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吸欧气！#逛菜市场也能发现新物种#】“没准儿是个新种！”这句玩笑话，成了真。
2021年春季，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滨清等人正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时，撞见几只米粒大小的小黑虫，由于飞得很“笨”——“挺着胸、直挺挺的”，引起朱滨清注意，他们迅速掏出捕虫网采集下来，还打趣或许是个新物种，没想到一语中的。
这种小黑虫，正是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布的4个新物种之一——三叉诺襀。
新物种的发现有何意义？靠“找”还是靠“碰”？如何验证真“新”？野外考察会面临哪些危险？日前，《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新物种发现者，探寻新物种发现背后的故事。
【发现：靠积累 也是意外】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朱滨清都在野外考察，但他不会刻意去找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有一定随机性，有时跑一晚上什么都没看见，有时只是停车休息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朱滨清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运气，调查人员的耐心和积累也必不可少，尤其是要提前做准备工作。
图1：朱滨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本底调查 朱滨清供图
例如，朱滨清本人对昆虫中的襀翅目非常熟悉，但为了此次本底调查，他还是查阅许多资料，充分掌握武夷山当地“老种”特征，这才能在发现三叉诺襀和武夷山诺襀两个新种时一目了然。
“襀翅目对环境非常敏感，和蜉蝣目、毛翅目一起，是国际上常用的水质监测类群，它们的存在说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朱滨清说，保护物种最重要的是保护原生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标本馆副馆长金效华亦认为，发现认识新物种，一方面是认识自然进化本身，另一方面是摸清“家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2：金效华在西藏米林考察 金效华供图
金效华对兰科植物有着20多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60多个新物种。他表示，发现新物种需要发现者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部分新物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2016年，金效华在缅甸葡萄地区考察，在经过村旁一颗树时，他抬头间猛然发现一株看起来像兰花的奇怪植物，仔细分辨后确认它是一株蝴蝶兰，而且是一个新物种。
“意外”之喜接踵而至。2017年在同一片地区，金效华在一片被烧光的竹林中看到几棵还未烧毁的竹子，蹲下来仔细一看，竹子底部竟然长了植物。“是天麻！”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物种。
果不其然，经过调查验证，这株天麻确实是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则有一段长达10年“可遇不可求”的经历。
2010年，吴刚在菜市场购买了一种叫作见手青的牛肝菌，看着似曾相识，但又与其他见手青不一样。“这种见手青个头大很容易被采摘，但是菜市场卖的绝大部分是不成熟的，没有孢子产生，所以缺少用于真菌物种鉴定的重要形态数据。再加上我们一直没有在野外采到标本，鉴定工作停滞不前。”
直到2020年，吴刚的师弟终于在云南大理的松林中采集到它，这才证明这种见手青代表了一个新属和新种。
图3：吴刚正在察看牛肝菌切开后的受伤变色情况 吴刚供图
身在云南，经常能发现“躺”在菜市场上的野生菌新物种。“拿我研究的牛肝菌来说，在菜市场上有很多俗名，比如黄癞头、紫见手、红葱、白葱等。其中红葱就是我发表的新属新种，但我从来没有在野外采到过，可能是被老百姓采了，因为卖价不错。”吴刚说，为了做研究，他们也会去菜市场购买野生菌。
【验证：靠眼缘，更要证据】
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依靠外貌差异；一个新物种的验证，则需要充分可靠的证据。
吴刚告诉记者，目前物种分类中，普遍流行的方式是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形态学特征以及生态学数据来认识物种。
但他也提出，分子手段在极大地提升发现新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同物异名”，即不同人给同一物种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最先发表的、符合命名法规的才是有效名。
吴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2016年，他发表了一个牛肝菌新种，但2019年却有同行质疑这个新种是“同物异名”。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携带者”，该同行对相似物种的模式标本重新研究后发现，模式标本的子实体是不成熟的，论文中的原始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再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刚发表的并不是一个新物种。
“实际上，我对前人发表的物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物种在孢子大小上的明显区别，我就认定是新物种，问题就出在我没有研究已发表物种的模式标本。当你对自己研究类群不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吴刚说。
在金效华看来，发现的新物种与前人发现的物种“撞车”，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随着文献上网、标本上网，学者在查阅文献和标本时也更加便利，这种情况和风险也随之降低。
对于此次发现的两个新物种，朱滨清等人在收集到标本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整理、筛选、观察、比对，才最终确定为新种。
朱滨清认为，DNA测序、基因拓扑结构分析等现代手段提高了对隐存种，近似种等表型不易被区分的物种的身份界定，但不能代替传统的分类学，终归要回归物种表型上的差异，而这也是许多从业人员的兴趣所在。“我从小就爱好研究昆虫，我的同事、同行也基本是因为热爱从事的这行。”
【野外：有惊吓 也有惊喜】
从开始研究兰科植物，金效华有80多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
他认为，发表文章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不应该局限于野外还是实验室的形式，但野外考察非常重要，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感性认识，是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对科学敏感度和对生物进化现象敏锐性的重要过程。
但野外考察，也是与危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
图4：金效华在西藏墨脱县考察 金效华供图
2004年，不到30岁的金效华前往海南的热带雨林考察兰科植物，由于向导也喜欢观察植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散了。更糟糕的是，又下起了暴雨。
金效华冷静了一下，凭借经验判断村庄应该在低处，于是一路往低处走，所幸下了山。又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再步行到达90公里外的县城，终于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还有一次更“要命”。2007年金效华等10多人从云南的贡山独龙江步行走到西藏察隅时，在穿过无人区，翻过海拔4700米的垭口后，他们发现快断粮了。
所幸，一行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地的部队。由于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也十分紧缺，但依然为他们挤出了前行的口粮，而原计划三四天的路程，实际上走了七天。
为此，金效华总结了几点野外考察经验：安全第一，一定要用当地向导，带够粮食。
图5：吴刚在浙江景宁开展大型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 吴刚供图
吴刚则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
2011年，他们一行10多人前往云南怒江州考察，原本计划爬过怒江边上的一座陡山，再通过一座吊桥过去。但当爬至山顶时，才发现没有了前进的路。
碰巧一位老乡路过，他们赶紧问了路并沿着这条路走，结果还是没走出去。焦急中，他们又“摸”到一条小水沟，于是沿着小水沟往下走，终于走到了怒江江边。
令吴刚惊喜的是，迷路当天，他竟然采到了一个牛肝菌新属的物种，“不枉此次迷路”，他笑着说。
朱滨清也有一次在山里跋涉的经历。那天突降暴雨，导致山路塌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背着设备从早上9点走到凌晨2点才出山。
图6：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璀璨星河 朱滨清摄
常年在野外，科考人员也得到了老乡、摄影爱好者、护林员的许多帮助。朱滨清表示，很多老乡看见稀奇的物种都会拍照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住在老乡家里，山里的夜间真的能看见灿烂的银河，太震撼了！”https://t.cn/A6JH8WNf
2021年春季，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滨清等人正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时，撞见几只米粒大小的小黑虫，由于飞得很“笨”——“挺着胸、直挺挺的”，引起朱滨清注意，他们迅速掏出捕虫网采集下来，还打趣或许是个新物种，没想到一语中的。
这种小黑虫，正是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布的4个新物种之一——三叉诺襀。
新物种的发现有何意义？靠“找”还是靠“碰”？如何验证真“新”？野外考察会面临哪些危险？日前，《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新物种发现者，探寻新物种发现背后的故事。
【发现：靠积累 也是意外】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朱滨清都在野外考察，但他不会刻意去找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有一定随机性，有时跑一晚上什么都没看见，有时只是停车休息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朱滨清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运气，调查人员的耐心和积累也必不可少，尤其是要提前做准备工作。
图1：朱滨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本底调查 朱滨清供图
例如，朱滨清本人对昆虫中的襀翅目非常熟悉，但为了此次本底调查，他还是查阅许多资料，充分掌握武夷山当地“老种”特征，这才能在发现三叉诺襀和武夷山诺襀两个新种时一目了然。
“襀翅目对环境非常敏感，和蜉蝣目、毛翅目一起，是国际上常用的水质监测类群，它们的存在说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朱滨清说，保护物种最重要的是保护原生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标本馆副馆长金效华亦认为，发现认识新物种，一方面是认识自然进化本身，另一方面是摸清“家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2：金效华在西藏米林考察 金效华供图
金效华对兰科植物有着20多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60多个新物种。他表示，发现新物种需要发现者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部分新物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2016年，金效华在缅甸葡萄地区考察，在经过村旁一颗树时，他抬头间猛然发现一株看起来像兰花的奇怪植物，仔细分辨后确认它是一株蝴蝶兰，而且是一个新物种。
“意外”之喜接踵而至。2017年在同一片地区，金效华在一片被烧光的竹林中看到几棵还未烧毁的竹子，蹲下来仔细一看，竹子底部竟然长了植物。“是天麻！”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物种。
果不其然，经过调查验证，这株天麻确实是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则有一段长达10年“可遇不可求”的经历。
2010年，吴刚在菜市场购买了一种叫作见手青的牛肝菌，看着似曾相识，但又与其他见手青不一样。“这种见手青个头大很容易被采摘，但是菜市场卖的绝大部分是不成熟的，没有孢子产生，所以缺少用于真菌物种鉴定的重要形态数据。再加上我们一直没有在野外采到标本，鉴定工作停滞不前。”
直到2020年，吴刚的师弟终于在云南大理的松林中采集到它，这才证明这种见手青代表了一个新属和新种。
图3：吴刚正在察看牛肝菌切开后的受伤变色情况 吴刚供图
身在云南，经常能发现“躺”在菜市场上的野生菌新物种。“拿我研究的牛肝菌来说，在菜市场上有很多俗名，比如黄癞头、紫见手、红葱、白葱等。其中红葱就是我发表的新属新种，但我从来没有在野外采到过，可能是被老百姓采了，因为卖价不错。”吴刚说，为了做研究，他们也会去菜市场购买野生菌。
【验证：靠眼缘，更要证据】
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依靠外貌差异；一个新物种的验证，则需要充分可靠的证据。
吴刚告诉记者，目前物种分类中，普遍流行的方式是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形态学特征以及生态学数据来认识物种。
但他也提出，分子手段在极大地提升发现新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同物异名”，即不同人给同一物种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最先发表的、符合命名法规的才是有效名。
吴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2016年，他发表了一个牛肝菌新种，但2019年却有同行质疑这个新种是“同物异名”。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携带者”，该同行对相似物种的模式标本重新研究后发现，模式标本的子实体是不成熟的，论文中的原始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再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刚发表的并不是一个新物种。
“实际上，我对前人发表的物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物种在孢子大小上的明显区别，我就认定是新物种，问题就出在我没有研究已发表物种的模式标本。当你对自己研究类群不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吴刚说。
在金效华看来，发现的新物种与前人发现的物种“撞车”，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随着文献上网、标本上网，学者在查阅文献和标本时也更加便利，这种情况和风险也随之降低。
对于此次发现的两个新物种，朱滨清等人在收集到标本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整理、筛选、观察、比对，才最终确定为新种。
朱滨清认为，DNA测序、基因拓扑结构分析等现代手段提高了对隐存种，近似种等表型不易被区分的物种的身份界定，但不能代替传统的分类学，终归要回归物种表型上的差异，而这也是许多从业人员的兴趣所在。“我从小就爱好研究昆虫，我的同事、同行也基本是因为热爱从事的这行。”
【野外：有惊吓 也有惊喜】
从开始研究兰科植物，金效华有80多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
他认为，发表文章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不应该局限于野外还是实验室的形式，但野外考察非常重要，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感性认识，是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对科学敏感度和对生物进化现象敏锐性的重要过程。
但野外考察，也是与危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
图4：金效华在西藏墨脱县考察 金效华供图
2004年，不到30岁的金效华前往海南的热带雨林考察兰科植物，由于向导也喜欢观察植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散了。更糟糕的是，又下起了暴雨。
金效华冷静了一下，凭借经验判断村庄应该在低处，于是一路往低处走，所幸下了山。又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再步行到达90公里外的县城，终于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还有一次更“要命”。2007年金效华等10多人从云南的贡山独龙江步行走到西藏察隅时，在穿过无人区，翻过海拔4700米的垭口后，他们发现快断粮了。
所幸，一行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地的部队。由于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也十分紧缺，但依然为他们挤出了前行的口粮，而原计划三四天的路程，实际上走了七天。
为此，金效华总结了几点野外考察经验：安全第一，一定要用当地向导，带够粮食。
图5：吴刚在浙江景宁开展大型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 吴刚供图
吴刚则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
2011年，他们一行10多人前往云南怒江州考察，原本计划爬过怒江边上的一座陡山，再通过一座吊桥过去。但当爬至山顶时，才发现没有了前进的路。
碰巧一位老乡路过，他们赶紧问了路并沿着这条路走，结果还是没走出去。焦急中，他们又“摸”到一条小水沟，于是沿着小水沟往下走，终于走到了怒江江边。
令吴刚惊喜的是，迷路当天，他竟然采到了一个牛肝菌新属的物种，“不枉此次迷路”，他笑着说。
朱滨清也有一次在山里跋涉的经历。那天突降暴雨，导致山路塌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背着设备从早上9点走到凌晨2点才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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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在野外，科考人员也得到了老乡、摄影爱好者、护林员的许多帮助。朱滨清表示，很多老乡看见稀奇的物种都会拍照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住在老乡家里，山里的夜间真的能看见灿烂的银河，太震撼了！”https://t.cn/A6JH8WNf
操，我真的好烦莫名其妙也不认识的人跑来关注我微博，我nm又不发涩图也不搞huang，就喜欢发发放飞自我的涩涩有什么好看的，每次来关注我之后我还得一个一个点进主页把你丢出去，还有都丢出去了几次还来关注的你图啥啊？
本人爱好骂人，素质极差。别tm再来关注我了，有这闲工夫你还不如多干几口饭[怒骂][怒骂][怒骂][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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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表演艺术家金采风去世# 【越剧金派创始人金采风：电台唱出来的"越剧超女"】2012年9月，钱江晚报记者曾采访过金采风，并发表《越剧金派创始人金采风：电台唱出来的"越剧超女"》一稿。
原文如下：
此次采访，是在“活兰贞”的闺房里进行的。
不过，这位“大家闺秀”的生活相当节俭，房间里只有写字台、梳妆台几样古朴的家具。
只有床头挂着的《盘夫索夫》的剧照，透露女主人曾经红极一时的身份与地位。
金采风是越剧“金派”创始人，她主演的《盘夫索夫》《碧玉簪》等众多剧目，已经成为越剧艺术的经典；她所塑造的严兰贞、李秀英等艺术形象，被誉为“活兰贞”、“神秀英”。
眼前的金采风已经82岁高龄了，但嗓子依然响亮，比个兰花指，模样俏得很。提到越剧，就越发神采飞扬了。
记者去的时候，客厅里放着两个大箱子，敞开着，里面全是各种制作精美的珠钗、头饰，“这几天天气好，拿出来晒晒，不然会坏的。”
尽管已经许久没有登上越剧舞台，但金采风还是很爱这些伴随她一辈子的行头。金采风说，对戏曲演员来说，行头是天大的事。
料子、绣花、颜色的搭配……在那个年代，剧团都不管，都要自己动脑子折腾的，“每个戏最起码要6套行头，同一场戏不能穿一样的，观众记得很牢的。”
回忆起那三十多年的舞台生涯，金采风说，苦啊。学戏学到皮包骨，眼睛还充血生了麦粒肿。不过，“幸福”二字，才是她回忆的主旋律。因为，遇见了黄沙——她的爱人，也是著名戏剧导演。
在越剧界，他俩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最有名的“越剧伉俪”。他们珠联璧合，在艺术和生活上朝夕相伴。
金采风说，黄沙在艺术上带给她的最大的影响，就是老伴毕生追求的“老戏一定要新演”。就是在老伴影响下，她才既尊重传统又不墨守成规。
而现在，黄沙已经不在了，金采风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给他搞一个个人艺术展。
“你就是唱戏不会忘记，其他都不晓得。”这是女儿对金采风的抱怨。
对金采风来说，越剧真的陪伴了她一生，是生命中不能抹去的痕迹。
殊不知，刚登台的金采风，哪怕是跑个龙套，只有一句唱词，她就慌得神都飞走了。
于是，她有了一条不同于他人的“电台成名”之路，直到有了那些个经典的“活兰贞”“神秀英”。
从大导演小明星到恩爱伉俪，丈夫黄沙一直是金采风不曾忘记的思念。哪怕是出书，若不拉上黄沙先生，她便断然不肯。
(以下记者简称“记”，金采风简称“金”)
【梁祝】 电台成名
在所有老一辈的越剧表演艺术家中，金采风的艺术道路是最与众不同的。
她既非科班出身，也没有进戏校专门训练过。她是唯一一个从纯粹的越剧爱好者，成长为一代越剧名家的演员。
记：听说您从小是个戏迷，看过很多名角的戏？
金：小时候，我常去马路对面的戏院看越剧。袁雪芬、尹桂芳、竺水招、邢竹琴……都是我迷恋的对象。
有一次看了《梁祝》，回到家里，脑子里满是小生花旦哥哥妹妹的动人情景，想啊想的，实在熬不住了，就拿起床单，披在身上，在我家那张雕花的红木床上，模仿着刚才看到的动作，像发疯似的，一个人唱了好一会儿。
记：后来您怎么会去学越剧的呢？
金：父亲去世后，家庭经济发生了困难。15岁那年，我考进了雪声剧团越剧训练班，拜师学艺。
但是老师们为生活所迫，整日忙着排练演出，根本没时间辅导我，训练班开了几次课就停掉了。
后来，二十多个同学陆陆续续都走了，只剩下我和另外两位同学，留在剧团当龙套演员。给我们的报酬是在日夜场之间吃一顿 “堂中饭”，当时，我也动摇过，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
记：一开始，您演的都是太监、士兵这些跑龙套的角色吗？
金：是啊，我天生胆子小，怕难为情，上了台，灯光一照，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连步子都迈不出去了。一旦要开口，哪怕只是一两句话也要了我的命。
记得头一次开口，演的是清装戏《月光曲》。
演出前我横背竖背，已经滚瓜烂熟了，可一出场，真见鬼，唱词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一句都记不得了。
我愣在台上，胡编了几句，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词……
还有一次，是演《女儿国》，我扮演向袁老师(袁雪芬)饰演的国王报告军情的小兵，虽然只有一句台词，我也不敢小看。
早也背，晚也背，走路背，吃饭背，连倒背也背得出来，这样肯定没有问题了吧。
可一上台，风风火火地喊了一声“报”，袁老师询问“所报何来”，我一面对她那严峻的目光就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
亏得袁老师舞台经验丰富，急中生智地马上朝我叱了声：“下去！”我也响亮地回了一声“喳”，逃到后台。
我这一声“喳”，后来成为大家打趣模仿的笑料。
记：所以你的成名特别不一样，是在电台里唱出名的？
金：早先上海有很多家私营电台，经常请演员去唱戏。我很喜欢电台，因为面对的只是一个话筒，但电台外面却有无数听众。所以，只要轮到我唱，唱什么我都愿意。
有时我还一人唱两个角色。譬如唱《梁祝》“楼台会”，我既学范瑞娟老师唱梁山伯，也学傅全香老师唱祝英台。听众打电话到电台问，播音员说是一个叫“金采风”的小姑娘唱的。
日子一久，他们就记住了“金采风”的名字，常常点名要我唱。
【红楼梦】 改工花旦
金采风那时特别用心，对许多重要场子的唱段一字一腔，一板一眼都记下来，回去后再一一记到自己的小唱本上。她常常一人唱几个角色，还可以同时兼唱8种流派。
最早唱小生的她，因为经常在电台“顶唱”逐渐崭露头角后，进入了东山越艺社改演旦角。
记：您刚开始是演小生的，后来怎么改了花旦？
金：因为我的身材比较高，面架比较大，所以刚进雪声剧团时，老师认为我唱小生比较合适。
当听众熟悉了电台上的金采风，也开始注意起舞台上的金采风。一看，是个高瘦个，演的又是男角，不舒服，不适应。
这时我已经在范瑞娟、傅全香老师的东山越艺社，观众纷纷写信给剧团，建议我唱花旦。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想唱花旦，我喜欢旦角戏。
不过，各个行当都是一个栗子顶一个壳的。恰好花旦张云霞要结婚了，就让我顶替了她的角色，观众反应也不错。后来，我又在《红楼梦》中担当了袭人一角。
自此，我从生角改旦角算是改定了。范老师说：“你人瘦，改花旦蛮好。”
记：改了花旦之后，行头怎么办？
金：傅全香老师特别热心，当时团里没有适合我穿的行头，我自己又做不起，傅老师看我的个子跟她差不多，便把她的私房行头借给我。
但我的个子比傅老师还要高一些，裙子系上去有点短，只好系低一点。我的脚也比傅老师大，彩鞋穿上去有点紧，脚痛得要命，只好忍一忍，熬一熬，穿了几次也穿松了。
记：一提到你，大家就想到“活兰贞”和“神秀英”。
金：什么“活兰贞”“神秀英”，不过是角色比较对我的戏路，尤其是《碧玉簪》，似乎给观众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连我的家人，比如我妹妹金采凌，也认为我《碧玉簪》演得最好，似乎我本人也有点像李秀英。
【芦花记】 “黄金”伉俪
已故著名戏剧导演黄沙是金采风的爱人， 《梁祝》《西厢记》《追鱼》《碧玉簪》等经典剧目，均出自他手。金采风与黄沙相濡以沫的家庭与艺术生活经历，被许多人津津乐道。
记：您和黄沙先生怎么认识的？
金：我们相识时，他已经是一位在戏曲界颇有知名度的导演了，而我还是个不起眼的小演员，又是上下级关系，平时很少接触。
对他的第一印象，我觉得他蛮帅，蛮正派的。身材高挑，面容清瘦。穿得干干净净，袜子永远是白色的，对人也很和气，标准的绅士风度。
记：那什么时候开始有感情的？
金：在我们第一次合作排传统小戏《芦花记》的时候，当时我要演一个狠毒的继母，但我一点都没有感觉，他给了我很多建议。
我就觉得这个导演很聪明，有想法，而且还挺帅的，所以就对他很有好感。后来，我们自然而然地就走到了一起。
记：你们平时在一起聊的都是戏吧？
进：我们喜欢一起去看戏。吃夜宵的时候，就说这个戏怎么怎么样，睡觉的时候也讲。
遇到琢磨不准的角色，我会先唱给他听听，因为夫妻关系近，也好提意见，（我唱得）高了低了，好听不好听，他都会帮我指出来。
他一直追求“老戏新演”，他说哪怕一个动作，一个地位的改进，就是在变。老戏出新才能有生命力。
从一桌二椅发展到布景、服装改进等，只要不伤害传统，观众是会满意的。
记：现在的许多越剧也在尝试创新，你怎么看？
金：创新是好的，但我现在还是挺忧愁的，青年演员诱惑太多了。有多少青年演员愿意为越剧做到底，有多少人在练功？有多少人在努力？
我觉得搞艺术工作的人，一定要专心致志。我当年就是人家练一遍，我练一百遍，只有我喜欢我痴迷，才能做好艺术，演员，就是要有“痴”。
原文如下：
此次采访，是在“活兰贞”的闺房里进行的。
不过，这位“大家闺秀”的生活相当节俭，房间里只有写字台、梳妆台几样古朴的家具。
只有床头挂着的《盘夫索夫》的剧照，透露女主人曾经红极一时的身份与地位。
金采风是越剧“金派”创始人，她主演的《盘夫索夫》《碧玉簪》等众多剧目，已经成为越剧艺术的经典；她所塑造的严兰贞、李秀英等艺术形象，被誉为“活兰贞”、“神秀英”。
眼前的金采风已经82岁高龄了，但嗓子依然响亮，比个兰花指，模样俏得很。提到越剧，就越发神采飞扬了。
记者去的时候，客厅里放着两个大箱子，敞开着，里面全是各种制作精美的珠钗、头饰，“这几天天气好，拿出来晒晒，不然会坏的。”
尽管已经许久没有登上越剧舞台，但金采风还是很爱这些伴随她一辈子的行头。金采风说，对戏曲演员来说，行头是天大的事。
料子、绣花、颜色的搭配……在那个年代，剧团都不管，都要自己动脑子折腾的，“每个戏最起码要6套行头，同一场戏不能穿一样的，观众记得很牢的。”
回忆起那三十多年的舞台生涯，金采风说，苦啊。学戏学到皮包骨，眼睛还充血生了麦粒肿。不过，“幸福”二字，才是她回忆的主旋律。因为，遇见了黄沙——她的爱人，也是著名戏剧导演。
在越剧界，他俩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最有名的“越剧伉俪”。他们珠联璧合，在艺术和生活上朝夕相伴。
金采风说，黄沙在艺术上带给她的最大的影响，就是老伴毕生追求的“老戏一定要新演”。就是在老伴影响下，她才既尊重传统又不墨守成规。
而现在，黄沙已经不在了，金采风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给他搞一个个人艺术展。
“你就是唱戏不会忘记，其他都不晓得。”这是女儿对金采风的抱怨。
对金采风来说，越剧真的陪伴了她一生，是生命中不能抹去的痕迹。
殊不知，刚登台的金采风，哪怕是跑个龙套，只有一句唱词，她就慌得神都飞走了。
于是，她有了一条不同于他人的“电台成名”之路，直到有了那些个经典的“活兰贞”“神秀英”。
从大导演小明星到恩爱伉俪，丈夫黄沙一直是金采风不曾忘记的思念。哪怕是出书，若不拉上黄沙先生，她便断然不肯。
(以下记者简称“记”，金采风简称“金”)
【梁祝】 电台成名
在所有老一辈的越剧表演艺术家中，金采风的艺术道路是最与众不同的。
她既非科班出身，也没有进戏校专门训练过。她是唯一一个从纯粹的越剧爱好者，成长为一代越剧名家的演员。
记：听说您从小是个戏迷，看过很多名角的戏？
金：小时候，我常去马路对面的戏院看越剧。袁雪芬、尹桂芳、竺水招、邢竹琴……都是我迷恋的对象。
有一次看了《梁祝》，回到家里，脑子里满是小生花旦哥哥妹妹的动人情景，想啊想的，实在熬不住了，就拿起床单，披在身上，在我家那张雕花的红木床上，模仿着刚才看到的动作，像发疯似的，一个人唱了好一会儿。
记：后来您怎么会去学越剧的呢？
金：父亲去世后，家庭经济发生了困难。15岁那年，我考进了雪声剧团越剧训练班，拜师学艺。
但是老师们为生活所迫，整日忙着排练演出，根本没时间辅导我，训练班开了几次课就停掉了。
后来，二十多个同学陆陆续续都走了，只剩下我和另外两位同学，留在剧团当龙套演员。给我们的报酬是在日夜场之间吃一顿 “堂中饭”，当时，我也动摇过，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
记：一开始，您演的都是太监、士兵这些跑龙套的角色吗？
金：是啊，我天生胆子小，怕难为情，上了台，灯光一照，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连步子都迈不出去了。一旦要开口，哪怕只是一两句话也要了我的命。
记得头一次开口，演的是清装戏《月光曲》。
演出前我横背竖背，已经滚瓜烂熟了，可一出场，真见鬼，唱词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一句都记不得了。
我愣在台上，胡编了几句，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词……
还有一次，是演《女儿国》，我扮演向袁老师(袁雪芬)饰演的国王报告军情的小兵，虽然只有一句台词，我也不敢小看。
早也背，晚也背，走路背，吃饭背，连倒背也背得出来，这样肯定没有问题了吧。
可一上台，风风火火地喊了一声“报”，袁老师询问“所报何来”，我一面对她那严峻的目光就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
亏得袁老师舞台经验丰富，急中生智地马上朝我叱了声：“下去！”我也响亮地回了一声“喳”，逃到后台。
我这一声“喳”，后来成为大家打趣模仿的笑料。
记：所以你的成名特别不一样，是在电台里唱出名的？
金：早先上海有很多家私营电台，经常请演员去唱戏。我很喜欢电台，因为面对的只是一个话筒，但电台外面却有无数听众。所以，只要轮到我唱，唱什么我都愿意。
有时我还一人唱两个角色。譬如唱《梁祝》“楼台会”，我既学范瑞娟老师唱梁山伯，也学傅全香老师唱祝英台。听众打电话到电台问，播音员说是一个叫“金采风”的小姑娘唱的。
日子一久，他们就记住了“金采风”的名字，常常点名要我唱。
【红楼梦】 改工花旦
金采风那时特别用心，对许多重要场子的唱段一字一腔，一板一眼都记下来，回去后再一一记到自己的小唱本上。她常常一人唱几个角色，还可以同时兼唱8种流派。
最早唱小生的她，因为经常在电台“顶唱”逐渐崭露头角后，进入了东山越艺社改演旦角。
记：您刚开始是演小生的，后来怎么改了花旦？
金：因为我的身材比较高，面架比较大，所以刚进雪声剧团时，老师认为我唱小生比较合适。
当听众熟悉了电台上的金采风，也开始注意起舞台上的金采风。一看，是个高瘦个，演的又是男角，不舒服，不适应。
这时我已经在范瑞娟、傅全香老师的东山越艺社，观众纷纷写信给剧团，建议我唱花旦。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想唱花旦，我喜欢旦角戏。
不过，各个行当都是一个栗子顶一个壳的。恰好花旦张云霞要结婚了，就让我顶替了她的角色，观众反应也不错。后来，我又在《红楼梦》中担当了袭人一角。
自此，我从生角改旦角算是改定了。范老师说：“你人瘦，改花旦蛮好。”
记：改了花旦之后，行头怎么办？
金：傅全香老师特别热心，当时团里没有适合我穿的行头，我自己又做不起，傅老师看我的个子跟她差不多，便把她的私房行头借给我。
但我的个子比傅老师还要高一些，裙子系上去有点短，只好系低一点。我的脚也比傅老师大，彩鞋穿上去有点紧，脚痛得要命，只好忍一忍，熬一熬，穿了几次也穿松了。
记：一提到你，大家就想到“活兰贞”和“神秀英”。
金：什么“活兰贞”“神秀英”，不过是角色比较对我的戏路，尤其是《碧玉簪》，似乎给观众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连我的家人，比如我妹妹金采凌，也认为我《碧玉簪》演得最好，似乎我本人也有点像李秀英。
【芦花记】 “黄金”伉俪
已故著名戏剧导演黄沙是金采风的爱人， 《梁祝》《西厢记》《追鱼》《碧玉簪》等经典剧目，均出自他手。金采风与黄沙相濡以沫的家庭与艺术生活经历，被许多人津津乐道。
记：您和黄沙先生怎么认识的？
金：我们相识时，他已经是一位在戏曲界颇有知名度的导演了，而我还是个不起眼的小演员，又是上下级关系，平时很少接触。
对他的第一印象，我觉得他蛮帅，蛮正派的。身材高挑，面容清瘦。穿得干干净净，袜子永远是白色的，对人也很和气，标准的绅士风度。
记：那什么时候开始有感情的？
金：在我们第一次合作排传统小戏《芦花记》的时候，当时我要演一个狠毒的继母，但我一点都没有感觉，他给了我很多建议。
我就觉得这个导演很聪明，有想法，而且还挺帅的，所以就对他很有好感。后来，我们自然而然地就走到了一起。
记：你们平时在一起聊的都是戏吧？
进：我们喜欢一起去看戏。吃夜宵的时候，就说这个戏怎么怎么样，睡觉的时候也讲。
遇到琢磨不准的角色，我会先唱给他听听，因为夫妻关系近，也好提意见，（我唱得）高了低了，好听不好听，他都会帮我指出来。
他一直追求“老戏新演”，他说哪怕一个动作，一个地位的改进，就是在变。老戏出新才能有生命力。
从一桌二椅发展到布景、服装改进等，只要不伤害传统，观众是会满意的。
记：现在的许多越剧也在尝试创新，你怎么看？
金：创新是好的，但我现在还是挺忧愁的，青年演员诱惑太多了。有多少青年演员愿意为越剧做到底，有多少人在练功？有多少人在努力？
我觉得搞艺术工作的人，一定要专心致志。我当年就是人家练一遍，我练一百遍，只有我喜欢我痴迷，才能做好艺术，演员，就是要有“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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