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攒千万家财后男子外出工作 回家发现5年前"被离婚"】51岁的张某宝称，自己与妻子冯某曾攒下数千万家财，后因工作原因，不得不分隔两地，可在2016年1月他回家后，却发现妻子不见了，留下一张他俩的离婚证，“我对这个证毫无印象，也从未在2011年和她（冯某）去民政局办理过离婚登记，更没有在相关文件上签过字。”
冯某却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与张某宝早已离婚多年，一切程序都是依法依规办理，且相关问题已通过法院几次审理得到解决，“离婚后我们虽还经常联系、友好相处，全是因为我们所生的两个儿子，不想孩子们难做。”
据了解，有关张某宝与冯某之间的婚姻登记纠纷一案曾多次在山西相关法院进行审理，但法院认为此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张某宝的诉求是否超过起诉期限，即张某宝是否知道其在2011年8月24日已经离婚。
“但法院并未明确民政局是何时以何种方式让我拿到离婚证的，否则怎么判定我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自己已经离婚了？”张某宝认为，事情的关键在于离婚证是否真实、合法、有效，即法院须明确案涉离婚证的法律效力。
“蹊跷”的离婚证：文件非本人签名 还有多处签名空白
1992年，时任山西吕梁某煤矿企业采购员的张某宝与同公司出纳员冯某相恋，并在4年后于吕梁市柳林县民政局正式登记结婚。后来，因所在公司进行企业改革，两人便选择辞职另寻出路。
张某宝说，2007年，他们夫妻在各有正式工作的同时也做些放贷生意，并以此赚了不少钱，“赚来的钱，我们基本都用来置业了，名下约有10余套住房（车位12个）、1个门面房、上千万借款、部分有价证券、国债和金银等贵重金属。”
2014年，张某宝因工作调动，需离家前往外地工作生活。“差不多每隔一两个月回一次家。”张某宝说，虽然那时夫妻俩的感情已不如以前，时常会吵架、动手，但每次回家，妻子都在家中，只是双方已不再说话、交流。
直到2016年1月，张某宝从外地回到吕梁市离石区，发现妻子不仅不在家中，其个人物品也被清空。“当时没找到她，然后我就在家里发现了一张写着我俩名字的离婚证，上面的日期是2011年8月24日。”张某宝表示，他对这个离婚证毫无印象，也从未在2011年与妻子前往民政局办理过任何离婚申请。
在张某宝提供的上述离婚证内页照片上，记者看到，该离婚证除印有字号：“离婚141102-2011-168”外，还记录着张某宝与冯某的具体身份信息。
张某宝说，他在事后曾拿着该离婚证前往发证机构吕梁市离石区民政局，询问相关情况，却被工作人员告知该离婚证就是在该局办理的，至于相关资料则需自行前往档案馆查询。
“后来我就去离石区档案馆查看我这部分的资料，发现这个离婚流程是有问题的。”张某宝说，有两张必填表格不是他们夫妻填写的信息，其中《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上，监誓人一栏并无人签字，且《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中的“当事人领证签名或按指纹”也非他本人签字。
在其提供的相关截图中，记者看到，《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中“监誓人”一栏确实无人签字；《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中则写明离婚登记日期为2011年8月24日，离婚原因是“性格不合”，但登记员一栏上也无人签字。
根据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相关规定，见证当事人本人亲自在《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中“当事人领证签名或按指纹”一栏中签名。当事人不会书写姓名的，应当按指纹，此栏不得空白，不得由他人代为填写、代按指纹；《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中“声明人”一栏的签名，必须由声明人在监誓人面前完成，婚姻登记员作监誓人并在监誓人一栏签名。
此外，在档案资料里，张某宝还看到一份离婚协议书。“这个是2013年为了多买一套房子，与冯某商量假离婚时写的协议书。”张某宝说，后来因为协议书遗失，冯某曾让他重新签字过一次，他也曾因时间落款为2011年提出过质疑。但该表述内容张某宝无法提供佐证的证据。
据上述离婚协议内容显示，2011年7月2日，因张某宝生活方面不检点，冯某无法承受，经双方多次协商后同意协议离婚。该协议在财产问题上注明，张某宝仅分得吕梁市内的一套住房（产权将来归次子所有，不得变卖）、一辆轿车和现金60万元，其他一切财产归冯某所有。
男方：坚称未到过现场 申请撤销证件
张某宝告诉记者，他在发现问题后，便向离石区民政局提出撤证要求，却遭到拒绝，“我在2016年1月19日，把冯某和民政局告到法院了。”
据吕梁市临县人民法院出具的行政裁定书显示，吕梁市离石区民政局在庭审中称，该局是在张某宝夫妻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对有关资料进行审查后，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向当事人颁发的离婚证；冯某则在庭审中称，2011年8月24日，夫妻俩是一同前往的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且当时张某宝因未带相片，还临时在民政局窗口拍了2寸照片。
“不可能，我自己有没有去过现场我会不知道？”张某宝说，2011年7月他便从吕梁市开车去到太原市，照顾两个参加培训班的儿子，直到8月30日才回到吕梁市。但由于时间已过去多时，许多人的联系方式都已不在，他无法提供出不在场证明，“那可以反证吧，既然说我去了现场，为什么相关表格上的签字一栏既不是我签的字，也不是冯某签的？而且监誓人一栏也没有人签字，这是不符合法定程序的。”
此外，张某宝表示，冯某在庭审中提到的寸照照片是2010年拍摄的，并非2011年8月24日当天拍摄，“我在2011年7月和9月时的照片上，头发都是比较长的，但《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上的照片，我是类似光头。”
而为了证明自己在2011年没有离婚或并不知道自己“被离婚”了，张某宝还向法院提供了2011年8月以后的两人共同生活、财务往来，及家庭多人聚餐的证据。
2016年4月7日，临县人民法院在公开审理了张某宝的婚姻登记纠纷一案后，认为吕梁市离石区民政局的行政行为中有部分内容未填写，属登记程序瑕疵，同时，由于张某宝的起诉已超过法定期限，驳回了他的起诉。
此后，张某宝又陆续向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但均因其已超过起诉期限，被驳回起诉。
2017年10月9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介入此事，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理由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张某宝参与了离婚登记，离石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张某宝称自己于2016年1月6日得知离婚后，于当年1月19日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同时，张某宝提供的2011年7月以后的夫妻共同生活、经济往来事实等证据也可以佐证其不知已经离婚的主张。
2018年6月20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行政裁定书，表示经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生效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裁定书上还显示，张某宝与冯某亲自在《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上按指纹。
2018年6月20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再审审查，并出具了一份行政裁定书。书上称，张某宝一案的焦点在于其是否超过了起诉期限，经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生效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
其中，关于张某宝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在2011年8月已离婚，法院的依据有当事人双方均认可内容（张某宝不认可时间，却提供不出证据）的离婚协议书、离婚证时间、当事人双方的婚生子证词、为当事双方办理离婚手续的登记员证词。
裁定书上还显示，张某宝与冯某亲自在《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上按了指纹。但裁定书并未提及是否对指纹进行鉴定。
“但法院也并未明确民政局是何时以何种方式让我拿到离婚证的，否则怎么判定我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自己已经离婚了？”张某宝认为，事情的关键在于离婚证是否真实、合法、有效，即法院须明确案涉离婚证的法律效力。
女方：当时双方情绪激动 由其他人代签字
“我们是在政府部门办理的离婚，所有的手续都有，都是按章办事。”6月22日，冯某向记者回应表示，她与张某宝早已离婚多年，有关离婚的争执也曾上过法庭，并得到法院的最终判决，“当地民政局、法院、检察院等部门都曾介入过此事，早就解决了。如果他还想在离婚这件事上做文章，影响或是伤害我，我也将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冯某说，在登记离婚的时候，他俩因情绪不好，因此在有关表格上均未签字，“但《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上有我们的手印，可以鉴定的。”同时，冯某也表示，2011年离婚后，两人因为顾忌儿子们的感受，一直有所联系与来往，“总不能大人离婚，就让孩子也跟着相互成仇人不来往了。而且我们以前给孩子们都买了房子，需要装修。离婚后，我出钱、他就出力帮装修”，直到2016年，张某宝因为其他事情才反悔，声称自己没离婚，“而且以前来往也没有生活在一起，他住在太原，我住在离石区。”
对于冯某称《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上双方的真实手印一事，张某宝表示他并不知道该手印是否是自己的，“这上面要求签字或按手印，二选一，既然有签字了我为什么又要多此一举的按手印呢？”
吕梁市离石区民政局一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所有前来办理离婚登记的夫妻，必须双方本人亲自到场，否则无法办理。且在办理过程中，相关表格也必须双方都亲自签字才能办理，“如果当事双方均不签字、监誓人也未签字，就办不了离婚。”
但当记者询问为何张某宝在离婚过程中，相关表格没有本人签字且无监誓人签字依旧办理了离婚手续时，该工作人员表示她不知情，无法回答，建议联系该局领导。
6月22日晚，上述民政局局长侯某回应记者称，此事已交给法院处理，他不便作任何回应。对于事发当时是否有监控以证明两人是否亲自到场，侯某也未做回应：“有疑问可以咨询法院，我们能提供的证明、证据都在法院。”
据张某宝表示，目前此事他已向当地司法局反映，“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说，正在让民政局把办理离婚证的过程向政府说明。等这个说明出来了，我会根据具体情况做下一步打算。”
律师看法：有瑕疵的离婚证，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针对上述纠纷中的离婚证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北京市众明律师事务所赵建立律师表示，该案中民政局在进行离婚登记的时候，违反了离婚登记规范的有关规定，导致离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而这一瑕疵影响到了对婚姻登记双方当事人是否在场的实际判断。
“首先，缺乏事实证据，即民政局并无证据充分证明张某宝在2011年8月24日到过民政局；其次，程序存在瑕疵，即《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由他人代写、双方当事人并未签字、监誓人也未签字，《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上非双方当事人签字，虽有一方认为有真实手印，但这个需要进行证据核实。”赵建立律师说，若证据核查后，手印确为张某宝的，也不能排除其对该手印是否知情的情况存在，“无论最后证据核实出该手印是否为张某宝的，都不能改变程序存在瑕疵这一事实。”
此外，赵建立律师还表示，根据现有证据和举证责任分配，因无法证明张某宝与冯某是否在2011年8月24日去过民政局申请离婚，所以起诉期限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故张某宝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在起诉期限内，“要确定张某宝是否曾去过民政局申请离婚，举证责任在民政局。”
北京中伦文德（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仕艳认为，离婚登记必须建立在双方真实的离婚意愿的基础上，法律规定是双方均应该到现场申请办理离婚登记。如在登记过程中，若有一方没去现场，或者在登记申请表上的签字有代签行为，或者民政部门的登记流程不符合离婚登记的规范等，都属于离婚登记瑕疵。对于婚姻登记存在重大瑕疵的情形，能够补正的，民政部门应当予以补正；不能补正的，离婚证应当依法予以撤销。
至于案涉当事人诉至法院，被三级法院认定已经过了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而予以驳回，张仕艳律师表示，如果法院结合其他证据认定张某宝“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该离婚协议的存在，却未在两年内提起诉讼，那么法院的认定没有问题。因为现行法律规定不保护怠于行使权利的人。根据本案审理时有效的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据了解，目前，纠纷双方仍各执一词，对于离婚证是否真实、合法、有效，能否证明两人是否曾亲自到场，相关部门仍在继续调查。链接: https://t.cn/A6LHP5Tx
冯某却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与张某宝早已离婚多年，一切程序都是依法依规办理，且相关问题已通过法院几次审理得到解决，“离婚后我们虽还经常联系、友好相处，全是因为我们所生的两个儿子，不想孩子们难做。”
据了解，有关张某宝与冯某之间的婚姻登记纠纷一案曾多次在山西相关法院进行审理，但法院认为此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张某宝的诉求是否超过起诉期限，即张某宝是否知道其在2011年8月24日已经离婚。
“但法院并未明确民政局是何时以何种方式让我拿到离婚证的，否则怎么判定我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自己已经离婚了？”张某宝认为，事情的关键在于离婚证是否真实、合法、有效，即法院须明确案涉离婚证的法律效力。
“蹊跷”的离婚证：文件非本人签名 还有多处签名空白
1992年，时任山西吕梁某煤矿企业采购员的张某宝与同公司出纳员冯某相恋，并在4年后于吕梁市柳林县民政局正式登记结婚。后来，因所在公司进行企业改革，两人便选择辞职另寻出路。
张某宝说，2007年，他们夫妻在各有正式工作的同时也做些放贷生意，并以此赚了不少钱，“赚来的钱，我们基本都用来置业了，名下约有10余套住房（车位12个）、1个门面房、上千万借款、部分有价证券、国债和金银等贵重金属。”
2014年，张某宝因工作调动，需离家前往外地工作生活。“差不多每隔一两个月回一次家。”张某宝说，虽然那时夫妻俩的感情已不如以前，时常会吵架、动手，但每次回家，妻子都在家中，只是双方已不再说话、交流。
直到2016年1月，张某宝从外地回到吕梁市离石区，发现妻子不仅不在家中，其个人物品也被清空。“当时没找到她，然后我就在家里发现了一张写着我俩名字的离婚证，上面的日期是2011年8月24日。”张某宝表示，他对这个离婚证毫无印象，也从未在2011年与妻子前往民政局办理过任何离婚申请。
在张某宝提供的上述离婚证内页照片上，记者看到，该离婚证除印有字号：“离婚141102-2011-168”外，还记录着张某宝与冯某的具体身份信息。
张某宝说，他在事后曾拿着该离婚证前往发证机构吕梁市离石区民政局，询问相关情况，却被工作人员告知该离婚证就是在该局办理的，至于相关资料则需自行前往档案馆查询。
“后来我就去离石区档案馆查看我这部分的资料，发现这个离婚流程是有问题的。”张某宝说，有两张必填表格不是他们夫妻填写的信息，其中《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上，监誓人一栏并无人签字，且《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中的“当事人领证签名或按指纹”也非他本人签字。
在其提供的相关截图中，记者看到，《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中“监誓人”一栏确实无人签字；《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中则写明离婚登记日期为2011年8月24日，离婚原因是“性格不合”，但登记员一栏上也无人签字。
根据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相关规定，见证当事人本人亲自在《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中“当事人领证签名或按指纹”一栏中签名。当事人不会书写姓名的，应当按指纹，此栏不得空白，不得由他人代为填写、代按指纹；《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中“声明人”一栏的签名，必须由声明人在监誓人面前完成，婚姻登记员作监誓人并在监誓人一栏签名。
此外，在档案资料里，张某宝还看到一份离婚协议书。“这个是2013年为了多买一套房子，与冯某商量假离婚时写的协议书。”张某宝说，后来因为协议书遗失，冯某曾让他重新签字过一次，他也曾因时间落款为2011年提出过质疑。但该表述内容张某宝无法提供佐证的证据。
据上述离婚协议内容显示，2011年7月2日，因张某宝生活方面不检点，冯某无法承受，经双方多次协商后同意协议离婚。该协议在财产问题上注明，张某宝仅分得吕梁市内的一套住房（产权将来归次子所有，不得变卖）、一辆轿车和现金60万元，其他一切财产归冯某所有。
男方：坚称未到过现场 申请撤销证件
张某宝告诉记者，他在发现问题后，便向离石区民政局提出撤证要求，却遭到拒绝，“我在2016年1月19日，把冯某和民政局告到法院了。”
据吕梁市临县人民法院出具的行政裁定书显示，吕梁市离石区民政局在庭审中称，该局是在张某宝夫妻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对有关资料进行审查后，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向当事人颁发的离婚证；冯某则在庭审中称，2011年8月24日，夫妻俩是一同前往的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且当时张某宝因未带相片，还临时在民政局窗口拍了2寸照片。
“不可能，我自己有没有去过现场我会不知道？”张某宝说，2011年7月他便从吕梁市开车去到太原市，照顾两个参加培训班的儿子，直到8月30日才回到吕梁市。但由于时间已过去多时，许多人的联系方式都已不在，他无法提供出不在场证明，“那可以反证吧，既然说我去了现场，为什么相关表格上的签字一栏既不是我签的字，也不是冯某签的？而且监誓人一栏也没有人签字，这是不符合法定程序的。”
此外，张某宝表示，冯某在庭审中提到的寸照照片是2010年拍摄的，并非2011年8月24日当天拍摄，“我在2011年7月和9月时的照片上，头发都是比较长的，但《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上的照片，我是类似光头。”
而为了证明自己在2011年没有离婚或并不知道自己“被离婚”了，张某宝还向法院提供了2011年8月以后的两人共同生活、财务往来，及家庭多人聚餐的证据。
2016年4月7日，临县人民法院在公开审理了张某宝的婚姻登记纠纷一案后，认为吕梁市离石区民政局的行政行为中有部分内容未填写，属登记程序瑕疵，同时，由于张某宝的起诉已超过法定期限，驳回了他的起诉。
此后，张某宝又陆续向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但均因其已超过起诉期限，被驳回起诉。
2017年10月9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介入此事，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理由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张某宝参与了离婚登记，离石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张某宝称自己于2016年1月6日得知离婚后，于当年1月19日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同时，张某宝提供的2011年7月以后的夫妻共同生活、经济往来事实等证据也可以佐证其不知已经离婚的主张。
2018年6月20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行政裁定书，表示经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生效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裁定书上还显示，张某宝与冯某亲自在《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上按指纹。
2018年6月20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再审审查，并出具了一份行政裁定书。书上称，张某宝一案的焦点在于其是否超过了起诉期限，经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生效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
其中，关于张某宝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在2011年8月已离婚，法院的依据有当事人双方均认可内容（张某宝不认可时间，却提供不出证据）的离婚协议书、离婚证时间、当事人双方的婚生子证词、为当事双方办理离婚手续的登记员证词。
裁定书上还显示，张某宝与冯某亲自在《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上按了指纹。但裁定书并未提及是否对指纹进行鉴定。
“但法院也并未明确民政局是何时以何种方式让我拿到离婚证的，否则怎么判定我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自己已经离婚了？”张某宝认为，事情的关键在于离婚证是否真实、合法、有效，即法院须明确案涉离婚证的法律效力。
女方：当时双方情绪激动 由其他人代签字
“我们是在政府部门办理的离婚，所有的手续都有，都是按章办事。”6月22日，冯某向记者回应表示，她与张某宝早已离婚多年，有关离婚的争执也曾上过法庭，并得到法院的最终判决，“当地民政局、法院、检察院等部门都曾介入过此事，早就解决了。如果他还想在离婚这件事上做文章，影响或是伤害我，我也将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冯某说，在登记离婚的时候，他俩因情绪不好，因此在有关表格上均未签字，“但《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上有我们的手印，可以鉴定的。”同时，冯某也表示，2011年离婚后，两人因为顾忌儿子们的感受，一直有所联系与来往，“总不能大人离婚，就让孩子也跟着相互成仇人不来往了。而且我们以前给孩子们都买了房子，需要装修。离婚后，我出钱、他就出力帮装修”，直到2016年，张某宝因为其他事情才反悔，声称自己没离婚，“而且以前来往也没有生活在一起，他住在太原，我住在离石区。”
对于冯某称《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上双方的真实手印一事，张某宝表示他并不知道该手印是否是自己的，“这上面要求签字或按手印，二选一，既然有签字了我为什么又要多此一举的按手印呢？”
吕梁市离石区民政局一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所有前来办理离婚登记的夫妻，必须双方本人亲自到场，否则无法办理。且在办理过程中，相关表格也必须双方都亲自签字才能办理，“如果当事双方均不签字、监誓人也未签字，就办不了离婚。”
但当记者询问为何张某宝在离婚过程中，相关表格没有本人签字且无监誓人签字依旧办理了离婚手续时，该工作人员表示她不知情，无法回答，建议联系该局领导。
6月22日晚，上述民政局局长侯某回应记者称，此事已交给法院处理，他不便作任何回应。对于事发当时是否有监控以证明两人是否亲自到场，侯某也未做回应：“有疑问可以咨询法院，我们能提供的证明、证据都在法院。”
据张某宝表示，目前此事他已向当地司法局反映，“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说，正在让民政局把办理离婚证的过程向政府说明。等这个说明出来了，我会根据具体情况做下一步打算。”
律师看法：有瑕疵的离婚证，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针对上述纠纷中的离婚证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北京市众明律师事务所赵建立律师表示，该案中民政局在进行离婚登记的时候，违反了离婚登记规范的有关规定，导致离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而这一瑕疵影响到了对婚姻登记双方当事人是否在场的实际判断。
“首先，缺乏事实证据，即民政局并无证据充分证明张某宝在2011年8月24日到过民政局；其次，程序存在瑕疵，即《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由他人代写、双方当事人并未签字、监誓人也未签字，《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上非双方当事人签字，虽有一方认为有真实手印，但这个需要进行证据核实。”赵建立律师说，若证据核查后，手印确为张某宝的，也不能排除其对该手印是否知情的情况存在，“无论最后证据核实出该手印是否为张某宝的，都不能改变程序存在瑕疵这一事实。”
此外，赵建立律师还表示，根据现有证据和举证责任分配，因无法证明张某宝与冯某是否在2011年8月24日去过民政局申请离婚，所以起诉期限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故张某宝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在起诉期限内，“要确定张某宝是否曾去过民政局申请离婚，举证责任在民政局。”
北京中伦文德（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仕艳认为，离婚登记必须建立在双方真实的离婚意愿的基础上，法律规定是双方均应该到现场申请办理离婚登记。如在登记过程中，若有一方没去现场，或者在登记申请表上的签字有代签行为，或者民政部门的登记流程不符合离婚登记的规范等，都属于离婚登记瑕疵。对于婚姻登记存在重大瑕疵的情形，能够补正的，民政部门应当予以补正；不能补正的，离婚证应当依法予以撤销。
至于案涉当事人诉至法院，被三级法院认定已经过了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而予以驳回，张仕艳律师表示，如果法院结合其他证据认定张某宝“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该离婚协议的存在，却未在两年内提起诉讼，那么法院的认定没有问题。因为现行法律规定不保护怠于行使权利的人。根据本案审理时有效的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据了解，目前，纠纷双方仍各执一词，对于离婚证是否真实、合法、有效，能否证明两人是否曾亲自到场，相关部门仍在继续调查。链接: https://t.cn/A6LHP5Tx
【红会口罩流向迷局：捐赠方与受赠方存交集？捐赠方不是公示那家？】1月30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官网披露的一份捐赠物资使用情况表引发关注。物资急缺的协和医院只分到3000个口罩（型号不明），而1.8万个KN95口罩却流向了被媒体称为“莆田系医院”的武汉仁爱医院。
围绕着湖北省红十字会、捐赠方北京森根比亚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根比亚）、接收方武汉仁爱医院，有很多目前仍未说明的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首先是三方的关系急需回应：武汉仁爱医院和森根比亚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交集；武汉仁爱医院与湖北省红十字会仁爱基金也有交集，医院称自身是后者的技术协作单位。
此外，在一份有关武汉仁爱医院院长介绍这批口罩使用情况的视频中，口罩外包装箱上显示为“致盛集团捐赠物资”，而不是公示的捐赠方森根比亚。据新京报报道，仁爱医院人士也曾称这批口罩并非来自森根比亚。
根据湖北省红十字会更正说明和此前公布的表格，森根比亚捐赠了3.6万个KN95口罩。对于这批口罩，湖北省红十字会向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发放了1.8万个、向武汉仁爱医院发放1.8万个。
发放给武汉仁爱医院的1.8万个口罩引起了一些网友的质疑。1月31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曾以患者身份在线咨询武汉仁爱医院咨询预约挂号中心，当记者表示有咳嗽和发烧迹象时，对方表示医院不看发热门诊。
根据武汉仁爱医院官网1月30日信息，武汉市拟征用25家民营医疗机构作为第四批发热病人定点收治医院，而武汉仁爱医院名列其中。此外，武汉市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官网也发文提到了此事，该文件落款时间为1月26日。“我们是第四批被征用的发热门诊医院。”根据梨视频，武汉仁爱医院工作人员对外表示，该院现在已经有了发热门诊。但对于是否已经接诊，上述工作人员称暂时还没接到通知。在仁爱医院被划到第四批名单的当天，湖北省红十字会决定将口罩划拨给仁爱医院。
据湖北省红十字会1月31日下午就此回应称：“2020年1月26日，一家爱心企业向湖北省红十字会捐赠3.6万个KN95口罩。经向卫生健康部门了解，该型号产品不能用于新冠肺炎治疗定点医院一线医护人员防护，但可用于普通防护。当时，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武汉仁爱医院向省红十字会发来紧急求助信息，申请紧急救助，提出也参与了新冠肺炎防治工作，在该医院也有很多发热群众候诊就医，急需防护用品。经沟通，本着人道救急的客观需求和当时的物资现状，捐赠给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1.8万个口罩、武汉仁爱医院1.8万个口罩。”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还注意到，就相关事项，1月31日，武汉仁爱医院官方微博发文称：疫情当前，无关乎公立、私立，除了妇产科全部科室暂停，“全天24小时接送孕产妇”。该文下方还配了一张截图。根据截图的说法，此次1.6万个N95口罩（目前湖北省红十字会更正为1.8万个KN95口罩），是“协和嫌不达标不要的口罩”。就此次事件，记者也曾经联系协和医院方面，但截至发稿时未获回应。
武汉仁爱医院官网介绍，该院是经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一所以妇科、产科、口腔科为重点专科基础，集医疗、预防保健、科研为一体的二级综合医院。
启信宝显示，武汉仁爱医院有限公司大股东为陈丽香，出资比例为50%，另外两名股东分别为自然人陈志松和林志虎，持股比例分别为30%和20%。
武汉诚嘉医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在描述自身发展历程时，首先就提到了武汉仁爱医院。而湖北日报报道，武汉诚嘉集团董事长陈志松是莆田人。
2019年7月8日，武汉仁爱医院有限公司大股东陈丽香被北京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成为被执行人，申请人正是影视演员林心如。
根据武汉仁爱医院与林心如肖像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显示，仁爱医院在其主办的涉案公众号中使用了林心如的肖像，且该公众号内有营销和推广内容，无证据证明上述行为未获得林心如授权，一、二审法院认定仁爱医院构成侵权并承担侵权责任。
事实上，这家民营医院颇爱借公众人物“蹭流量”，除了林心如以外，伊能静、贾乃亮、李小璐、苗圃等明星，都跟武汉仁爱医院打过官司。不仅如此，2016年起，武汉仁爱医院先后因未及时报送传染病疫情、发布违法广告等原因多次遭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仁爱医院与湖北省红十字会也有交集。在仁爱医院的官网上，还表示自身为湖北省红十字会仁爱基金长期技术协作单位。
而对于湖北省红十字会将1.8万个口罩划拨给武汉仁爱医院一事，一位了解森根比亚此次捐赠行为的知情人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捐赠时不了解口罩捐赠后的去向，公司进行捐赠是为了支援前线的医务人员，上周3.6万个口罩从上海发往湖北省红十字会，不清楚红十字会那边怎么分配。
围绕1.8万个KN95口罩流向武汉仁爱医院，质疑还不仅于此。1月31日，按照红星新闻报道，此次捐赠方森根比亚与武汉仁爱医院存在一定交集，有网友称此次捐赠是“左手倒右手，只是为了避税”。
此外，网络上流传了一张武汉仁爱医院与森根比亚的关系图。那么，森根比亚与武汉仁爱医院有没有关系？就启信宝的资料来看，两家公司可以在两个层面产生一定交集。
第一层，是湖北九州通高投养老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作）同时参股了未名企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名企鹅）与武汉真爱妇产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真爱）两家公司，它们背后的股权关系分别连接着森根比亚与武汉仁爱医院。第二层，是自然人殷涛在未名企鹅、武汉真爱担任董监高，同时他也在九州通集团多个子公司担任要职。
如果我们把九州通高投比做支点，一端的森根比亚与未名企鹅之间建立联系需要经历五层关系，另一端的武汉仁爱医院与武汉真爱建立联系之间有三层关系。换句话说，森根比亚与武汉仁爱医院的交集需要经历八层关系。那么，上述关系图谱是否证明森根比亚与武汉仁爱医院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中友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夏孙明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公司法，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根据上述关系判断，武汉仁爱医院和森根比亚的关联关系无法确认”。至于企业是否可以通过捐赠通来产生税务优惠，夏孙明表示，这确实是很多企业或者基金组织的常用手段。
更加蹊跷的是，根据梨视频资料显示，武汉仁爱医院此次接受捐赠的1.8万个口罩，包装上有写有“致盛集团捐赠物资”以及“武汉加油”的字样。致盛集团有何来历？在启信宝搜索“致盛集团”，前三位搜索结果是“上海致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致盛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致盛集团有限公司”。目前能查到的情况是：上海致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均为张润斌。而官网资料显示，上海致盛集团创立于1988年，目前是一家以产业园管理、文创领域、产业投资和物业服务四大板块为核心的大型专业化产业园运营管理综合服务商。武汉致盛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均为林彬煌。启信宝显示，其同时也是厦门禹洲鸿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位于第三个搜索结果的“致盛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注册地址在香港的企业。
据新京报报道，武汉仁爱医院院长办公室一位李先生表示，该医院获赠口罩并非来自森根比亚，而是致盛集团。那么，北京森根比亚、致盛集团和武汉仁爱医院究竟有何关系？上述李先生则向新京报表示，“跟领导核实过了，和它们没有任何关系，网上消息纯属无中生有。”
1月31日，记者多次拨打上述三家“致盛集团”工商注册电话，均无人接听；记者也拨打了武汉仁爱医院办公电话、湖北省红十字会办公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或忙线状态。就相关问题，1月31日晚间，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表示，下一步将责成慈善机构每3天发布一次接受捐赠的情况，如捐赠物品使用的去向，也要求他们在网上公布接受什么地方捐赠的什么物资，把物资分配到了什么地方，广泛接受社会的监督。#总台记者探访武汉红十字会# #湖北回应红十字会物资供应问题# （@每日经济新闻）
围绕着湖北省红十字会、捐赠方北京森根比亚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根比亚）、接收方武汉仁爱医院，有很多目前仍未说明的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首先是三方的关系急需回应：武汉仁爱医院和森根比亚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交集；武汉仁爱医院与湖北省红十字会仁爱基金也有交集，医院称自身是后者的技术协作单位。
此外，在一份有关武汉仁爱医院院长介绍这批口罩使用情况的视频中，口罩外包装箱上显示为“致盛集团捐赠物资”，而不是公示的捐赠方森根比亚。据新京报报道，仁爱医院人士也曾称这批口罩并非来自森根比亚。
根据湖北省红十字会更正说明和此前公布的表格，森根比亚捐赠了3.6万个KN95口罩。对于这批口罩，湖北省红十字会向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发放了1.8万个、向武汉仁爱医院发放1.8万个。
发放给武汉仁爱医院的1.8万个口罩引起了一些网友的质疑。1月31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曾以患者身份在线咨询武汉仁爱医院咨询预约挂号中心，当记者表示有咳嗽和发烧迹象时，对方表示医院不看发热门诊。
根据武汉仁爱医院官网1月30日信息，武汉市拟征用25家民营医疗机构作为第四批发热病人定点收治医院，而武汉仁爱医院名列其中。此外，武汉市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官网也发文提到了此事，该文件落款时间为1月26日。“我们是第四批被征用的发热门诊医院。”根据梨视频，武汉仁爱医院工作人员对外表示，该院现在已经有了发热门诊。但对于是否已经接诊，上述工作人员称暂时还没接到通知。在仁爱医院被划到第四批名单的当天，湖北省红十字会决定将口罩划拨给仁爱医院。
据湖北省红十字会1月31日下午就此回应称：“2020年1月26日，一家爱心企业向湖北省红十字会捐赠3.6万个KN95口罩。经向卫生健康部门了解，该型号产品不能用于新冠肺炎治疗定点医院一线医护人员防护，但可用于普通防护。当时，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武汉仁爱医院向省红十字会发来紧急求助信息，申请紧急救助，提出也参与了新冠肺炎防治工作，在该医院也有很多发热群众候诊就医，急需防护用品。经沟通，本着人道救急的客观需求和当时的物资现状，捐赠给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1.8万个口罩、武汉仁爱医院1.8万个口罩。”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还注意到，就相关事项，1月31日，武汉仁爱医院官方微博发文称：疫情当前，无关乎公立、私立，除了妇产科全部科室暂停，“全天24小时接送孕产妇”。该文下方还配了一张截图。根据截图的说法，此次1.6万个N95口罩（目前湖北省红十字会更正为1.8万个KN95口罩），是“协和嫌不达标不要的口罩”。就此次事件，记者也曾经联系协和医院方面，但截至发稿时未获回应。
武汉仁爱医院官网介绍，该院是经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一所以妇科、产科、口腔科为重点专科基础，集医疗、预防保健、科研为一体的二级综合医院。
启信宝显示，武汉仁爱医院有限公司大股东为陈丽香，出资比例为50%，另外两名股东分别为自然人陈志松和林志虎，持股比例分别为30%和20%。
武汉诚嘉医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在描述自身发展历程时，首先就提到了武汉仁爱医院。而湖北日报报道，武汉诚嘉集团董事长陈志松是莆田人。
2019年7月8日，武汉仁爱医院有限公司大股东陈丽香被北京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成为被执行人，申请人正是影视演员林心如。
根据武汉仁爱医院与林心如肖像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显示，仁爱医院在其主办的涉案公众号中使用了林心如的肖像，且该公众号内有营销和推广内容，无证据证明上述行为未获得林心如授权，一、二审法院认定仁爱医院构成侵权并承担侵权责任。
事实上，这家民营医院颇爱借公众人物“蹭流量”，除了林心如以外，伊能静、贾乃亮、李小璐、苗圃等明星，都跟武汉仁爱医院打过官司。不仅如此，2016年起，武汉仁爱医院先后因未及时报送传染病疫情、发布违法广告等原因多次遭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仁爱医院与湖北省红十字会也有交集。在仁爱医院的官网上，还表示自身为湖北省红十字会仁爱基金长期技术协作单位。
而对于湖北省红十字会将1.8万个口罩划拨给武汉仁爱医院一事，一位了解森根比亚此次捐赠行为的知情人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捐赠时不了解口罩捐赠后的去向，公司进行捐赠是为了支援前线的医务人员，上周3.6万个口罩从上海发往湖北省红十字会，不清楚红十字会那边怎么分配。
围绕1.8万个KN95口罩流向武汉仁爱医院，质疑还不仅于此。1月31日，按照红星新闻报道，此次捐赠方森根比亚与武汉仁爱医院存在一定交集，有网友称此次捐赠是“左手倒右手，只是为了避税”。
此外，网络上流传了一张武汉仁爱医院与森根比亚的关系图。那么，森根比亚与武汉仁爱医院有没有关系？就启信宝的资料来看，两家公司可以在两个层面产生一定交集。
第一层，是湖北九州通高投养老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作）同时参股了未名企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名企鹅）与武汉真爱妇产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真爱）两家公司，它们背后的股权关系分别连接着森根比亚与武汉仁爱医院。第二层，是自然人殷涛在未名企鹅、武汉真爱担任董监高，同时他也在九州通集团多个子公司担任要职。
如果我们把九州通高投比做支点，一端的森根比亚与未名企鹅之间建立联系需要经历五层关系，另一端的武汉仁爱医院与武汉真爱建立联系之间有三层关系。换句话说，森根比亚与武汉仁爱医院的交集需要经历八层关系。那么，上述关系图谱是否证明森根比亚与武汉仁爱医院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中友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夏孙明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公司法，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根据上述关系判断，武汉仁爱医院和森根比亚的关联关系无法确认”。至于企业是否可以通过捐赠通来产生税务优惠，夏孙明表示，这确实是很多企业或者基金组织的常用手段。
更加蹊跷的是，根据梨视频资料显示，武汉仁爱医院此次接受捐赠的1.8万个口罩，包装上有写有“致盛集团捐赠物资”以及“武汉加油”的字样。致盛集团有何来历？在启信宝搜索“致盛集团”，前三位搜索结果是“上海致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致盛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致盛集团有限公司”。目前能查到的情况是：上海致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均为张润斌。而官网资料显示，上海致盛集团创立于1988年，目前是一家以产业园管理、文创领域、产业投资和物业服务四大板块为核心的大型专业化产业园运营管理综合服务商。武汉致盛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均为林彬煌。启信宝显示，其同时也是厦门禹洲鸿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位于第三个搜索结果的“致盛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注册地址在香港的企业。
据新京报报道，武汉仁爱医院院长办公室一位李先生表示，该医院获赠口罩并非来自森根比亚，而是致盛集团。那么，北京森根比亚、致盛集团和武汉仁爱医院究竟有何关系？上述李先生则向新京报表示，“跟领导核实过了，和它们没有任何关系，网上消息纯属无中生有。”
1月31日，记者多次拨打上述三家“致盛集团”工商注册电话，均无人接听；记者也拨打了武汉仁爱医院办公电话、湖北省红十字会办公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或忙线状态。就相关问题，1月31日晚间，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表示，下一步将责成慈善机构每3天发布一次接受捐赠的情况，如捐赠物品使用的去向，也要求他们在网上公布接受什么地方捐赠的什么物资，把物资分配到了什么地方，广泛接受社会的监督。#总台记者探访武汉红十字会# #湖北回应红十字会物资供应问题# （@每日经济新闻）
【法治阳光 温暖人心】社会发展，离不开法治护航；百姓福祉，离不开法治保障。回首2019年，法治中国建设步履铿锵,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2019年我们看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推进，一大批黑恶势力及其背后保护伞被依法严惩，涤荡污泥浊水、扫出朗朗乾坤；破解执行难不断推进，公平正义得以捍卫，法律权威得到彰显；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深入推进，让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困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法律援助范围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质量不断优化。法治所散发出的光芒，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温暖着社会每一个角落。2020年，法治中国的明天，必将更美好！——编 者
“团圆”系统
失踪的孩子找到了
“我儿子不见了，帮帮我们！”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西三旗派出所接到张先生报警求助称儿子失联，一家人急得团团转。
“要尽快将孩子寻回，我们就想到了‘团圆’系统。”民警在成立专案组的同时，将孩子的年龄、体貌特征、衣着特征等信息，同步放上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圆”系统。
“团圆”系统的协查信息发布没多久，很快就有近300名热心网友与民警联系提供线索。当天22时，海淀区一位教师向“团圆”系统提供了一张照片，经核实与张先生的儿子信息很相似，最终民警据此找到孩子。
“看见张先生紧紧抱住孩子的那一刻，我悬了一整天的心终于落地了。”经办民警史洋说，“团圆”系统为民警和群众建立了沟通渠道，“通过这个平台，我们能接收到更多群众提供的线索，再经过迅速排查，就能更快地找到孩子。”
在“团圆”系统上，团圆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2019年3月18日17时许，失踪儿童娇娇在看到“团圆”系统推送其本人走失信息后，自行返回家中；林林于2019年8月2日晚在广西某国道被长途货车司机发现后报警，随后货车司机将其送回四川成都老家……
“‘团圆’系统是公安部为适应‘互联网+打拐’的时代要求而开发。”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介绍，每当发生儿童失踪或被拐案件时，关联人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民警就可以在立案并审核后，由民警登录“团圆”系统上传失踪儿童的相关信息，如果有嫌疑人线索，可以同时上传嫌疑人照片或体貌特征。
随后“团圆”系统以儿童失踪点为圆心，通过25个热门APP，向特定半径内的应用用户推送全民协查消息，通过发动群众力量，为警方提供失踪儿童线索。“‘团圆’系统旨在通过警企合作、警民合作的方式，共同搭建保护儿童安全成长的桥梁。”孟庆甜说。
法律援助
和公司的纠纷调解了
“劳动关系顺利解除，拖欠工资也都拿到手了！”2019年12月13日，张晓莉（化名）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下，终于讨回4800余元的血汗钱。
2018年4月，21岁的张晓莉离开农村老家来到河北省石家庄市打工，在一家健身房当教练。“干了半年左右，我旧伤复发，于是向公司申请了离职。不过公司没有批准。”张晓莉说。当她再次申请离职时，公司经理表现十分强势：“要么继续干，要么马上走，公司不会给你工资。”
在和公司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张晓莉无奈找到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咨询，并申请了法律援助。2019年11月8日，北京市尚公（石家庄）律师事务所两名律师接到指派，承担法律援助工作。
两位律师帮张晓莉分析案情并申请劳动仲裁。经过全面梳理案情，两位律师认为获取和收集更多有力证据是关键。“健身房有健身教练的宣传介绍展板，我们建议张晓莉及时拍照取证；健身会员与健身房的合同上也会有教练的签字，经过沟通，不少会员也表示愿意作证。”律师刘换梅说，有了律师出面交涉，再加上收集到的证据，公司态度有了软化，表示愿意沟通协商解决。考虑到仲裁、诉讼耗时较多、成本较大，张晓莉希望通过调解解决。2019年12月13日，在律师的帮助下，张晓莉和公司达成了解除劳动关系的调解协议，公司也支付了拖欠的工资。张晓莉对处理结果很满意：“有了律师帮助，感觉有了依靠，心里很温暖。”
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年轻人从农村走向城市。与老一代进城务工人员不同，他们的工作内容更为多样化，对于法律的诉求也更加多元。张瑞强律师说：“这对法律援助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也要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加强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才能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司法救助
困难家庭领到救助金了
一名在深圳打工的贵州小伙金某不幸遇难，一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就在一家人一筹莫展之际，相隔千里、素昧平生的一群人齐心协力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来自贵州偏远山区21岁的金某与老乡韩某在同一个工厂打工。韩某因在手机上炒黄金赔了钱，怀疑是金某诅咒的缘故，于是买了一把水果刀，找金某理论，并在冲突中将其杀害。
案情很快水落石出，韩某是精神病人，本次犯案也是受精神病症影响，但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力。因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韩某有期徒刑13年。
刑事案件尘埃落定，但一家人却因为金某去世而一下子陷入困境。金某出生在贵州省一个少数民族家庭，年幼时，患有智力障碍的母亲就离家出走、下落不明。金某的父亲和叔父均患有智力障碍，家里还有年近八旬的祖母韦某。金某在深圳打工的收入，是一家人最主要收入来源。
“在办案时，我们发现金某家庭的情况符合司法救助的情形，因此主动向负责办理司法救助案件的刑事申诉部门移送救助线索。”深圳市检察院公诉部检察官孙明宙说。刑事申诉检察部检察官胡映炜受理了该案，几经周折，终于与金某的族亲取得联系，主动告知其可以为金某一家申请国家司法救助，并详尽地指引其收集所需的相关材料。
然而，办理这起司法救助案件的难度超乎胡映炜的想象。被救助人远在千里之外的贵州边远山区，无法到深圳亲自申请。而金某一家只有年迈的韦某正常健全，但她不会写字、不会说普通话，甚至不会使用电话，无法用通信工具与检察官进行沟通。
胡映炜联系了贵州省都匀市检察院，素未谋面的孙媛检察官热情地帮助联系当地政府部门，促成了检察机关与扶贫部门救扶衔接的直接对话。
最终，由深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林雄带队，到金某家实地调查。在当地检察院代表，镇、村两委代表以及精准扶贫对口帮扶联系人等第三方代表共同见证下，林雄将12万元司法救助金亲手交到韦某的手中。
“老太太不断说着‘谢谢’，这是她唯一会说的普通话。当我们离开时，老太太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胡映炜说，深圳市检察院与金某一家的对口帮扶联系人叶晓娟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后续帮扶情况。在多方努力推动下，金某一家各项扶贫措施及时精准落地，实现了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的脱贫目标。
法院执行
拖欠一年的工资拿到了
“这下大伙儿可以安心回家过年了。”2019年12月17日一大早，在福建石狮务工的孙民等5人匆匆走进石狮市人民法院，从执行局局长洪彦伟的手中拿到了被老板拖欠近一年的工资。
“服装厂倒闭，老板苏某‘跑路’，后来告到法院他还要耍赖。大伙儿都以为这些血汗钱肯定‘打了水漂’，多亏法官千方百计替我们想办法，这才有了希望。”孙民说。
苏某拖欠工资被判决支付后，仍然拒不执行。石狮法院将其纳入失信黑名单，对其采取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网络曝光等措施。迫于压力的苏某只得主动筹集资金，偿付工人工资。
2019年年末，一场代号为“暖冬”的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行动在福建三级法院同步开展。全省法院聚焦重点区域、重点案件、重点人群，通过开辟绿色维权通道，落实暖心执行举措，加大对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扶养费、抚恤金、医疗损害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工伤赔偿等涉民生案件的执行，努力破解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
在行动中，福建法院落实民生案件执行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发放执行款的“三优先”原则，对有财产线索的一律依法核查；符合条件的一律纳入失信名单或者限制高消费名单；拒不执行法律义务情节严重的，一律依法严惩的“三个一律”，打出一套有力度、有速度、有温度的系列“组合拳”，切实解决生活困难当事人操心事烦心事。
在专项行动中，福建法院综合运用罚款、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措施，加大对规避、抗拒执行行为打击力度，扎紧惩戒失信的制度笼子。
“团圆”系统
失踪的孩子找到了
“我儿子不见了，帮帮我们！”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西三旗派出所接到张先生报警求助称儿子失联，一家人急得团团转。
“要尽快将孩子寻回，我们就想到了‘团圆’系统。”民警在成立专案组的同时，将孩子的年龄、体貌特征、衣着特征等信息，同步放上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圆”系统。
“团圆”系统的协查信息发布没多久，很快就有近300名热心网友与民警联系提供线索。当天22时，海淀区一位教师向“团圆”系统提供了一张照片，经核实与张先生的儿子信息很相似，最终民警据此找到孩子。
“看见张先生紧紧抱住孩子的那一刻，我悬了一整天的心终于落地了。”经办民警史洋说，“团圆”系统为民警和群众建立了沟通渠道，“通过这个平台，我们能接收到更多群众提供的线索，再经过迅速排查，就能更快地找到孩子。”
在“团圆”系统上，团圆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2019年3月18日17时许，失踪儿童娇娇在看到“团圆”系统推送其本人走失信息后，自行返回家中；林林于2019年8月2日晚在广西某国道被长途货车司机发现后报警，随后货车司机将其送回四川成都老家……
“‘团圆’系统是公安部为适应‘互联网+打拐’的时代要求而开发。”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介绍，每当发生儿童失踪或被拐案件时，关联人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民警就可以在立案并审核后，由民警登录“团圆”系统上传失踪儿童的相关信息，如果有嫌疑人线索，可以同时上传嫌疑人照片或体貌特征。
随后“团圆”系统以儿童失踪点为圆心，通过25个热门APP，向特定半径内的应用用户推送全民协查消息，通过发动群众力量，为警方提供失踪儿童线索。“‘团圆’系统旨在通过警企合作、警民合作的方式，共同搭建保护儿童安全成长的桥梁。”孟庆甜说。
法律援助
和公司的纠纷调解了
“劳动关系顺利解除，拖欠工资也都拿到手了！”2019年12月13日，张晓莉（化名）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下，终于讨回4800余元的血汗钱。
2018年4月，21岁的张晓莉离开农村老家来到河北省石家庄市打工，在一家健身房当教练。“干了半年左右，我旧伤复发，于是向公司申请了离职。不过公司没有批准。”张晓莉说。当她再次申请离职时，公司经理表现十分强势：“要么继续干，要么马上走，公司不会给你工资。”
在和公司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张晓莉无奈找到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咨询，并申请了法律援助。2019年11月8日，北京市尚公（石家庄）律师事务所两名律师接到指派，承担法律援助工作。
两位律师帮张晓莉分析案情并申请劳动仲裁。经过全面梳理案情，两位律师认为获取和收集更多有力证据是关键。“健身房有健身教练的宣传介绍展板，我们建议张晓莉及时拍照取证；健身会员与健身房的合同上也会有教练的签字，经过沟通，不少会员也表示愿意作证。”律师刘换梅说，有了律师出面交涉，再加上收集到的证据，公司态度有了软化，表示愿意沟通协商解决。考虑到仲裁、诉讼耗时较多、成本较大，张晓莉希望通过调解解决。2019年12月13日，在律师的帮助下，张晓莉和公司达成了解除劳动关系的调解协议，公司也支付了拖欠的工资。张晓莉对处理结果很满意：“有了律师帮助，感觉有了依靠，心里很温暖。”
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年轻人从农村走向城市。与老一代进城务工人员不同，他们的工作内容更为多样化，对于法律的诉求也更加多元。张瑞强律师说：“这对法律援助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也要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加强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才能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司法救助
困难家庭领到救助金了
一名在深圳打工的贵州小伙金某不幸遇难，一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就在一家人一筹莫展之际，相隔千里、素昧平生的一群人齐心协力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来自贵州偏远山区21岁的金某与老乡韩某在同一个工厂打工。韩某因在手机上炒黄金赔了钱，怀疑是金某诅咒的缘故，于是买了一把水果刀，找金某理论，并在冲突中将其杀害。
案情很快水落石出，韩某是精神病人，本次犯案也是受精神病症影响，但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力。因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韩某有期徒刑13年。
刑事案件尘埃落定，但一家人却因为金某去世而一下子陷入困境。金某出生在贵州省一个少数民族家庭，年幼时，患有智力障碍的母亲就离家出走、下落不明。金某的父亲和叔父均患有智力障碍，家里还有年近八旬的祖母韦某。金某在深圳打工的收入，是一家人最主要收入来源。
“在办案时，我们发现金某家庭的情况符合司法救助的情形，因此主动向负责办理司法救助案件的刑事申诉部门移送救助线索。”深圳市检察院公诉部检察官孙明宙说。刑事申诉检察部检察官胡映炜受理了该案，几经周折，终于与金某的族亲取得联系，主动告知其可以为金某一家申请国家司法救助，并详尽地指引其收集所需的相关材料。
然而，办理这起司法救助案件的难度超乎胡映炜的想象。被救助人远在千里之外的贵州边远山区，无法到深圳亲自申请。而金某一家只有年迈的韦某正常健全，但她不会写字、不会说普通话，甚至不会使用电话，无法用通信工具与检察官进行沟通。
胡映炜联系了贵州省都匀市检察院，素未谋面的孙媛检察官热情地帮助联系当地政府部门，促成了检察机关与扶贫部门救扶衔接的直接对话。
最终，由深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林雄带队，到金某家实地调查。在当地检察院代表，镇、村两委代表以及精准扶贫对口帮扶联系人等第三方代表共同见证下，林雄将12万元司法救助金亲手交到韦某的手中。
“老太太不断说着‘谢谢’，这是她唯一会说的普通话。当我们离开时，老太太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胡映炜说，深圳市检察院与金某一家的对口帮扶联系人叶晓娟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后续帮扶情况。在多方努力推动下，金某一家各项扶贫措施及时精准落地，实现了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的脱贫目标。
法院执行
拖欠一年的工资拿到了
“这下大伙儿可以安心回家过年了。”2019年12月17日一大早，在福建石狮务工的孙民等5人匆匆走进石狮市人民法院，从执行局局长洪彦伟的手中拿到了被老板拖欠近一年的工资。
“服装厂倒闭，老板苏某‘跑路’，后来告到法院他还要耍赖。大伙儿都以为这些血汗钱肯定‘打了水漂’，多亏法官千方百计替我们想办法，这才有了希望。”孙民说。
苏某拖欠工资被判决支付后，仍然拒不执行。石狮法院将其纳入失信黑名单，对其采取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网络曝光等措施。迫于压力的苏某只得主动筹集资金，偿付工人工资。
2019年年末，一场代号为“暖冬”的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行动在福建三级法院同步开展。全省法院聚焦重点区域、重点案件、重点人群，通过开辟绿色维权通道，落实暖心执行举措，加大对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扶养费、抚恤金、医疗损害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工伤赔偿等涉民生案件的执行，努力破解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
在行动中，福建法院落实民生案件执行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发放执行款的“三优先”原则，对有财产线索的一律依法核查；符合条件的一律纳入失信名单或者限制高消费名单；拒不执行法律义务情节严重的，一律依法严惩的“三个一律”，打出一套有力度、有速度、有温度的系列“组合拳”，切实解决生活困难当事人操心事烦心事。
在专项行动中，福建法院综合运用罚款、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措施，加大对规避、抗拒执行行为打击力度，扎紧惩戒失信的制度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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