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承负？何为阴德？积大阴德，改变命运！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
一、什么是承负？
说起承负，最常熟悉的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到底什么是承负？根据老子“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的教义思想，“承负”可解释自然和社会上的各种报应现象，也就是说“承负”是道教的报应观。
《太平经》是最早对承负思想做出较为系统阐述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对承负说有两种解释：其一，人世间的承负，把今人受到的福祸归结为祖先的善恶，祖先积德行善，泽被子孙后代，祖先有过失或作恶多端，其恶果于后代子孙。其二，自然、社会的承负，顺“道”而行，自然、社会就昌盛发达；违“道”而行，自然、社会就衰败枯萎。
“承负”简单来说就是祖先给后人留下的一笔“遗产”。如果前人做了很多好事，就给子孙留下一笔好遗产，让子孙能富贵、智慧；如果前人干了很多坏事，那就会给子孙留下一笔烂账，令子孙遭受身体、心灵、经济上的许多磨难。《太平经》里举例说，比如父母失了道德，有过错于乡里，后世的子孙必受乡里的过责，这是承负最简单的道理。与《易经》中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同出一里。并且，“承负”有“十世一周”的性质，即十代以前的祖宗的行为，任然会对后代有一定影响，警戒为父母祖宗者，为后世儿孙考量。
“承负”的核心内容是将天道、地道、人道置于“承者为前，负者为后”的循环逻辑发展之中，用天道、地道来论证人道。说明天灾之发、地祸之起的原因，在于违背自然之道的人道承负。社会动乱，王朝更迭，亦是人为所致。任何自然、社会现象都蕴涵在“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惹祸，后人遭殃”的承负结局中。
二、什么是阴德
经常听人家说“积阴德”，究竟为何这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积德的事情相信任何人都会去做，但是，为何又有积阴德和积阳德之分呢？
善行，都是积善。若复精而言之。则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皆当深辨。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
何谓阴阳？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德。
阴德天报之，阳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阴德是指不被人知道，不是为了自己而做的善事，就是你做了善事好事别人不知道，就叫阴德，这样得的福报才大。也有说是：阴德指在人世间所做的而在阴间可以记功的好事，也指暗中做的好事。
俗话说：“人做善行，人做善事，天地良知，必有福报”。所谓的善行善事，指的就是积德。人积德越多，福报也就越大。
对于阴德，民间称之为“阴骘”，道教劝善书中就有《文昌帝君阴骘文》。无论我们做好事或坏事，都会报应在自己和亲属身上的，正是"近在己身，远在儿孙。"
《易经》告诉我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这表明了“善得福，造恶得祸”的原理。多做好事，而不沽名钓誉才是阴德。
在阴德的阐述中，佛教以因果业力解释，而道教则用承负解说，二者之间虽有差异，但劝人向善的动机总是一致的。《太上感应篇》说：“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是用其道理的。试想想做好事就是多交好朋友，而造恶为非则会树立冤家敌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朋友多才是好事嘛！
因此，修善最重要的是，出于真诚而无所求，这是真善。
三、如何积阴德
行善为人所知是阳善，为善不为人知就是阴德。
阴德就是无所求的成就好事；阴德就是面对他人的冷漠、奚落、歧视，心不罣碍；
古人的「怜蛾不点灯，为鼠常留饭」是积阴德；
分粥赈饥是积阴德；
筑桥铺路、凿井引水、点灯施茶、捐棺义葬、急难救助是积阴德；
功成不居、不称己善、不扬人过更是阴德；
见人危急，勇于搭救；甚至随手捡起地上垃圾，使人不致滑倒，也是阴德，阴德见于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之中 ；
乃至于给人喜悦的面容，令郁闷者一笑解千愁；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心、用心，让领导者安心、同事们欢心，都是积阴德。
北宋《司马温公家训》云：“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守；积书以! 遗子孙，子孙未必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间，为子孙长久之计。”
阴德就如播种，只要播土下种，就不怕将来没有收成的机会。
据《神仙传》记载，一个道医就是因为广实行善，治病救人而得道成仙。阴德就是播出希望，收获未来；道家思想也提出：“祸福无门，唯人自招。”
一个人命运的好坏，与您平常自心的善恶与积德结缘有关。
修善积德，就是为自己创造善因善缘、获福灭罪的机会，祸稔恶盈，就是为自己造作恶因恶缘、轮回受苦的因缘。
古训言：“立荣名不如种隐德。”
创造好的荣誉、高的地位、不如培植阴德。
如袁了凡的改变命运，不就是由积阴德而来的吗？
所以要改变命运，就看你如何积阴德了。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
一、什么是承负？
说起承负，最常熟悉的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到底什么是承负？根据老子“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的教义思想，“承负”可解释自然和社会上的各种报应现象，也就是说“承负”是道教的报应观。
《太平经》是最早对承负思想做出较为系统阐述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对承负说有两种解释：其一，人世间的承负，把今人受到的福祸归结为祖先的善恶，祖先积德行善，泽被子孙后代，祖先有过失或作恶多端，其恶果于后代子孙。其二，自然、社会的承负，顺“道”而行，自然、社会就昌盛发达；违“道”而行，自然、社会就衰败枯萎。
“承负”简单来说就是祖先给后人留下的一笔“遗产”。如果前人做了很多好事，就给子孙留下一笔好遗产，让子孙能富贵、智慧；如果前人干了很多坏事，那就会给子孙留下一笔烂账，令子孙遭受身体、心灵、经济上的许多磨难。《太平经》里举例说，比如父母失了道德，有过错于乡里，后世的子孙必受乡里的过责，这是承负最简单的道理。与《易经》中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同出一里。并且，“承负”有“十世一周”的性质，即十代以前的祖宗的行为，任然会对后代有一定影响，警戒为父母祖宗者，为后世儿孙考量。
“承负”的核心内容是将天道、地道、人道置于“承者为前，负者为后”的循环逻辑发展之中，用天道、地道来论证人道。说明天灾之发、地祸之起的原因，在于违背自然之道的人道承负。社会动乱，王朝更迭，亦是人为所致。任何自然、社会现象都蕴涵在“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惹祸，后人遭殃”的承负结局中。
二、什么是阴德
经常听人家说“积阴德”，究竟为何这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积德的事情相信任何人都会去做，但是，为何又有积阴德和积阳德之分呢？
善行，都是积善。若复精而言之。则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皆当深辨。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
何谓阴阳？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德。
阴德天报之，阳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阴德是指不被人知道，不是为了自己而做的善事，就是你做了善事好事别人不知道，就叫阴德，这样得的福报才大。也有说是：阴德指在人世间所做的而在阴间可以记功的好事，也指暗中做的好事。
俗话说：“人做善行，人做善事，天地良知，必有福报”。所谓的善行善事，指的就是积德。人积德越多，福报也就越大。
对于阴德，民间称之为“阴骘”，道教劝善书中就有《文昌帝君阴骘文》。无论我们做好事或坏事，都会报应在自己和亲属身上的，正是"近在己身，远在儿孙。"
《易经》告诉我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这表明了“善得福，造恶得祸”的原理。多做好事，而不沽名钓誉才是阴德。
在阴德的阐述中，佛教以因果业力解释，而道教则用承负解说，二者之间虽有差异，但劝人向善的动机总是一致的。《太上感应篇》说：“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是用其道理的。试想想做好事就是多交好朋友，而造恶为非则会树立冤家敌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朋友多才是好事嘛！
因此，修善最重要的是，出于真诚而无所求，这是真善。
三、如何积阴德
行善为人所知是阳善，为善不为人知就是阴德。
阴德就是无所求的成就好事；阴德就是面对他人的冷漠、奚落、歧视，心不罣碍；
古人的「怜蛾不点灯，为鼠常留饭」是积阴德；
分粥赈饥是积阴德；
筑桥铺路、凿井引水、点灯施茶、捐棺义葬、急难救助是积阴德；
功成不居、不称己善、不扬人过更是阴德；
见人危急，勇于搭救；甚至随手捡起地上垃圾，使人不致滑倒，也是阴德，阴德见于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之中 ；
乃至于给人喜悦的面容，令郁闷者一笑解千愁；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心、用心，让领导者安心、同事们欢心，都是积阴德。
北宋《司马温公家训》云：“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守；积书以! 遗子孙，子孙未必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间，为子孙长久之计。”
阴德就如播种，只要播土下种，就不怕将来没有收成的机会。
据《神仙传》记载，一个道医就是因为广实行善，治病救人而得道成仙。阴德就是播出希望，收获未来；道家思想也提出：“祸福无门，唯人自招。”
一个人命运的好坏，与您平常自心的善恶与积德结缘有关。
修善积德，就是为自己创造善因善缘、获福灭罪的机会，祸稔恶盈，就是为自己造作恶因恶缘、轮回受苦的因缘。
古训言：“立荣名不如种隐德。”
创造好的荣誉、高的地位、不如培植阴德。
如袁了凡的改变命运，不就是由积阴德而来的吗？
所以要改变命运，就看你如何积阴德了。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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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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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
一、什么是承负？
说起承负，最常熟悉的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到底什么是承负？根据老子“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的教义思想，“承负”可解释自然和社会上的各种报应现象，也就是说“承负”是道教的报应观。
《太平经》是最早对承负思想做出较为系统阐述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对承负说有两种解释：其一，人世间的承负，把今人受到的福祸归结为祖先的善恶，祖先积德行善，泽被子孙后代，祖先有过失或作恶多端，其恶果于后代子孙。其二，自然、社会的承负，顺“道”而行，自然、社会就昌盛发达；违“道”而行，自然、社会就衰败枯萎。
“承负”简单来说就是祖先给后人留下的一笔“遗产”。若果前人做了很多好事，就给子孙留下一笔好遗产，让子孙能富贵、智慧；如果前人干了很多坏事，那就会给子孙留下一笔烂账，令子孙遭受身体、心灵、经济上的许多磨难。《太平经》里举例说，比如父母失了道德，有过错于乡里，后世的子孙必受乡里的过责，这是承负最简单的道理。与《易经》中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同出一里。并且，“承负”有“十世一周”的性质，即十代以前的祖宗的行为，任然会对后代有一定影响，警戒为父母祖宗者，为后世儿孙考量。
“承负”的核心内容是将天道、地道、人道置于“承者为前，负者为后”的循环逻辑发展之中，用天道、地道来论证人道。说明天灾之发、地祸之起的原因，在于违背自然之道的人道承负。社会动乱，王朝更迭，亦是人为所致。任何自然、社会现象都蕴涵在“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惹祸，后人遭殃”的承负结局中。
二、什么是阴德
经常听人家说“积阴德”，究竟为何这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积德的事情相信任何人都会去做，但是，为何又有积阴德和积阳德之分呢？
善行，都是积善。若复精而言之。则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皆当深辨。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
何谓阴阳？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德。
阴德天报之，阳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阴德是指不被人知道，不是为了自己而做的善事，就是你做了善事好事别人不知道，就叫阴德，这样得的福报才大。也有说是：阴德指在人世间所做的而在阴间可以记功的好事，也指暗中做的好事。
俗话说：“人做善行，人做善事，天地良知，必有福报”。所谓的善行善事，指的就是积德。人积德越多，福报也就越大。
对于阴德，民间称之为"阴骘"，道教劝善书中就有《文昌帝君阴骘文》。无论我们做好事或坏事，都会报应在自己和亲属身上的，正是"近在己身，远在儿孙。"
《易经》告诉我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这表明了"为善得福，造恶得祸"的原理。多做好事，而不沽名钓誉才是阴德。
在阴德的阐述中，道教用承负解说，二者之间虽有差异，但劝人向善的动机总是一致的。《太上感应篇》说："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是用其道理的。试想想做好事就是多交好朋友，而造恶为非则会树立冤家敌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朋友多才是好事嘛！
因此，修善最重要的是，出于真诚而无所求，这是真善。
三、如何积阴德
行善为人所知是阳善，为善不为人知就是阴德。
阴德就是无所求的成就好事；阴德就是面对他人的冷漠、奚落、歧视，心不罣碍；
古人的「怜蛾不点灯，为鼠常留饭」是积阴德；分粥赈饥是积阴德；筑桥铺路、凿井引水、点灯施茶、捐棺义葬、急难救助是积阴德；
功成不居、不称己善、不扬人过更是阴德；见人危急，勇于搭救；甚至随手捡起地上垃圾，使人不致滑倒，也是阴德，阴德见于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之中 ；乃至于给人喜悦的面容，令郁闷者一笑解千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心、用心，让领导者安心、同事们欢心，都是积阴德。
北宋《司马温公家训》云：“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守；积书以! 遗子孙，子孙未必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间，为子孙长久之计。”
阴德就如播种，只要播土下种，就不怕将来没有收成的机会。
据《神仙传》记载，一个道医就是因为广实行善，治病救人而得道成仙。阴德就是播出希望，收获未来；道家思想也提出：“祸福无门，唯人自招”
一个人命运的好坏，与您平常自心的善恶与积德结缘有关。
修善积德，就是为自己创造善因善缘、获福灭罪的机会，祸稔恶盈，就是为自己造作恶因恶缘、轮回受苦的因缘。
古训言：“立荣名不如种隐德。”创造好的荣誉、高的地位、不如培植阴德。
如袁了凡的改变命运，不就是由积阴德而来的吗？
所以要改变命运，就看你如何积阴德了。
一、什么是承负？
说起承负，最常熟悉的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到底什么是承负？根据老子“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的教义思想，“承负”可解释自然和社会上的各种报应现象，也就是说“承负”是道教的报应观。
《太平经》是最早对承负思想做出较为系统阐述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对承负说有两种解释：其一，人世间的承负，把今人受到的福祸归结为祖先的善恶，祖先积德行善，泽被子孙后代，祖先有过失或作恶多端，其恶果于后代子孙。其二，自然、社会的承负，顺“道”而行，自然、社会就昌盛发达；违“道”而行，自然、社会就衰败枯萎。
“承负”简单来说就是祖先给后人留下的一笔“遗产”。若果前人做了很多好事，就给子孙留下一笔好遗产，让子孙能富贵、智慧；如果前人干了很多坏事，那就会给子孙留下一笔烂账，令子孙遭受身体、心灵、经济上的许多磨难。《太平经》里举例说，比如父母失了道德，有过错于乡里，后世的子孙必受乡里的过责，这是承负最简单的道理。与《易经》中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同出一里。并且，“承负”有“十世一周”的性质，即十代以前的祖宗的行为，任然会对后代有一定影响，警戒为父母祖宗者，为后世儿孙考量。
“承负”的核心内容是将天道、地道、人道置于“承者为前，负者为后”的循环逻辑发展之中，用天道、地道来论证人道。说明天灾之发、地祸之起的原因，在于违背自然之道的人道承负。社会动乱，王朝更迭，亦是人为所致。任何自然、社会现象都蕴涵在“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惹祸，后人遭殃”的承负结局中。
二、什么是阴德
经常听人家说“积阴德”，究竟为何这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积德的事情相信任何人都会去做，但是，为何又有积阴德和积阳德之分呢？
善行，都是积善。若复精而言之。则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皆当深辨。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
何谓阴阳？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德。
阴德天报之，阳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阴德是指不被人知道，不是为了自己而做的善事，就是你做了善事好事别人不知道，就叫阴德，这样得的福报才大。也有说是：阴德指在人世间所做的而在阴间可以记功的好事，也指暗中做的好事。
俗话说：“人做善行，人做善事，天地良知，必有福报”。所谓的善行善事，指的就是积德。人积德越多，福报也就越大。
对于阴德，民间称之为"阴骘"，道教劝善书中就有《文昌帝君阴骘文》。无论我们做好事或坏事，都会报应在自己和亲属身上的，正是"近在己身，远在儿孙。"
《易经》告诉我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这表明了"为善得福，造恶得祸"的原理。多做好事，而不沽名钓誉才是阴德。
在阴德的阐述中，道教用承负解说，二者之间虽有差异，但劝人向善的动机总是一致的。《太上感应篇》说："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是用其道理的。试想想做好事就是多交好朋友，而造恶为非则会树立冤家敌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朋友多才是好事嘛！
因此，修善最重要的是，出于真诚而无所求，这是真善。
三、如何积阴德
行善为人所知是阳善，为善不为人知就是阴德。
阴德就是无所求的成就好事；阴德就是面对他人的冷漠、奚落、歧视，心不罣碍；
古人的「怜蛾不点灯，为鼠常留饭」是积阴德；分粥赈饥是积阴德；筑桥铺路、凿井引水、点灯施茶、捐棺义葬、急难救助是积阴德；
功成不居、不称己善、不扬人过更是阴德；见人危急，勇于搭救；甚至随手捡起地上垃圾，使人不致滑倒，也是阴德，阴德见于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之中 ；乃至于给人喜悦的面容，令郁闷者一笑解千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心、用心，让领导者安心、同事们欢心，都是积阴德。
北宋《司马温公家训》云：“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守；积书以! 遗子孙，子孙未必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间，为子孙长久之计。”
阴德就如播种，只要播土下种，就不怕将来没有收成的机会。
据《神仙传》记载，一个道医就是因为广实行善，治病救人而得道成仙。阴德就是播出希望，收获未来；道家思想也提出：“祸福无门，唯人自招”
一个人命运的好坏，与您平常自心的善恶与积德结缘有关。
修善积德，就是为自己创造善因善缘、获福灭罪的机会，祸稔恶盈，就是为自己造作恶因恶缘、轮回受苦的因缘。
古训言：“立荣名不如种隐德。”创造好的荣誉、高的地位、不如培植阴德。
如袁了凡的改变命运，不就是由积阴德而来的吗？
所以要改变命运，就看你如何积阴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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