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首例“性骚扰纠纷”立案，女环卫工称遭站长性骚扰4年】“加油！”6月15日，在广州越秀区人民法院门口，黄微（化名）默默地给自己鼓劲。
这位38岁的环卫工人脸色有点发白，她不知道走进这个大门意味着什么，但踏出起诉上司性骚扰这一步，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不打这份工了。”
“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可以知道，这是广东第一例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起诉的案件。之前，网上有三个此案由的裁判文书，都是撤诉处理。”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雅清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以往遭遇性骚扰的当事人只能以侵犯名誉权、身体权、一般人格权进行起诉，难以与性骚扰的情形准确对应。在民法典最新通过的背景下，此次黄微把上司连同所在单位一起告上法庭，对之后的司法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
女环卫工：“被骚扰了四年”
环卫站长：“绝对没有这事”
有很长一段时间，黄微一看到微信未读消息里有上司周某，便迅速地删掉。
“不敢细看，也害怕别人、特别是老公看到。”她感到很委屈，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为什么反而好像见不得光一样？
2016年3月，黄微和丈夫从湖南老家来到广州，一起入职越秀区某街道环卫站成为环卫工人。过了几天，该环卫站站长周某通过搜索电话号码加了她的微信，黄微没想太多，爽快地通过了好友请求。
一开始，周某只是发“早上好”之类的问候，渐渐地，偶尔传来一些带性暗示的图片和小视频，甚至发“你在哪？我想你了”之类的话。黄微心里很反感，但又不敢直接顶撞，只能敷衍拒绝或假装看不到。
“他经常说，站长有权力炒掉员工，2017年底左右他就炒了4个。”她害怕，如果跟周某公然撕破脸，导致夫妻俩被开除，一家子将失去经济来源。更为关键的是，根据相关规定，环卫工子女可以在广州就读公立学校，如果离开环卫行业，孩子上学怎么办？
无奈之下，黄微选择了哑忍。但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某天晚上已近十一点，周某以领导喝醉为由，叫她老公开车送领导回家，“他随后打电话给我说，‘是故意把你老公支开，你下来办公室，我很想和你××’。我那时候很生气，对他说，打死我都不可能做这种事。”
“大家就是开一下玩笑。”在回应羊城晚报记者质疑时，周某为自己叫屈，在他看来，工作之外，大家都是说说笑笑的，自己有时也“没有太注意”，但“绝对没有（性骚扰）这种事，如果真有这种事，你可以拿证据出来。”
但在黄微看来，周某持续不断地打电话、发微信，甚至屡次在上班时间到她岗位上纠缠，越来越直接的骚扰令人难以忍受，“有一次他叫我去他家，还说很快就完事。正好附近有人，我就很大声骂他。”
为了杜绝周某的骚扰，黄微下决心要留下证据。她买了录音笔，断断续续地将周某的骚扰录了音。她向羊城晚报记者出示了几段聊天录音，其中使用方言的男人低声说着“1000一次”“是给你才舍得”之类的话。
2019年10月2日，在再一次被纠缠后，黄微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被骚扰四年，精神上真是扛不住了。”
“性骚扰”立案：广东首例！
“我们早前在广州网上诉讼服务中心做网上立案，法院系统是2011年的案由版本，暂时还没有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这个案由。”丁雅清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立案当天经过现场沟通，立案庭的法官是手动将案由修改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事实上，“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成为民事案件案由也不过一年半的时间。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将“性骚扰责任纠纷”和“平等就业权纠纷”列为新增案由，并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羊城晚报记者以“性骚扰”“民事案由”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2018年以来，广东共发生10起涉及性骚扰的民事案件，其中5起为男性员工被投诉实施性骚扰遭辞退后与原公司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两起为女性员工指称遭遇性骚扰后与原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其余3起则为男性因被指控性骚扰致个人名誉受损而提起名誉权诉讼。
这也意味着，黄微的起诉是真正意义上的广东省首例“性骚扰案”。
“在此之前，性骚扰事件通常以侵犯一般人格权、名誉权、身体权进行立案或者在劳动争议案件中通过劳动仲裁处理，这难以与性骚扰的情形准确对应。”丁雅清指出，性骚扰问题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过，但一直以来对性骚扰概念的界定、具体的罚则并无明确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
据了解，因性骚扰行为一般难以及时获取相关证据，而在司法实践中，受害者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也非常有限，性骚扰受害者诉诸法律的积极性并不高。
“现在《民法典》对何为性骚扰行为、机关企业等单位针对性骚扰的责任进行了规定，对性骚扰的规制有了更清晰的法律基础。”丁雅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首例“性骚扰案”对此后的司法实践也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沉默到发声：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相比起白领，像黄微这样的蓝领在遭到性骚扰时可以求助的方式更少，她能够站出来抗争是更需要勇气的。”一直关注性骚扰这一社会现象的学者李思磐如此感慨。
她对此感受很深，这些年性骚扰事件的能见度更高了，但部分性骚扰甚至性侵发生在熟人之间，当事人经过反复权衡后往往选择沉默。如今，越来越多的“黄微”们勇敢地站出来，这样的沉默也正逐渐被打破。
在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刘明辉看来，这得益于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提升、新媒体普法宣传的便捷以及取证方面的培训越来越多，“微信聊天等电子证据也可以提交法庭，有的也被采信。”
“一方面发声渠道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相关法规也在进一步完善。”李思磐指出。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相关资料发现，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次出现了“性骚扰”概念，2012年性骚扰的概念首次进入劳动法领域。与此同时，多省市也针对性骚扰问题不断完善相应法规。
以广东省为例，2007年修订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规定：“禁止违反妇女意志以带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行为、语言、文字、图片、图像、电子信息等任何形式故意对其实施性骚扰。”2010年修订的《广州妇女权益保障规定》亦要求，“禁止以语言、文字、肢体行为、图像、电子信息等方式对女性实施性骚扰。”
“这些规定列举了性骚扰的几种方式，比较明确地界定了性骚扰的构成要件。无论对于受害人提起诉讼请求，还是对于法院裁判，都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丁雅清说。
防性骚扰，用人单位义不容辞
和周某一起，被黄微告上法庭的，还有她工作所在的环卫站。
对此，丁雅清认为有充分的法理依据，“性骚扰发生在与工作相关的地点，甚至骚扰者本身就是环卫站的站长，环卫单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没有建立受理、调查、处置性骚扰的一整套机制，理应承担连带责任。”
但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还没有成功先例。在2019年7月国内第一起以“性骚扰”为案由的诉讼中，法院认定性骚扰事实成立，判决原告胜诉，但没有支持原告关于单位连带赔偿的请求。
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该环卫站所属的白云街道办事处。街道办妇联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并没有接到有关性骚扰的投诉，“现在反映到街道这边，我们要先去了解情况，如果情况查实，我们肯定会按规定去处理。”
这也是大多数“黄微”们会选择的办法：向上一级投诉，等待处理结果。
民法典的通过还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强调单位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的性骚扰，这符合现实迫切的需求。”刘明辉指出，单位的法定义务包括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也比之前的相关立法具体了一些。”
“但具体的义务承担方式，还需要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依法细化和完善，通过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形式进一步明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指出，就本条规定的内容而言，被赋予该义务的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反性骚扰管理制度，使其成为单位日常合规管理制度的重要部分。@羊城晚报
这位38岁的环卫工人脸色有点发白，她不知道走进这个大门意味着什么，但踏出起诉上司性骚扰这一步，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不打这份工了。”
“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可以知道，这是广东第一例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起诉的案件。之前，网上有三个此案由的裁判文书，都是撤诉处理。”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雅清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以往遭遇性骚扰的当事人只能以侵犯名誉权、身体权、一般人格权进行起诉，难以与性骚扰的情形准确对应。在民法典最新通过的背景下，此次黄微把上司连同所在单位一起告上法庭，对之后的司法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
女环卫工：“被骚扰了四年”
环卫站长：“绝对没有这事”
有很长一段时间，黄微一看到微信未读消息里有上司周某，便迅速地删掉。
“不敢细看，也害怕别人、特别是老公看到。”她感到很委屈，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为什么反而好像见不得光一样？
2016年3月，黄微和丈夫从湖南老家来到广州，一起入职越秀区某街道环卫站成为环卫工人。过了几天，该环卫站站长周某通过搜索电话号码加了她的微信，黄微没想太多，爽快地通过了好友请求。
一开始，周某只是发“早上好”之类的问候，渐渐地，偶尔传来一些带性暗示的图片和小视频，甚至发“你在哪？我想你了”之类的话。黄微心里很反感，但又不敢直接顶撞，只能敷衍拒绝或假装看不到。
“他经常说，站长有权力炒掉员工，2017年底左右他就炒了4个。”她害怕，如果跟周某公然撕破脸，导致夫妻俩被开除，一家子将失去经济来源。更为关键的是，根据相关规定，环卫工子女可以在广州就读公立学校，如果离开环卫行业，孩子上学怎么办？
无奈之下，黄微选择了哑忍。但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某天晚上已近十一点，周某以领导喝醉为由，叫她老公开车送领导回家，“他随后打电话给我说，‘是故意把你老公支开，你下来办公室，我很想和你××’。我那时候很生气，对他说，打死我都不可能做这种事。”
“大家就是开一下玩笑。”在回应羊城晚报记者质疑时，周某为自己叫屈，在他看来，工作之外，大家都是说说笑笑的，自己有时也“没有太注意”，但“绝对没有（性骚扰）这种事，如果真有这种事，你可以拿证据出来。”
但在黄微看来，周某持续不断地打电话、发微信，甚至屡次在上班时间到她岗位上纠缠，越来越直接的骚扰令人难以忍受，“有一次他叫我去他家，还说很快就完事。正好附近有人，我就很大声骂他。”
为了杜绝周某的骚扰，黄微下决心要留下证据。她买了录音笔，断断续续地将周某的骚扰录了音。她向羊城晚报记者出示了几段聊天录音，其中使用方言的男人低声说着“1000一次”“是给你才舍得”之类的话。
2019年10月2日，在再一次被纠缠后，黄微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被骚扰四年，精神上真是扛不住了。”
“性骚扰”立案：广东首例！
“我们早前在广州网上诉讼服务中心做网上立案，法院系统是2011年的案由版本，暂时还没有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这个案由。”丁雅清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立案当天经过现场沟通，立案庭的法官是手动将案由修改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事实上，“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成为民事案件案由也不过一年半的时间。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将“性骚扰责任纠纷”和“平等就业权纠纷”列为新增案由，并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羊城晚报记者以“性骚扰”“民事案由”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2018年以来，广东共发生10起涉及性骚扰的民事案件，其中5起为男性员工被投诉实施性骚扰遭辞退后与原公司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两起为女性员工指称遭遇性骚扰后与原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其余3起则为男性因被指控性骚扰致个人名誉受损而提起名誉权诉讼。
这也意味着，黄微的起诉是真正意义上的广东省首例“性骚扰案”。
“在此之前，性骚扰事件通常以侵犯一般人格权、名誉权、身体权进行立案或者在劳动争议案件中通过劳动仲裁处理，这难以与性骚扰的情形准确对应。”丁雅清指出，性骚扰问题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过，但一直以来对性骚扰概念的界定、具体的罚则并无明确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
据了解，因性骚扰行为一般难以及时获取相关证据，而在司法实践中，受害者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也非常有限，性骚扰受害者诉诸法律的积极性并不高。
“现在《民法典》对何为性骚扰行为、机关企业等单位针对性骚扰的责任进行了规定，对性骚扰的规制有了更清晰的法律基础。”丁雅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首例“性骚扰案”对此后的司法实践也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沉默到发声：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相比起白领，像黄微这样的蓝领在遭到性骚扰时可以求助的方式更少，她能够站出来抗争是更需要勇气的。”一直关注性骚扰这一社会现象的学者李思磐如此感慨。
她对此感受很深，这些年性骚扰事件的能见度更高了，但部分性骚扰甚至性侵发生在熟人之间，当事人经过反复权衡后往往选择沉默。如今，越来越多的“黄微”们勇敢地站出来，这样的沉默也正逐渐被打破。
在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刘明辉看来，这得益于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提升、新媒体普法宣传的便捷以及取证方面的培训越来越多，“微信聊天等电子证据也可以提交法庭，有的也被采信。”
“一方面发声渠道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相关法规也在进一步完善。”李思磐指出。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相关资料发现，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次出现了“性骚扰”概念，2012年性骚扰的概念首次进入劳动法领域。与此同时，多省市也针对性骚扰问题不断完善相应法规。
以广东省为例，2007年修订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规定：“禁止违反妇女意志以带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行为、语言、文字、图片、图像、电子信息等任何形式故意对其实施性骚扰。”2010年修订的《广州妇女权益保障规定》亦要求，“禁止以语言、文字、肢体行为、图像、电子信息等方式对女性实施性骚扰。”
“这些规定列举了性骚扰的几种方式，比较明确地界定了性骚扰的构成要件。无论对于受害人提起诉讼请求，还是对于法院裁判，都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丁雅清说。
防性骚扰，用人单位义不容辞
和周某一起，被黄微告上法庭的，还有她工作所在的环卫站。
对此，丁雅清认为有充分的法理依据，“性骚扰发生在与工作相关的地点，甚至骚扰者本身就是环卫站的站长，环卫单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没有建立受理、调查、处置性骚扰的一整套机制，理应承担连带责任。”
但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还没有成功先例。在2019年7月国内第一起以“性骚扰”为案由的诉讼中，法院认定性骚扰事实成立，判决原告胜诉，但没有支持原告关于单位连带赔偿的请求。
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该环卫站所属的白云街道办事处。街道办妇联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并没有接到有关性骚扰的投诉，“现在反映到街道这边，我们要先去了解情况，如果情况查实，我们肯定会按规定去处理。”
这也是大多数“黄微”们会选择的办法：向上一级投诉，等待处理结果。
民法典的通过还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强调单位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的性骚扰，这符合现实迫切的需求。”刘明辉指出，单位的法定义务包括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也比之前的相关立法具体了一些。”
“但具体的义务承担方式，还需要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依法细化和完善，通过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形式进一步明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指出，就本条规定的内容而言，被赋予该义务的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反性骚扰管理制度，使其成为单位日常合规管理制度的重要部分。@羊城晚报
#巾帼战“疫”# 巾帼战“疫”|她们撑起大王“半边天”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在黄石各乡镇、街道、农村、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一线，都活跃着这样一支美丽的娘子军。她们冲锋到疫情防控一线，为坚决遏制疫情扩散、夺取防控斗争胜利贡献巾帼力量，形成了一道最美的风景线。
在开发区·铁山区大王镇就有这样一批巾帼英雄，不畏苦冬和寒春，如一朵朵红梅绽放，带来暗香与希望。她们不惧危险，与时间赛跑，在万家团圆之际，毅然决然奔赴阻击疫情的一线，用巾帼力量筑起防疫城墙。
防疫前线的“啰嗦书记”肖慧娟
肖慧娟，大王镇党委副书记、大王镇疫情防控党员突击队临时党支部书记。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肖慧娟将17岁的大儿子和3岁的小儿子托付给年迈的父母，她和丈夫、金山派出所所长张池德毅然选择告别家人，“逆行而上”，在各自的岗位中冲锋在最前线，疫情不退，自己也不退。
她说：疫情就是命令，退缩、当逃兵在我的字典里是不存在的，疫情不退，我不退，我也不允许其他人退，古人说“不占楼兰誓不还”，我们是不胜疫情誓不还。
面对疫情防控工作，一头短发干净利落，没有时间打理自己，她忙得连轴转，“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武书记也没有休息，大家都没休息，我怎么能休息？”疫情防控知识张贴到各村了么？高音喇叭广播了没有？小喇叭、村村响都要利用起来！横幅比较醒目，赶紧拉横幅！村内各要道路口封闭了没有？有没有人执勤？有没有登记测量体温？村里还有没聚集？情况怎么样？她一遍遍强调，一遍遍去查看。“不要嫌我啰嗦，这事儿不能疏忽，稍有疏忽是要出人命的”她说。
有党员干部抱怨，“肖书记，一个女干部，是不是太强势了？！”她带着组建的大王镇疫情防控党员突击队，奔赴在一线，看到没做到位的地方，依然指着负责人鼻子骂，不是毫不在意，但她说：“吃过强势的亏，但是在乡镇有些工作强势点，大家才有压力，才能放在心上，才能镇得住场子！什么女不女的？强势不强势？工作有成效就行，我不怕别个抱怨。”
24小时值守的护士长李军泉
李军泉，大王镇卫生院护士长。
“大王镇32个村，近6万人，外省市回乡的6600余人，大王卫生院6名医生，15名护士，疫情严峻，有其他病情的人也不能不管，人手实在是紧张，担心、焦虑之下有时候都睡不着，但是不好好睡又担心体力不够。”李军泉说。
作为护士长，排班、查看登记、发热病人、留观人员的排查、防控和医学排查、配送药品、查看每个科室病人情况尤其是发热门诊情况，24小时值守在医院，忙得团团转。李军泉认为守在医院比在家里躺着担心好。
时有闹情绪的病人，她耐心安抚，她告诉护士们：姑娘们，生病了情绪比较不稳定是正常的，我们尽力安抚，千万别跟病人起冲突。回过头，她也委屈：医院人手不够，这个时候更是紧张，工作我自己还好，但是护士小妹妹们真的太不容易了，都是小姑娘，谁不是家里的宝呢？但是，她又笑着说：外面有警察大哥们守着，实在太过分了，警察大哥们也会帮忙做工作的。就期望疫情早日结束，到时候我就回家好好陪陪家人，好好吃一顿。
忠诚尽责的“巾帼女将”胡静
胡静，大王镇党政办主任。
“您也要理解，我们不让您出去是为了您着想，您要买什么可以和我们说，政府可以替您采购的”“那您这边出去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回家做好消杀工作！”这是胡静每天说的最多的两句话。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党政办既是中枢传达部门，更是后勤保障部门。今年腊月三十是乡镇干部期盼了很久的日子，因为一年忙碌的工作终于可以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好好陪伴家人。却没来得及好好整理一下，疫情爆发，作为党政办主任，春节生了一场病才刚好的胡静不顾家人的反对立刻回到了工作岗位，全天候扑在工作岗位上。紧急通知需要第一时间传达、防控情况需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次面对这么艰巨的工作任务，虽然深感身上的担子重、压力大。但她告诉自己，自己是党员干部，是党政办主任，要能担当，能干事。由于防疫工作任务十分紧急，很多工作需要及时办理，防疫指令、通告的发布，上传下达，防疫工作的沟通协调，防疫人员的工作用餐，每天200份盒饭的发放、汇总各村所需药品信息、日常会议精神发布、文件的收发、稿件的拟定，有时候忙不过也只能利用晚上安静的时间来落实。事实上，晚上也会经常接到领导临时安排的工作任务，但是无论多晚，接到任务后，都是第一时间打开电脑，协调、落实最新的工作任务，绝不耽误。
因为忙，一顿五分钟就可以吃完的饭有时候要花40分钟，等到帮别人把事情办好了，饭也凉了。头发经常是忙得晚上才能洗洗。有时候帮助大王镇外出人员、离黄人员办理相关手续，对不建议放行的，虽然她和办公室的罗咏敏耐心解释，但也会遭遇不理解和吼叫。她说:所有的委屈都是值得的，生命和健康最重要，我们真心希望所有的付出最终都能换来这场战“疫”的完美收官。
妇女群众的“知心姐姐”王朝霞
王朝霞，镇计生办主任。
战“疫”的枪声打响，响应号召，年初三，王朝霞家里还没忙活完，就把儿子送到港东村陪伴婆婆，而自己和丈夫李建荣赶到计生办、赶到政府听候大王镇防疫指挥部听候安排。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计生办虽然多数都是女同志，但是女同志一样能顶半边天，我们计生办全体成员都会听从指挥，决不当逃兵！”她叮嘱计生办的同志们。在她的协调安排下，计生办6名员工，4名当了志愿者参与到大王镇疫情防控党员突击队中，1名女员工既在自己村里当村医又在驻点村当防疫队员，偶尔休息时间还要兼顾单位业务，完善计生全员系统数据。
2月6日，大王镇因为防疫工作需要，在金宝矿业设立了隔离点，王朝霞被派往金宝矿业隔离点，安排送餐、帮忙派饭、发防护服、打杂、做后勤等等工作。听到隔离点的被隔离群众抱怨漏带物品，她怕群众没带发梳，街上又不好买，把自己家里的几把梳子都送给被隔离的妇女，自用的就留旧的对付一下。
金宝矿业隔离点慢慢步入正轨了，她又跟领导汇报，赶到驻点村长林村帮忙做宣传、守卡口、劝诫想要外出串门聊天的群众。
“这个时期？谁不想做点事？都是热血公民，大王是我的家乡，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就觉得我做得太少了。”她说。
温暖相伴“有管有爱”的程美英
程美英，镇残联和民宗办公室主任。
1月22日，听说有疫情，她立马组织召开了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普宣传会议，通知各村支书到所辖寺庙进行张贴宣传，通知各宗教活动场所现阶段严禁开展各类宗教活动和聚会。年三十傍晚，接到区民宗办通知，要求所有宗教疫情期间不准开展各类宗教活动，严禁接纳香客。作为民宗办主任，她立马拿起电话对20处合法寺庙和1处基督教堂的负责人再强调，确保村民不因宗教活动聚集、流动。
年初一一大早，又去了5处往年香火比较旺盛的寺庙查看情况，她说往年年初一上香人口多达几百人，不去看下，实难放心。过了年初一，又跟着党委副书记肖慧娟将宗教场所关停、禁止接纳香客情况、路口卡口情况都查看一遍，了解主持们目前生活存在的问题，叮嘱主持们支持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有问题及时反映。担心主持们没屯够粮食，安排了每寺庙5包大米，委托寺庙所在村村干部给送去。
虽然因为没有车，花费了不少时间和体力，但是“所幸所做工作没有白费，全部寺庙都关停了，在疫情爆发到现在没开展一次宗教活动，没接纳一个香客”，她笑着说。
做好民宗办防疫工作，她也没忘残联的防疫工作。“镇里1000多名残疾人，残疾人是弱势群体，身体状况差，免疫力差，镇里的医疗物资不足”，年初四担心镇上残疾人防护问题，她积极向区残联申请需要口罩、酒精、84消毒液，并送往各村。摸排各村精神病人用药情况、积极跟医院对接残疾人的用药问题、给残疾人送辅助洗澡椅。忙得团团转，她说：“为大家做点事情我才安心。”
大王镇还有一群“她”
怀着6个月身孕依然坚持工作的胡爽，主动请缨参战突击队、带领一群“娘子军”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曹珍霞，还有扶贫办的刘婷婷、李贝贝、李春丽和一群“她”，义无反顾投身战“疫”……
在家里，她们是女儿、母亲、妻子；在岗位上，她们舍小家，护大家，是义无反顾投身战疫的勇士！她们巾帼不让须眉，是“最美逆行者”！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在黄石各乡镇、街道、农村、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一线，都活跃着这样一支美丽的娘子军。她们冲锋到疫情防控一线，为坚决遏制疫情扩散、夺取防控斗争胜利贡献巾帼力量，形成了一道最美的风景线。
在开发区·铁山区大王镇就有这样一批巾帼英雄，不畏苦冬和寒春，如一朵朵红梅绽放，带来暗香与希望。她们不惧危险，与时间赛跑，在万家团圆之际，毅然决然奔赴阻击疫情的一线，用巾帼力量筑起防疫城墙。
防疫前线的“啰嗦书记”肖慧娟
肖慧娟，大王镇党委副书记、大王镇疫情防控党员突击队临时党支部书记。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肖慧娟将17岁的大儿子和3岁的小儿子托付给年迈的父母，她和丈夫、金山派出所所长张池德毅然选择告别家人，“逆行而上”，在各自的岗位中冲锋在最前线，疫情不退，自己也不退。
她说：疫情就是命令，退缩、当逃兵在我的字典里是不存在的，疫情不退，我不退，我也不允许其他人退，古人说“不占楼兰誓不还”，我们是不胜疫情誓不还。
面对疫情防控工作，一头短发干净利落，没有时间打理自己，她忙得连轴转，“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武书记也没有休息，大家都没休息，我怎么能休息？”疫情防控知识张贴到各村了么？高音喇叭广播了没有？小喇叭、村村响都要利用起来！横幅比较醒目，赶紧拉横幅！村内各要道路口封闭了没有？有没有人执勤？有没有登记测量体温？村里还有没聚集？情况怎么样？她一遍遍强调，一遍遍去查看。“不要嫌我啰嗦，这事儿不能疏忽，稍有疏忽是要出人命的”她说。
有党员干部抱怨，“肖书记，一个女干部，是不是太强势了？！”她带着组建的大王镇疫情防控党员突击队，奔赴在一线，看到没做到位的地方，依然指着负责人鼻子骂，不是毫不在意，但她说：“吃过强势的亏，但是在乡镇有些工作强势点，大家才有压力，才能放在心上，才能镇得住场子！什么女不女的？强势不强势？工作有成效就行，我不怕别个抱怨。”
24小时值守的护士长李军泉
李军泉，大王镇卫生院护士长。
“大王镇32个村，近6万人，外省市回乡的6600余人，大王卫生院6名医生，15名护士，疫情严峻，有其他病情的人也不能不管，人手实在是紧张，担心、焦虑之下有时候都睡不着，但是不好好睡又担心体力不够。”李军泉说。
作为护士长，排班、查看登记、发热病人、留观人员的排查、防控和医学排查、配送药品、查看每个科室病人情况尤其是发热门诊情况，24小时值守在医院，忙得团团转。李军泉认为守在医院比在家里躺着担心好。
时有闹情绪的病人，她耐心安抚，她告诉护士们：姑娘们，生病了情绪比较不稳定是正常的，我们尽力安抚，千万别跟病人起冲突。回过头，她也委屈：医院人手不够，这个时候更是紧张，工作我自己还好，但是护士小妹妹们真的太不容易了，都是小姑娘，谁不是家里的宝呢？但是，她又笑着说：外面有警察大哥们守着，实在太过分了，警察大哥们也会帮忙做工作的。就期望疫情早日结束，到时候我就回家好好陪陪家人，好好吃一顿。
忠诚尽责的“巾帼女将”胡静
胡静，大王镇党政办主任。
“您也要理解，我们不让您出去是为了您着想，您要买什么可以和我们说，政府可以替您采购的”“那您这边出去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回家做好消杀工作！”这是胡静每天说的最多的两句话。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党政办既是中枢传达部门，更是后勤保障部门。今年腊月三十是乡镇干部期盼了很久的日子，因为一年忙碌的工作终于可以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好好陪伴家人。却没来得及好好整理一下，疫情爆发，作为党政办主任，春节生了一场病才刚好的胡静不顾家人的反对立刻回到了工作岗位，全天候扑在工作岗位上。紧急通知需要第一时间传达、防控情况需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次面对这么艰巨的工作任务，虽然深感身上的担子重、压力大。但她告诉自己，自己是党员干部，是党政办主任，要能担当，能干事。由于防疫工作任务十分紧急，很多工作需要及时办理，防疫指令、通告的发布，上传下达，防疫工作的沟通协调，防疫人员的工作用餐，每天200份盒饭的发放、汇总各村所需药品信息、日常会议精神发布、文件的收发、稿件的拟定，有时候忙不过也只能利用晚上安静的时间来落实。事实上，晚上也会经常接到领导临时安排的工作任务，但是无论多晚，接到任务后，都是第一时间打开电脑，协调、落实最新的工作任务，绝不耽误。
因为忙，一顿五分钟就可以吃完的饭有时候要花40分钟，等到帮别人把事情办好了，饭也凉了。头发经常是忙得晚上才能洗洗。有时候帮助大王镇外出人员、离黄人员办理相关手续，对不建议放行的，虽然她和办公室的罗咏敏耐心解释，但也会遭遇不理解和吼叫。她说:所有的委屈都是值得的，生命和健康最重要，我们真心希望所有的付出最终都能换来这场战“疫”的完美收官。
妇女群众的“知心姐姐”王朝霞
王朝霞，镇计生办主任。
战“疫”的枪声打响，响应号召，年初三，王朝霞家里还没忙活完，就把儿子送到港东村陪伴婆婆，而自己和丈夫李建荣赶到计生办、赶到政府听候大王镇防疫指挥部听候安排。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计生办虽然多数都是女同志，但是女同志一样能顶半边天，我们计生办全体成员都会听从指挥，决不当逃兵！”她叮嘱计生办的同志们。在她的协调安排下，计生办6名员工，4名当了志愿者参与到大王镇疫情防控党员突击队中，1名女员工既在自己村里当村医又在驻点村当防疫队员，偶尔休息时间还要兼顾单位业务，完善计生全员系统数据。
2月6日，大王镇因为防疫工作需要，在金宝矿业设立了隔离点，王朝霞被派往金宝矿业隔离点，安排送餐、帮忙派饭、发防护服、打杂、做后勤等等工作。听到隔离点的被隔离群众抱怨漏带物品，她怕群众没带发梳，街上又不好买，把自己家里的几把梳子都送给被隔离的妇女，自用的就留旧的对付一下。
金宝矿业隔离点慢慢步入正轨了，她又跟领导汇报，赶到驻点村长林村帮忙做宣传、守卡口、劝诫想要外出串门聊天的群众。
“这个时期？谁不想做点事？都是热血公民，大王是我的家乡，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就觉得我做得太少了。”她说。
温暖相伴“有管有爱”的程美英
程美英，镇残联和民宗办公室主任。
1月22日，听说有疫情，她立马组织召开了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普宣传会议，通知各村支书到所辖寺庙进行张贴宣传，通知各宗教活动场所现阶段严禁开展各类宗教活动和聚会。年三十傍晚，接到区民宗办通知，要求所有宗教疫情期间不准开展各类宗教活动，严禁接纳香客。作为民宗办主任，她立马拿起电话对20处合法寺庙和1处基督教堂的负责人再强调，确保村民不因宗教活动聚集、流动。
年初一一大早，又去了5处往年香火比较旺盛的寺庙查看情况，她说往年年初一上香人口多达几百人，不去看下，实难放心。过了年初一，又跟着党委副书记肖慧娟将宗教场所关停、禁止接纳香客情况、路口卡口情况都查看一遍，了解主持们目前生活存在的问题，叮嘱主持们支持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有问题及时反映。担心主持们没屯够粮食，安排了每寺庙5包大米，委托寺庙所在村村干部给送去。
虽然因为没有车，花费了不少时间和体力，但是“所幸所做工作没有白费，全部寺庙都关停了，在疫情爆发到现在没开展一次宗教活动，没接纳一个香客”，她笑着说。
做好民宗办防疫工作，她也没忘残联的防疫工作。“镇里1000多名残疾人，残疾人是弱势群体，身体状况差，免疫力差，镇里的医疗物资不足”，年初四担心镇上残疾人防护问题，她积极向区残联申请需要口罩、酒精、84消毒液，并送往各村。摸排各村精神病人用药情况、积极跟医院对接残疾人的用药问题、给残疾人送辅助洗澡椅。忙得团团转，她说：“为大家做点事情我才安心。”
大王镇还有一群“她”
怀着6个月身孕依然坚持工作的胡爽，主动请缨参战突击队、带领一群“娘子军”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曹珍霞，还有扶贫办的刘婷婷、李贝贝、李春丽和一群“她”，义无反顾投身战“疫”……
在家里，她们是女儿、母亲、妻子；在岗位上，她们舍小家，护大家，是义无反顾投身战疫的勇士！她们巾帼不让须眉，是“最美逆行者”！
老子要是有个女朋友的话晚上给她打电话
听她迷迷糊糊快睡着的声音在她姨妈来了的时候
严厉的禁止她触碰-切冰的水和食物享受她那可怜的小眼神给她写小字条在她委屈的时候
一把拉进自 己的怀里软软的小身躯很害怕她会哭出来
给她送可乐用黑笔在瓶身写我爱你无聊就玩她脸
给她买曼妥思阿尔卑斯真汁棒哇哈哈爽歪歪巧克力看她笑的像花儿一样每天给她说晚安早安
每天睡前脑子里就是笑颜如花的她就是想把她宠得无法无天的并且要让她知道
除了我谁都不可能这么爱你不管她平时讲话多么爷们
当她脸红娇羞的看着我时我心里就十分满足好兄弟问我为什么喜欢她时我会说我也不知道
但我跟她在-起以后时不时的想起那个小蠢货
然后我就会笑出来
她鞋带掉了我就弯腰帮她系
她身上有包或者袋子我就会帮她提着因为我比较喜欢的她走路一蹦一蹦的像个幼L园小朋友
想陪着她想时时刻刻都呆在她身边哪怕只默默你说啊
有个小女朋友该多叫人羡慕啊可惜我是个女的! https://t.cn/RJLct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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