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谈[超话]#【古物古衣[羞嗒嗒]】
从一个马镫图案谈谈中国马具的发展
及对于金铜漆镶嵌工艺的影响关系（十二）
明代在马具鞍镫工艺问题上，正和明代青铜镜子工艺一样，时代虽然比较近，历史文献也比较详悉，但一到必需联系实物来商讨举例时，特别是从“发展”上有所说明时，我们知识反而越加不具体!从日用铜镜子说，是因为大型镜子制作比较汉唐简陋，在工艺上多不足保留，却在玻璃镜子兴起以后，把它当成废铜熔化了的。鞍具不易从土中发现，则有两个原因：一是殉葬时纸作明器车马多当场焚化；二是坟墓中已无用真实马鞍殉葬的制度。但明代鞍具的制作用银风气，从记载上说“鋄银事件”还是可以知道。明代青铜金银加工技术，可分作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基本上发源于金银错，技术上有了进一步突破，因之演进成为一个新的生产部门的，是景泰年中“掐丝珐琅”的出现，“景泰蓝”因此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具世界性一个部门。早期景泰蓝属于国家官工业，主要生产品和果园厂漆器相近，是为装点宫廷需要产生的瓶炉圆器。到清代才做多方面发展，也有用作鞍镫的。由于不切实用，并且容易损坏，虽有鞍具制作，还是缺少发展性。
第二部分是直接由青铜加金技术演进而出，在仿古鼎炉彝器制作上加嵌金银丝花纹，有署名“石叟”的作品，在明清两代士大夫玩宣德炉成风气时期，十分流行。不过器物多仿作，因之真伪难分。又有虽同样直接由金银错技术发展，却用“剔红法”“堆花法”做成芝麻地或锦纹地加凸雕龙凤折枝花等等鼎炉瓶壶器物，厚鎏金，还影响到清代造办处制作，在明清铜工艺成就中自成一格的，有署名“胡文明”制器。数量种类虽不如石叟作品之多，艺术成就却比较高。但所作器物多属于当时所谓“清玩”一格，马具鞍镫还少见。又云南昆明元明以来就有“乌铜走银”技术，在继续生产小件日用品，直延续到现代。技术上有用近于唐宋人说的“识文隐起”法的，也有完全平嵌，如金银嵌和唐银平脱两种技术混合的。不过花纹既多用一般折枝花鸟文字，又多从墨盒等小件应用器物上发展，因之和石叟作品已同源异流，更不大容易看得出他和古代金银错彼此关系了。二十年前，中国偏西南各省区，山地行旅交通，用马力代步需要还相当多，因此马鞍具在这些地区，也还有一定生产量，昆明地方的马鞍，还常有用彩漆绘成精美图案的，因色漆重髹，磨光处红黑斑斓，十分美观，还可证《因话录》说的古犀皮色泽来源。马镫更有种种不同的式样，既可发现长柄把条子唐式铜马镫，也容易见到错金银做“毬路”“连钱”“狮子滚球”“双龙抢宝”等花纹的宋元明式马镫。其中也有可能就是元明旧作。重要是它的形制。值得加以收集，因为再过十来年，这些马具恐怕就快要消失了。云南乌铜走银技术的流传，唐式马镫的继续，正和云南槌金箔技术一样，据个人私见，它可能和唐代南诏时军队攻西川，掳掠四百特别技工回滇有密切关系。因此就技术说，它还反映唐代川蜀金工的成就，算得是古代“蜀郡西工”一个分支。
第三部分是技术保存于长江下游和广东江西，大至床榻、屏风、衣柜、条案，小如酒盏茶盘，无不生产的金银嵌螺甸漆工艺，通称软螺甸金银嵌。这是最源远流长一个部门，因为金银嵌较早作品，虽只在春秋战国时墓葬发现，至于螺甸做装饰镶嵌，安阳侯家村彩绘浮雕龙纹残土上，就已有圆泡状蚌片发现。浚县辛村卫墓的螺甸镶嵌长方片，更近于在漆器上的残件。明代以来，因南方生产发展，海外通商贸易范围日益增加，市民阶级中的中产分子生活多比较富裕，特别是寄住在江浙如苏、杭、嘉、松、湖一带城市，直接或间接以靠掠夺劳动人民劳动果实为生的地主官僚商人富户，这些人的爱好，比宫廷中的爱好还更广泛地刺激了这部分生产品质的日新月异。正和其他许多种特殊工艺一样，嘉定、杭州、松江刻竹器，宜兴做陶壶，苏州嘉兴做缂丝，苏州雕玉、刻象牙，都得到发展机会。《髹饰录》在这一类漆器上，提起的名目就有几十种，可见技术上的多样性。这些不同加工技术当时都必然会反映到马鞍上。明人笔记称江西庐陵富户家中做螺甸漆器，床榻衣柜，当时都是聘请工人到家中定做，不计工本，不问年月。严嵩抄家时，留下一个财产底册，也提起很多这种大件床榻工艺美术品。(历史博物馆收藏漆器家具中，还有一对明代制作高及八尺的大柜，全部用软螺甸金银嵌法，表现元明人杂剧本事，人物不及二寸大，楼阁树木全用宋代界画法做成的。)当时还有用同一主题，一生专做小件器物的，例如苏州人江千里，就以做《西厢记》小件酒器茶盘而著名。
明代金银加工工艺，无论在种类和艺术成就上，虽然都有显明彰著的发展，时代又还近，但马鞍具可没有留下特别精美的东西。除前提两种原因，另外还有两个不同原因：（未完部分见评论区）[鲜花]
——摘自《古物之美》
从一个马镫图案谈谈中国马具的发展
及对于金铜漆镶嵌工艺的影响关系（十二）
明代在马具鞍镫工艺问题上，正和明代青铜镜子工艺一样，时代虽然比较近，历史文献也比较详悉，但一到必需联系实物来商讨举例时，特别是从“发展”上有所说明时，我们知识反而越加不具体!从日用铜镜子说，是因为大型镜子制作比较汉唐简陋，在工艺上多不足保留，却在玻璃镜子兴起以后，把它当成废铜熔化了的。鞍具不易从土中发现，则有两个原因：一是殉葬时纸作明器车马多当场焚化；二是坟墓中已无用真实马鞍殉葬的制度。但明代鞍具的制作用银风气，从记载上说“鋄银事件”还是可以知道。明代青铜金银加工技术，可分作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基本上发源于金银错，技术上有了进一步突破，因之演进成为一个新的生产部门的，是景泰年中“掐丝珐琅”的出现，“景泰蓝”因此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具世界性一个部门。早期景泰蓝属于国家官工业，主要生产品和果园厂漆器相近，是为装点宫廷需要产生的瓶炉圆器。到清代才做多方面发展，也有用作鞍镫的。由于不切实用，并且容易损坏，虽有鞍具制作，还是缺少发展性。
第二部分是直接由青铜加金技术演进而出，在仿古鼎炉彝器制作上加嵌金银丝花纹，有署名“石叟”的作品，在明清两代士大夫玩宣德炉成风气时期，十分流行。不过器物多仿作，因之真伪难分。又有虽同样直接由金银错技术发展，却用“剔红法”“堆花法”做成芝麻地或锦纹地加凸雕龙凤折枝花等等鼎炉瓶壶器物，厚鎏金，还影响到清代造办处制作，在明清铜工艺成就中自成一格的，有署名“胡文明”制器。数量种类虽不如石叟作品之多，艺术成就却比较高。但所作器物多属于当时所谓“清玩”一格，马具鞍镫还少见。又云南昆明元明以来就有“乌铜走银”技术，在继续生产小件日用品，直延续到现代。技术上有用近于唐宋人说的“识文隐起”法的，也有完全平嵌，如金银嵌和唐银平脱两种技术混合的。不过花纹既多用一般折枝花鸟文字，又多从墨盒等小件应用器物上发展，因之和石叟作品已同源异流，更不大容易看得出他和古代金银错彼此关系了。二十年前，中国偏西南各省区，山地行旅交通，用马力代步需要还相当多，因此马鞍具在这些地区，也还有一定生产量，昆明地方的马鞍，还常有用彩漆绘成精美图案的，因色漆重髹，磨光处红黑斑斓，十分美观，还可证《因话录》说的古犀皮色泽来源。马镫更有种种不同的式样，既可发现长柄把条子唐式铜马镫，也容易见到错金银做“毬路”“连钱”“狮子滚球”“双龙抢宝”等花纹的宋元明式马镫。其中也有可能就是元明旧作。重要是它的形制。值得加以收集，因为再过十来年，这些马具恐怕就快要消失了。云南乌铜走银技术的流传，唐式马镫的继续，正和云南槌金箔技术一样，据个人私见，它可能和唐代南诏时军队攻西川，掳掠四百特别技工回滇有密切关系。因此就技术说，它还反映唐代川蜀金工的成就，算得是古代“蜀郡西工”一个分支。
第三部分是技术保存于长江下游和广东江西，大至床榻、屏风、衣柜、条案，小如酒盏茶盘，无不生产的金银嵌螺甸漆工艺，通称软螺甸金银嵌。这是最源远流长一个部门，因为金银嵌较早作品，虽只在春秋战国时墓葬发现，至于螺甸做装饰镶嵌，安阳侯家村彩绘浮雕龙纹残土上，就已有圆泡状蚌片发现。浚县辛村卫墓的螺甸镶嵌长方片，更近于在漆器上的残件。明代以来，因南方生产发展，海外通商贸易范围日益增加，市民阶级中的中产分子生活多比较富裕，特别是寄住在江浙如苏、杭、嘉、松、湖一带城市，直接或间接以靠掠夺劳动人民劳动果实为生的地主官僚商人富户，这些人的爱好，比宫廷中的爱好还更广泛地刺激了这部分生产品质的日新月异。正和其他许多种特殊工艺一样，嘉定、杭州、松江刻竹器，宜兴做陶壶，苏州嘉兴做缂丝，苏州雕玉、刻象牙，都得到发展机会。《髹饰录》在这一类漆器上，提起的名目就有几十种，可见技术上的多样性。这些不同加工技术当时都必然会反映到马鞍上。明人笔记称江西庐陵富户家中做螺甸漆器，床榻衣柜，当时都是聘请工人到家中定做，不计工本，不问年月。严嵩抄家时，留下一个财产底册，也提起很多这种大件床榻工艺美术品。(历史博物馆收藏漆器家具中，还有一对明代制作高及八尺的大柜，全部用软螺甸金银嵌法，表现元明人杂剧本事，人物不及二寸大，楼阁树木全用宋代界画法做成的。)当时还有用同一主题，一生专做小件器物的，例如苏州人江千里，就以做《西厢记》小件酒器茶盘而著名。
明代金银加工工艺，无论在种类和艺术成就上，虽然都有显明彰著的发展，时代又还近，但马鞍具可没有留下特别精美的东西。除前提两种原因，另外还有两个不同原因：（未完部分见评论区）[鲜花]
——摘自《古物之美》
#抚仙湖# #生命摇篮山水澄江# #遇见美好#
澄江因山而神奇。有生命摇篮——帽天山、滇中第一高峰——梁王山、古滇国墓葬遗址之一——金莲山，以及保存了早侏罗纪时期恐龙化石的天头山。
澄江因水而秀美。抚仙湖是中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泊，最深处达158.9米，水质为可直接饮用的I类水，是珠江源头最重要的优质水源。明代著名诗人杨升庵曾这样赞美抚仙湖：“澄江色似碧醍醐，万顷烟波际绿芜。只少楼台相掩映，天然图画胜西湖。”
澄江因山而神奇。有生命摇篮——帽天山、滇中第一高峰——梁王山、古滇国墓葬遗址之一——金莲山，以及保存了早侏罗纪时期恐龙化石的天头山。
澄江因水而秀美。抚仙湖是中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泊，最深处达158.9米，水质为可直接饮用的I类水，是珠江源头最重要的优质水源。明代著名诗人杨升庵曾这样赞美抚仙湖：“澄江色似碧醍醐，万顷烟波际绿芜。只少楼台相掩映，天然图画胜西湖。”
老子提出的“道”，为什么历代以来，懂者不说，说者不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道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也就是说，谈论中国文化，无法离开“道”这一概念。
我们看历代以来，曾有过无数圣贤都曾经谈论过“道”，如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孔子就曾说过：
“朝闻道，夕死可矣”
在孔子那里，早上若是可以听闻到“道”的真谛，那么，就算是下午生命就要终结，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因此，足以说明“道”在他老人家心中的重要位置，换句话说，在孔子的一生当中，他所孜孜追求的其实就是“道”。
然则，所谓的“道”是什么呢？
他并没有说清楚。
无独有偶，孔子之后的一千多年，即明代的王阳明，也在历尽磨难之后，在贵州的龙场悟道，据他自己所说，他所悟地“道”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叫“心即理”，即一切理都在心中，而不在心外，也就是说，天地万物之理，即道，都藏于心中，不可能超出心的范围之外。
因此，在他看来，“道”就是万事万物的运行法则，所谓的悟道，悟的就是这个法则。
那么，王阳明先生所悟的“道”，是否就是道家或者老子所谈的“道”呢？
答案：当然不是！
因为如果是的话，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就不叫心学而是道学了。
所以，道家的所提出的“道”，并不是王阳明所悟的“道”，也就是说，老子提出的“道”另有所指。
那么，老子所提出的“道”，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道德经》中对于“道”的诠释，即：
“道可道，非常道”
“道法自然”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
以上这几句，是《道德经》说的“道”，当然类似这样的句子还有很多，在这里由于篇幅的关系，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么，如何理解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谈论的“道”呢？
关于老子所谈论的“道”，我们首先要了解，他的这个“道”到底为谁而说？
如果你认真的看完通篇的《道德经》，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道德经》一书，事实上，并不是我们理解的那样，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而说，而是为当时的社会管理者所说。
为什么如此说呢？
因为《道德经》一书，作者老子，本就是贵族，他作为周朝的守藏 史，在看到周朝势微之后，于是他才提出一系列治国安民的主张，而《道德经》就是这些主张的合集，如以下这段话，即：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fú）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在这段话当中，我们看到作者（老子）事实上是以社会管理者或统治者的眼光和角度来说诠释自己治国安民的主张，也就是说，如果老子不是贵族，不是社会的上层管理者，他不可能有这样的角度或者高度，来诠释如此精深的道理。
当然，在通篇的《道德经》之中，这样的文字还有很多，甚至可以说，整篇文章都是这样的文字。
因此，老子所提出的“道”，其实就是整个“治国安民”主张的灵魂，换句话说，《道德经》中的“道”，就是老子为当时的统治者提出的改革方案的总纲。
换句话说，《道德经》一书，其实就是一部上层统治者用来管理社会的依据与准则，里面的所有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个“道”来展开，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才涉及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等等这些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但是无论其内容如何繁杂，其核心与宗旨，始终离不开“道”这一概念。
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子所提出的这个“道”，其实是具有着深刻的社会管理意义，而不是王阳明所提出的“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
因此，如果我们离开社会管理去谈论“老子的道”，当然不可能把握到这个“道”的精髓，甚至误解了“道”的真正本义。
所以，历代以来的文人或学者，谈论《道德经》中的这个“道”的时候，往往都会有所欠缺，因为他们本身并不是统治者，无法从上层的高度去解读“道”这一概念，更不可能将“道”这一概念解得透彻。
这当然也是历代以来，几乎所有的解“道”者，在谈到重点时都采取模棱两可，不敢说实话的真正原因，正所谓“懂者不说，说者不懂”，即真懂的人不敢说，敢说的人不一定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道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也就是说，谈论中国文化，无法离开“道”这一概念。
我们看历代以来，曾有过无数圣贤都曾经谈论过“道”，如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孔子就曾说过：
“朝闻道，夕死可矣”
在孔子那里，早上若是可以听闻到“道”的真谛，那么，就算是下午生命就要终结，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因此，足以说明“道”在他老人家心中的重要位置，换句话说，在孔子的一生当中，他所孜孜追求的其实就是“道”。
然则，所谓的“道”是什么呢？
他并没有说清楚。
无独有偶，孔子之后的一千多年，即明代的王阳明，也在历尽磨难之后，在贵州的龙场悟道，据他自己所说，他所悟地“道”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叫“心即理”，即一切理都在心中，而不在心外，也就是说，天地万物之理，即道，都藏于心中，不可能超出心的范围之外。
因此，在他看来，“道”就是万事万物的运行法则，所谓的悟道，悟的就是这个法则。
那么，王阳明先生所悟的“道”，是否就是道家或者老子所谈的“道”呢？
答案：当然不是！
因为如果是的话，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就不叫心学而是道学了。
所以，道家的所提出的“道”，并不是王阳明所悟的“道”，也就是说，老子提出的“道”另有所指。
那么，老子所提出的“道”，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道德经》中对于“道”的诠释，即：
“道可道，非常道”
“道法自然”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
以上这几句，是《道德经》说的“道”，当然类似这样的句子还有很多，在这里由于篇幅的关系，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么，如何理解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谈论的“道”呢？
关于老子所谈论的“道”，我们首先要了解，他的这个“道”到底为谁而说？
如果你认真的看完通篇的《道德经》，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道德经》一书，事实上，并不是我们理解的那样，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而说，而是为当时的社会管理者所说。
为什么如此说呢？
因为《道德经》一书，作者老子，本就是贵族，他作为周朝的守藏 史，在看到周朝势微之后，于是他才提出一系列治国安民的主张，而《道德经》就是这些主张的合集，如以下这段话，即：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fú）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在这段话当中，我们看到作者（老子）事实上是以社会管理者或统治者的眼光和角度来说诠释自己治国安民的主张，也就是说，如果老子不是贵族，不是社会的上层管理者，他不可能有这样的角度或者高度，来诠释如此精深的道理。
当然，在通篇的《道德经》之中，这样的文字还有很多，甚至可以说，整篇文章都是这样的文字。
因此，老子所提出的“道”，其实就是整个“治国安民”主张的灵魂，换句话说，《道德经》中的“道”，就是老子为当时的统治者提出的改革方案的总纲。
换句话说，《道德经》一书，其实就是一部上层统治者用来管理社会的依据与准则，里面的所有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个“道”来展开，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才涉及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等等这些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但是无论其内容如何繁杂，其核心与宗旨，始终离不开“道”这一概念。
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子所提出的这个“道”，其实是具有着深刻的社会管理意义，而不是王阳明所提出的“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
因此，如果我们离开社会管理去谈论“老子的道”，当然不可能把握到这个“道”的精髓，甚至误解了“道”的真正本义。
所以，历代以来的文人或学者，谈论《道德经》中的这个“道”的时候，往往都会有所欠缺，因为他们本身并不是统治者，无法从上层的高度去解读“道”这一概念，更不可能将“道”这一概念解得透彻。
这当然也是历代以来，几乎所有的解“道”者，在谈到重点时都采取模棱两可，不敢说实话的真正原因，正所谓“懂者不说，说者不懂”，即真懂的人不敢说，敢说的人不一定懂。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