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在《爱弥尔》中写道：他们在书中大谈特谈责任，却不对自己身边的人履行责任。实际上他自己就有5个孩子从来不养，但却写出举世名著《爱弥尔》大谈教育，应该如何教育孩子。
这也让人更加看清楚，言是言，行是行。人对自己认知的东西总趋向一个方向脑补或美化。好比你看到一个外貌赏心悦目的人美化TA认为其心灵好，品质高尚，明星之所以要保持距离也是因这个心理，你看到了美好的外壳自会美化其内在，这点不需要这个人做出努力，于是在外貌作出努力是性价比最高的事。
那从此也便知道，崇高的理论只是作者的理论，不代表他有那样崇高的品格。赏心悦目的外貌也只是此人的皮相，精湛的演技也只是其作品，至于此人品质如何，顺带美化是幼稚的想法。
想起追星的事。看街舞3.4感到一博魅力四射，整个人都在发光发热，在他擅长的领域闪亮夺目，仿佛发生的一切都充分地放大他的优点。使他身上的自信，生命力，美感，大将之风，管理能力，领导力，当机立断，专注，踏实，勤奋被充分看见，被察觉，就像找到了属于他的竞技场，发光发热。但在滑板节目里，他却没有这样夺目，能看见的是胆子大，不把自己的明星光环当回事，他谦逊，勤奋，好学，平易近人，但也保持着自己性格，与人交往有距离，但不像街舞里那样让人感觉炫目， 充斥着大明星的强气场，他在极限青春里更贴近生活，像一个你生活中的，不特别遥远的男生。天天里的一博更像是打工人需谋生，这是一份稳定的，不算喜欢也不讨厌的工作，分到工作就认真做，志不在此也不勉强自己改变性格。
想来倒是好奇，本以为奋发向上的人，当在仅有这份工作之时，不论如何也会尽全力改变自己，力求自己在这份工作上更上一层楼，一博前几年的表现，如不是后来他的魅力被发现，很大程度上会被认为是不思进取，了解他的性格后更觉得他不可能能忍受这样的评价。但另一方面，我思索有些惯性思维和思考方式，很可能是应试教育带来的，一博的思维某一面你总感觉和我们大多数不一样，好像更鲜活，有其他的章法，也有可能是更冒险，更符合其本性。他某一面明显没有受到长时间传统教育的束缚，不陷入常有的人际关系烦恼或是职业事业烦恼之中，但也可以说，我们看到的他不拘于事业红火之后的身份光环，不搞形式主义夸夸其谈，不爱接受采访来让他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改观，不多公开表达对粉丝对谁谁的情感，对很多“本应该有”的reaction没有过多反应，原因不是因为他本来有，本想做，但加以抑制，而是因为他本身心里就不关心，觉得并不有趣，不能本身吸引他，甚至觉得无聊，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依照惯性按本性顺自己心意来生活处事的一博也不会为迎合他人，粉丝来伪装反应，加上事业红火之后，他认为自己也有了拒绝的资格，也就更加多展现符合自己的一面。人只有展现符合本我的一面是更轻松的，假装自己原本不具有的东西，时间越长要不就真正拥有，要不就心理负担沉，有担心被发现的一天。
我自初高中以来最不用坚持的一件事就是追星，人总是被美好的人或事吸引。回过头看到以前喜欢的偶像，感到最傻最虚无的就是沉浸在美好的片刻之中，虚度很多很多时间。比如初中喜欢飞轮海，最喜欢炎亚纶，有很多次害怕都用他来给我自己打气，其实我并不了解他，只因几个好看的镜头就一见钟情，到底喜欢什么呢？应该是颜值。后来淡了，到高中也是因为颜值，喜欢鹿晗，进而喜欢整个团，火热和喜爱持续一段时间本来淡了，学校的生活充斥着我几乎所有的时间，家里新增人口的变化又带给我许许多多没人管的时间，于是又重拾追星路，直到高三淡化，相反到时间大把编织的长长暑假，慢节奏的大学生活，我反而不怎么关注偶像，新的节目给偶像带来了高热度，但因不符合内心期待却看的频率并不比路人高，但我仍声称喜欢他。2016年一场原本可去可不去的演唱会又重新点燃追星之火，将这股色热又持续了两年多。现在审视回头看，这狂热也许并非来自他，而是来自这美好的氛围和热度，将一切的热都以为是对这个人的喜爱放在他身上。再往后就是2018年的演唱会，这也是一场可去可不去的演唱会，但我因看到了微博上一句“这是他需要你的时候”于是我买了第五排的票，最贵的，是刚毕业我半个月工资的票结伴去了。去的很早，但我一整天都很疑惑，我没想清楚我为何要在大太阳下排队领他的周边，我心底并不在意这些东西，是为了展现我对他的喜爱吗？不知道，在开场前3.4个小时，大概也是下午的时间，我开始犯困，和另一位仅是作为陪伴好朋友来看演唱会的姐妹坐在场馆比较远的斜坡草坪上坐着，看到大批人群随着彩排的歌声像潮水一样涌向体育馆，又涌向另一个方向，当时只感觉好困，可能我心里成熟一些了，我想。去年备考的时候我发现有个词很贴合，叫做从众和去个性化。从众适合漂浮在半个饭圈起水面上的散粉。去个性化这个词更适合20年网爆肖战的部分人。
回来后心里很难受，这是一场盛大聚会的空虚，看完心潮澎湃的演唱会之后都会有这样的空虚感，我猜舞台上感到幸福的偶像本人也是有的。
这也让人更加看清楚，言是言，行是行。人对自己认知的东西总趋向一个方向脑补或美化。好比你看到一个外貌赏心悦目的人美化TA认为其心灵好，品质高尚，明星之所以要保持距离也是因这个心理，你看到了美好的外壳自会美化其内在，这点不需要这个人做出努力，于是在外貌作出努力是性价比最高的事。
那从此也便知道，崇高的理论只是作者的理论，不代表他有那样崇高的品格。赏心悦目的外貌也只是此人的皮相，精湛的演技也只是其作品，至于此人品质如何，顺带美化是幼稚的想法。
想起追星的事。看街舞3.4感到一博魅力四射，整个人都在发光发热，在他擅长的领域闪亮夺目，仿佛发生的一切都充分地放大他的优点。使他身上的自信，生命力，美感，大将之风，管理能力，领导力，当机立断，专注，踏实，勤奋被充分看见，被察觉，就像找到了属于他的竞技场，发光发热。但在滑板节目里，他却没有这样夺目，能看见的是胆子大，不把自己的明星光环当回事，他谦逊，勤奋，好学，平易近人，但也保持着自己性格，与人交往有距离，但不像街舞里那样让人感觉炫目， 充斥着大明星的强气场，他在极限青春里更贴近生活，像一个你生活中的，不特别遥远的男生。天天里的一博更像是打工人需谋生，这是一份稳定的，不算喜欢也不讨厌的工作，分到工作就认真做，志不在此也不勉强自己改变性格。
想来倒是好奇，本以为奋发向上的人，当在仅有这份工作之时，不论如何也会尽全力改变自己，力求自己在这份工作上更上一层楼，一博前几年的表现，如不是后来他的魅力被发现，很大程度上会被认为是不思进取，了解他的性格后更觉得他不可能能忍受这样的评价。但另一方面，我思索有些惯性思维和思考方式，很可能是应试教育带来的，一博的思维某一面你总感觉和我们大多数不一样，好像更鲜活，有其他的章法，也有可能是更冒险，更符合其本性。他某一面明显没有受到长时间传统教育的束缚，不陷入常有的人际关系烦恼或是职业事业烦恼之中，但也可以说，我们看到的他不拘于事业红火之后的身份光环，不搞形式主义夸夸其谈，不爱接受采访来让他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改观，不多公开表达对粉丝对谁谁的情感，对很多“本应该有”的reaction没有过多反应，原因不是因为他本来有，本想做，但加以抑制，而是因为他本身心里就不关心，觉得并不有趣，不能本身吸引他，甚至觉得无聊，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依照惯性按本性顺自己心意来生活处事的一博也不会为迎合他人，粉丝来伪装反应，加上事业红火之后，他认为自己也有了拒绝的资格，也就更加多展现符合自己的一面。人只有展现符合本我的一面是更轻松的，假装自己原本不具有的东西，时间越长要不就真正拥有，要不就心理负担沉，有担心被发现的一天。
我自初高中以来最不用坚持的一件事就是追星，人总是被美好的人或事吸引。回过头看到以前喜欢的偶像，感到最傻最虚无的就是沉浸在美好的片刻之中，虚度很多很多时间。比如初中喜欢飞轮海，最喜欢炎亚纶，有很多次害怕都用他来给我自己打气，其实我并不了解他，只因几个好看的镜头就一见钟情，到底喜欢什么呢？应该是颜值。后来淡了，到高中也是因为颜值，喜欢鹿晗，进而喜欢整个团，火热和喜爱持续一段时间本来淡了，学校的生活充斥着我几乎所有的时间，家里新增人口的变化又带给我许许多多没人管的时间，于是又重拾追星路，直到高三淡化，相反到时间大把编织的长长暑假，慢节奏的大学生活，我反而不怎么关注偶像，新的节目给偶像带来了高热度，但因不符合内心期待却看的频率并不比路人高，但我仍声称喜欢他。2016年一场原本可去可不去的演唱会又重新点燃追星之火，将这股色热又持续了两年多。现在审视回头看，这狂热也许并非来自他，而是来自这美好的氛围和热度，将一切的热都以为是对这个人的喜爱放在他身上。再往后就是2018年的演唱会，这也是一场可去可不去的演唱会，但我因看到了微博上一句“这是他需要你的时候”于是我买了第五排的票，最贵的，是刚毕业我半个月工资的票结伴去了。去的很早，但我一整天都很疑惑，我没想清楚我为何要在大太阳下排队领他的周边，我心底并不在意这些东西，是为了展现我对他的喜爱吗？不知道，在开场前3.4个小时，大概也是下午的时间，我开始犯困，和另一位仅是作为陪伴好朋友来看演唱会的姐妹坐在场馆比较远的斜坡草坪上坐着，看到大批人群随着彩排的歌声像潮水一样涌向体育馆，又涌向另一个方向，当时只感觉好困，可能我心里成熟一些了，我想。去年备考的时候我发现有个词很贴合，叫做从众和去个性化。从众适合漂浮在半个饭圈起水面上的散粉。去个性化这个词更适合20年网爆肖战的部分人。
回来后心里很难受，这是一场盛大聚会的空虚，看完心潮澎湃的演唱会之后都会有这样的空虚感，我猜舞台上感到幸福的偶像本人也是有的。
雁过长空，
影沉寒水。
雁无遗踪之意，
水无留影之心。
生命只是一种偶然，万千景象不过都是瞬间的变化。
苏轼二十岁那年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陪同下赴京城汴梁应举，经过渑池（今属河南）时，曾寄宿在一座寺庙中，老僧奉闲殷勤招待，兄弟俩在寺壁上题了诗。过了三年，苏轼去陕西任地方官，重又路过渑池，他和苏辙为此作诗唱和，苏轼的这首《和子由渑池怀旧》成为诗史上的名作：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一种很深的感慨首先是触景而生的：不过几年时间，殷勤好客的老和尚已经死了，埋在了一座塔下。他的笑颜、他的声音好像还在眼前吧，可眼前只有一堆埋骨的土。寺庙也已经破败，看不到兄弟俩当年题在墙壁上的诗。那些诗句还记得很清晰吧，可眼前只有颓败的土墙。
人的一生很难说有什么既定目标，因为外在环境与条件的变化不受人的意志控制；人生到处会留下一些痕迹，但那些痕迹很快都会消失掉。那么，人生到底是什么呢？苏轼在想：就像鸿雁飞在茫茫的天空中，偶然在雪地上停息，留下一些印迹，而后鸿飞雪化，一切又都不复存在。生命只是一种偶然吗？走过的路上那些模糊的印痕，星星点点，似断似连，又能够说明什么？冥冥之中有什么力量在支配着这一切呢？年轻的苏轼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和感喟。
但不管怎样，人总还是要辛勤地努力吧！当年父子三人走在崤山道上，风雪交加，路途崎岖，蹇驴在颠簸中发出长长的嘶喊。这就是路。如今兄弟俩都考上了进士，从小官做起，跟各样的人打交道，疲惫、厌倦总是难免，但总还要努力走下去，这就是路。
差不多和苏轼同时代，有一位天衣义怀禅师说过一段话：“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异类中行。”意思大致是：大雁从天上飞过，影子投在清澄的水池上。但大雁并不是有意要留下自己的踪迹，水池也无意留住它的影子。雁飞影过，如此而已。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能够这样去做事，才能行走于万类纷繁的人间。
苏轼诗与天衣义怀的禅语有非常相近之处，但两者的视角，也还是有些差异。天衣义怀的话，根源是在《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据说六祖慧能未出家时于市中贩柴为生，偶然经过一家客舍，听人诵读《金刚经》，听到这一句忽然醒悟，顿萌出家之志。
怎么叫“无所住”呢？简单说就是不执著，不受外界变化的支配。你在“异类”（各种各样的人与事）中行，有人夸你，你就兴高采烈；有人骂你，你就怒气冲冲；今天流行黄色你就一身黄，明天流行黑色你就一身黑……很快你就神魂颠倒、莫名其妙了。如何又要“生其心”呢？就是讲万事无常，本心清净，但并不赞成执著于空无——执著于空无也是有所“住”。清净的本心不仅对于外界仍然有恰当的反应，有自然的喜怒哀乐，这种反应甚至是更为自如而美妙的。庭前花开花落，天上云卷云舒，情与之谐，心与之舞，飘逸之中，欣喜自生。更有“利乐众生，慈悲为怀”，也是一种“生其心”。
在苏轼的诗中，“飞鸿雪爪”的比喻从情感上说带有惆怅的意味，不像“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那样表现得洒脱。但在哲理上，它也体现着佛禅的无常观。人世无常，虽然也可以导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但若是以“无所住”的态度去应对无常，也可以引导出超越的旷达。在这首诗里，两种情绪同时存在。
正像前面说过的，无奈也罢，旷达也罢，对苏轼来说，这些都不妨碍在人生道路上总须有所努力的积极态度。我们看苏轼的一生，一方面喜好老庄与佛禅，能够以超越的眼光看待世事的变幻，但作为一个官员，他却始终是正直和富于责任感的。他任徐州太守时，黄河决堤，大水围城数十天，徐州城岌岌可危。苏轼住在城墙上的小棚子里，有家不回，以安定民心，终于率士民顶住了洪水的侵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任杭州太守时，他为了兴修水利而疏浚西湖，留下了一条风光绮丽的苏公堤。他绝不会把自己“空”成一个对现实世界毫无意义的虚壳。
人生修炼的一个根本之处就是破执，而破执首先是破“我执”。人心里梗着一个粗重无比的“我”，贪婪、自大、自卑，永远放不下自己，哪怕有再多的聪明，也免不了一叶障目。而一旦破除我执，潜在的真如智慧就得以显现，万象纷呈，因缘分明，心境自如，不受迷惑。
(节选自《诗里特别有禅》，有删改) https://t.cn/RBS4O7q
影沉寒水。
雁无遗踪之意，
水无留影之心。
生命只是一种偶然，万千景象不过都是瞬间的变化。
苏轼二十岁那年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陪同下赴京城汴梁应举，经过渑池（今属河南）时，曾寄宿在一座寺庙中，老僧奉闲殷勤招待，兄弟俩在寺壁上题了诗。过了三年，苏轼去陕西任地方官，重又路过渑池，他和苏辙为此作诗唱和，苏轼的这首《和子由渑池怀旧》成为诗史上的名作：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一种很深的感慨首先是触景而生的：不过几年时间，殷勤好客的老和尚已经死了，埋在了一座塔下。他的笑颜、他的声音好像还在眼前吧，可眼前只有一堆埋骨的土。寺庙也已经破败，看不到兄弟俩当年题在墙壁上的诗。那些诗句还记得很清晰吧，可眼前只有颓败的土墙。
人的一生很难说有什么既定目标，因为外在环境与条件的变化不受人的意志控制；人生到处会留下一些痕迹，但那些痕迹很快都会消失掉。那么，人生到底是什么呢？苏轼在想：就像鸿雁飞在茫茫的天空中，偶然在雪地上停息，留下一些印迹，而后鸿飞雪化，一切又都不复存在。生命只是一种偶然吗？走过的路上那些模糊的印痕，星星点点，似断似连，又能够说明什么？冥冥之中有什么力量在支配着这一切呢？年轻的苏轼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和感喟。
但不管怎样，人总还是要辛勤地努力吧！当年父子三人走在崤山道上，风雪交加，路途崎岖，蹇驴在颠簸中发出长长的嘶喊。这就是路。如今兄弟俩都考上了进士，从小官做起，跟各样的人打交道，疲惫、厌倦总是难免，但总还要努力走下去，这就是路。
差不多和苏轼同时代，有一位天衣义怀禅师说过一段话：“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异类中行。”意思大致是：大雁从天上飞过，影子投在清澄的水池上。但大雁并不是有意要留下自己的踪迹，水池也无意留住它的影子。雁飞影过，如此而已。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能够这样去做事，才能行走于万类纷繁的人间。
苏轼诗与天衣义怀的禅语有非常相近之处，但两者的视角，也还是有些差异。天衣义怀的话，根源是在《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据说六祖慧能未出家时于市中贩柴为生，偶然经过一家客舍，听人诵读《金刚经》，听到这一句忽然醒悟，顿萌出家之志。
怎么叫“无所住”呢？简单说就是不执著，不受外界变化的支配。你在“异类”（各种各样的人与事）中行，有人夸你，你就兴高采烈；有人骂你，你就怒气冲冲；今天流行黄色你就一身黄，明天流行黑色你就一身黑……很快你就神魂颠倒、莫名其妙了。如何又要“生其心”呢？就是讲万事无常，本心清净，但并不赞成执著于空无——执著于空无也是有所“住”。清净的本心不仅对于外界仍然有恰当的反应，有自然的喜怒哀乐，这种反应甚至是更为自如而美妙的。庭前花开花落，天上云卷云舒，情与之谐，心与之舞，飘逸之中，欣喜自生。更有“利乐众生，慈悲为怀”，也是一种“生其心”。
在苏轼的诗中，“飞鸿雪爪”的比喻从情感上说带有惆怅的意味，不像“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那样表现得洒脱。但在哲理上，它也体现着佛禅的无常观。人世无常，虽然也可以导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但若是以“无所住”的态度去应对无常，也可以引导出超越的旷达。在这首诗里，两种情绪同时存在。
正像前面说过的，无奈也罢，旷达也罢，对苏轼来说，这些都不妨碍在人生道路上总须有所努力的积极态度。我们看苏轼的一生，一方面喜好老庄与佛禅，能够以超越的眼光看待世事的变幻，但作为一个官员，他却始终是正直和富于责任感的。他任徐州太守时，黄河决堤，大水围城数十天，徐州城岌岌可危。苏轼住在城墙上的小棚子里，有家不回，以安定民心，终于率士民顶住了洪水的侵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任杭州太守时，他为了兴修水利而疏浚西湖，留下了一条风光绮丽的苏公堤。他绝不会把自己“空”成一个对现实世界毫无意义的虚壳。
人生修炼的一个根本之处就是破执，而破执首先是破“我执”。人心里梗着一个粗重无比的“我”，贪婪、自大、自卑，永远放不下自己，哪怕有再多的聪明，也免不了一叶障目。而一旦破除我执，潜在的真如智慧就得以显现，万象纷呈，因缘分明，心境自如，不受迷惑。
(节选自《诗里特别有禅》，有删改) https://t.cn/RBS4O7q
【#书评# | “小镇做题家”何以成为“985废物”？】近两年在国内，“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词汇在网络热传，成为一些高校学生自嘲的标签。这些学生往往出身小城镇，他们埋头苦读、擅长应试，因此考入顶级高校，但又自觉缺乏一定的视野和资源，也因此在学业和工作上受到一定阻碍。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