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大思政课”建设实施路径】今年是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改革攻坚关键年，肩负着“提高质量、提升形象”两大重点任务，“大思政课”建设也被列为年度重要任务，高职院校应借此更加有效地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切实抓好思政课的关键课程建设。思政课是完成立德树人使命的关键课程，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集中全国力量编著通用教材，制定统一标准配备专任教师、确定课程体系，通过“大讲堂”集体备课，思政课教学有高度、有厚度、有温度。在“大思政课”“善用之”新要求下，高职院校必须以更高标准把思政课这个关键课程建设好。

建好思政课，最根本的是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只是配齐专职教师队伍，更重要的是要配强专职教师队伍。一方面，教师要摒弃朴素的“从业”心态，心怀“国之大者”，瞄准为党育人“大目标”，运用建党百年、全面小康、抗击疫情等大题材、大事件、大素材，力做“大先生”教“大学问”育“大英才”。另一方面，要建立思政教师队伍动态管理机制，定期考核其做人做事做学问是否符合思政教师“身份要求”，实行优胜劣汰，不断优化专职队伍，确保思政教师队伍政治可靠、素质过硬、业务精湛、作风优良。

创新抓好思政课的课程思政建设。课程思政一般针对非思政课而言，目的是使非思政课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格局。课程思政不仅要挖掘课程中的育人元素为育人服务，而且要创新方式方法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隐性实施思政教育。这一理念同样值得思政课借鉴。

思政课的课程思政不同于非思政课的课程思政，其课程内容本身就具有政治性、思想性，关键在于教师授课在遵循课纲的同时，要把党中央最新精神、国内外最新重大事件融入其中，以不同专业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和语言实施教育，做到思政内容和教育方式的大众化、现实化、可感化。

在信息化时代，以新技术手段实施思政课是“大思政课”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思政课课程思政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学校其他部门共同的任务。思政课必须紧跟新技术发展，把教育活动从课堂延伸到课外，线上线下结合，师生融合互动，教导体悟互补。如建立思政专题网站、名师工作室，实施思政信息冲击、互动答题激励，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正面教育；制作政治类动漫或仿真作品，顺应新时代学生接受信息特点，让学生在欢愉中受到立体式教育；创作思政情景剧、正能量短视频、鲜明主题微课、高尚生活抖音，让学生在文化熏陶中受到感动感恩教育；主动延展教育时空走进社会大课堂，融社区红色文化资源、自然生态资源、重要项目资源、重大科技资源于思政教育，把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与优秀文化传承融合起来，让学生在浸润中增强文化自信。

努力实现思政教师的专业化专职化。虽然高职院校有一批优秀政工干部和学生政治辅导员可以兼任思政课教师，但是作为关键课程，必须建立一支专业化、专职化的思政教师骨干队伍，严格按照1∶350比例配备到位。

专业对学生思维方式、认知方法、信息获取渠道有一定影响，要增强思政课教学效果，就需要从组织管理上把思政课专任教师按专业分工并相对固定，使教师的教学实施有所侧重，以便其充分了解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积累专业发展成就和典型案例，把专业思政资源恰当融入思政课教学，以“自己人”走进学生内心、引起心灵共鸣，从而同频共振专业教学，形成育人合力。

对高职院校开设的三门思政课，应以专业化专职化为目标，明确每一位思政课专任教师的教学和研究的主攻方向，促使其精深课程内容，不仅政治正确，而且表达准确，做到深入浅出，使思政教育入脑入心，真正把思政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

有效推进课程思政的专业分类化。专业是高职院校的基本单位，每个专业对学生职业意识、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要求都会有所不同。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每所高职院校都要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组织专家深入研究不同专业的育人目标，深入梳理专业课教学内容，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汇聚行业产业文化资源和各校文化传承，对所开设的专业和课程分类提出课程思政要求。如工学类专业要注重强化学生质量意识、“双碳”意识、廉政意识，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激发学生技术技能报国、扎根基层一线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农林类专业要注重生态文明教育，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根祖国大地抱负、“大国三农”情怀和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使命感、责任感。

认真补齐校企合作思想导向的管理短板。校企合作是高职教育的必由之路，校企合作的本质是校企文化互动。学校文化着眼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而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依赖“人”创造效益，通过市场竞争取得利益，不能简单地移植到学校文化中。企业文化要为学校文化所用，必须积极吸收其中有利于学生形成道德、理性和真善美的文化因子。

在校企文化互动中，要以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的政治要求，甄别、择优企业文化中的有益教育因子，做到职业性和先进性有机统一，防止企业因追求利润可能存在的极端利己、不讲诚信、短期行为等消极文化伴随企业文化渗透到学校育人过程之中。在校企共编教材时，要以学校为主导、企业为补充，做到思想性、教育性和技术性相统一，使企业文化进教材建立在技术层面但又高于企业文化层面。在校企共育人才过程中，学校要明确规定企业兼职教师的资格标准，除了要明确学历、技术专长外，还要融入思想素质、职业精神等要求，有效降低兼职教师“副业”心理，防止他们对学生教育指导的随意、放水或过于刚性，甚至灌输社会不良文化误导学生，真正实现校企文化的深度融合、健康融合。（作者：方桐清 系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杜绝高空抛物 守护“头顶上的安全”#【准确认定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
◆对抛物高度的判断不能简单地以抛物点与水平面的高度差作为标准，而应当以抛物点与实际落点的高度差作为标准。

◆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抛掷”行为既要从行为人的主观上判断是否存在故意，又需要从行为人的行动上判断是否主动对物品施加了外部力量。

◆在具体案件中对被抛掷物品的种类进行判断，基于空气阻力的存在，对于一些下落过程不会具有较大动能的物品，不应纳入高空抛物罪的物品范围。
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3条的规定，高空抛物罪是指“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行为。就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要素而言，法律规定得较为简单，其中包括“建筑物或者高空”“抛掷”“物品”及“情节严重”。实际上，在增设高空抛物罪的过程中存在着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条文放置位置，在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第一次审议稿）（以下简称一审稿）之中，高空抛物罪是在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14条之下，而正式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该罪放置在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之下。二是条文表述内容，一审稿对高空抛物罪的表述为“从高空抛掷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的”。而正式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高空抛物罪的表述为“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这样的变化意味着成立高空抛物罪不需要“危及公共安全”，即原则上任何一种在高空抛掷物品的行为，在符合“情节严重”要求后均可以认定为高空抛物罪。

“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是对行为人实施抛物行为场所的规定。与一审稿相比，正式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中专门添加了“建筑物”一词。从条文的词语使用来看，“或者”作为连接词，表示一种选择关系。从文理解释角度来说，高空抛物罪所规制的抛物行为的场所既可以是建筑物涉及的高空，也可以是其他高空。增加“建筑物”的规定，只是起到突出强调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只要符合高空要求的抛物场所均符合“建筑物或其他高空”的规定，判断的重点在于抛物行为发生地是否属于“高空”。而在“高空”的判断上，由于刑法或司法解释并未给出具体标准，可以参照国家标准《高处作业分级》的规定，以2米作为判断“高空”的标准。而且，此处对抛物高度的判断不能简单地以抛物点与水平面的高度差作为标准，而应当以抛物点与实际落点的高度差作为标准。如果仅从20楼抛掷物品到19楼的平台，且高度差小于2米，则不应认为符合高空的标准。例如，在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院审理的陈某高空抛物一案中，被告人陈某从自己居住的406房间阳台向405房间阳台扔砖块等杂物，本来这种没有相对高度差的抛物行为不属于高空抛物行为，而本案之所以被认定为高空抛物罪，是因为被告人抛掷物品中有1个砖块和1个空塑料食用油罐落到了地面上。

“抛掷”是对行为动作的描述。由此，高空抛物行为与高空坠物行为得以区分。“抛掷”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上看，行为人对“抛掷”行为明显存在故意。二是从行为人的行动上看，“抛掷”行为还强调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的一种主动状态，即存在人为地对物品施加的外部力量。在司法实践中，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抛掷”行为既需要从行为人的主观上判断是否存在故意，又需要从行为人的行动上判断是否主动对物品施加了外部力量，即“抛物”行为仅能以故意且作为的方式加以实施。对于过失导致或者非行为人本身力量导致的物品坠落行为，不应当认为符合“抛掷”行为的要求，不构成高空抛物罪。例如，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法院审理的胡某过失致人死亡一案中，被告人胡某在装修9楼房屋的过程中，未将窗户关闭，导致被告人铲下的水泥块磕在窗沿上，从房内弹出，恰好击中在楼下玩耍儿童的头部，导致儿童抢救无效死亡。虽然该案发生于2016年7月12日，案发时尚未有高空抛物罪的规定，但在该案中，被告人胡某并未主动实施抛掷物品的行为，用现行刑法体系对该案进行评价，仍不能认定为高空抛物罪。

“物品”是指有形物，无形物不可以成为抛掷行为的对象。而且对有形物的范围也需要进行限定，高空抛物行为之所以能够造成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归根结底是因为该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基于这种行为的危险才会造成对公共秩序的损害。而高空抛物行为的危险是物品势能转化为动能的危险。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在具体案件中对被抛掷物品的种类进行判断，基于空气阻力的存在，对于一些下落过程不会具有较大动能的物品，例如羽毛、单片纸巾等，就不应当纳入高空抛物罪中的物品所涵盖的范围。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法院审理的卢某高空抛物一案中，法院在判决书中着重强调行为人抛掷的垃圾袋中内含厨余垃圾及一个380ml的玻璃质地空酱油瓶，这样对物品的描述主要是为了突出该物品从高处抛掷可能产生的危害性。

关于“情节严重”，此处的情节是指能够体现对社会公共秩序破坏程度的情节。在司法实践中，此类情节应当包括行为时物品坠落场所、物品坠落时的人员状况、抛物高度、物品类型等因素，对“情节严重”应当结合所有能够体现对社会公共秩序破坏程度的情节进行综合判断。未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破坏的高空抛物行为，则不应当认定为犯罪。例如，在本人封闭的院落内实施高空抛物行为，或者向完全不承载社会公共秩序的荒地实施高空抛物行为。另外，“情节严重”是罪量（成立犯罪所需要的量的因素，如数额犯的数额、情节犯的情节、结果犯的结果要求）的要求，起到限制犯罪成立范围的作用。不同于一般的客观构成要素，并不需要行为人对其具有主观上的认识。就此而言，成立高空抛物罪，并不需要行为人主观上对于其抛物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有认识。

（作者分别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外国刑法与比较刑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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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20日，来自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的谌谦院长以 “双碳目标下绿色低碳建筑标准的发展及对行业的影响”为题进行分享，全面介绍了绿色建筑标准、超低能耗建筑、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绿色#清洁能源# 利用等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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