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悲不喜，如实知见
1虽然佛教不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要因此觉得，佛教就是乐观的。事实上，悲观和乐观都是对人生的片面认识。佛教是帮助我们建立如实智，使认识符合世界真相——那就是中观。
（一）佛教不是悲观的
2为什么说佛教不是悲观的？
3首先，佛教虽然认为人生虚幻，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但不否定现象的存在。佛教以缘起看世界，发现一切都是因缘因果的显现，是条件关系的假相，其中找不到独存、不变、能够主宰的实体。所以万物既不是恒常的，也不是断灭的。生命也是同样，就像河流，从无穷的过去一直延续到无尽的未来。如果不了解轮回，生命是没有长度的；如果不了解心性，生命是没有深度的。而佛法智慧既能帮助我们认识长度，也能开显深度，引导我们在缘起的当下通达空性，是如实而非悲观的认识。
4其次，佛教虽然认为生命充满迷惑，但也告诉我们，众生都有自我拯救的能力。所谓迷惑，是对生命终极问题的茫然。因为找不到答案，就会活在自我感觉中，烦恼、造业、不能自拔。生命的出路在哪里？学佛后才知道，在迷惑烦恼的背后，生命还有觉醒的潜质。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时发现：我找到了古仙人道，过去诸佛都是沿着这条道路成就的。其后，佛陀说法四十五年，施设无数法门，引领众生走向觉醒。所以佛教指出凡夫生命现状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悲观沉沦，而是要唤醒世人，看到希望所在。
5第三，佛教所说的菩提心和菩萨行，让生命充满意义，也在轮回中开辟出一条光明大道。在这条路上，诸佛菩萨、祖师大德都是成功的典范。很多哲学家之所以找不到出路，因为他们仅仅依靠理性，而理性是有局限的。佛教不仅重视理性和正见，重视止观禅修，还通过发心和利他来消除我执，增长慈悲，是悲和智的共同成就。我们在佛陀指引下走上这条道路，追随那些前行的成就者，还有理由悲观吗？
6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佛教，尤其是菩萨道精神，就会知道佛教绝不是悲观的。
（二）佛教也不是乐观的
7那为什么说，佛教也不是乐观的？因为生命的前景虽然光明，但现实不容我们乐观。
8首先，以迷惑和烦恼为本的人生是痛苦的。这在诸多佛典中都有说明，如三苦、八苦乃至无量诸苦。大千世界不过是苦集之地，但世人由于无明，所见往往停留在表面，不曾触及背后的真相。我们以结婚成家为幸福，不知这是束缚的开始；以生儿育女为幸福，不知这是牵挂的开始；以事业有成为幸福，不知道这是压力的开始……面对人生的现实，我们无法乐观。
9其次，我们必须正视生命的无常。生命是脆弱的，死是一定的，什么时候死是不一定的。死了会去哪里？我们今世得到人身，有缘闻法。如果现在一口气不来，对来生有把握吗？如果现在不能做自己的主，一旦死亡来临，更没能力做主，只有随业流转。所以在修行成就前，我们无法乐观。
10第三，我们要看到三恶道的险境。无始以来，我们曾造下种种不善业，一旦业力成熟，就会落入恶道，长劫受苦。只要生命中还有烦恼惑业，我们将永远在六道流转。即使有幸做人，能否遇到善知识，能否听闻佛法，都是未知。所以，生命的去向不容我们乐观。
11第四，即便修行有成，生死自在，但作为大乘佛子，我们还承担着济世度人的使命。看到众生深陷苦海，我们于心不忍，发愿救度。但众生刚强难调，不是你有心就能帮助得了的。看到菩萨行的艰难，看到众生的冥顽不化，我们难以乐观。
12第五，我们还要正视末法时代的乱象。在今天，天灾人祸不计其数，我们居住的地球已被人类的贪欲破坏得满目疮苍痍，空气、水源、森林、草场、山体，包括南北两极，哪里都有污染，都在遭受破坏，甚至是不可逆转的破坏。在这五浊恶世，触目所及都是自掘坟墓式的险境。面对严峻的现实，我们无法乐观。
（三）中观的人生态度
13佛教修行重视中道，体现在人生态度上，就是不悲不喜的中观。因为悲观和乐观都建立在片面认识的基础上。悲观，易沉沦；乐观，易冒进。佛陀在无数开示中告诫我们：要如实地看自己，看世界。既看到生命存在的过患，生起离苦得乐之心，同时也看到生命具有自我拯救的能力，对修行抵达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4怎样建立中观的人生态度？首先要具备正见。这也是八正道之首，必须远离常见和断见，所谓“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有了正见，生活上，既不放纵欲望，也不一味自苦；修行上，既要努力精进，也不过于紧绷，就像琴弦，不松不紧才能奏出妙乐。
15我们对法义的理解也是同样，不仅要看到字面传达的意思，更要看到文字隐藏的内涵。这样才能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而不是以偏概全，错解圣意。比如佛陀说“人生是苦”，并不是让我们回避或被动地接受痛苦，更不是让我们悲观厌世，而是在看到真相后，不被眼前虚假的安乐所迷惑，从而找到痛苦之源，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离苦得乐。只有正视生命现状，我们才能运用佛法智慧，积极改善生命，利益众生。
1虽然佛教不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要因此觉得，佛教就是乐观的。事实上，悲观和乐观都是对人生的片面认识。佛教是帮助我们建立如实智，使认识符合世界真相——那就是中观。
（一）佛教不是悲观的
2为什么说佛教不是悲观的？
3首先，佛教虽然认为人生虚幻，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但不否定现象的存在。佛教以缘起看世界，发现一切都是因缘因果的显现，是条件关系的假相，其中找不到独存、不变、能够主宰的实体。所以万物既不是恒常的，也不是断灭的。生命也是同样，就像河流，从无穷的过去一直延续到无尽的未来。如果不了解轮回，生命是没有长度的；如果不了解心性，生命是没有深度的。而佛法智慧既能帮助我们认识长度，也能开显深度，引导我们在缘起的当下通达空性，是如实而非悲观的认识。
4其次，佛教虽然认为生命充满迷惑，但也告诉我们，众生都有自我拯救的能力。所谓迷惑，是对生命终极问题的茫然。因为找不到答案，就会活在自我感觉中，烦恼、造业、不能自拔。生命的出路在哪里？学佛后才知道，在迷惑烦恼的背后，生命还有觉醒的潜质。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时发现：我找到了古仙人道，过去诸佛都是沿着这条道路成就的。其后，佛陀说法四十五年，施设无数法门，引领众生走向觉醒。所以佛教指出凡夫生命现状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悲观沉沦，而是要唤醒世人，看到希望所在。
5第三，佛教所说的菩提心和菩萨行，让生命充满意义，也在轮回中开辟出一条光明大道。在这条路上，诸佛菩萨、祖师大德都是成功的典范。很多哲学家之所以找不到出路，因为他们仅仅依靠理性，而理性是有局限的。佛教不仅重视理性和正见，重视止观禅修，还通过发心和利他来消除我执，增长慈悲，是悲和智的共同成就。我们在佛陀指引下走上这条道路，追随那些前行的成就者，还有理由悲观吗？
6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佛教，尤其是菩萨道精神，就会知道佛教绝不是悲观的。
（二）佛教也不是乐观的
7那为什么说，佛教也不是乐观的？因为生命的前景虽然光明，但现实不容我们乐观。
8首先，以迷惑和烦恼为本的人生是痛苦的。这在诸多佛典中都有说明，如三苦、八苦乃至无量诸苦。大千世界不过是苦集之地，但世人由于无明，所见往往停留在表面，不曾触及背后的真相。我们以结婚成家为幸福，不知这是束缚的开始；以生儿育女为幸福，不知这是牵挂的开始；以事业有成为幸福，不知道这是压力的开始……面对人生的现实，我们无法乐观。
9其次，我们必须正视生命的无常。生命是脆弱的，死是一定的，什么时候死是不一定的。死了会去哪里？我们今世得到人身，有缘闻法。如果现在一口气不来，对来生有把握吗？如果现在不能做自己的主，一旦死亡来临，更没能力做主，只有随业流转。所以在修行成就前，我们无法乐观。
10第三，我们要看到三恶道的险境。无始以来，我们曾造下种种不善业，一旦业力成熟，就会落入恶道，长劫受苦。只要生命中还有烦恼惑业，我们将永远在六道流转。即使有幸做人，能否遇到善知识，能否听闻佛法，都是未知。所以，生命的去向不容我们乐观。
11第四，即便修行有成，生死自在，但作为大乘佛子，我们还承担着济世度人的使命。看到众生深陷苦海，我们于心不忍，发愿救度。但众生刚强难调，不是你有心就能帮助得了的。看到菩萨行的艰难，看到众生的冥顽不化，我们难以乐观。
12第五，我们还要正视末法时代的乱象。在今天，天灾人祸不计其数，我们居住的地球已被人类的贪欲破坏得满目疮苍痍，空气、水源、森林、草场、山体，包括南北两极，哪里都有污染，都在遭受破坏，甚至是不可逆转的破坏。在这五浊恶世，触目所及都是自掘坟墓式的险境。面对严峻的现实，我们无法乐观。
（三）中观的人生态度
13佛教修行重视中道，体现在人生态度上，就是不悲不喜的中观。因为悲观和乐观都建立在片面认识的基础上。悲观，易沉沦；乐观，易冒进。佛陀在无数开示中告诫我们：要如实地看自己，看世界。既看到生命存在的过患，生起离苦得乐之心，同时也看到生命具有自我拯救的能力，对修行抵达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4怎样建立中观的人生态度？首先要具备正见。这也是八正道之首，必须远离常见和断见，所谓“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有了正见，生活上，既不放纵欲望，也不一味自苦；修行上，既要努力精进，也不过于紧绷，就像琴弦，不松不紧才能奏出妙乐。
15我们对法义的理解也是同样，不仅要看到字面传达的意思，更要看到文字隐藏的内涵。这样才能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而不是以偏概全，错解圣意。比如佛陀说“人生是苦”，并不是让我们回避或被动地接受痛苦，更不是让我们悲观厌世，而是在看到真相后，不被眼前虚假的安乐所迷惑，从而找到痛苦之源，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离苦得乐。只有正视生命现状，我们才能运用佛法智慧，积极改善生命，利益众生。
公孙九娘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东鬼，多葬南郊。甲寅间，有莱阳生至稷下，有亲友二三人亦在诛数，因市楮帛，酹奠榛墟，就税舍于下院之僧。明日，入城营干，日暮未归。忽一少年，造室来访。见生不在，脱帽登床，着履仰卧。仆人问其谁，合眸不对。既而生归，则暮色朦胧，不甚可辨。自诣床下问之，瞠目曰：“我候汝主人，絮絮逼问，我岂暴客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即起着冠，揖而坐，极道寒暄，听其音，似曾相识。急呼灯至，则同邑朱生，亦死于七之难者。大骇却走，朱曳之云：“仆与君文字之交，何寡于情?我虽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忘。今有所渎，愿无以异物猜薄之。”生乃坐，请所命。曰：“令女甥寡居无偶，仆欲得主中馈。屡通媒约，辄以无尊长命为辞。幸无惜齿牙余惠。”先是，生有女甥，早失恃，遗生鞠养，十五始归其家。俘至济南，闻父被刑，惊而绝。生曰：“渠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为犹子启榇去，今不在此。”问：“女甥向依阿谁?”曰：“与邻媪同居。”生虑生人不能作鬼媒。朱曰：“如蒙金诺，还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辞，问：“何之?”曰：“第行。”勉从与去。
北行里许，有大村落，约数十百家。至一第宅，朱以指弹扉，即有媪出，豁开两扉，问朱：“何为?”曰：“烦达娘子，云阿舅至。”媪旋反，顷复出，邀生入，顾朱曰：“两椽茅舍子大隘，劳公子门外少坐候。”生从之入。见半亩荒庭，列小室二。甥女迎门啜泣，生亦泣，室中灯火荧然。女貌秀洁如生，凝目含涕，遍问妗姑。生曰：“具各无恙，但荆人物故矣。”女又呜咽曰：“儿少受舅妗抚育，尚无寸报，不图先葬沟渎，殊为恨恨。旧年伯伯家大哥迁父去，置儿不一念，数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沉魂可弃，又蒙赐金帛，儿已得之矣。”生以朱言告，女俯首无语。媪曰：“公子曩托杨姥三五返，老身谓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草草，得舅为政，方此意慊得。”言次，一十七八女郎，从一青衣遽掩入，瞥见生。转身欲遁。女牵其裾曰：“勿须尔!是阿舅。”生揖之。女郎亦敛衽。甥曰：“九娘，栖霞公孙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穷波斯’，落落不称意。旦晚与儿还往。”生睨之，笑弯秋月，羞晕朝霞，实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蜗庐人焉得如此娟好!”甥笑曰：“且是女学士，诗词俱大高作。昨儿稍得指教。”九娘微哂曰：“小婢无端败坏人，教阿舅齿冷也。”甥又笑曰：“舅断弦未续，若个小娘子，颇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颠疯作也!”遂去，言虽近戏，而生殊爱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无双，舅倘不以粪壤致猜，儿当请诸其母。”生大悦，然虑人鬼难匹。女曰：“无伤，彼与舅有夙分。”生乃出。女送之，曰：“五日后，月明人静，当遣人往相迓。”生至户外，不见朱。翘首西望。月衔半规，昏黄中犹认旧径。见南面一第，朱坐门石上，起逆曰：“相待已久，寒舍即劳垂顾。”遂携手入，殷殷展谢。出金爵一、晋珠百枚，曰：“他无长物，聊代禽仪。”既而曰：“家有浊醪，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宾，奈何!”生撝谢而退。朱送至中余，始别。
生归，僧仆集问，隐之曰：“言鬼者妄也，适友人饮耳。”后五日，朱果来，整履摇箑，意甚欣。方至户，望尘即拜。笑曰：“君嘉礼既成，庆在旦夕，便烦枉步。”生曰：“以无回音，尚未致聘，何遽成礼?”朱曰：“仆已代致之。”生深感荷，从与俱去。直达卧所，则女甥华妆迎笑。生问：“何时于归?”女曰：“三日矣。”朱乃出所赠珠，为甥助妆。女三辞乃受，谓生曰：“儿以舅意白公孙老夫人，夫人作大欢喜。但言老耄无他骨肉，不欲九娘远嫁，期今夜舅往赘诸其家。伊家无男子，便可同郎往也。”朱乃导去。村将尽，一第门开，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扶妪升阶。生欲展拜，夫人云：“老朽龙钟，不能为礼，当即脱边幅。”指画青衣，进酒高会。朱乃唤家人，另出肴俎，列置生前;亦别设一壶，为客行觞。筵中进馔，无异人世。然主人自举，殊不劝进。
既而席罢，朱归。青衣导生去，入室，则九娘华烛凝待。邂逅含情，极尽欢昵。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刭。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乃口占两绝云：“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忽启镂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天将明，即促曰：“君宜且去，勿惊厮仆。”自此昼来宵往，劈惑殊甚。
一夕问九娘：“此村何名?”曰：“莱霞里。里中多两处新鬼，因以为名。”生闻之欷歔。女悲曰：“千里柔魂，蓬游无底，母子零孤，言之怆恻。幸念一夕恩义，收儿骨归葬墓侧，使百年得所依栖，死且不朽。”生诺之。女曰：“人鬼路殊，君不宜久滞。”乃以罗袜赠生，挥泪促别。生凄然出，忉怛不忍归。因过叩朱氏之门。朱白足出逆;甥亦起，云鬓笼松，惊来省问。生惆怅移时，始述九娘语。女曰：“妗氏不言，儿亦夙夜图之。此非人世，不可久居”。于是相对汝澜，生亦含涕而别。叩寓归寝，展转申旦。欲觅九娘之墓，则忘问志表。及夜复往，则千坟累累，竟迷村路，叹恨而返。展视罗袜，着风寸断，腐如灰烬，遂治装东旋。
半载不能自释，复如稷门，冀有所遇。及抵南郊，日势已晚，息树下，趋诣丛葬所。但见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惊悼归舍。失意遨游，返辔遂东。行里许，遥见一女立丘墓上，神情意致，怪似九娘。挥鞭就视，果九娘。下与语，女径走，若不相识。再逼近之，色作怒，举袖自障。顿呼“九娘”，则烟然灭矣。
异史氏曰：“香草沉罗，血满胸臆;东山佩玦，泪渍泥沙。古有孝子忠臣，至死不谅于君父者。公孙九娘岂以负骸骨之托，而怨怼不释于中耶?脾膈间物，不能掬以相示，冤乎哉!”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东鬼，多葬南郊。甲寅间，有莱阳生至稷下，有亲友二三人亦在诛数，因市楮帛，酹奠榛墟，就税舍于下院之僧。明日，入城营干，日暮未归。忽一少年，造室来访。见生不在，脱帽登床，着履仰卧。仆人问其谁，合眸不对。既而生归，则暮色朦胧，不甚可辨。自诣床下问之，瞠目曰：“我候汝主人，絮絮逼问，我岂暴客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即起着冠，揖而坐，极道寒暄，听其音，似曾相识。急呼灯至，则同邑朱生，亦死于七之难者。大骇却走，朱曳之云：“仆与君文字之交，何寡于情?我虽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忘。今有所渎，愿无以异物猜薄之。”生乃坐，请所命。曰：“令女甥寡居无偶，仆欲得主中馈。屡通媒约，辄以无尊长命为辞。幸无惜齿牙余惠。”先是，生有女甥，早失恃，遗生鞠养，十五始归其家。俘至济南，闻父被刑，惊而绝。生曰：“渠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为犹子启榇去，今不在此。”问：“女甥向依阿谁?”曰：“与邻媪同居。”生虑生人不能作鬼媒。朱曰：“如蒙金诺，还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辞，问：“何之?”曰：“第行。”勉从与去。
北行里许，有大村落，约数十百家。至一第宅，朱以指弹扉，即有媪出，豁开两扉，问朱：“何为?”曰：“烦达娘子，云阿舅至。”媪旋反，顷复出，邀生入，顾朱曰：“两椽茅舍子大隘，劳公子门外少坐候。”生从之入。见半亩荒庭，列小室二。甥女迎门啜泣，生亦泣，室中灯火荧然。女貌秀洁如生，凝目含涕，遍问妗姑。生曰：“具各无恙，但荆人物故矣。”女又呜咽曰：“儿少受舅妗抚育，尚无寸报，不图先葬沟渎，殊为恨恨。旧年伯伯家大哥迁父去，置儿不一念，数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沉魂可弃，又蒙赐金帛，儿已得之矣。”生以朱言告，女俯首无语。媪曰：“公子曩托杨姥三五返，老身谓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草草，得舅为政，方此意慊得。”言次，一十七八女郎，从一青衣遽掩入，瞥见生。转身欲遁。女牵其裾曰：“勿须尔!是阿舅。”生揖之。女郎亦敛衽。甥曰：“九娘，栖霞公孙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穷波斯’，落落不称意。旦晚与儿还往。”生睨之，笑弯秋月，羞晕朝霞，实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蜗庐人焉得如此娟好!”甥笑曰：“且是女学士，诗词俱大高作。昨儿稍得指教。”九娘微哂曰：“小婢无端败坏人，教阿舅齿冷也。”甥又笑曰：“舅断弦未续，若个小娘子，颇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颠疯作也!”遂去，言虽近戏，而生殊爱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无双，舅倘不以粪壤致猜，儿当请诸其母。”生大悦，然虑人鬼难匹。女曰：“无伤，彼与舅有夙分。”生乃出。女送之，曰：“五日后，月明人静，当遣人往相迓。”生至户外，不见朱。翘首西望。月衔半规，昏黄中犹认旧径。见南面一第，朱坐门石上，起逆曰：“相待已久，寒舍即劳垂顾。”遂携手入，殷殷展谢。出金爵一、晋珠百枚，曰：“他无长物，聊代禽仪。”既而曰：“家有浊醪，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宾，奈何!”生撝谢而退。朱送至中余，始别。
生归，僧仆集问，隐之曰：“言鬼者妄也，适友人饮耳。”后五日，朱果来，整履摇箑，意甚欣。方至户，望尘即拜。笑曰：“君嘉礼既成，庆在旦夕，便烦枉步。”生曰：“以无回音，尚未致聘，何遽成礼?”朱曰：“仆已代致之。”生深感荷，从与俱去。直达卧所，则女甥华妆迎笑。生问：“何时于归?”女曰：“三日矣。”朱乃出所赠珠，为甥助妆。女三辞乃受，谓生曰：“儿以舅意白公孙老夫人，夫人作大欢喜。但言老耄无他骨肉，不欲九娘远嫁，期今夜舅往赘诸其家。伊家无男子，便可同郎往也。”朱乃导去。村将尽，一第门开，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扶妪升阶。生欲展拜，夫人云：“老朽龙钟，不能为礼，当即脱边幅。”指画青衣，进酒高会。朱乃唤家人，另出肴俎，列置生前;亦别设一壶，为客行觞。筵中进馔，无异人世。然主人自举，殊不劝进。
既而席罢，朱归。青衣导生去，入室，则九娘华烛凝待。邂逅含情，极尽欢昵。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刭。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乃口占两绝云：“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忽启镂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天将明，即促曰：“君宜且去，勿惊厮仆。”自此昼来宵往，劈惑殊甚。
一夕问九娘：“此村何名?”曰：“莱霞里。里中多两处新鬼，因以为名。”生闻之欷歔。女悲曰：“千里柔魂，蓬游无底，母子零孤，言之怆恻。幸念一夕恩义，收儿骨归葬墓侧，使百年得所依栖，死且不朽。”生诺之。女曰：“人鬼路殊，君不宜久滞。”乃以罗袜赠生，挥泪促别。生凄然出，忉怛不忍归。因过叩朱氏之门。朱白足出逆;甥亦起，云鬓笼松，惊来省问。生惆怅移时，始述九娘语。女曰：“妗氏不言，儿亦夙夜图之。此非人世，不可久居”。于是相对汝澜，生亦含涕而别。叩寓归寝，展转申旦。欲觅九娘之墓，则忘问志表。及夜复往，则千坟累累，竟迷村路，叹恨而返。展视罗袜，着风寸断，腐如灰烬，遂治装东旋。
半载不能自释，复如稷门，冀有所遇。及抵南郊，日势已晚，息树下，趋诣丛葬所。但见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惊悼归舍。失意遨游，返辔遂东。行里许，遥见一女立丘墓上，神情意致，怪似九娘。挥鞭就视，果九娘。下与语，女径走，若不相识。再逼近之，色作怒，举袖自障。顿呼“九娘”，则烟然灭矣。
异史氏曰：“香草沉罗，血满胸臆;东山佩玦，泪渍泥沙。古有孝子忠臣，至死不谅于君父者。公孙九娘岂以负骸骨之托，而怨怼不释于中耶?脾膈间物，不能掬以相示，冤乎哉!”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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