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曹丕“招黑”的两个传说】 因为“七步诗”上了热搜，曹植自然而然也被热搜了。前不久，《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封面故事《曹操·缔造魏国》，并以系列文章介绍曹操纵横捭阖的故事。这中间，都绕不开曹丕。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学校回应男子实名举报妻子出轨讲师# 【山东男子实名举报妻子出轨某校讲师，涉事学校回复查无实据】“妻子婚内出轨党校讲师，两人多次开房，微信聊天记录不堪入目，还说我儿子也是他们生的，我拿着相关证据到党校举报，党校说被举报的讲师已经离婚，举报查无实据，无法处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在网上发文实名举报。”
10月13日上午，针对近日网上热传的“泰安市委党校某讲师长期与他人妻子通奸并育有私生子”的举报，举报人张先生向记者证实，举报内容属实，希望相关部门严处破坏他人家庭的不道德行为。
张先生在网络平台的实名举报
发现妻子与他人的聊天记录，才知道妻子多年前已出轨
张先生今年34岁，在山东省某市工作。10月13日上午，提起妻子小莉（化名）出轨党校老师何山（化名）、自己举报无果的遭遇，张先生情绪低沉，精神几乎崩溃。
“我和小莉是大学同学，两人相识于2006年，2007年确立了恋爱关系。2011年3月，我们在老家举行了婚礼，一年后正式在民政局登记结婚。2017年年初，小莉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张先生介绍，小莉在某学校工作。“之前两人同在山东某市工作，2021年春节后，小莉所在的学校搬到了某市下属的一个区县，两周回家一次，自此两人聚少分多。
张先生称，今年8月18日晚上9时40分许，小莉洗澡期间，他无意发现小莉的手机不断发出短信语音提示。“平时妻子的手机都是锁屏的，当天刚好未上锁”。打开妻子手机后，张先生惊呆了：小莉与何山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堪入目：既有两人开房的内容、说情话的内容，还有讨论离婚的内容。最让张先生不能接受的是，小莉与何山在聊天记录中提到，小莉所生的儿子与张先生没有血缘关系，其实是小莉与何山所生。
“看到他们的聊天记录后，我当时都快崩溃了。他们的聊天记录太长，我怕她发现，就把她的手机拿了出来，开车到我的工作场所考虑如何处理此事。第二天凌晨两点，小莉找到我，问我在干嘛，我逼着自己平静下来，随便找了个借口说有事，她就开车回家了。”
8月19日凌晨4点，张先生觉得实在憋屈，就到小莉家向小莉的父母说明了此事。回家后，张先生把手机还给小莉，问她为什么这样对他？小莉说没有的事，张先生把聊天记录拿了出来，小莉见隐瞒不住了，说“你就那么绝情，不顾及咱俩的感情吗？”之后就什么也不说了。
发现妻子出轨后，张先生设法与何山的妻子取得了联系。何山的妻子说，她和何山已经离婚，何山和小莉在一起的事情，她多年前就知道了。当时她曾联系张先生，但未果。电话中，何山的妻子称，她当时都快崩溃了，几次到了生死的边缘，但后来硬是忍住了。她劝张先生想开些，“你还年轻，没必要纠缠此事，只要人在，身体好，这些都不是事，可以从头再来。”
何山的妻子说，不管怎么说，何山毕竟是她孩子的父亲，事情闹大了，对谁都不好，更何况她不想因此事影响自己的孩子，但她同时认为“他们早晚会受到惩罚”。
张先生说，近日他一直在举报，身心疲惫不已
想理性解决问题，但妻子带着孩子离家无法找到
张先生说，小莉的婚外情被他发现第二天，小莉就带着孩子离开了家。当天，他曾到小莉的父母家找小莉，但小莉并未在父母家。此后几天，张先生到处寻找小莉和孩子，一直没有找到。“她的电话停机了，她父母说他们也不知道小莉去了哪里。”
今年9月开学后，张先生到小莉的学校去找小莉，学校说小莉早在今年7月就辞职了。“我现在就想理性解决这件事情，同时给孩子做个亲子鉴定，看看孩子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但我根本找不到小莉和孩子，事情陷入了僵局。”
张先生称，妻子的婚外情暴露后，他从何山的妻子处获悉，何山与小莉是2012年通过聊天工具认识的。何山妻子获悉此事后，两人曾于当年离婚，但很快又复婚。“怪不得我们2011年年初在老家举行婚礼后，小莉一直拖到2012年下半年才领结婚证。现在看来，她当时是想脚踩两只船，后来看到自己嫁不到何家才与我登记的。”张先生气愤地说道，从结婚到现在，他只不过是小莉的一个备胎而已。
“我恨自己为什么对她如此信任，这么多年一直傻傻地蒙在鼓里，我恨她如果不爱我，为什么要毁掉我的人生？”张先生说，妻离子散带给他巨大的精神压力，让他濒临崩溃。
向党校实名举报并提供相关证据，党校回复“查无实据”
张先生告诉记者，何山作为党校讲师，在明知小莉已婚的情况下仍与小莉通奸，破坏他人家庭，影响恶劣，理应受到相关纪律处分。
8月23日，张先生带着相关材料、证据到泰安市委党校举报。党校相关负责人收下了他的举报材料，答复他会按程序处理。8月24日，泰安市委党校相关负责人通知张先生：经向单位主要领导和市纪委监委派驻组领导汇报，现已进入调查阶段，请耐心等候。
9月2日，党校相关负责人再次通知张先生：调查正在进行，如果你方有亲子鉴定和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可以尽快提供，以利于尽快查清事实，做出处理。
“经过一个月的调查，9月23日，泰安市委党校相关负责人回复我：查无实据，无法处理。”对这个调查结果，张先生表示不能接受：“事实依据如此确凿，党校无权处理为何不移交至相关部门？”
在张先生提供的相关录音中，记者听到以下对话：
张先生：你好。
党校相关负责人：你好，我把调查结论给你简单答复一下。接到你的举报后，我们与何山本人多次谈话，对他的婚姻及与小莉的交往等进行了初步调查。据调查，何山与妻子2012年协议离婚后又复婚，2014年，两人又通过法院起诉离婚。上述情况属实，我们已从民政局和法院核实。
调查过程中，何山否认小莉的孩子系与他所生。你提供的书面证据和录音证据，我们多次咨询纪检部门和司法部门及律师，均认为尚不能构成直接证据，不能证实你举报的内容属实。我们又联系相关部门，欲调取何山与小莉的相关通话、通讯记录，相关部门答复我们无权调取。
因为权限受限，根据你目前提供的证据，我们的调查结论是：查无实据。
张先生：你们没有权限调查，结论怎么会是查无实据？
党校相关负责人：以党校目前的权限所查到的问题，尚不能印证你举报的内容属实，所以查无实据。
张先生：就是你们处理不了，对吧？
党校相关负责人：对。
党校相关部门：尚不了解情况，需要调查了解
张先生反映是否属实？10月12日、13日，记者先后联系了何山、小莉、小莉父母以及泰安市委党校相关人员。
10月12日、13日，记者多次致电何山，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发短信也无回复。小莉的电话显示停机，其父母的电话同样无人接听。
10月12日晚上，记者联系上了泰安市委党校负责调查该案的相关负责人。其称，相关情况他不方便介绍，需与泰安市委党校办公室联系。
10月13日上午，泰安市委党校办公室相关人员称，何山是党校工作人员，张先生举报的情况他尚不清楚，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了解。
“党校讲师应该为人师表，何山公然破坏他人家庭，影响非常恶劣，希望相关部门一查到底，还举报人一个公道。”张先生说，找到小莉和孩子后，孩子哪怕不是他的，他也要抚养权，“在一起生活好几年了，这份感情无法割舍。”
（来源 华商报）#洞见计划#
10月13日上午，针对近日网上热传的“泰安市委党校某讲师长期与他人妻子通奸并育有私生子”的举报，举报人张先生向记者证实，举报内容属实，希望相关部门严处破坏他人家庭的不道德行为。
张先生在网络平台的实名举报
发现妻子与他人的聊天记录，才知道妻子多年前已出轨
张先生今年34岁，在山东省某市工作。10月13日上午，提起妻子小莉（化名）出轨党校老师何山（化名）、自己举报无果的遭遇，张先生情绪低沉，精神几乎崩溃。
“我和小莉是大学同学，两人相识于2006年，2007年确立了恋爱关系。2011年3月，我们在老家举行了婚礼，一年后正式在民政局登记结婚。2017年年初，小莉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张先生介绍，小莉在某学校工作。“之前两人同在山东某市工作，2021年春节后，小莉所在的学校搬到了某市下属的一个区县，两周回家一次，自此两人聚少分多。
张先生称，今年8月18日晚上9时40分许，小莉洗澡期间，他无意发现小莉的手机不断发出短信语音提示。“平时妻子的手机都是锁屏的，当天刚好未上锁”。打开妻子手机后，张先生惊呆了：小莉与何山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堪入目：既有两人开房的内容、说情话的内容，还有讨论离婚的内容。最让张先生不能接受的是，小莉与何山在聊天记录中提到，小莉所生的儿子与张先生没有血缘关系，其实是小莉与何山所生。
“看到他们的聊天记录后，我当时都快崩溃了。他们的聊天记录太长，我怕她发现，就把她的手机拿了出来，开车到我的工作场所考虑如何处理此事。第二天凌晨两点，小莉找到我，问我在干嘛，我逼着自己平静下来，随便找了个借口说有事，她就开车回家了。”
8月19日凌晨4点，张先生觉得实在憋屈，就到小莉家向小莉的父母说明了此事。回家后，张先生把手机还给小莉，问她为什么这样对他？小莉说没有的事，张先生把聊天记录拿了出来，小莉见隐瞒不住了，说“你就那么绝情，不顾及咱俩的感情吗？”之后就什么也不说了。
发现妻子出轨后，张先生设法与何山的妻子取得了联系。何山的妻子说，她和何山已经离婚，何山和小莉在一起的事情，她多年前就知道了。当时她曾联系张先生，但未果。电话中，何山的妻子称，她当时都快崩溃了，几次到了生死的边缘，但后来硬是忍住了。她劝张先生想开些，“你还年轻，没必要纠缠此事，只要人在，身体好，这些都不是事，可以从头再来。”
何山的妻子说，不管怎么说，何山毕竟是她孩子的父亲，事情闹大了，对谁都不好，更何况她不想因此事影响自己的孩子，但她同时认为“他们早晚会受到惩罚”。
张先生说，近日他一直在举报，身心疲惫不已
想理性解决问题，但妻子带着孩子离家无法找到
张先生说，小莉的婚外情被他发现第二天，小莉就带着孩子离开了家。当天，他曾到小莉的父母家找小莉，但小莉并未在父母家。此后几天，张先生到处寻找小莉和孩子，一直没有找到。“她的电话停机了，她父母说他们也不知道小莉去了哪里。”
今年9月开学后，张先生到小莉的学校去找小莉，学校说小莉早在今年7月就辞职了。“我现在就想理性解决这件事情，同时给孩子做个亲子鉴定，看看孩子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但我根本找不到小莉和孩子，事情陷入了僵局。”
张先生称，妻子的婚外情暴露后，他从何山的妻子处获悉，何山与小莉是2012年通过聊天工具认识的。何山妻子获悉此事后，两人曾于当年离婚，但很快又复婚。“怪不得我们2011年年初在老家举行婚礼后，小莉一直拖到2012年下半年才领结婚证。现在看来，她当时是想脚踩两只船，后来看到自己嫁不到何家才与我登记的。”张先生气愤地说道，从结婚到现在，他只不过是小莉的一个备胎而已。
“我恨自己为什么对她如此信任，这么多年一直傻傻地蒙在鼓里，我恨她如果不爱我，为什么要毁掉我的人生？”张先生说，妻离子散带给他巨大的精神压力，让他濒临崩溃。
向党校实名举报并提供相关证据，党校回复“查无实据”
张先生告诉记者，何山作为党校讲师，在明知小莉已婚的情况下仍与小莉通奸，破坏他人家庭，影响恶劣，理应受到相关纪律处分。
8月23日，张先生带着相关材料、证据到泰安市委党校举报。党校相关负责人收下了他的举报材料，答复他会按程序处理。8月24日，泰安市委党校相关负责人通知张先生：经向单位主要领导和市纪委监委派驻组领导汇报，现已进入调查阶段，请耐心等候。
9月2日，党校相关负责人再次通知张先生：调查正在进行，如果你方有亲子鉴定和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可以尽快提供，以利于尽快查清事实，做出处理。
“经过一个月的调查，9月23日，泰安市委党校相关负责人回复我：查无实据，无法处理。”对这个调查结果，张先生表示不能接受：“事实依据如此确凿，党校无权处理为何不移交至相关部门？”
在张先生提供的相关录音中，记者听到以下对话：
张先生：你好。
党校相关负责人：你好，我把调查结论给你简单答复一下。接到你的举报后，我们与何山本人多次谈话，对他的婚姻及与小莉的交往等进行了初步调查。据调查，何山与妻子2012年协议离婚后又复婚，2014年，两人又通过法院起诉离婚。上述情况属实，我们已从民政局和法院核实。
调查过程中，何山否认小莉的孩子系与他所生。你提供的书面证据和录音证据，我们多次咨询纪检部门和司法部门及律师，均认为尚不能构成直接证据，不能证实你举报的内容属实。我们又联系相关部门，欲调取何山与小莉的相关通话、通讯记录，相关部门答复我们无权调取。
因为权限受限，根据你目前提供的证据，我们的调查结论是：查无实据。
张先生：你们没有权限调查，结论怎么会是查无实据？
党校相关负责人：以党校目前的权限所查到的问题，尚不能印证你举报的内容属实，所以查无实据。
张先生：就是你们处理不了，对吧？
党校相关负责人：对。
党校相关部门：尚不了解情况，需要调查了解
张先生反映是否属实？10月12日、13日，记者先后联系了何山、小莉、小莉父母以及泰安市委党校相关人员。
10月12日、13日，记者多次致电何山，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发短信也无回复。小莉的电话显示停机，其父母的电话同样无人接听。
10月12日晚上，记者联系上了泰安市委党校负责调查该案的相关负责人。其称，相关情况他不方便介绍，需与泰安市委党校办公室联系。
10月13日上午，泰安市委党校办公室相关人员称，何山是党校工作人员，张先生举报的情况他尚不清楚，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了解。
“党校讲师应该为人师表，何山公然破坏他人家庭，影响非常恶劣，希望相关部门一查到底，还举报人一个公道。”张先生说，找到小莉和孩子后，孩子哪怕不是他的，他也要抚养权，“在一起生活好几年了，这份感情无法割舍。”
（来源 华商报）#洞见计划#
【《长津湖》剧组该捐票房？可以鼓励，不必裹挟】“请《长津湖》剧组捐出部分票房收入”……在抗美援朝巨制《长津湖》票房直冲40亿大关之际，这样一则倡议在网上热传。
倡议书称，很多观众都是冲着70多年前的志愿军战士去的，是奔着身着薄衣走向冰天雪地的勇士去的，是他们用难以置信的坚忍和英勇撑起了《长津湖》的票房，所以“请《长津湖》剧组及制作单位，将扣除制片成本后的全部票房收入捐给志愿军老兵，尤其是现在尚健在的九兵团战士和烈士遗属。”
虽然是“请”“郑重呼吁”，但在网上，这份建议也在“舆论加码”中几乎变成了软性要求。
问题来了：《长津湖》剧组该捐出部分票房收入给老兵吗？
个人看法是：可以鼓励，不必裹挟，“自愿”很重要。
《长津湖》当然是爱国主义题材电影。现实中，驱使人们走进电影院去观看这部影片的，除了这部“史诗级巨制”的精良制作与叙事技巧等，还有爱国主义情绪。
从舆论反馈看，花钱去看电影的，还有部分老兵及其子女——作为亲历者与见证者的他们，原来是“素材贡献者”，现在是“票房贡献者”。
以各种方式对这些老兵及烈属致以敬意、待以善意，是整个社会应为之举——这其中也包括《长津湖》片方。事实上，电影对英雄群像的描绘，本就是种穿越历史的致敬。
但需要看到，《长津湖》虽是主旋律电影，但其导演、编剧、拍摄、制作、发行等环节，很多都是商业化运作。
媒体报道称，《长津湖》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动用了累计超过7万人次的群众演员，影片工作人员的总和则超过了7000人，共有来自全世界的80多家特效公司参与了影片的后期制作，参与电影制作的工作人员超过了1.2万人。最终总投资达13亿元，成为了截至目前中国电影史上最贵的电影。
若这确凿无疑，那按照电影票房分成比例（投资方只能拿到票房的33%左右），《长津湖》票房加视频网站分发收入，恐怕得超39亿元才能“回本”。
拍电影不是请客吃饭，还得有人餐后买单。某种程度上，也只有给这些投入者合理的市场回报，才能鼓励更多人源源不断地进行主旋律影视创作。
进一步言之，在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电影已引入商业化运作模式的背景下，“让市场的归市场”的规则不应失效。
揆诸现实，虽然有题材优势“加成”，但这类题材影视创作并不都能盈利，高票房更多的是对精良制作、精准营销的犒赏。如果盈利了就得捐出扣除成本后的票房，这就有违市场逻辑。长此以往，可能就少有人用心去拍、去打磨主旋律精品电影。这可能会导致“双输”局面。
毫无疑问，对老兵和烈属，整个社会当善待。这就提出了多点要求：各地当按照《退役军人保障法》《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力保障那些优待举措落地实施；社会多方该保持更多的敬意与关切。从履责维度看，保障他们待遇的义务，首先需归口部门去落实，社会化主体则可以更多地从公益层面切入，去改善他们的生活。
无论是着眼于主旋律电影商业化运作的可持续，还是立足于老兵烈属的待遇保障责任的层次，都不宜站在道德高地上去绑架剧组一方。要允许他们的付出获得正当的市场回报，而不能要求参与方都是“做公益”“献爱心”。
但另一方面，也得承认，《长津湖》票房一骑绝尘，确实吃了爱国题材红利。
可以说，很多人从国庆档里选中《长津湖》，不只是用脚投票，还是用“心”打CALL。正是那股爱国主义情绪，助推着其票房屡创纪录。
从情感上讲，可以鼓励片方在盈利基础上自愿捐出部分票房，用于帮扶老兵等公益事业。“本分”之上是“情分”，帮老兵和烈属就算不是本分，也可以是情分。对那些巨制，部分人怀有更高的“向善期许”也在情理之中。
这方面不乏范本：在此之前，电视剧《三八线》部分演职人员就发起了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倡导社会为那些生活在偏远山区、行动不便、生活困难的老兵提供“定制化帮扶”。
“我们不能为银幕上的战士感动得一塌糊涂，却对现实生活中的老兵缺少必要共情”，“爱国先要爱‘人’”，网友的这番说法不无道理——这不只对《长津湖》片方适用，更对全社会普适。这就需要，包括《长津湖》片方、观众在内的所有人在走出电影院后，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实际行动向现实中的许多老兵和烈属予以关怀。
说到底，在这事上，我们可以鼓励自愿而为，但不必搞“逼捐”逻辑。道德裹挟不可取，关爱老兵烈属则不可不为。#电影长津湖# (作者：佘宗明)
倡议书称，很多观众都是冲着70多年前的志愿军战士去的，是奔着身着薄衣走向冰天雪地的勇士去的，是他们用难以置信的坚忍和英勇撑起了《长津湖》的票房，所以“请《长津湖》剧组及制作单位，将扣除制片成本后的全部票房收入捐给志愿军老兵，尤其是现在尚健在的九兵团战士和烈士遗属。”
虽然是“请”“郑重呼吁”，但在网上，这份建议也在“舆论加码”中几乎变成了软性要求。
问题来了：《长津湖》剧组该捐出部分票房收入给老兵吗？
个人看法是：可以鼓励，不必裹挟，“自愿”很重要。
《长津湖》当然是爱国主义题材电影。现实中，驱使人们走进电影院去观看这部影片的，除了这部“史诗级巨制”的精良制作与叙事技巧等，还有爱国主义情绪。
从舆论反馈看，花钱去看电影的，还有部分老兵及其子女——作为亲历者与见证者的他们，原来是“素材贡献者”，现在是“票房贡献者”。
以各种方式对这些老兵及烈属致以敬意、待以善意，是整个社会应为之举——这其中也包括《长津湖》片方。事实上，电影对英雄群像的描绘，本就是种穿越历史的致敬。
但需要看到，《长津湖》虽是主旋律电影，但其导演、编剧、拍摄、制作、发行等环节，很多都是商业化运作。
媒体报道称，《长津湖》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动用了累计超过7万人次的群众演员，影片工作人员的总和则超过了7000人，共有来自全世界的80多家特效公司参与了影片的后期制作，参与电影制作的工作人员超过了1.2万人。最终总投资达13亿元，成为了截至目前中国电影史上最贵的电影。
若这确凿无疑，那按照电影票房分成比例（投资方只能拿到票房的33%左右），《长津湖》票房加视频网站分发收入，恐怕得超39亿元才能“回本”。
拍电影不是请客吃饭，还得有人餐后买单。某种程度上，也只有给这些投入者合理的市场回报，才能鼓励更多人源源不断地进行主旋律影视创作。
进一步言之，在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电影已引入商业化运作模式的背景下，“让市场的归市场”的规则不应失效。
揆诸现实，虽然有题材优势“加成”，但这类题材影视创作并不都能盈利，高票房更多的是对精良制作、精准营销的犒赏。如果盈利了就得捐出扣除成本后的票房，这就有违市场逻辑。长此以往，可能就少有人用心去拍、去打磨主旋律精品电影。这可能会导致“双输”局面。
毫无疑问，对老兵和烈属，整个社会当善待。这就提出了多点要求：各地当按照《退役军人保障法》《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力保障那些优待举措落地实施；社会多方该保持更多的敬意与关切。从履责维度看，保障他们待遇的义务，首先需归口部门去落实，社会化主体则可以更多地从公益层面切入，去改善他们的生活。
无论是着眼于主旋律电影商业化运作的可持续，还是立足于老兵烈属的待遇保障责任的层次，都不宜站在道德高地上去绑架剧组一方。要允许他们的付出获得正当的市场回报，而不能要求参与方都是“做公益”“献爱心”。
但另一方面，也得承认，《长津湖》票房一骑绝尘，确实吃了爱国题材红利。
可以说，很多人从国庆档里选中《长津湖》，不只是用脚投票，还是用“心”打CALL。正是那股爱国主义情绪，助推着其票房屡创纪录。
从情感上讲，可以鼓励片方在盈利基础上自愿捐出部分票房，用于帮扶老兵等公益事业。“本分”之上是“情分”，帮老兵和烈属就算不是本分，也可以是情分。对那些巨制，部分人怀有更高的“向善期许”也在情理之中。
这方面不乏范本：在此之前，电视剧《三八线》部分演职人员就发起了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倡导社会为那些生活在偏远山区、行动不便、生活困难的老兵提供“定制化帮扶”。
“我们不能为银幕上的战士感动得一塌糊涂，却对现实生活中的老兵缺少必要共情”，“爱国先要爱‘人’”，网友的这番说法不无道理——这不只对《长津湖》片方适用，更对全社会普适。这就需要，包括《长津湖》片方、观众在内的所有人在走出电影院后，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实际行动向现实中的许多老兵和烈属予以关怀。
说到底，在这事上，我们可以鼓励自愿而为，但不必搞“逼捐”逻辑。道德裹挟不可取，关爱老兵烈属则不可不为。#电影长津湖# (作者：佘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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