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
接到病危通知时哥哥跟我说，妈妈等不到你隔离三周后出来了。那之后母亲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坚持了一个礼拜，也许她在等我，这个想法让我悲痛欲绝。
最后的日子哥哥昼夜陪着母亲一起煎熬，几乎没有睡觉。我在大洋的另一边无能为力，我能看见死神穿着黑色斗篷的身影，坐在母亲的床边，我也好想去坐在她的床边，拉住她的手。
此生第一个爱我的，也是我第一个爱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受难，我却没有在她身边。人怎么可能从这样的遗憾中走出来？
母亲在今年二月被确诊为淋巴癌，我于大年三十傍晚赶到上海。五月底我离开的时候，她挺过了化疗，病情好转了不少。中秋节母亲还跟几位老同学们聚了会，照片上她笑容满面。但到九月底她又因严重感染和轻度心衰入院，我在十月初再次飞回上海。万万没想到我刚离开她三周，她就走了。
最后一次跟母亲一起，我们并排坐在病房里，我在用手机匆匆忙忙给人回邮件，余光里，我感觉母亲在看着我，就跟她说，这是工作，我马上就好了。她开始轻轻拍我的腿，好像在安抚我，唱起一首摇篮曲：“睡吧，小宝贝，你的啊妈妈就在身边，梦中你会得到礼物，糖啊饼干啊随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你去到天宫……” ，她拍我的手因风湿关节炎变了形，却仍然那么温柔，我眼睛湿润了，情不自禁放下手机跟她一起哼唱。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首歌，我大概三岁，躺在父母的床上，昏暗的光线里母亲的轮廓模模糊糊，只有她的温度、气息和轻柔的歌声在回旋…… 那令人迷幻的时刻，是我最早的对美的体验。
另一个儿时的幸福记忆是母亲为我挖耳朵。我们坐在大床上，母亲附在我的身边，一只手轻轻把我耳朵拉高，另一只手用一把竹子的耳耙子全神贯注地掏。她的动作很轻，弄得我很痒，但是我无比享受那些时刻她给我的百分之一百的关注。
后来文革开始了，母亲变得忧伤，走过我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我。见她这样，我也会忧伤起来。偶尔母亲在快乐些的时候，会为我和哥哥剪纸、叠纸工、做动画。她会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折叠以后用剪刀剪，再打开时就出现一长串牵着手的小人，接着她教我们为小人画脸、上色；她会用纸叠出层出不穷的飞禽走兽、桌子椅子、房子小船，再把它们编成奇妙的童话故事；她还会让我和哥哥把本子裁成一厚叠2寸的方块纸，她在每一张上画上一个男孩和一只皮球，然后拿起那叠纸，用拇指跟洗牌那样拨弄，一个孩子在拍皮球的动画就奇迹般地出现了。
一位母亲过去的同学和同事告诉我，你妈妈最突出的是她的想象力，她的创造性思维。她一分配到教研组就把“传出神经系统药理”编成一本剧本，跟另外一位同学合作拍了一部动画片。因为拍得好，所以后来在全中国使用。也许我长大后对用声画讲故事的兴趣，就是母亲从小在我心灵里播下的种子。
我和哥哥都喜欢跟母亲聊天，不在一起的时候常跟她煲电话粥。她会跟我讲正在弹的曲子或者阅读的书籍。母亲的阅读范围很广，中文、英文的书都读得很多——从医学文献到畅销小说，无奇不有。父母家中，有两面墙都是书架。她七十八、九岁的时候，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感到震惊和兴奋，在电话里感叹道，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本书能够这样写人的本质，这样写欲望，人真是一个悲剧动物啊。我听了哑口无言，同时也觉得骄傲——不是每个人的老妈读完《洛丽塔》都会有这样精辟的反应的。慢慢的，随着母亲失忆症的加深，我们的电话就越打越短，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问，你几时回来啊？聊了几句后她又会问，你几时回来啊？
母亲非常期待看见我，尤其是在她住院的时期。但是我在病房陪她的时候，她常说，你很忙的，快走吧，不要在这里把时间都浪费掉了。我会说，我就是来陪你的，没有工作。她又会突然为我担心，说，怎么会没有工作了呢？没有工作你怎么办？母亲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在为孩子着想。有一次，父亲交完一笔昂贵的治疗费用后，说起他在用哥哥的钱付日常生活费，本来神志恍惚的母亲突然睁开眼睛，严厉地说，你怎么可以用陈川的钱？我不要治病了，这样治疗一点意义也没有。父亲说，这是暂时的，我去了银行就会还给他的。她这才放心。
大约从八年前开始，母亲渐渐失忆，我就觉得在渐渐地失去她。人其实就是记忆和时间，这两样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吃喝拉撒睡，供养着躯体，让记忆和时间有落脚的地方。老年性失忆是没得治的，我唯有多抽空回去探望她。母亲过85生日那天，我和哥哥都在上海陪她。我们知道她最喜欢唱苏联和美国的老歌，就在手机里放了音乐让她唱。母亲乐感很好，有一副美丽的歌喉，85岁仍然音准，英文和俄文的发音也字正腔圆。午饭的时候，她完全忘记了上午唱歌的事，但是那天她一直哼着那些调子，非常快乐。也许记忆里最后消失的就是感情和音乐。
音乐是母亲与记忆之间的纽带，只要有力气的时候她就不停地唱，二十年代的爱尔兰民歌、三四十年代的中美流行歌、五十年代的苏联歌、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歌曲，她轮番唱。让我联想到美国电影里看到的，那些路边咖啡店、酒吧或者台球室里的老式点唱机，你投一枚硬币选一首歌，它就开始唱。有几次她跟我说，这支歌你会的，我们一起唱。我说，还是你唱我欣赏吧，我走音，太难听了。她说，这样正好，我们双重唱好了。她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我手机里面存有上百条母亲唱歌弹琴的录像。也许我一直在下意识地企图留住她，或者在为终将的失去做心理准备。
我打开母亲15年前钢琴演奏的录像，那是东方电视台《精彩老朋友》转播的一场钢琴比赛，评委是孔祥东，刘诗昆，陈刚，石叔诚和苏彬。初赛时母亲弹了《夜莺》，总分为99.256，决赛时她弹了《圣母颂》，总分为98.866，得了老年组的第一名。母亲没有为任何人表演，就跟在家里弹琴那样认真和虔诚，只为了自己和上帝，为了欣喜和净化。观众的掌声突然把她拉回现场，评委给分时她腼腆地笑了。那是我十分熟悉的表情，每次我夸奖她唱的好或者弹得好，她都会这样脸红地笑。最近有人问我对正在流行的“少女感”一词有什么想法，人们是指皮肤的光洁和皮下的胶原蛋白，可我一听到那个词，马上想到母亲，她那不可腐蚀的纯洁和真，比我见过的许多少女都更有“少女感”。
我为了了解母亲的失忆症，买了一本哥伦比亚大学脑神经专家写的《错乱的头脑》，我从书里得知母亲的失忆是大脑海马体的萎缩，而人的情绪产生于杏仁核——大脑的另一个部位部位。但是我更愿意想象，爱和音乐是储存在海马体、杏仁核以外的一个神秘地带，跟灵魂和梦在一起。我更愿想象母亲去了那个美丽的维度……
……近近远远的记忆围绕着我，像无数个萤火虫在黑夜里闪烁，每一只都是母亲的灵魂。
眼泪这么滚烫，文字这么苍白。
接到病危通知时哥哥跟我说，妈妈等不到你隔离三周后出来了。那之后母亲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坚持了一个礼拜，也许她在等我，这个想法让我悲痛欲绝。
最后的日子哥哥昼夜陪着母亲一起煎熬，几乎没有睡觉。我在大洋的另一边无能为力，我能看见死神穿着黑色斗篷的身影，坐在母亲的床边，我也好想去坐在她的床边，拉住她的手。
此生第一个爱我的，也是我第一个爱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受难，我却没有在她身边。人怎么可能从这样的遗憾中走出来？
母亲在今年二月被确诊为淋巴癌，我于大年三十傍晚赶到上海。五月底我离开的时候，她挺过了化疗，病情好转了不少。中秋节母亲还跟几位老同学们聚了会，照片上她笑容满面。但到九月底她又因严重感染和轻度心衰入院，我在十月初再次飞回上海。万万没想到我刚离开她三周，她就走了。
最后一次跟母亲一起，我们并排坐在病房里，我在用手机匆匆忙忙给人回邮件，余光里，我感觉母亲在看着我，就跟她说，这是工作，我马上就好了。她开始轻轻拍我的腿，好像在安抚我，唱起一首摇篮曲：“睡吧，小宝贝，你的啊妈妈就在身边，梦中你会得到礼物，糖啊饼干啊随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你去到天宫……” ，她拍我的手因风湿关节炎变了形，却仍然那么温柔，我眼睛湿润了，情不自禁放下手机跟她一起哼唱。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首歌，我大概三岁，躺在父母的床上，昏暗的光线里母亲的轮廓模模糊糊，只有她的温度、气息和轻柔的歌声在回旋…… 那令人迷幻的时刻，是我最早的对美的体验。
另一个儿时的幸福记忆是母亲为我挖耳朵。我们坐在大床上，母亲附在我的身边，一只手轻轻把我耳朵拉高，另一只手用一把竹子的耳耙子全神贯注地掏。她的动作很轻，弄得我很痒，但是我无比享受那些时刻她给我的百分之一百的关注。
后来文革开始了，母亲变得忧伤，走过我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我。见她这样，我也会忧伤起来。偶尔母亲在快乐些的时候，会为我和哥哥剪纸、叠纸工、做动画。她会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折叠以后用剪刀剪，再打开时就出现一长串牵着手的小人，接着她教我们为小人画脸、上色；她会用纸叠出层出不穷的飞禽走兽、桌子椅子、房子小船，再把它们编成奇妙的童话故事；她还会让我和哥哥把本子裁成一厚叠2寸的方块纸，她在每一张上画上一个男孩和一只皮球，然后拿起那叠纸，用拇指跟洗牌那样拨弄，一个孩子在拍皮球的动画就奇迹般地出现了。
一位母亲过去的同学和同事告诉我，你妈妈最突出的是她的想象力，她的创造性思维。她一分配到教研组就把“传出神经系统药理”编成一本剧本，跟另外一位同学合作拍了一部动画片。因为拍得好，所以后来在全中国使用。也许我长大后对用声画讲故事的兴趣，就是母亲从小在我心灵里播下的种子。
我和哥哥都喜欢跟母亲聊天，不在一起的时候常跟她煲电话粥。她会跟我讲正在弹的曲子或者阅读的书籍。母亲的阅读范围很广，中文、英文的书都读得很多——从医学文献到畅销小说，无奇不有。父母家中，有两面墙都是书架。她七十八、九岁的时候，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感到震惊和兴奋，在电话里感叹道，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本书能够这样写人的本质，这样写欲望，人真是一个悲剧动物啊。我听了哑口无言，同时也觉得骄傲——不是每个人的老妈读完《洛丽塔》都会有这样精辟的反应的。慢慢的，随着母亲失忆症的加深，我们的电话就越打越短，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问，你几时回来啊？聊了几句后她又会问，你几时回来啊？
母亲非常期待看见我，尤其是在她住院的时期。但是我在病房陪她的时候，她常说，你很忙的，快走吧，不要在这里把时间都浪费掉了。我会说，我就是来陪你的，没有工作。她又会突然为我担心，说，怎么会没有工作了呢？没有工作你怎么办？母亲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在为孩子着想。有一次，父亲交完一笔昂贵的治疗费用后，说起他在用哥哥的钱付日常生活费，本来神志恍惚的母亲突然睁开眼睛，严厉地说，你怎么可以用陈川的钱？我不要治病了，这样治疗一点意义也没有。父亲说，这是暂时的，我去了银行就会还给他的。她这才放心。
大约从八年前开始，母亲渐渐失忆，我就觉得在渐渐地失去她。人其实就是记忆和时间，这两样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吃喝拉撒睡，供养着躯体，让记忆和时间有落脚的地方。老年性失忆是没得治的，我唯有多抽空回去探望她。母亲过85生日那天，我和哥哥都在上海陪她。我们知道她最喜欢唱苏联和美国的老歌，就在手机里放了音乐让她唱。母亲乐感很好，有一副美丽的歌喉，85岁仍然音准，英文和俄文的发音也字正腔圆。午饭的时候，她完全忘记了上午唱歌的事，但是那天她一直哼着那些调子，非常快乐。也许记忆里最后消失的就是感情和音乐。
音乐是母亲与记忆之间的纽带，只要有力气的时候她就不停地唱，二十年代的爱尔兰民歌、三四十年代的中美流行歌、五十年代的苏联歌、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歌曲，她轮番唱。让我联想到美国电影里看到的，那些路边咖啡店、酒吧或者台球室里的老式点唱机，你投一枚硬币选一首歌，它就开始唱。有几次她跟我说，这支歌你会的，我们一起唱。我说，还是你唱我欣赏吧，我走音，太难听了。她说，这样正好，我们双重唱好了。她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我手机里面存有上百条母亲唱歌弹琴的录像。也许我一直在下意识地企图留住她，或者在为终将的失去做心理准备。
我打开母亲15年前钢琴演奏的录像，那是东方电视台《精彩老朋友》转播的一场钢琴比赛，评委是孔祥东，刘诗昆，陈刚，石叔诚和苏彬。初赛时母亲弹了《夜莺》，总分为99.256，决赛时她弹了《圣母颂》，总分为98.866，得了老年组的第一名。母亲没有为任何人表演，就跟在家里弹琴那样认真和虔诚，只为了自己和上帝，为了欣喜和净化。观众的掌声突然把她拉回现场，评委给分时她腼腆地笑了。那是我十分熟悉的表情，每次我夸奖她唱的好或者弹得好，她都会这样脸红地笑。最近有人问我对正在流行的“少女感”一词有什么想法，人们是指皮肤的光洁和皮下的胶原蛋白，可我一听到那个词，马上想到母亲，她那不可腐蚀的纯洁和真，比我见过的许多少女都更有“少女感”。
我为了了解母亲的失忆症，买了一本哥伦比亚大学脑神经专家写的《错乱的头脑》，我从书里得知母亲的失忆是大脑海马体的萎缩，而人的情绪产生于杏仁核——大脑的另一个部位部位。但是我更愿意想象，爱和音乐是储存在海马体、杏仁核以外的一个神秘地带，跟灵魂和梦在一起。我更愿想象母亲去了那个美丽的维度……
……近近远远的记忆围绕着我，像无数个萤火虫在黑夜里闪烁，每一只都是母亲的灵魂。
眼泪这么滚烫，文字这么苍白。
雪"中四君子:山茶花[鲜花][鲜花][鲜花][鲜花][赞啊][赞啊]山茶花开，幸福春来(冬月暖阳，花开朵朵，好运连连[鲜花][鲜花][给你小心心][给你小心心]
中学时，读杨朔先生的《茶花赋》，沉浸在先生笔下茶花的绚丽溢彩之中。那一朵朵霞一样的火红，那一丛丛雪一样的洁白，至今还在我的心海，缤纷地摇曳。
[给力][给力]
朋友说，梅、水仙、迎春、山茶，被誉为“雪中四君子”。虽然花姿各异，仪态纷呈，但都有傲雪凌霜之骨，去冬迎春之志，亲物可人之情。
譬如梅花疏影横斜里的暗香，水仙凌波微步时的超然，迎春柔条金盏上的温馨，山茶葳蕤侬艳中的富丽，既为雪中之友，也是报春之使。
然而，“雪中四君子”中，我更喜欢山茶花。中国春节的文化元素，注重热烈、喜庆，流光溢彩、大红大紫、满目生辉，是迎春的主色调。
梅花、水仙、迎春，固然有自身的美质，可惜花朵开得都不大，更适合诗情画意的点缀。如琉璃瓶中屈曲梅影的疏朗，尺幅之间一汪水仙的冰肌，檐楹下一抹迎春绿意融融的柔枝……仿佛是青裙玉容的小家女子，羞赧地掩面于初春的一隅一角。
"山茶花却不是这样：花枝青秀，花色艳丽，花姿优雅；白赛羊脂，红醉酡霞；艳若桃花而不妖，大如牡丹而自敛。“虽是富贵姿，而非妖冶容。岁寒无后凋，也自当春风”。
牡丹国色天香，是因为有盛春明媚阳光的呵护，和风细雨的滋润。而绽放于寒凝大地上的山茶，浴冰雪，迎冽风，茹冷雨，生于贫寒却花开富贵。红色的开得热烈，白色的开得纯洁，金色的开得谦逊……虽无“国花”之名，却蕴“国花”之质。“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象征着祖国的面貌？”
山茶花又名曼陀罗花。传说佛祖说法时，总是拈花微笑。轻轻挥手，佛凡两界便都潇潇洒洒地下起了曼陀罗花雨。每一瓣花雨飘落，都布施一份善缘，种下一枚善果。她“端庄圣洁”的花语，也在情理之中了。
静静地相守山茶花开 ，静静地等待幸福春来。[蜡烛][蜡烛][兔子][兔子] https://t.cn/R2WxHty
中学时，读杨朔先生的《茶花赋》，沉浸在先生笔下茶花的绚丽溢彩之中。那一朵朵霞一样的火红，那一丛丛雪一样的洁白，至今还在我的心海，缤纷地摇曳。
[给力][给力]
朋友说，梅、水仙、迎春、山茶，被誉为“雪中四君子”。虽然花姿各异，仪态纷呈，但都有傲雪凌霜之骨，去冬迎春之志，亲物可人之情。
譬如梅花疏影横斜里的暗香，水仙凌波微步时的超然，迎春柔条金盏上的温馨，山茶葳蕤侬艳中的富丽，既为雪中之友，也是报春之使。
然而，“雪中四君子”中，我更喜欢山茶花。中国春节的文化元素，注重热烈、喜庆，流光溢彩、大红大紫、满目生辉，是迎春的主色调。
梅花、水仙、迎春，固然有自身的美质，可惜花朵开得都不大，更适合诗情画意的点缀。如琉璃瓶中屈曲梅影的疏朗，尺幅之间一汪水仙的冰肌，檐楹下一抹迎春绿意融融的柔枝……仿佛是青裙玉容的小家女子，羞赧地掩面于初春的一隅一角。
"山茶花却不是这样：花枝青秀，花色艳丽，花姿优雅；白赛羊脂，红醉酡霞；艳若桃花而不妖，大如牡丹而自敛。“虽是富贵姿，而非妖冶容。岁寒无后凋，也自当春风”。
牡丹国色天香，是因为有盛春明媚阳光的呵护，和风细雨的滋润。而绽放于寒凝大地上的山茶，浴冰雪，迎冽风，茹冷雨，生于贫寒却花开富贵。红色的开得热烈，白色的开得纯洁，金色的开得谦逊……虽无“国花”之名，却蕴“国花”之质。“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象征着祖国的面貌？”
山茶花又名曼陀罗花。传说佛祖说法时，总是拈花微笑。轻轻挥手，佛凡两界便都潇潇洒洒地下起了曼陀罗花雨。每一瓣花雨飘落，都布施一份善缘，种下一枚善果。她“端庄圣洁”的花语，也在情理之中了。
静静地相守山茶花开 ，静静地等待幸福春来。[蜡烛][蜡烛][兔子][兔子] https://t.cn/R2WxHty
1956年，石寨山6号墓，孙太初发现一个方块状的物体，他刷去上面的泥土，才发现是一枚金印，而印面上刻着四个大字，顿时让他笑出了声，然后忍不住感叹：郭沫若真是神了！
1953年秋，一个古董商人来到云南省博物馆，想要出手几件青铜兵器。专家孙太初看到这几件青铜兵器后，顿时就愣住了，因为它们的形制和纹饰与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兵器完全不同。
孙太初意识到这几件青铜兵器的来历不简单，于是立马请示领导，将那人手上的青铜兵器全买了下来。只是当他问起这些兵器的是怎么来的，那位古董商却连连表示不知道。
此后不久，晋宁县的石寨山，有几个农民在挖坑时挖出了不少青铜器，经过比对，这些青铜器与孙太初之前收购的几件青铜兵器纹饰十分相似，很显然是在同一个地方出土的。
1955年3月，考古专家开始对石寨山正式进行发掘，果不其然，很快他们就发掘出了上百件青铜器。
看着这些造型奇特、纹饰怪异的青铜器，专家们毫无头绪，由于没有发现任何文字，关于这些青铜器的年代、主人等信息，统统一无所知。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一位大人物的到来，为这些青铜器的研究指明了道路。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因出国访问路过昆明，顺便参观了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郭沫若看着这些奇特的文物陷入了沉思，许久之后，他突然说道：“会不会是古滇国的东西？”
这句话仿佛一声惊雷在现场炸开，这个设想太大胆了，此前根本没有人会把这些青铜器和古滇国联系起来，毕竟古滇国在史书中仅寥寥数笔，史学界对它的存在一直争议不断，甚至很多人压根不知道古滇国。
然而当以“博学”著称的郭沫若看到这些与中原文化大相径庭的青铜器后，他立马就想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古滇王国。
郭沫若这一大胆地设想给考古人员指明了方向，让原本毫无目的的发掘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1956年，云南省博物馆对石寨山展开了第二次发掘。
12月28日，在6号墓的墓室里，孙太初在清理棺底时无意间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方块状物体，他顺手拿起来，只见这个方块状物体表面都是泥土，完全看不出它的本来面目。
孙太初拿出一个小刷子，轻轻刷去表面的泥土，映入眼帘的是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印。
金印保存完好，色泽如新，印纽为蛇状盘于印身之上，印身厚度仅有0.7厘米，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4厘米。
印钮与印身为分别铸造后焊接而成，印章整体非常袖珍，重量仅有90克。
当印面上的泥土被擦干净后，只见上面刻着四个篆书汉字：滇王之印。这一刻孙太初感觉全身都在发抖，这枚小小的金印仿佛正绽放耀眼的光芒，为2000年前的古滇王国正名。
这个发现必将震惊考古界，孙太初忍不住哈哈大笑，同时他不得不佩服郭沫若，事实完全印证了他的大胆猜测。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滇王之印的出土与史书互相得到了印证，证实了《史记》中所记载的古滇国真实存在过。
公元前278年，楚国大将庄硚率军攻打滇池地区，在归途中发现后路被秦国所断，只好留在当地，并建立滇国，其都城就在今天的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
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在那里他发现当地竟有不少来自汉朝的蜀布，而这些蜀布却是从身毒（今印度）运过去的。
因此张骞推测，在西南一带，应该有一条通往身毒的通道。这个发现对于汉朝是天大的好消息，因为当时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被匈奴把持，风险极大。
汉武帝派遣使者出使滇国，寻找那条通往身毒的贸易通道。
迎接汉朝使者的是滇王尝羌，面对汉朝使者他问出了一句经典名言：“汉孰与我大？”意思是说，汉朝和我们滇国哪个更大？
这句话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只是后来在传播的过程中，问话的主体从滇国变成了夜郎国，因此有了“夜郎自大”这个略带调侃的成语，夜郎国也算是替滇国背了黑锅。
然而在当时，使者并没有过多反应，只是淡淡地表示，滇国也就与汉朝的一个郡相当。滇王尝羌听后肃然起敬，并热情招待了使者。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兵征讨西南边陲，滇王率领群臣来降，于是汉武帝便赐予滇王一枚金印，滇国从此成为汉朝的藩属国。
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史书中便再无关于滇国的任何记载，滇国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而那枚滇王金印则被历代滇王代代相传，最后被某一任滇王带进坟墓，长埋地下两千余年。
直到1956年12月28日的那个下午，滇王金印重现人间，向我们揭开了那一段真实存在过的历史。
1953年秋，一个古董商人来到云南省博物馆，想要出手几件青铜兵器。专家孙太初看到这几件青铜兵器后，顿时就愣住了，因为它们的形制和纹饰与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兵器完全不同。
孙太初意识到这几件青铜兵器的来历不简单，于是立马请示领导，将那人手上的青铜兵器全买了下来。只是当他问起这些兵器的是怎么来的，那位古董商却连连表示不知道。
此后不久，晋宁县的石寨山，有几个农民在挖坑时挖出了不少青铜器，经过比对，这些青铜器与孙太初之前收购的几件青铜兵器纹饰十分相似，很显然是在同一个地方出土的。
1955年3月，考古专家开始对石寨山正式进行发掘，果不其然，很快他们就发掘出了上百件青铜器。
看着这些造型奇特、纹饰怪异的青铜器，专家们毫无头绪，由于没有发现任何文字，关于这些青铜器的年代、主人等信息，统统一无所知。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一位大人物的到来，为这些青铜器的研究指明了道路。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因出国访问路过昆明，顺便参观了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郭沫若看着这些奇特的文物陷入了沉思，许久之后，他突然说道：“会不会是古滇国的东西？”
这句话仿佛一声惊雷在现场炸开，这个设想太大胆了，此前根本没有人会把这些青铜器和古滇国联系起来，毕竟古滇国在史书中仅寥寥数笔，史学界对它的存在一直争议不断，甚至很多人压根不知道古滇国。
然而当以“博学”著称的郭沫若看到这些与中原文化大相径庭的青铜器后，他立马就想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古滇王国。
郭沫若这一大胆地设想给考古人员指明了方向，让原本毫无目的的发掘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1956年，云南省博物馆对石寨山展开了第二次发掘。
12月28日，在6号墓的墓室里，孙太初在清理棺底时无意间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方块状物体，他顺手拿起来，只见这个方块状物体表面都是泥土，完全看不出它的本来面目。
孙太初拿出一个小刷子，轻轻刷去表面的泥土，映入眼帘的是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印。
金印保存完好，色泽如新，印纽为蛇状盘于印身之上，印身厚度仅有0.7厘米，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4厘米。
印钮与印身为分别铸造后焊接而成，印章整体非常袖珍，重量仅有90克。
当印面上的泥土被擦干净后，只见上面刻着四个篆书汉字：滇王之印。这一刻孙太初感觉全身都在发抖，这枚小小的金印仿佛正绽放耀眼的光芒，为2000年前的古滇王国正名。
这个发现必将震惊考古界，孙太初忍不住哈哈大笑，同时他不得不佩服郭沫若，事实完全印证了他的大胆猜测。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滇王之印的出土与史书互相得到了印证，证实了《史记》中所记载的古滇国真实存在过。
公元前278年，楚国大将庄硚率军攻打滇池地区，在归途中发现后路被秦国所断，只好留在当地，并建立滇国，其都城就在今天的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
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在那里他发现当地竟有不少来自汉朝的蜀布，而这些蜀布却是从身毒（今印度）运过去的。
因此张骞推测，在西南一带，应该有一条通往身毒的通道。这个发现对于汉朝是天大的好消息，因为当时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被匈奴把持，风险极大。
汉武帝派遣使者出使滇国，寻找那条通往身毒的贸易通道。
迎接汉朝使者的是滇王尝羌，面对汉朝使者他问出了一句经典名言：“汉孰与我大？”意思是说，汉朝和我们滇国哪个更大？
这句话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只是后来在传播的过程中，问话的主体从滇国变成了夜郎国，因此有了“夜郎自大”这个略带调侃的成语，夜郎国也算是替滇国背了黑锅。
然而在当时，使者并没有过多反应，只是淡淡地表示，滇国也就与汉朝的一个郡相当。滇王尝羌听后肃然起敬，并热情招待了使者。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兵征讨西南边陲，滇王率领群臣来降，于是汉武帝便赐予滇王一枚金印，滇国从此成为汉朝的藩属国。
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史书中便再无关于滇国的任何记载，滇国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而那枚滇王金印则被历代滇王代代相传，最后被某一任滇王带进坟墓，长埋地下两千余年。
直到1956年12月28日的那个下午，滇王金印重现人间，向我们揭开了那一段真实存在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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