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怎么称呼不同的朝代】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建立时都会设立自己的“国号”，即官方认定的合法称号。元代以前的国号，无论是来自爵位封号，还是源于发迹地名，归结到底大多是先秦古国名，因此重名在所难免，比如，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就有十五个之多。所以后人谈及前朝，就不能只提国号，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朝代称谓。那么，古人是怎么称呼不同朝代的？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与依据？
添加前缀“冠名”国号
最常冠以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
所谓“冠名”法，就是在国号的前面加上前缀来表示区别。最常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称作“前后”和按照地理位置划为“东西南北”，是最简洁明确的区分方法，也是如今历史学者最常用的方法，如西周东周、北宋南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诗歌或骈文中的“东西南北”其实只是为了对仗所加，如南朝梁刘孝标《自江州还入石头》诗“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一句，“南楚”与“东汉”就不是实指。
有时候，古人会以国号结合五行德运的方式来冠名，虽然比较少见，却是很有特色的起名方法。两汉因尚火德而被称为“炎汉”，这是因为汉代受阴阳学说影响较大。宋代虽然在学术上否定了“五德转移”，但随着国势日衰，仍不得不“竭力依傍五运说”，所以南朝宋（刘裕建立）和宋朝（赵匡胤建立）又分别被称为“水宋”、“火宋”。
国号前最常加的前缀还有“大”、“皇”、“圣”等，一般没有特别的意义。明代朱国桢认为“大元”、“大明”的“大”字是国号本身的一部分，但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我元”“皇明”这类称呼呢？实际上，自汉朝开始，“大”、“皇”、“圣”就都是常加在国号前面的尊词，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人把“有汉”“有明”中的助词“有”解释为“有天下”，实际上“有”本身并无特殊含义。
除了“冠名”之外，还有一些文人学者喜欢用术语来作为朝代的别称。如“当涂”指曹魏，这也是源于当时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而“典午”对应“司马”，是晋朝的代称。近代则喜欢用“天水一朝”代指赵宋，因为赵氏的郡望在天水。
冠以帝王姓氏也是常见的做法，不过不如前两种方法简洁，如果不是旋起旋灭、影响不大的政权如“冉魏”(公元350-352年,十六国时期冉闵建立)、“明夏”（公元1363-1371年，元末明玉珍建立），一般无此必要。
总体而言，按时序命名朝代通常只有“前”和“后”的区分，远不如按“东西南北”的方位划分灵活。在“南朝”、“北朝”普遍使用之前，北方政权中拓跋氏建立的“魏”最初被称为“后魏”，而宇文氏的“周”则被称为“后周”，只有高氏的“齐”为了与萧氏之齐区分而被称为“北齐”。就连萧詧的“梁”，虽然仅有江陵一隅之地，是臣属于宇文氏和隋朝的保护国，都被唐人称为“后梁”。但是这样下去“后”就不够用了，所以北宋以后通常用“后”来冠名五代政权，而另外发明了“北魏”“北周”和“西梁”的称呼。不过，也有沿用原名的情况，比如直到清朝，“后汉”仍常常指刘秀政权。
两周与两汉
东西周原本指地名 东西汉本称“前后”
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线，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将“西周”、“东周”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代称，则是西晋杜预注《左传》时才开始的用法。在此之前，西周、东周主要是作为地名存在的。《国语》记载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这里的“西周”指的是镐京周围，而“三川”即泾、渭、洛。《春秋》则记载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灾”，《公羊传》附注：“成周者何？东周也”，指的都是洛阳附近的地区。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唐朝，郭子仪曾在奏章中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以此来劝阻唐代宗迁都洛阳。
此外，由于战国时期周王室又先后分封出了西周国和东周国，所以年代较接近的《战国策》、《史记》中，“西周”、“东周”指的都是这两个小国。不过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这一用法也不会造成误解。
按照通常的解释，之所以用“西周”、“东周”来区分二者，是由于东周的都城洛邑在东，西周都城镐京在西。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杜预的说法，“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将这两个词的本义与衍生义结合了起来，更有说服力。
那在此之前学者们是怎么称呼这两个时代的呢？答案很简单，西周直接称周，而东周分成两段，即春秋与战国。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感太过薄弱，大家都只知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以鲁纪年，《竹书纪年》东周部分也是晋纪和魏纪，因此其后数百年间都没人想到给这段政权起一个专指代号。
东周只是“苟延残喘”的续命，而东汉则是“浴火重生”的复兴。东周实际统治范围只限于洛邑周边，根本无力控制四方诸侯，反倒时常受到侵辱。而东汉虽说略逊于西汉，但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古人一开始更多地是用“（前）汉”和“后汉”来区分两汉。“后汉”最早见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而魏晋以后的诸多断代史也多以“后汉书/纪”为名。
据范晔《后汉书》，东汉名士应劭著有《中汉辑序》以论时事，则“中汉”也可以说是东汉的别称，或许不无“中兴”的寓意。此外，与杜预所谓“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类似，东汉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所以也常用“西京”“东京”代指西汉和东汉，顾炎武称“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里的东京自然指的是东汉时代。而“西汉”“东汉”的称呼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所编《宋书》，《天文志》中称“浑仪”是“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百官志》中则有“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的记载，但并不是主流说法。
东晋、南宋与蜀汉
南朝人自称“江左” 三国时称呼方式最多
两晋、两宋与两周类似，都是因异族入侵而陷入衰落和分裂。但是相比位于“天下之中”的东周，东晋、南宋两个朝代都是偏安一方。若只从地理位置来看，似乎称“南晋”、“东宋”也未尝不可。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东”晋和“南”宋呢？
不用“南”来称呼东晋的一大原因是，中原地区按地理位置来看处于北方，“南”在正统之争中天然居于劣势。因此，东晋在王朝称谓上尽量避开“南北”，称西晋为“西朝”或“中朝”，根据地理位置称自己为“江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刘倓、王濛、桓伊“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宋齐梁陈亦多用“江左”自称。直到唐宋时，人们仍常常以“江左”为南朝的代称。
而“东晋”这一称呼与“东汉”一样，最早见于《宋书》，其中谈论历代礼乐变迁时提到“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这恐怕也不只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南朝人的共识。此外，东晋时人有时也会自称“中晋”，如陶渊明《命子》诗云“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显然是模仿“中汉”的用法。
“南宋”和“东晋”的根本区别在于“东晋”是其继承者所发明的，而“南宋”则不是。实际上，“南宋”这一称谓反倒比“南宋”这个朝代更早出现，它最初是辽朝对其南方“宋”政权的称呼，其后金、元也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个说法。元代以后，“南宋”这个称呼也就固定了下来。
历朝历代中，三足鼎立的三国可能是称谓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魏室姓曹，名之“曹魏”，汉居蜀地，故称“蜀汉”，吴处东南，则为“东吴”，三个政权就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方式。这还只是同时代的称谓而已，后人对这一时期的称呼就更加多样了。刘备政权以两汉的继承者自居，所以也被称为“季汉”，如西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他“建殊功于季汉”，季就是末的意思。但是十六国时期也有两个政权自称“汉”，五代十国还有三个“汉”，那么到底谁是最后一个呢？欧阳修《新五代史》还将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刘崇政权称为“东汉”，这就更加混乱了。因此，“季汉”这个称呼就不如“蜀汉”合适了。
前面对历代王朝的称谓变迁做了简单的梳理，实际上古代并无统一标准，很多时候是混杂并用的，甚至有史家在同一本书中对同一个政权使用不同的称呼方式。而如果没有特别加以区分，很多时候也是可以通过上下文来理解的。
今天我们有了一套较为明确的专属名称，但是这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称谓仍然是值得去了解的，每一次变化都体现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观念，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30日北京晚报副刊39版，有删改）
参考资料
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文：景行止 转引自： 历史学午餐）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建立时都会设立自己的“国号”，即官方认定的合法称号。元代以前的国号，无论是来自爵位封号，还是源于发迹地名，归结到底大多是先秦古国名，因此重名在所难免，比如，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就有十五个之多。所以后人谈及前朝，就不能只提国号，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朝代称谓。那么，古人是怎么称呼不同朝代的？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与依据？
添加前缀“冠名”国号
最常冠以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
所谓“冠名”法，就是在国号的前面加上前缀来表示区别。最常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称作“前后”和按照地理位置划为“东西南北”，是最简洁明确的区分方法，也是如今历史学者最常用的方法，如西周东周、北宋南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诗歌或骈文中的“东西南北”其实只是为了对仗所加，如南朝梁刘孝标《自江州还入石头》诗“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一句，“南楚”与“东汉”就不是实指。
有时候，古人会以国号结合五行德运的方式来冠名，虽然比较少见，却是很有特色的起名方法。两汉因尚火德而被称为“炎汉”，这是因为汉代受阴阳学说影响较大。宋代虽然在学术上否定了“五德转移”，但随着国势日衰，仍不得不“竭力依傍五运说”，所以南朝宋（刘裕建立）和宋朝（赵匡胤建立）又分别被称为“水宋”、“火宋”。
国号前最常加的前缀还有“大”、“皇”、“圣”等，一般没有特别的意义。明代朱国桢认为“大元”、“大明”的“大”字是国号本身的一部分，但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我元”“皇明”这类称呼呢？实际上，自汉朝开始，“大”、“皇”、“圣”就都是常加在国号前面的尊词，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人把“有汉”“有明”中的助词“有”解释为“有天下”，实际上“有”本身并无特殊含义。
除了“冠名”之外，还有一些文人学者喜欢用术语来作为朝代的别称。如“当涂”指曹魏，这也是源于当时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而“典午”对应“司马”，是晋朝的代称。近代则喜欢用“天水一朝”代指赵宋，因为赵氏的郡望在天水。
冠以帝王姓氏也是常见的做法，不过不如前两种方法简洁，如果不是旋起旋灭、影响不大的政权如“冉魏”(公元350-352年,十六国时期冉闵建立)、“明夏”（公元1363-1371年，元末明玉珍建立），一般无此必要。
总体而言，按时序命名朝代通常只有“前”和“后”的区分，远不如按“东西南北”的方位划分灵活。在“南朝”、“北朝”普遍使用之前，北方政权中拓跋氏建立的“魏”最初被称为“后魏”，而宇文氏的“周”则被称为“后周”，只有高氏的“齐”为了与萧氏之齐区分而被称为“北齐”。就连萧詧的“梁”，虽然仅有江陵一隅之地，是臣属于宇文氏和隋朝的保护国，都被唐人称为“后梁”。但是这样下去“后”就不够用了，所以北宋以后通常用“后”来冠名五代政权，而另外发明了“北魏”“北周”和“西梁”的称呼。不过，也有沿用原名的情况，比如直到清朝，“后汉”仍常常指刘秀政权。
两周与两汉
东西周原本指地名 东西汉本称“前后”
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线，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将“西周”、“东周”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代称，则是西晋杜预注《左传》时才开始的用法。在此之前，西周、东周主要是作为地名存在的。《国语》记载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这里的“西周”指的是镐京周围，而“三川”即泾、渭、洛。《春秋》则记载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灾”，《公羊传》附注：“成周者何？东周也”，指的都是洛阳附近的地区。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唐朝，郭子仪曾在奏章中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以此来劝阻唐代宗迁都洛阳。
此外，由于战国时期周王室又先后分封出了西周国和东周国，所以年代较接近的《战国策》、《史记》中，“西周”、“东周”指的都是这两个小国。不过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这一用法也不会造成误解。
按照通常的解释，之所以用“西周”、“东周”来区分二者，是由于东周的都城洛邑在东，西周都城镐京在西。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杜预的说法，“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将这两个词的本义与衍生义结合了起来，更有说服力。
那在此之前学者们是怎么称呼这两个时代的呢？答案很简单，西周直接称周，而东周分成两段，即春秋与战国。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感太过薄弱，大家都只知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以鲁纪年，《竹书纪年》东周部分也是晋纪和魏纪，因此其后数百年间都没人想到给这段政权起一个专指代号。
东周只是“苟延残喘”的续命，而东汉则是“浴火重生”的复兴。东周实际统治范围只限于洛邑周边，根本无力控制四方诸侯，反倒时常受到侵辱。而东汉虽说略逊于西汉，但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古人一开始更多地是用“（前）汉”和“后汉”来区分两汉。“后汉”最早见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而魏晋以后的诸多断代史也多以“后汉书/纪”为名。
据范晔《后汉书》，东汉名士应劭著有《中汉辑序》以论时事，则“中汉”也可以说是东汉的别称，或许不无“中兴”的寓意。此外，与杜预所谓“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类似，东汉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所以也常用“西京”“东京”代指西汉和东汉，顾炎武称“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里的东京自然指的是东汉时代。而“西汉”“东汉”的称呼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所编《宋书》，《天文志》中称“浑仪”是“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百官志》中则有“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的记载，但并不是主流说法。
东晋、南宋与蜀汉
南朝人自称“江左” 三国时称呼方式最多
两晋、两宋与两周类似，都是因异族入侵而陷入衰落和分裂。但是相比位于“天下之中”的东周，东晋、南宋两个朝代都是偏安一方。若只从地理位置来看，似乎称“南晋”、“东宋”也未尝不可。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东”晋和“南”宋呢？
不用“南”来称呼东晋的一大原因是，中原地区按地理位置来看处于北方，“南”在正统之争中天然居于劣势。因此，东晋在王朝称谓上尽量避开“南北”，称西晋为“西朝”或“中朝”，根据地理位置称自己为“江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刘倓、王濛、桓伊“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宋齐梁陈亦多用“江左”自称。直到唐宋时，人们仍常常以“江左”为南朝的代称。
而“东晋”这一称呼与“东汉”一样，最早见于《宋书》，其中谈论历代礼乐变迁时提到“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这恐怕也不只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南朝人的共识。此外，东晋时人有时也会自称“中晋”，如陶渊明《命子》诗云“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显然是模仿“中汉”的用法。
“南宋”和“东晋”的根本区别在于“东晋”是其继承者所发明的，而“南宋”则不是。实际上，“南宋”这一称谓反倒比“南宋”这个朝代更早出现，它最初是辽朝对其南方“宋”政权的称呼，其后金、元也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个说法。元代以后，“南宋”这个称呼也就固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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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载具：食品运输车
最多允许4人搭乘。
前座2人，后座2人
载具一侧有开着的垂直式车窗。
载具左侧带有遮阳板。
血量：3000
最高时速：107公里/小时（加速时可达120公里/小时）
鸣笛时，食品运输车会播放出自己的专属旋律。
该载具只会在普通比赛、自定义比赛的帝斯顿地图中刷新。
自定义比赛 – 电竞模式中不支持使用该载具
#PUBG第19赛季# #所有人的吃鸡游戏# #千言千俞游戏资讯#
#天天吃鸡[超话]#
最多允许4人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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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量：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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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笛时，食品运输车会播放出自己的专属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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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旺季进行中，构建新营销策略迫在眉睫
产品同质化严重、库存积压、传统的促销模式疲倦、营销成本暴涨、消费者对品牌认可度不高等问题一直是困扰啤酒企业的头等问题。为此，啤酒企业促销套路层出不穷，不看广告看疗效，整个旺季下来，这无疑是品牌商的一场自嗨，消费者对传统促销模式已无感，不买单。
现在的啤酒市场，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啤酒厂，几乎都在靠价格、噱头、买卖赠送等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其实目前看来，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并不“专一”，消费更关注的是品牌是否“年轻化”，玩法是否更新颖，因为对年轻一代的消费者而言，会玩的品牌离他们更近，传统的促销模式让他们疲倦无感。
啤酒品牌商攻城略地，促销的由头要么是打击竞品，抢占渠道；要么就是刺激经销商积极性，防止客户旺季倒戈云云，促销费用成了“救火”良药，结果，该减的费用非但没有减下来，甚至有时还多支出一些预算外费用，从而让旺季赚钱的目的“竹篮打水一场空”。为了赢得口碑、品牌宣传，代价沉重。
啤酒品牌商联手一物一码，打造营销新玩法！
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业绩销量增长，从硝烟滚滚的啤酒战场中脱颖而出，市面上啤酒企业们常用的终端促销方式，以下列举一二：
瓶码引导消费者购买
1、收集消费者数据。利用瓶码收集消费者信息，将消费者第一手信息反馈给品牌商，为品牌商建费者画像建立基础数据；
2、做精准定向营销。根据收集到的信息整合成相应分析报表，统计消费者扫码数量，了解品牌商地区销货的情况；
3、提高消费者复购率、增加消费者与品牌粘度的同时，加大曝光品牌度。为品牌商运营赋能，为进一步实现活动营销费用精准投放提供依据，提升产品效率，实现渠道价值最大化，提高品牌知名度，增加消费者与品牌粘度。
瓶码应用场景——餐饮渠道：
广州某啤酒品牌卖得非常火爆，从新品到爆款，到人们指名购买的啤酒，其过程，不过2个月而已，具体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简单描述一下它的玩法：
首先把已通过一物一码技术赋上具有营销二维码的啤酒铺向各个餐饮渠道（主打大排档、饭店、农庄等等）。然后在一物一码体系平台开启一物一码扫码活动，它采用的扫码策略是【第N次扫码中指定奖励】，详情如下：
当消费者购买啤酒揭盖扫码后，第一次扫码100%可得一个1~2元的现金红包；当消费者连续开盖扫码第3瓶时，必中18.8元现金红包；扫码到第7瓶时，系统将该啤酒的建议零售价全额返还给顾客；当扫码到第14次时，必中1个高端剃须刀，只需填写资料即可领取。表面上成本很高，实际上，成本是非常低的，背后的销量非常惊人，该品牌只用了一个扫码策略，就打爆了市场。
导购码激励服务员卖货
1、实现消费者扫码领奖同时，导购员也能领奖激励模式，解决导购员领奖受限于消费者的问题，便于灵活调整导购营销策略，丰富市场应用场景；
2、导购码一码多用类型增加防伪码查询设置，实现不同角色扫码防伪信息的差异化提示；
3、完善导购员审核通知功能，解决批量审核通过的导购员无法接收公众号消息或短信通知的问题，提升用户体验。
导购码应用场景——餐饮渠道：
某啤酒品牌，针对90后消费群体推出了一款文艺类的啤酒，将以广州天河区作为试卖点。前期通过一物一码技术为每瓶啤酒打上一枚单独导购码，紧接着将产品铺货到各个餐饮渠道。
广州天河区各个餐饮店的服务员通过自媒体传播，得知每卖出这款产品，消费者扫码领红包同时自己也能100%扫码中现金红包后，服务员开始积极推荐消费者购买这款啤酒。
每卖出一瓶啤酒，服务员就能获得3~38元的随机红包，大大提高了服务员卖酒的积极性。试想，服务员一天的工资差不多是100元，如果服务员一天能卖出10瓶，意味着服务员的工资可能就会增加50%以上，何乐而不为呢？
为此，饭店的服务员开始积极推荐这款啤酒，卖得越多，得到的奖励也就越多，逆向推动这款啤酒的销量，引爆市场。
箱码驱动零售商开箱上架
1、收集数据。利用箱码收集零售终端信息，将终端第一手信息反馈给品牌商，为品牌商建立小b端画像建立基础数据；
2、做精准定向营销。根据收集到的信息整合成相应分析报表，统计店铺的扫码开箱数量，了解品牌商地区铺货情况；
3、价值最大化。为品牌商运营赋能，为进一步实现活动营销费用精准投放提供依据，提升开箱上架率，实现渠道价值最大化。
箱码应用场景——餐饮渠道：
某啤酒品牌正在推广新品，但该品牌并没有急于铺市，而是采取一物一码战略部署，帮助经销商推动终端零售商逆向卖货，具体玩法如下：
深圳地区的零售门店（夫妻店、中小型超市等）凡是卖这款新品，只要破坏箱体，开箱扫码100%可得随机现金红包。第1次开箱扫码100%得3元红包；第2次开箱扫码可得5元现金红包；第3次开箱扫码可得5元红包；第4次开箱扫码可得奖励翻倍（10元）。第5次扫码就会重设扫码次数，重新回到3元红包奖励。后期再结合开箱扫码送红包+积分活动，展开积分运营策略。
看似是发红包活动，实际上背后客观的产品销量，门店积极向经销商拿货，经销商疯狂向总部进货，供不应求，一场一物一码扫码活动，帮助该品牌迅速打爆市场。
在此基础上，围绕扫码用户制定不同促销活动，并持续关注渠道销售动态，通过长期的积累便可以获得清晰的用户画像，酒企的品牌升级之路也将由此开始。
拥有用户画像后如何进行深度运营。会将用户、销售商等不同类型扫码者进行标签分组，针对C端用户采取福利促销活动、分享得红包等活动进行会员运营，针对B端用户亦可制定相应活动来解决促销截流、终端激励等传统难题。
拥有庞大的积分商城体系，小企业同样可以享受诸多互联网大品牌的IP福利。C端用户在长期激励下不仅可以提升复购率，还能促进分享给新用户，实现营销裂变；B端用户也会在企业的长期维护下增加对品牌的好感度，有助于酒企在渠道终端建立营销壁垒。
总结
纵观一些啤酒企业的促销活动，始终都离不开四个字——渠道为王，一切促销活动离不开终端渠道，若渠道不配合或反对，品牌企业只能在设计的初衷给渠道一定的费用补贴，否则促销活动积极性不高，活动效果收益甚低，原本给消费者的奖励，分了一半给渠道商。
当前，活动促销已不能继续成为取悦消费者的手段了，通过打折、降价、点赞等方式来打击对手与讨好消费者。传统的促销确实能进一步促进购买力的增强，但仅限于眼前的短暂，唯建立品牌形象才是长久之计。
2020年或许是啤酒市场最难的一年，也是每个啤酒企业最渴望“新营销的一年。整个快消品行业的“一物一码应用常态化”正在进入井喷期，各类品牌争先恐后地投入促销费用，但很多效果并不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充分理解“一物一码”的价值。其实，真正意义上的“一物一码”绝非简单的阶段性促销工具，它是品牌与客户直接互动的最佳入口，打通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渠道隔阂、信息孤岛和互动距离。雪花啤酒、青岛啤酒以及哈尔滨啤酒等知名品牌通过一物一码的深度运用，将实现以数据驱动重构“人、货、场”，建立专属的用户账户体系，最终形成用户的”所见即所得“。
产品同质化严重、库存积压、传统的促销模式疲倦、营销成本暴涨、消费者对品牌认可度不高等问题一直是困扰啤酒企业的头等问题。为此，啤酒企业促销套路层出不穷，不看广告看疗效，整个旺季下来，这无疑是品牌商的一场自嗨，消费者对传统促销模式已无感，不买单。
现在的啤酒市场，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啤酒厂，几乎都在靠价格、噱头、买卖赠送等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其实目前看来，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并不“专一”，消费更关注的是品牌是否“年轻化”，玩法是否更新颖，因为对年轻一代的消费者而言，会玩的品牌离他们更近，传统的促销模式让他们疲倦无感。
啤酒品牌商攻城略地，促销的由头要么是打击竞品，抢占渠道；要么就是刺激经销商积极性，防止客户旺季倒戈云云，促销费用成了“救火”良药，结果，该减的费用非但没有减下来，甚至有时还多支出一些预算外费用，从而让旺季赚钱的目的“竹篮打水一场空”。为了赢得口碑、品牌宣传，代价沉重。
啤酒品牌商联手一物一码，打造营销新玩法！
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业绩销量增长，从硝烟滚滚的啤酒战场中脱颖而出，市面上啤酒企业们常用的终端促销方式，以下列举一二：
瓶码引导消费者购买
1、收集消费者数据。利用瓶码收集消费者信息，将消费者第一手信息反馈给品牌商，为品牌商建费者画像建立基础数据；
2、做精准定向营销。根据收集到的信息整合成相应分析报表，统计消费者扫码数量，了解品牌商地区销货的情况；
3、提高消费者复购率、增加消费者与品牌粘度的同时，加大曝光品牌度。为品牌商运营赋能，为进一步实现活动营销费用精准投放提供依据，提升产品效率，实现渠道价值最大化，提高品牌知名度，增加消费者与品牌粘度。
瓶码应用场景——餐饮渠道：
广州某啤酒品牌卖得非常火爆，从新品到爆款，到人们指名购买的啤酒，其过程，不过2个月而已，具体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简单描述一下它的玩法：
首先把已通过一物一码技术赋上具有营销二维码的啤酒铺向各个餐饮渠道（主打大排档、饭店、农庄等等）。然后在一物一码体系平台开启一物一码扫码活动，它采用的扫码策略是【第N次扫码中指定奖励】，详情如下：
当消费者购买啤酒揭盖扫码后，第一次扫码100%可得一个1~2元的现金红包；当消费者连续开盖扫码第3瓶时，必中18.8元现金红包；扫码到第7瓶时，系统将该啤酒的建议零售价全额返还给顾客；当扫码到第14次时，必中1个高端剃须刀，只需填写资料即可领取。表面上成本很高，实际上，成本是非常低的，背后的销量非常惊人，该品牌只用了一个扫码策略，就打爆了市场。
导购码激励服务员卖货
1、实现消费者扫码领奖同时，导购员也能领奖激励模式，解决导购员领奖受限于消费者的问题，便于灵活调整导购营销策略，丰富市场应用场景；
2、导购码一码多用类型增加防伪码查询设置，实现不同角色扫码防伪信息的差异化提示；
3、完善导购员审核通知功能，解决批量审核通过的导购员无法接收公众号消息或短信通知的问题，提升用户体验。
导购码应用场景——餐饮渠道：
某啤酒品牌，针对90后消费群体推出了一款文艺类的啤酒，将以广州天河区作为试卖点。前期通过一物一码技术为每瓶啤酒打上一枚单独导购码，紧接着将产品铺货到各个餐饮渠道。
广州天河区各个餐饮店的服务员通过自媒体传播，得知每卖出这款产品，消费者扫码领红包同时自己也能100%扫码中现金红包后，服务员开始积极推荐消费者购买这款啤酒。
每卖出一瓶啤酒，服务员就能获得3~38元的随机红包，大大提高了服务员卖酒的积极性。试想，服务员一天的工资差不多是100元，如果服务员一天能卖出10瓶，意味着服务员的工资可能就会增加50%以上，何乐而不为呢？
为此，饭店的服务员开始积极推荐这款啤酒，卖得越多，得到的奖励也就越多，逆向推动这款啤酒的销量，引爆市场。
箱码驱动零售商开箱上架
1、收集数据。利用箱码收集零售终端信息，将终端第一手信息反馈给品牌商，为品牌商建立小b端画像建立基础数据；
2、做精准定向营销。根据收集到的信息整合成相应分析报表，统计店铺的扫码开箱数量，了解品牌商地区铺货情况；
3、价值最大化。为品牌商运营赋能，为进一步实现活动营销费用精准投放提供依据，提升开箱上架率，实现渠道价值最大化。
箱码应用场景——餐饮渠道：
某啤酒品牌正在推广新品，但该品牌并没有急于铺市，而是采取一物一码战略部署，帮助经销商推动终端零售商逆向卖货，具体玩法如下：
深圳地区的零售门店（夫妻店、中小型超市等）凡是卖这款新品，只要破坏箱体，开箱扫码100%可得随机现金红包。第1次开箱扫码100%得3元红包；第2次开箱扫码可得5元现金红包；第3次开箱扫码可得5元红包；第4次开箱扫码可得奖励翻倍（10元）。第5次扫码就会重设扫码次数，重新回到3元红包奖励。后期再结合开箱扫码送红包+积分活动，展开积分运营策略。
看似是发红包活动，实际上背后客观的产品销量，门店积极向经销商拿货，经销商疯狂向总部进货，供不应求，一场一物一码扫码活动，帮助该品牌迅速打爆市场。
在此基础上，围绕扫码用户制定不同促销活动，并持续关注渠道销售动态，通过长期的积累便可以获得清晰的用户画像，酒企的品牌升级之路也将由此开始。
拥有用户画像后如何进行深度运营。会将用户、销售商等不同类型扫码者进行标签分组，针对C端用户采取福利促销活动、分享得红包等活动进行会员运营，针对B端用户亦可制定相应活动来解决促销截流、终端激励等传统难题。
拥有庞大的积分商城体系，小企业同样可以享受诸多互联网大品牌的IP福利。C端用户在长期激励下不仅可以提升复购率，还能促进分享给新用户，实现营销裂变；B端用户也会在企业的长期维护下增加对品牌的好感度，有助于酒企在渠道终端建立营销壁垒。
总结
纵观一些啤酒企业的促销活动，始终都离不开四个字——渠道为王，一切促销活动离不开终端渠道，若渠道不配合或反对，品牌企业只能在设计的初衷给渠道一定的费用补贴，否则促销活动积极性不高，活动效果收益甚低，原本给消费者的奖励，分了一半给渠道商。
当前，活动促销已不能继续成为取悦消费者的手段了，通过打折、降价、点赞等方式来打击对手与讨好消费者。传统的促销确实能进一步促进购买力的增强，但仅限于眼前的短暂，唯建立品牌形象才是长久之计。
2020年或许是啤酒市场最难的一年，也是每个啤酒企业最渴望“新营销的一年。整个快消品行业的“一物一码应用常态化”正在进入井喷期，各类品牌争先恐后地投入促销费用，但很多效果并不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充分理解“一物一码”的价值。其实，真正意义上的“一物一码”绝非简单的阶段性促销工具，它是品牌与客户直接互动的最佳入口，打通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渠道隔阂、信息孤岛和互动距离。雪花啤酒、青岛啤酒以及哈尔滨啤酒等知名品牌通过一物一码的深度运用，将实现以数据驱动重构“人、货、场”，建立专属的用户账户体系，最终形成用户的”所见即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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