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超话]##道教知识[超话]#道教修行应遵循怎样的节次？总结为三个阶段——三部经典之境界

修持是由凡入圣的必经之路。道教的修炼法门众多,且离散无序,各法门有它形成的背景及时代因素。有的修持法门也未必适合于现代社会, 初学者往往难以入手。

现从众多法门中,综汇整理,将道教的修持法门,依修持次第先后及实践难易,区分为三个阶次：始于《太上感应篇》,中于《玉皇心印妙经》,终于《清静经》。《太上感应篇》以兴善,《玉皇心印妙经》以养形,《清静经》以养神,还归大道。

道教修持法门第一层:以劝善书积功行善,进而诚意正心

修持在次第上有先后之别,在内容上有浅深之分,在实践上有难易之别。有初门接机之法,有较深的修真悟道之门。应以《太上感应篇》、《太微仙君功过格》、《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劝善书,为接引初阶之门,用来培养善心,端正心念。这些经典,不仅是劝善书,也是修行法门。

善与恶,本来是相对,且是抽象的概念,难以去计数的。而《太上感应篇》,却努力把善恶事情具体化,分别列述善、恶事,方便于区分,也方便于遵循。《太微仙君功过格》则把善恶功过数量化,按照事情的轻重,予以不同的点数;每一件善事依其事情大小加以区分,由半功、一功,至百功;恶事亦依其大小,由半过至百过;然后加以计数。积累年岁,可以自行统计所行善恶点数,并由此而知自己功过各多少,甚便于民众奉行。

《太上感应篇》讲善恶感召与天神降赐祸福吉凶,《太微仙君功过格》在计数所行善恶功过之多寡;一属理论阐扬,一则倡勉力行。受《太上感应篇》、《太微仙君功过格》等影响,不仅道教徒用它来积功行善,也影响了佛教徒,明代的云棲、莲池二和尚推崇《太微仙君功过格》,并仿袭订定佛教《功过格》。

《感应篇》为历代帝王所崇信,而名臣贤士皆尊奉之,前后诸贤有功于兹篇者,难以枚举。劝善书能跨越道教的界限,普被佛教及儒生所接受,所以道教的修行法门,应以这些书为基础,来培养善心正念。

道教修持法门第二层:修性与修命的“养形”法门

在建立善心正念后,接着进而以《玉皇心印妙经》、《太乙金华宗旨》、《悟真篇》等,由修炼精气神入手,来“养形”。

养形可以以内丹为主,以外丹之养生药物为辅来进行。内丹修炼之书很多,但大多都是隐语太多,较隐晦,不适于初学。初学者,可以由《玉皇心印妙经》、《太乙金华宗旨》入手,以此为基。

《太乙金华宗旨》较少用及铅汞、龙虎、坎离等名相,以道教内丹金丹(金华)之修炼为主, 比较易懂。此书以观想双眼及眉心三点为主,将三点之光,凝聚在眉心上,再将其光引入心后、双关（即夹脊关）前处,以待天心(玄关一窍)之开启,玄关一窍开时,自然引出先天一气,便能逐渐荡除阴滓,返回纯阳,而圣胎可结,金丹可得。书中也说明入静时所呈现的好坏证验及对治法门,简单易行。

至于《玉皇心印妙经》,全文由四字句的韵语五十句组成,共二百字,是道教内丹修炼的心要、精华;其重要性,明·陆西星称誉《玉皇心印妙经》为:“是经乃上帝之心印,诸经之鼻祖,玉京之尊典,有志斯道者,当信受而奉行之。”

《玉皇心印妙经》二百字,约可分为三段。此三段,分别叙述了精气神的重要与修炼成效、呼吸吐纳之方式及修炼次第、精气神三者之关系及灵丹妙用。文字虽短小,却已涵盖了内丹的全部要旨。

既以《太乙金华宗旨》、《玉皇心印妙经》为基入手后,其余如《悟真篇》、《周易参同契》等修炼之书,便较容易弄懂。内丹旨在“养形”,养形须以外丹的养生药饵及养生概念相配合进行,如此较易得到延生的效果。

道门修持的最高境界：由“有”返“无”,弃物入道的“养神”工夫

内丹修炼虽也分性功、命功,但毕竟都属于“养形”之术,以金丹为可成,有果可得,有道可证。仍不免落于“有”中,不能合道家所特别强调的“无”。“有”的境界在“无”之下,但不能空谈“无”,须由“有”做根基,才能进而返“无”。“有”为养形,“无”则是养神。

养神之术则可以从《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入手。“清静”一词,源自《老子》。《清静经》的修持法门,是综汇周世老庄思想而来的。《清静经》的“内观于心,心无其心,外观于形,形无其形。”是在论述“我”之存在,是由“形”与“神(心)”二者组合而成;但向内观照,就会发现“心”由思想所组成,思想由意念而来。人之意念刹那生灭,人之思想亦变化不居;所以是“心无其心”。

修道之方,在于由有天下、有外物、有身的凡夫俗子,进而忘天下、忘物、忘身、忘智,了悟道体,而达到至人之境。亦即是由“有”而“无”而“无无”,而至“无无亦无”的境界。进而“有无也者”,则是心斋之境,即是《清静经》所说的“观空以空”。再进而“有未始有无也者”,则是《清静经》所说空无所空的“无无”之境,也是忘我之境。再进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则是《清静经》的“无无亦无”,忘智而与道契合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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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学幼儿园联盟】竹林七贤之向秀
人物生平早年经历
向秀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后来研读《庄子》颇有心得，于乡里讲学时为山涛所知。山涛听向秀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竹林之游
在山涛的接引之下，结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嵇康“性绝巧而好锻“，于是经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自娱，嵇康掌锤，向秀鼓风，二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同时也为了“以自赡给“，补贴一点家用。向秀还经常去吕安家帮他侍弄菜园子，三人可谓情投意合。[1]
好友遇难
向秀助嵇康打铁时，亲眼见证了钟会被嵇康奚落。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杀头的源头。向秀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事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景元四(263)年经历了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2]
在嵇康、吕安遇害后，向秀曾经西行经过他们旧日的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往昔一起游玩宴乐的情分，怀念嵇康、吕安不受拘束的才情，写下了千古名篇《思旧赋》。
暮年岁月
嵇康遇害后，向秀迫于强权的压力，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司马昭问向秀说：“听说你以前有隐居不仕的“箕山之志“，为什么今天却来见我了呢?“秀曰：“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狷介的人，并不了解帝尧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 向秀后来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
《晋书·向秀传》记载：“秀游讬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云。“向秀喜谈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有流传，但过去的旧注“莫能究其旨统“，曾注《庄子》一书。向秀刚开始注释《庄子》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你注不好不如不注。“待到向秀将手稿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惜注未成向秀便过世，郭象则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对魏晋玄学有深刻的影响。
《庄子注》剽窃公案
《世说新语》记载：向秀去世后，他的儿子还小，没有将父亲的注释公布。向秀的文稿被郭象窃取，郭象自己补写了《秋水》《至乐》、改换了《马蹄》的注释，其余的篇目仅仅对文字稍加整理，遍以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其后千百年来，世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视了向秀的显著功绩。
主要成就政治
向秀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为避祸计 ，不得已顺应朝廷威逼拉拢而出仕，先后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消极无为。[3]​
作品
向秀对战国哲学著作《庄子》有很深的研究，曾对《庄子》加以注释，开创玄学注《庄》的新思路，被誉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晋书·向秀传》)“，成为了郭象注《庄子》的蓝本。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
在《难嵇叔夜养生论》中，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肯定了“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
《思旧赋》是向秀经过旧日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好友嵇康和吕安所作。向秀以“旷野之萧条“、“旧居“、“空庐“之景，寄托着物是人非的悲凉；通过诗人思旧赋《黍离》《麦秀》诗以及李斯受刑的典故，隐约暗示朝代更迭带来的不公、不幸的遭遇。抚今追昔，忧从中来，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不便畅言，有言未尽之感。
哲学思想
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广弘明集》卷十八)“，《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秀)弱冠著《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对《逍遥游》的注解：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 “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情欲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抢榆枋即止的斥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如此，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论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