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 | 从中国古代第一神鸟，如何变成了人人讨厌的丧鸟】#看鉴历史#
在汉语中我们有“天下乌鸦一般黑”、“彩凤随鸦”、“乌合之众”等以乌鸦为名的贬义词；但是在日本乌鸦却是神圣的，是神的使者，比如《古事记》中记载了八咫乌受天照大神派遣，引领神武天皇开启大和国的故事。
然而你不知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或者说南宋之前乌鸦在中国一直都是神鸟，祥鸟的象征，其中就有“乌鸦报喜，始有周兴”和“乌鸦反哺”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就对乌鸦从神鸟到恶鸟的这一历史过程的转变，进行简单的探讨。
乌鸦形象在我国文化中的体现最早是巫师用来作为占卜的方式之一，也就是“鸟占”。例如《左传》中记载了庄公二十八年的时候楚国攻打郑国，众诸侯前来解救。
郑国斥候禀报说在楚国大帐上看到了乌鸦，于是郑国就停止了出逃，因为巫师断定其余诸侯能够解救郑国。
这点实际上和满族对乌鸦的崇拜也息息相关，因为乌鸦和军事联系在一起的例子在先秦时期可谓枚不胜举，而当年努尔哈赤打天下的时候，就频频传出乌鸦为后金大军指路的故事，因此乌鸦在满族中被视为祥鸟。
有时候乌鸦和巫师的形象也会是合二为一，例如著名的战国时期清华简中，就有一则叫做《赤鸠之集汤之屋》的小故事，里面讲述了被成汤下诅咒的伊尹被一群能开口说话，会算命行医的乌巫解救的故事，它们甚至还医好了夏后的病。
这就是中国文化中最早的乌鸦形象，不过这个时候的乌鸦并无关好坏，无贬无褒，只是单纯作为一个文化形象罢了。到了战国时期，乌鸦开始有了其凶吉的象征意义。
最早的应该是《墨子·非攻下》中“赤乌衔珪，降周之岐社”，这就是著名的“乌鸦报喜，始有周兴”，在《吕氏春秋》、《尚书》、《史记》中皆有此记载，也可以说“赤乌”是乌鸦作为祥鸟的第一个意象，所代表的是王朝更迭和兴盛。
这里要插一句的是，屈原在《九章·涉江》中说“燕雀乌鹊，巢堂坛兮……腥臊并御”，这里说乌鸦有腥臊味只是它的客观属性。
很多人说乌鸦在先秦时期有凶吉两种象征，实际上除此以外并没有更多的记载，可以说汉代以前乌鸦就是祥鸟。而到了汉代以后，乌鸦祥鸟的寓意开始达到顶峰，甚至延伸除了神鸟，孝鸟的形象。
首先是《山海经》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三足乌”形象，作为太阳崇拜最出名的意象，三足乌一直以来都是最著名的神鸟之一。实际上三足乌的形象我们还可以跟先秦时期报喜周兴的赤鸟联系在一起，因为太阳光为赤色。
而太阳崇拜是最早且最重要的崇拜之一（各种文化中都是），于是便有了赤鸟作为吉祥鸟的形象。而到了汉代成书的《山海经》里面又把这一形象更具体化，或者说单独出来，于是有了大名鼎鼎的神鸟“三足乌“，乌鸦正式位列仙班。
我们知道汉代是首先提出“以孝治天下”，以“孝”来巩固阶层统治的王朝，不仅当官要“举孝廉”，就是帝王的谥号也纷纷标以“孝”字。在这种情况下乌鸦被冠以“孝鸟”之名，《说文解字》直接就说“乌，孝鸟也”。
《春秋原命苞》更是说：火流为乌。乌，孝鸟。阳精，天意，乌在日中，从天以照孝也。
这个解释实际上已经把乌鸦从祥鸟到神鸟再到孝鸟的因由都解释了一遍，甚至《本草纲目·禽·慈鸟》中还有“此乌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的记载。
然而有意思的是，迄今为此科学家都没观察到乌鸦有反哺行为，可见乌鸦作为孝鸟的形象有多深入人心。
其中把乌鸦形象真正推向高潮的应该是西汉时期《神乌赋》（作者不详），在该文中，乌鸦被塑造为一个正直仁义、敢作敢为，拥有完美情操和品德的人（鸟），并严格遵从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可以说它就是真正的“正人君子”形象。
此处不仅令乌鸦有了“仁义之鸟”的美名，更令当时的帝王奉乌鸦为神鸟，各地官员争相进贡。然而华夏民族的一场灾难，却彻底改变了乌鸦在中国的地位，那就是“二王北狩，靖康之耻”。
在南宋范浚的《杂兴诗》中有两句话“南人喜鹊而恶乌，北人喜乌而恶鹊”，身为南方人的理学大家朱熹甚至直接说“乌，黑色，不详之物，人所恶见者也。所见无非此物，则国将危乱可知”。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在宋朝之前，我们从未在任何记载中听到说南方人讨厌乌鸦的，在唐代的时候还有诸多南人咏鸦，褒奖乌鸦的诗词，例如作为典型南方人的杜甫就有“丈人屋上乌，人好乌亦好”之句。
那是什么原因在短短时间里导致了南方人在短短时间把神鸟说成是恶鸟，丧鸟呢？目前能够归结的只能是宋代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北方长期受到辽金等外族的入侵和威胁，然后宋廷却只知各地赔偿，纳币称臣。
为此大量北人迁到南方，特别是宋室南移之后，南方逐渐成中原文明的中心。再加上宋朝理学反对荒诞浮夸之风，而作为理学鼻祖的周敦颐和集大成者的朱熹都是南方人，则对起源于太阳崇拜的“神鸟乌鸦”更为厌恶。
说白了对一直站在神鸟顶端的乌鸦进行批判，有助于传播当时理学的观念。更直白一点就是“枪打出头鸟”。这是在文人阶层中的因素，早在唐代白居易的《答元郎中、杨员外喜乌见寄》中有“故人锦帐郎，闻乌笑相迎。
疑乌报消息，望我归乡里”之句，说明唐代以后乌鸦还代表着“思乡”属性。但是南宋之后，迁徙到南方的北方人再见乌鸦，叫他们怎么思乡？怎么思故人？故人皆不在，乡土已成灰，于是逐渐把这些喜庆转变为哀怨。
正所谓“爱屋及乌”，恨屋当然也及乌。靖康之耻后，中原王朝的话语权逐渐掌握到了南人手中，乌鸦从一只各地官员争相进贡的华夏第一神鸟变为人人皆恶之的丧鸟，也是令人唏嘘的不行。
虽然“乌啼兆凶”一直影响着现代人们的印象。但是回溯中国的历史长河，乌鸦并不总具有负面的意涵，从原始先民“阳乌载日”的神鸟，到秦汉之际的“孝鸟”，再到宋朝之后的“恶俗之鸟”，反应了时代和社会文化的变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长的好看真的非常重要。
在汉语中我们有“天下乌鸦一般黑”、“彩凤随鸦”、“乌合之众”等以乌鸦为名的贬义词；但是在日本乌鸦却是神圣的，是神的使者，比如《古事记》中记载了八咫乌受天照大神派遣，引领神武天皇开启大和国的故事。
然而你不知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或者说南宋之前乌鸦在中国一直都是神鸟，祥鸟的象征，其中就有“乌鸦报喜，始有周兴”和“乌鸦反哺”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就对乌鸦从神鸟到恶鸟的这一历史过程的转变，进行简单的探讨。
乌鸦形象在我国文化中的体现最早是巫师用来作为占卜的方式之一，也就是“鸟占”。例如《左传》中记载了庄公二十八年的时候楚国攻打郑国，众诸侯前来解救。
郑国斥候禀报说在楚国大帐上看到了乌鸦，于是郑国就停止了出逃，因为巫师断定其余诸侯能够解救郑国。
这点实际上和满族对乌鸦的崇拜也息息相关，因为乌鸦和军事联系在一起的例子在先秦时期可谓枚不胜举，而当年努尔哈赤打天下的时候，就频频传出乌鸦为后金大军指路的故事，因此乌鸦在满族中被视为祥鸟。
有时候乌鸦和巫师的形象也会是合二为一，例如著名的战国时期清华简中，就有一则叫做《赤鸠之集汤之屋》的小故事，里面讲述了被成汤下诅咒的伊尹被一群能开口说话，会算命行医的乌巫解救的故事，它们甚至还医好了夏后的病。
这就是中国文化中最早的乌鸦形象，不过这个时候的乌鸦并无关好坏，无贬无褒，只是单纯作为一个文化形象罢了。到了战国时期，乌鸦开始有了其凶吉的象征意义。
最早的应该是《墨子·非攻下》中“赤乌衔珪，降周之岐社”，这就是著名的“乌鸦报喜，始有周兴”，在《吕氏春秋》、《尚书》、《史记》中皆有此记载，也可以说“赤乌”是乌鸦作为祥鸟的第一个意象，所代表的是王朝更迭和兴盛。
这里要插一句的是，屈原在《九章·涉江》中说“燕雀乌鹊，巢堂坛兮……腥臊并御”，这里说乌鸦有腥臊味只是它的客观属性。
很多人说乌鸦在先秦时期有凶吉两种象征，实际上除此以外并没有更多的记载，可以说汉代以前乌鸦就是祥鸟。而到了汉代以后，乌鸦祥鸟的寓意开始达到顶峰，甚至延伸除了神鸟，孝鸟的形象。
首先是《山海经》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三足乌”形象，作为太阳崇拜最出名的意象，三足乌一直以来都是最著名的神鸟之一。实际上三足乌的形象我们还可以跟先秦时期报喜周兴的赤鸟联系在一起，因为太阳光为赤色。
而太阳崇拜是最早且最重要的崇拜之一（各种文化中都是），于是便有了赤鸟作为吉祥鸟的形象。而到了汉代成书的《山海经》里面又把这一形象更具体化，或者说单独出来，于是有了大名鼎鼎的神鸟“三足乌“，乌鸦正式位列仙班。
我们知道汉代是首先提出“以孝治天下”，以“孝”来巩固阶层统治的王朝，不仅当官要“举孝廉”，就是帝王的谥号也纷纷标以“孝”字。在这种情况下乌鸦被冠以“孝鸟”之名，《说文解字》直接就说“乌，孝鸟也”。
《春秋原命苞》更是说：火流为乌。乌，孝鸟。阳精，天意，乌在日中，从天以照孝也。
这个解释实际上已经把乌鸦从祥鸟到神鸟再到孝鸟的因由都解释了一遍，甚至《本草纲目·禽·慈鸟》中还有“此乌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的记载。
然而有意思的是，迄今为此科学家都没观察到乌鸦有反哺行为，可见乌鸦作为孝鸟的形象有多深入人心。
其中把乌鸦形象真正推向高潮的应该是西汉时期《神乌赋》（作者不详），在该文中，乌鸦被塑造为一个正直仁义、敢作敢为，拥有完美情操和品德的人（鸟），并严格遵从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可以说它就是真正的“正人君子”形象。
此处不仅令乌鸦有了“仁义之鸟”的美名，更令当时的帝王奉乌鸦为神鸟，各地官员争相进贡。然而华夏民族的一场灾难，却彻底改变了乌鸦在中国的地位，那就是“二王北狩，靖康之耻”。
在南宋范浚的《杂兴诗》中有两句话“南人喜鹊而恶乌，北人喜乌而恶鹊”，身为南方人的理学大家朱熹甚至直接说“乌，黑色，不详之物，人所恶见者也。所见无非此物，则国将危乱可知”。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在宋朝之前，我们从未在任何记载中听到说南方人讨厌乌鸦的，在唐代的时候还有诸多南人咏鸦，褒奖乌鸦的诗词，例如作为典型南方人的杜甫就有“丈人屋上乌，人好乌亦好”之句。
那是什么原因在短短时间里导致了南方人在短短时间把神鸟说成是恶鸟，丧鸟呢？目前能够归结的只能是宋代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北方长期受到辽金等外族的入侵和威胁，然后宋廷却只知各地赔偿，纳币称臣。
为此大量北人迁到南方，特别是宋室南移之后，南方逐渐成中原文明的中心。再加上宋朝理学反对荒诞浮夸之风，而作为理学鼻祖的周敦颐和集大成者的朱熹都是南方人，则对起源于太阳崇拜的“神鸟乌鸦”更为厌恶。
说白了对一直站在神鸟顶端的乌鸦进行批判，有助于传播当时理学的观念。更直白一点就是“枪打出头鸟”。这是在文人阶层中的因素，早在唐代白居易的《答元郎中、杨员外喜乌见寄》中有“故人锦帐郎，闻乌笑相迎。
疑乌报消息，望我归乡里”之句，说明唐代以后乌鸦还代表着“思乡”属性。但是南宋之后，迁徙到南方的北方人再见乌鸦，叫他们怎么思乡？怎么思故人？故人皆不在，乡土已成灰，于是逐渐把这些喜庆转变为哀怨。
正所谓“爱屋及乌”，恨屋当然也及乌。靖康之耻后，中原王朝的话语权逐渐掌握到了南人手中，乌鸦从一只各地官员争相进贡的华夏第一神鸟变为人人皆恶之的丧鸟，也是令人唏嘘的不行。
虽然“乌啼兆凶”一直影响着现代人们的印象。但是回溯中国的历史长河，乌鸦并不总具有负面的意涵，从原始先民“阳乌载日”的神鸟，到秦汉之际的“孝鸟”，再到宋朝之后的“恶俗之鸟”，反应了时代和社会文化的变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长的好看真的非常重要。
【#重大考古发现# ，#5300年前# ！】为持续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位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双槐树遗址连续进行了考古工作，近来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
经考古勘探发掘和科学测年确认，双槐树遗址是一处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多位知名考古学家现场实地考察和研讨论证，认为双槐树遗址为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
双槐树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遗址被三重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发现有对外通道。内壕周长约1000米，上口宽约7.5米，深6.15米。发现有疑似吊桥的内壕出口遗迹。中壕周长约1500余米，上口宽30.5米，深9米。在其北部发现有宽达10米的道路出口。外壕残存周长约1600余米，上口宽17.2米，深10.5米。在外壕的东南、西南分别发现外壕出口的道路各一条。宽大的壕沟显然具有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
大型中心居址区位于内环壕的北部正中。在居址南部修建有两道围墙，主体长约370多米，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封闭的半月形结构，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两道墙体在中心居址的东南端呈拐直角相连接，在拐弯处和东端35米距离范围内各发现门道1处，两处门道位置明显错位，形成较为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
此区域内目前发现4排带有巷道的大型房址，房址之间建有通道；房址前均分布有两排间距、直径基本一致的柱洞，应为房屋前的廊柱遗存。特别是第二排中间的房址F12，面积达220平方米，在房子的前面发现了以9个陶罐摆放的北斗九星图案遗迹，在建筑中心发现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位置在北斗九星上端，北极附近。
大型夯土基址。该基址位于内壕中部，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该基址建设使用具有相当的时间跨度，其中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有2400多平方米，第三层有一座建筑基础面阔竟达15间。
大型版筑遗迹夯土保存较好，部分夯土厚度达2米多，残存的夯土最宽处仍有9米左右，已发现的部分长度达100多米。该遗迹采用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土木工艺法式——版筑法。该版筑遗迹与大型夯土基址的具体关联为何，值得下一步发掘工作高度关注。
遗址内发现3处墓葬区。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分布在遗址西北部、内环壕内侧、外壕与中壕之间3个区域，均呈排状分布。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这批墓葬是目前已知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布局结构最为完整、最具规划性的墓葬区。
墓葬区内发现夯土祭台遗迹3处。特别是第二区祭坛，是该遗址3座祭坛面积最大的。其位于整个遗址的中轴线，该遗址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墓葬均位于这一夯土祭台附近，从土台上有两个柱础等现象判断，祭坛上原来可能埋藏有两个高大木柱。
为探索夏商周宫室制度源头提供早期关键资料
三重环壕组成的严密防御设施，在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繁荣时期共存，连同融合北斗九星图案的重要建筑等遗迹，表明双槐树人在聚落布局中高度重视礼仪化设计思维，可能并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观。
双槐树遗址连附近青台遗址的“北斗九星”大型遗迹及有关建筑，既是科学的天文遗迹，也明显具有特殊的人文含义。这些高等级的人文与天文遗迹融合的现象，应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
双槐树遗址还出土有我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它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与青台遗址、汪沟村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从事养蚕缫丝。这一时期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并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从这一角度讲，位于黄河流域中心的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
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巨型中心居址，其规模、布局结构和相关建筑的礼仪性质也都已初具中国文明化社会早期大型宫室建筑的特征。
大型夯土基址，面积巨大，多次建设使用。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是目前国内同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单座建筑基础。位于第三层的面阔15开间的大型建筑则已初步具备了大型宫殿建筑的特征。
这些重大发现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大型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早期关键资料。
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两道具有防御功能的围墙及两处位置错位分布的门道和加厚围墙的防御性设计，构成我国古代都城颇具特色的城门防御性设施——瓮城的雏形，对于研究城市这一古代文明构成标志性要素的发展变化过程和历史，具有重大价值。
墓葬区内发现的大型夯土祭坛遗迹，连同青台的祭天坛台，是目前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时期遗址的首次发现。不仅让我们首次看到黄河流域古人祭坛的实物，更利于加强中原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边区域在祭坛文化以至高层礼仪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也利于从更高层面和更广地域探讨中国古代精神层面的多元一体化问题。
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过程的一把钥匙
双槐树遗址重要考古发现，成为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过程的一把关键钥匙，为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高标准建设黄河文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面讲好仰韶文化、黄河文化故事，系统展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延续不断的特点，提供了重要和基础性的学术支撑。
双槐树遗址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秦王寨、伏羲台和洛阳的苏羊、土门、妯娌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政治文明核心聚落群和唯一的大型城址群。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距今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也以考古学的实证材料表明在距今5300年前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双槐树遗址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表明，以其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发展模式”，崇尚中心和文化包容、重视军权、王权，重视民生，重视农桑，重视人口发展、重视发展生产力、追求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更多地投入社会再生产。这一模式的主体在后代被主流政治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为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
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性思维，具有引领性的文明发展模式，规模宏大的高等级建筑，严谨有序的聚落布局，中国地理中心最早城市群中的核心位置等，双槐树遗址考古发现所表现的这些内涵，尤其是其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尤其是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思想的高度关联，以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袭和发扬。
经考古勘探发掘和科学测年确认，双槐树遗址是一处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多位知名考古学家现场实地考察和研讨论证，认为双槐树遗址为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
双槐树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遗址被三重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发现有对外通道。内壕周长约1000米，上口宽约7.5米，深6.15米。发现有疑似吊桥的内壕出口遗迹。中壕周长约1500余米，上口宽30.5米，深9米。在其北部发现有宽达10米的道路出口。外壕残存周长约1600余米，上口宽17.2米，深10.5米。在外壕的东南、西南分别发现外壕出口的道路各一条。宽大的壕沟显然具有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
大型中心居址区位于内环壕的北部正中。在居址南部修建有两道围墙，主体长约370多米，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封闭的半月形结构，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两道墙体在中心居址的东南端呈拐直角相连接，在拐弯处和东端35米距离范围内各发现门道1处，两处门道位置明显错位，形成较为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
此区域内目前发现4排带有巷道的大型房址，房址之间建有通道；房址前均分布有两排间距、直径基本一致的柱洞，应为房屋前的廊柱遗存。特别是第二排中间的房址F12，面积达220平方米，在房子的前面发现了以9个陶罐摆放的北斗九星图案遗迹，在建筑中心发现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位置在北斗九星上端，北极附近。
大型夯土基址。该基址位于内壕中部，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该基址建设使用具有相当的时间跨度，其中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有2400多平方米，第三层有一座建筑基础面阔竟达15间。
大型版筑遗迹夯土保存较好，部分夯土厚度达2米多，残存的夯土最宽处仍有9米左右，已发现的部分长度达100多米。该遗迹采用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土木工艺法式——版筑法。该版筑遗迹与大型夯土基址的具体关联为何，值得下一步发掘工作高度关注。
遗址内发现3处墓葬区。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分布在遗址西北部、内环壕内侧、外壕与中壕之间3个区域，均呈排状分布。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这批墓葬是目前已知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布局结构最为完整、最具规划性的墓葬区。
墓葬区内发现夯土祭台遗迹3处。特别是第二区祭坛，是该遗址3座祭坛面积最大的。其位于整个遗址的中轴线，该遗址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墓葬均位于这一夯土祭台附近，从土台上有两个柱础等现象判断，祭坛上原来可能埋藏有两个高大木柱。
为探索夏商周宫室制度源头提供早期关键资料
三重环壕组成的严密防御设施，在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繁荣时期共存，连同融合北斗九星图案的重要建筑等遗迹，表明双槐树人在聚落布局中高度重视礼仪化设计思维，可能并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观。
双槐树遗址连附近青台遗址的“北斗九星”大型遗迹及有关建筑，既是科学的天文遗迹，也明显具有特殊的人文含义。这些高等级的人文与天文遗迹融合的现象，应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
双槐树遗址还出土有我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它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与青台遗址、汪沟村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从事养蚕缫丝。这一时期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并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从这一角度讲，位于黄河流域中心的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
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巨型中心居址，其规模、布局结构和相关建筑的礼仪性质也都已初具中国文明化社会早期大型宫室建筑的特征。
大型夯土基址，面积巨大，多次建设使用。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是目前国内同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单座建筑基础。位于第三层的面阔15开间的大型建筑则已初步具备了大型宫殿建筑的特征。
这些重大发现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大型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早期关键资料。
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两道具有防御功能的围墙及两处位置错位分布的门道和加厚围墙的防御性设计，构成我国古代都城颇具特色的城门防御性设施——瓮城的雏形，对于研究城市这一古代文明构成标志性要素的发展变化过程和历史，具有重大价值。
墓葬区内发现的大型夯土祭坛遗迹，连同青台的祭天坛台，是目前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时期遗址的首次发现。不仅让我们首次看到黄河流域古人祭坛的实物，更利于加强中原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边区域在祭坛文化以至高层礼仪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也利于从更高层面和更广地域探讨中国古代精神层面的多元一体化问题。
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过程的一把钥匙
双槐树遗址重要考古发现，成为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过程的一把关键钥匙，为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高标准建设黄河文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面讲好仰韶文化、黄河文化故事，系统展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延续不断的特点，提供了重要和基础性的学术支撑。
双槐树遗址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秦王寨、伏羲台和洛阳的苏羊、土门、妯娌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政治文明核心聚落群和唯一的大型城址群。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距今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也以考古学的实证材料表明在距今5300年前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双槐树遗址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表明，以其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发展模式”，崇尚中心和文化包容、重视军权、王权，重视民生，重视农桑，重视人口发展、重视发展生产力、追求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更多地投入社会再生产。这一模式的主体在后代被主流政治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为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
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性思维，具有引领性的文明发展模式，规模宏大的高等级建筑，严谨有序的聚落布局，中国地理中心最早城市群中的核心位置等，双槐树遗址考古发现所表现的这些内涵，尤其是其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尤其是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思想的高度关联，以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袭和发扬。
《史记》中的30句名言，句句经典，古人的大智慧，受益无穷！
1.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释：天下吵吵嚷嚷，都是为私利而来；天下拥挤奔忙，都是为私利而往。
2.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释：桃树和李树不招引人，但人们会在它下面走来走去，自然而然地走出一条小路。比喻人只要真诚、忠实，就能感动别人。
3.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
释： 把鸟打尽了，打完了，那良弓就没有用处了；兔子已死，那狗也没用了，不如烹了吃掉；攻陷了敌国，将臣也就没用了，可以杀掉了。指一个人失去了利用价值，就可能会落得很惨的下场。
4.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
释：因权势利益而结合的朋友．一旦权尽利绝，交情就会疏远。
5.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释：众口一词，能把金石熔化；多次诽谤，能把人才毁灭。
6.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释：原指商人廉价收买滞销物品，待涨价卖出以获取厚利。后用来表示自己的志趣、见地与他人不同。
7.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释：意指家财富有的人常自珍爱，不自蹈险地。
8.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释：应当采取果断行动时没有果断采取，贻误了时机，反而会遭受到祸乱。
9.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释：一千张羊皮也不如一张狐狸皮；众多唯唯诺诺之人，不如一名诤谏之士可贵。
10.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
释：相马者往往因为马瘦而看错马的材质，相人者往往因为人穷而忽略人的才能。
11.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
释：能做的人未必能说，能说的人未必能做。
12.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释：聪明的人在上千次考虑中，总会有一次失误；愚蠢的人在上千次考虑中，总会有一次收获。
13.前虑不定，后有大患。
释：做事之前考虑不成熟，到后来就可能发生大灾祸。
14.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
释：谋求小节的人不能成就荣耀的名声，以小耻为耻的人不能建立大的功业。
15.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
释：家庭贫穷就想到应有贤良的妻子，国家混乱就想到要有贤能的宰相。
16.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释：运筹谋划于帷帐之中，而能决定胜利于千里以外。
17.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释：燕雀怎么能知道鸿鹄的远大志向，比喻平凡的人哪里知道英雄人物的志向。
18.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释：那些称王侯拜将相的人，天生就是好命、贵种吗？
19.富而不骄，贵而不舒。
释：很富有但不趾高气扬，富贵了也不和自己以前的亲朋好友疏远怠慢。
20.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
释：善于用兵打仗的将领，不用自己的短处去攻击敌人的长处，而是以自己的长处去攻击敌人的短处。
21.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
释：生杀大权掌握在别人手里，自己处在被宰割的地位。
22.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
释：得到一百斤黄金，不如得到季布一句表示允诺的话。形容季布信守诺言的可贵。
23.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释：生死关头，才能看出友情的忠贞与否；在贫富变化的时候，才能看出友情的深浅；在得势与失势的变化中，才能考验出友情的真假。
24.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释：男人愿意为赏识自己的人献身，女人愿意为欣赏自己的人精心妆扮。
25.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
释：骏马徘徊不进，不如劣马稳步向前。比喻做大事的人，不要受细小的事情所羁绊，做事情要果断。
26.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释：项庄席间舞剑，企图刺杀刘邦。比喻说话和行动的真实意图别有所指。
27.物有必至，事有固然。
释：事物发展有它必然的归宿，人情世态有它本来的面貌。
28.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释：依靠美德的一定兴旺发达，凭借暴力的必将灭亡。
29.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
释：意指将领在军队中指挥作战，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
30.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释：鸟将要死去的时候，它的鸣叫声是悲哀的；而人将要去世之时，他的话语是善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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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释：天下吵吵嚷嚷，都是为私利而来；天下拥挤奔忙，都是为私利而往。
2.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释：桃树和李树不招引人，但人们会在它下面走来走去，自然而然地走出一条小路。比喻人只要真诚、忠实，就能感动别人。
3.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
释： 把鸟打尽了，打完了，那良弓就没有用处了；兔子已死，那狗也没用了，不如烹了吃掉；攻陷了敌国，将臣也就没用了，可以杀掉了。指一个人失去了利用价值，就可能会落得很惨的下场。
4.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
释：因权势利益而结合的朋友．一旦权尽利绝，交情就会疏远。
5.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释：众口一词，能把金石熔化；多次诽谤，能把人才毁灭。
6.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释：原指商人廉价收买滞销物品，待涨价卖出以获取厚利。后用来表示自己的志趣、见地与他人不同。
7.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释：意指家财富有的人常自珍爱，不自蹈险地。
8.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释：应当采取果断行动时没有果断采取，贻误了时机，反而会遭受到祸乱。
9.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释：一千张羊皮也不如一张狐狸皮；众多唯唯诺诺之人，不如一名诤谏之士可贵。
10.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
释：相马者往往因为马瘦而看错马的材质，相人者往往因为人穷而忽略人的才能。
11.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
释：能做的人未必能说，能说的人未必能做。
12.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释：聪明的人在上千次考虑中，总会有一次失误；愚蠢的人在上千次考虑中，总会有一次收获。
13.前虑不定，后有大患。
释：做事之前考虑不成熟，到后来就可能发生大灾祸。
14.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
释：谋求小节的人不能成就荣耀的名声，以小耻为耻的人不能建立大的功业。
15.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
释：家庭贫穷就想到应有贤良的妻子，国家混乱就想到要有贤能的宰相。
16.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释：运筹谋划于帷帐之中，而能决定胜利于千里以外。
17.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释：燕雀怎么能知道鸿鹄的远大志向，比喻平凡的人哪里知道英雄人物的志向。
18.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释：那些称王侯拜将相的人，天生就是好命、贵种吗？
19.富而不骄，贵而不舒。
释：很富有但不趾高气扬，富贵了也不和自己以前的亲朋好友疏远怠慢。
20.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
释：善于用兵打仗的将领，不用自己的短处去攻击敌人的长处，而是以自己的长处去攻击敌人的短处。
21.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
释：生杀大权掌握在别人手里，自己处在被宰割的地位。
22.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
释：得到一百斤黄金，不如得到季布一句表示允诺的话。形容季布信守诺言的可贵。
23.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释：生死关头，才能看出友情的忠贞与否；在贫富变化的时候，才能看出友情的深浅；在得势与失势的变化中，才能考验出友情的真假。
24.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释：男人愿意为赏识自己的人献身，女人愿意为欣赏自己的人精心妆扮。
25.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
释：骏马徘徊不进，不如劣马稳步向前。比喻做大事的人，不要受细小的事情所羁绊，做事情要果断。
26.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释：项庄席间舞剑，企图刺杀刘邦。比喻说话和行动的真实意图别有所指。
27.物有必至，事有固然。
释：事物发展有它必然的归宿，人情世态有它本来的面貌。
28.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释：依靠美德的一定兴旺发达，凭借暴力的必将灭亡。
29.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
释：意指将领在军队中指挥作战，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
30.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释：鸟将要死去的时候，它的鸣叫声是悲哀的；而人将要去世之时，他的话语是善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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