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导读：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韩焕忠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太虚大师《略说贤...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任嘉伦陆炎# [月亮代表我的心] #任嘉伦请君#
[团圆月饼][玉兔捣药]【今日 | 中秋】[玉兔捣药][团圆月饼]
凉意渐浓，云淡天高应气爽
满月高照，千里余辉裹清秋
八月十五中秋日，团圆是最好的祝福，愿日子如月饼一般，是一口松软，一口香甜，一口简单却又幸福弥漫。
嘉人们记得吃月饼中秋节快乐～@任嘉伦Allen
手绘：后援会美工组-@梦轻尘呀
文案：后援会文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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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 ·忆诗经之 · 《秦风 · 蒹葭》】
作品原文
秦风·蒹葭⑴
蒹葭苍苍⑵，白露为霜。所谓伊人⑶，在水一方⑷。溯洄从之⑸，道阻且长。溯游从之⑹，宛在水中央⑹。
蒹葭萋萋⑺，白露未晞⑻。所谓伊人，在水之湄⑼。溯洄从之，道阻且跻⑽。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⑾。
蒹葭采采⑿，白露未已⒀。所谓伊人，在水之涘⒁。溯洄从之，道阻且右⒂。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⒃。[1]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⑴秦风：《诗经》“十五国风”之一，今存十篇。蒹（jiān）葭（jiā）：芦苇。蒹，没长穗的芦苇。葭，初生的芦苇。苍苍：青苍，老青色。
⑵伊人：那个人，指所思慕的对象。
⑶一方：另一边。
⑷溯洄（huí）：逆流而上。洄，弯曲的水道。从：追寻。
⑸溯游：顺流而下。游，一说指直流的水道。
⑹宛：宛然，好像。
⑺萋萋：茂盛的样子。一作“凄凄”。
⑻晞（xī）：干，晒干。
⑼湄（méi）：水泮，水和草交接的地方，也就是岸边。
⑽跻（jī）：登，升高。
⑾坻（chí）：水中的小高地。
⑿采采：茂盛鲜明的样子。
⒀已：止，干。
⒁涘（sì）：水涯，水边。
⒂右：弯曲，迂回，形容道路曲折迂回。
⒃沚（zhǐ）：水中的小块陆地。[2][3][4][5]
白话译文
逐句全译
河边芦苇青苍苍，秋深露水结成霜。意中人儿在何处？就在河水那一方。逆着流水去找她，道路险阻又太长。顺着流水去找她，仿佛在那水中央。
河边芦苇密又繁，清晨露水未曾干。意中人儿在何处？就在河岸那一边。逆着流水去找她，道路险阻攀登难。顺着流水去找她，仿佛就在水中滩。
河边芦苇密稠稠，早晨露水未全收。意中人儿在何处？就在水边那一头。逆着流水去找她，道路险阻曲难求。顺着流水去找她，仿佛就在水中洲。[5]
创作背景
此诗曾被认为是用来讥刺秦襄公不能用周礼来巩固他的国家（《毛诗序》《郑笺》），或惋惜招引隐居的贤士而不可得的（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但跟《诗经》中多数诗内容往往比较具体实在不同，此诗并没有具体的事件与场景，甚至连“伊人”的性别都难以确指。上述两种理解也许当初是有根据的，但这些根据或者没有留存下来，或者不足以服人，因而他们的结论也就让人怀疑了。现代大多数学者都把它看作是一首情诗，当是为追求心中思慕之人而不可得而作。陈子展《诗三百解题》说：“《蒹葭》一诗，无疑地是诗人想见一个人而竟不得见之作。这一个人是谁呢？他是知周礼的故都遗老呢，还是思宗周、念故主的西周旧臣呢？是秦国的贤人隐士呢，还是诗人的一个朋友呢？或者诗人自己是贤人隐士一流、作诗明志呢？抑或是我们把它简单化、庸俗化，硬指是爱情诗，说成诗人思念自己的爱人呢？解说纷歧，难以判定。”[4][5]
作品鉴赏
整体赏析
《秦风》中的一些篇章往往激荡着一种西北边鄙的慷慨悲壮的声音，“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成为它的典型音调。而《秦风·蒹葭》这首表现男女恋情的诗歌，却脱尽黄土高原的粗犷沉雄气息，将人们带到充满水乡泽国情调的渺远空灵、柔婉缠绵境界之中。它是《秦风》中引人注目的别调，也是古代爱情诗的绝唱。
诗中“白露为霜”给读者传达出节序已是深秋了，而天才破晓，因为芦苇叶片上还存留着夜间露水凝成的霜花。就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凌晨，诗人来到河边，为的是追寻那思慕的人儿，而出现在眼前的是弥望的茫茫芦苇丛，呈出冷寂与落寞，诗人只知道所苦苦期盼的人儿在河水的另外一边。从下文看，这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存在，诗人根本就不明伊人的居处，还是伊人像“东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的“南国佳人”（曹植《杂诗七首》之四）一样迁徙无定，也无从知晓。这种也许是毫无希望但却充满诱惑的追寻在诗人脚下和笔下展开。把“溯洄”、“溯游”理解成逆流而上和顺流而下或者沿着弯曲的水道和沿着直流的水道，都不会影响到对诗意的理解。在白居易《长恨歌》中，杨贵妃消殒马嵬坡后，玄宗孤灯独守，寒衾难眠，通过道士鸿都客“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找，仍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但终究在“虚无缥缈”的海外仙山上找到了已成仙的杨贵妃，相约重逢于七夕。而《蒹葭》中，诗人一番艰劳的上下追寻后，伊人仿佛在河水中央，周围流淌着波光，依旧无法接近。《周南·汉广》中诗人也因为汉水太宽无法横渡而不能求得“游女”，陈启源说：“夫说（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益至。”（《毛诗稽古编·附录》）“可见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即，加深着渴慕的程度。诗中“宛”字表明伊人的身影是隐约缥缈的，或许根本上就是诗人痴迷心境下生出的幻觉。
以下两章只是对首章文字略加改动而成，这种仅对文字略加改动的重章叠唱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具体到此诗，这种改动都是在韵脚上——首章“苍、霜、方、长、央”属阳部韵，次章“萋、晞、湄、跻、坻”属脂微合韵，三章“采、已、涘、右、浊”属之部韵——如此而形成各章内部韵律协和而各章之间韵律参差的效果，给人的感觉是：变化之中又包涵了稳定。同时，这种改动也造成了语义的往复推进。如“白露为霜”“白露未晞”“白露未已”——夜间的露水凝成霜花，霜花因气温升高而融为露水，露水在阳光照射下蒸发——表明了时间的延续。
跟《诗经》中多数情诗内容往往比较具体实在者不同，这首诗的意蕴特别空灵虚泛。它不但没有具体的事件、场景甚至连主人公是男性抑或女性都难以确指。全篇着意渲染一种渺远虚惘的境界气氛，一种执着缠绵而又略带感伤的情调，一种向往追寻而渺茫难即的意绪。它表现的不是具体的爱情故事和场景情节，而是抒情主人公心灵的追求与叹息。由于它脱略了爱情生活的具体形迹，只表现一种渺茫中的追寻，因此比起《诗经》中另外一些情诗，显然要纯粹得多，是一种感情的提纯与升华。从这点说，它似乎比较接近后世某些纯然抒情的文人爱情诗，而与热烈坦率而有时不免涉于粗鄙的民间情歌有别。
由于它表现的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意绪，又不是采取直抒的方式，而是借助秋水蒹葭、伫立凝望、反复追寻、渺茫难即的情境来表现，因此诗中的境界就带有象征意味。如果坐实为解，则明明“在水一方”的伊人，何以逆流、顺流而寻都杳远难即，就相当费解；而作象征看，则所谓“溯洄”“溯游”“道阻且长”“宛在水中央”等等不过是反复追寻及追寻之艰难、渺远的一种象征，理解起来毫无滞碍。王国维将这首诗与晏殊的《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相提并论，认为“最得风人情致”，可能也跟它们共同具有的象征色彩有关。钱锺书《管锥编》则更博举中外作品，认为此篇所赋，即企慕之象征。写爱情而越过写实，进入象征领域，这在多缘事而发的古代抒情诗中并不多见。这首诗境界之高远，即与象征色彩有关。
感情的性状既如此纯粹虚泛，感情的表达又接近象征，这表现渺茫追寻的情诗遂具有引发不同联想的多重意蕴。一般读者固然可以从诗中所描绘的情景唤起相似的爱情体验，具有较高艺术素养的读者则可从诗中所描绘的象征性境界产生更丰富深远的联想，唤起某种更广泛的人生体验。不妨说，它的表层意与深层意蕴都是耐人反复涵咏的。[5][6][7]
名家点评
南宋·朱熹《诗集传》：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皆不可得。然不知其所指也。[1]
明·锺惺《评点诗经》：异人异境，使人欲仙。[3]
清·牛运震《诗志》：只二句（指首二句），写得秋光满目，抵一篇悲秋赋。[3]
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在”字上加一“宛”字，遂觉点睛欲飞，入神之笔。……“在水之湄”此一句已了，重加“溯洄”“溯游”两番摹拟，所以写其深企愿见之状。[3]
清·方玉润《诗经原始》：此诗在《秦风》中，气味绝不相类。以好战乐斗之邦，忽遇高超远举之作，可谓鹤立鸡群，翛然自异者矣。[4]
清·陈继揆《读风臆补》：意境空旷，寄托元淡。秦川咫尺，宛然有三山云气，竹影仙风。故此诗在《国风》为第一篇缥缈文字，宜以恍惚迷离读之。[3]
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7][8]
作品原文
秦风·蒹葭⑴
蒹葭苍苍⑵，白露为霜。所谓伊人⑶，在水一方⑷。溯洄从之⑸，道阻且长。溯游从之⑹，宛在水中央⑹。
蒹葭萋萋⑺，白露未晞⑻。所谓伊人，在水之湄⑼。溯洄从之，道阻且跻⑽。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⑾。
蒹葭采采⑿，白露未已⒀。所谓伊人，在水之涘⒁。溯洄从之，道阻且右⒂。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⒃。[1]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⑴秦风：《诗经》“十五国风”之一，今存十篇。蒹（jiān）葭（jiā）：芦苇。蒹，没长穗的芦苇。葭，初生的芦苇。苍苍：青苍，老青色。
⑵伊人：那个人，指所思慕的对象。
⑶一方：另一边。
⑷溯洄（huí）：逆流而上。洄，弯曲的水道。从：追寻。
⑸溯游：顺流而下。游，一说指直流的水道。
⑹宛：宛然，好像。
⑺萋萋：茂盛的样子。一作“凄凄”。
⑻晞（xī）：干，晒干。
⑼湄（méi）：水泮，水和草交接的地方，也就是岸边。
⑽跻（jī）：登，升高。
⑾坻（chí）：水中的小高地。
⑿采采：茂盛鲜明的样子。
⒀已：止，干。
⒁涘（sì）：水涯，水边。
⒂右：弯曲，迂回，形容道路曲折迂回。
⒃沚（zhǐ）：水中的小块陆地。[2][3][4][5]
白话译文
逐句全译
河边芦苇青苍苍，秋深露水结成霜。意中人儿在何处？就在河水那一方。逆着流水去找她，道路险阻又太长。顺着流水去找她，仿佛在那水中央。
河边芦苇密又繁，清晨露水未曾干。意中人儿在何处？就在河岸那一边。逆着流水去找她，道路险阻攀登难。顺着流水去找她，仿佛就在水中滩。
河边芦苇密稠稠，早晨露水未全收。意中人儿在何处？就在水边那一头。逆着流水去找她，道路险阻曲难求。顺着流水去找她，仿佛就在水中洲。[5]
创作背景
此诗曾被认为是用来讥刺秦襄公不能用周礼来巩固他的国家（《毛诗序》《郑笺》），或惋惜招引隐居的贤士而不可得的（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但跟《诗经》中多数诗内容往往比较具体实在不同，此诗并没有具体的事件与场景，甚至连“伊人”的性别都难以确指。上述两种理解也许当初是有根据的，但这些根据或者没有留存下来，或者不足以服人，因而他们的结论也就让人怀疑了。现代大多数学者都把它看作是一首情诗，当是为追求心中思慕之人而不可得而作。陈子展《诗三百解题》说：“《蒹葭》一诗，无疑地是诗人想见一个人而竟不得见之作。这一个人是谁呢？他是知周礼的故都遗老呢，还是思宗周、念故主的西周旧臣呢？是秦国的贤人隐士呢，还是诗人的一个朋友呢？或者诗人自己是贤人隐士一流、作诗明志呢？抑或是我们把它简单化、庸俗化，硬指是爱情诗，说成诗人思念自己的爱人呢？解说纷歧，难以判定。”[4][5]
作品鉴赏
整体赏析
《秦风》中的一些篇章往往激荡着一种西北边鄙的慷慨悲壮的声音，“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成为它的典型音调。而《秦风·蒹葭》这首表现男女恋情的诗歌，却脱尽黄土高原的粗犷沉雄气息，将人们带到充满水乡泽国情调的渺远空灵、柔婉缠绵境界之中。它是《秦风》中引人注目的别调，也是古代爱情诗的绝唱。
诗中“白露为霜”给读者传达出节序已是深秋了，而天才破晓，因为芦苇叶片上还存留着夜间露水凝成的霜花。就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凌晨，诗人来到河边，为的是追寻那思慕的人儿，而出现在眼前的是弥望的茫茫芦苇丛，呈出冷寂与落寞，诗人只知道所苦苦期盼的人儿在河水的另外一边。从下文看，这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存在，诗人根本就不明伊人的居处，还是伊人像“东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的“南国佳人”（曹植《杂诗七首》之四）一样迁徙无定，也无从知晓。这种也许是毫无希望但却充满诱惑的追寻在诗人脚下和笔下展开。把“溯洄”、“溯游”理解成逆流而上和顺流而下或者沿着弯曲的水道和沿着直流的水道，都不会影响到对诗意的理解。在白居易《长恨歌》中，杨贵妃消殒马嵬坡后，玄宗孤灯独守，寒衾难眠，通过道士鸿都客“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找，仍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但终究在“虚无缥缈”的海外仙山上找到了已成仙的杨贵妃，相约重逢于七夕。而《蒹葭》中，诗人一番艰劳的上下追寻后，伊人仿佛在河水中央，周围流淌着波光，依旧无法接近。《周南·汉广》中诗人也因为汉水太宽无法横渡而不能求得“游女”，陈启源说：“夫说（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益至。”（《毛诗稽古编·附录》）“可见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即，加深着渴慕的程度。诗中“宛”字表明伊人的身影是隐约缥缈的，或许根本上就是诗人痴迷心境下生出的幻觉。
以下两章只是对首章文字略加改动而成，这种仅对文字略加改动的重章叠唱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具体到此诗，这种改动都是在韵脚上——首章“苍、霜、方、长、央”属阳部韵，次章“萋、晞、湄、跻、坻”属脂微合韵，三章“采、已、涘、右、浊”属之部韵——如此而形成各章内部韵律协和而各章之间韵律参差的效果，给人的感觉是：变化之中又包涵了稳定。同时，这种改动也造成了语义的往复推进。如“白露为霜”“白露未晞”“白露未已”——夜间的露水凝成霜花，霜花因气温升高而融为露水，露水在阳光照射下蒸发——表明了时间的延续。
跟《诗经》中多数情诗内容往往比较具体实在者不同，这首诗的意蕴特别空灵虚泛。它不但没有具体的事件、场景甚至连主人公是男性抑或女性都难以确指。全篇着意渲染一种渺远虚惘的境界气氛，一种执着缠绵而又略带感伤的情调，一种向往追寻而渺茫难即的意绪。它表现的不是具体的爱情故事和场景情节，而是抒情主人公心灵的追求与叹息。由于它脱略了爱情生活的具体形迹，只表现一种渺茫中的追寻，因此比起《诗经》中另外一些情诗，显然要纯粹得多，是一种感情的提纯与升华。从这点说，它似乎比较接近后世某些纯然抒情的文人爱情诗，而与热烈坦率而有时不免涉于粗鄙的民间情歌有别。
由于它表现的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意绪，又不是采取直抒的方式，而是借助秋水蒹葭、伫立凝望、反复追寻、渺茫难即的情境来表现，因此诗中的境界就带有象征意味。如果坐实为解，则明明“在水一方”的伊人，何以逆流、顺流而寻都杳远难即，就相当费解；而作象征看，则所谓“溯洄”“溯游”“道阻且长”“宛在水中央”等等不过是反复追寻及追寻之艰难、渺远的一种象征，理解起来毫无滞碍。王国维将这首诗与晏殊的《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相提并论，认为“最得风人情致”，可能也跟它们共同具有的象征色彩有关。钱锺书《管锥编》则更博举中外作品，认为此篇所赋，即企慕之象征。写爱情而越过写实，进入象征领域，这在多缘事而发的古代抒情诗中并不多见。这首诗境界之高远，即与象征色彩有关。
感情的性状既如此纯粹虚泛，感情的表达又接近象征，这表现渺茫追寻的情诗遂具有引发不同联想的多重意蕴。一般读者固然可以从诗中所描绘的情景唤起相似的爱情体验，具有较高艺术素养的读者则可从诗中所描绘的象征性境界产生更丰富深远的联想，唤起某种更广泛的人生体验。不妨说，它的表层意与深层意蕴都是耐人反复涵咏的。[5][6][7]
名家点评
南宋·朱熹《诗集传》：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皆不可得。然不知其所指也。[1]
明·锺惺《评点诗经》：异人异境，使人欲仙。[3]
清·牛运震《诗志》：只二句（指首二句），写得秋光满目，抵一篇悲秋赋。[3]
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在”字上加一“宛”字，遂觉点睛欲飞，入神之笔。……“在水之湄”此一句已了，重加“溯洄”“溯游”两番摹拟，所以写其深企愿见之状。[3]
清·方玉润《诗经原始》：此诗在《秦风》中，气味绝不相类。以好战乐斗之邦，忽遇高超远举之作，可谓鹤立鸡群，翛然自异者矣。[4]
清·陈继揆《读风臆补》：意境空旷，寄托元淡。秦川咫尺，宛然有三山云气，竹影仙风。故此诗在《国风》为第一篇缥缈文字，宜以恍惚迷离读之。[3]
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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