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博物馆日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会选择一天去博物馆"# (上篇)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集中所在。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就曾说，假如给她三天光明，她会选择一天去博物馆。“那变化无穷的万古千年，这么多的年代，怎么能被压缩成一天呢？当然是通过博物馆。”
当世界沉浸于追逐速度和变革，
博物馆仿佛是时间和文明的结界，
以艺术化的方式，留存下一片哲思之所。
博物馆不仅装载着人类的文明故事，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部物化的发展史。世界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小编首先带你看看我国各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听背后精彩的故事，体味华夏如“满天星斗”的璀璨文明。
唐代“天团”——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千年前的“流行天团”如何穿越时光而来？他们又吟唱着什么？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作为禁止出境的文物之一，吸引着众多游客的目光。
1959年，这尊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在西安市西郊中堡村的唐墓中出土。其形为一尊昂首挺拔的骆驼，骆驼背上七位乐手围坐一圈，中间是一位丰腴婀娜的女子。七位男子意兴盎然地演奏着笛、箜篌、琵琶、笙、箫、管子等乐器，女子朱唇轻启，衣袖翩翩……
“自从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交流日增，这支千年前的‘巡回乐团’，很可能正表演流行于唐开元天宝年间的‘胡部新声’。”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副部长姜涛说。
“这套陶俑是分塑合成，骆驼和乐舞俑独立塑成,然后组装，复杂又严谨,为中国古代陶俑艺术的精品之作。它既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物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艺术的交流与融合。”
记者 李一博 摄
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富春山居图》
有一幅国宝级名画，分居海峡两岸，前段藏在杭州，后段存于台北，这就是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由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完成于1350年或更晚。到了晚明，它被宜兴收藏家吴之矩所得，后由其子吴洪裕继承。1650年，吴洪裕临终前命人焚画殉葬。虽被抢出，但是其最前一小段已被烧毁。
重新装裱的《富春山居图》分为两截，今人分别称作《剩山图》和《无用师卷》。前者长期在民间流传，后者则在清乾隆年间进入宫廷。
“1938年，著名书画家、鉴定家吴湖帆先生用家藏的青铜器换回《剩山图》。1956年，在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等人的努力下，吴湖帆将其出让给浙江省博物馆。”浙博书画部主任卢佳说。《剩山图》因尚留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得名，林峦浑秀，草木华滋，充满了隐者悠游林泉，萧散淡泊的诗意。
2011年，《剩山图》赴台湾，与《无用师卷》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浙江省博物馆供图
“镇水神兽”萌萌哒
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头萌萌哒的“镇水神兽”，它就是2013年出土于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的石犀。
石犀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约8.5吨，由整块红砂岩雕刻而成，体态丰满，壮实可爱，是目前我国出土体量最大的圆雕石刻之一。
被誉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秦汉以前是一个水患较为严重的地方。战国末期，秦国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并“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之后成都才变得“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考古学家判断，这头石犀很可能是李冰所造其中之一，因此它可是名副其实的千年“镇水神兽”。
从被发现开始，石犀就深受市民喜爱，市民们给它起了 “萌牛牛”“宝宝”等小名，赞它“元气满满正能量”。
成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晓枫介绍，石犀刚出土时，表面被钢筋混凝土覆盖，还有风化粉化、片状剥落等，令人揪心。经过科学救治和保护，公众才能见到现在这样健康又神气的“神兽”。
成都博物馆供图
最接近“书圣”真迹的书法作品
“今天我们有幸得见王羲之的风采，还要感谢女皇武则天。”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对记者说。
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的《万岁通天帖》虽非王羲之真迹，但却被称为最接近“书圣”真迹的书法作品。它一直是皇家珍藏，后被溥仪带出宫，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据董宝厚介绍，当时武则天希望得到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找到了王羲之的后人、宰相王方庆。王方庆将家传的王羲之作品都献给了武则天。武则天在万岁通天二年，命内府弘文馆对这些作品进行钩摹。
董宝厚说，武则天让内府钩摹，肯定是找到了最好的书手，找到了最好的底本，钩摹的技术是最高超的，也是最接近原作的。
不幸的是，原件再也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当时钩摹的作品保存至今。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女皇武则天的除罪金简
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武则天金简”，是现存唯一一件属于武则天的文物，它的发现也极具戏剧色彩。
1982年5月，河南省登封市农民屈西怀在嵩山峻极峰的石缝里捡到了一片金灿灿的长方形物件。有文物贩子开价高达10万元，他却选择把“宝贝”上交国家，奖金是1500元。
经专家鉴定，这是武则天的除罪金简，黄金纯度在96%以上，正面镌刻63字：“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即武则天遣道士向诸神投简以求除罪消灾。
“埋藏刻写天子心迹的简、策，曾是古代祭祀、封禅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天子与天帝的‘私话家语’，也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河南博物院社教部主任林晓平介绍，武则天金简为了解唐代历史和武则天生平提供了实物依据。
2018年，在发现武则天金简36年后，身患重病的屈西怀最大心愿是再看它一眼，最终如愿以偿，一个普通农民与国家一级文物的故事画上了圆满句号。
河南博物院供图
点一盏长信宫灯 看古人的环保理念
现藏于河北博物院的长信宫灯，见证了中国古人的环保意识，被誉为“中华第一灯”。
长信宫灯，因灯上刻有“长信”字样而得名。1968年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中，由青铜铸成，通体鎏金。
河北博物院研究馆员范德伟说，灯的造型是一位跪地执灯的宫女形象。宫女神态优雅，左手执灯盘，灯盘中心有灯芯。盘上附有短柄可以来回转动，灯盘上面的两片弧形板也可以推动开合，不仅可以挡风还可以调节灯光亮度和照射方向。
“长信宫灯的绝妙之处在于它的环保理念。”范德伟说，汉代灯具多以动物油脂为燃料，燃烧产生的炭粒和灰烬容易造成污染。长信宫灯巧妙地将宫女的袖管与身体连接形成烟道。当灯烛点燃时，烟灰顺着宫女的袖管徐徐进入体内，宫女身体中空，如此精巧的设计可使室内减少污染。
河北博物院供图
3000年前的“青铜之书”——大克鼎
3000年前的“青铜之书”，记载着怎样的秘密？在上海博物馆，威严厚重的大克鼎陈列于古代青铜器馆展厅的“C位”，引人瞩目。
“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年龄已经有3000岁了。”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主任马今洪说。
清光绪年间，大克鼎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它高达93.1厘米、重达201.5千克，是不折不扣的“国之重器”。
大克鼎“蹄足”“兽面”，纹饰线条凹凸峻深、艺术风格粗犷质朴，鼎腹内壁有一篇长达290字的钟鼎文铭文，堪称青铜“天书”。
“端庄美哉，文采斐然的我的祖父！充和谦让的心胸、淡泊宁静的神思，清纯智慧的德行……”大克鼎的作器者叫“克”，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这段铭文不仅追忆了克的祖父，也记载了周王对克的册命和赏赐。
鼎，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昌盛、山河永固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后，国宝守护者——潘氏家族将它捐给国家，入藏上博。渡尽劫波的大克鼎，终于迎来安宁繁华。
上海博物馆供图
“拼图”而成的魏晋“男子天团”
在南京博物院内，一幅长4.8米、高0.88米的砖画中，绘有魏晋名士“竹林七贤”和春秋时期的隐士荣启期8人，他们席地而坐、宽衣博带，或谱曲弹琴、或饮酒长啸，姿态放松、自得其乐，如同“男子天团”。
1960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市西善桥宫山北麓，发掘了一座南朝时期的皇室墓葬。其中，墓室南北两壁的大型模印拼砌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颇具价值。该砖画分两组，各由近300块砖拼嵌而成。南墓壁描绘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墓壁描绘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每人身旁均标有姓名，人物间以松树、银杏、垂柳等隔开。
据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主任郑晶介绍，该砖画的制作过程如同“拼图”。据推测，南朝人先在绢本上将人物画好，然后分段制成模子，压印在砖坯上，再在砖坯侧面刻画编号，烧制完毕后，按编号顺序将砖坯拼接，嵌砌在墓壁上，组成这幅完整而宏大的壁画。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说，这幅砖画人物线条流畅而飘逸，表达了竹林七贤和荣启期高逸淡薄的情怀，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
记者 朱筱 摄
海昏侯墓葬中的“明星当卢”
2013年，江西南昌一个汉代墓园车马陪葬坑中，出土了3000余件精美车马器，其中一件文物被江西省博物馆誉为“明星当卢”。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墓园是在位仅27天的汉废帝、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家族墓园。
“明星当卢”在出土时基底酥松发脆，纹样锈蚀无法分辨，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杨小林和她的文保修复团队用了20多天时间让其重放异彩。
修复后的当卢纹饰构图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元素，还有鹿、羽人、权杖等图样。我们通过纹饰了解到四神图的演变，以及汉代的宇宙天文观和图腾崇拜。”江西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徐长青说，渴望长生不死和升仙是两汉时期盛行的生死观，纹饰内容寄托了古人渴望由死亡到再生、再到永生的生死观。
江西省博物馆资料图片
晋侯鸟尊“碎片”后重生
2000年，3000余岁的“神鸟”鸟尊出土于西周晋国的首任国君燮父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它时只是一堆“碎片”，爆破盗掘使青铜器受损。
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师生开始修复鸟尊，经过反复拼对、修补、去锈后，一件惊世之器再现人间。它呈高冠凤鸟形，作回首站立状，圆眼，钩形眉，两翼上卷，尾部为一鼻向内卷的象首，身上饰有羽毛及云雷纹，两翅和两足饰卷云纹，背上有盖，盖内侧及器内有铭文，可惜尾部残缺了一块。
2002年，鸟尊赴上海展览时，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其尾部进行了修补。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研究人员在碎铜片中发现了鸟尊遗失的尾部残片，并于2018年归还给山西博物院，2019年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中心对鸟尊进行了修复。
“它是一件重要的宗庙祭祀的礼器，是晋文化的象征和代表。这次修复后，多年的遗憾弥补上了。”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慧国说。
山西博物院供图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集中所在。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就曾说，假如给她三天光明，她会选择一天去博物馆。“那变化无穷的万古千年，这么多的年代，怎么能被压缩成一天呢？当然是通过博物馆。”
当世界沉浸于追逐速度和变革，
博物馆仿佛是时间和文明的结界，
以艺术化的方式，留存下一片哲思之所。
博物馆不仅装载着人类的文明故事，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部物化的发展史。世界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小编首先带你看看我国各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听背后精彩的故事，体味华夏如“满天星斗”的璀璨文明。
唐代“天团”——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千年前的“流行天团”如何穿越时光而来？他们又吟唱着什么？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作为禁止出境的文物之一，吸引着众多游客的目光。
1959年，这尊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在西安市西郊中堡村的唐墓中出土。其形为一尊昂首挺拔的骆驼，骆驼背上七位乐手围坐一圈，中间是一位丰腴婀娜的女子。七位男子意兴盎然地演奏着笛、箜篌、琵琶、笙、箫、管子等乐器，女子朱唇轻启，衣袖翩翩……
“自从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交流日增，这支千年前的‘巡回乐团’，很可能正表演流行于唐开元天宝年间的‘胡部新声’。”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副部长姜涛说。
“这套陶俑是分塑合成，骆驼和乐舞俑独立塑成,然后组装，复杂又严谨,为中国古代陶俑艺术的精品之作。它既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物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艺术的交流与融合。”
记者 李一博 摄
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富春山居图》
有一幅国宝级名画，分居海峡两岸，前段藏在杭州，后段存于台北，这就是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由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完成于1350年或更晚。到了晚明，它被宜兴收藏家吴之矩所得，后由其子吴洪裕继承。1650年，吴洪裕临终前命人焚画殉葬。虽被抢出，但是其最前一小段已被烧毁。
重新装裱的《富春山居图》分为两截，今人分别称作《剩山图》和《无用师卷》。前者长期在民间流传，后者则在清乾隆年间进入宫廷。
“1938年，著名书画家、鉴定家吴湖帆先生用家藏的青铜器换回《剩山图》。1956年，在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等人的努力下，吴湖帆将其出让给浙江省博物馆。”浙博书画部主任卢佳说。《剩山图》因尚留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得名，林峦浑秀，草木华滋，充满了隐者悠游林泉，萧散淡泊的诗意。
2011年，《剩山图》赴台湾，与《无用师卷》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浙江省博物馆供图
“镇水神兽”萌萌哒
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头萌萌哒的“镇水神兽”，它就是2013年出土于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的石犀。
石犀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约8.5吨，由整块红砂岩雕刻而成，体态丰满，壮实可爱，是目前我国出土体量最大的圆雕石刻之一。
被誉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秦汉以前是一个水患较为严重的地方。战国末期，秦国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并“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之后成都才变得“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考古学家判断，这头石犀很可能是李冰所造其中之一，因此它可是名副其实的千年“镇水神兽”。
从被发现开始，石犀就深受市民喜爱，市民们给它起了 “萌牛牛”“宝宝”等小名，赞它“元气满满正能量”。
成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晓枫介绍，石犀刚出土时，表面被钢筋混凝土覆盖，还有风化粉化、片状剥落等，令人揪心。经过科学救治和保护，公众才能见到现在这样健康又神气的“神兽”。
成都博物馆供图
最接近“书圣”真迹的书法作品
“今天我们有幸得见王羲之的风采，还要感谢女皇武则天。”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对记者说。
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的《万岁通天帖》虽非王羲之真迹，但却被称为最接近“书圣”真迹的书法作品。它一直是皇家珍藏，后被溥仪带出宫，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据董宝厚介绍，当时武则天希望得到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找到了王羲之的后人、宰相王方庆。王方庆将家传的王羲之作品都献给了武则天。武则天在万岁通天二年，命内府弘文馆对这些作品进行钩摹。
董宝厚说，武则天让内府钩摹，肯定是找到了最好的书手，找到了最好的底本，钩摹的技术是最高超的，也是最接近原作的。
不幸的是，原件再也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当时钩摹的作品保存至今。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女皇武则天的除罪金简
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武则天金简”，是现存唯一一件属于武则天的文物，它的发现也极具戏剧色彩。
1982年5月，河南省登封市农民屈西怀在嵩山峻极峰的石缝里捡到了一片金灿灿的长方形物件。有文物贩子开价高达10万元，他却选择把“宝贝”上交国家，奖金是1500元。
经专家鉴定，这是武则天的除罪金简，黄金纯度在96%以上，正面镌刻63字：“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即武则天遣道士向诸神投简以求除罪消灾。
“埋藏刻写天子心迹的简、策，曾是古代祭祀、封禅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天子与天帝的‘私话家语’，也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河南博物院社教部主任林晓平介绍，武则天金简为了解唐代历史和武则天生平提供了实物依据。
2018年，在发现武则天金简36年后，身患重病的屈西怀最大心愿是再看它一眼，最终如愿以偿，一个普通农民与国家一级文物的故事画上了圆满句号。
河南博物院供图
点一盏长信宫灯 看古人的环保理念
现藏于河北博物院的长信宫灯，见证了中国古人的环保意识，被誉为“中华第一灯”。
长信宫灯，因灯上刻有“长信”字样而得名。1968年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中，由青铜铸成，通体鎏金。
河北博物院研究馆员范德伟说，灯的造型是一位跪地执灯的宫女形象。宫女神态优雅，左手执灯盘，灯盘中心有灯芯。盘上附有短柄可以来回转动，灯盘上面的两片弧形板也可以推动开合，不仅可以挡风还可以调节灯光亮度和照射方向。
“长信宫灯的绝妙之处在于它的环保理念。”范德伟说，汉代灯具多以动物油脂为燃料，燃烧产生的炭粒和灰烬容易造成污染。长信宫灯巧妙地将宫女的袖管与身体连接形成烟道。当灯烛点燃时，烟灰顺着宫女的袖管徐徐进入体内，宫女身体中空，如此精巧的设计可使室内减少污染。
河北博物院供图
3000年前的“青铜之书”——大克鼎
3000年前的“青铜之书”，记载着怎样的秘密？在上海博物馆，威严厚重的大克鼎陈列于古代青铜器馆展厅的“C位”，引人瞩目。
“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年龄已经有3000岁了。”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主任马今洪说。
清光绪年间，大克鼎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它高达93.1厘米、重达201.5千克，是不折不扣的“国之重器”。
大克鼎“蹄足”“兽面”，纹饰线条凹凸峻深、艺术风格粗犷质朴，鼎腹内壁有一篇长达290字的钟鼎文铭文，堪称青铜“天书”。
“端庄美哉，文采斐然的我的祖父！充和谦让的心胸、淡泊宁静的神思，清纯智慧的德行……”大克鼎的作器者叫“克”，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这段铭文不仅追忆了克的祖父，也记载了周王对克的册命和赏赐。
鼎，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昌盛、山河永固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后，国宝守护者——潘氏家族将它捐给国家，入藏上博。渡尽劫波的大克鼎，终于迎来安宁繁华。
上海博物馆供图
“拼图”而成的魏晋“男子天团”
在南京博物院内，一幅长4.8米、高0.88米的砖画中，绘有魏晋名士“竹林七贤”和春秋时期的隐士荣启期8人，他们席地而坐、宽衣博带，或谱曲弹琴、或饮酒长啸，姿态放松、自得其乐，如同“男子天团”。
1960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市西善桥宫山北麓，发掘了一座南朝时期的皇室墓葬。其中，墓室南北两壁的大型模印拼砌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颇具价值。该砖画分两组，各由近300块砖拼嵌而成。南墓壁描绘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墓壁描绘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每人身旁均标有姓名，人物间以松树、银杏、垂柳等隔开。
据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主任郑晶介绍，该砖画的制作过程如同“拼图”。据推测，南朝人先在绢本上将人物画好，然后分段制成模子，压印在砖坯上，再在砖坯侧面刻画编号，烧制完毕后，按编号顺序将砖坯拼接，嵌砌在墓壁上，组成这幅完整而宏大的壁画。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说，这幅砖画人物线条流畅而飘逸，表达了竹林七贤和荣启期高逸淡薄的情怀，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
记者 朱筱 摄
海昏侯墓葬中的“明星当卢”
2013年，江西南昌一个汉代墓园车马陪葬坑中，出土了3000余件精美车马器，其中一件文物被江西省博物馆誉为“明星当卢”。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墓园是在位仅27天的汉废帝、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家族墓园。
“明星当卢”在出土时基底酥松发脆，纹样锈蚀无法分辨，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杨小林和她的文保修复团队用了20多天时间让其重放异彩。
修复后的当卢纹饰构图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元素，还有鹿、羽人、权杖等图样。我们通过纹饰了解到四神图的演变，以及汉代的宇宙天文观和图腾崇拜。”江西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徐长青说，渴望长生不死和升仙是两汉时期盛行的生死观，纹饰内容寄托了古人渴望由死亡到再生、再到永生的生死观。
江西省博物馆资料图片
晋侯鸟尊“碎片”后重生
2000年，3000余岁的“神鸟”鸟尊出土于西周晋国的首任国君燮父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它时只是一堆“碎片”，爆破盗掘使青铜器受损。
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师生开始修复鸟尊，经过反复拼对、修补、去锈后，一件惊世之器再现人间。它呈高冠凤鸟形，作回首站立状，圆眼，钩形眉，两翼上卷，尾部为一鼻向内卷的象首，身上饰有羽毛及云雷纹，两翅和两足饰卷云纹，背上有盖，盖内侧及器内有铭文，可惜尾部残缺了一块。
2002年，鸟尊赴上海展览时，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其尾部进行了修补。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研究人员在碎铜片中发现了鸟尊遗失的尾部残片，并于2018年归还给山西博物院，2019年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中心对鸟尊进行了修复。
“它是一件重要的宗庙祭祀的礼器，是晋文化的象征和代表。这次修复后，多年的遗憾弥补上了。”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慧国说。
山西博物院供图
#读书# 【张向荣：“老先生”的纸上造园 】
凡是踏足过中式园林的，没有人不深深喜爱。于我，则无论是家乡的北方小园十笏园，还是久居北京常常会去的各个公园，以及每次去苏州出差都会去的网师园、拙政园等，这些年游览过的中式园林数量可观。但是，囿于自己的学养，我一直以为园林建筑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作为建筑工业、土木工程的门外汉，自己只能从古典美学的角度来体悟、欣赏，从未想到将园林艺术与中国深厚的古代文化和学术建立联系。所以，自己多年来游览众园，除了赏心悦目，新知收获寥寥。
拿到曹汛先生《中国造园艺术》一书时，我特意拍下了封面发给一位业内颇有建树的建筑师朋友。我什么也没问，朋友却心领神会，回复我说：“你好好读读吧，曹汛先生是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这三个字倒是耐人寻味。但直到我读完全书之后，才理解朋友所说的“老先生”是什么意思。
其一，是作者身份的“老派”。
诚如我以往认为园林是一门专业学科，所以研究园林的学者当然是专家了，最多也就在鉴赏方面与美学有些关系。直到读了曹汛先生这本书，才发现我谬之大矣。
研究园林，实际上与中国古代文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远不只是一种“工科”或泛泛而谈的“美学”。书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收录的《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网师园的历史变迁》这三篇雄文。其中，关于陆游和沈园的文章尤为漂亮，以充分的论据、严密的论证逻辑，证明了陆游《钗头凤》一词并非写于绍兴，与沈园也无关，而是写于四川；同理，南宋的沈园与今天作为旅游景点的沈园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对这个历史上美丽的错误进行了精审考订，还其真实。
即使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人士，恐怕也有很多人不知道《钗头凤》背后的真相，这篇文章透露出曹先生对古代文学文献极为熟悉，将园林与古代文学文化的考证结合起来，令读者大呼过瘾，拍案叫绝。另外两篇对所谓现存石涛造园的辨误，对网师园内因为历史变迁导致的拙劣败笔的指瑕，曹汛也都做了梳理和考证。总之，这三篇文章从方法看，完全可以是文史考古研究的典范之作，绝不仅局限于园林领域。
这就是曹汛的“老派”之处，他虽然是建筑学专家，但底色是一位文史学者。就像他的老师梁思成、林徽因，他不仅有着扎实的专业水平，还有着深厚的文史学术能力，这是研究中国园林所不可或缺的，正如曹汛先生自己所说：“我受益于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和年代学。”
另外，尤为令我感到曹汛先生“老派”的一点，就是他在文章中对各种错误、虚张声势的不良现象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也不为他人讳，涉及到的同仁学者、地方单位、利益主体，都会指名道姓。这些批评显然出于公心，这种风骨显得格外珍贵。
其二，是对中国园林的基础性“先导性”研究。
《中国造园艺术》里，收录了不少作者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章，有的是宏观的通论，有的是人物的梳理，初读觉得“卑之无甚高论”，但细思其年代，品味其术语，才慢慢知道这些今天看起来比较平淡、比较基础的文章，在当时却是有开创之功的。
例如，他呈现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不同历史时期和各时期对诗情画意的理解、对叠山理水技巧的不同运用、不同时期造园家身份的变化。指出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魏晋南北朝以前，人工叠山倾向于整个摹仿真山，规模巨大，例如秦始皇“筑土为蓬莱山”、汉代建章宫“宫内苑聚土为山”，这一阶段实际上是一种复制自然的“自然主义”；第二阶段是魏晋以后，随着诗情画意的融入，讲究“神游万仞”，于是出现了“小山假景”，依然摹仿真山，但尺度极力缩小，讲求“小中见大”，这与当时老庄玄学思想的兴起不无关系；第三阶段则是明清时期，不同于第二阶段文人、画士主导造园，这一时期是职业造园家驾驭诗情画意，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混合开始呈现，即摹写自然只呈现山脚，如同描绘龙则只精雕细琢龙爪，一面确实如同身临其境，一面又引人遐想。
曹先生在书中并不拘泥于理论的探讨，而是全部立足于具体的案例，在考察具体园林的布置、沿革中呈现中国造园艺术的成就，同时也寄托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时代责任感：中国造园艺术的辉煌终止于道光年间，随着乱世到来，园林自然也荒芜了，而国人的审美趣味在经历长期动乱以后也跌至低谷，作者在文中偶有流露出不满的同时，也寄托着凭借自己所学扭转这一局面的愿望。这或许就是作者写下相关文章的动力。
其三，是对东西方园林艺术比较的“生发启悟”。
曹汛先生介绍说，世界造园史的三大体系是中国、西亚和古希腊，而古代西亚的体系随着历史上各种动荡演变而衰落湮没，古希腊的体系后来则发展成为欧洲系统，其中的卓越代表当数意大利的台地园、法国的几何形花园、英国的自然风致园。继承了古希腊体系的欧洲造园系统一向注重规整、严谨、对称等几何图形的美感，这一点与中国造园艺术极为不同。
在中国人看来，造园艺术的最高准则，就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换言之，我国的自然山水园，无不以再现自然丘壑为主要意趣。通过安排由植物、山水、建筑、装饰等构成的园林来直接摹仿自然山水。因而，叠山理水的手法技巧和其中蕴含的诗情画意，就成了理解中国造园艺术的关键。
这种不同，从美学的角度看，可以视为东西方对“摹仿”有着不同的理解。事实上，欧洲的造园艺术曾经历过一个受到中国造园艺术冲击和影响的时期。著名观念史家洛夫乔伊发现，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影响了英国造园艺术的形态，并很自然地在18世纪作为浪漫主义的一种“中国起源”，对当时欧洲的文艺思潮产生了实际作用。而洛夫乔伊文中所说的“中国造园艺术”，实际上指的是中国造园艺术在明清时期的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形态。规律性、一致性、明显的均衡和对应，日渐被视为艺术作品的重要缺陷，而这些特征本来正是古希腊传统遗留下来、新古典主义时期被发扬光大的艺术标准。而不规则、非对称、变化、出人意料以及避免使整个构思一览无余的简单和一致，成了更高一级的审美特性。这种变化体现在英国式或所谓“自然的”造园风格上，也体现在对中国园林、中国建筑的欣赏上，这二者在当时被称为“英华趣味”（le gout anglo-chinois）。在18世纪上半叶的艺术鉴赏家和批评家那里，这个词代表一种基本美学原则：不规则的不同运用，回归摹仿自然的不同方式，这个自然不是几何的、规整的、齐一的，而是摆脱了形式而自具特色的、变化无尽的自然。总之，英国园林的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园林的理想化。
老派、先导性、生发启悟，就是我理解的“老先生”三个字的意义。
* 《“老先生”的纸上造园》一文首发于2020年1月5日《南方日报》“读书”专栏，作者张向荣。
附：《中国造园艺术》内容及作者简介
《中国造园艺术》是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曹汛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首次结集。本书收录《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等曹汛先生的代表性文章，材料翔实，证据充分，纠正了流传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大错案。“破旧”之外更长于“立新”。本书不仅对中国古代造园艺术进行了精到的介绍，还将园林建筑纳入艺术的视角加以审视，对园林建筑艺术进行总结，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中国园林的历史脉络、艺术特征和国际地位，奠定了风景园林历史理论的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还对一些造园名家加以介绍，本书收录的对计成、张南垣、叶洮和戈裕良等造园名家的研究，展示了中国园林艺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蓬勃气象，议论精湛，见解高妙，从中可领略一代学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淳雅古风。
《中国造园艺术》一书的作者曹汛，1935年6月28日出生在辽宁盖县，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文史学家，兼善绘画与建筑画。1961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师从于梁思成、林徽因，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级建筑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特聘教授、台湾树德大学建筑系特聘教授，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园林史》，现为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已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涉及建筑、园林、考古、艺术和文学等诸多领域。治学严谨，尤精于史源学、年代学考证，擅长攻解学术难题和考断无头公案。
凡是踏足过中式园林的，没有人不深深喜爱。于我，则无论是家乡的北方小园十笏园，还是久居北京常常会去的各个公园，以及每次去苏州出差都会去的网师园、拙政园等，这些年游览过的中式园林数量可观。但是，囿于自己的学养，我一直以为园林建筑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作为建筑工业、土木工程的门外汉，自己只能从古典美学的角度来体悟、欣赏，从未想到将园林艺术与中国深厚的古代文化和学术建立联系。所以，自己多年来游览众园，除了赏心悦目，新知收获寥寥。
拿到曹汛先生《中国造园艺术》一书时，我特意拍下了封面发给一位业内颇有建树的建筑师朋友。我什么也没问，朋友却心领神会，回复我说：“你好好读读吧，曹汛先生是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这三个字倒是耐人寻味。但直到我读完全书之后，才理解朋友所说的“老先生”是什么意思。
其一，是作者身份的“老派”。
诚如我以往认为园林是一门专业学科，所以研究园林的学者当然是专家了，最多也就在鉴赏方面与美学有些关系。直到读了曹汛先生这本书，才发现我谬之大矣。
研究园林，实际上与中国古代文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远不只是一种“工科”或泛泛而谈的“美学”。书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收录的《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网师园的历史变迁》这三篇雄文。其中，关于陆游和沈园的文章尤为漂亮，以充分的论据、严密的论证逻辑，证明了陆游《钗头凤》一词并非写于绍兴，与沈园也无关，而是写于四川；同理，南宋的沈园与今天作为旅游景点的沈园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对这个历史上美丽的错误进行了精审考订，还其真实。
即使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人士，恐怕也有很多人不知道《钗头凤》背后的真相，这篇文章透露出曹先生对古代文学文献极为熟悉，将园林与古代文学文化的考证结合起来，令读者大呼过瘾，拍案叫绝。另外两篇对所谓现存石涛造园的辨误，对网师园内因为历史变迁导致的拙劣败笔的指瑕，曹汛也都做了梳理和考证。总之，这三篇文章从方法看，完全可以是文史考古研究的典范之作，绝不仅局限于园林领域。
这就是曹汛的“老派”之处，他虽然是建筑学专家，但底色是一位文史学者。就像他的老师梁思成、林徽因，他不仅有着扎实的专业水平，还有着深厚的文史学术能力，这是研究中国园林所不可或缺的，正如曹汛先生自己所说：“我受益于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和年代学。”
另外，尤为令我感到曹汛先生“老派”的一点，就是他在文章中对各种错误、虚张声势的不良现象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也不为他人讳，涉及到的同仁学者、地方单位、利益主体，都会指名道姓。这些批评显然出于公心，这种风骨显得格外珍贵。
其二，是对中国园林的基础性“先导性”研究。
《中国造园艺术》里，收录了不少作者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章，有的是宏观的通论，有的是人物的梳理，初读觉得“卑之无甚高论”，但细思其年代，品味其术语，才慢慢知道这些今天看起来比较平淡、比较基础的文章，在当时却是有开创之功的。
例如，他呈现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不同历史时期和各时期对诗情画意的理解、对叠山理水技巧的不同运用、不同时期造园家身份的变化。指出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魏晋南北朝以前，人工叠山倾向于整个摹仿真山，规模巨大，例如秦始皇“筑土为蓬莱山”、汉代建章宫“宫内苑聚土为山”，这一阶段实际上是一种复制自然的“自然主义”；第二阶段是魏晋以后，随着诗情画意的融入，讲究“神游万仞”，于是出现了“小山假景”，依然摹仿真山，但尺度极力缩小，讲求“小中见大”，这与当时老庄玄学思想的兴起不无关系；第三阶段则是明清时期，不同于第二阶段文人、画士主导造园，这一时期是职业造园家驾驭诗情画意，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混合开始呈现，即摹写自然只呈现山脚，如同描绘龙则只精雕细琢龙爪，一面确实如同身临其境，一面又引人遐想。
曹先生在书中并不拘泥于理论的探讨，而是全部立足于具体的案例，在考察具体园林的布置、沿革中呈现中国造园艺术的成就，同时也寄托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时代责任感：中国造园艺术的辉煌终止于道光年间，随着乱世到来，园林自然也荒芜了，而国人的审美趣味在经历长期动乱以后也跌至低谷，作者在文中偶有流露出不满的同时，也寄托着凭借自己所学扭转这一局面的愿望。这或许就是作者写下相关文章的动力。
其三，是对东西方园林艺术比较的“生发启悟”。
曹汛先生介绍说，世界造园史的三大体系是中国、西亚和古希腊，而古代西亚的体系随着历史上各种动荡演变而衰落湮没，古希腊的体系后来则发展成为欧洲系统，其中的卓越代表当数意大利的台地园、法国的几何形花园、英国的自然风致园。继承了古希腊体系的欧洲造园系统一向注重规整、严谨、对称等几何图形的美感，这一点与中国造园艺术极为不同。
在中国人看来，造园艺术的最高准则，就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换言之，我国的自然山水园，无不以再现自然丘壑为主要意趣。通过安排由植物、山水、建筑、装饰等构成的园林来直接摹仿自然山水。因而，叠山理水的手法技巧和其中蕴含的诗情画意，就成了理解中国造园艺术的关键。
这种不同，从美学的角度看，可以视为东西方对“摹仿”有着不同的理解。事实上，欧洲的造园艺术曾经历过一个受到中国造园艺术冲击和影响的时期。著名观念史家洛夫乔伊发现，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影响了英国造园艺术的形态，并很自然地在18世纪作为浪漫主义的一种“中国起源”，对当时欧洲的文艺思潮产生了实际作用。而洛夫乔伊文中所说的“中国造园艺术”，实际上指的是中国造园艺术在明清时期的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形态。规律性、一致性、明显的均衡和对应，日渐被视为艺术作品的重要缺陷，而这些特征本来正是古希腊传统遗留下来、新古典主义时期被发扬光大的艺术标准。而不规则、非对称、变化、出人意料以及避免使整个构思一览无余的简单和一致，成了更高一级的审美特性。这种变化体现在英国式或所谓“自然的”造园风格上，也体现在对中国园林、中国建筑的欣赏上，这二者在当时被称为“英华趣味”（le gout anglo-chinois）。在18世纪上半叶的艺术鉴赏家和批评家那里，这个词代表一种基本美学原则：不规则的不同运用，回归摹仿自然的不同方式，这个自然不是几何的、规整的、齐一的，而是摆脱了形式而自具特色的、变化无尽的自然。总之，英国园林的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园林的理想化。
老派、先导性、生发启悟，就是我理解的“老先生”三个字的意义。
* 《“老先生”的纸上造园》一文首发于2020年1月5日《南方日报》“读书”专栏，作者张向荣。
附：《中国造园艺术》内容及作者简介
《中国造园艺术》是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曹汛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首次结集。本书收录《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等曹汛先生的代表性文章，材料翔实，证据充分，纠正了流传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大错案。“破旧”之外更长于“立新”。本书不仅对中国古代造园艺术进行了精到的介绍，还将园林建筑纳入艺术的视角加以审视，对园林建筑艺术进行总结，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中国园林的历史脉络、艺术特征和国际地位，奠定了风景园林历史理论的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还对一些造园名家加以介绍，本书收录的对计成、张南垣、叶洮和戈裕良等造园名家的研究，展示了中国园林艺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蓬勃气象，议论精湛，见解高妙，从中可领略一代学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淳雅古风。
《中国造园艺术》一书的作者曹汛，1935年6月28日出生在辽宁盖县，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文史学家，兼善绘画与建筑画。1961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师从于梁思成、林徽因，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级建筑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特聘教授、台湾树德大学建筑系特聘教授，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园林史》，现为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已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涉及建筑、园林、考古、艺术和文学等诸多领域。治学严谨，尤精于史源学、年代学考证，擅长攻解学术难题和考断无头公案。
#微博杂谈[超话]# 齐白石简介： 齐白石1864年的1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潭，祖籍是安徽宿州砀山，齐白石的原名叫做纯芝，字渭青，号兰亭，后来改名为名璜，字濒生，齐白石先生有很多的别号，比如白石、白石山翁、老萍、饿叟、借山吟馆主者、寄萍堂上老人、三百石印富翁。齐白石是中国现代一位著名的绘画大师，同时也是全世界的文化名人，在他早年的时候，最开始以做木工为生，后来以卖画为主，五十七岁以后才在北京市定居。 他所擅长的绘画领域非常广泛，擅长花鸟、虫鱼、山水、人物等众多绘画形式，他的每件作品的笔墨都雄浑滋润并且色彩浓艳鲜明，造型简单生动，已经淳厚朴实，其中他最擅长的就是画鱼虾虫蟹，齐白石老人的画越作越精，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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