋中地区的日军冬装尚未解决，平汉铁道线上每天都跑着运棉车。11月末的一天下午，张树荣带领队员庞景、刘庚昌、刘耀生、庞福顺等趴在大汲店（今大激店）东的铁道旁观察敌运棉车的往返规律，伺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在张树荣他们的一阵射击过后，“眼见着火苗越烧越大，押车的日军急忙采取紧急制动，但风助火威，前节车厢很快殃及后节车厢，司机一看傻了眼，他怕烧到机头，惊恐地甩掉几节车厢逃跑了。”

自1938年1月至1942年5月，这支保定“铁道游击队”频繁地活动于平汉线两侧的保定、徐水、满城、完县、望都、唐县、定县等地，消灭了部分日伪军，破坏铁路数百次，毁坏机车数十辆，使火车出轨、翻车近百次。游击队在抗日战争中打了很多胜仗，缴获的大批道轨、道钉、枕木、电线、电线杆等物品，支援了抗日根据地的军工生产。

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边区《抗敌周报》载文，称赞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是支“特殊的工人抗日武装”，在地区工运史上写下了瑰丽的一页。

日军曾悬赏大洋5000元捉拿，

也曾派汉奸假冒“张瞎子”

“我爸因为年轻时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所以队友们都笑称他叫‘张瞎子’。”提起父亲张树荣的故事，张光满是自豪。她告诉记者，当年日军对游击队和父亲恨之入骨，曾在保定、望都、定县、清风店等地悬赏大洋5000元捉拿父亲。可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敌人始终没有得逞，张树荣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反而更加活跃。张光说：“后来日军还命令日伪汉奸纠集了一帮地痞流氓冒充游击队，领头的甚至也戴眼镜扮成我父亲模样，专门在夜间向保定西郊韩村、康庄、富昌及大车村要粮派款，不给就吊打村干部。后来党组织查明情况，才真相大白。”

1942年，日军对冀中进行大“扫荡”之前，上级根据形势需要，在完县常庄将铁路工人游击队正式编入八路军第三纵队。而张树荣受命返回保定，继续在铁路工人中秘密开展工作，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搜集敌人情报，为根据地筹集各种物资。他以赶大车为掩护，从保定秘密向抗日根据地运输枪支、弹药、医药、文具等物品，为抗日战争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树荣参加了解放华北地区的多次战斗。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出任石家庄市党委武装部长，后任石家庄市铁路局警卫大队长。1948年11月解放保定时，负责接管保定车站任警卫大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德州公安段段长、天津铁路公安处处长、太原铁路局车辆处副处长、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等职。1972年10月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张树荣用自己的经历一次次地教育子孙，要记住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做个有气节的中国人，而子女们也都以有这么一位打过鬼子的老父亲感到骄傲。张光说：“父亲生前时常教育我们，战争是无情的，上了战场就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