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每日一道# 【道教法物的文化内涵】
所谓道教法物，简而言之即道教持道、护道、做法所用之物也。道教法物历史久远，形式多样，品种繁多，可谓丰富多彩。有的做工十分精细，堪称上品。道教法物来自原始宗教以及早期礼乐祭天敬祖活动，早在南北朝刘宋时陆修静就已对道教法物做了严格的规定，《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卷四中的《奉圣仪制章》中就有关于“圣像宝座”、“龙牌”、“龟鹤炉”、“幡”、“盖”等道教法物规范制作的详细记载。道教法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教神仙信仰、灵魂永在、祈求大同、和平、普济度物等思想观念，它的形成是研究道教宫观建筑、教制、戒律等多方面历史的有力佐证。道教法物文化又同传统的绘画、书法等艺术相结合，体现了道教独特的审美及世界观。道教法物是道教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试以分类介绍之。
一、道场用物
道教斋醮来自古代的祷神祭祀。宋玉《高唐赋》说：“醮诸神，礼太一”。道教斋醮正式形成可以追根到祖天师的“三官手书”和寇谦之的“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到了南朝刘宋时陆修静演成大型分类斋仪，陶弘景又因斋设醮，制定出醮仪。从此道教法事绵延不断，斋醮日臻繁多，道教法物也日渐丰富多彩了。
（一）、法器
道教将用的打击乐器称作“法器”，即做法用之乐器。道教迄今用的法器一般为铛子、钗子（当击铰子）、铃子、木鱼、引磬、翁子、磬、鼓、钟、铙钹等。属纯粹的中国古“钟鼓之乐”。钟鼓文化我们在《道教钟鼓文化内涵》中谈过，此处不再介绍。
1、磬
道场所用的磬有大磬、单磬及引磬。大磬置大殿的左上方。一般除监院、方丈叩首时用，平时很少用。单磬是放在经单上的小磬，一般用于交板连接及诵“天尊”处击一响。单磬及大磬口上方边多有图案，称为“万不断”。有的磬同忏钟一样，均铸有铭文或经文，以示庄重。引磬是上单主经者或殿主上供时引道、引叩所用之物。大一点的引磬称为“翁子”，一般只有方丈或监院的使者持用。
2、木鱼
是道教重要法器之一，古时称其为木鱼鼓、鱼鼓、或者木鱼板。显然是古人敲击空木所发现的打击乐器。道教刻之鱼形，相传鱼类目不合睛，昼夜常醒，所以玄门用木雕刻成鱼形，以便敲响时警惕大家不要昏沉懈怠。木鱼作为敲击乐器何时出现在道教，已无可考。
3、铙、钹
辞源说：铙，中乐器也。周礼以金铙止鼓。有称小钲，浮屠氏所用，出西域。钹，即铜盔，本西域南蛮之器。
辞源记载说：铙钹，乐器，本名铜钹，南齐穆士素所造，其园数寸，大者出扶南、南昌、疏勤等国。其圆数尺，隆起如浮区，以韦贯之，相击以和乐者，今通称铙钹。按《道藏·天皇至道大清玉册》卷五中言：“铙钹，蚩尤驱虎豹与黄帝战，黄帝作铙钹以破之……唐武后时……令道门亦有建阴阳醮者皆用之。”说明铙钹用于道教斋醮历史颇早。
按《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记载，道教上等乐为“三清天乐”，为“黄帝祀三清之乐也”。其法器达十九种，其中有包括吹弹乐器十四种。其为：震天集灵之鼓（丰鼓）、碧霄震空之钟（洪钟）、万金铮从之钟（架上十六应候之钟）、群玉琳琅之磬（架上十六应候之磬）、瑶池灵明之鼓（扛鼓也）、达悃通真之磬（手磬）、玉霄紫金之钟（金钟）、玉清天球之磬（玉磬）、太昊咸和之琴、琅霄遏云之管、湘灵空清之瑟、太虚仙音之簌（似箜候而奏弦）、瑶台夜月之阮、檄龙命鸦之愫、青华瑶天之笙、玄洲洞灵之箫、啸风凌云之笛、灵龟啸风之鼓（即札）、枸台碧玉之板、震空册霄之璈、叶和众音之埙、保合太和之箎、五音翕和之祝、八音九成之敔。并说：“凡升坛朝真谒帝则用之，其行道诵经只用常日之仙乐”。
（二）、法物
法事中高功做法祈请神将、召将、敕鬼等用物也称之为法物。试举例几种。
1、笏板
古时没有纸张，人们要简单地记点事情，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写在竹木削成的竹片和木片上，狭长的叫简，宽厚的叫牍。古人把随身携带的竹、木牍专称为笏。大概从春秋战国开始广泛使用。一直到唐宋，不过六朝以后，笏也称手板。唐代，官吏都要持笏，这已成制度，公卿也不例外。一方面是为了议事时记事，一方面是为了遮面以防惊了圣驾。这种文化一直留传到道教传统中。古时笏分为“简”、“圭”、二种。
道教在祭祀五岳时要“投龙玉简”，简上有符。有《救苦简符》、《九幽玉简符》、《神霄玉简符》等，其书符皆有咒，如《神霄金简》书符咒曰：
明梵玄景，开度穷魂。阴阳交象，火炼成人。大帝阳堂，号人灵君。魂生摄炁，九转成仙。元炁归身，混合百神。九门禄道，胎炁上玄。得澄无为。身腾紫云。
其简文皆有告文，如《九幽玉简》中《告文》曰：
太上玉简，九幽符命告下。罗丰九垒，五岳重幽。据吏考官，冥司典吏。牛头狱卒，监牢大神。拔度某神魂，永离长夜。出离九幽，得睹慈光。心神明了，证品仙阶。冤仇和释，上生大有之天，一如诰命。年岁次某月某日告下。
一般用玉或金做成的简称为圭。圭的档次要高贵些，一般多为天神用物。《道藏·灵宝玉鉴》卷十九第四有《圭上朝真符》，为高功朝真谒帝时专用之圭。这样的圭符一直流传到现在。全真、正一二教在《玉皇大表科仪》中高功变身谒帝时则用此种圭符。
2、香炉
香炉的种类很多，《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龟鹤炉”的记载：“丹陛上两旁宜用，铜铁铸成，龟鹤二对为炉，凡建醮事焚香于内可以通仙灵，香气可达上苍。”
3、灯
《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有“日月灯”，言：“凡殿两楹之间必用鱼鲀为灯，以云霞覆之，高耸于楣枋之间，左用红以象日，右用白以象月。”
4、神尺
按《道藏·道法会元》卷之一百五十七之《上清天蓬伏魔大法》中有《神尺秘旨》言：“造尺之法，用福地桃木或雷震枣木为之，择甲子日造。准尺长一尺二寸，厚八分，阔一寸二分。正面三台七星罡，星指下书元帅……背上刊七星隐讳，三台北斗，星下元帅有令……左侧太乙力士，右侧二十四神，雕造毕，写天蓬咒，用水调朱填篆，以降纱囊盛。”
5、铁鏆
道教《全真青玄济炼铁鏆施食全集》中有《铁鏆图式》，相传为铁师传北宋道士萨守坚，萨守坚传流至今。道教施食中以铁鏆装米，通过高功作用，将铁鏆内的米祭成琼浆，进而饱食幽魂众。其鏆上还须帖上封鏆符，据说怕众饥饿之鬼来抢食。
6、印篆
道教印篆有佩带及章表传神二种功用。《道藏·道法会元》称《雷霆都司符玺》：“元始上帝付授三洞飞仙五岳丈人，其符玺皆玉为之。黄帝得之佩印登天，雷公风后二君得之相继仙去”。在《魁台宝玺式》中言：“斯印在处，将吏护持，久久行持，鬼神不敢正视，凡所遇山川社稷神庙，城隍社令悉来迎拜，宜佩受之，以求灵焉”。道教印篆，乃五天真文，篆而成印，非世间印也。可除身中秽毒、令人聪明、保命护身、诸患无侵、名系仙籍、神异无比。
道教章函用印来自上古书简用泥封以为信的传统。如《道藏·道法会元》卷五十七中称：紫光丹天之文……可奏上帝……可印符箓牒状。其有投江河中，起龙发雨，印牒请风，能使舟航快急、发雷电，请晴雨雪、照千百殃出，感动天地神明，役风使雨，驱除神怪，诛斩妖魅。凡一切疾病以印印之立愈。《道藏》中关于印的记载很多，如《九天上章灵官印》、《飞玄三炁玉章印》、《三天内讳印》、《三天太上印》等。现通行正一教的印有《灵宝大法师印》、《正一大法师印》等，全真教多用《混元宗坛印》、《道经师宝印》、《雷霆都司印》等。
7、令尺
令尺也称令牌，《道藏·道书援神契》中言：“周礼，牙璋以起军旅。汉，铜虎符，上圆下方，刻五牙，文若垂露状，背文作一坐虎形，铭其旁曰，如古牙璋作虎符，今召将用令牌，此法也”。《道教全真秘旨》中对令尺作法有严格规定，其一是选料，不可用槐木，枣木、柏木、松木、黄阳木均可，古人选雷击木。一般长四寸，厚七分。
8、规、钵
道教全真派传戒时传衣钵，衣即戒衣及规，钵即饭钵。
三坛大戒的戒衣各不一样，即初真戒衣、中极戒衣及天仙戒衣。规是规范道人行为的尺度，戒规是戒子礼神、礼师时跪拜之物。一般用黄色或红色，四周用黑边，长方形，四角中一角内有红色或黄色三角者为规头。
9、戒尺
《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清规戒尺式》：“用木造阔一寸四分，厚四分，长三尺。”戒尺上有铭文曰：“法非此不行、礼非此不齐、德非此不修，人非此不耻。”
二、教事用物
道教在大型教事活动中用仙仗，如方丈、监院升座，传戒授箓等活动。按《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十七种，其为肃清黄道之旆一对、昭告万灵之幡一对、震摄百魔之幢一对、九皇万龄之缕一对、三清神霓之旌一对、太微命灵之麾一对、太清极玄之幢一对（一面画龙，一面画虎）、五灵绛霄之节一对、九天伏魔如意一对、九霄云翰之扇一对、玉罗庆云之扇一对、神飚飞霞之盖一对、破暗烛明之灯一对、丹霄神焰之灯一对、天衢玉霄之灯一对、丹凤呈祥之辇（香亭是也）、神龙捧圣之辂。并说：“以上仙仗用硃竿宝盖珠绸绵帛缕彩为之，务在装尽整肃列于外坛，四面每朝步虚旋行之际，则道童各执仙仗和华夏吟，随班旋绕皇坛之上。”如幡，道教的用法及式样就很多。《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言：“道教所用之幡以表天地人三才之象”。并说：“幡顶用桐梓之木为之上，用日月星辰云霞内，画天尊像于二，以表天也，腹书天帝之名，脚具用龙凤，雨边带取象于手，皆以云龙飞凤为副之，取象于人也。脚亦用桐梓之木，画山河大地，五岳四渎，取象于地也。
道人日常所持之物，也称法物，如云游用的棕薄团、便铲、缘瓢、引磬等，道人所戴的冠如黄冠、五岳冠、星冠、莲花冠、五老冠皆为道教法物范围。
现在国外学术界很看重道教法物，道教法物往往体现了某段历史时期的道教文化现象。王宜娥老师的《让美国民众步入道教艺术的殿堂》一文中就详尽地介绍了道教法物在美国成功举办艺术展的盛况。道教法物的文化内涵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任宗权
文章来源：北京白云观
所谓道教法物，简而言之即道教持道、护道、做法所用之物也。道教法物历史久远，形式多样，品种繁多，可谓丰富多彩。有的做工十分精细，堪称上品。道教法物来自原始宗教以及早期礼乐祭天敬祖活动，早在南北朝刘宋时陆修静就已对道教法物做了严格的规定，《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卷四中的《奉圣仪制章》中就有关于“圣像宝座”、“龙牌”、“龟鹤炉”、“幡”、“盖”等道教法物规范制作的详细记载。道教法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教神仙信仰、灵魂永在、祈求大同、和平、普济度物等思想观念，它的形成是研究道教宫观建筑、教制、戒律等多方面历史的有力佐证。道教法物文化又同传统的绘画、书法等艺术相结合，体现了道教独特的审美及世界观。道教法物是道教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试以分类介绍之。
一、道场用物
道教斋醮来自古代的祷神祭祀。宋玉《高唐赋》说：“醮诸神，礼太一”。道教斋醮正式形成可以追根到祖天师的“三官手书”和寇谦之的“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到了南朝刘宋时陆修静演成大型分类斋仪，陶弘景又因斋设醮，制定出醮仪。从此道教法事绵延不断，斋醮日臻繁多，道教法物也日渐丰富多彩了。
（一）、法器
道教将用的打击乐器称作“法器”，即做法用之乐器。道教迄今用的法器一般为铛子、钗子（当击铰子）、铃子、木鱼、引磬、翁子、磬、鼓、钟、铙钹等。属纯粹的中国古“钟鼓之乐”。钟鼓文化我们在《道教钟鼓文化内涵》中谈过，此处不再介绍。
1、磬
道场所用的磬有大磬、单磬及引磬。大磬置大殿的左上方。一般除监院、方丈叩首时用，平时很少用。单磬是放在经单上的小磬，一般用于交板连接及诵“天尊”处击一响。单磬及大磬口上方边多有图案，称为“万不断”。有的磬同忏钟一样，均铸有铭文或经文，以示庄重。引磬是上单主经者或殿主上供时引道、引叩所用之物。大一点的引磬称为“翁子”，一般只有方丈或监院的使者持用。
2、木鱼
是道教重要法器之一，古时称其为木鱼鼓、鱼鼓、或者木鱼板。显然是古人敲击空木所发现的打击乐器。道教刻之鱼形，相传鱼类目不合睛，昼夜常醒，所以玄门用木雕刻成鱼形，以便敲响时警惕大家不要昏沉懈怠。木鱼作为敲击乐器何时出现在道教，已无可考。
3、铙、钹
辞源说：铙，中乐器也。周礼以金铙止鼓。有称小钲，浮屠氏所用，出西域。钹，即铜盔，本西域南蛮之器。
辞源记载说：铙钹，乐器，本名铜钹，南齐穆士素所造，其园数寸，大者出扶南、南昌、疏勤等国。其圆数尺，隆起如浮区，以韦贯之，相击以和乐者，今通称铙钹。按《道藏·天皇至道大清玉册》卷五中言：“铙钹，蚩尤驱虎豹与黄帝战，黄帝作铙钹以破之……唐武后时……令道门亦有建阴阳醮者皆用之。”说明铙钹用于道教斋醮历史颇早。
按《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记载，道教上等乐为“三清天乐”，为“黄帝祀三清之乐也”。其法器达十九种，其中有包括吹弹乐器十四种。其为：震天集灵之鼓（丰鼓）、碧霄震空之钟（洪钟）、万金铮从之钟（架上十六应候之钟）、群玉琳琅之磬（架上十六应候之磬）、瑶池灵明之鼓（扛鼓也）、达悃通真之磬（手磬）、玉霄紫金之钟（金钟）、玉清天球之磬（玉磬）、太昊咸和之琴、琅霄遏云之管、湘灵空清之瑟、太虚仙音之簌（似箜候而奏弦）、瑶台夜月之阮、檄龙命鸦之愫、青华瑶天之笙、玄洲洞灵之箫、啸风凌云之笛、灵龟啸风之鼓（即札）、枸台碧玉之板、震空册霄之璈、叶和众音之埙、保合太和之箎、五音翕和之祝、八音九成之敔。并说：“凡升坛朝真谒帝则用之，其行道诵经只用常日之仙乐”。
（二）、法物
法事中高功做法祈请神将、召将、敕鬼等用物也称之为法物。试举例几种。
1、笏板
古时没有纸张，人们要简单地记点事情，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写在竹木削成的竹片和木片上，狭长的叫简，宽厚的叫牍。古人把随身携带的竹、木牍专称为笏。大概从春秋战国开始广泛使用。一直到唐宋，不过六朝以后，笏也称手板。唐代，官吏都要持笏，这已成制度，公卿也不例外。一方面是为了议事时记事，一方面是为了遮面以防惊了圣驾。这种文化一直留传到道教传统中。古时笏分为“简”、“圭”、二种。
道教在祭祀五岳时要“投龙玉简”，简上有符。有《救苦简符》、《九幽玉简符》、《神霄玉简符》等，其书符皆有咒，如《神霄金简》书符咒曰：
明梵玄景，开度穷魂。阴阳交象，火炼成人。大帝阳堂，号人灵君。魂生摄炁，九转成仙。元炁归身，混合百神。九门禄道，胎炁上玄。得澄无为。身腾紫云。
其简文皆有告文，如《九幽玉简》中《告文》曰：
太上玉简，九幽符命告下。罗丰九垒，五岳重幽。据吏考官，冥司典吏。牛头狱卒，监牢大神。拔度某神魂，永离长夜。出离九幽，得睹慈光。心神明了，证品仙阶。冤仇和释，上生大有之天，一如诰命。年岁次某月某日告下。
一般用玉或金做成的简称为圭。圭的档次要高贵些，一般多为天神用物。《道藏·灵宝玉鉴》卷十九第四有《圭上朝真符》，为高功朝真谒帝时专用之圭。这样的圭符一直流传到现在。全真、正一二教在《玉皇大表科仪》中高功变身谒帝时则用此种圭符。
2、香炉
香炉的种类很多，《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龟鹤炉”的记载：“丹陛上两旁宜用，铜铁铸成，龟鹤二对为炉，凡建醮事焚香于内可以通仙灵，香气可达上苍。”
3、灯
《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有“日月灯”，言：“凡殿两楹之间必用鱼鲀为灯，以云霞覆之，高耸于楣枋之间，左用红以象日，右用白以象月。”
4、神尺
按《道藏·道法会元》卷之一百五十七之《上清天蓬伏魔大法》中有《神尺秘旨》言：“造尺之法，用福地桃木或雷震枣木为之，择甲子日造。准尺长一尺二寸，厚八分，阔一寸二分。正面三台七星罡，星指下书元帅……背上刊七星隐讳，三台北斗，星下元帅有令……左侧太乙力士，右侧二十四神，雕造毕，写天蓬咒，用水调朱填篆，以降纱囊盛。”
5、铁鏆
道教《全真青玄济炼铁鏆施食全集》中有《铁鏆图式》，相传为铁师传北宋道士萨守坚，萨守坚传流至今。道教施食中以铁鏆装米，通过高功作用，将铁鏆内的米祭成琼浆，进而饱食幽魂众。其鏆上还须帖上封鏆符，据说怕众饥饿之鬼来抢食。
6、印篆
道教印篆有佩带及章表传神二种功用。《道藏·道法会元》称《雷霆都司符玺》：“元始上帝付授三洞飞仙五岳丈人，其符玺皆玉为之。黄帝得之佩印登天，雷公风后二君得之相继仙去”。在《魁台宝玺式》中言：“斯印在处，将吏护持，久久行持，鬼神不敢正视，凡所遇山川社稷神庙，城隍社令悉来迎拜，宜佩受之，以求灵焉”。道教印篆，乃五天真文，篆而成印，非世间印也。可除身中秽毒、令人聪明、保命护身、诸患无侵、名系仙籍、神异无比。
道教章函用印来自上古书简用泥封以为信的传统。如《道藏·道法会元》卷五十七中称：紫光丹天之文……可奏上帝……可印符箓牒状。其有投江河中，起龙发雨，印牒请风，能使舟航快急、发雷电，请晴雨雪、照千百殃出，感动天地神明，役风使雨，驱除神怪，诛斩妖魅。凡一切疾病以印印之立愈。《道藏》中关于印的记载很多，如《九天上章灵官印》、《飞玄三炁玉章印》、《三天内讳印》、《三天太上印》等。现通行正一教的印有《灵宝大法师印》、《正一大法师印》等，全真教多用《混元宗坛印》、《道经师宝印》、《雷霆都司印》等。
7、令尺
令尺也称令牌，《道藏·道书援神契》中言：“周礼，牙璋以起军旅。汉，铜虎符，上圆下方，刻五牙，文若垂露状，背文作一坐虎形，铭其旁曰，如古牙璋作虎符，今召将用令牌，此法也”。《道教全真秘旨》中对令尺作法有严格规定，其一是选料，不可用槐木，枣木、柏木、松木、黄阳木均可，古人选雷击木。一般长四寸，厚七分。
8、规、钵
道教全真派传戒时传衣钵，衣即戒衣及规，钵即饭钵。
三坛大戒的戒衣各不一样，即初真戒衣、中极戒衣及天仙戒衣。规是规范道人行为的尺度，戒规是戒子礼神、礼师时跪拜之物。一般用黄色或红色，四周用黑边，长方形，四角中一角内有红色或黄色三角者为规头。
9、戒尺
《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清规戒尺式》：“用木造阔一寸四分，厚四分，长三尺。”戒尺上有铭文曰：“法非此不行、礼非此不齐、德非此不修，人非此不耻。”
二、教事用物
道教在大型教事活动中用仙仗，如方丈、监院升座，传戒授箓等活动。按《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十七种，其为肃清黄道之旆一对、昭告万灵之幡一对、震摄百魔之幢一对、九皇万龄之缕一对、三清神霓之旌一对、太微命灵之麾一对、太清极玄之幢一对（一面画龙，一面画虎）、五灵绛霄之节一对、九天伏魔如意一对、九霄云翰之扇一对、玉罗庆云之扇一对、神飚飞霞之盖一对、破暗烛明之灯一对、丹霄神焰之灯一对、天衢玉霄之灯一对、丹凤呈祥之辇（香亭是也）、神龙捧圣之辂。并说：“以上仙仗用硃竿宝盖珠绸绵帛缕彩为之，务在装尽整肃列于外坛，四面每朝步虚旋行之际，则道童各执仙仗和华夏吟，随班旋绕皇坛之上。”如幡，道教的用法及式样就很多。《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言：“道教所用之幡以表天地人三才之象”。并说：“幡顶用桐梓之木为之上，用日月星辰云霞内，画天尊像于二，以表天也，腹书天帝之名，脚具用龙凤，雨边带取象于手，皆以云龙飞凤为副之，取象于人也。脚亦用桐梓之木，画山河大地，五岳四渎，取象于地也。
道人日常所持之物，也称法物，如云游用的棕薄团、便铲、缘瓢、引磬等，道人所戴的冠如黄冠、五岳冠、星冠、莲花冠、五老冠皆为道教法物范围。
现在国外学术界很看重道教法物，道教法物往往体现了某段历史时期的道教文化现象。王宜娥老师的《让美国民众步入道教艺术的殿堂》一文中就详尽地介绍了道教法物在美国成功举办艺术展的盛况。道教法物的文化内涵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任宗权
文章来源：北京白云观
【紫砂壶讲述的中国故事——紫砂文化因交流而更美】当沉睡亿万年的特殊泥土被唤醒，有600余年历史的中国紫砂以质朴玄妙的特殊工艺独步天下。紫砂壶因其独特的美质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个巧合使紫砂壶成为交流的主角
2019年6月，筹备了六个月之久的第一届美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高峰论坛在美国洛杉矶比华利山市政府市政会议厅举行。我代表华夏文化促进会全程参与了这次论坛的筹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如何在短短一天的论坛时间里，以点带面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魅力？经过参与筹备的同事们反复酝酿、多次讨论，我们把范围圈定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大类别的传统技艺这一类别上。传统技艺有相对较多物化的作品，但即便是把范围缩小为原先的十分之一，传统技艺依然有国家级子项目超过650多项，因此必须聚焦再聚焦，从传统技艺类别中再做进一步的筛选。特别是这样的论坛又是第一次举办，还是要找出最能代表中国，又为美国朋友相对熟悉的项目，在和美国的合作方交换了思路后，我们最后选择了“中国陶瓷”作为论坛的主题方向。
当时有一件特别巧合的事情。2017年12月，我曾在洛杉矶举行过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行——中国紫砂壶”巡回展览，由美中交流促进会、世界名人俱乐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编委会联合主办，共展出经典款和创新款紫砂壶135把，除去作为伴手礼赠送给当时出席展览的重要嘉宾以及慈善捐赠外，剩余73把紫砂壶，一直在当地的一家美术馆展出，以推动当地对中国紫砂壶的认知。
基于这一巧合，我马上和论坛美国合作方进行了协商，决定在论坛上增设一个中国紫砂壶的展览，并由我以中国紫砂壶的制作、使用、收藏形成的紫砂文化为论题作主题演讲。
邀请什么样的嘉宾参加论坛是重中之重，既然要把论坛做得有影响力，那一定要邀请“有影响力”的嘉宾参加。
论坛规模控制在60人，论坛的演讲环节要给予相对充裕的时间让参会者进行提问和讨论，在论坛开始前安排出专门的时间段，让嘉宾们观赏紫砂壶，每把紫砂壶的所用泥料、名称、特点、寓意等专门做了中英文对照的册子，希望从观赏紫砂壶开始就进入交流状态，还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在观赏过程中对一些简单的问题做出回答。
在介绍材料里开门见山地对紫砂壶的通用背景作了以下的说明：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于2006年第一批被中国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中国东部离上海200公里、一个叫宜兴的地方因紫砂壶而出名，该工艺一般认为产生于宋元，成熟于明代，有超过600年的历史，是中国陶瓷文化非常重要又独特的组成部分。另有说法紫砂壶的历史有两千年之久，是由中国历史名人范蠡在宜兴丁山发现了可以制作陶器的泥土，并教会了众人制作陶器，而开始了紫砂壶的历史，范蠡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被中国人称为“陶朱公”。
为了和这些有影响力的嘉宾建立密切的联系，让他们成为中国紫砂文化的传播者，当时我们作了一个决定，论坛结束后赠送每位参会嘉宾一把紫砂壶。参与组织的比华利山市历史学会还提出愿意收藏两把紫砂壶，以增加来自中国藏品的比例。余下的则全部捐给一家妇女儿童慈善组织，这家机构的负责人也是参加论坛的嘉宾之一。同时，还特地邀请了2017年12月参加过我巡展的五位重要嘉宾，以进一步加深他们对中国紫砂文化的认知。
论坛前一天布置展览，现场发生了一段小插曲，美术馆请的物流公司负责人是一位华人，在现场他蛮有兴致地问了我很多关于紫砂壶的知识，问得还特别专业内行：具体到中国某位工艺美术大师紫砂壶的市场拍卖价格、目前有哪些有市场潜力的年轻的大师、当前市场上有什么新的创新作品、使用了珐琅彩装饰技艺的紫砂壶市场前景如何等。我很是惊讶，一问才知道他竟然是紫砂壶的资深收藏爱好者。他还专门向我展示了他的紫砂壶藏品图片，竟有200余把，他专门在家里做了一个展览室，最早的藏品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他说因为喜欢喝茶，所以一直对紫砂壶情有独钟，有空时会约上三五好友出海钓鱼，带上他的紫砂壶在船上泡茶享受，说紫砂壶泡出来的茶味儿正，而且有格调，还可以给其他族裔的美国友人展示一下中国文化。
“第一把”紫砂壶的动人故事
根据论坛议程安排，我的主题演讲被安排在了第一位。如何让参会嘉宾短时间内听得懂又记得住关于中国紫砂壶制作、使用、收藏的若干信息，以及如何理解由此形成的独特的紫砂文化，我在撰写演讲材料之前颇费思量。
虽然参会嘉宾都是见多识广的有影响力人士，但如果不能用好故事打动他们的话，后续传播的效应会大大减弱。因此，为了找准嘉宾的兴趣点，我特别在展览介绍材料上把紫砂壶的两个起源都列了出来，为我的演讲作了前置性的铺垫。经过不断的梳理材料，最后确定把“交流”作为演讲内容的核心主线。
论坛当天，嘉宾们在参观完紫砂壶展览后气氛变得热烈起来，当时有紫泥、朱泥、绿泥等为原料的各种造型的紫砂壶，在灯光的照射下，纯天然的色彩显得特别惊艳，很多人边看介绍材料边比对实际作品，非常认真。等我开始演讲时，嘉宾们对紫砂壶已经有了直观认识。我的演讲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因交流而生；二、为交流而生；三、向交流再生。
中国紫砂壶的起源可能是因为一场逃跑的爱情，男主角范蠡，一个协助越国国王重建越国的谋略家，懂军事、懂经济，更懂人性，女主角西施，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首，精通琴棋书画，他俩彼此相爱、生死相依，与罗密欧、朱丽叶的爱同样坚定，但表达上更加含蓄和隐忍，范蠡和西施为越国打败吴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范蠡担心他们知道的太多，引发杀身之祸，就带着西施逃跑了。
两人逃跑到了宜兴，享受着男人经商、女人持家的爱情生活，范蠡发现了一种可以制陶的泥料，但是烧制陶器的过程中成品率总是很低，不是变形、就是有裂缝，但又不知道原因。范蠡是个极具智慧又懂浪漫的人，有一天在旁边陪着西施做饭，观察到灶火的火焰很高，锅下还垫了石头，而且每次饭快要熟时，西施会减少木柴的用量，让火变小。
范蠡晚上带西施去看星星，躺在草地上，看着流星划过天空，就问西施烧饭时用火的原理。西施解释若没有石头而让锅直接压在火焰上会让火熄灭，不控制木柴让大火持续烧的话，米饭会夹生而不会熟透。第二天范蠡根据和西施交流的感悟，马上在烧制紫砂陶器的温度控制和程序上作了调整，很快成功地做出了非常完美的紫砂壶。
据此，认定紫砂壶是因范蠡和西施的交流而产生也不为过，美丽又智慧的女人总能激发男人的创造力。嘉宾们给了我一阵热烈掌声。
幻灯上打出了朱泥西施壶的图片，到了中国的明代，一位叫徐友泉的紫砂壶大师，以想象中的西施的身体为型，创造了这一经典的紫砂壶造型，用以纪念西施的美。有关范蠡、西施的传说，也属于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间文学的两个项目。
紫砂壶，不仅仅是一把壶
制作紫砂壶的泥料，具有特殊团粒结构和双重气孔结构，紫砂壶是喝茶的器皿，能保持茶叶的色香味，久放而不腐，是中国茶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闲暇时约三五知己品茗交流，泡茶论道，既健康养生又增进友情。用紫砂壶泡茶招待客人，被认为是以上宾相待，有助于快速拉近距离、促进情感交流。在家人、朋友生日或其他重要日子，紫砂壶是一种很高雅的礼物。
幻灯上打出了陶刻有诗文、字画、金石的紫砂壶图片。一人独处，用紫砂壶泡一壶香茶，欣赏着壶身上镌刻的中国古代骚人墨客的诗词文章、书法字画，可以和中国古代先贤大儒、名师大家进行一场深刻的交流对话，提升自身修养。
顺境时可买一把陶刻有“大展鸿图”的紫砂壶，逆境时可买一把陶刻有“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紫砂壶，平静时可买一把陶刻有“随缘”“自在”的紫砂壶，是一种自我激励、自我鞭策、自己和自己的交流模式。
从明末开始，随着茶叶贸易，通过“万里茶道”，中国的紫砂壶也进入欧洲，紫砂壶也扮演了中欧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
幻灯上打出了2019年2月5日纽约时代广场大屏上展示的我及9把紫砂壶的图片和视频。现在紫砂壶也扮演了中美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嘉宾席响起了赞叹声和掌声。
紫砂壶一直以纯天然质地和肌理为美，但随着时代推移，和其他技艺也互相借鉴，创造了陶刻、镶嵌（镶嵌金、银、玉石、色泥、螺钿、红木、瓷花等）、包锡、包漆、泥绘、粉彩、彩釉、珐琅彩、描余、浮雕、镂雕、绞泥、模印、贴饰等一系列变化，满足了不同审美人群的需求，紫砂壶的收藏性得到了提高，行业之间、技艺之间的互相交流借鉴，让传统的紫砂壶不断焕发生机。
演讲结束后，嘉宾们向我提了若干问题，嘉宾之间也展开了热烈讨论，拿到获赠的紫砂壶更是喜出望外。论坛后，来自加州大学的一位嘉宾专门撰文对中国紫砂文化写了评论并在媒体发表，盛赞中国文化的魅力。
围绕紫砂壶形成的紫砂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随着交流更加生生不息，并和更多的中国故事一起，散发出中国文化的独特自信和魅力。（作者：常月红 系紫砂壶创新艺术家、中国收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一个巧合使紫砂壶成为交流的主角
2019年6月，筹备了六个月之久的第一届美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高峰论坛在美国洛杉矶比华利山市政府市政会议厅举行。我代表华夏文化促进会全程参与了这次论坛的筹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如何在短短一天的论坛时间里，以点带面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魅力？经过参与筹备的同事们反复酝酿、多次讨论，我们把范围圈定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大类别的传统技艺这一类别上。传统技艺有相对较多物化的作品，但即便是把范围缩小为原先的十分之一，传统技艺依然有国家级子项目超过650多项，因此必须聚焦再聚焦，从传统技艺类别中再做进一步的筛选。特别是这样的论坛又是第一次举办，还是要找出最能代表中国，又为美国朋友相对熟悉的项目，在和美国的合作方交换了思路后，我们最后选择了“中国陶瓷”作为论坛的主题方向。
当时有一件特别巧合的事情。2017年12月，我曾在洛杉矶举行过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行——中国紫砂壶”巡回展览，由美中交流促进会、世界名人俱乐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编委会联合主办，共展出经典款和创新款紫砂壶135把，除去作为伴手礼赠送给当时出席展览的重要嘉宾以及慈善捐赠外，剩余73把紫砂壶，一直在当地的一家美术馆展出，以推动当地对中国紫砂壶的认知。
基于这一巧合，我马上和论坛美国合作方进行了协商，决定在论坛上增设一个中国紫砂壶的展览，并由我以中国紫砂壶的制作、使用、收藏形成的紫砂文化为论题作主题演讲。
邀请什么样的嘉宾参加论坛是重中之重，既然要把论坛做得有影响力，那一定要邀请“有影响力”的嘉宾参加。
论坛规模控制在60人，论坛的演讲环节要给予相对充裕的时间让参会者进行提问和讨论，在论坛开始前安排出专门的时间段，让嘉宾们观赏紫砂壶，每把紫砂壶的所用泥料、名称、特点、寓意等专门做了中英文对照的册子，希望从观赏紫砂壶开始就进入交流状态，还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在观赏过程中对一些简单的问题做出回答。
在介绍材料里开门见山地对紫砂壶的通用背景作了以下的说明：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于2006年第一批被中国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中国东部离上海200公里、一个叫宜兴的地方因紫砂壶而出名，该工艺一般认为产生于宋元，成熟于明代，有超过600年的历史，是中国陶瓷文化非常重要又独特的组成部分。另有说法紫砂壶的历史有两千年之久，是由中国历史名人范蠡在宜兴丁山发现了可以制作陶器的泥土，并教会了众人制作陶器，而开始了紫砂壶的历史，范蠡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被中国人称为“陶朱公”。
为了和这些有影响力的嘉宾建立密切的联系，让他们成为中国紫砂文化的传播者，当时我们作了一个决定，论坛结束后赠送每位参会嘉宾一把紫砂壶。参与组织的比华利山市历史学会还提出愿意收藏两把紫砂壶，以增加来自中国藏品的比例。余下的则全部捐给一家妇女儿童慈善组织，这家机构的负责人也是参加论坛的嘉宾之一。同时，还特地邀请了2017年12月参加过我巡展的五位重要嘉宾，以进一步加深他们对中国紫砂文化的认知。
论坛前一天布置展览，现场发生了一段小插曲，美术馆请的物流公司负责人是一位华人，在现场他蛮有兴致地问了我很多关于紫砂壶的知识，问得还特别专业内行：具体到中国某位工艺美术大师紫砂壶的市场拍卖价格、目前有哪些有市场潜力的年轻的大师、当前市场上有什么新的创新作品、使用了珐琅彩装饰技艺的紫砂壶市场前景如何等。我很是惊讶，一问才知道他竟然是紫砂壶的资深收藏爱好者。他还专门向我展示了他的紫砂壶藏品图片，竟有200余把，他专门在家里做了一个展览室，最早的藏品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他说因为喜欢喝茶，所以一直对紫砂壶情有独钟，有空时会约上三五好友出海钓鱼，带上他的紫砂壶在船上泡茶享受，说紫砂壶泡出来的茶味儿正，而且有格调，还可以给其他族裔的美国友人展示一下中国文化。
“第一把”紫砂壶的动人故事
根据论坛议程安排，我的主题演讲被安排在了第一位。如何让参会嘉宾短时间内听得懂又记得住关于中国紫砂壶制作、使用、收藏的若干信息，以及如何理解由此形成的独特的紫砂文化，我在撰写演讲材料之前颇费思量。
虽然参会嘉宾都是见多识广的有影响力人士，但如果不能用好故事打动他们的话，后续传播的效应会大大减弱。因此，为了找准嘉宾的兴趣点，我特别在展览介绍材料上把紫砂壶的两个起源都列了出来，为我的演讲作了前置性的铺垫。经过不断的梳理材料，最后确定把“交流”作为演讲内容的核心主线。
论坛当天，嘉宾们在参观完紫砂壶展览后气氛变得热烈起来，当时有紫泥、朱泥、绿泥等为原料的各种造型的紫砂壶，在灯光的照射下，纯天然的色彩显得特别惊艳，很多人边看介绍材料边比对实际作品，非常认真。等我开始演讲时，嘉宾们对紫砂壶已经有了直观认识。我的演讲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因交流而生；二、为交流而生；三、向交流再生。
中国紫砂壶的起源可能是因为一场逃跑的爱情，男主角范蠡，一个协助越国国王重建越国的谋略家，懂军事、懂经济，更懂人性，女主角西施，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首，精通琴棋书画，他俩彼此相爱、生死相依，与罗密欧、朱丽叶的爱同样坚定，但表达上更加含蓄和隐忍，范蠡和西施为越国打败吴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范蠡担心他们知道的太多，引发杀身之祸，就带着西施逃跑了。
两人逃跑到了宜兴，享受着男人经商、女人持家的爱情生活，范蠡发现了一种可以制陶的泥料，但是烧制陶器的过程中成品率总是很低，不是变形、就是有裂缝，但又不知道原因。范蠡是个极具智慧又懂浪漫的人，有一天在旁边陪着西施做饭，观察到灶火的火焰很高，锅下还垫了石头，而且每次饭快要熟时，西施会减少木柴的用量，让火变小。
范蠡晚上带西施去看星星，躺在草地上，看着流星划过天空，就问西施烧饭时用火的原理。西施解释若没有石头而让锅直接压在火焰上会让火熄灭，不控制木柴让大火持续烧的话，米饭会夹生而不会熟透。第二天范蠡根据和西施交流的感悟，马上在烧制紫砂陶器的温度控制和程序上作了调整，很快成功地做出了非常完美的紫砂壶。
据此，认定紫砂壶是因范蠡和西施的交流而产生也不为过，美丽又智慧的女人总能激发男人的创造力。嘉宾们给了我一阵热烈掌声。
幻灯上打出了朱泥西施壶的图片，到了中国的明代，一位叫徐友泉的紫砂壶大师，以想象中的西施的身体为型，创造了这一经典的紫砂壶造型，用以纪念西施的美。有关范蠡、西施的传说，也属于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间文学的两个项目。
紫砂壶，不仅仅是一把壶
制作紫砂壶的泥料，具有特殊团粒结构和双重气孔结构，紫砂壶是喝茶的器皿，能保持茶叶的色香味，久放而不腐，是中国茶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闲暇时约三五知己品茗交流，泡茶论道，既健康养生又增进友情。用紫砂壶泡茶招待客人，被认为是以上宾相待，有助于快速拉近距离、促进情感交流。在家人、朋友生日或其他重要日子，紫砂壶是一种很高雅的礼物。
幻灯上打出了陶刻有诗文、字画、金石的紫砂壶图片。一人独处，用紫砂壶泡一壶香茶，欣赏着壶身上镌刻的中国古代骚人墨客的诗词文章、书法字画，可以和中国古代先贤大儒、名师大家进行一场深刻的交流对话，提升自身修养。
顺境时可买一把陶刻有“大展鸿图”的紫砂壶，逆境时可买一把陶刻有“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紫砂壶，平静时可买一把陶刻有“随缘”“自在”的紫砂壶，是一种自我激励、自我鞭策、自己和自己的交流模式。
从明末开始，随着茶叶贸易，通过“万里茶道”，中国的紫砂壶也进入欧洲，紫砂壶也扮演了中欧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
幻灯上打出了2019年2月5日纽约时代广场大屏上展示的我及9把紫砂壶的图片和视频。现在紫砂壶也扮演了中美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嘉宾席响起了赞叹声和掌声。
紫砂壶一直以纯天然质地和肌理为美，但随着时代推移，和其他技艺也互相借鉴，创造了陶刻、镶嵌（镶嵌金、银、玉石、色泥、螺钿、红木、瓷花等）、包锡、包漆、泥绘、粉彩、彩釉、珐琅彩、描余、浮雕、镂雕、绞泥、模印、贴饰等一系列变化，满足了不同审美人群的需求，紫砂壶的收藏性得到了提高，行业之间、技艺之间的互相交流借鉴，让传统的紫砂壶不断焕发生机。
演讲结束后，嘉宾们向我提了若干问题，嘉宾之间也展开了热烈讨论，拿到获赠的紫砂壶更是喜出望外。论坛后，来自加州大学的一位嘉宾专门撰文对中国紫砂文化写了评论并在媒体发表，盛赞中国文化的魅力。
围绕紫砂壶形成的紫砂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随着交流更加生生不息，并和更多的中国故事一起，散发出中国文化的独特自信和魅力。（作者：常月红 系紫砂壶创新艺术家、中国收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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