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查尔斯王子被曝接受本·拉登家族100万英镑捐款】
#查尔斯王子接受本拉登家族100万捐款#
当地时间7月30日，多家英媒先后曝光了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接受了本·拉登家族总额高达100万英镑的捐赠。该项赠款由巴克尔·本·拉登和沙菲克·本·拉登两兄弟支付。此二人是策划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奥萨马·本·拉登同父异母的兄弟，现年76岁的巴克尔目前为本·拉登家族的族长。
对此，查尔斯王子方面回应称，这笔捐赠的收款方是查尔斯王子的慈善机构（PWCF），接受赠款是基金会理事的决定，且这笔捐款得到了当时5位受托人的“完全同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查尔斯王子第一次因接受不适宜的捐款而陷入争议，也不是他第一次与本·拉登家族扯上关系。六月底，他曾因被曝接受卡塔尔前首相的300万欧元而饱受批评；更早时，他曾被曝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仅几周后，与本·拉登族长贝克尔共进晚餐，此事登上了当时的头条新闻。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当地时间7月30日援引不知名信源，曝光查尔斯王子接受本·拉登家族100万英镑捐款。报道称，这笔捐款由该家族的族长贝克尔·本·拉登（Bakr bin Laden）和他的兄弟沙菲克（Shafiqbin Laden）捐出，这两人都是乌萨马·本·拉登同父异母的兄弟。此前，乌萨马·本·拉登曾作为基地组织的创始人策划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于2011年5月被美国军方击毙。
该报道指出，查尔斯王子和本·拉登家族族长贝克尔曾于2013年10月30日在伦敦克拉伦斯宫会面。
据消息来源称，克拉伦斯宫和威尔士亲王慈善基金（PWCF）的顾问都曾对此表示反对，还有至少一位受托人亲自恳求查尔斯王子归还这笔钱，但劝阻都未成功。
查尔斯的一名家政人员说，如果此事被媒体知悉，会引起全国性的愤怒。接受犯下历史上最严重恐怖袭击者家族的钱，“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一位消息人士说，“事实上，一个来自英国最高层的成员选择与一个不仅敲响警钟，而且让全世界感到极度恐惧的名字的家族进行交易……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好的理由要这样做呢？”这些消息人士补充，“英国王室的任何成员都不应该做出这种事。”
另一位宫廷内部人士说，“最大的担心”是这笔钱会损害查尔斯和慈善机构的声誉，“世界上还有其他的资金来源”。
但查尔斯王子还是同意了这项捐款，据说这是因为查尔斯觉得把钱交还给兄弟俩太尴尬了，担心他们会怀疑原因。
《星期日泰晤士报》提及，尽管这几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族长贝克尔或沙菲克·本·拉登赞助或参与过恐怖主义行为。因为慈善机构不被要求披露其支持者，此前从未有消息披露过本·拉登家族与查尔斯王子的慈善机构的关系，此事也没有出现在公共文件中。
查尔斯王子方面很快对此事作出回应。
PWCF基金会的主席伊恩·切希尔（Ian Cheshire）表示，这笔捐款得到了当时5位受托人的“完全同意”。5位受托人包括英国皇家植物园林“邱园”的主席阿米莉亚·福赛特（Amelia Fawcett）、英国电信前主席迈克尔·雷克（Michael Rake）、巴克莱银行前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威尔逊（Kenneth Wilson），以及查尔斯当时的首席私人秘书威廉·奈伊（William Nye）。
另外，切希尔称接受这笔捐款时“进行了尽职调查，并从包括政府在内的广泛来源寻求信息。接受捐款的决定完全由受托人作出”，“任何试图以其他方式暗示的做法都是误导和不准确的”。
一位接近该慈善机构的人士告诉CNN，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彻底审查后，受托人得出结论，一个本·拉登家族成员的行为不应玷污整个家族。
另据BBC报道，一位PWCF的消息人士称这项捐款已经得到了外交部的批准。
一名慈善机构人士表示，这笔捐款是在资金被存入基金会账户后才被获得批准的，符合慈善委员会的规定，但不愿透露具体的规定是什么。
克拉伦斯宫的一位消息人士坚称，查尔斯的助手们并没有因为这笔捐款来自本·拉登家族而感到沮丧，没有人被“叫停”。
多次陷入争议的查尔斯王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查尔斯王子第一次因接受不适宜的捐款而陷入争议，也不是他第一次与本·拉登家族扯上关系。
当地时间6月25日，《星期日泰晤士报》曾曝光查尔斯王子接受了绰号为“HBJ”的卡塔尔前首相谢赫·哈马德·本·贾西姆·本·贾比尔·阿勒萨尼（Sheikh Hamad bin Jassim bin Jaber Al Thani）放在手提箱里的100万欧元现金。
并且这还不是全部。报道披露查尔斯2011年至2015年共接受了来自这位卡塔尔前首相的3批现金，总额300万欧元。
对此，克拉伦斯宫回应称这笔钱“立即转给了王子的一个慈善机构，并且确保遵循了所有正确的程序”。
据报道，PWCF慈善委员会对调查卡塔尔前首相（HBJ）捐款的呼吁置之不理，尽管当地为此已经提交了一份严重事件的报告。PWCF还驳斥了所有关于其管理不善的批评。
去年，查尔斯王子还被曝向一名沙特的捐助者出售“荣誉勋章”。据《每日邮报》报道称，查尔斯的助手迈克尔·福塞特（Michael Fawcett）在2017年8月写给沙特亿万富翁马赫福兹·马瑞·本·马赫福兹（Mahfouz Marei Mubarak Bin Mahfouz）的信中说，“鉴于……阁下的慷慨解囊。我很高兴私下向你确认，我们愿意支持和帮助你申请公民身份。我可以进一步确认，我们愿意提出申请，将阁下的荣誉从名誉CBE（司令勋章）提高到KBE（爵级司令勋章）”。
对此，查尔斯曾在伦敦和利雅得与马赫福兹举行了未公开的会议，否认对出售荣誉的事情知情。
虽然没有暗示任何非法行为，也没有暗示为查尔斯提供任何现金回报，但批评人士表示，这些指控表明查尔斯王子的判断力很差。
值得注意的是，查尔斯王子此前也曾与本·拉登家族扯上关系。
据报道，早在2001年6月，查尔斯在沙特王室哈立德·本·费萨尔·阿勒沙特王子（Khalid bin Faisal Al-Saud）的介绍下认识了贝克尔·本·拉登，二人后于2001年的10月，在9.11恐怖袭击时间发生几周后共进晚餐。
报道称，二人在查尔斯家中的海格罗夫餐厅用餐，席间讨论了伊斯兰教信仰。《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广泛报道称，当时查尔斯询问贝克尔，“你哥哥这些天在忙什么？”
此事一经曝光立即登上了当时的头条新闻。
对于查尔斯王子多次深陷丑闻，此次《星期日泰晤士报》曝光查尔斯接受本·拉登家族100万英镑报道的评论区，一条高赞评论这样写道，“真是一团糟。想象一下与本·拉登家族扯上任何关系。威尔士王子和他的儿子哈里是国家的耻辱。他们中只有安德鲁王子在这场堕落的比赛中黯然失色。女王和威廉必须承受这种痛苦，真是太可耻了。”
#查尔斯王子接受本拉登家族100万捐款#
当地时间7月30日，多家英媒先后曝光了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接受了本·拉登家族总额高达100万英镑的捐赠。该项赠款由巴克尔·本·拉登和沙菲克·本·拉登两兄弟支付。此二人是策划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奥萨马·本·拉登同父异母的兄弟，现年76岁的巴克尔目前为本·拉登家族的族长。
对此，查尔斯王子方面回应称，这笔捐赠的收款方是查尔斯王子的慈善机构（PWCF），接受赠款是基金会理事的决定，且这笔捐款得到了当时5位受托人的“完全同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查尔斯王子第一次因接受不适宜的捐款而陷入争议，也不是他第一次与本·拉登家族扯上关系。六月底，他曾因被曝接受卡塔尔前首相的300万欧元而饱受批评；更早时，他曾被曝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仅几周后，与本·拉登族长贝克尔共进晚餐，此事登上了当时的头条新闻。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当地时间7月30日援引不知名信源，曝光查尔斯王子接受本·拉登家族100万英镑捐款。报道称，这笔捐款由该家族的族长贝克尔·本·拉登（Bakr bin Laden）和他的兄弟沙菲克（Shafiqbin Laden）捐出，这两人都是乌萨马·本·拉登同父异母的兄弟。此前，乌萨马·本·拉登曾作为基地组织的创始人策划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于2011年5月被美国军方击毙。
该报道指出，查尔斯王子和本·拉登家族族长贝克尔曾于2013年10月30日在伦敦克拉伦斯宫会面。
据消息来源称，克拉伦斯宫和威尔士亲王慈善基金（PWCF）的顾问都曾对此表示反对，还有至少一位受托人亲自恳求查尔斯王子归还这笔钱，但劝阻都未成功。
查尔斯的一名家政人员说，如果此事被媒体知悉，会引起全国性的愤怒。接受犯下历史上最严重恐怖袭击者家族的钱，“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一位消息人士说，“事实上，一个来自英国最高层的成员选择与一个不仅敲响警钟，而且让全世界感到极度恐惧的名字的家族进行交易……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好的理由要这样做呢？”这些消息人士补充，“英国王室的任何成员都不应该做出这种事。”
另一位宫廷内部人士说，“最大的担心”是这笔钱会损害查尔斯和慈善机构的声誉，“世界上还有其他的资金来源”。
但查尔斯王子还是同意了这项捐款，据说这是因为查尔斯觉得把钱交还给兄弟俩太尴尬了，担心他们会怀疑原因。
《星期日泰晤士报》提及，尽管这几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族长贝克尔或沙菲克·本·拉登赞助或参与过恐怖主义行为。因为慈善机构不被要求披露其支持者，此前从未有消息披露过本·拉登家族与查尔斯王子的慈善机构的关系，此事也没有出现在公共文件中。
查尔斯王子方面很快对此事作出回应。
PWCF基金会的主席伊恩·切希尔（Ian Cheshire）表示，这笔捐款得到了当时5位受托人的“完全同意”。5位受托人包括英国皇家植物园林“邱园”的主席阿米莉亚·福赛特（Amelia Fawcett）、英国电信前主席迈克尔·雷克（Michael Rake）、巴克莱银行前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威尔逊（Kenneth Wilson），以及查尔斯当时的首席私人秘书威廉·奈伊（William Nye）。
另外，切希尔称接受这笔捐款时“进行了尽职调查，并从包括政府在内的广泛来源寻求信息。接受捐款的决定完全由受托人作出”，“任何试图以其他方式暗示的做法都是误导和不准确的”。
一位接近该慈善机构的人士告诉CNN，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彻底审查后，受托人得出结论，一个本·拉登家族成员的行为不应玷污整个家族。
另据BBC报道，一位PWCF的消息人士称这项捐款已经得到了外交部的批准。
一名慈善机构人士表示，这笔捐款是在资金被存入基金会账户后才被获得批准的，符合慈善委员会的规定，但不愿透露具体的规定是什么。
克拉伦斯宫的一位消息人士坚称，查尔斯的助手们并没有因为这笔捐款来自本·拉登家族而感到沮丧，没有人被“叫停”。
多次陷入争议的查尔斯王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查尔斯王子第一次因接受不适宜的捐款而陷入争议，也不是他第一次与本·拉登家族扯上关系。
当地时间6月25日，《星期日泰晤士报》曾曝光查尔斯王子接受了绰号为“HBJ”的卡塔尔前首相谢赫·哈马德·本·贾西姆·本·贾比尔·阿勒萨尼（Sheikh Hamad bin Jassim bin Jaber Al Thani）放在手提箱里的100万欧元现金。
并且这还不是全部。报道披露查尔斯2011年至2015年共接受了来自这位卡塔尔前首相的3批现金，总额300万欧元。
对此，克拉伦斯宫回应称这笔钱“立即转给了王子的一个慈善机构，并且确保遵循了所有正确的程序”。
据报道，PWCF慈善委员会对调查卡塔尔前首相（HBJ）捐款的呼吁置之不理，尽管当地为此已经提交了一份严重事件的报告。PWCF还驳斥了所有关于其管理不善的批评。
去年，查尔斯王子还被曝向一名沙特的捐助者出售“荣誉勋章”。据《每日邮报》报道称，查尔斯的助手迈克尔·福塞特（Michael Fawcett）在2017年8月写给沙特亿万富翁马赫福兹·马瑞·本·马赫福兹（Mahfouz Marei Mubarak Bin Mahfouz）的信中说，“鉴于……阁下的慷慨解囊。我很高兴私下向你确认，我们愿意支持和帮助你申请公民身份。我可以进一步确认，我们愿意提出申请，将阁下的荣誉从名誉CBE（司令勋章）提高到KBE（爵级司令勋章）”。
对此，查尔斯曾在伦敦和利雅得与马赫福兹举行了未公开的会议，否认对出售荣誉的事情知情。
虽然没有暗示任何非法行为，也没有暗示为查尔斯提供任何现金回报，但批评人士表示，这些指控表明查尔斯王子的判断力很差。
值得注意的是，查尔斯王子此前也曾与本·拉登家族扯上关系。
据报道，早在2001年6月，查尔斯在沙特王室哈立德·本·费萨尔·阿勒沙特王子（Khalid bin Faisal Al-Saud）的介绍下认识了贝克尔·本·拉登，二人后于2001年的10月，在9.11恐怖袭击时间发生几周后共进晚餐。
报道称，二人在查尔斯家中的海格罗夫餐厅用餐，席间讨论了伊斯兰教信仰。《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广泛报道称，当时查尔斯询问贝克尔，“你哥哥这些天在忙什么？”
此事一经曝光立即登上了当时的头条新闻。
对于查尔斯王子多次深陷丑闻，此次《星期日泰晤士报》曝光查尔斯接受本·拉登家族100万英镑报道的评论区，一条高赞评论这样写道，“真是一团糟。想象一下与本·拉登家族扯上任何关系。威尔士王子和他的儿子哈里是国家的耻辱。他们中只有安德鲁王子在这场堕落的比赛中黯然失色。女王和威廉必须承受这种痛苦，真是太可耻了。”
泰安提速科技创新，塑优营商环境，“微改革”做实大民生
抢占“新赛道”创新作引擎
入选首批国家新型数据中心，率先实施重大投资项目“绿卡”制度，率先建立大病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机制……泰安市发挥创新在发展全局中的核心作用，引导各级党员干部树立“有解思维”，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堵点难点问题、企业所思所求问题、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施系列改革创新举措，着力抢占“新赛道”，确保重大政策加快落地、重大项目尽快实施，充分释放发展活力，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以科技创新加快产业转型
7月22日，记者在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限公司看到，各类运输车、搬运车有条不紊运转。“我们联手华为肥城工业互联网创新基地实施智慧物流项目，各系统应用数据联动共享，作业效率提高了30%。”公司董事长马学文说。
肥城市与华为深度合作，投资2亿元建成全省首个县级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搭建的肥城“数字底座”可容纳1000台服务器等主设备，满载运行能力可以辐射整个鲁西南区域，成为山东省工业互联网重要节点，为传统产业升级等提供高弹性、高安全、高存储数字空间。今年3月，这一数据中心获评国家级边缘数据中心，为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数据中心。
向数字化转型是一条“新赛道”，肥城拿出真金白银，每年设立不低于5000万元的工业互联网发展基金，让企业“数改”不花一分钱，强力助推企业抢滩数字“新蓝海”，打造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高地。目前，全市已有40家企业实施工业互联网应用升级，平均提升生产效率20%以上，年实现综合效益2.4亿元。7月27日，“工赋山东”专项行动肥城现场会召开，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工业互联网“肥城经验”。
抓住科技创新，便抓住了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泰安市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通过培育创新主体、搭建创新平台、优化科技服务、完善政策体系等举措，不断推动创新驱动提速增效，以科技创新加快泰安产业转型升级。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泰安大抓工业技改，实施“千项技改扩规、千企转型升级”专项行动，重大技改项目“一对一”上门服务，政策要素重点倾斜。1-6月，全市在库工业技改项目582个，同比增长44.1%；完成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11.5%，高于全省2.5个百分点。
“我们绞尽脑汁想不通的问题，有顶尖专家帮忙后迎刃而解。”山东大禹水处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吕才科告诉记者，为解决技术难题，几年前他曾跑了不少地方，但效果却不太理想。如今，借助“科创中国”平台，公司与中国化工学会工业水处理专委会和多家科研院所专家建立了联系，开展了合作，技术持续升级，目前已成为山东省水处理行业领军企业。
泰安积极探索合作新路径，借助入选“科创中国”首批试点市，全国第二家、全省首家“科创中国”创新基地的契机，构建工作推进新机制，出台《关于实施“双百双千”行动 创建“科创中国”创新枢纽城市的实施意见》，借助“科创中国”高端创新资源赋能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
成为“科创中国”试点市以来，泰安市先后与60家全国学会、28家省级学会建立密切合作关系，新建智慧水务研究院等创新平台46个，“科创中国”高端创新资源服务工业企业达930家。
呵护企业全生命周期
记者在位于岱岳区的山东国泰大成新材料科技产业园碳纤维项目现场看到，5万平方米的碳纤维国家级研发中心和中试基地已建成。这个总投资70亿元的项目纳入“绿卡”后，不仅享受到了规费减免的实质性优惠，还实现了拿地即开工。
“市区两级为我们成立了服务专班，配备了服务专员，随时解决企业遇到的问题。”国泰大成总经理助理王强说，“项目热力能源供给不足，政府专门投建了一个新城供热站；资金出现问题，2个亿的资金迅速到位。”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营商环境创新。实施重大投资项目“绿卡”制度，是泰安市深化营商环境改革在全省首个推出的创新举措，对大项目从登记、立项到施工许可等各个环节进行优化，让部门围着项目转、要素跟着“绿卡”走，打通大项目落地“高速路”。
今年泰安出台“绿卡”制度3.0版本，进一步清除项目落地屏障。截至目前，全市纳入“绿卡”项目178个，总投资额达到3145.9亿元，共办理各类建设手续972个，实现手续办理提速75%。
泰安市以加强要素保障创新为突破口，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头号工程”来抓，坚持“有解思维”，持续推动各项创新措施出台，特别是瞄准企业开办、经营、变更、注销等环节，精心呵护企业全生命周期，打造“1545”企业开办服务模式，将企业设立登记、印章刻制、发票申领、社保登记、医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登记、预约银行开户等7个事项合并为1个环节，为企业提供现场办、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就近办5种开办方式，实现“零收费、零材料、零跑腿、零等待”“四零”成本，为企业提供“全域通办、一业一证、证照通办、信易批、政策普惠”5项优质服务。
创新赋能手续提速。在新泰市，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办理时限由原来的一个工作日缩短到5分钟，可谓“立等可取”。这是怎么实现的？该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以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为突破点，研发出商事登记智能审批系统，以网络数据替代纸质材料，以智能审批代替人工审核，为企业群众提供“秒报秒批”“24小时不打烊”和“全程不见面”在线服务。今年以来，新泰市“秒批”办证1万多件，精简证明材料达2.1万多份。
线上智能批，线下有代办。在泰山区各个项目现场，经常可以见到“泰安小美”代办员的身影。“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泰安小美·泰山宜商服务卡’，全程提供帮办、代办、陪办服务，释放市场活力和创造力。”泰山区委书记张培峰告诉记者。
记者看到，泰山宜商服务卡正面为帮办代办服务电话，背面附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可直通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微信公众号。企业通过公众号的“帮办代办”反映难题后，泰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会第一时间安排小美帮办服务团队深入企业，对企业提出的疑难问题制订解决方案。
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措施，激发了泰安市创业动力、市场活力。目前全市市场主体已超56万户，企业达15万户，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9.5%和12.29%。
“微改革”服务大民生
“您的意健险理赔金34367.17元已提交到您的银行账户，请于1至2个工作日后查收。”手机收到的这条提示短信，让正在宁阳县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的陈晓伟心里踏实了。
前些日子，56岁的陈晓伟突发脑梗入院，共花费166439元，在享受山东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结算后个人支付了99095元，再算上住院期间的生活费，这笔支出把老陈夫妻俩压得喘不过气。
陈晓伟的爱人毛瑞敏说，县医保局电话通知她提交报销手续，一周时间3.4万多元的理赔金就打到个人银行账户上了。
宁阳县在全省率先建立大病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按照每人每年10元标准，为全县居民购买大病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个人自付金额超过5万元的部分最高可获90%补助。
“我们创新思路机制，政府出资，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在大病后得到一份补助，解了群众后顾之忧。”宁阳县委书记王立军说。这项惠民政策推出不到1年，全县已有98人受惠，报销总金额185万多元。
为推进民生事业，泰安市聚焦医疗、教育、就业、城市更新、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开展以“改革惠民生，实事暖民心”为主题的“微改革·微创新”，确定52项“微改革”任务，补齐民生短板，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被确定为全省改革品牌。
公共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泰安把“红色物业”作为推进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实施“红色物业·宜居泰安”暖心工程，全市2097个居民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469家物业服务企业实现党的工作全覆盖，物业费收缴率超91.5%，居民生活满意度、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小区路平了、停车有秩序了、绿化提高了，我们老年人也有地方玩了。”东平县银山小区业主张德恒说。这是东平县实施城市品质提升工程带来的变化。东平县借助精准精细的网格化服务，开展物业问题整治，下力气解决困扰群众的物业费、停车位、水电暖等烦心事，1—6月物业领域民生热线诉求量大幅下降。
泰山区则以科技赋能基层治理，建立泰山先锋慧治服务中心，并联手大众日报手机客户端平台，将12345、街呼区应、网格化管理等职能集中到一个中心、一个平台，实现流程再造，探索出“智慧+基层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治理新模式。
“工单被直接派达镇街、社区、网格，各级党员干部接诉后，立即安排专人进行处理，诉求办理情况纳入部门和街道考核。”泰山先锋慧治服务中心副主任邱真介绍，中心运行以来，承办各类民生诉求10.5万余件，办结率100%，平均办理时长缩短2.4个工作日。
今年上半年，泰安市民生支出18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80.8%，比上年提高2.8个百分点。
抢占“新赛道”创新作引擎
入选首批国家新型数据中心，率先实施重大投资项目“绿卡”制度，率先建立大病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机制……泰安市发挥创新在发展全局中的核心作用，引导各级党员干部树立“有解思维”，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堵点难点问题、企业所思所求问题、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施系列改革创新举措，着力抢占“新赛道”，确保重大政策加快落地、重大项目尽快实施，充分释放发展活力，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以科技创新加快产业转型
7月22日，记者在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限公司看到，各类运输车、搬运车有条不紊运转。“我们联手华为肥城工业互联网创新基地实施智慧物流项目，各系统应用数据联动共享，作业效率提高了30%。”公司董事长马学文说。
肥城市与华为深度合作，投资2亿元建成全省首个县级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搭建的肥城“数字底座”可容纳1000台服务器等主设备，满载运行能力可以辐射整个鲁西南区域，成为山东省工业互联网重要节点，为传统产业升级等提供高弹性、高安全、高存储数字空间。今年3月，这一数据中心获评国家级边缘数据中心，为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数据中心。
向数字化转型是一条“新赛道”，肥城拿出真金白银，每年设立不低于5000万元的工业互联网发展基金，让企业“数改”不花一分钱，强力助推企业抢滩数字“新蓝海”，打造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高地。目前，全市已有40家企业实施工业互联网应用升级，平均提升生产效率20%以上，年实现综合效益2.4亿元。7月27日，“工赋山东”专项行动肥城现场会召开，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工业互联网“肥城经验”。
抓住科技创新，便抓住了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泰安市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通过培育创新主体、搭建创新平台、优化科技服务、完善政策体系等举措，不断推动创新驱动提速增效，以科技创新加快泰安产业转型升级。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泰安大抓工业技改，实施“千项技改扩规、千企转型升级”专项行动，重大技改项目“一对一”上门服务，政策要素重点倾斜。1-6月，全市在库工业技改项目582个，同比增长44.1%；完成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11.5%，高于全省2.5个百分点。
“我们绞尽脑汁想不通的问题，有顶尖专家帮忙后迎刃而解。”山东大禹水处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吕才科告诉记者，为解决技术难题，几年前他曾跑了不少地方，但效果却不太理想。如今，借助“科创中国”平台，公司与中国化工学会工业水处理专委会和多家科研院所专家建立了联系，开展了合作，技术持续升级，目前已成为山东省水处理行业领军企业。
泰安积极探索合作新路径，借助入选“科创中国”首批试点市，全国第二家、全省首家“科创中国”创新基地的契机，构建工作推进新机制，出台《关于实施“双百双千”行动 创建“科创中国”创新枢纽城市的实施意见》，借助“科创中国”高端创新资源赋能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
成为“科创中国”试点市以来，泰安市先后与60家全国学会、28家省级学会建立密切合作关系，新建智慧水务研究院等创新平台46个，“科创中国”高端创新资源服务工业企业达930家。
呵护企业全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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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营商环境创新。实施重大投资项目“绿卡”制度，是泰安市深化营商环境改革在全省首个推出的创新举措，对大项目从登记、立项到施工许可等各个环节进行优化，让部门围着项目转、要素跟着“绿卡”走，打通大项目落地“高速路”。
今年泰安出台“绿卡”制度3.0版本，进一步清除项目落地屏障。截至目前，全市纳入“绿卡”项目178个，总投资额达到3145.9亿元，共办理各类建设手续972个，实现手续办理提速75%。
泰安市以加强要素保障创新为突破口，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头号工程”来抓，坚持“有解思维”，持续推动各项创新措施出台，特别是瞄准企业开办、经营、变更、注销等环节，精心呵护企业全生命周期，打造“1545”企业开办服务模式，将企业设立登记、印章刻制、发票申领、社保登记、医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登记、预约银行开户等7个事项合并为1个环节，为企业提供现场办、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就近办5种开办方式，实现“零收费、零材料、零跑腿、零等待”“四零”成本，为企业提供“全域通办、一业一证、证照通办、信易批、政策普惠”5项优质服务。
创新赋能手续提速。在新泰市，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办理时限由原来的一个工作日缩短到5分钟，可谓“立等可取”。这是怎么实现的？该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以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为突破点，研发出商事登记智能审批系统，以网络数据替代纸质材料，以智能审批代替人工审核，为企业群众提供“秒报秒批”“24小时不打烊”和“全程不见面”在线服务。今年以来，新泰市“秒批”办证1万多件，精简证明材料达2.1万多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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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区则以科技赋能基层治理，建立泰山先锋慧治服务中心，并联手大众日报手机客户端平台，将12345、街呼区应、网格化管理等职能集中到一个中心、一个平台，实现流程再造，探索出“智慧+基层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治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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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泰安市民生支出18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80.8%，比上年提高2.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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