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丛书之《模范人生观》器量篇-忍耐免祸（二） 文言+白话
原文
和州某村，有居民，养鹅百只。一日因贪其邻稻，被其凿死至五十余只，民妻见之，始亦甚怒，忽转念日『设或成讼，力不能胜，必欲胜之，所费甚多，且我夫已醉卧，倘或闻之，必起相殴，祸且不测，不如忍耐』立命以鹅腌之。次早，邻人忽自暴死，其夫醉醒，知之乃云『设昨日早使我知，我必乘醉去殴，今日破家必矣』按：人于忿怒之时，忽作退一步想，便可保全身家性命，消释烦恼怨家，观于民妻之一忍，所全不既多乎？昔范文正公云『心中忿怒不如休，何须经县又经州，纵然费尽千般计，赢得猫来输去牛』
白话
安徽和州有个村民，养了一百只鹅。一天，鹅跑到邻居家吃稻米，被领居家打死五十多只。养鹅人的妻子见到自己家的鹅被打死这么多，开始也非常生气，忽然转念一想说『如果两家把事情闹大了，告到了衙门里，如果想要打赢官司，恐怕需要花费更多钱。而且我的丈夫他已经喝醉酒睡着了，如果闹出事，他忽然醒来，一定会动手打人，弄出人命怎么办，我还是忍了吧』然就让家里人把鹅死了的鹅全部进行腌制。第二天早上，邻居突然暴死，养鹅家的丈夫酒醉后醒来，知道后就说『如果昨天就闹出矛盾来，我一定会因为喝醉了酒去殴打他，那么今日我已经破家了』按语：人在愤怒的时候，如果能退一步去想，就可以保全身家性命，消除很多必要的麻烦，还能少结很多冤仇。民妻只是一念忍让，全家的性命才得以保全。过去范文正公说『心中忿怒不如休，何须经县又经州，纵然费尽千般计，赢得猫来输去牛』
原文
和州某村，有居民，养鹅百只。一日因贪其邻稻，被其凿死至五十余只，民妻见之，始亦甚怒，忽转念日『设或成讼，力不能胜，必欲胜之，所费甚多，且我夫已醉卧，倘或闻之，必起相殴，祸且不测，不如忍耐』立命以鹅腌之。次早，邻人忽自暴死，其夫醉醒，知之乃云『设昨日早使我知，我必乘醉去殴，今日破家必矣』按：人于忿怒之时，忽作退一步想，便可保全身家性命，消释烦恼怨家，观于民妻之一忍，所全不既多乎？昔范文正公云『心中忿怒不如休，何须经县又经州，纵然费尽千般计，赢得猫来输去牛』
白话
安徽和州有个村民，养了一百只鹅。一天，鹅跑到邻居家吃稻米，被领居家打死五十多只。养鹅人的妻子见到自己家的鹅被打死这么多，开始也非常生气，忽然转念一想说『如果两家把事情闹大了，告到了衙门里，如果想要打赢官司，恐怕需要花费更多钱。而且我的丈夫他已经喝醉酒睡着了，如果闹出事，他忽然醒来，一定会动手打人，弄出人命怎么办，我还是忍了吧』然就让家里人把鹅死了的鹅全部进行腌制。第二天早上，邻居突然暴死，养鹅家的丈夫酒醉后醒来，知道后就说『如果昨天就闹出矛盾来，我一定会因为喝醉了酒去殴打他，那么今日我已经破家了』按语：人在愤怒的时候，如果能退一步去想，就可以保全身家性命，消除很多必要的麻烦，还能少结很多冤仇。民妻只是一念忍让，全家的性命才得以保全。过去范文正公说『心中忿怒不如休，何须经县又经州，纵然费尽千般计，赢得猫来输去牛』
【古人怎么称呼不同的朝代】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建立时都会设立自己的“国号”，即官方认定的合法称号。元代以前的国号，无论是来自爵位封号，还是源于发迹地名，归结到底大多是先秦古国名，因此重名在所难免，比如，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就有十五个之多。所以后人谈及前朝，就不能只提国号，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朝代称谓。那么，古人是怎么称呼不同朝代的？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与依据？
添加前缀“冠名”国号
最常冠以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
所谓“冠名”法，就是在国号的前面加上前缀来表示区别。最常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称作“前后”和按照地理位置划为“东西南北”，是最简洁明确的区分方法，也是如今历史学者最常用的方法，如西周东周、北宋南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诗歌或骈文中的“东西南北”其实只是为了对仗所加，如南朝梁刘孝标《自江州还入石头》诗“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一句，“南楚”与“东汉”就不是实指。
有时候，古人会以国号结合五行德运的方式来冠名，虽然比较少见，却是很有特色的起名方法。两汉因尚火德而被称为“炎汉”，这是因为汉代受阴阳学说影响较大。宋代虽然在学术上否定了“五德转移”，但随着国势日衰，仍不得不“竭力依傍五运说”，所以南朝宋（刘裕建立）和宋朝（赵匡胤建立）又分别被称为“水宋”、“火宋”。
国号前最常加的前缀还有“大”、“皇”、“圣”等，一般没有特别的意义。明代朱国桢认为“大元”、“大明”的“大”字是国号本身的一部分，但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我元”“皇明”这类称呼呢？实际上，自汉朝开始，“大”、“皇”、“圣”就都是常加在国号前面的尊词，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人把“有汉”“有明”中的助词“有”解释为“有天下”，实际上“有”本身并无特殊含义。
除了“冠名”之外，还有一些文人学者喜欢用术语来作为朝代的别称。如“当涂”指曹魏，这也是源于当时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而“典午”对应“司马”，是晋朝的代称。近代则喜欢用“天水一朝”代指赵宋，因为赵氏的郡望在天水。
冠以帝王姓氏也是常见的做法，不过不如前两种方法简洁，如果不是旋起旋灭、影响不大的政权如“冉魏”(公元350-352年,十六国时期冉闵建立)、“明夏”（公元1363-1371年，元末明玉珍建立），一般无此必要。
总体而言，按时序命名朝代通常只有“前”和“后”的区分，远不如按“东西南北”的方位划分灵活。在“南朝”、“北朝”普遍使用之前，北方政权中拓跋氏建立的“魏”最初被称为“后魏”，而宇文氏的“周”则被称为“后周”，只有高氏的“齐”为了与萧氏之齐区分而被称为“北齐”。就连萧詧的“梁”，虽然仅有江陵一隅之地，是臣属于宇文氏和隋朝的保护国，都被唐人称为“后梁”。但是这样下去“后”就不够用了，所以北宋以后通常用“后”来冠名五代政权，而另外发明了“北魏”“北周”和“西梁”的称呼。不过，也有沿用原名的情况，比如直到清朝，“后汉”仍常常指刘秀政权。
两周与两汉
东西周原本指地名 东西汉本称“前后”
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线，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将“西周”、“东周”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代称，则是西晋杜预注《左传》时才开始的用法。在此之前，西周、东周主要是作为地名存在的。《国语》记载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这里的“西周”指的是镐京周围，而“三川”即泾、渭、洛。《春秋》则记载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灾”，《公羊传》附注：“成周者何？东周也”，指的都是洛阳附近的地区。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唐朝，郭子仪曾在奏章中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以此来劝阻唐代宗迁都洛阳。
此外，由于战国时期周王室又先后分封出了西周国和东周国，所以年代较接近的《战国策》、《史记》中，“西周”、“东周”指的都是这两个小国。不过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这一用法也不会造成误解。
按照通常的解释，之所以用“西周”、“东周”来区分二者，是由于东周的都城洛邑在东，西周都城镐京在西。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杜预的说法，“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将这两个词的本义与衍生义结合了起来，更有说服力。
那在此之前学者们是怎么称呼这两个时代的呢？答案很简单，西周直接称周，而东周分成两段，即春秋与战国。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感太过薄弱，大家都只知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以鲁纪年，《竹书纪年》东周部分也是晋纪和魏纪，因此其后数百年间都没人想到给这段政权起一个专指代号。
东周只是“苟延残喘”的续命，而东汉则是“浴火重生”的复兴。东周实际统治范围只限于洛邑周边，根本无力控制四方诸侯，反倒时常受到侵辱。而东汉虽说略逊于西汉，但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古人一开始更多地是用“（前）汉”和“后汉”来区分两汉。“后汉”最早见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而魏晋以后的诸多断代史也多以“后汉书/纪”为名。
据范晔《后汉书》，东汉名士应劭著有《中汉辑序》以论时事，则“中汉”也可以说是东汉的别称，或许不无“中兴”的寓意。此外，与杜预所谓“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类似，东汉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所以也常用“西京”“东京”代指西汉和东汉，顾炎武称“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里的东京自然指的是东汉时代。而“西汉”“东汉”的称呼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所编《宋书》，《天文志》中称“浑仪”是“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百官志》中则有“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的记载，但并不是主流说法。
东晋、南宋与蜀汉
南朝人自称“江左” 三国时称呼方式最多
两晋、两宋与两周类似，都是因异族入侵而陷入衰落和分裂。但是相比位于“天下之中”的东周，东晋、南宋两个朝代都是偏安一方。若只从地理位置来看，似乎称“南晋”、“东宋”也未尝不可。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东”晋和“南”宋呢？
不用“南”来称呼东晋的一大原因是，中原地区按地理位置来看处于北方，“南”在正统之争中天然居于劣势。因此，东晋在王朝称谓上尽量避开“南北”，称西晋为“西朝”或“中朝”，根据地理位置称自己为“江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刘倓、王濛、桓伊“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宋齐梁陈亦多用“江左”自称。直到唐宋时，人们仍常常以“江左”为南朝的代称。
而“东晋”这一称呼与“东汉”一样，最早见于《宋书》，其中谈论历代礼乐变迁时提到“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这恐怕也不只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南朝人的共识。此外，东晋时人有时也会自称“中晋”，如陶渊明《命子》诗云“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显然是模仿“中汉”的用法。
“南宋”和“东晋”的根本区别在于“东晋”是其继承者所发明的，而“南宋”则不是。实际上，“南宋”这一称谓反倒比“南宋”这个朝代更早出现，它最初是辽朝对其南方“宋”政权的称呼，其后金、元也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个说法。元代以后，“南宋”这个称呼也就固定了下来。
历朝历代中，三足鼎立的三国可能是称谓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魏室姓曹，名之“曹魏”，汉居蜀地，故称“蜀汉”，吴处东南，则为“东吴”，三个政权就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方式。这还只是同时代的称谓而已，后人对这一时期的称呼就更加多样了。刘备政权以两汉的继承者自居，所以也被称为“季汉”，如西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他“建殊功于季汉”，季就是末的意思。但是十六国时期也有两个政权自称“汉”，五代十国还有三个“汉”，那么到底谁是最后一个呢？欧阳修《新五代史》还将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刘崇政权称为“东汉”，这就更加混乱了。因此，“季汉”这个称呼就不如“蜀汉”合适了。
前面对历代王朝的称谓变迁做了简单的梳理，实际上古代并无统一标准，很多时候是混杂并用的，甚至有史家在同一本书中对同一个政权使用不同的称呼方式。而如果没有特别加以区分，很多时候也是可以通过上下文来理解的。
今天我们有了一套较为明确的专属名称，但是这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称谓仍然是值得去了解的，每一次变化都体现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观念，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30日北京晚报副刊39版，有删改）
参考资料
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文：景行止 转引自： 历史学午餐）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建立时都会设立自己的“国号”，即官方认定的合法称号。元代以前的国号，无论是来自爵位封号，还是源于发迹地名，归结到底大多是先秦古国名，因此重名在所难免，比如，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就有十五个之多。所以后人谈及前朝，就不能只提国号，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朝代称谓。那么，古人是怎么称呼不同朝代的？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与依据？
添加前缀“冠名”国号
最常冠以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
所谓“冠名”法，就是在国号的前面加上前缀来表示区别。最常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称作“前后”和按照地理位置划为“东西南北”，是最简洁明确的区分方法，也是如今历史学者最常用的方法，如西周东周、北宋南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诗歌或骈文中的“东西南北”其实只是为了对仗所加，如南朝梁刘孝标《自江州还入石头》诗“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一句，“南楚”与“东汉”就不是实指。
有时候，古人会以国号结合五行德运的方式来冠名，虽然比较少见，却是很有特色的起名方法。两汉因尚火德而被称为“炎汉”，这是因为汉代受阴阳学说影响较大。宋代虽然在学术上否定了“五德转移”，但随着国势日衰，仍不得不“竭力依傍五运说”，所以南朝宋（刘裕建立）和宋朝（赵匡胤建立）又分别被称为“水宋”、“火宋”。
国号前最常加的前缀还有“大”、“皇”、“圣”等，一般没有特别的意义。明代朱国桢认为“大元”、“大明”的“大”字是国号本身的一部分，但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我元”“皇明”这类称呼呢？实际上，自汉朝开始，“大”、“皇”、“圣”就都是常加在国号前面的尊词，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人把“有汉”“有明”中的助词“有”解释为“有天下”，实际上“有”本身并无特殊含义。
除了“冠名”之外，还有一些文人学者喜欢用术语来作为朝代的别称。如“当涂”指曹魏，这也是源于当时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而“典午”对应“司马”，是晋朝的代称。近代则喜欢用“天水一朝”代指赵宋，因为赵氏的郡望在天水。
冠以帝王姓氏也是常见的做法，不过不如前两种方法简洁，如果不是旋起旋灭、影响不大的政权如“冉魏”(公元350-352年,十六国时期冉闵建立)、“明夏”（公元1363-1371年，元末明玉珍建立），一般无此必要。
总体而言，按时序命名朝代通常只有“前”和“后”的区分，远不如按“东西南北”的方位划分灵活。在“南朝”、“北朝”普遍使用之前，北方政权中拓跋氏建立的“魏”最初被称为“后魏”，而宇文氏的“周”则被称为“后周”，只有高氏的“齐”为了与萧氏之齐区分而被称为“北齐”。就连萧詧的“梁”，虽然仅有江陵一隅之地，是臣属于宇文氏和隋朝的保护国，都被唐人称为“后梁”。但是这样下去“后”就不够用了，所以北宋以后通常用“后”来冠名五代政权，而另外发明了“北魏”“北周”和“西梁”的称呼。不过，也有沿用原名的情况，比如直到清朝，“后汉”仍常常指刘秀政权。
两周与两汉
东西周原本指地名 东西汉本称“前后”
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线，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将“西周”、“东周”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代称，则是西晋杜预注《左传》时才开始的用法。在此之前，西周、东周主要是作为地名存在的。《国语》记载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这里的“西周”指的是镐京周围，而“三川”即泾、渭、洛。《春秋》则记载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灾”，《公羊传》附注：“成周者何？东周也”，指的都是洛阳附近的地区。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唐朝，郭子仪曾在奏章中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以此来劝阻唐代宗迁都洛阳。
此外，由于战国时期周王室又先后分封出了西周国和东周国，所以年代较接近的《战国策》、《史记》中，“西周”、“东周”指的都是这两个小国。不过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这一用法也不会造成误解。
按照通常的解释，之所以用“西周”、“东周”来区分二者，是由于东周的都城洛邑在东，西周都城镐京在西。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杜预的说法，“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将这两个词的本义与衍生义结合了起来，更有说服力。
那在此之前学者们是怎么称呼这两个时代的呢？答案很简单，西周直接称周，而东周分成两段，即春秋与战国。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感太过薄弱，大家都只知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以鲁纪年，《竹书纪年》东周部分也是晋纪和魏纪，因此其后数百年间都没人想到给这段政权起一个专指代号。
东周只是“苟延残喘”的续命，而东汉则是“浴火重生”的复兴。东周实际统治范围只限于洛邑周边，根本无力控制四方诸侯，反倒时常受到侵辱。而东汉虽说略逊于西汉，但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古人一开始更多地是用“（前）汉”和“后汉”来区分两汉。“后汉”最早见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而魏晋以后的诸多断代史也多以“后汉书/纪”为名。
据范晔《后汉书》，东汉名士应劭著有《中汉辑序》以论时事，则“中汉”也可以说是东汉的别称，或许不无“中兴”的寓意。此外，与杜预所谓“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类似，东汉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所以也常用“西京”“东京”代指西汉和东汉，顾炎武称“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里的东京自然指的是东汉时代。而“西汉”“东汉”的称呼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所编《宋书》，《天文志》中称“浑仪”是“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百官志》中则有“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的记载，但并不是主流说法。
东晋、南宋与蜀汉
南朝人自称“江左” 三国时称呼方式最多
两晋、两宋与两周类似，都是因异族入侵而陷入衰落和分裂。但是相比位于“天下之中”的东周，东晋、南宋两个朝代都是偏安一方。若只从地理位置来看，似乎称“南晋”、“东宋”也未尝不可。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东”晋和“南”宋呢？
不用“南”来称呼东晋的一大原因是，中原地区按地理位置来看处于北方，“南”在正统之争中天然居于劣势。因此，东晋在王朝称谓上尽量避开“南北”，称西晋为“西朝”或“中朝”，根据地理位置称自己为“江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刘倓、王濛、桓伊“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宋齐梁陈亦多用“江左”自称。直到唐宋时，人们仍常常以“江左”为南朝的代称。
而“东晋”这一称呼与“东汉”一样，最早见于《宋书》，其中谈论历代礼乐变迁时提到“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这恐怕也不只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南朝人的共识。此外，东晋时人有时也会自称“中晋”，如陶渊明《命子》诗云“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显然是模仿“中汉”的用法。
“南宋”和“东晋”的根本区别在于“东晋”是其继承者所发明的，而“南宋”则不是。实际上，“南宋”这一称谓反倒比“南宋”这个朝代更早出现，它最初是辽朝对其南方“宋”政权的称呼，其后金、元也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个说法。元代以后，“南宋”这个称呼也就固定了下来。
历朝历代中，三足鼎立的三国可能是称谓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魏室姓曹，名之“曹魏”，汉居蜀地，故称“蜀汉”，吴处东南，则为“东吴”，三个政权就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方式。这还只是同时代的称谓而已，后人对这一时期的称呼就更加多样了。刘备政权以两汉的继承者自居，所以也被称为“季汉”，如西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他“建殊功于季汉”，季就是末的意思。但是十六国时期也有两个政权自称“汉”，五代十国还有三个“汉”，那么到底谁是最后一个呢？欧阳修《新五代史》还将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刘崇政权称为“东汉”，这就更加混乱了。因此，“季汉”这个称呼就不如“蜀汉”合适了。
前面对历代王朝的称谓变迁做了简单的梳理，实际上古代并无统一标准，很多时候是混杂并用的，甚至有史家在同一本书中对同一个政权使用不同的称呼方式。而如果没有特别加以区分，很多时候也是可以通过上下文来理解的。
今天我们有了一套较为明确的专属名称，但是这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称谓仍然是值得去了解的，每一次变化都体现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观念，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30日北京晚报副刊39版，有删改）
参考资料
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文：景行止 转引自： 历史学午餐）
大病在于地，中病在于宅，小病在于人
大病在于地，中病在于宅，小病在于人。
大病改地，非一般个人而能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不养人时只能易地而居。
中病改宅，上医治病于未发，良医治病于之始，普医妙手而回春，庸医延误病情于良机。宅之病分宅内宅外，结构不合理而已。
阴阳在天地间，无处不在。尤不可欲其偏阴偏阳，则不得中和之气。
然一动一静互相循环，山亦有动极而静，水亦有静极而动，不可执一而论，又在人融化之为妙也。
动静互相循环，山要静中有动，水要动中有静，能结地是因为地理变通之妙。不可执一而论，靠人去理会。
一、聚散
其次莫若观聚散。聚散者，言乎其大势也。夫山川融结自有天造地设，障空补缺，不陷不跌。故小聚则地小成，大聚则地大成，散而不聚，不可以言地矣。
大势者，主客左右及随从，水口之类。障空补缺，不陷不跌。大势之聚而山川融结者也。小聚小成形局之小者。大聚大成形局之大者。大小虽殊，而天造地设则一故。皆可以为地也。反是利散而不聚矣。
何谓聚？山之所交，水之所会，风气之常藏也。何谓散？山之所去，水之所难，风气之所散也。
众山交锁，众水交会，则有山以障风，有水以界脉，而地气畜聚。故曰：隈藏众山走鼠而不交。众水分流而不会。则无山以障风，无水以界脉。而地气泄散。故曰：绕染以择地者，必原其脉络之所。从来看其形，势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无风以散之。止方为大势之聚，而风气隈藏之地也。
今之言地理，往往多论地形之巧拙，而不明聚散。大势若聚，则奇形怪穴而愈眞正。大势若散，则巧穴天然而反虚假。历观古人之葬，大抵穴多巧怪，非好怪也。不由得山水之正，则怪穴所为常也。今人于大聚之中，或乃拘于形穴而不葬者陋矣。
寻龙点穴，不过阴阳动静。山水交会以尽其微妙。问有龙穴融结，偶合物形。因以名元野俗专以人物之类取象。地形而较美恶不明。大势必聚散。宜其以假为真，以恶为美。陋是不可取的。
然有大势之聚散，有穴中之聚散。大势之聚散见乎远，穴中之聚散见乎近，是二者有相须之道焉。
有大势的聚散，也有主穴中的聚散。在结穴之处必有真砂真水。以有真气方谓之聚，无止则气散而不聚。何谓真砂蝉翼牛角？蝉翼砂所以蔽于穴后。乳穴必有牛角砂合于穴下口。何谓真水，穴的左右必有若明若暗两水夹送。上分下合，则阴阳交济。而脉之来无不真正，无不明止，穴中之聚者。水之无分无合。或有分无合，则为雌雄失经。而脉之来不真正不明，止穴中之散者。大势若聚，则穴中必聚。大势若散，则穴中必散。未有龙而无穴者，亦未有穴而无龙者。止二者所以相须而为用者也。
二、向背
其次莫若审向背。向背者，言乎其性情也。夫地理之与人事不远，人之性情不一，而向背之道可见。其向我者必有周旋相与之意，其背我者必有厌弃不顾之状。虽或暂焉矫饰，而眞态自然不可掩也。
向山之拱揖也，背山之走鼠也，山之性情隐于形体之中。看其形体向背，则性情可知。周旋相与则知人有向我之情，厌弃不顾则知人有背我之意。虽暂时有矫饰，不过是外貌的虚假。眞态岂是外貌能掩饰的。
地理亦然。故观地者必观其情之向背。向者不难见，凡相对如君臣，相待如宾主，相亲相爱如兄弟骨肉，此皆向之情也。背者亦?难见，凡相视如仇敌，相抛如路人，相忌如嫉寃逆寇，此皆背之情也。
三、地理与人事同
观形貌者得其伪，观性情者得其眞，向背之理明而吉凶祸福之机灼然。故尝谓地理之要，不过山水向背而已矣。
观山水之背向，不可只看形貌，而要察其性情，则向者不会误以为背。背者不会误以为向。向则吉而福，背则凶而祸。所以看地要以向来讲地之美恶。
大病在于地，中病在于宅，小病在于人。
大病改地，非一般个人而能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不养人时只能易地而居。
中病改宅，上医治病于未发，良医治病于之始，普医妙手而回春，庸医延误病情于良机。宅之病分宅内宅外，结构不合理而已。
阴阳在天地间，无处不在。尤不可欲其偏阴偏阳，则不得中和之气。
然一动一静互相循环，山亦有动极而静，水亦有静极而动，不可执一而论，又在人融化之为妙也。
动静互相循环，山要静中有动，水要动中有静，能结地是因为地理变通之妙。不可执一而论，靠人去理会。
一、聚散
其次莫若观聚散。聚散者，言乎其大势也。夫山川融结自有天造地设，障空补缺，不陷不跌。故小聚则地小成，大聚则地大成，散而不聚，不可以言地矣。
大势者，主客左右及随从，水口之类。障空补缺，不陷不跌。大势之聚而山川融结者也。小聚小成形局之小者。大聚大成形局之大者。大小虽殊，而天造地设则一故。皆可以为地也。反是利散而不聚矣。
何谓聚？山之所交，水之所会，风气之常藏也。何谓散？山之所去，水之所难，风气之所散也。
众山交锁，众水交会，则有山以障风，有水以界脉，而地气畜聚。故曰：隈藏众山走鼠而不交。众水分流而不会。则无山以障风，无水以界脉。而地气泄散。故曰：绕染以择地者，必原其脉络之所。从来看其形，势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无风以散之。止方为大势之聚，而风气隈藏之地也。
今之言地理，往往多论地形之巧拙，而不明聚散。大势若聚，则奇形怪穴而愈眞正。大势若散，则巧穴天然而反虚假。历观古人之葬，大抵穴多巧怪，非好怪也。不由得山水之正，则怪穴所为常也。今人于大聚之中，或乃拘于形穴而不葬者陋矣。
寻龙点穴，不过阴阳动静。山水交会以尽其微妙。问有龙穴融结，偶合物形。因以名元野俗专以人物之类取象。地形而较美恶不明。大势必聚散。宜其以假为真，以恶为美。陋是不可取的。
然有大势之聚散，有穴中之聚散。大势之聚散见乎远，穴中之聚散见乎近，是二者有相须之道焉。
有大势的聚散，也有主穴中的聚散。在结穴之处必有真砂真水。以有真气方谓之聚，无止则气散而不聚。何谓真砂蝉翼牛角？蝉翼砂所以蔽于穴后。乳穴必有牛角砂合于穴下口。何谓真水，穴的左右必有若明若暗两水夹送。上分下合，则阴阳交济。而脉之来无不真正，无不明止，穴中之聚者。水之无分无合。或有分无合，则为雌雄失经。而脉之来不真正不明，止穴中之散者。大势若聚，则穴中必聚。大势若散，则穴中必散。未有龙而无穴者，亦未有穴而无龙者。止二者所以相须而为用者也。
二、向背
其次莫若审向背。向背者，言乎其性情也。夫地理之与人事不远，人之性情不一，而向背之道可见。其向我者必有周旋相与之意，其背我者必有厌弃不顾之状。虽或暂焉矫饰，而眞态自然不可掩也。
向山之拱揖也，背山之走鼠也，山之性情隐于形体之中。看其形体向背，则性情可知。周旋相与则知人有向我之情，厌弃不顾则知人有背我之意。虽暂时有矫饰，不过是外貌的虚假。眞态岂是外貌能掩饰的。
地理亦然。故观地者必观其情之向背。向者不难见，凡相对如君臣，相待如宾主，相亲相爱如兄弟骨肉，此皆向之情也。背者亦?难见，凡相视如仇敌，相抛如路人，相忌如嫉寃逆寇，此皆背之情也。
三、地理与人事同
观形貌者得其伪，观性情者得其眞，向背之理明而吉凶祸福之机灼然。故尝谓地理之要，不过山水向背而已矣。
观山水之背向，不可只看形貌，而要察其性情，则向者不会误以为背。背者不会误以为向。向则吉而福，背则凶而祸。所以看地要以向来讲地之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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