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法法》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
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雎之矿石也。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
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位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在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
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凡论人而远古者，无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土焉。德行成于身而远古，卑人也。事无资，遇时而简其业者，愚士也。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杀之。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
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雎之矿石也。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
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位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在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
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凡论人而远古者，无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土焉。德行成于身而远古，卑人也。事无资，遇时而简其业者，愚士也。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杀之。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丨考古知今·透过文物看河南之二 车驾里的河南
引子：从一车一马到通达天下
在安阳殷墟博物苑车马坑展厅内，六辆商代“马车”完整有序地排列着，这是截至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车马坑遗迹。
车马坑的最南边，是一条8.35米宽、两边设有1.8米宽辅路的大道，其上，4条车辙痕迹清晰可见。仿佛带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商王朝的王公贵族驾着“香车宝马”，浩浩荡荡出行的场景。
3000多年后，2022年6月20日，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河南“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在全国率先成形，“横”贯东西、“竖”连南北、“点”通晋鲁、“撇”向川府、“捺”指江南，进一步厚植和巩固河南的全国交通重要枢纽地位。
联八方，通九州。目前，河南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7216公里，位列全国第一方阵；郑州机场国际（地区）通航城市增至42个，全货机航线增至48条，形成横跨欧美亚三大经济区、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多点支撑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钢铁驼队”来往奔忙，中欧班列畅行欧亚。河南，一个内畅外联、协同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加速成形。
从前车马很慢，路途遥远。而今车轮滚滚，一日千里。
奚仲制舆
任重材惟美，多工制不僭。七香参鹤驾，五色间鸾轩。
——宋·丁谓《车》
《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可见夏代已出现了适应不同用途的交通工具。
古代文献中，记载有黄帝、伏羲氏、奚仲等造车传说，也记述夏启曾动用战车征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时曾动用不少战车，说明夏代造车及用车制度已相当发达。
关于“奚仲造车”，《左传》《荀子》《墨子》《说文解字》等均有记载。管仲《管子·形势解》一文中，盛赞奚仲的造车水平，“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认为，奚仲所造的“车”应该是具有一定技术标准、具有重大创新的马车。
有史料记述奚仲因造车有功，被夏王禹封为“车正”封地为薛国，在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
奚仲造车之地在今驻马店平舆县。平舆历史悠久，夏商时期为挚国。
平舆县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相传挚国国君奚仲看到族人拖曳重物靠肩扛手抬，很吃力。他观察后发现，把东西放滚木上移动会省力很多。他选择当地盛产的质地坚硬的槐木，做出圆木轮子，轮子中间掏孔，两轮孔中间穿一根横木，世界上第一辆靠两个轮子转动的木制车辆就这样诞生了，他命名为“舆”。他的这一发明创造，是人类解决交通问题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奚仲，堪称“大国工匠”。
因车称“舆”，又因当地地势平坦，后人以“平”字冠名，这也成为“平舆”地名之由来。平舆成为“中国车辆发源地”，名传古今。2008年1月，平舆县被中国民协公布为“中国车舆文化之乡”。
车舆无语，历史有痕。
穿行平舆县城，车舆文化元素满满。奚仲公园内，由著名画家、雕塑家娄家本设计的巨大雕塑“车舆创世”，令人印象深刻。
挚都民俗文化博物馆里，数十辆古老太平车引人注目。太平车由车厢、轸木、车轱辘、车轴等组成，古朴实用又足见巧思匠心。
“奚仲在平舆发明的车辆，经两千多年改进，宋代演变为太平车，一直沿用到近代。”我省多年来致力于研究车舆文化的专家张振立说，太平车是中国古代造车工艺成熟的标志，因其保留夏代“车辀”雏形，有“中国车辆活化石”之誉。
太平车，中原一带称“轱辘头车”，亦称“牛车”，坚固耐用、行驶平稳，故曰“太平”。这是我国特别是中原地区古代最重要的农业生产、生活交通工具，农耕、播种、收获时，处处可见其身影。它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堪称我国古代造车史上的瑰宝。
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太平车逐渐被胶轮马车、架子车、拖拉机、汽车等交通工具取代。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其造车技艺被保留了下来。2006年，平舆县“太平车手工制作工艺”，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平舆地方政府加大经费投入，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组建工匠队伍复制太平车，对太平车制作技艺抢救和保护。当地还规划了车舆文化园、奚仲宫、舆侯祠、古车舆博物馆等项目，全力打造“车舆文化”品牌。平舆，正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诗和远方”。
车辙重现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先秦·《车邻》
史料记载夏代发明了车辆，却至今未发现夏代车的遗存。截至目前，中国最早的马车见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其结构牢固，工艺复杂，距发明时间很久远了。但中国车辆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处？具体什么模样？至今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真相也在一点点揭开。
周口淮阳平粮台遗址，继20世纪80年代发现中国最早的排水管道后，2019年又有了重要发现。考古人员在遗址南城门附近早期道路路面上，发现有车辙痕迹。其中一段车辙双条并进，间距0.8米，被专家推测为“双轮车”车辙印迹。
“经碳14测年，其绝对年代距今4200年。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痕迹，对研究中国车轮的发明、车的起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这一发现，让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淮阳平粮台遗址项目负责人曹艳朋兴奋不已。
这表明，中原先民4000多年前就有了使用双轮车的传统，这为商代车马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前，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车辙，将中国用车历史上推至距今3700年左右。淮阳平粮台遗址车辙的发现，将中国用车的起源至少提前了500年。
走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上，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清晰可见。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最近又新发掘出超过5米的车辙，两辙间的轨距为1米左右。目前的车辙主要在宫殿区附近，可见双轮车只有最高贵族才能使用。
相较于安阳殷墟遗址发现的马车轨距为2.2米至2.4米，无论是平粮台遗址还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轨距显然窄得多。考古专家许宏认为，这基本上可以肯定它不是马车，而是有某种特殊功用的车子，至于它是用人力还是畜力拉动，目前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皂角树遗址出土了二里头文化陶盆残片上的“车”字形契刻符号——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中间由“十”字交叉直线串联，上方连接一个椭圆，从上往下看，类似车厢、两只车轮的样子。
这个刻符与甲骨文、金文中的“车”字颇相似，同样也有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以及类似车轴和车辀的交叉直线。有学者认为，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已发现了双轮车留下的车辙痕，刻符出现应非偶然，它应当是二里头时代的“车”字。
车辚辚马萧萧
天子乃驾雕轸，六骏驳。戴翠帽，倚金较。——东汉·张衡《西京赋》
殷墟车马坑、洛阳天子六驾车马坑、三门峡虢国车马坑、郑韩故城车马坑、徐阳墓地车马坑、南阳夏庄墓地车马坑……河南考古屡屡发现不同年代的陪葬车马坑，令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社会等级分化、礼仪制度，更为世人揭开一段由畜力车开启的漫长交通史。
自1928年殷墟发掘以来，曾多次发现过商代车马坑。这是华夏考古发现的畜力车最早的实物标本。
很早以来，我们的先祖们就开始驯化动物为人类交通效劳了。古文献中多有商人先祖“乘马”、“服牛”的记载。《管子·轻重戊》曰：“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据专家考证，帛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服是驯服。善迁徙和经商的商人，很早驯服牛、马等牲畜驾车。这一创举，对商人大规模迁徙和频繁的经商活动如虎添翼。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在商朝，马车主要是贵族出行代步工具。到了周朝，马车是王公贵族权力的象征。到春秋战国时期，马车成为战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当时国力计算以“乘”为单位，有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区分。
这一切，在河南皆“有迹可循”。
虢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展厅内，原地陈列虢国国君虢季墓、虢季夫人墓和虢国太子墓三座陪葬车马坑，这是目前中国最大、最早的地下车马军阵，规模庞大、气势恢宏。这让前来参观的游客们惊叹，如置身军阵，仿佛能听到战马嘶鸣。
随着车之结构形式逐渐固定，古人开始发挥“创新创造力”，比如加装伞盖、帷幔、防雨防晒等装置，不断提升体验感、舒适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历经战争洗礼后，车辆结构和性能日臻成熟。有的车，可立、可坐、可卧，乘用舒适，装饰奢华……
2017年7月，2400年前春秋时期郑国国君出行的“豪华房车”，呈现在新郑市郑国车马坑景区3号车马坑内。新发掘出的1号车，车长2.56米、宽1.66米，车舆顶部有防雨防晒设施，顶部周边装饰管状铜器、骨器，车篷上有彩席遗痕，车轮辐条多达26根，足见墓主人身份的尊贵。
主持发掘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俊才说：“这是迄今为止郑韩故城内所见形制最大、装饰最奢华的马车，为郑国国君出行的‘一号公车’”。
“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时礼制森严，出门坐马车要讲究礼仪规矩的。天子到底有没有“驾六”？天子如何“驾六”？自汉代以来，因缺乏实物佐证，夏商周三代天子是“驾六”还是“驾四”，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2002年，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解开了这一历史谜团。
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馆长贾中宝说，当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周王城广场，发现397座东周墓葬和18个车马坑，震惊世界。这支“豪华车队”由北向南摆放，其中一辆马车车辕两旁成排对称摆放6匹马尸骨，正是天子之乘。
汉朝时，“贵者乘车，贱者徒行”，在南阳汉画馆，展厅有一幅极为壮观的车骑出行图像：图中心位置为两驾装饰华贵的马车，车前有七人骑马先导，车后又有八人骑马随行，再现了汉代贵族出则连车列骑的气派场景。
蒲轮辟四门，双縠似雷奔。唐宋明清的漫长历史时期中，马车成了出行、货运的主要交通工具。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多处太平车身影。
车辚辚，马萧萧。“马车”驰骋中原数千年，催生了璀璨的文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它见证了交通方式重大变革，为现代交通大发展大繁荣埋下了重要伏笔。
通九州联天下
大道南北出，车轮无停日。
——南宋·陆游《路傍曲》
晚清以后，随着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马车功能进一步弱化。
清朝末年，一条贯穿南北的铁路——京汉铁路应运而生，为中原腹地增添了便捷大通道。据《郑县志》记载：“郑州为古东里，自铁路开通后，粉华靡丽，不亚金陵六朝。”此后，随着陇海铁路通车，郑州成为全国铁路枢纽，商业日渐繁荣，快速发展成大城市。
“奚仲造车”数千年后，随着新中国成立，河南交通运输事业迎来历史性变革。1959年，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在洛阳诞生，至今它仍是中国农田耕作的主力军。
进入21世纪，河南的交通运输业更是走入蓬勃发展新时代。河南顶尖“王牌”宇通客车，全国市场占有率30%，是全球最大的商用客车生产基地。今年4月，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上，宇通客车再次担纲重任，连续17年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实力与民族品牌魅力。
无独有偶，上汽集团郑州发动机分公司一期项目4月份在郑投产。该项目年产能60万台，年产值超过50亿元，郑州成为上汽集团全国最大的发动机制造基地。
郑州日产主销车型皮卡，多年稳居国内皮卡市场前三位；比亚迪去年落户郑州，主要生产新能源整车和零部件。
目前，河南有整车生产企业17家，产能145万辆左右。对于汽车产业发展前景，河南“志存高远”。到“十四五”末，河南乘用车产量达到300万辆，新能源汽车占比30%以上，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今年我省计划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800公里以上，通车总里程将突破8000公里。
6月16日，郑州东站迎来了“复兴号”家族中技术最前沿的新成员——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它们已伴随全国铁路新列车运行图的实施，投入到京广高铁京武段常态化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中。
6月20日，随着济郑高铁濮郑段的开通，河南“米”字形高铁最后一画终于完成，河南也率先在全国将“米”字画成。
车行天下，路通八方。构筑立体交通大格局，河南，将为交通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策划：魏剑
统筹：陈茁孙勇
（成员：温小娟张体义张冬云刘春香胡春娜）
图①郑州航空港站。王玮 摄
图②2003年，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双轮车辙印。本报资料图
图③游客在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内的车马坑参观（2018年10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来源：河南日报
引子：从一车一马到通达天下
在安阳殷墟博物苑车马坑展厅内，六辆商代“马车”完整有序地排列着，这是截至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车马坑遗迹。
车马坑的最南边，是一条8.35米宽、两边设有1.8米宽辅路的大道，其上，4条车辙痕迹清晰可见。仿佛带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商王朝的王公贵族驾着“香车宝马”，浩浩荡荡出行的场景。
3000多年后，2022年6月20日，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河南“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在全国率先成形，“横”贯东西、“竖”连南北、“点”通晋鲁、“撇”向川府、“捺”指江南，进一步厚植和巩固河南的全国交通重要枢纽地位。
联八方，通九州。目前，河南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7216公里，位列全国第一方阵；郑州机场国际（地区）通航城市增至42个，全货机航线增至48条，形成横跨欧美亚三大经济区、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多点支撑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钢铁驼队”来往奔忙，中欧班列畅行欧亚。河南，一个内畅外联、协同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加速成形。
从前车马很慢，路途遥远。而今车轮滚滚，一日千里。
奚仲制舆
任重材惟美，多工制不僭。七香参鹤驾，五色间鸾轩。
——宋·丁谓《车》
《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可见夏代已出现了适应不同用途的交通工具。
古代文献中，记载有黄帝、伏羲氏、奚仲等造车传说，也记述夏启曾动用战车征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时曾动用不少战车，说明夏代造车及用车制度已相当发达。
关于“奚仲造车”，《左传》《荀子》《墨子》《说文解字》等均有记载。管仲《管子·形势解》一文中，盛赞奚仲的造车水平，“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认为，奚仲所造的“车”应该是具有一定技术标准、具有重大创新的马车。
有史料记述奚仲因造车有功，被夏王禹封为“车正”封地为薛国，在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
奚仲造车之地在今驻马店平舆县。平舆历史悠久，夏商时期为挚国。
平舆县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相传挚国国君奚仲看到族人拖曳重物靠肩扛手抬，很吃力。他观察后发现，把东西放滚木上移动会省力很多。他选择当地盛产的质地坚硬的槐木，做出圆木轮子，轮子中间掏孔，两轮孔中间穿一根横木，世界上第一辆靠两个轮子转动的木制车辆就这样诞生了，他命名为“舆”。他的这一发明创造，是人类解决交通问题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奚仲，堪称“大国工匠”。
因车称“舆”，又因当地地势平坦，后人以“平”字冠名，这也成为“平舆”地名之由来。平舆成为“中国车辆发源地”，名传古今。2008年1月，平舆县被中国民协公布为“中国车舆文化之乡”。
车舆无语，历史有痕。
穿行平舆县城，车舆文化元素满满。奚仲公园内，由著名画家、雕塑家娄家本设计的巨大雕塑“车舆创世”，令人印象深刻。
挚都民俗文化博物馆里，数十辆古老太平车引人注目。太平车由车厢、轸木、车轱辘、车轴等组成，古朴实用又足见巧思匠心。
“奚仲在平舆发明的车辆，经两千多年改进，宋代演变为太平车，一直沿用到近代。”我省多年来致力于研究车舆文化的专家张振立说，太平车是中国古代造车工艺成熟的标志，因其保留夏代“车辀”雏形，有“中国车辆活化石”之誉。
太平车，中原一带称“轱辘头车”，亦称“牛车”，坚固耐用、行驶平稳，故曰“太平”。这是我国特别是中原地区古代最重要的农业生产、生活交通工具，农耕、播种、收获时，处处可见其身影。它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堪称我国古代造车史上的瑰宝。
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太平车逐渐被胶轮马车、架子车、拖拉机、汽车等交通工具取代。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其造车技艺被保留了下来。2006年，平舆县“太平车手工制作工艺”，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平舆地方政府加大经费投入，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组建工匠队伍复制太平车，对太平车制作技艺抢救和保护。当地还规划了车舆文化园、奚仲宫、舆侯祠、古车舆博物馆等项目，全力打造“车舆文化”品牌。平舆，正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诗和远方”。
车辙重现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先秦·《车邻》
史料记载夏代发明了车辆，却至今未发现夏代车的遗存。截至目前，中国最早的马车见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其结构牢固，工艺复杂，距发明时间很久远了。但中国车辆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处？具体什么模样？至今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真相也在一点点揭开。
周口淮阳平粮台遗址，继20世纪80年代发现中国最早的排水管道后，2019年又有了重要发现。考古人员在遗址南城门附近早期道路路面上，发现有车辙痕迹。其中一段车辙双条并进，间距0.8米，被专家推测为“双轮车”车辙印迹。
“经碳14测年，其绝对年代距今4200年。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痕迹，对研究中国车轮的发明、车的起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这一发现，让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淮阳平粮台遗址项目负责人曹艳朋兴奋不已。
这表明，中原先民4000多年前就有了使用双轮车的传统，这为商代车马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前，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车辙，将中国用车历史上推至距今3700年左右。淮阳平粮台遗址车辙的发现，将中国用车的起源至少提前了500年。
走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上，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清晰可见。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最近又新发掘出超过5米的车辙，两辙间的轨距为1米左右。目前的车辙主要在宫殿区附近，可见双轮车只有最高贵族才能使用。
相较于安阳殷墟遗址发现的马车轨距为2.2米至2.4米，无论是平粮台遗址还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轨距显然窄得多。考古专家许宏认为，这基本上可以肯定它不是马车，而是有某种特殊功用的车子，至于它是用人力还是畜力拉动，目前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皂角树遗址出土了二里头文化陶盆残片上的“车”字形契刻符号——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中间由“十”字交叉直线串联，上方连接一个椭圆，从上往下看，类似车厢、两只车轮的样子。
这个刻符与甲骨文、金文中的“车”字颇相似，同样也有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以及类似车轴和车辀的交叉直线。有学者认为，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已发现了双轮车留下的车辙痕，刻符出现应非偶然，它应当是二里头时代的“车”字。
车辚辚马萧萧
天子乃驾雕轸，六骏驳。戴翠帽，倚金较。——东汉·张衡《西京赋》
殷墟车马坑、洛阳天子六驾车马坑、三门峡虢国车马坑、郑韩故城车马坑、徐阳墓地车马坑、南阳夏庄墓地车马坑……河南考古屡屡发现不同年代的陪葬车马坑，令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社会等级分化、礼仪制度，更为世人揭开一段由畜力车开启的漫长交通史。
自1928年殷墟发掘以来，曾多次发现过商代车马坑。这是华夏考古发现的畜力车最早的实物标本。
很早以来，我们的先祖们就开始驯化动物为人类交通效劳了。古文献中多有商人先祖“乘马”、“服牛”的记载。《管子·轻重戊》曰：“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据专家考证，帛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服是驯服。善迁徙和经商的商人，很早驯服牛、马等牲畜驾车。这一创举，对商人大规模迁徙和频繁的经商活动如虎添翼。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在商朝，马车主要是贵族出行代步工具。到了周朝，马车是王公贵族权力的象征。到春秋战国时期，马车成为战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当时国力计算以“乘”为单位，有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区分。
这一切，在河南皆“有迹可循”。
虢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展厅内，原地陈列虢国国君虢季墓、虢季夫人墓和虢国太子墓三座陪葬车马坑，这是目前中国最大、最早的地下车马军阵，规模庞大、气势恢宏。这让前来参观的游客们惊叹，如置身军阵，仿佛能听到战马嘶鸣。
随着车之结构形式逐渐固定，古人开始发挥“创新创造力”，比如加装伞盖、帷幔、防雨防晒等装置，不断提升体验感、舒适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历经战争洗礼后，车辆结构和性能日臻成熟。有的车，可立、可坐、可卧，乘用舒适，装饰奢华……
2017年7月，2400年前春秋时期郑国国君出行的“豪华房车”，呈现在新郑市郑国车马坑景区3号车马坑内。新发掘出的1号车，车长2.56米、宽1.66米，车舆顶部有防雨防晒设施，顶部周边装饰管状铜器、骨器，车篷上有彩席遗痕，车轮辐条多达26根，足见墓主人身份的尊贵。
主持发掘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俊才说：“这是迄今为止郑韩故城内所见形制最大、装饰最奢华的马车，为郑国国君出行的‘一号公车’”。
“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时礼制森严，出门坐马车要讲究礼仪规矩的。天子到底有没有“驾六”？天子如何“驾六”？自汉代以来，因缺乏实物佐证，夏商周三代天子是“驾六”还是“驾四”，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2002年，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解开了这一历史谜团。
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馆长贾中宝说，当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周王城广场，发现397座东周墓葬和18个车马坑，震惊世界。这支“豪华车队”由北向南摆放，其中一辆马车车辕两旁成排对称摆放6匹马尸骨，正是天子之乘。
汉朝时，“贵者乘车，贱者徒行”，在南阳汉画馆，展厅有一幅极为壮观的车骑出行图像：图中心位置为两驾装饰华贵的马车，车前有七人骑马先导，车后又有八人骑马随行，再现了汉代贵族出则连车列骑的气派场景。
蒲轮辟四门，双縠似雷奔。唐宋明清的漫长历史时期中，马车成了出行、货运的主要交通工具。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多处太平车身影。
车辚辚，马萧萧。“马车”驰骋中原数千年，催生了璀璨的文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它见证了交通方式重大变革，为现代交通大发展大繁荣埋下了重要伏笔。
通九州联天下
大道南北出，车轮无停日。
——南宋·陆游《路傍曲》
晚清以后，随着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马车功能进一步弱化。
清朝末年，一条贯穿南北的铁路——京汉铁路应运而生，为中原腹地增添了便捷大通道。据《郑县志》记载：“郑州为古东里，自铁路开通后，粉华靡丽，不亚金陵六朝。”此后，随着陇海铁路通车，郑州成为全国铁路枢纽，商业日渐繁荣，快速发展成大城市。
“奚仲造车”数千年后，随着新中国成立，河南交通运输事业迎来历史性变革。1959年，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在洛阳诞生，至今它仍是中国农田耕作的主力军。
进入21世纪，河南的交通运输业更是走入蓬勃发展新时代。河南顶尖“王牌”宇通客车，全国市场占有率30%，是全球最大的商用客车生产基地。今年4月，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上，宇通客车再次担纲重任，连续17年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实力与民族品牌魅力。
无独有偶，上汽集团郑州发动机分公司一期项目4月份在郑投产。该项目年产能60万台，年产值超过50亿元，郑州成为上汽集团全国最大的发动机制造基地。
郑州日产主销车型皮卡，多年稳居国内皮卡市场前三位；比亚迪去年落户郑州，主要生产新能源整车和零部件。
目前，河南有整车生产企业17家，产能145万辆左右。对于汽车产业发展前景，河南“志存高远”。到“十四五”末，河南乘用车产量达到300万辆，新能源汽车占比30%以上，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今年我省计划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800公里以上，通车总里程将突破8000公里。
6月16日，郑州东站迎来了“复兴号”家族中技术最前沿的新成员——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它们已伴随全国铁路新列车运行图的实施，投入到京广高铁京武段常态化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中。
6月20日，随着济郑高铁濮郑段的开通，河南“米”字形高铁最后一画终于完成，河南也率先在全国将“米”字画成。
车行天下，路通八方。构筑立体交通大格局，河南，将为交通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策划：魏剑
统筹：陈茁孙勇
（成员：温小娟张体义张冬云刘春香胡春娜）
图①郑州航空港站。王玮 摄
图②2003年，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双轮车辙印。本报资料图
图③游客在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内的车马坑参观（2018年10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来源：河南日报
老头——灭霸~~
《神灭论》
南北朝 范缜
序：
时竟陵王子良盛招宾客,缜亦预焉。尝侍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 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出？”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论其利，著《神灭论》。以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于神，不得相异。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论讥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欲杜缜后对。缜又对曰：“呜呼王子！知其祖先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其险诣皆此类也。子良使王融谓之曰：“神灭既自非理，而卿坚执之，恐伤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剌为此！可便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
神灭论
范缜南北朝
或问予云：“神灭，何以知其灭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问曰：“形者无知之称，神者有知之名，知与无知，即事有异，神之与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闻也。”答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
问曰：“神故非质，形故非用，不得为异，其义安在？”答曰：“名殊而体一也。”
问曰：“名既已殊，体何得一？”答曰：“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问曰：“刃之与利，或如来说，形之与神，其义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答曰：“异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质以为形，又有异木之知以为神，则可如来论也。今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在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哉！”
问曰：“人之质所以异木质者，以其有知耳。人而无知，与木何异？”答曰：“人无无知之质犹木无有知之形。”
问曰：“死者之形骸，岂非无知之质邪？”答曰：“是无知之质也。”
问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矣。”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质，而无异木之知；生者有异木之知，而无如木之质也。”
问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非有死人之骨骼哉？”
问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则应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则此骨骼从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变为死者之骨骼也。”
问曰：“生者之形骸虽变为死者之骨骼，岂不因生而死，则知死体犹生体也。”答曰：“如因荣木变为枯木，枯木之质，宁是荣木之体！”
问曰：“荣体变为枯体，枯体即是荣体；丝体变为缕体，缕体即是丝体，有何别焉？”答曰：“若枯即是荣，荣即是枯，应荣时凋零，枯时结实也。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以荣即枯，无所复变也。荣枯是一，何不先枯后荣？要先荣后枯，何也？丝缕之义，亦同此破。”
问曰：“生形之谢，便应豁然都尽，何故方受死形，绵历未已邪？”答曰：“生灭之体，要有其次故也。夫?而生者必?而灭，渐而生者必渐而灭。?而生者，飘骤是也；渐而生者，动植是也。有?有渐，物之理也。”
问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
问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虑，手等亦应能虑也？”答曰：“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
问曰：“知之与虑，为一为异？”答曰：“知即是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
问曰：“若尔，应有二虑。虑既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体惟一，神何得二。”
问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痒之知，复有是非之虑？”答曰：“如手足虽异，总为一人；是非痛痒虽复有异，亦总为一神矣。”
问曰：“是非之虑，不关手足，当关何处？”答曰：“是非之虑，心器所主。”
问曰：“心器是五藏之主，非邪？”答曰：“是也。”
问曰：“五藏有何殊别，而心独有是非之虑乎？”答曰：“七窍亦复何殊，而司用不均。”
问曰：“虑思无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无有能虑者，是以知心为虑本。”
问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虑可寄于眼分，眼何故不寄于耳分邪？”
问曰：“虑体无本，故可寄之于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于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虑无本；苟无本于我形，而可遍寄于异地，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然乎哉？不然也。”
问曰：“圣人形犹凡人之形，而有凡圣之殊，故知形神异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秽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宁有不昭之秽质。又岂有圣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无凡人之神而托圣人之体。是以八采、重瞳，勋、华之容；龙颜、马口，轩、?之状，此形表之异也。比干之心，七窍列角；伯约之胆，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圣人定分，每绝常区，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万有。凡圣均体，所未敢安。”
问曰：“子云圣人之形必异于凡者，敢问阳货类仲尼，项籍似大舜，舜、项、孔、阳，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鸡类凤而非凤，物诚有之，人故宜尔。项、阳貌似而非实似，心器不均，虽貌无益。”
问曰：“凡圣之珠，形器不一，可也；圣人员极，理无有二，而丘、旦殊姿，汤、文异状，神不侔色，于此益明矣。”答曰：“圣同于心器，形不必同也，犹马殊毛而齐逸，玉异色而均美。是以晋棘、荆和，等价连城，骅骝、?骊，俱致千里。”
问曰：“形神不二，既闻之矣，形谢神灭，理固宜然，敢问《经》云：‘为之宗庙，以鬼飨之。’何谓也？”答曰：“圣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厉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谓矣。”
问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见，《坟》、《索》着其事，宁是设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强死者众，不皆为鬼，彭生、伯有，何独能然，乍为人豕，未必齐、郑之公子也。”
问曰：“《易》称‘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而不违。’又曰：‘载鬼一车。’其义云何？”答曰：“有禽焉，有兽焉，飞走之别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人灭而为鬼，鬼灭而为人，则未之知也。”
问曰：“知此神灭，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是以圭撮涉于贫友，吝情动于颜色；千钟委于富僧，欢意畅于容发。岂不以僧有多?之期，友无遗秉之报，务施阙于周急，归德必于有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国，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在十八世纪的德国，狮身人面像已经进化成了这样[污][偷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
（[允悲]~~~哈~~母的）
《神灭论》
南北朝 范缜
序：
时竟陵王子良盛招宾客,缜亦预焉。尝侍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 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出？”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论其利，著《神灭论》。以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于神，不得相异。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论讥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欲杜缜后对。缜又对曰：“呜呼王子！知其祖先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其险诣皆此类也。子良使王融谓之曰：“神灭既自非理，而卿坚执之，恐伤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剌为此！可便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
神灭论
范缜南北朝
或问予云：“神灭，何以知其灭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问曰：“形者无知之称，神者有知之名，知与无知，即事有异，神之与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闻也。”答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
问曰：“神故非质，形故非用，不得为异，其义安在？”答曰：“名殊而体一也。”
问曰：“名既已殊，体何得一？”答曰：“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问曰：“刃之与利，或如来说，形之与神，其义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答曰：“异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质以为形，又有异木之知以为神，则可如来论也。今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在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哉！”
问曰：“人之质所以异木质者，以其有知耳。人而无知，与木何异？”答曰：“人无无知之质犹木无有知之形。”
问曰：“死者之形骸，岂非无知之质邪？”答曰：“是无知之质也。”
问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矣。”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质，而无异木之知；生者有异木之知，而无如木之质也。”
问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非有死人之骨骼哉？”
问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则应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则此骨骼从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变为死者之骨骼也。”
问曰：“生者之形骸虽变为死者之骨骼，岂不因生而死，则知死体犹生体也。”答曰：“如因荣木变为枯木，枯木之质，宁是荣木之体！”
问曰：“荣体变为枯体，枯体即是荣体；丝体变为缕体，缕体即是丝体，有何别焉？”答曰：“若枯即是荣，荣即是枯，应荣时凋零，枯时结实也。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以荣即枯，无所复变也。荣枯是一，何不先枯后荣？要先荣后枯，何也？丝缕之义，亦同此破。”
问曰：“生形之谢，便应豁然都尽，何故方受死形，绵历未已邪？”答曰：“生灭之体，要有其次故也。夫?而生者必?而灭，渐而生者必渐而灭。?而生者，飘骤是也；渐而生者，动植是也。有?有渐，物之理也。”
问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
问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虑，手等亦应能虑也？”答曰：“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
问曰：“知之与虑，为一为异？”答曰：“知即是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
问曰：“若尔，应有二虑。虑既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体惟一，神何得二。”
问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痒之知，复有是非之虑？”答曰：“如手足虽异，总为一人；是非痛痒虽复有异，亦总为一神矣。”
问曰：“是非之虑，不关手足，当关何处？”答曰：“是非之虑，心器所主。”
问曰：“心器是五藏之主，非邪？”答曰：“是也。”
问曰：“五藏有何殊别，而心独有是非之虑乎？”答曰：“七窍亦复何殊，而司用不均。”
问曰：“虑思无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无有能虑者，是以知心为虑本。”
问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虑可寄于眼分，眼何故不寄于耳分邪？”
问曰：“虑体无本，故可寄之于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于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虑无本；苟无本于我形，而可遍寄于异地，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然乎哉？不然也。”
问曰：“圣人形犹凡人之形，而有凡圣之殊，故知形神异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秽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宁有不昭之秽质。又岂有圣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无凡人之神而托圣人之体。是以八采、重瞳，勋、华之容；龙颜、马口，轩、?之状，此形表之异也。比干之心，七窍列角；伯约之胆，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圣人定分，每绝常区，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万有。凡圣均体，所未敢安。”
问曰：“子云圣人之形必异于凡者，敢问阳货类仲尼，项籍似大舜，舜、项、孔、阳，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鸡类凤而非凤，物诚有之，人故宜尔。项、阳貌似而非实似，心器不均，虽貌无益。”
问曰：“凡圣之珠，形器不一，可也；圣人员极，理无有二，而丘、旦殊姿，汤、文异状，神不侔色，于此益明矣。”答曰：“圣同于心器，形不必同也，犹马殊毛而齐逸，玉异色而均美。是以晋棘、荆和，等价连城，骅骝、?骊，俱致千里。”
问曰：“形神不二，既闻之矣，形谢神灭，理固宜然，敢问《经》云：‘为之宗庙，以鬼飨之。’何谓也？”答曰：“圣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厉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谓矣。”
问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见，《坟》、《索》着其事，宁是设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强死者众，不皆为鬼，彭生、伯有，何独能然，乍为人豕，未必齐、郑之公子也。”
问曰：“《易》称‘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而不违。’又曰：‘载鬼一车。’其义云何？”答曰：“有禽焉，有兽焉，飞走之别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人灭而为鬼，鬼灭而为人，则未之知也。”
问曰：“知此神灭，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是以圭撮涉于贫友，吝情动于颜色；千钟委于富僧，欢意畅于容发。岂不以僧有多?之期，友无遗秉之报，务施阙于周急，归德必于有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国，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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