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zyhacd[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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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分享第53天:家教#推文[超话]##情感语录#
丈夫回来的那天晚上，外面下大雨了。但是，给儿子做家教的那个男人还是冒雨赶来了。雅安为他开门时，下意识地往卧室里望了一眼，她想让丈夫出来打个招呼，以表示对孩子老师的尊敬。可丈夫正沉迷于网上打牌，压根儿没在意家中来人。
“家明，黄老师来了！”雅安冲卧室里喊丈夫时，那个被称作黄老师的男人，正在门外支弄雨伞，他想把湿漉漉的雨伞支撑在过道里。
雅安出于礼貌，或许是考虑到雨伞支撑在过道里行人不便，她让黄老师把雨伞拿进屋来。黄老师略顿了一下，随即将雨伞收拢起来。不料，一根脱了扣的伞骨，不合时宜地露在伞卷外面，如同煮熟的排骨似的与伞卷儿骨肉脱离。黄老师挺不好意思地将那根露在外面的伞骨握进伞卷里，随之，他又甩了甩伞卷上的雨水，颇为拘谨地迈上主人家光可照人的枣红色木地板。
雅安帮他把雨伞放在门旁的鞋柜上，看丈夫还在卧室里打牌，便提高了嗓音，又喊了一声：“家明，黄老师来了！”
这一回，卧室里有了响动。黄老师也主动往卧室门口迎了两步。男主人家明，在门口闪了一下，对黄老师说道：“你忙！”随之，他又回到电脑前打牌去了。
显然，电脑上的牌局正等着他出牌呢。
黄老师知道，这家的男主人，在下面一个镇上工作，具体是当干部，还是镇上的一般工作人员，黄老师没有深究，他只知道他每周三和周日两个晚上回城里的家。女主人雅安，之所以选在周三的晚上让他上门来做家教，就是因为想趁着男人在家时方便一些。否则，她一个女人带个孩子，家中常有陌生男人出入，知道的是来给孩子做家教的，不知道的还误认为她雅安生活不检点呢。
问题是，雅安的丈夫狐朋狗友多，每次回来大都被人约去喝酒了。黄老师来过几次，都没有见到他。今晚，外面下雨，黄老师赶巧遇上一回。可男主人只与他打了个照面，就回到电脑前打牌去了。
黄老师按部就班地在客厅的茶几上辅导孩子写作业。
雅安与丈夫在卧室里各忙各的事。其间，雅安与丈夫悄声说话，客厅里的黄老师听不到。但是，黄老师与儿子在客厅里的对话，雅安与丈夫却听得很仔细。儿子读中学了，成绩一直不是太理想。雅安老早就想给儿子找个家教，可小街上那些铺天盖地的辅导班，不是“鸡兔同笼”地将几个年级的孩子混杂在一起，就是下岗、失业的土秀才们，自立招牌，租间门面，就堂而皇之地开班了。雅安去看过几家，都觉得不妥。眼下，选定了这位黄老师，是看他在小区报栏里打出“一对一，保提分”的帖子之后，她才以每小时50元的价格，聘他上门对儿子做“一对一”辅导。
转眼，一个小时的时间快到了。
黄老师看着客厅里的石英钟，问孩子：“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孩子说：“今天的作业中，有两道几何题我不会做。”
黄老师说：“你拿出来我看看。”
孩子将作业本上的两道几何题指给黄老师看。黄老师磨磨叽叽地看了半天，说：“这两道题，我带回去看看，下次来时，我再把答案告诉你。”
孩子没有说啥。
可卧室里正在电脑上打牌的家明坐不住了，他忽地来到客厅，问那个自称黄老师的男人：“你是教中学的数学老师吗？”
那个男人被家明冷不丁地一问，半天不知说什么好了。他不是学校的老师，也不是从事教育的，仅仅是生活所迫，才出来做家教。
家明不想让他过于难堪，话题一转，问他：“你来做过几次家教了？”
那个男人如同做错了事的孩子，如实告诉家明，说他来过三次了。
家明当即从身上掏出两百块钱，递给那个男人，说：“不用找钱了，下一周你不用再来了。”
那个男人呆呆地愣在那儿。末了，他还是伸手把钱接住了。
之后，那个男人低着头，漠然无趣地推开房门，走了。
而此时，一直站在卧室门旁的雅安，担心那人忘掉雨伞，赶忙跑到鞋柜前一看，那人将雨伞拿走了，可家明给他的两百块钱，他却悄然放在鞋柜上了。
雅安抖着钱，说家明：“你呀你，太过于偏激了！”
“我不是偏激，我是不想让他误人子弟！”家明说，“他要把儿子不会做的题目，带回去做好了再来告诉儿子。那我们儿子在考试时遇到不会做的题目，是不是可以带出考场，等做好了再去把答案写在试卷上呢？”
雅安不想在这个时候与家明理论那些，她握住那钱，拉开房门，急匆匆地下楼去追赶那个男人。
可她哪里料到，那个男人出门以后，惭愧得就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他急匆匆地下楼，等雅安追到楼下时，他早已消失在茫茫夜雨里了。
次日清晨，雅安下楼去取牛奶，仍然心存不安！路过小区报栏时，她无意地看到那张“一对一，保提分”的小广告已经没有了。想必，昨晚那个男人从她家出来时，顺手就把他张贴的小广告全部撕掉了。
本文摘自网络，原标题《家教》。侵删。
丈夫回来的那天晚上，外面下大雨了。但是，给儿子做家教的那个男人还是冒雨赶来了。雅安为他开门时，下意识地往卧室里望了一眼，她想让丈夫出来打个招呼，以表示对孩子老师的尊敬。可丈夫正沉迷于网上打牌，压根儿没在意家中来人。
“家明，黄老师来了！”雅安冲卧室里喊丈夫时，那个被称作黄老师的男人，正在门外支弄雨伞，他想把湿漉漉的雨伞支撑在过道里。
雅安出于礼貌，或许是考虑到雨伞支撑在过道里行人不便，她让黄老师把雨伞拿进屋来。黄老师略顿了一下，随即将雨伞收拢起来。不料，一根脱了扣的伞骨，不合时宜地露在伞卷外面，如同煮熟的排骨似的与伞卷儿骨肉脱离。黄老师挺不好意思地将那根露在外面的伞骨握进伞卷里，随之，他又甩了甩伞卷上的雨水，颇为拘谨地迈上主人家光可照人的枣红色木地板。
雅安帮他把雨伞放在门旁的鞋柜上，看丈夫还在卧室里打牌，便提高了嗓音，又喊了一声：“家明，黄老师来了！”
这一回，卧室里有了响动。黄老师也主动往卧室门口迎了两步。男主人家明，在门口闪了一下，对黄老师说道：“你忙！”随之，他又回到电脑前打牌去了。
显然，电脑上的牌局正等着他出牌呢。
黄老师知道，这家的男主人，在下面一个镇上工作，具体是当干部，还是镇上的一般工作人员，黄老师没有深究，他只知道他每周三和周日两个晚上回城里的家。女主人雅安，之所以选在周三的晚上让他上门来做家教，就是因为想趁着男人在家时方便一些。否则，她一个女人带个孩子，家中常有陌生男人出入，知道的是来给孩子做家教的，不知道的还误认为她雅安生活不检点呢。
问题是，雅安的丈夫狐朋狗友多，每次回来大都被人约去喝酒了。黄老师来过几次，都没有见到他。今晚，外面下雨，黄老师赶巧遇上一回。可男主人只与他打了个照面，就回到电脑前打牌去了。
黄老师按部就班地在客厅的茶几上辅导孩子写作业。
雅安与丈夫在卧室里各忙各的事。其间，雅安与丈夫悄声说话，客厅里的黄老师听不到。但是，黄老师与儿子在客厅里的对话，雅安与丈夫却听得很仔细。儿子读中学了，成绩一直不是太理想。雅安老早就想给儿子找个家教，可小街上那些铺天盖地的辅导班，不是“鸡兔同笼”地将几个年级的孩子混杂在一起，就是下岗、失业的土秀才们，自立招牌，租间门面，就堂而皇之地开班了。雅安去看过几家，都觉得不妥。眼下，选定了这位黄老师，是看他在小区报栏里打出“一对一，保提分”的帖子之后，她才以每小时50元的价格，聘他上门对儿子做“一对一”辅导。
转眼，一个小时的时间快到了。
黄老师看着客厅里的石英钟，问孩子：“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孩子说：“今天的作业中，有两道几何题我不会做。”
黄老师说：“你拿出来我看看。”
孩子将作业本上的两道几何题指给黄老师看。黄老师磨磨叽叽地看了半天，说：“这两道题，我带回去看看，下次来时，我再把答案告诉你。”
孩子没有说啥。
可卧室里正在电脑上打牌的家明坐不住了，他忽地来到客厅，问那个自称黄老师的男人：“你是教中学的数学老师吗？”
那个男人被家明冷不丁地一问，半天不知说什么好了。他不是学校的老师，也不是从事教育的，仅仅是生活所迫，才出来做家教。
家明不想让他过于难堪，话题一转，问他：“你来做过几次家教了？”
那个男人如同做错了事的孩子，如实告诉家明，说他来过三次了。
家明当即从身上掏出两百块钱，递给那个男人，说：“不用找钱了，下一周你不用再来了。”
那个男人呆呆地愣在那儿。末了，他还是伸手把钱接住了。
之后，那个男人低着头，漠然无趣地推开房门，走了。
而此时，一直站在卧室门旁的雅安，担心那人忘掉雨伞，赶忙跑到鞋柜前一看，那人将雨伞拿走了，可家明给他的两百块钱，他却悄然放在鞋柜上了。
雅安抖着钱，说家明：“你呀你，太过于偏激了！”
“我不是偏激，我是不想让他误人子弟！”家明说，“他要把儿子不会做的题目，带回去做好了再来告诉儿子。那我们儿子在考试时遇到不会做的题目，是不是可以带出考场，等做好了再去把答案写在试卷上呢？”
雅安不想在这个时候与家明理论那些，她握住那钱，拉开房门，急匆匆地下楼去追赶那个男人。
可她哪里料到，那个男人出门以后，惭愧得就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他急匆匆地下楼，等雅安追到楼下时，他早已消失在茫茫夜雨里了。
次日清晨，雅安下楼去取牛奶，仍然心存不安！路过小区报栏时，她无意地看到那张“一对一，保提分”的小广告已经没有了。想必，昨晚那个男人从她家出来时，顺手就把他张贴的小广告全部撕掉了。
本文摘自网络，原标题《家教》。侵删。
#关注2022全国两会#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网暴本身不是立法可解决的问题#， 更应该从道德规范去约束】网络暴力依旧凶猛，“按键伤人”的现象时有发生。
从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到网红“罗小猫猫子”直播中喝农药自杀悲剧，再到近期的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
近期，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联律师事务所重庆办公室执行合伙人韩德云。
北青报：目前，对网络暴力的界定是怎样的？
韩德云：网络暴力是一个通俗的说法，通常指人们在网上使用非正常的、可能涉及人身伤害的侮辱性语言，对他人进行人格攻击的行为。
所有网络暴力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不同价值观、不同人生经历、方方面各不相同的个人，对同一件事发表的不同看法。如果这些不同看法在言语表达上超出了正常探讨、发表意见的平和限度，使用了不礼貌，甚至侮辱性、攻击性的言语，就会上升为“暴力”行为。
“网络暴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语。从法律上讲，网络暴力不过是一种集中了一堆难听、粗俗、肮脏言辞的群体骂人行为，受害人被侵害的是自己的人格权，涉及民法典的“人格权保护”条款。现实生活中，网络暴力给很多人造成的伤害后果可能很严重，比如我们看到了不少因不堪忍受网暴而自杀的人如刘学州，但是法律上对网暴进行惩罚的力度其实是比较轻的。就像两个人当街骂架，如果一方或多方使用了不好听的、甚至侮辱人格的语言，在民法典规定的范围内，就构成了人身受辱为主要内容的人身权侵害事件，法律会要求侵权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不外乎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有时还涉及经济补偿性的赔偿责任，但基本不触及刑事责任。所以我们也很少见到因为谁骂谁构成了“犯罪”。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比如说，对英雄烈士进行的侮辱性表达，就可能容易构成了犯罪。但对一般人的人身权侵害来讲，很少会产生构成“犯罪”的后果。
北青报：有代表建议，网络暴力事件应该可公诉、或者专门立法，您怎么看待这个建议？
韩德云：这不是法律立法可以解决的问题。现行法律本身是有规定的，比如宪法，尤其是民法典等，都是有规定而且规定得很清楚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网上骂和在线下骂，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不过，线上骂的话，因为互联网传播的开放性，很容易引起暴风骤雨般的激烈效果，造成的人格伤害也就非同小可。
我认为，除了针对英雄烈士等特定个体引发的网暴，可能构成犯罪并提起公诉之外，网暴本身不是立法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网暴”这种现象，以及该从哪里去制止、制约网络暴力现象的产生，这才是比较重要的话题。
北青报：您觉得如果法律规定已经有了，还要靠哪些行为才能制约网暴呢？道德吗？道德本身肯定很重要的。
韩德云：是的。网络暴力总体是一个被网络放大了的语言暴力，不是现实中扔石头、打耳光这样直接的人身侵害。这种情况下如何去制约？我认为更多还是要从道德上去规范、去引领，只有当我们整个社会更多人变得更文明，网暴才会减少。
现实中一些受到网络暴力的人，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人身伤害，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可以去追究相关人的民事责任。如果觉得媒体对他造成了伤害，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追究媒体的责任。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类似不少这样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平台公司、传媒，对有些名人传播谣言构成人身侵害，基本是一告一个准，这种案例各地都有。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很多个案都与网络暴力有关，比如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比如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您怎么看这些事件？
韩德云：第一，我们的社会因为互联网正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件事的评价，只有一种声音。如果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去发表言论，不管是评价别人的行为，还是把自己的行为或观点曝光给整个社会知晓，从而寻求社会的理解、同情或支持，就一定要意识到这个社会是多元的，从来就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或观点可以得到一边倒的赞美和肯定。这个社会愈来愈复杂，同一件事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管这些看法是真的假的，但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要通过互联网表达观点，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接受不同情你、不理解你，甚至还要批评你、攻击你的这么一种观点的表述。
第二，在互联网媒介愈来愈发达的公共社会，一定要注意不要轻易把自己的隐私暴露给社会公众。社会公众对个人隐私有天生的探究、评说爱好，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发表观点，而是自己把隐私暴露给社会，就要有强大的心理能力去接受一个多元的社会对你隐私的追踪和评价。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奉劝大家不要轻易在互联网上讲自己的故事。珍惜个人隐私，比什么都重要，这个社会有多少流量、有多少荣誉、有多少金钱，是值得你用隐私去换取的。
第三，即使有涉世不深的人，不管因什么原因暴露了自己的隐私，希望得到社会的同情和理解，在面对整个社会有不同看法的情况下，我们的媒体媒介平台一定要用正确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去为舆论引航导向。不应该把某个人的隐私去刻意曝光，更不应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推波助澜。
最后，我们利用互联网来表达对他人的看法，对他人的经历、观点进行评判，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接受他人对我们的经历观点的不理解、不同情，甚至指责与批驳，面对一个网络让人轻易就可表达观点的世界，我们都要有一个更加独立的人格，更为平常的心态。
当然，不同观点的交汇交锋，都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表，这样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而这除了要靠法律，更多的还要靠道德规范。你能让法律去追究每一个不同情刘学州的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北青报：很多人觉得，在网络虚拟空间骂别人一句，对方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韩德云：现在的网络社会，虚拟已经是一个表象。自从IP地址实名化之后，所有的网上言论都是实名的，都是可溯的。君不见，所有的谣言为何很快就公开了造谣者的身份。今天你要告谁，你都能查得到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不管你在网上取什么名字，今天的后台，所有人的IP地址都是可循的。
北青报：平台没有责任吗？
韩德云：平台不是说没有责任。比如，对于极端侮辱性的言语、字句，平台理论上是应该删掉的。
但平台更多的是提供了平台而已，如果我们要把所有发表言论的责任包括不当言论的责任归咎于平台，我估计任何一个平台经营者都会感到很困难，也许我们就再也没有平台了。
我们必须看到平台本身的中立性，很多时候平台也不能关掉一种声音，只允许另外一种声音存在。
北青报：网络暴力产生之后，是不是只能事后救济？这是不是助长了“网络喷子”“网络水军”“键盘侠”的气焰？
韩德云：怎么去事前救济呢？事前救济就很容易导致不准说、不准评价、不准发言。表达自由，评价、发言是每个人的宪法权利。
所以，我认为制约网暴的核心不是法律的问题，法律已经提供了救济渠道，任何人受到伤害，该告的就要告，该要侵权人赔的就让他们赔。但是，构建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更需要伦理规范的约束。法律只是对伦理当中最必需的、最基本的规范进行了强制性要求，大量的社会规则还是需要用伦理规范去解决的，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互联网社会提供了非常开放的、各自表达意见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从来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任何人要介入这个场合的话，不仅应该想到这一点，而且也应该首先学会适应这一点。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从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到网红“罗小猫猫子”直播中喝农药自杀悲剧，再到近期的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
近期，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联律师事务所重庆办公室执行合伙人韩德云。
北青报：目前，对网络暴力的界定是怎样的？
韩德云：网络暴力是一个通俗的说法，通常指人们在网上使用非正常的、可能涉及人身伤害的侮辱性语言，对他人进行人格攻击的行为。
所有网络暴力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不同价值观、不同人生经历、方方面各不相同的个人，对同一件事发表的不同看法。如果这些不同看法在言语表达上超出了正常探讨、发表意见的平和限度，使用了不礼貌，甚至侮辱性、攻击性的言语，就会上升为“暴力”行为。
“网络暴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语。从法律上讲，网络暴力不过是一种集中了一堆难听、粗俗、肮脏言辞的群体骂人行为，受害人被侵害的是自己的人格权，涉及民法典的“人格权保护”条款。现实生活中，网络暴力给很多人造成的伤害后果可能很严重，比如我们看到了不少因不堪忍受网暴而自杀的人如刘学州，但是法律上对网暴进行惩罚的力度其实是比较轻的。就像两个人当街骂架，如果一方或多方使用了不好听的、甚至侮辱人格的语言，在民法典规定的范围内，就构成了人身受辱为主要内容的人身权侵害事件，法律会要求侵权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不外乎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有时还涉及经济补偿性的赔偿责任，但基本不触及刑事责任。所以我们也很少见到因为谁骂谁构成了“犯罪”。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比如说，对英雄烈士进行的侮辱性表达，就可能容易构成了犯罪。但对一般人的人身权侵害来讲，很少会产生构成“犯罪”的后果。
北青报：有代表建议，网络暴力事件应该可公诉、或者专门立法，您怎么看待这个建议？
韩德云：这不是法律立法可以解决的问题。现行法律本身是有规定的，比如宪法，尤其是民法典等，都是有规定而且规定得很清楚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网上骂和在线下骂，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不过，线上骂的话，因为互联网传播的开放性，很容易引起暴风骤雨般的激烈效果，造成的人格伤害也就非同小可。
我认为，除了针对英雄烈士等特定个体引发的网暴，可能构成犯罪并提起公诉之外，网暴本身不是立法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网暴”这种现象，以及该从哪里去制止、制约网络暴力现象的产生，这才是比较重要的话题。
北青报：您觉得如果法律规定已经有了，还要靠哪些行为才能制约网暴呢？道德吗？道德本身肯定很重要的。
韩德云：是的。网络暴力总体是一个被网络放大了的语言暴力，不是现实中扔石头、打耳光这样直接的人身侵害。这种情况下如何去制约？我认为更多还是要从道德上去规范、去引领，只有当我们整个社会更多人变得更文明，网暴才会减少。
现实中一些受到网络暴力的人，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人身伤害，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可以去追究相关人的民事责任。如果觉得媒体对他造成了伤害，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追究媒体的责任。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类似不少这样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平台公司、传媒，对有些名人传播谣言构成人身侵害，基本是一告一个准，这种案例各地都有。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很多个案都与网络暴力有关，比如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比如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您怎么看这些事件？
韩德云：第一，我们的社会因为互联网正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件事的评价，只有一种声音。如果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去发表言论，不管是评价别人的行为，还是把自己的行为或观点曝光给整个社会知晓，从而寻求社会的理解、同情或支持，就一定要意识到这个社会是多元的，从来就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或观点可以得到一边倒的赞美和肯定。这个社会愈来愈复杂，同一件事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管这些看法是真的假的，但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要通过互联网表达观点，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接受不同情你、不理解你，甚至还要批评你、攻击你的这么一种观点的表述。
第二，在互联网媒介愈来愈发达的公共社会，一定要注意不要轻易把自己的隐私暴露给社会公众。社会公众对个人隐私有天生的探究、评说爱好，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发表观点，而是自己把隐私暴露给社会，就要有强大的心理能力去接受一个多元的社会对你隐私的追踪和评价。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奉劝大家不要轻易在互联网上讲自己的故事。珍惜个人隐私，比什么都重要，这个社会有多少流量、有多少荣誉、有多少金钱，是值得你用隐私去换取的。
第三，即使有涉世不深的人，不管因什么原因暴露了自己的隐私，希望得到社会的同情和理解，在面对整个社会有不同看法的情况下，我们的媒体媒介平台一定要用正确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去为舆论引航导向。不应该把某个人的隐私去刻意曝光，更不应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推波助澜。
最后，我们利用互联网来表达对他人的看法，对他人的经历、观点进行评判，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接受他人对我们的经历观点的不理解、不同情，甚至指责与批驳，面对一个网络让人轻易就可表达观点的世界，我们都要有一个更加独立的人格，更为平常的心态。
当然，不同观点的交汇交锋，都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表，这样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而这除了要靠法律，更多的还要靠道德规范。你能让法律去追究每一个不同情刘学州的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北青报：很多人觉得，在网络虚拟空间骂别人一句，对方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韩德云：现在的网络社会，虚拟已经是一个表象。自从IP地址实名化之后，所有的网上言论都是实名的，都是可溯的。君不见，所有的谣言为何很快就公开了造谣者的身份。今天你要告谁，你都能查得到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不管你在网上取什么名字，今天的后台，所有人的IP地址都是可循的。
北青报：平台没有责任吗？
韩德云：平台不是说没有责任。比如，对于极端侮辱性的言语、字句，平台理论上是应该删掉的。
但平台更多的是提供了平台而已，如果我们要把所有发表言论的责任包括不当言论的责任归咎于平台，我估计任何一个平台经营者都会感到很困难，也许我们就再也没有平台了。
我们必须看到平台本身的中立性，很多时候平台也不能关掉一种声音，只允许另外一种声音存在。
北青报：网络暴力产生之后，是不是只能事后救济？这是不是助长了“网络喷子”“网络水军”“键盘侠”的气焰？
韩德云：怎么去事前救济呢？事前救济就很容易导致不准说、不准评价、不准发言。表达自由，评价、发言是每个人的宪法权利。
所以，我认为制约网暴的核心不是法律的问题，法律已经提供了救济渠道，任何人受到伤害，该告的就要告，该要侵权人赔的就让他们赔。但是，构建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更需要伦理规范的约束。法律只是对伦理当中最必需的、最基本的规范进行了强制性要求，大量的社会规则还是需要用伦理规范去解决的，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互联网社会提供了非常开放的、各自表达意见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从来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任何人要介入这个场合的话，不仅应该想到这一点，而且也应该首先学会适应这一点。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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