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怎么称呼不同的朝代】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建立时都会设立自己的“国号”，即官方认定的合法称号。元代以前的国号，无论是来自爵位封号，还是源于发迹地名，归结到底大多是先秦古国名，因此重名在所难免，比如，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就有十五个之多。所以后人谈及前朝，就不能只提国号，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朝代称谓。那么，古人是怎么称呼不同朝代的？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与依据？
添加前缀“冠名”国号
最常冠以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
所谓“冠名”法，就是在国号的前面加上前缀来表示区别。最常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称作“前后”和按照地理位置划为“东西南北”，是最简洁明确的区分方法，也是如今历史学者最常用的方法，如西周东周、北宋南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诗歌或骈文中的“东西南北”其实只是为了对仗所加，如南朝梁刘孝标《自江州还入石头》诗“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一句，“南楚”与“东汉”就不是实指。
有时候，古人会以国号结合五行德运的方式来冠名，虽然比较少见，却是很有特色的起名方法。两汉因尚火德而被称为“炎汉”，这是因为汉代受阴阳学说影响较大。宋代虽然在学术上否定了“五德转移”，但随着国势日衰，仍不得不“竭力依傍五运说”，所以南朝宋（刘裕建立）和宋朝（赵匡胤建立）又分别被称为“水宋”、“火宋”。
国号前最常加的前缀还有“大”、“皇”、“圣”等，一般没有特别的意义。明代朱国桢认为“大元”、“大明”的“大”字是国号本身的一部分，但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我元”“皇明”这类称呼呢？实际上，自汉朝开始，“大”、“皇”、“圣”就都是常加在国号前面的尊词，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人把“有汉”“有明”中的助词“有”解释为“有天下”，实际上“有”本身并无特殊含义。
除了“冠名”之外，还有一些文人学者喜欢用术语来作为朝代的别称。如“当涂”指曹魏，这也是源于当时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而“典午”对应“司马”，是晋朝的代称。近代则喜欢用“天水一朝”代指赵宋，因为赵氏的郡望在天水。
冠以帝王姓氏也是常见的做法，不过不如前两种方法简洁，如果不是旋起旋灭、影响不大的政权如“冉魏”(公元350-352年,十六国时期冉闵建立)、“明夏”（公元1363-1371年，元末明玉珍建立），一般无此必要。
总体而言，按时序命名朝代通常只有“前”和“后”的区分，远不如按“东西南北”的方位划分灵活。在“南朝”、“北朝”普遍使用之前，北方政权中拓跋氏建立的“魏”最初被称为“后魏”，而宇文氏的“周”则被称为“后周”，只有高氏的“齐”为了与萧氏之齐区分而被称为“北齐”。就连萧詧的“梁”，虽然仅有江陵一隅之地，是臣属于宇文氏和隋朝的保护国，都被唐人称为“后梁”。但是这样下去“后”就不够用了，所以北宋以后通常用“后”来冠名五代政权，而另外发明了“北魏”“北周”和“西梁”的称呼。不过，也有沿用原名的情况，比如直到清朝，“后汉”仍常常指刘秀政权。
两周与两汉
东西周原本指地名 东西汉本称“前后”
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线，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将“西周”、“东周”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代称，则是西晋杜预注《左传》时才开始的用法。在此之前，西周、东周主要是作为地名存在的。《国语》记载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这里的“西周”指的是镐京周围，而“三川”即泾、渭、洛。《春秋》则记载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灾”，《公羊传》附注：“成周者何？东周也”，指的都是洛阳附近的地区。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唐朝，郭子仪曾在奏章中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以此来劝阻唐代宗迁都洛阳。
此外，由于战国时期周王室又先后分封出了西周国和东周国，所以年代较接近的《战国策》、《史记》中，“西周”、“东周”指的都是这两个小国。不过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这一用法也不会造成误解。
按照通常的解释，之所以用“西周”、“东周”来区分二者，是由于东周的都城洛邑在东，西周都城镐京在西。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杜预的说法，“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将这两个词的本义与衍生义结合了起来，更有说服力。
那在此之前学者们是怎么称呼这两个时代的呢？答案很简单，西周直接称周，而东周分成两段，即春秋与战国。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感太过薄弱，大家都只知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以鲁纪年，《竹书纪年》东周部分也是晋纪和魏纪，因此其后数百年间都没人想到给这段政权起一个专指代号。
东周只是“苟延残喘”的续命，而东汉则是“浴火重生”的复兴。东周实际统治范围只限于洛邑周边，根本无力控制四方诸侯，反倒时常受到侵辱。而东汉虽说略逊于西汉，但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古人一开始更多地是用“（前）汉”和“后汉”来区分两汉。“后汉”最早见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而魏晋以后的诸多断代史也多以“后汉书/纪”为名。
据范晔《后汉书》，东汉名士应劭著有《中汉辑序》以论时事，则“中汉”也可以说是东汉的别称，或许不无“中兴”的寓意。此外，与杜预所谓“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类似，东汉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所以也常用“西京”“东京”代指西汉和东汉，顾炎武称“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里的东京自然指的是东汉时代。而“西汉”“东汉”的称呼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所编《宋书》，《天文志》中称“浑仪”是“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百官志》中则有“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的记载，但并不是主流说法。
东晋、南宋与蜀汉
南朝人自称“江左” 三国时称呼方式最多
两晋、两宋与两周类似，都是因异族入侵而陷入衰落和分裂。但是相比位于“天下之中”的东周，东晋、南宋两个朝代都是偏安一方。若只从地理位置来看，似乎称“南晋”、“东宋”也未尝不可。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东”晋和“南”宋呢？
不用“南”来称呼东晋的一大原因是，中原地区按地理位置来看处于北方，“南”在正统之争中天然居于劣势。因此，东晋在王朝称谓上尽量避开“南北”，称西晋为“西朝”或“中朝”，根据地理位置称自己为“江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刘倓、王濛、桓伊“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宋齐梁陈亦多用“江左”自称。直到唐宋时，人们仍常常以“江左”为南朝的代称。
而“东晋”这一称呼与“东汉”一样，最早见于《宋书》，其中谈论历代礼乐变迁时提到“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这恐怕也不只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南朝人的共识。此外，东晋时人有时也会自称“中晋”，如陶渊明《命子》诗云“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显然是模仿“中汉”的用法。
“南宋”和“东晋”的根本区别在于“东晋”是其继承者所发明的，而“南宋”则不是。实际上，“南宋”这一称谓反倒比“南宋”这个朝代更早出现，它最初是辽朝对其南方“宋”政权的称呼，其后金、元也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个说法。元代以后，“南宋”这个称呼也就固定了下来。
历朝历代中，三足鼎立的三国可能是称谓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魏室姓曹，名之“曹魏”，汉居蜀地，故称“蜀汉”，吴处东南，则为“东吴”，三个政权就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方式。这还只是同时代的称谓而已，后人对这一时期的称呼就更加多样了。刘备政权以两汉的继承者自居，所以也被称为“季汉”，如西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他“建殊功于季汉”，季就是末的意思。但是十六国时期也有两个政权自称“汉”，五代十国还有三个“汉”，那么到底谁是最后一个呢？欧阳修《新五代史》还将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刘崇政权称为“东汉”，这就更加混乱了。因此，“季汉”这个称呼就不如“蜀汉”合适了。
前面对历代王朝的称谓变迁做了简单的梳理，实际上古代并无统一标准，很多时候是混杂并用的，甚至有史家在同一本书中对同一个政权使用不同的称呼方式。而如果没有特别加以区分，很多时候也是可以通过上下文来理解的。
今天我们有了一套较为明确的专属名称，但是这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称谓仍然是值得去了解的，每一次变化都体现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观念，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30日北京晚报副刊39版，有删改）
参考资料
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文：景行止 转引自： 历史学午餐）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建立时都会设立自己的“国号”，即官方认定的合法称号。元代以前的国号，无论是来自爵位封号，还是源于发迹地名，归结到底大多是先秦古国名，因此重名在所难免，比如，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就有十五个之多。所以后人谈及前朝，就不能只提国号，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朝代称谓。那么，古人是怎么称呼不同朝代的？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与依据？
添加前缀“冠名”国号
最常冠以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
所谓“冠名”法，就是在国号的前面加上前缀来表示区别。最常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称作“前后”和按照地理位置划为“东西南北”，是最简洁明确的区分方法，也是如今历史学者最常用的方法，如西周东周、北宋南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诗歌或骈文中的“东西南北”其实只是为了对仗所加，如南朝梁刘孝标《自江州还入石头》诗“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一句，“南楚”与“东汉”就不是实指。
有时候，古人会以国号结合五行德运的方式来冠名，虽然比较少见，却是很有特色的起名方法。两汉因尚火德而被称为“炎汉”，这是因为汉代受阴阳学说影响较大。宋代虽然在学术上否定了“五德转移”，但随着国势日衰，仍不得不“竭力依傍五运说”，所以南朝宋（刘裕建立）和宋朝（赵匡胤建立）又分别被称为“水宋”、“火宋”。
国号前最常加的前缀还有“大”、“皇”、“圣”等，一般没有特别的意义。明代朱国桢认为“大元”、“大明”的“大”字是国号本身的一部分，但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我元”“皇明”这类称呼呢？实际上，自汉朝开始，“大”、“皇”、“圣”就都是常加在国号前面的尊词，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人把“有汉”“有明”中的助词“有”解释为“有天下”，实际上“有”本身并无特殊含义。
除了“冠名”之外，还有一些文人学者喜欢用术语来作为朝代的别称。如“当涂”指曹魏，这也是源于当时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而“典午”对应“司马”，是晋朝的代称。近代则喜欢用“天水一朝”代指赵宋，因为赵氏的郡望在天水。
冠以帝王姓氏也是常见的做法，不过不如前两种方法简洁，如果不是旋起旋灭、影响不大的政权如“冉魏”(公元350-352年,十六国时期冉闵建立)、“明夏”（公元1363-1371年，元末明玉珍建立），一般无此必要。
总体而言，按时序命名朝代通常只有“前”和“后”的区分，远不如按“东西南北”的方位划分灵活。在“南朝”、“北朝”普遍使用之前，北方政权中拓跋氏建立的“魏”最初被称为“后魏”，而宇文氏的“周”则被称为“后周”，只有高氏的“齐”为了与萧氏之齐区分而被称为“北齐”。就连萧詧的“梁”，虽然仅有江陵一隅之地，是臣属于宇文氏和隋朝的保护国，都被唐人称为“后梁”。但是这样下去“后”就不够用了，所以北宋以后通常用“后”来冠名五代政权，而另外发明了“北魏”“北周”和“西梁”的称呼。不过，也有沿用原名的情况，比如直到清朝，“后汉”仍常常指刘秀政权。
两周与两汉
东西周原本指地名 东西汉本称“前后”
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线，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将“西周”、“东周”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代称，则是西晋杜预注《左传》时才开始的用法。在此之前，西周、东周主要是作为地名存在的。《国语》记载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这里的“西周”指的是镐京周围，而“三川”即泾、渭、洛。《春秋》则记载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灾”，《公羊传》附注：“成周者何？东周也”，指的都是洛阳附近的地区。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唐朝，郭子仪曾在奏章中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以此来劝阻唐代宗迁都洛阳。
此外，由于战国时期周王室又先后分封出了西周国和东周国，所以年代较接近的《战国策》、《史记》中，“西周”、“东周”指的都是这两个小国。不过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这一用法也不会造成误解。
按照通常的解释，之所以用“西周”、“东周”来区分二者，是由于东周的都城洛邑在东，西周都城镐京在西。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杜预的说法，“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将这两个词的本义与衍生义结合了起来，更有说服力。
那在此之前学者们是怎么称呼这两个时代的呢？答案很简单，西周直接称周，而东周分成两段，即春秋与战国。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感太过薄弱，大家都只知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以鲁纪年，《竹书纪年》东周部分也是晋纪和魏纪，因此其后数百年间都没人想到给这段政权起一个专指代号。
东周只是“苟延残喘”的续命，而东汉则是“浴火重生”的复兴。东周实际统治范围只限于洛邑周边，根本无力控制四方诸侯，反倒时常受到侵辱。而东汉虽说略逊于西汉，但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古人一开始更多地是用“（前）汉”和“后汉”来区分两汉。“后汉”最早见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而魏晋以后的诸多断代史也多以“后汉书/纪”为名。
据范晔《后汉书》，东汉名士应劭著有《中汉辑序》以论时事，则“中汉”也可以说是东汉的别称，或许不无“中兴”的寓意。此外，与杜预所谓“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类似，东汉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所以也常用“西京”“东京”代指西汉和东汉，顾炎武称“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里的东京自然指的是东汉时代。而“西汉”“东汉”的称呼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所编《宋书》，《天文志》中称“浑仪”是“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百官志》中则有“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的记载，但并不是主流说法。
东晋、南宋与蜀汉
南朝人自称“江左” 三国时称呼方式最多
两晋、两宋与两周类似，都是因异族入侵而陷入衰落和分裂。但是相比位于“天下之中”的东周，东晋、南宋两个朝代都是偏安一方。若只从地理位置来看，似乎称“南晋”、“东宋”也未尝不可。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东”晋和“南”宋呢？
不用“南”来称呼东晋的一大原因是，中原地区按地理位置来看处于北方，“南”在正统之争中天然居于劣势。因此，东晋在王朝称谓上尽量避开“南北”，称西晋为“西朝”或“中朝”，根据地理位置称自己为“江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刘倓、王濛、桓伊“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宋齐梁陈亦多用“江左”自称。直到唐宋时，人们仍常常以“江左”为南朝的代称。
而“东晋”这一称呼与“东汉”一样，最早见于《宋书》，其中谈论历代礼乐变迁时提到“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这恐怕也不只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南朝人的共识。此外，东晋时人有时也会自称“中晋”，如陶渊明《命子》诗云“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显然是模仿“中汉”的用法。
“南宋”和“东晋”的根本区别在于“东晋”是其继承者所发明的，而“南宋”则不是。实际上，“南宋”这一称谓反倒比“南宋”这个朝代更早出现，它最初是辽朝对其南方“宋”政权的称呼，其后金、元也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个说法。元代以后，“南宋”这个称呼也就固定了下来。
历朝历代中，三足鼎立的三国可能是称谓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魏室姓曹，名之“曹魏”，汉居蜀地，故称“蜀汉”，吴处东南，则为“东吴”，三个政权就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方式。这还只是同时代的称谓而已，后人对这一时期的称呼就更加多样了。刘备政权以两汉的继承者自居，所以也被称为“季汉”，如西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他“建殊功于季汉”，季就是末的意思。但是十六国时期也有两个政权自称“汉”，五代十国还有三个“汉”，那么到底谁是最后一个呢？欧阳修《新五代史》还将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刘崇政权称为“东汉”，这就更加混乱了。因此，“季汉”这个称呼就不如“蜀汉”合适了。
前面对历代王朝的称谓变迁做了简单的梳理，实际上古代并无统一标准，很多时候是混杂并用的，甚至有史家在同一本书中对同一个政权使用不同的称呼方式。而如果没有特别加以区分，很多时候也是可以通过上下文来理解的。
今天我们有了一套较为明确的专属名称，但是这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称谓仍然是值得去了解的，每一次变化都体现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观念，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30日北京晚报副刊39版，有删改）
参考资料
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文：景行止 转引自： 历史学午餐）
1、庸人败于惰，能人败于傲
世上两种人必定惨败，一种是懒惰之人，另一种是骄傲之人。前者什么事都想在“明日”再做，结果总是一事无成；后者瞧不起天下所有人，自认为自己最聪明，常常招来他人的不满和怨恨，于是往往受人诋毁、咒骂，最后被恶意的诽谤所吞没。
2、不必一味讨好别人
讨好每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讨好每一个人，等于得罪每一个人。刻意去讨好别人，只会使别人产生厌恶。亲近别人要自然，“投机”心态要改变。有时间讨好，不如踏踏实实做事，讨好别人总是靠不住，自己努力才实实在在。
3、好心境是自己创造的
我们常常无法去改变别人的看法，能改变的恰恰只有我们自己。坏的生活不在于别人的罪恶，而在于我们的心情变得恶劣。让生活变好的金钥匙不在别人手里，放弃我们的怨恨和叹息，美好生活就垂手可得。我们主观上本想好好生活，可是客观上却没有好的生活，其原因是总想等待别人来改善生活。不要指望改变别人,自己做生活的主人。
4、用心做自己该做的事
人生是如此的短暂,哪有心思去浪费呢？有智慧的哲人曾经说过:“大街上有人骂我，我是连头也不回的，根本不想知道这个无聊之人!”我们既不要去伤害人家，也不要被别人的批评左右，还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先踏踏实实学好本领再说。特别在少年时要全力以赴学本领，不要分心。
5、别总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学会自己欣赏自己,等于拥有了获取快乐的金钥匙。欣赏自己不是孤芳自赏，欣赏自己不是唯我独尊，欣赏自己不是自我陶醉，欣赏自己更不是固步自封------ 自己给自己一些自信，自己给自己一点愉快，自己给自己一脸微笑，何愁没有人生的快乐呢？经常要自己给自己过节，学会寻找愉悦的心情。
6、不要追逐世俗的荣誉
终生寻找所谓别人认可的东西，会永远痛失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庸俗的评论会湮灭自己的个性，世俗的指点会让自己不知所措。为钱而钱会使自己六亲不认，为权而权会使自己胆大妄为，为名而名会使自己巧取强夺。真实的我在刻意的追逐之中，会变成一张张碎片随风飘扬，世俗的我已变得面目可憎。
7、极端不可取
有些人常常因为忧虑过度，而导致自己精神失常；有些人却因为麻木不仁，造成自己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前者常为寻找理性而痛苦，因聪明过头而衰亡，愚蠢的根源在于什么都懊悔。后者不知悔恨为何物，整天稀里糊涂地生活，活着与死去没有什么区别。
8、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自己的伤痛自己清楚, 自己的哀怨自己明白, 自己的快乐自己感受。也许自己眼中的地狱，却是别人眼中的天堂；也许自己眼中的天堂，却是别人眼中的地狱。生活就是这般的滑稽。不要总疑春色在人家，关键在于自己心态的调整。
9、喜欢自己才会拥抱生活
盲目自大自尊，是骄傲无知的人生，一味自暴自弃，是消极悲观的人生。了解自己比了解别人更困难，喜欢自己比喜欢别人更不容易。拥有健康的恰当的自尊心理，面对挫折会表现得格外坚强。不为外界的诱惑而丢失自我，不为一时的挫折否定自己。时时客观冷静地评价自己，每每乐观中肯地赞赏自己。若连自己都不爱，还能爱别人吗？喜欢自己吧！
10、福中有祸，祸中有福
莫被一时之得失冲昏头脑，一味陶醉于暂时的胜利。自己一定要居安思危，切莫居功自傲，洋洋得意。陶醉胜利，意味着驻足停顿，陶醉胜利，意味着失去警惕。人生路上要永不松懈，胜利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路标。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只要努力，努力，再努力。莫为一时之得所迷惑，谁笑得最晚，谁笑得最开心。
11、重要的是活得充实
把每一天过好是最大的幸福，快乐源于每天的感觉良好。总忧虑明天的风险，总抹不去昨天的阴影，今天的生活怎能如意？总攀比那些不可攀比的，总幻想那些不能实现的，今天的心灵怎能安静？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都是痛苦之源，生命的最大杀手是忧愁和焦虑。痛苦源于不充实，生活充实就不会胡思乱想。
12、愉悦的根基在自己身上
一般人总是将人生的愉悦，寄托在外界的事务上，依附于世俗的认同上。百般看重地位、财产，以及待遇、名誉等东西，自己一旦失去这些，便是沉重的打击，常会痛不欲生，其幸福和快乐的根基也随之毁灭。假如自己真是这样过生活，那么快乐离我们是相当遥远的。为什么要让别人来评价自己的快乐程度，把握好自己。
13、感觉幸福就是幸福
许多人都在刻意追求所谓的幸福；有的虽然得到了，其代价却巨大无比。许多哲人都说，幸福是种感觉，就如同“佛”就在你我心中。幸福的感觉随满足程度而递减，与人的心境、心态密切相关。先哲们说:得之愈艰、爱之愈深，拥有幸福，常思艰难。一个人总是感觉不到幸福，是自己的最大悲哀。幸福是种感觉，不知足，永不会幸福，知足者常乐！
14、别人的恩泽要牢记
目光短浅的人总是“忘恩负义”，危机时到处求助，事成之后再不露面。求人时信誓旦旦，得逞后胡作非为。这种人最被人鄙视。“忘恩负义”让朋友伤心，“忘恩负义”是急功近利的表现。“忘恩负义”只得益于一时，却会永远失信于人。切忌过河拆桥，过河拆桥会断了自己的后路。
15、凡事要留有余地
每一个人都会在自己的生命旅程中，遭遇到完全不同的“三种人”。第一种是能够理解、欣赏和器重自己的人；第二种是曲解、中伤甚至排斥自己的人；第三种人是与自己毫无关系、无关痛痒的人。第一种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应当尊为师友，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第二种人对自己造成深深的伤害，需要智慧地远离，而不是烦恼和计较。对于第三种人要以礼相待、和平共处。了解不同的人，区别对待，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16、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人，于己于人均是件痛苦的事情。以自己的威严强加自己的意志，别人只是口服而心不服，而且日久必生反抗之心。以自己的固执强加自己的意志，别人仅是默忍或是隐怒，但是日久也可能反目成仇。检讨自己的言行是否与社会和谐，才能真正得到别人的认同。人与人是不可能一致的，不要以我为中心。
17、得意不忘形，失意不失态
身处顺境必须格外谨慎，否则容易乐极生悲。人生得意的时候容易忘形，一忘形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于是恶念和恶行就会趁隙而入。身处逆境必须格外忍耐，否则容易早早夭折。人生失意的时候容易失态，一失态就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于是消极和绝望就会趁隙而入。笑看人生潮起潮落，守住自己的心。
18、人生应当欢乐有度
适当的娱乐活动能调节情绪，无休无止的欢乐却易转益为害。物极则反，数穷则变。“大凡快意处，即是多病处。”“棋可遣闲，易动心火”一味狂欢尽兴是肤浅的人生，换来的往往是痛苦的悔恨。尽兴有度是达观的人生。乐极生悲不局限于娱乐方面，涉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欢乐与悲哀是伴生的，欢乐有度会使欢乐常伴。
19、多理性行事少意气用事
做事不能只凭自己的感情，做事更不能只凭自己的感觉，意气用事必有麻烦。有时自己的知觉是错的，事情并不是想象的这般简单，表象总是容易迷惑人心。理性做事不至于反复折腾，理性做事不会出现大的差错，理性做事才不会使自己后悔莫及。切记:凡事都不能太冲动!不能只跟着感觉走，多思考才能不后悔。
20、多理性行事少意气用事
做事不能只凭自己的感情，做事更不能只凭自己的感觉，意气用事必有麻烦。有时自己的知觉是错的，事情并不是想象的这般简单，表象总是容易迷惑人心。理性做事不至于反复折腾，理性做事不会出现大的差错，理性做事才不会使自己后悔莫及。切记：凡事都不能太冲动！不能只跟着感觉走，多思考才能不后悔。
#人生感悟##心情日记# https://t.cn/RI43yf9
【从各自为政到同舟共济——豫鲁协同治黄河】“每改善一个水质类别，山东给予河南6000万元；每恶化一个水质类别，河南给予山东6000万元……”去年4月，河南、山东两省签订了《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在黄河流域率先建立了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协议签署以来，两地水污染治理从“各自为政”到“同舟共济”，扎实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初步形成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共担共享的新格局，为深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提供了示范样板。
水质保护一刻不能放松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岸边的古都洛阳，因水而得名，因水而兴盛。作为黄河的支流，伊河、洛河、瀍河、涧河穿洛阳城而过。
在千年古刹白马寺南面的枣园村旁，清澈的洛河水蜿蜒流过，枣东大桥横跨两岸，雄伟壮丽。大桥的两侧，是新建的游园。漫步游园，目之所及，近处碧波荡漾，远处飞鸟翔集，一派人水和谐的生动景象。
这里就是洛河白马寺断面。“目前，这里的水质已达到了Ⅲ类标准，这是我们大力推进水环境治理的结果。”洛阳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蒋智涛说。
近年来，洛阳市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以防控水环境风险为底线，因河施策、克难攻坚，统筹推进水资源利用、水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截至2021年，洛阳市国、省控地表水水质达标率连续5年达到100%，全市优良水体比例达到92.7%，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连续10年达到100%。
蒋智涛表示，洛阳市还将与郑州等地加强沟通，调整完善水污染动态排查，完善流域区域水污染防治联动机制，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作出更大贡献。
“刘庄国控断面”是黄河水质治理成果的检验地。
“对岸就是（山东省）东平县了，黄河自这里流出省境。”郭锐利说，位于台前县境内的“刘庄国控断面”是豫鲁两省跨省界水质监测断面，“这里提取的水质均值，代表了黄河河南段的水质”。记者看到，断面处的浮桥横接豫鲁，黄河自下奔腾而去，两岸庄稼青翠油亮。
“从协议上看，这场‘对赌’河南‘赢’了。但是，在生态环境改善的过程中，两地居民都是获利者、受益者。”郭锐利望着黄河对岸的东平县感慨道：“在后续深化推进水质改善的工作中，我们还计划与濮阳市辖区内五县一区沟通，各县区之间也可以借鉴这场别开生面的豫鲁‘对赌’，签订一个水质‘对赌’协议。对水质的保护，一刻也不能放松！”
三门峡护航生态廊道
作为黄河入豫的第一站，河南三门峡大坝控制着黄河上中游来水量89%、来沙量98%，做好三门峡境内的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对河南全省意义重大。
从三门峡市湖滨区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项目6号观景平台向北俯瞰，5000余亩生态梯田，油葵已种下陆续成苗；铺好沥青的景区道路，顺着山势蜿蜒向下，时隐时现……
湖滨区高庙乡大安村紧邻黄河，站在村边，三门峡大坝尽收眼底。
为全力打造沿黄生态治理样板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2020年，三门峡市开始打造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试验示范区，选址位于黄河岸边的大安村和穴子仓村。
大安村处于沿黄丘陵地区，可耕种范围相当有限，地里基本是旱作，农民靠天吃饭，收入较低。“因为项目建设，我们村流转了大量土地，每亩有500元的地租收入，已经超过了种植收入。梯田的规模化种植、项目建设及后期的运营，都将为农民提供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村党支部书记张红新说。
张红新介绍，村内新种植了7000余棵经济树和风景树，绿化约1万余平方米，建设了农耕文化园、乡遇大安、苏联专家旧居等特色游园5处，打造了13个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等。随处可见的微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黄河三门峡段有多长，生态廊道就有多长。”三门峡市委书记刘南昌说，百里黄河生态廊道建设工程总投资40亿元，总长度190公里，共分3期建设。工程建设全部完工后，将建成沿黄108公里绿网、修复21.6万亩湿地、形成50万亩高标准农田，同时将带动一批文化旅游项目的发展，极大改善沿黄生态环境。
除黄河生态廊道建设，三门峡还实施总投资74.3亿元的18条黄河一级支流综合治理及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重点项目，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减少入黄泥沙50万立方米、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00平方公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近年来，三门峡水库水质稳中向好。2020年，水质为Ⅲ类，累计达标率为83.3%；2021年，水质为Ⅱ类，累计达标率为90.9%；今年1月至6月，三门峡水库水质达标率为100%。
“黄河的水质在变好，空气也在变好，周末来廊道游玩的人越来越多。”从小生活在黄河边的75岁纪正群如今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北营湿地的巡护员。谈及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变化，纪正群有着切身感受。
纪正群说，随着湿地生态环境的改善，每年10月，成千上万只白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蒙古国等地飞来，在三门峡黄河段栖息越冬。“从之前的三四千只，逐步增长到1万多只。”
一河清水出中原
事实上，不止濮阳和三门峡。近年来，通过扎实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去年，河南省黄河流域35个国家考核断面中，Ⅰ至Ⅲ类水质断面达30个，黄河干流出省境断面稳定在Ⅱ类水质。河南省内黄河右岸710公里生态廊道全线贯通，一条绿色、安全、人文、幸福的生态屏障成为新的“绿色名片”。
黄河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态脆弱。河南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充分考虑不同河段生态基底的差异，提出了中游“治山”、下游“治滩”、受水区“织网”的保护治理思路：在黄河中游，河南深入推进矿山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让8.6万亩历史遗留矿山披上了“绿衣”，昔日满目疮痍的小秦岭已成为全省特有动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区域；在黄河下游，河南下大气力治理滩区面源污染和支流水污染，把46.9万亩湿地纳入保护范畴，推动流域内35个国考断面全部达标；在受水区，河南加快构建平原生态绿网，近3年来共完成造林503.6万亩，森林抚育577.5万亩。
一河清水出中原，千回百转入齐鲁。对于处于黄河最下游的山东来说，尽管兑付了上游大额的生态补偿金，但上游治理为其带来的生态效益却是不可估量的。
“山东坚持算政治账、生态账、长远账，主动与河南省财政、生态环境等部门建立常态化热线联系，经过数轮磋商，换位思考、相向而行，签订《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提起2021年4月的那场鲁豫“对赌”，山东省财政厅副厅长袁培全说。
“鲁豫两省补偿协议签署以来，黄河入鲁水质持续保持在Ⅱ类标准以上，主要污染物指标稳中向好。今年7月5日，我们公布了协议落实情况：山东作为受益方，共兑现河南省生态补偿资金1.26亿元，推动形成了上下游两省政府同心协力保护黄河生态的新格局。”袁培全说。
“2021年省内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兑付工作全面完成，标志着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全面走实走深，全流域协同治理成效初步显现。”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一级巡视员葛为砚说，2021年，山东国控地表水断面优良水体比例同比提升了13.1个百分点，改善幅度居全国第一位，历史性全面消除了V类水体，153个断面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IV类标准；今年1月份至8月份，全省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回升至71.2%；所有断面均值类别全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Ⅳ类标准，在稳定消除劣V类水体的基础上，实现了V类水体动态清零。
葛为砚说，在建立实施黄河流域省际横向补偿机制的同时，为促进省内流域环境的联动保护和协同治理，调动流域上下游协同治污积极性，山东拓展运用黄河流域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模式，推动在省内县际间建立了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2021年9月，全省301个跨县界断面全部签订横向补偿协议，在全国率先实现县际流域横向补偿全覆盖。截至今年5月底，各县（市、区）共兑现2021年第四季度补偿资金3.24亿元。
据了解，河南、山东两省将继续深化完善补偿体系，确保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切实发挥正向作用，进一步探索、建立、完善纵横结合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济日报）
协议签署以来，两地水污染治理从“各自为政”到“同舟共济”，扎实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初步形成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共担共享的新格局，为深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提供了示范样板。
水质保护一刻不能放松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岸边的古都洛阳，因水而得名，因水而兴盛。作为黄河的支流，伊河、洛河、瀍河、涧河穿洛阳城而过。
在千年古刹白马寺南面的枣园村旁，清澈的洛河水蜿蜒流过，枣东大桥横跨两岸，雄伟壮丽。大桥的两侧，是新建的游园。漫步游园，目之所及，近处碧波荡漾，远处飞鸟翔集，一派人水和谐的生动景象。
这里就是洛河白马寺断面。“目前，这里的水质已达到了Ⅲ类标准，这是我们大力推进水环境治理的结果。”洛阳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蒋智涛说。
近年来，洛阳市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以防控水环境风险为底线，因河施策、克难攻坚，统筹推进水资源利用、水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截至2021年，洛阳市国、省控地表水水质达标率连续5年达到100%，全市优良水体比例达到92.7%，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连续10年达到100%。
蒋智涛表示，洛阳市还将与郑州等地加强沟通，调整完善水污染动态排查，完善流域区域水污染防治联动机制，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作出更大贡献。
“刘庄国控断面”是黄河水质治理成果的检验地。
“对岸就是（山东省）东平县了，黄河自这里流出省境。”郭锐利说，位于台前县境内的“刘庄国控断面”是豫鲁两省跨省界水质监测断面，“这里提取的水质均值，代表了黄河河南段的水质”。记者看到，断面处的浮桥横接豫鲁，黄河自下奔腾而去，两岸庄稼青翠油亮。
“从协议上看，这场‘对赌’河南‘赢’了。但是，在生态环境改善的过程中，两地居民都是获利者、受益者。”郭锐利望着黄河对岸的东平县感慨道：“在后续深化推进水质改善的工作中，我们还计划与濮阳市辖区内五县一区沟通，各县区之间也可以借鉴这场别开生面的豫鲁‘对赌’，签订一个水质‘对赌’协议。对水质的保护，一刻也不能放松！”
三门峡护航生态廊道
作为黄河入豫的第一站，河南三门峡大坝控制着黄河上中游来水量89%、来沙量98%，做好三门峡境内的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对河南全省意义重大。
从三门峡市湖滨区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项目6号观景平台向北俯瞰，5000余亩生态梯田，油葵已种下陆续成苗；铺好沥青的景区道路，顺着山势蜿蜒向下，时隐时现……
湖滨区高庙乡大安村紧邻黄河，站在村边，三门峡大坝尽收眼底。
为全力打造沿黄生态治理样板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2020年，三门峡市开始打造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试验示范区，选址位于黄河岸边的大安村和穴子仓村。
大安村处于沿黄丘陵地区，可耕种范围相当有限，地里基本是旱作，农民靠天吃饭，收入较低。“因为项目建设，我们村流转了大量土地，每亩有500元的地租收入，已经超过了种植收入。梯田的规模化种植、项目建设及后期的运营，都将为农民提供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村党支部书记张红新说。
张红新介绍，村内新种植了7000余棵经济树和风景树，绿化约1万余平方米，建设了农耕文化园、乡遇大安、苏联专家旧居等特色游园5处，打造了13个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等。随处可见的微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黄河三门峡段有多长，生态廊道就有多长。”三门峡市委书记刘南昌说，百里黄河生态廊道建设工程总投资40亿元，总长度190公里，共分3期建设。工程建设全部完工后，将建成沿黄108公里绿网、修复21.6万亩湿地、形成50万亩高标准农田，同时将带动一批文化旅游项目的发展，极大改善沿黄生态环境。
除黄河生态廊道建设，三门峡还实施总投资74.3亿元的18条黄河一级支流综合治理及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重点项目，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减少入黄泥沙50万立方米、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00平方公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近年来，三门峡水库水质稳中向好。2020年，水质为Ⅲ类，累计达标率为83.3%；2021年，水质为Ⅱ类，累计达标率为90.9%；今年1月至6月，三门峡水库水质达标率为100%。
“黄河的水质在变好，空气也在变好，周末来廊道游玩的人越来越多。”从小生活在黄河边的75岁纪正群如今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北营湿地的巡护员。谈及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变化，纪正群有着切身感受。
纪正群说，随着湿地生态环境的改善，每年10月，成千上万只白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蒙古国等地飞来，在三门峡黄河段栖息越冬。“从之前的三四千只，逐步增长到1万多只。”
一河清水出中原
事实上，不止濮阳和三门峡。近年来，通过扎实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去年，河南省黄河流域35个国家考核断面中，Ⅰ至Ⅲ类水质断面达30个，黄河干流出省境断面稳定在Ⅱ类水质。河南省内黄河右岸710公里生态廊道全线贯通，一条绿色、安全、人文、幸福的生态屏障成为新的“绿色名片”。
黄河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态脆弱。河南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充分考虑不同河段生态基底的差异，提出了中游“治山”、下游“治滩”、受水区“织网”的保护治理思路：在黄河中游，河南深入推进矿山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让8.6万亩历史遗留矿山披上了“绿衣”，昔日满目疮痍的小秦岭已成为全省特有动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区域；在黄河下游，河南下大气力治理滩区面源污染和支流水污染，把46.9万亩湿地纳入保护范畴，推动流域内35个国考断面全部达标；在受水区，河南加快构建平原生态绿网，近3年来共完成造林503.6万亩，森林抚育577.5万亩。
一河清水出中原，千回百转入齐鲁。对于处于黄河最下游的山东来说，尽管兑付了上游大额的生态补偿金，但上游治理为其带来的生态效益却是不可估量的。
“山东坚持算政治账、生态账、长远账，主动与河南省财政、生态环境等部门建立常态化热线联系，经过数轮磋商，换位思考、相向而行，签订《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提起2021年4月的那场鲁豫“对赌”，山东省财政厅副厅长袁培全说。
“鲁豫两省补偿协议签署以来，黄河入鲁水质持续保持在Ⅱ类标准以上，主要污染物指标稳中向好。今年7月5日，我们公布了协议落实情况：山东作为受益方，共兑现河南省生态补偿资金1.26亿元，推动形成了上下游两省政府同心协力保护黄河生态的新格局。”袁培全说。
“2021年省内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兑付工作全面完成，标志着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全面走实走深，全流域协同治理成效初步显现。”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一级巡视员葛为砚说，2021年，山东国控地表水断面优良水体比例同比提升了13.1个百分点，改善幅度居全国第一位，历史性全面消除了V类水体，153个断面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IV类标准；今年1月份至8月份，全省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回升至71.2%；所有断面均值类别全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Ⅳ类标准，在稳定消除劣V类水体的基础上，实现了V类水体动态清零。
葛为砚说，在建立实施黄河流域省际横向补偿机制的同时，为促进省内流域环境的联动保护和协同治理，调动流域上下游协同治污积极性，山东拓展运用黄河流域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模式，推动在省内县际间建立了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2021年9月，全省301个跨县界断面全部签订横向补偿协议，在全国率先实现县际流域横向补偿全覆盖。截至今年5月底，各县（市、区）共兑现2021年第四季度补偿资金3.24亿元。
据了解，河南、山东两省将继续深化完善补偿体系，确保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切实发挥正向作用，进一步探索、建立、完善纵横结合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济日报）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