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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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一本书[超话]#16/52，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美】沙希利•浦洛基，历史-世界史。3.23-4.4。
本来想读《欧洲之门》，看了第一章之后，被冗长的人名地名彻底搞晕了，读了又好像没读。看来以自己这浅薄的历史知识，读乌克兰几千年的历史根本无法理解，还是了解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比较合适，于是打开了
这本《切尔诺贝利》。关于最近的俄乌战争有提到过这个核电站，但是对我来说，那只是个地名，我不懂在战争中核电站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今天才粗略的了解了一下，希望看完书能让我有更深度地认识。也希望有足够地勇气读完。
故事的开始一片祥和，全国党代会上，戈尔巴乔夫长达6小时的演讲，前景看似一片大好。其中也特别提到，“反对从海外购买技术和设备，理由是政治原因，采购合同可能随时取消”，这条对现在来说也是适用的，而且尤为重要。故事从切尔诺贝利最开始说起，一个大型电厂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人口增加，基础设施完善，物质丰饶，一切都如此美好。但是，零部件质量的瑕疵，建筑方与质检方的矛盾，压缩核电站修建的时间，又要提高核电站的供电量，所有反应问题的文章都用各种方式被处理了，真相只是上层想让大众了解的真相，亦或是他们愿意相信的真相。问题已经很明显了，悲剧也要发生了。在这个满是问题的核电站，做停堆实验无异于自寻死路，但是这些问题总是被粉饰了。没有明确的实验时间，没有明确的执行人员，就像没有排练就上台表演的钢琴家。看着这些人全然满不在乎的样子，没有任何对失败的应急处理，可能他们过于自信了吧，从没人认为会失败吧！爆炸就这样发生了，很多人看见了一切，却懵懂无知，什么都不知道。第一时间前往救援现场的往往是消防队员，他们也只是以为着火了，而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脚下的物质足以污染周围的一切，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想奋力完成自己的职责而已。突然觉得作者的记述方式很妙，写了很多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平凡人，而且不仅写了他们的工作，还写了他们的生活，让这些人活生生展示在我们面前，这也让这个悲剧之于我们更有共鸣之处吧。
站长看到爆炸的核心区域，爆表的测量仪，并不想承认核反应堆已经发生了爆炸，只想着怎么粉饰报告。而能源部长知道发生事故的消息时，第一反应就是不让自己的上级知道这个坏消息，然后就是考虑如何尽快让电站恢复工作，以便能完成今年的计划，还有就是考虑自己的职业前景。调查组来到了切尔诺贝利，他们看到了一切，却都在尽可能拖延，不想太早承认事实。从来没有人考虑过如何解决核泄露的问题，人员的救治问题以及人员的转移问题。这些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全部被忽略了。民众们一无所知，还在过着正常的生活，全然不知他们呼吸的空气已经被污染了，他们也正在遭受核污染。高层们不想疏散群众，以免制造恐慌，从而承担责任，而民众们因为他们的决策而遭受了多少灾难。听着一连串在医院治疗和死亡的数字，看着这些患者中毒后的种种症状，让人心寒！提前知道消息的一小批人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平安也是由家人们的牺牲换来的，他们至少安全了。还有无数的民众，一无所知，过着平凡的生活，他们甚至不知道生活从此发生了改变。比灾难更可怕的是谎言，这场人为制造的灾难制造了无数的谎言。撤离开始了，人们以为只离开3天，结果却是永远。人们对故土的依恋是带在血液里的，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从此漂泊半生，一个核反应堆就这样改写了这一代人的命运。官方对事件一直装聋作哑，秘而不宣，作为第一个建成核电站并可以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苏联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在此之前他们把失败都归咎于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并且官方不愿意恐慌情绪地民间散播，使国家无法调集应对灾难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但是亲人间的口耳相传和其他非正式渠道往往比国家管控的媒体更好地服务着苏联民众。政府不断放出情况有所好转的消息，但是其实目前无人真正了解事故原因，而情况也在一天天持续恶化。乌克兰的官员认为莫斯科方面把乌克兰人当成了实验的小白鼠，他们只是想看看辐射究竟会对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我想乌克兰和苏联的关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恶化的吧！
在当时，核电站是新鲜事物，并没太多可供参考的案例，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苏联当时推崇石墨反应堆，也宣称是最安全的核反应方式。但是当核事故报告中不仅有石墨堆的设计方案，还包括对事故辐射水平及辐射对农业及人体健康影响的评估时，观众们都沸腾了。而这种开诚布公的方式，让苏联的国际形象由此逆转，从一个不负责任的肇事者变成了一场无可预知的灾难的受害者，愿意分享经验并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而国内的报告最终还是以核电站的员工极其罕见地违反操作流程和方法导致的。随着反应堆被掩埋，爆炸的真相也一并被送入土中，而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余波却逐渐展现了出来。乌克兰的文人们首当其冲，作家已然成为忠实反对派的替代者，他们常常替参加者不同政见运动的人发声，这预示着部分乌克兰政治和文化精英对核能、对邻国的态度开始转变。
苏联解体后，人们用了九年时间才关闭了切尔诺贝利电站，用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在受损核反应堆上建好新的掩体。在这场角逐中，国际社会追求安全至上的目标达到了。而在此之后，生态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乌克兰蓬勃发展，最终动摇了苏联早已摇摇欲坠的根基，促成了乌克兰的独立与苏联解体。而独立之后的乌克兰经济直线下滑，为了换得西方的资助，销毁了核武器；但却碍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始终未能放弃核能。在新的世纪中，核能的安全性依然未能得以确保，即使是核电站的设计建造更加完美，也有可能突然毁于一场大地震（比如福岛核电站）。而随着人类发展的需要，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诸多国家都需要使用核能来发展，这也形成了各国在发展经济与能源安全之间的矛盾。而像德国放弃核能追求清洁能源，却造成自身对他国的高度能源依赖，这也未必是合适的解决之道。浦洛基在书中的最后讲到我们必须在切尔诺贝利的悲剧中吸取一条关键的教训，就是：“消除孤立主义至关重要，保持核项目紧密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在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的追随者日渐增多的当今世界，在越来越依赖核技术进行能源生产的当今世界，这条教训尤其重要。”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一切值得全人类引以为戒。”
本来想读《欧洲之门》，看了第一章之后，被冗长的人名地名彻底搞晕了，读了又好像没读。看来以自己这浅薄的历史知识，读乌克兰几千年的历史根本无法理解，还是了解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比较合适，于是打开了
这本《切尔诺贝利》。关于最近的俄乌战争有提到过这个核电站，但是对我来说，那只是个地名，我不懂在战争中核电站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今天才粗略的了解了一下，希望看完书能让我有更深度地认识。也希望有足够地勇气读完。
故事的开始一片祥和，全国党代会上，戈尔巴乔夫长达6小时的演讲，前景看似一片大好。其中也特别提到，“反对从海外购买技术和设备，理由是政治原因，采购合同可能随时取消”，这条对现在来说也是适用的，而且尤为重要。故事从切尔诺贝利最开始说起，一个大型电厂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人口增加，基础设施完善，物质丰饶，一切都如此美好。但是，零部件质量的瑕疵，建筑方与质检方的矛盾，压缩核电站修建的时间，又要提高核电站的供电量，所有反应问题的文章都用各种方式被处理了，真相只是上层想让大众了解的真相，亦或是他们愿意相信的真相。问题已经很明显了，悲剧也要发生了。在这个满是问题的核电站，做停堆实验无异于自寻死路，但是这些问题总是被粉饰了。没有明确的实验时间，没有明确的执行人员，就像没有排练就上台表演的钢琴家。看着这些人全然满不在乎的样子，没有任何对失败的应急处理，可能他们过于自信了吧，从没人认为会失败吧！爆炸就这样发生了，很多人看见了一切，却懵懂无知，什么都不知道。第一时间前往救援现场的往往是消防队员，他们也只是以为着火了，而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脚下的物质足以污染周围的一切，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想奋力完成自己的职责而已。突然觉得作者的记述方式很妙，写了很多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平凡人，而且不仅写了他们的工作，还写了他们的生活，让这些人活生生展示在我们面前，这也让这个悲剧之于我们更有共鸣之处吧。
站长看到爆炸的核心区域，爆表的测量仪，并不想承认核反应堆已经发生了爆炸，只想着怎么粉饰报告。而能源部长知道发生事故的消息时，第一反应就是不让自己的上级知道这个坏消息，然后就是考虑如何尽快让电站恢复工作，以便能完成今年的计划，还有就是考虑自己的职业前景。调查组来到了切尔诺贝利，他们看到了一切，却都在尽可能拖延，不想太早承认事实。从来没有人考虑过如何解决核泄露的问题，人员的救治问题以及人员的转移问题。这些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全部被忽略了。民众们一无所知，还在过着正常的生活，全然不知他们呼吸的空气已经被污染了，他们也正在遭受核污染。高层们不想疏散群众，以免制造恐慌，从而承担责任，而民众们因为他们的决策而遭受了多少灾难。听着一连串在医院治疗和死亡的数字，看着这些患者中毒后的种种症状，让人心寒！提前知道消息的一小批人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平安也是由家人们的牺牲换来的，他们至少安全了。还有无数的民众，一无所知，过着平凡的生活，他们甚至不知道生活从此发生了改变。比灾难更可怕的是谎言，这场人为制造的灾难制造了无数的谎言。撤离开始了，人们以为只离开3天，结果却是永远。人们对故土的依恋是带在血液里的，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从此漂泊半生，一个核反应堆就这样改写了这一代人的命运。官方对事件一直装聋作哑，秘而不宣，作为第一个建成核电站并可以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苏联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在此之前他们把失败都归咎于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并且官方不愿意恐慌情绪地民间散播，使国家无法调集应对灾难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但是亲人间的口耳相传和其他非正式渠道往往比国家管控的媒体更好地服务着苏联民众。政府不断放出情况有所好转的消息，但是其实目前无人真正了解事故原因，而情况也在一天天持续恶化。乌克兰的官员认为莫斯科方面把乌克兰人当成了实验的小白鼠，他们只是想看看辐射究竟会对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我想乌克兰和苏联的关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恶化的吧！
在当时，核电站是新鲜事物，并没太多可供参考的案例，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苏联当时推崇石墨反应堆，也宣称是最安全的核反应方式。但是当核事故报告中不仅有石墨堆的设计方案，还包括对事故辐射水平及辐射对农业及人体健康影响的评估时，观众们都沸腾了。而这种开诚布公的方式，让苏联的国际形象由此逆转，从一个不负责任的肇事者变成了一场无可预知的灾难的受害者，愿意分享经验并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而国内的报告最终还是以核电站的员工极其罕见地违反操作流程和方法导致的。随着反应堆被掩埋，爆炸的真相也一并被送入土中，而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余波却逐渐展现了出来。乌克兰的文人们首当其冲，作家已然成为忠实反对派的替代者，他们常常替参加者不同政见运动的人发声，这预示着部分乌克兰政治和文化精英对核能、对邻国的态度开始转变。
苏联解体后，人们用了九年时间才关闭了切尔诺贝利电站，用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在受损核反应堆上建好新的掩体。在这场角逐中，国际社会追求安全至上的目标达到了。而在此之后，生态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乌克兰蓬勃发展，最终动摇了苏联早已摇摇欲坠的根基，促成了乌克兰的独立与苏联解体。而独立之后的乌克兰经济直线下滑，为了换得西方的资助，销毁了核武器；但却碍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始终未能放弃核能。在新的世纪中，核能的安全性依然未能得以确保，即使是核电站的设计建造更加完美，也有可能突然毁于一场大地震（比如福岛核电站）。而随着人类发展的需要，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诸多国家都需要使用核能来发展，这也形成了各国在发展经济与能源安全之间的矛盾。而像德国放弃核能追求清洁能源，却造成自身对他国的高度能源依赖，这也未必是合适的解决之道。浦洛基在书中的最后讲到我们必须在切尔诺贝利的悲剧中吸取一条关键的教训，就是：“消除孤立主义至关重要，保持核项目紧密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在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的追随者日渐增多的当今世界，在越来越依赖核技术进行能源生产的当今世界，这条教训尤其重要。”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一切值得全人类引以为戒。”
福田终究破防了，今天打开微信都是福田疫情失守官员被处理的。但其实仔细看，“经市委 市公安局 福田区委”做出处理：免了一批副职[吃瓜]副公安局长，副区长，公安局福田分局长，区卫健委主任，街道书记[并不简单]……让人感觉就是正的处理副的而已[偷笑]那正的有没犯错需要处理？？免职也没说后续，会不会就委屈你一下啦去隔壁区继续发扬光大？？这些官腔作风不就和劳模家族装作若无其事犯法了还能假装“关爱”、暴力“关爱”，呸，呸呸呸呸呸！
另，上沙塘堰村这波疫情是已经封控14d，解放后，出来核酸又发现阳的，立马又封控还是不行，这一天天十几例新增没断过。一开始不就有人藏着掖着不去核酸？然后破防了，估计首先传给一起排队核酸的人，然后那些城中村握手楼呀，一点不输hk的公屋/大厦密集度，环境还差，村里自建房的那些排水管薄得就比纸强一丢丢罢了
福田花几十亿建个“国际金融中心”地标模形，还不如把钱扔在握手楼改造有意义些，呸呸呸，都不关我事！！就福田社保局那律师疯疯癫癫硬说我“你还有很多”，这时候我敢说一句福田活该了吧！！
去年那傻妞打来说我的检举信给了她的那深投控就福田的，还让我过去给她解释解释，就这些美女哼哼啧啧还让我过去给她“解释”，逻辑都没搞清吧她？？福田建个地标让这些美女蹲在门口收门票以后接待一号二号就很合适！！滚！！！！！
另，上沙塘堰村这波疫情是已经封控14d，解放后，出来核酸又发现阳的，立马又封控还是不行，这一天天十几例新增没断过。一开始不就有人藏着掖着不去核酸？然后破防了，估计首先传给一起排队核酸的人，然后那些城中村握手楼呀，一点不输hk的公屋/大厦密集度，环境还差，村里自建房的那些排水管薄得就比纸强一丢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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