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回应四川不能自家杀年猪#】“就这样吧。”近日，巴中市通江县泥溪镇大柏树村屠宰户杨波，封存了自家的杀猪刀。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新闻多一点
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相关链接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你家杀年猪吗？（四川日报微信公众号）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新闻多一点
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相关链接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你家杀年猪吗？（四川日报微信公众号）
如今，房地产市场发展更加理性健康。截至7月末，银行业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长8.7%，贷款增速创8年新低。图为山东省青州市一处房产楼盘。 王继林摄(人民视觉)
近日，浙江杭州一项新举措在全国二手房市场和房地产中介行业引起广泛关注：由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主管的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推出“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为杭州二手房自主交易提供了更加规范、安全、便捷、完善的线上官方新渠道。
这一举措将对二手房交易市场乃至整个住房市场产生什么影响？中介的“饭碗”还端得稳吗？该举措是否会向住房租赁市场和其他城市推广？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买卖双方可以直接洽谈
记者登录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并以个人真实信息成功注册了账号。经检索后发现，截至今年8月底，仅在杭州市主城区范围内，该平台就有超800套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卖方经过平台实名认证，地段、面积、社区情况、户型图、实景照片、卖方联系方式等信息一目了然，使买卖双方能够越过“中间商赚差价”环节实现看房、询价等功能。
对平台新功能的上线，购房者和有购房意愿的潜在购房者大多持乐观态度。
“官方二手房交易平台有了个人房源，对买卖双方都是利好。我对此双手支持。”山西小伙王昊两年前从北京某公司离职，来到杭州工作。为和女朋友完婚，他开始研究本地二手房市场，准备购买一套婚房。
王昊介绍，自己是北方人，也在北方完成大学学业，“人生地不熟，对本地楼市不了解。有心找中介，佣金昂贵不说，又怕被忽悠。有了这个平台，买卖双方可以直接洽谈，避免‘中间商赚差价’。同时，房源由政府部门发布，购房者更放心，也可以将遇到虚假房源的风险降到最低。”
作为卖方，家住杭州市余杭区的孟伟由于工作变动搬到了其他城市居住。一方面，他把自家房源挂上了市里的平台；另一方面，他也同时委托了几家中介机构代理这套住房的销售业务。“两边挂牌价一样，毕竟佣金由买方支付。”孟伟承认，他并未对买卖双方直接洽商寄予太高期待，“这个功能比较新，还是要两条腿走路。但总体上，尝试更多渠道有好处，可以避免中介一家垄断。”
买卖双方受益了，中介行业眼下受到的冲击却不小。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类似的二手房交易平台变得更加普遍，房地产中介行业将面临巨大的影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赵秀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国内房地产中介行业存在虚假宣传、赚取超高差价、不守信用等问题，部分从业者的短视性逐利行为已严重危害行业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跳过中介环节并省下占成交价2%左右的中介费用，无疑对二手房市场买卖双方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类官方信息平台的出现和发展，给了买卖双方直接洽商的机会，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房地产中介的角色。”赵秀池说。
传统中介目前仍是主体
政府运营的二手房交易平台发展壮大，会动摇中介的“饭碗”吗？
记者发现，杭州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的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尚属新生事物，该平台上的绝大多数房源仍属于委托经纪挂牌房源。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爱我家、链家这两家国内房地产中介行业的头部企业占据了平台经纪机构挂牌房源数量的前两位，分别超过17万套和12万套，优势地位仍难以撼动。
“个人在政府直接管理的二手房交易平台挂牌房源，未必就会取代中介机构的地位。”高军是杭州市萧山区一家房地产经纪机构连锁门店负责人。在他看来，平台的发展对房地产中介行业并无太大负面影响。
高军分析，从目前的数量比例来看，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尚难以对委托经纪挂牌房源构成竞争。此外，由于二手住宅市场上买卖双方缺乏对市场信息的全面了解，需要房产中介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来自经纪机构的服务仍然具有相当明显的不可替代性。
摩根士丹利近日也发布报告，认为市场对平台新功能引发的“去中介化”担忧过度。报告认为，该功能并非新事物，最近新增变化为房屋所有人需经过实名认证才可自行上传房源。“房屋中介能提供的服务价值依然存在。”该机构分析师表示。
尽管如此，平台强化对房屋所有人的认证审核仍显著提高了个人房源的可信度，并有可能在未来对机构房源构成竞争。
业内人士认为，这一新风向将对房产中介行业及机构造成深远影响。“个人自主挂牌房源会对机构房源产生一种‘鲶鱼效应’，该型房源的增加有望倒逼中介行业改善服务，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行业良性发展。”高军说。
中介行业面临的调整远不止于此。除了开通二手房交易平台的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8月24日还明确，针对房地产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在第三方平台对外发布房源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并对若干从业人员和中介机构通报批评。此外，深圳等城市也于近期对房地产中介行业发起整治行动。
近年来，随着国家有关部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调控楼市，针对包括中介行业在内的房地产相关行业的监管力度正在强化。不久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个部门印发通知，要求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对违法违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住房租赁企业等加大惩处力度，依法依规开展整治。
“房地产中介机构‘一手托两家’，对其行为的规范关系到市场秩序和房价稳定。”赵秀池认为，一系列针对房地产中介行业的整治行动有利于治理住房销售和租赁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打击部分机构对房源的垄断；同时将引导市场主体依法守信经营，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未来有望形成示范效应
杭州的新举措能否推广到其他城市和住房租赁市场？许多人对此抱有期待。
王凡研究生毕业后到成都工作，他希望杭州的新举措能尽快推广到包括成都在内的其他城市。“同为二线城市，成都二手房价格上涨是比较快的。如果能从房源上下工夫，解决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楼市调控效果会更好，也能够实实在在把成交价压下来。”王凡说。
“希望租房市场有更多像杭州这样的信息平台。”北京市民张莹不久前由于工作变动，将名下住房出租，并在新工作单位附近租得一处住房，“最初的考虑是‘以租养租’，新房很快就找到了，旧房却迟迟租不出去。”张莹介绍，当时她委托一家知名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住房租赁经纪服务，出于对该工作人员的信任，张莹并未到其所在门店进行线下登记。
“起初挂了每月8000元的价格，中介一直告诉我要价太高，拖了很久也不带人看房，让我起了疑心。”跟小区里消息灵通的老住户沟通后，张莹又做了调查，发现是中介为了吃更多差价故意捂盘，未在机构平台挂牌。“后来换了另一家机构，很快租出去了，但算起来还是损失了一个多月的租金。”
业内人士分析，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不论二手房交易还是住房租赁行业，部分中介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高额佣金的现象并不少见。政府出手打造联通买卖双方的信息平台，将对二手房交易市场和房屋中介行业产生良性规范效果。“以杭州相关举措为例，它通过实名认证、线上洽谈等形式提升平台信息透明度，直击二手房市场痛点，推动了市场的良性竞争。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更好落实‘房住不炒’，促进二手商品住宅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赵秀池说。
赵秀池认为，杭州的举措有望对其他城市的二手房交易和房屋租赁市场形成示范传导效应。“随着类似互联网平台功能日益健全、市场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住房市场的发展将呈现去中介化的特征。政府提供相关信息平台让个人可以直接挂牌房源，不是要取消中介，而是将扮演重要角色，助力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垄断等问题。”
除了规范住房中介行业，下一步如何做好对二手住房交易、住房租赁市场的监管和服务，切实解决市场运行的痛点堵点，丰富楼市调控政策工具箱？赵秀池表示，未来，应坚持租购并举，拓展平台功能，扩大挂牌房源特别是租赁房源的覆盖面，包括集体土地建设的租赁住房、商办厂房改建的租赁住房、拆迁安置房、闲置农宅等，推动完善多主体供给的住房市场。
#买房者说##房地产#
近日，浙江杭州一项新举措在全国二手房市场和房地产中介行业引起广泛关注：由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主管的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推出“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为杭州二手房自主交易提供了更加规范、安全、便捷、完善的线上官方新渠道。
这一举措将对二手房交易市场乃至整个住房市场产生什么影响？中介的“饭碗”还端得稳吗？该举措是否会向住房租赁市场和其他城市推广？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买卖双方可以直接洽谈
记者登录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并以个人真实信息成功注册了账号。经检索后发现，截至今年8月底，仅在杭州市主城区范围内，该平台就有超800套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卖方经过平台实名认证，地段、面积、社区情况、户型图、实景照片、卖方联系方式等信息一目了然，使买卖双方能够越过“中间商赚差价”环节实现看房、询价等功能。
对平台新功能的上线，购房者和有购房意愿的潜在购房者大多持乐观态度。
“官方二手房交易平台有了个人房源，对买卖双方都是利好。我对此双手支持。”山西小伙王昊两年前从北京某公司离职，来到杭州工作。为和女朋友完婚，他开始研究本地二手房市场，准备购买一套婚房。
王昊介绍，自己是北方人，也在北方完成大学学业，“人生地不熟，对本地楼市不了解。有心找中介，佣金昂贵不说，又怕被忽悠。有了这个平台，买卖双方可以直接洽谈，避免‘中间商赚差价’。同时，房源由政府部门发布，购房者更放心，也可以将遇到虚假房源的风险降到最低。”
作为卖方，家住杭州市余杭区的孟伟由于工作变动搬到了其他城市居住。一方面，他把自家房源挂上了市里的平台；另一方面，他也同时委托了几家中介机构代理这套住房的销售业务。“两边挂牌价一样，毕竟佣金由买方支付。”孟伟承认，他并未对买卖双方直接洽商寄予太高期待，“这个功能比较新，还是要两条腿走路。但总体上，尝试更多渠道有好处，可以避免中介一家垄断。”
买卖双方受益了，中介行业眼下受到的冲击却不小。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类似的二手房交易平台变得更加普遍，房地产中介行业将面临巨大的影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赵秀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国内房地产中介行业存在虚假宣传、赚取超高差价、不守信用等问题，部分从业者的短视性逐利行为已严重危害行业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跳过中介环节并省下占成交价2%左右的中介费用，无疑对二手房市场买卖双方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类官方信息平台的出现和发展，给了买卖双方直接洽商的机会，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房地产中介的角色。”赵秀池说。
传统中介目前仍是主体
政府运营的二手房交易平台发展壮大，会动摇中介的“饭碗”吗？
记者发现，杭州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的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尚属新生事物，该平台上的绝大多数房源仍属于委托经纪挂牌房源。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爱我家、链家这两家国内房地产中介行业的头部企业占据了平台经纪机构挂牌房源数量的前两位，分别超过17万套和12万套，优势地位仍难以撼动。
“个人在政府直接管理的二手房交易平台挂牌房源，未必就会取代中介机构的地位。”高军是杭州市萧山区一家房地产经纪机构连锁门店负责人。在他看来，平台的发展对房地产中介行业并无太大负面影响。
高军分析，从目前的数量比例来看，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尚难以对委托经纪挂牌房源构成竞争。此外，由于二手住宅市场上买卖双方缺乏对市场信息的全面了解，需要房产中介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来自经纪机构的服务仍然具有相当明显的不可替代性。
摩根士丹利近日也发布报告，认为市场对平台新功能引发的“去中介化”担忧过度。报告认为，该功能并非新事物，最近新增变化为房屋所有人需经过实名认证才可自行上传房源。“房屋中介能提供的服务价值依然存在。”该机构分析师表示。
尽管如此，平台强化对房屋所有人的认证审核仍显著提高了个人房源的可信度，并有可能在未来对机构房源构成竞争。
业内人士认为，这一新风向将对房产中介行业及机构造成深远影响。“个人自主挂牌房源会对机构房源产生一种‘鲶鱼效应’，该型房源的增加有望倒逼中介行业改善服务，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行业良性发展。”高军说。
中介行业面临的调整远不止于此。除了开通二手房交易平台的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8月24日还明确，针对房地产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在第三方平台对外发布房源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并对若干从业人员和中介机构通报批评。此外，深圳等城市也于近期对房地产中介行业发起整治行动。
近年来，随着国家有关部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调控楼市，针对包括中介行业在内的房地产相关行业的监管力度正在强化。不久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个部门印发通知，要求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对违法违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住房租赁企业等加大惩处力度，依法依规开展整治。
“房地产中介机构‘一手托两家’，对其行为的规范关系到市场秩序和房价稳定。”赵秀池认为，一系列针对房地产中介行业的整治行动有利于治理住房销售和租赁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打击部分机构对房源的垄断；同时将引导市场主体依法守信经营，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未来有望形成示范效应
杭州的新举措能否推广到其他城市和住房租赁市场？许多人对此抱有期待。
王凡研究生毕业后到成都工作，他希望杭州的新举措能尽快推广到包括成都在内的其他城市。“同为二线城市，成都二手房价格上涨是比较快的。如果能从房源上下工夫，解决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楼市调控效果会更好，也能够实实在在把成交价压下来。”王凡说。
“希望租房市场有更多像杭州这样的信息平台。”北京市民张莹不久前由于工作变动，将名下住房出租，并在新工作单位附近租得一处住房，“最初的考虑是‘以租养租’，新房很快就找到了，旧房却迟迟租不出去。”张莹介绍，当时她委托一家知名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住房租赁经纪服务，出于对该工作人员的信任，张莹并未到其所在门店进行线下登记。
“起初挂了每月8000元的价格，中介一直告诉我要价太高，拖了很久也不带人看房，让我起了疑心。”跟小区里消息灵通的老住户沟通后，张莹又做了调查，发现是中介为了吃更多差价故意捂盘，未在机构平台挂牌。“后来换了另一家机构，很快租出去了，但算起来还是损失了一个多月的租金。”
业内人士分析，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不论二手房交易还是住房租赁行业，部分中介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高额佣金的现象并不少见。政府出手打造联通买卖双方的信息平台，将对二手房交易市场和房屋中介行业产生良性规范效果。“以杭州相关举措为例，它通过实名认证、线上洽谈等形式提升平台信息透明度，直击二手房市场痛点，推动了市场的良性竞争。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更好落实‘房住不炒’，促进二手商品住宅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赵秀池说。
赵秀池认为，杭州的举措有望对其他城市的二手房交易和房屋租赁市场形成示范传导效应。“随着类似互联网平台功能日益健全、市场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住房市场的发展将呈现去中介化的特征。政府提供相关信息平台让个人可以直接挂牌房源，不是要取消中介，而是将扮演重要角色，助力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垄断等问题。”
除了规范住房中介行业，下一步如何做好对二手住房交易、住房租赁市场的监管和服务，切实解决市场运行的痛点堵点，丰富楼市调控政策工具箱？赵秀池表示，未来，应坚持租购并举，拓展平台功能，扩大挂牌房源特别是租赁房源的覆盖面，包括集体土地建设的租赁住房、商办厂房改建的租赁住房、拆迁安置房、闲置农宅等，推动完善多主体供给的住房市场。
#买房者说##房地产#
【签约摄影师视觉丨凌云：“蚕桑之乡”破茧成蝶】
近年来，凌云县利用“东桑西移”倾斜政策，采取“政府引导，群众自发，政策推动，科技带动，资金扶持，全面提升”综合措施，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进“泗水缤纷”田园综合体蚕桑产业示范基地建设，推动蚕桑产业转型升级。全县桑蚕产业初具规模，并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推脱贫的优势产业。2020年12月，该县被授予“中国蚕桑之乡”荣誉称号。
据了解，目前该县桑园总面积达9.1万亩，覆盖80个行政村，投产桑园7万亩、石漠化治理桑园1.83万亩。今年以来，全县累计发放蚕种8.53万张，销售鲜茧2729.09吨，产值14191.27万元。
近年来，凌云县利用“东桑西移”倾斜政策，采取“政府引导，群众自发，政策推动，科技带动，资金扶持，全面提升”综合措施，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进“泗水缤纷”田园综合体蚕桑产业示范基地建设，推动蚕桑产业转型升级。全县桑蚕产业初具规模，并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推脱贫的优势产业。2020年12月，该县被授予“中国蚕桑之乡”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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