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交流融合丝绸之路上的宝鸡与吐鲁番展#
【围观西周的瓷器】 [心]2018年，在宝鸡市旭光墓地2号墓发现了目前陕西地区年代较早、保存较为完整的一件原始瓷瓿（bù），青铜器中也有铜瓿。
这件原始瓷瓿通高16厘米，由盖与器身两部分组成，器盖像一个碗的样子扣在了器腹上，顶部有两个对称的长条形纽， 器身及器盖施青釉，盖及器身上腹部饰数道弦纹。 [并不简单]原始瓷器目前已知最早出现于夏代，商代为原始瓷器的初步成熟期，原始瓷器在南、北方均有发现，但以浙江地区发现最多，且发展序列完整，演变过程清晰，说明浙江应该是原始瓷器的起源地。旭光 M2 出土的原始瓷瓿很有可能来自南方地区，是中原与东南地区文化交流的一个佐证。（资料来自宝鸡旭光西周墓地发掘简报）
【围观西周的瓷器】 [心]2018年，在宝鸡市旭光墓地2号墓发现了目前陕西地区年代较早、保存较为完整的一件原始瓷瓿（bù），青铜器中也有铜瓿。
这件原始瓷瓿通高16厘米，由盖与器身两部分组成，器盖像一个碗的样子扣在了器腹上，顶部有两个对称的长条形纽， 器身及器盖施青釉，盖及器身上腹部饰数道弦纹。 [并不简单]原始瓷器目前已知最早出现于夏代，商代为原始瓷器的初步成熟期，原始瓷器在南、北方均有发现，但以浙江地区发现最多，且发展序列完整，演变过程清晰，说明浙江应该是原始瓷器的起源地。旭光 M2 出土的原始瓷瓿很有可能来自南方地区，是中原与东南地区文化交流的一个佐证。（资料来自宝鸡旭光西周墓地发掘简报）
（转）以越窑青瓷尤其是秘色瓷为标志的“南青北白”之“南青”，代表了唐五代时期中国青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唐五代耀州窑青瓷在造型、装饰和釉色风格很多方面与越窑青瓷十分相近。 在造型特征上，二者同类器的形体比例相似，例如均有大量斜深腹、底径略大的玉璧型足或圈足碗等；也同时烧造独特风格的器类，如小口曲流的执壶（图一）、套盒 （垒子）（图二） 等。在装饰风格和外部美学特征方面，二者均是以素面较多，釉均多为青灰色，表面光洁明亮，如冰似玉，以釉质釉色呈现美感。两窑虽均少装饰，但划花中的纹样题材也有相近者，如越窑青瓷细线划花中多见的对蝶纹题材也见于耀州窑五代宋初青瓷中。（图三）诸如此类的相似性，已是学界共识，此不赘述［4］。但是深入到工艺的层次，二者却有很大不同。
越窑和耀州窑分属南北方两大工艺体系，原料和燃料不同，窑炉类型不同，这是其最根本的区别。在垫烧和支烧工艺方面，耀州窑唐代为北方三角支垫的工艺体系，五代出现的石英砂粒堆支烧等与越窑泥丸、垫圈支烧有关联却也区别明显；二者釉面风格类似，但呈色机理不同；耀州窑五代青瓷施化妆土，越窑则至始至终都不施化妆土［5］。总之，二者各自呈现出了南北方窑场的工艺特点，差异很大。
认为耀州窑模仿越窑工艺的最有力论据，是耀州窑使用了和越窑近似的M 形匣钵，并且是同期北方地区唯一使用此类匣钵的窑场。
M 形匣钵的得名，是因为其造型剖视为字母“M”状：内有浅弧的钵腹，外有一周竖直伸出的裙壁，将匣钵斜弧的腹体包围。与之相对，北方同期的钵形匣的造型更类似一个深腹钵，其上壁竖直，靠近半腹处直角内折，与斜弧的腹体相接。上下匣钵叠摞时，是以直角内折处相接支撑。容纳器物坯件均为所置放匣钵的腹体部分。
M 形匣钵和钵形匣最大的区别是容纳器物的方式。钵形匣是将器物置于匣钵中，需要留出匣钵与器物及手部（或其他工具） 操作的间隙；而M 形匣钵的优点是上部匣钵往下扣合，手在匣钵外操作，匣与器间不必考虑手的操作空间，这样匣钵可以缩小体积，节省了窑内容积［6］。
晚唐起M 形匣钵在杭州湾南岸一带以越窑为首的窑场中十分流行。越窑此类匣钵剖视为较为工整的M 形，匣钵裙壁直而长，腹浅。（图四） 耀州窑所使用M 形匣钵，其腹的深浅因置放器物的形制而定，碗匣钵腹深、盘匣钵腹浅，匣钵的裙壁少量与腹同深，大多不及腹深，形制更似一漏斗，坯件由其所在的匣钵腹容纳［7］。（图五） 所以，耀州窑与越窑的匣钵只是外形上近似，使用方法上仍等同于北方的钵形匣钵。
总之，从上述分析可见，唐五代耀州窑青瓷在造型装饰上，确与越窑青瓷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在核心技术方面，无论是北方馒头窑的窑炉还是匣钵的使用方式、支烧方式、釉色呈色机理，莫不反映出耀州窑北方瓷器工艺体系的特征。
五代耀州窑青瓷在工艺上出现的新因素，最突出的是采用了施釉裹足的支烧方式与薄俏的胎体及仿金银器的造型，从而走向了精品瓷器的发展之路。这两项工艺，在北方地区都能够追溯到源头。
1.北方釉陶的满釉裹足与三角支垫支烧北方地区满釉支烧在汉代釉陶上就已出现，河南济源、灵宝及西安地区汉墓均发现有满釉支烧的釉陶［8］。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西安汉墓出土的绿釉陶壶和陶瓶，底部满釉，以三个“品”字形分布的条形垫支烧［9］。（图六）唐代满釉釉陶最早的纪年墓资料是663 年唐郑仁泰墓出土的绿釉四系罐，饼足底满釉，并有三个“品”形分布的支烧痕，是裹足满釉与三角支垫组合的支烧方式［10］。（图七）在唐大明宫遗址、黑石号沉船中，都出土有满釉的璧形足、圈足的釉陶碗、盘标本，其时代为中晚唐之际。（图八）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邢窑或巩县窑，虽然也不乏精品青瓷和白瓷，但迄今都未见到满釉裹足的例子，唐三彩的满釉支烧，显然是汉代釉陶满釉工艺的沿袭和发展。
耀州窑与唐长安地区釉陶生产的关联，可以追溯到8 世纪初，经对706 年唐懿德太子墓三彩的胎土用料、唐礼泉坊三彩原料测试，均有来自耀州窑附近者［11］，说明盛唐长安城官方作坊已关注到耀州窑周边的优质陶瓷原料了。最晚8 世纪中期前，耀州窑也开始唐三彩生产，并有高等级建筑方可使用的三彩龙头套兽、釉陶筒瓦等产品［12］。但在耀州窑发现的类似唐大明宫裹足施釉碗的例子，并非釉陶器而是一件唐末五代的青釉玉环足碗［13］，这也进一步说明当时耀州窑青瓷已开始成为精品产业的主要目标。
五代以后，耀州窑青瓷满釉支烧已很普遍，在施满釉的圈足内有三点支烧痕，特征与黑石号白釉绿彩碗和盘足底支烧完全一致，系满釉后三角支垫三足朝上支烧而成。（图九）不同的是，五代耀州窑一匣一器，支烧痕仅见器底圈足内，而黑石号出土满釉器物不仅圈足内有三点支痕，器内底也有，说明仍是叠烧，很可能是用上下两面带支钉的三角垫间隔的叠烧［14］，相比而言，五代耀州窑一匣一器满釉三角支垫支烧，是在精品路线上又前进了一步。
https://t.cn/A6q61298
越窑和耀州窑分属南北方两大工艺体系，原料和燃料不同，窑炉类型不同，这是其最根本的区别。在垫烧和支烧工艺方面，耀州窑唐代为北方三角支垫的工艺体系，五代出现的石英砂粒堆支烧等与越窑泥丸、垫圈支烧有关联却也区别明显；二者釉面风格类似，但呈色机理不同；耀州窑五代青瓷施化妆土，越窑则至始至终都不施化妆土［5］。总之，二者各自呈现出了南北方窑场的工艺特点，差异很大。
认为耀州窑模仿越窑工艺的最有力论据，是耀州窑使用了和越窑近似的M 形匣钵，并且是同期北方地区唯一使用此类匣钵的窑场。
M 形匣钵的得名，是因为其造型剖视为字母“M”状：内有浅弧的钵腹，外有一周竖直伸出的裙壁，将匣钵斜弧的腹体包围。与之相对，北方同期的钵形匣的造型更类似一个深腹钵，其上壁竖直，靠近半腹处直角内折，与斜弧的腹体相接。上下匣钵叠摞时，是以直角内折处相接支撑。容纳器物坯件均为所置放匣钵的腹体部分。
M 形匣钵和钵形匣最大的区别是容纳器物的方式。钵形匣是将器物置于匣钵中，需要留出匣钵与器物及手部（或其他工具） 操作的间隙；而M 形匣钵的优点是上部匣钵往下扣合，手在匣钵外操作，匣与器间不必考虑手的操作空间，这样匣钵可以缩小体积，节省了窑内容积［6］。
晚唐起M 形匣钵在杭州湾南岸一带以越窑为首的窑场中十分流行。越窑此类匣钵剖视为较为工整的M 形，匣钵裙壁直而长，腹浅。（图四） 耀州窑所使用M 形匣钵，其腹的深浅因置放器物的形制而定，碗匣钵腹深、盘匣钵腹浅，匣钵的裙壁少量与腹同深，大多不及腹深，形制更似一漏斗，坯件由其所在的匣钵腹容纳［7］。（图五） 所以，耀州窑与越窑的匣钵只是外形上近似，使用方法上仍等同于北方的钵形匣钵。
总之，从上述分析可见，唐五代耀州窑青瓷在造型装饰上，确与越窑青瓷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在核心技术方面，无论是北方馒头窑的窑炉还是匣钵的使用方式、支烧方式、釉色呈色机理，莫不反映出耀州窑北方瓷器工艺体系的特征。
五代耀州窑青瓷在工艺上出现的新因素，最突出的是采用了施釉裹足的支烧方式与薄俏的胎体及仿金银器的造型，从而走向了精品瓷器的发展之路。这两项工艺，在北方地区都能够追溯到源头。
1.北方釉陶的满釉裹足与三角支垫支烧北方地区满釉支烧在汉代釉陶上就已出现，河南济源、灵宝及西安地区汉墓均发现有满釉支烧的釉陶［8］。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西安汉墓出土的绿釉陶壶和陶瓶，底部满釉，以三个“品”字形分布的条形垫支烧［9］。（图六）唐代满釉釉陶最早的纪年墓资料是663 年唐郑仁泰墓出土的绿釉四系罐，饼足底满釉，并有三个“品”形分布的支烧痕，是裹足满釉与三角支垫组合的支烧方式［10］。（图七）在唐大明宫遗址、黑石号沉船中，都出土有满釉的璧形足、圈足的釉陶碗、盘标本，其时代为中晚唐之际。（图八）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邢窑或巩县窑，虽然也不乏精品青瓷和白瓷，但迄今都未见到满釉裹足的例子，唐三彩的满釉支烧，显然是汉代釉陶满釉工艺的沿袭和发展。
耀州窑与唐长安地区釉陶生产的关联，可以追溯到8 世纪初，经对706 年唐懿德太子墓三彩的胎土用料、唐礼泉坊三彩原料测试，均有来自耀州窑附近者［11］，说明盛唐长安城官方作坊已关注到耀州窑周边的优质陶瓷原料了。最晚8 世纪中期前，耀州窑也开始唐三彩生产，并有高等级建筑方可使用的三彩龙头套兽、釉陶筒瓦等产品［12］。但在耀州窑发现的类似唐大明宫裹足施釉碗的例子，并非釉陶器而是一件唐末五代的青釉玉环足碗［13］，这也进一步说明当时耀州窑青瓷已开始成为精品产业的主要目标。
五代以后，耀州窑青瓷满釉支烧已很普遍，在施满釉的圈足内有三点支烧痕，特征与黑石号白釉绿彩碗和盘足底支烧完全一致，系满釉后三角支垫三足朝上支烧而成。（图九）不同的是，五代耀州窑一匣一器，支烧痕仅见器底圈足内，而黑石号出土满釉器物不仅圈足内有三点支痕，器内底也有，说明仍是叠烧，很可能是用上下两面带支钉的三角垫间隔的叠烧［14］，相比而言，五代耀州窑一匣一器满釉三角支垫支烧，是在精品路线上又前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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