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十年，青葱岁月，十年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承载着我们的爱情，虽然不知道我们之间有多少爱情多少亲情，但至少我们一起走过，原来是希望等我们过了十年，如果我们还能坚持，我就愿意跟你一起踏入婚姻，可是我们的宝贝想要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提前踏入了新的阶段，让彼此真正的进入对方的生活，让我们有了牵挂。我们两的十年，婚姻的两年，一起好好过余下时光，陪伴我们的宝贝
9月15日，星期四，天气中雨，所有的疑惑迎刃而解，智慧善良永远不过时。心旷然开朗，一切苦难终有尽头。生活还是原来蛮可爱的样子。可爱如你，岁月如你。害人者必害自己，把自己推入深渊。风雨过后一切如愿，并且会更好。中午第一次体会艾灸，蛮不错的。会生活也包括会享受生活。要适当体验想法生活，挣钱不易但更要会享受生活。那是什么？你笑的样子好好看！
《她砍掉了我的手 》
（节选自《岁月芳华—陈钢随想曲》中的《我就是王昭君》）
1986 年 11 月 15 日晚，西崎崇子在上海音乐厅首演了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当晚，新华社电讯报道：“日本著名小提琴家西崎崇子今晚以非凡的技艺，迷住了上海观众，演毕，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西崎崇子多次谢幕后又加演了一曲。”一位外国音乐家，在中国的土地上首演中国作曲家的作品——特别是她特地委托我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这使我感到不无自豪。第二年，她又在香港大会堂上演了这首作品。
西崎崇子是日本的“祝英台”，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第一个和蝉联多次的金唱片得主。她对中国音乐中那种特有的意境和神韵情有独钟。在她请我为她的1986 年上海之行写一首新的协奏曲时，我即刻萌发了为《梁祝》续一曲“姐妹篇”的想法——与《梁祝》的“路数”一般，我选择了历史传说为题材，单乐章结构为形式，还从广东音乐和粤剧唱腔中汲取一些养料作为音乐素材。但是，我企求在同一个“框架”中描绘出两个不同的“肖像”。西崎在奏完《王昭君》后说：“这部作品优美抒情，有一种中国音乐的气质和味道，有色彩，有感染力。《梁祝》没有让演奏者表现技巧的华彩乐段，而《王昭君》则有一段美丽、并能让演奏者发挥才华的华彩乐段……”“这首作品比《梁祝》成熟了不少，主题更突出，更富戏剧性，旋律也较《梁祝》的乐段重复来得更繁杂细致。配器技巧也高明得多……”
十年过去了，昭君在马背上的一声琵琶，再一次在上海音乐厅的四壁回响。在舞台亭亭玉立的是“中国祝英台”俞丽拿的学生——首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比赛”得主——十五岁的潘依琼。她使我想起了十八岁时首演《梁祝》 的俞丽拿，更想起了俞丽拿帮我“砍掉”一只“美丽的手”的往事…
罗丹在完成了大文豪巴尔扎克的雕像的那个夜里，兴奋地叫醒了他的学生来与他共享自己用心血凝成的杰作。学生们不约而同地将赞美的眼光投注到巴尔扎克雕像的那双手上。
“好极了，老师，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双奇妙的手啊！”
“老师，只有上帝才能创造这双手。简直像活的一样！”
“那双手！那双手！”一个学生惊呼道：“老师，如果您不再创作别的，单凭这双手也足以使您永垂不朽了！”
仓皇失措的罗丹不安地满屋乱走。突然，他走到工作室的一角，抡起一把大斧冲向雕像，一下子就砍掉了那双“举世无匹的完美的手”。他朝着学生们吼道：“傻子们！这双手太突出了！它已经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它们已不属于这个雕像的整体了。所以我不能不把它砍掉。”在沉思片刻后，他强调说：“记着，而且好好地记着：一件真正完美的艺术品，没有任何一部分是比整体更加重要的。”
我在写《王昭君》时，就“雕塑”过一双“美丽的手”。那是在写中段“萋萋塞外”时，就像《梁祝》在“楼台会”中引用越剧“十八相送”中的女声伴唱的曲调来表现梁山伯与祝英台生死诀别时的绝唱那样，我在这里——仅仅在这里，直接汲取了粤剧音调——红线女《昭君出塞》中的“原生唱腔”来刻画昭君出塞后细腻的感情涟漪。她既有为国献身的高尚情操，也有眷恋故土的家园关怀。
这一段是我的得意之笔。1986 年作品在沪首演后，一位德国音乐出版商对我这首长达三十五分钟的单乐章协奏曲中所表现出的长呼吸、长结构甚为欣赏，认为这是马勒式的写法，可是俞丽拿觉得太長了。她在仔细地看了乐谱，听了录音后，一处一处地细细道出她的意见。她不是理论家，讲不出多少“道道”来，但是，她凭着优秀演奏家的直感，可以指出很多作曲家意识不到的疏漏和误差。纵观她的意见，不外乎“快”和“短”两个字。快，是指减少停顿，使节奏流畅和前推。 但她最主要的意见是要砍去红线女的那段唱腔。因为，那段唱腔虽然很美，但前面已经有了大段琵琶独奏和小提琴的应和来描写昭君出塞后遥望故土、梦萦家园，在颠沛流离的塞外独操琵琶、吐露心曲的情境，用两段并列的慢板则反而会相互牵制和重复拖沓。她的话使我想起了莫扎特的话：“美加美不等于更美。”她言之有理，我再“忍痛”也得“割爱”了！牵一发，全身动。在砍去了这双“美丽的手”后，我紧接着删除了乐段高潮的转调重复和俏丽活泼的副题的延衍部分。这样一来，乐曲就从原来的三十五分钟减缩至二十五分钟——整整砍了十分钟！这对于每一个音符都要用心血浇铸的作曲家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在“美丽的手”被砍后，主体更突出了，比例更协调了，结构更严谨了，在独奏与乐队合成时，大家都为这个改动鼓掌叫好，演出现场效应也非常热烈。此时我要感激作品的二度创造者——演奏家和指挥家，他们帮我去芜存精，帮我用“大刀”砍去我自己下不了手的“多余的美丽”。作曲家应该像巴尔扎克那样不厌其烦地修改稿样（他自称为“文艺烹调工作”），更要记住契诃夫在别人问他死后用什么作墓志铭时的十分简明的回答：“最完美的压缩！”两个
“祝英台”和我一起完成了《王昭君》——“日本祝英台”西崎崇子是我原创的驱动力，帮我塑造了王昭君的“第一形象”；而“中国祝英台”俞丽拿则帮我剪掉枝蔓，定型完善。谢谢你们——两位“祝英台”！
（节选自《岁月芳华—陈钢随想曲》中的《我就是王昭君》）
1986 年 11 月 15 日晚，西崎崇子在上海音乐厅首演了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当晚，新华社电讯报道：“日本著名小提琴家西崎崇子今晚以非凡的技艺，迷住了上海观众，演毕，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西崎崇子多次谢幕后又加演了一曲。”一位外国音乐家，在中国的土地上首演中国作曲家的作品——特别是她特地委托我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这使我感到不无自豪。第二年，她又在香港大会堂上演了这首作品。
西崎崇子是日本的“祝英台”，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第一个和蝉联多次的金唱片得主。她对中国音乐中那种特有的意境和神韵情有独钟。在她请我为她的1986 年上海之行写一首新的协奏曲时，我即刻萌发了为《梁祝》续一曲“姐妹篇”的想法——与《梁祝》的“路数”一般，我选择了历史传说为题材，单乐章结构为形式，还从广东音乐和粤剧唱腔中汲取一些养料作为音乐素材。但是，我企求在同一个“框架”中描绘出两个不同的“肖像”。西崎在奏完《王昭君》后说：“这部作品优美抒情，有一种中国音乐的气质和味道，有色彩，有感染力。《梁祝》没有让演奏者表现技巧的华彩乐段，而《王昭君》则有一段美丽、并能让演奏者发挥才华的华彩乐段……”“这首作品比《梁祝》成熟了不少，主题更突出，更富戏剧性，旋律也较《梁祝》的乐段重复来得更繁杂细致。配器技巧也高明得多……”
十年过去了，昭君在马背上的一声琵琶，再一次在上海音乐厅的四壁回响。在舞台亭亭玉立的是“中国祝英台”俞丽拿的学生——首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比赛”得主——十五岁的潘依琼。她使我想起了十八岁时首演《梁祝》 的俞丽拿，更想起了俞丽拿帮我“砍掉”一只“美丽的手”的往事…
罗丹在完成了大文豪巴尔扎克的雕像的那个夜里，兴奋地叫醒了他的学生来与他共享自己用心血凝成的杰作。学生们不约而同地将赞美的眼光投注到巴尔扎克雕像的那双手上。
“好极了，老师，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双奇妙的手啊！”
“老师，只有上帝才能创造这双手。简直像活的一样！”
“那双手！那双手！”一个学生惊呼道：“老师，如果您不再创作别的，单凭这双手也足以使您永垂不朽了！”
仓皇失措的罗丹不安地满屋乱走。突然，他走到工作室的一角，抡起一把大斧冲向雕像，一下子就砍掉了那双“举世无匹的完美的手”。他朝着学生们吼道：“傻子们！这双手太突出了！它已经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它们已不属于这个雕像的整体了。所以我不能不把它砍掉。”在沉思片刻后，他强调说：“记着，而且好好地记着：一件真正完美的艺术品，没有任何一部分是比整体更加重要的。”
我在写《王昭君》时，就“雕塑”过一双“美丽的手”。那是在写中段“萋萋塞外”时，就像《梁祝》在“楼台会”中引用越剧“十八相送”中的女声伴唱的曲调来表现梁山伯与祝英台生死诀别时的绝唱那样，我在这里——仅仅在这里，直接汲取了粤剧音调——红线女《昭君出塞》中的“原生唱腔”来刻画昭君出塞后细腻的感情涟漪。她既有为国献身的高尚情操，也有眷恋故土的家园关怀。
这一段是我的得意之笔。1986 年作品在沪首演后，一位德国音乐出版商对我这首长达三十五分钟的单乐章协奏曲中所表现出的长呼吸、长结构甚为欣赏，认为这是马勒式的写法，可是俞丽拿觉得太長了。她在仔细地看了乐谱，听了录音后，一处一处地细细道出她的意见。她不是理论家，讲不出多少“道道”来，但是，她凭着优秀演奏家的直感，可以指出很多作曲家意识不到的疏漏和误差。纵观她的意见，不外乎“快”和“短”两个字。快，是指减少停顿，使节奏流畅和前推。 但她最主要的意见是要砍去红线女的那段唱腔。因为，那段唱腔虽然很美，但前面已经有了大段琵琶独奏和小提琴的应和来描写昭君出塞后遥望故土、梦萦家园，在颠沛流离的塞外独操琵琶、吐露心曲的情境，用两段并列的慢板则反而会相互牵制和重复拖沓。她的话使我想起了莫扎特的话：“美加美不等于更美。”她言之有理，我再“忍痛”也得“割爱”了！牵一发，全身动。在砍去了这双“美丽的手”后，我紧接着删除了乐段高潮的转调重复和俏丽活泼的副题的延衍部分。这样一来，乐曲就从原来的三十五分钟减缩至二十五分钟——整整砍了十分钟！这对于每一个音符都要用心血浇铸的作曲家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在“美丽的手”被砍后，主体更突出了，比例更协调了，结构更严谨了，在独奏与乐队合成时，大家都为这个改动鼓掌叫好，演出现场效应也非常热烈。此时我要感激作品的二度创造者——演奏家和指挥家，他们帮我去芜存精，帮我用“大刀”砍去我自己下不了手的“多余的美丽”。作曲家应该像巴尔扎克那样不厌其烦地修改稿样（他自称为“文艺烹调工作”），更要记住契诃夫在别人问他死后用什么作墓志铭时的十分简明的回答：“最完美的压缩！”两个
“祝英台”和我一起完成了《王昭君》——“日本祝英台”西崎崇子是我原创的驱动力，帮我塑造了王昭君的“第一形象”；而“中国祝英台”俞丽拿则帮我剪掉枝蔓，定型完善。谢谢你们——两位“祝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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